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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每年绑架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创造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绑架还是一个强大的宣传工具。这一产业依靠间谍、告密者、绑架者、囚禁者和谈判者的协同工作。叙利亚记者奥马尔・马克杜德走访了一些为IS的绑架机器工作的人。　　两年前，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到奥马尔在美国的家中做客，告诉奥马尔他正计划去叙利亚采访。我试图劝说他改变想法，但他固执地拒绝接受建议。三天后，他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附近给奥马尔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让奥马尔帮他介绍一些当地的联系人。不久之后，他遭到绑架。　　“当时有三辆汽车。我只是远远地看见―――大约在500米外。”当时正和索特洛夫一起旅行的当地向导尤素夫・阿布贝克尔说。“车里的人一看见我们，就下了车，挡住我们的去路……我想要拿出我的武器反击，但他们有大约10至15人，全都带着武器。他们手上还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索特洛夫和阿布贝克尔被分开了。“我大声叫喊他的名字，但那些人不停地叫我闭嘴。”阿布贝克尔说。15天后，与当地一支强大的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FSA)有着密切关系的阿布贝克尔成功获释。　　1年前，2014年9月，IS在网上发布了索特洛夫被斩首的视频。在那之前不久，另一名美国记者詹姆斯・弗里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遭到杀害。　　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共计有181名记者、公民记者和博客作者在叙利亚被杀害。至少29人，包括9名外国人依然失踪，他们可能被IS或其他的武装极端组织扣押。　　IS密探　　在土耳其城市安塔基亚，奥马尔见到了一名叙利亚男子。他曾为IS做事，化名阿布・胡莱拉。他说他曾负责跟踪报道叙利亚冲突的媒体工作者，并帮助策划实施对这些人的绑架。　　他会假扮成叙利亚难民，设法让向导介绍他和记者认识。在见面几次后，他会建议在边界附近地区拍摄。“我们要去拍摄一些孩子的生活，我打算介绍你认识一些人，他们可能对你的工作有帮助。”他会这样对记者们承诺。　　他会将所有的计划细节告诉绑架者。“我会和他们一起策划一切，但只需要把人交到他们手上……其他的人会负责剩下的事情，之后的事情再与我无关。有时候他们会连我一起绑架，稍后再将我释放。” 　　在冲突初期，阿布・胡莱拉曾是自由叙利亚军成员。后来又加入了当地一个附属于“基地”的组织，然后才开始为IS工作。他同意接受奥马尔的采访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离开IS. 　　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转折点是IS要求他帮助他们绑架他的一位朋友。　　“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或者因此受到惩罚。奥马尔对他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地区，你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他们想要抓你，对这些人没有道理可讲。’”后来奥马尔与他口中的这位朋友取得联系，证实他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阿布・胡莱拉还向我展示了人质的照片、短信还有他和拉卡省的IS头目在网上的对话录音，一切均显示绑架筹划得非常周密。　　他说，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乐意向绑匪提供信息，或者出于个人信仰或者只是为了钱。　　一年前奥马尔也曾到过安塔基亚，阿布・胡莱拉告诉奥马尔，那一次他曾悄悄跟踪观察奥马尔。他差点为了2000美元将其出卖―――他奥马尔知道待在哪里，和谁一同旅行，以及和旅伴一次跨越边界旅行计划的细节。他说他已经将所有这些信息递交给了他的IS同事，这些人甚至做好了劫持他们的方案。幸运的是，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旅行。　　据阿布・胡莱拉说，IS有一整个专门负责执行绑架的部门，美其名曰“情报机构”。当外国记者的双脚踏上叙利亚边界附近城市的土地，立刻成为他们的目标。据一份美国情报报告估计，2014年，仅靠人质赎金一项，IS就收入了2500万美元。　　受害者　　然而，有时候，IS绑架人质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惩罚他们。　　去年1月，一伙戴面具的男子闯入叙利亚记者米拉德・阿尔什哈比位于阿勒颇的家中，明显是为了报复他对IS暴行的报道。他说，“他们抢走了办公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然后，他们将我扔进一辆汽车，将我带到他们设在儿童医院的基地。” 　　他被独自关押在阿勒颇一家从前的医院病房改成的牢房中，一关就是13天。另外还有约200名叙利亚人也被囚禁在那里。　　“连续10天，我一直被蒙着双眼。我蒙着双眼祈祷，蒙着双眼吃东西。在10天过后，有3天时间，我不但被蒙住双眼，还被戴上了手铐。即使在祈祷时，依然戴着手铐。　　后来，他被转移到一个较大的房间，和其他囚犯关押在一起，在那里，他的眼罩和手铐被取下。他发现，一些狱卒带有伊拉克口音，他还能听到他们折磨其他囚徒的声音。　　“他们会绑住人的双手，将他吊起来，就这样吊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他们关押的囚徒太多，绳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铐把人吊起来。” 　　阿尔什哈比称他的一些狱友因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遭到处决。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自由叙利亚军占领了人质关押中心附近地区，IS士兵纷纷撤离。阿尔什哈比和其他囚徒得以逃脱。那时他已被关押了16天。　　就在他带奥马尔去看那一处已经被废弃的人质监狱48小时后，他们听说IS又卷土重来，回到了当地。　　阿尔什哈比并非唯一成功逃脱IS魔掌的人质。部分外国记者也成功获释。　　2013年6月，法国记者爱德华・埃利亚斯和迪迪尔・弗朗索瓦在叙利亚被从车中绑架。他们的司机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接受奥马尔的采访。他让奥马尔使用他的化名“阿尔拉”。　　“有片刻我们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去年1月他在接受采访时描述绑架时的情景说，“他(弗朗索瓦)看我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我。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摆脱，他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你打算就这样扔下我们吗?’” 　　阿尔拉说，绑架者告诉他“开车离开，不要再回头看。”他试图寻求自由叙利亚军的帮助，但接待他的人似乎对他产生了怀疑。“奥马尔对他说，‘如果我和他们是一伙的，我不会就这样直接上门找你……在浪费更多时间之前，做点什么。’结果他们将我关进了一间牢房。” 　　两名法国记者在10个月后获释。　　后来奥马尔听说两名日本记者分别被绑架时，阿尔拉也是他们的司机。当奥马尔试图再次联系阿尔拉，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手机已经停止使用。　　谈判人　　第一位有据可考的在叙利亚被绑架的记者是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泰斯。2012年8月，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遭到绑架，在那几天前他刚过完31岁生日。　　根据泰斯的家人建立的网站，“5周后，一段43秒长的不同于其他叙利亚绑架案的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视频显示奥斯汀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扣押，但没有附带任何其他信息，只有一个标题：‘奥斯汀・泰斯还活着。’”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他的失踪负责。　　那么，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质最终得以获释呢?法国声称没有为埃利亚斯和弗朗索瓦支付赎金，但支付赎金的例子却很多。　　在奥马尔寻找负责谈判的中间人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有一名商人游走于巴黎和伊斯坦布尔之间，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　　当奥马尔最终见到他，才发现他是其在革命刚开始时认识的一个人，名叫穆特兹・夏克拉布。　　他说他为绑架者和受害者家属担任中间人，用遍布叙利亚各地的关系网寻找失踪者。　　“首先是和绑架者取得联系，询问他们手中是否有某某人。如果他们回到‘是’，你要求他们出示相关证据。这时他们通常会回答，‘你要什么样的证据?’奥马尔被要求问一些只有被绑架者才知道的问题，比如‘他去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他去世的日期和地点?’接下来就是问答环节。然后证实这个人确实还活着。” 　　夏克拉布说他帮助谈成了比利时作家皮埃尔・达普拉塔和意大利记者多梅尼科・圣奎里科的获释。　　“他们的家属代表共计支付了400万美元，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他说。这些钱被装进一辆面包车，运到绑匪指定地点，清点完毕后被装进几个皮箱。　　在这个案件中，绑架者是加入了IS的前自由叙利亚军成员。但夏克拉布另外两次与IS的人质谈判却不那么成功。　　在搜寻一名被绑架的受害者时，他遇到一名沙特籍IS成员。此次见面持续了约30分钟。此人很凶，咄咄逼人，还指责夏克拉布是一名亵渎者。深深的敌意吓坏了夏克拉布，他匆忙离开。　　在此类案件中，IS绑架人质并非为了钱，而是为了宣传并炫耀其势力。　　最令奥马尔震惊的并非记者们遭到残忍杀害的视频，而是普通叙利亚人如何被极端组织腐蚀，并卷入这个阴暗的世界，让朋友们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