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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第一次对男客（注：即嫖客）做访谈，听到这个问题，潘绥铭的学生杜娟傻眼了。当时二十出头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夺门而出，但最后她还是坚持问完了问题。这个情节，出现在新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中。它是一群性社会学学者多年来研究“红灯区”的经验总结，写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姐”）的关系问题。作者是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以及他带过的研究生（后者通常自称“潘门弟子”）。他们要解决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怎么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怎样控制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放低身段，自甘堕落” 怎么接近研究对象？最开始，研究者请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疾控部门牵线，用“访谈费”和礼品换取小姐们开口。但此举效果极差。事实上，小姐们对这些闯入者非常反感：这等于一上来，就给她们插上了一个“潜在艾滋病传染者”的标签。研究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小姐们。比如“大师姐”黄盈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得到朋友帮助，在“红灯区”租了个住处，楼下就住了几个小姐。利用一次晒衣服的机会，她成功搭讪上其中一个，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爆口“吹箫”——据其说这是潘门弟子平日“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 2005 年以考研总分第一名得入潘门的王昕，搞定一个“看场子”的男经理，成功采访到了小姐。她的师妹杜娟因为一位“妈咪”的帮助，也获得了接近小姐们的机会。她们共同的经验是“放低身段”，用王昕的话说是“示弱”，黄盈盈则说得更为直白：要“自甘堕落”。在与小姐相处时，王昕会刻意不提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而是自称“学生”。而小姐们则能从这个称谓上获得优越感：你们学生是靠家里人养活，我们好歹也是自食其力。这样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但在艰苦突破了第一关后，潘门弟子很快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事实上，在给学生讲课时，潘绥铭每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查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被敲诈、被骗、被引诱下水……只有一个学医的男生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 为什么？很简单。以调查者的年龄、身份，能平等地对待小姐——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你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因为在她的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被人爱上是好事，为什么又被认为“最危险”？这就涉及到研究者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伦理困境。用潘绥铭的话说，就是“因为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这种因无法回报而生出的愧疚感，曾经困扰着王昕，以致于让她一度需要心理疏解。 “（社会调查伦理）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我们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她们……”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一次刻骨铭心的误解某会所包间。摄影/射小箭在书中，王昕着重写了那个帮了她大忙的男经理。说是经理，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羞涩的大男孩。他二十出头，只有小学文化，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男孩在KTV负责“看场子”，因此和小姐们的关系很好。王昕还记得，男孩把她引见给一个小姐之后，开始也坐在那儿听，后来王昕和小姐谈到性交易的一些具体行为，他就脸红了，主动离开房间。王昕与男孩接触时，还曾闹过一个乌龙：有一天，男孩带王昕在KTV里转悠，王昕突然肚子痛，刚要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男孩把她拦住了，用钥匙打开了一个豪华包间，对她说：“姐，你用这间吧，这里干净。” 但王昕却将信将疑，她拿不准这是男孩向她“示好”，还是别有图谋。就在她完事后准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开不了，“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 快哭了的时候，王昕一下把门扭开了。原来，是她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前一秒是快被自己吓哭了，后一秒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出来之后，王昕发现那个男孩蹲在楼道里，背对着她，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 这次误会让王昕刻骨铭心。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重要，但真正建立信任又是如此之难。而这种隔阂和误解，并非仅仅处在她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实际上，在同事、朋友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男孩的帮助下，王昕的调查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她要离开那个城市时，请男孩去饭馆吃饭以表谢意。席间，王昕频频举杯，可男孩却每每抢过去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说：“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离开饭店时，王昕才注意到男孩一直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当地很贵的水果——红毛丹。“路上吃，买给你的。”男孩说。“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王昕写道。她知道，男孩天天上夜班，一个月还挣不到两千块钱。王昕说，后来男孩曾经给她发过短信，但最终失去了联系。“不伤害”是伦理底线一小姐在休息室梳妆。摄影/射小箭十年前的那次调研中，王昕曾采访一个读书的小姐。那是在一个专门供小姐休息的包房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看电视，只有她手里拿着一本《读者》。这个访谈非常成功，对方边说边哭，王昕边听边哭。但是第二次，当王昕再遇到那个小姐时，却发现对方对她非常冷淡，一直躲着。王昕困惑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找到了原因。她认为，那次访谈的“成功” ，并不是由于她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她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对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她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对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她卸下心防。王昕进一步悟到，她的再次出现，会让对方联想到那个满是伤痕的、脆弱的自己，而她还要在那个环境里生存，她必须正视现实，所以只能再次披上盔甲。在《我在现场》中，王昕作了如下反思： “（在调查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伤害” 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事实上，十年过去了，王昕与当年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断了联系。她认为这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应该的。当年的研究对象很多都不再从事性服务业，她们不愿将过往的经历示人，因此如果主动联系，对她们会是一种打扰，甚至会是一种伤害。而不伤害，是社会学调查的伦理底线。从恐惧、后怕到自省某酒店内，一小姐上门提供服务。摄影/射小箭对于潘门弟子而言，在从事“红灯区”的研究时，除了需要大量采访“小姐”，还需要采访嫖客（研究者们通常称之为“男客”），以便使研究更为立体、丰满。如今快是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的杜娟，对最初和男客做的访谈印象深刻。当时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面对一个陌生男人谈性，她害羞、害怕、紧张、兴奋。但对方却十分坦诚，几乎有问必答。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对方突然抛出这么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杜娟在书中写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 但杜娟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不成”，之后竟然又问了几个问题，而那个男客——一个卖沙子的小老板——则在尴尬中回答完了她的问题。多年以后，再度回想这个场景，杜娟主要不再是恐惧和后怕，更多的是自省。如今，她已经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提出跟她上床的“男客”：“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自然会有这样的念头。”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 杜娟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部分小姐排斥那些给客人做“口活”的小姐，“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她引用一位小姐的话说。“她们（中有一些）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 在潘门弟子中，仍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的人不多，杜娟是其中之一。对于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把握分寸的观点，她本人并不敏感。她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如果机缘到了，研究者与小姐发生爱情并不奇怪。 “老师与学生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杜娟说，“师生恋最后发展到结婚有的是啊！”

最近有一位美国老人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贫穷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人就是罗斯高（Scott Rozelle）一个满头银发，年过六旬，誉满天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用了半生时间，死磕中国农村问题。他说，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将可能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比中国人还担心中国发展的美国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他长期驻扎在中国广袤田垄要令贫困乡村脱胎换骨他本人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在康奈尔大学；之后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他是美国响当当的发展经济学家，一身光环笼罩。但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都在中国农村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中国大陆的所有农村罗斯高为何与中国农村问题杠上了？因为他发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却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根本问题就出在中国农村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占比太低先来看看罗斯高在中国调研十年发现的一些惊人数据：在北欧、加拿大、美国这些高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平均每4个人里就至少有3个高中毕业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每3个劳动力里只有1个人是高中毕业而中国的高中受教育程度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甚至比南非还低 4个中国劳动力里只有1个上过高中虽然中国城市孩子上过高中的比例占93% 甚至比美国还要理想然而，中国农村孩子只有37%走进过高中的校园更严重的是中国城市户口仅占总人口37%左右再加上计划生育等原因实际只有24% 绝大部分孩子还是在农村生活乡村与城市的教育两极分化和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完全一样 80年代的墨西哥与韩国经济增速和产业结构几乎一个起点但到90年代后，两国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问题出在哪儿？韩国几乎100%都接受了高中教育，成功地从中等收入陷阱毕业 20年前在工厂干活的那些人已经彻底转型从苦力变成了白领但是，墨西哥呢？大量文化水平不足的劳动力，只能打杂工、或者跑到美国，甚至违法犯罪，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墨西哥这么多年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这恰恰是罗斯高最担心的问题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流水线作业的逐渐撤出体力劳动者无以为生为了寻找解决中国这一问题的办法他去了175所中国的初中，对20000名学生做了一个大调查，随后又去了农村小学做调研结果发现导致农村孩子教育程度低的三大杀手 NO.1 营养不足，影响智力发展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摄取严重不足他大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给农村孩子提供维生素片这是提供铁元素和其他矿物质安全有效又非常便宜的方法他说： “如果上述方案能够实施，中国农村儿童的营养问题，将很快成为过去。” NO.2 农村的学生大都存在健康问题在农村有27%的孩子贫血，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学习的时候无法集中注意有25%的孩子近视却没有眼镜，上课看不清黑板，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还有33%的孩子肚子里有蛔虫，影响身体发育这些问题的存在孩子们怎么做到专心学习？ NO.3 家长不懂教育在中国，从分娩期前四个月到出生后，农村里缺乏足够文化刺激的婴幼儿与在城市里长大，自小和家长玩乐互动的婴幼儿两者之间在智商上的差距，从四岁便已经显现了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他认为最严重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孩子的认知能力低下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和家庭投资0到3岁的孩子，回报率是最高的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 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则是负的因此，我们的认知和IQ 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到了3岁，基本上我们的脑子已经定型了因为错过认知和IQ最佳发育阶段，很多农村孩子智力发展缓慢 40年前，中国农村孩子长大之后可能就是做一个农民种庄稼这可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而现在，中国农村孩子长大后可能要进城打工在一个流水线上做工人，也可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以后不一样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当一个人的IQ低于90时，很多工作是他无法胜任的罗斯高呼吁让妈妈留在农村国家和政府可以每年拿出部分资金做小学里的健康项目、养育项目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惊人的数据和观点罗斯高在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把自己送上了风口浪尖类似的演讲他做过五六十次而这次却因为这些论调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63%的贫困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 引起一片哗然舆论甚嚣尘上他却冷静地表示： “希望大家去怀疑我们团队的结论，希望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去研究。” 他只是在抛砖引玉希望中国学界也能出现一些关心农村教育的公开调查研究很多人不理解一位美国声名显赫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何要顶着巨大的压力，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他笑笑说：“因为我想看到中国发展得更快！更好！” 不同于坐实验室看数据的其他同行罗斯高的工作场所是中国的广袤田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这个60多岁的老头几乎在中国农村度过了自己一半的人生他写了300多篇关于中国发展的论文每篇都依靠严谨的实验和统计分析他和青年农业经济学家黄季焜联合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向国务院提交了34份政策简报其中有31份被采用还有25份得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批示从来都是拿到第一手数据，实地做研究因此，罗斯高的学术水平在业界享有极高盛誉因为他，国际认识了不一样的中国农村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2007年，美国农业经济协会授予了他终身成就奖如今60多岁的他依旧不停下休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一门“发展经济学”课程为的是把知识传递给中国的年轻学者他参与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设“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 深入解决寄宿制小学的管理和营养、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等等项目他把自己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倡议者将学术研究和推动政策变革、改善贫困地区结合在一起将更多心血放在了未来中国的整体发展上 30多年来这位外国老人从年轻力胜到鬓发渐白，为中国教育殚精竭虑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到中国是回家，去美国是探亲” 可在改变中国教育这条路上，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去做研究时，常常因为外国人的身份遭到当地排挤还有许多人质疑他到2017年，距离他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33年了 33年里，他用行动在一点一滴改变着中国他说：也许，问题无法在一代中消除，但他微小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才是真正走出书斋到现实中改变真实世界的那个人其实，除了这位斯坦福教授，还有很多人在为中国教育的进步而奋斗而中国的教育除了平复不均导致的资源不均衡外还有着更严峻的挑战比如不断产生的精致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