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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狂射5000火箭炮以色列“铁穹”不堪负荷

哈马斯星期六（7日）对以色列展开突袭，有指哈马斯找到以色列“铁穹”（Iron Dome）防空系统的弱点，20分钟内狂射5000枚火箭炮，让“铁穹”不堪负荷而破防。以色列 “铁穹”（Iron Dome）防空系统拦截火箭弹美联社据NDTV报道，在哈马斯火箭炮袭击行动展开后，以色列“铁穹”地对空防御系统也在警报声中启动，在空中摧毁哈马斯的火箭炮。然而，“铁穹”防御能力虽然强大且近乎完美，但来袭的火箭炮数量太惊人，这估计也是哈马斯过去数年来，一直尝试寻找“铁穹”弱点所得出的结论。以色列军队袭击加萨一栋大楼后，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美联社哈马斯一直在研究如何让火箭发射的更远，据了解，他们的火箭已可以到达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以色列大城市。

2年前
巴以开战：温哥华警察加强礼拜场所及社区巡逻

温哥华警方在周六的以色列致命袭击事件后表示，为确保温哥华公众的安全，将加强在一些礼拜场所和社区中心附近的巡逻。不过，有亲巴勒斯坦团体称计划星期天在温市缅街（MainStreet）一带举行集会。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我们要强调，温哥华的公共安全并未受到具体威胁。然而，社区内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局势的暴力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警方表示，他们正在与执法伙伴和社区领袖密切合作，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省长尹大卫（DavidEby）和温哥华市长沈观健也在推特上谴责了这起袭击事件。大温犹太联合会对以色列目前的局势发表声明，指出他们的安全总监已与当地执法部门保持联系，并且当地并没有具体的威胁。为了谨慎起见，温哥华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将加强对犹太教堂和其他犹太社区机构周围的巡逻。警方表示，他们将持续追踪实时情报，如有情况变化，将随时向大众通报最新情况。此外，工作人员也提醒安息日服务的保全人员保持警惕，遵守所有安全规定。然而，亲巴勒斯坦团体温哥华-加拿大巴勒斯坦协表示，示威人士计划在星期天在缅街（MainStreet）举行活动。

2年前
加拿大又一位大咖严厉警告：利率保持高位高房价将崩跌

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一位前官员说，如果中期利率保持在高位，加拿大目前的房价就不合理。他的话凸显了加拿大最重要的行业之一面临的风险。图源：bankofcanada 前央行副行长，同时也在央行利率决策委员会任职了四年的Paul Beaudry表示，房地产市场前景仍然高度依赖于政策利率，同时也受长期固定利率的影响。他在BNN彭博电视台上表示，如果长期固定利率不下降，"那么支撑这些估值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8月份，加拿大房屋的基准价格为757,600加元（554,600美元），五年来上涨了40%，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大部分地区的价格涨幅要大得多。与美国房主不同，加拿大房主没有30年的利率锁定选项。大多数借款人的利率是五年或更短的固定利率，或者他们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随着加拿大银行的利率上下浮动。这使得许多家庭在过去18个月利率飙升后捉襟见肘。自3月份触及2023年低点以来，五年期加拿大政府债券收益率已上升近150个基点，给抵押贷款利率带来了巨大的上行压力。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的经济学家上周写道，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其他城市的总体购房成本“仍接近历史最糟糕的水平”。今年7月离开央行的Beaudry说，他的前同事们将继续担心核心通胀指标，直到它们接近2%的目标。他说：“如果利率不降下来，那真的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加拿大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2年前
油价暴跌原因是这个！会持久吗？

油价本周重挫，全周累计跌近9%，创半年来最差单周表现，沙特才是“真凶”？ 10月6日，媒体报道称，沙特向美国白宫表达石油产出意向，称沙特愿意增产石油，以促成“美沙共同防御协议”。沙特称，石油生产行动将取决于市场条件。如果油价偏高，沙特愿意在2024年年初采取行动。沙特和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旨在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根据该协议，沙特将承认以色列，作为回报，美国将与沙特签订共同防御协议。据媒体最新报道，作为大型协议的一部分，白宫正就美国和沙特之间可能的共同防卫协议进行谈判，协议类似美国和日本签署的军事条约。根据此类协议，美沙双方一旦在本土或者对方领土受到攻击，都将向对方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在本周二短暂冲高后，国际油价周三开始连续下跌，尽管周五小幅收涨但全周跌近9%，创半年来最差单周表现，上周布伦特原油曾一度逼近100美元大关。截至周五收盘，WTI 11月原油期货收涨0.48美元，涨幅0.58%，报82.79美元/桶，本周累计下跌8.81%。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收涨0.51美元，涨幅0.60%，报84.58美元/桶，本周累跌超8.26%。同时，原油截至9月已连涨四个月，给对冲基金提供了获利离场的好时机。交易员开始关注美债收益率猛升正在酝酿的经济前景威胁，9月原油的投机性多仓累积助推油价涨破90美元关口，这也为油价动荡期间的获利回吐奠定了基础。美国和沙特间的“博弈” 媒体分析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无疑拥有可以撼动油价的能力，仅凭一己之力限制或增产石油。在全球动荡时期，沙特曾利用这一能力“安抚”市场，但现在沙特的石油政策已转为“沙特优先”，沙特希望原油可以为其经济多元化提供资金。自6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一直在OPEC+协议要求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自愿减产。自7月以来，沙特将石油日产量再减少了100万桶，推动布油价格上涨25%，至每桶95美元以上。油价的大幅上涨给美国政府降通胀路上再次带来了难题。分析师认为，能源食品与普通消费者对于当前经济中生活成本的实际感知有很高的相关性，如果油价反弹导致通胀预期回升，那么美联储或将继续加息。媒体称，9月底，白宫的两位高级官员，布雷特·麦格克和阿莫斯·霍克斯坦，飞往沙特阿拉伯，继续就一项潜在的大型安全协议进行谈判，强调高涨的石油价格可能会阻碍白宫获得国会支持。外界分析认为，白宫此举旨在明年大选前拉拢沙特，吸引沙特与美国政治利益保持一致。考虑到相关协议很难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美国政府将与沙特的协议包装为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以减少在国会的阻力。但即便如此，外界认为协议短期通过的概率并不大。分析认为，沙、美“史无前例”协议谈判的消息被市场解读为美国与沙特关系的改善。如果相关协议最终达成，沙特和俄罗斯未来的进一步联合减产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前沙特“人为制造”市场短缺的政策未来可能生变。

2年前
加拿大华人发起请愿：要求联邦政府恢复加中常态航班

据加拿大华人媒体51.ca报道，加中航班问题自疫情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两地华人，航班少，机票贵，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一位加拿大华人发起请愿：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尽快恢复加中常态航班。请愿发起人李先生说，由于各种原因，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大幅减少，仅相当于以前的1/10，给175万华裔加拿大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为此拟定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加拿大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对话，强调人道主义和考虑实际因素，尽快恢复常规的航空交通。图源：change 李先生说，现在从多伦多飞往北京的航班旅途需要20到40多个小时，中间要转机1到3次，与此前通常的12小时直达航班相比，除了时间延长，机票价格也翻倍甚至翻了两三倍。为此李先生呼吁大家通过签署这份请愿书，支持恢复加中正常的航班计划，有助于家庭团聚、生意拓展和文化交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在圣诞节和农历新年旅游旺季到来之前，让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李先生在致杜鲁多总理的公开信中称，我们赞赏加拿大政府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强烈敦促加拿大政府与中国政府展开外交对话和谈判，解决当前的挑战，并尽快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航空旅行。我们建议建立一个双边工作组，由两国代表组成，以加速正常化航空旅行的过程，确保公民的福祉和利益得到保护。我们相信，重新建立航班连接不仅会缓解华裔加拿大人面临的困难，还将积极促进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发展，增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我们诚请加拿大联邦政府迅速关注和采取行动，倡导家庭团聚、文化联系和国际合作的人权问题。

2年前

在去美国就医后，有67％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旦患者对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美国的新药临床试验很可能成为中国癌症患者的最后一搏。三年前，骨科医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来越重，他决定去做一次CT检查。在发现肺部有一个4公分左右的结节以后，他给自己确诊了——癌。就在上周末，李明磊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跑完了5公里，而两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轮椅推下飞机的。在被诊断为肺癌IV期以后，北京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也许只剩下半年时间了。如今，李明磊定期来哈佛大学附属的麻省总医院治疗癌症。他病情的好转也许并不能被称为医学奇迹，而只是赴美国治疗癌症的众多患者中普通的一个案例。当然，他也是足够幸运的——EGFR19基因突变，让他进入了第三代靶向药的临床试验，在试验开始的两周以后，转机就出现了。位于北京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赴美就医的患者约有3000人，其中70％为肿瘤患者。在现有药物有效的情况下，参加临床试验并非病人的首选。然而，一旦患者对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美国的新药临床试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搏。在美国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天有数百项临床试验在同时进行，超过90％的肿瘤患者会主动向医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如今，这里也不乏从中国转诊来求治的晚期肿瘤患者。 67％的治疗方案被改变 38岁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就诊时，这里的医生告诉他，他属于“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机会手术”。他知道，医生给出的分期，意味着他患的是有远处转移的晚期肺癌。这让他陷入了绝望。在接下来两个疗程的化疗中，李明磊的身体被化疗药物攻击得虚弱不堪，最终他已经无法自行翻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癌症死亡人数的19.4％。由于控烟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肺癌患者数量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上肺癌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肺癌在中国的5年存活率为16.1％，与美国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症治疗的总体水平而言，中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却高于世界水平。数据显示，美国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仅在30％左右。活检和基因检测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确病因——EGFR19基因突变。他说：“在国内，这种情况几乎没治。但在美国，当时已经有了针对EGFR19基因突变的第二代特效药阿法替尼，第三代药物AZD9291的临床试验也已经进行到了第Ⅲ期。”于是，他决定去美国去“碰碰运气”。在经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病历资料准备以后，李明磊选定在全美综合医院名列前茅的麻省总医院就诊。按照预约时间赴美以后，到达波士顿的第二天他就前往医院去见医生。美国医生一边叫他“李医生”，一边起身与他握手。肿瘤科专家还为他约了一位胸外科医生，共同讨论治疗方案。与国内医生的意见不同，美国医生告诉李明磊，在靶向药物治疗见效后，剩下的原发病灶可以再行手术治疗。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去美国就医后，有67％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个患者往往由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诊治，在这种理念下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两个肺癌病人的治疗方案是相同的”。治疗方案被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药品的差异。“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国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最新的药品是美国2011年上市的，美国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药，我们都没有。” 蔡强举例说，他们介绍过一个皮肤癌患者去美国看病，结果，美国的医生发现，中国用的药是美国30年前的。实际上，中国医生基于国内上市的药品而给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没有错误，只是药物不够先进。在新药研发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医生难为无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国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后这样说：“这就好像美国都在用iPhone6了，我们还在用iPhone3。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在手机方面，中国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 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张天银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治疗，他的主治医生李陶建议，可以考虑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刚刚参加完全美肿瘤学年会的李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黑色素瘤的新药，正在做Ⅲ期临床试验，而且Ⅰ期、Ⅱ期试验的结果显示，疗效非常好。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和临床试验，对于有条件出国就医的患者，我会建议他们去国外选择最新的药物治疗。” 幸运的是，张天银符合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进入试验组后，他一直接受治疗，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对效果很满意。现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接受试验，而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审批积压1.7万件中国新药研发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项临床试验登记注册，其中有48.53％在美国进行，在中国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仅占 9.75％。以抗肺癌药为例，美国已经开始了第IV代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而中国还停留在第I代靶向药上。这意味着，一旦患者产生抗药性，在中国治疗的患者将没有其他药品可供选择。中国新药审批的第一步是批准开展临床试验。2007年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每个审批环节都做了时间限定，其中，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但实际上，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1.1类新药、3.1类新药及6类新药申报临床试验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而在美国，申报者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提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后，如果30天内没有收到FDA作出暂停临床研究的决定，便意味着通过审批。相对于美国“宽进严出”的审批制度，中国刚好相反。申报者必须经过国家和省级药监管理部门的两级审批，获得批件后，才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中国临床试验对申请者的药学研究资料要求更为详细，所有材料要在Ⅰ期临床试验前提交，且在4个月内一次性补齐所有材料。但事实上，对于新药的临床试验而言，许多研究数据难以在Ⅰ期临床前提交。在美国，这些资料都可以随着研究计划的开展而逐步提交。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药品审评审批质量，美国早在1992年颁布的《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中便要求：新药申报者可以向FDA交纳一定的申请费、处方药生产场地年费等，并要求FDA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评、审批工作。这项收入可以让FDA聘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审评人员、更新信息技术设施，极大地缩短审批时间。拥有9300多名雇员的FDA，是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区别于美国的半商业化模式。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食药监局机关行政编制为345人，其中稽查专员仅有10人。虽然食药监局在受理药品注册申请时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这些费用全部上缴国库，并不能用于优化审评资源。食药监局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虽然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的新药、疫苗、医疗器械等都落后于欧美。譬如，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准上市并进入很多国家的市场，但由于该疫苗迟迟不能在中国获批，有不少中国女性选择出境在私立诊所接种。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获批在中国上市，而这一审批过程经历了近10年时间。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疗危重疾病的药品审评，FDA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蔡强介绍说，这些特殊渠道“审批的速度要比常规快很多，有时候只需要三个月”。 2012年，美国第5次修订《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强调改进FDA的快速审批通道，包括培训此类药物的审查人员，并且提出要优先审查孤儿药。第三代靶向药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赖于快速审批通道。中美临床试验差别大 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药阿法替尼，这种药当时已经在美国上市一年，而国内还没有引进。李明磊清楚地记得，在服药5周后，PET-CT显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转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发病灶也缩小了60％。但不到一年，医生就发现李明磊对阿法替尼产生了抗药性，穿刺检查显示，他出现了耐药基因突变。但这刚好符合了AZD9291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当时试验已经进行到第Ⅲ期。李明磊从申请参加试验到正式入组，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申请前，医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药物的风险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授权同意书。这份授权同意书，还需要经过第三方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在中国，伦理委员会依附于医院，审查也流于形式。北京经纬传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绪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医生会特别强调免费用药，却不充分告知用药风险。” 作为这间第三方稽查公司的总监，蔡绪柳发现，有的医院会将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个医生给几十个患者讲述试验的风险与利益，再让患者决定是否在授权同意书上签字。“这样做可能会让患者之间互相影响。” 在美国，临床试验用药虽然是免费的，但患者的检查费用会高于平常。因而，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往往会得到医生更加细致的问诊，医护人员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充分了解患者的依从性、配合度。医生也会给患者留下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护士会时常给患者打电话，确保及时跟踪患者的服药情况、不良反应并协助患者填写试验表格等。但是，在中国，主导临床试验的大多是有资质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通常是主任医师，是整个医院里最忙的一群人。“其实，只要是研究者能够充分参与进来的临床试验，都会做得很不错。但基本上，他们很少有时间参与。”蔡绪柳说。由于中国只有400多家可以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其中主要是三甲医院，而药物研发和销售都需要依靠医院，这让中国的药企不敢得罪这些医院和医生。与药企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同，美国的临床试验大多由药企主导。“因为美国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参与到临床试验。”王常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经在美国担任辉瑞公司肿瘤免疫部的研发总监。蔡绪柳说：“中国很多临床试验的方案，都是依靠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简称CRO）和医院共同设计，有的药企还不如CRO专业。”一些药企甚至会在与CRO的合同中注明：必须保证临床试验通过。如今，王常玉在成都创办了华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感到，信任是中美临床试验最大的差距。“美国讲究信用，申报时唯一的审查就是看你申报的资料中，结论、推论有没有错误，不会去质疑你的试验程序和结果。” 因为在美国，一旦确定试验方案，十分细微的程序变动都需要主动向FDA报备，哪怕一个病人的输液时间从1小时变为2小时。但中国医生后补签名、后补检查记录、甚至后补化验单的现象并不少见。王常玉甚至听说，“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医院就能给你什么样的数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临床试验为了确保药物有效，会直接修改原始数据。有的医院会将对照组和实验组“掉个个儿”；还有研究者会直接修改病人病历；也有的医院会在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前，将他的肿瘤大小“量大一点”，最终结果评估的时候再“量小一点”，药物的疗效便因此而“显现”。这些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一旦FDA发现临床试验数据造假，药企、研究机构、CRO付出的代价都会非常巨大。“美国基于信用系统，如果临床结果造假，这家机构在美国肯定是做不下去了，相当于上了一个黑名单。”王常玉说，由于美国的药企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发现对手数据造假，药企常常会主动举报。“但在中国，举报对谁都没有好处，不如一起赚钱。” 2013年6月，FDA公布，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将被延时3个月。原因是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察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的24个数据提出质疑。虽然2015年7月22日，中国食药监局发布了“史上最严数据核查要求”的“722文件”，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造假代价仍然不大。当时列出的1622个需要进行自查的受理号，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上交自查报告，便要选择撤回申请。最终，超过80％的申请被撤回。李明磊在服用AZD9291约两周后，发现自己的呼吸重新顺畅起来，骨骼也不再疼痛。“不幸”的是，他仅仅享受了3个月免费的试验治疗，AZD9291就在美国获批上市了，自此，一个月的药量大约需花费超过1万美元。对于自费病人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据透露，一般来说，美国药企在临床试验时，对每个病人的投入大约在5万~10万美元。而研发一个抗肿瘤类的新药时间需要10年，花费20亿到30亿美元。国外药企的研发费用是每年40亿~100亿美元，而前十名的国外药企，平均每年能被批准的药物是两三个。一份2015年《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排行榜》显示，市值百亿以上的医药上市公司中，投入研发支出最多的也只有13亿港元。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早在2005 年便投入了791亿美元用于医药领域的开发与研究，其中政府投入278 亿美元，企业投入513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临床研究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药企、厂商的赞助。2011年，中国政府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投入资金10 亿美元，而在临床研究上的投入仅为2.5 亿美元。如今，李明磊已经可以回国工作了，但他需要每隔三个月前往美国复查、开药。历史名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中心，也成了李明磊的希望之地。他的美国医生并不担心他会再次产生抗药性。他自己也相信，赴美治疗虽然花费不菲，但新药的不断研发能够让他在和癌症的赛跑中领先一步。临床试验往往是癌症患者为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搏。在李明磊看来，美国规范、严密、细致的药物试验过程，不仅让他看到精准医学的光明未来；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他还在美国的就医环境中找到了“做病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