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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为此事表态：首要任务是取消中国关税！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周一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加紧努力，争取取消中国对加拿大农产品和海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卡尼在萨斯卡通与各省省长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加方正通过部长级对话与中方接触，并将继续推进相关讨论，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图源：cpac 总理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强调，各省省长都希望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改善。此前，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后，北京随即对加国的菜籽油及菜籽粕、豌豆和海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萨斯喀彻温省省长斯科特·莫伊（Scott Moe）表示欢迎联邦政府的表态。他指出，中国的关税已对该省的油菜产业构成威胁。莫伊说：“（这些讨论）正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既要保障我们产品的长期市场准入，也要拓展与中国更广泛的贸易关系。” 曼尼托巴省省长瓦布·基努（Wab Kinew）也表示，这是该省的当务之急，加拿大人应齐心协力，在经济上取得主动权。基努说：“关键在于确保你和你的工作机会能挺过去，甚至更强。” 部分加拿大西部农民一直呼吁自由党政府考虑撤销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认为此举将促使北京取消其报复性措施。他们还呼吁联邦政府对在贸易争端中受损的农户提供财政支持。 2024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了价值9.2亿加元的菜籽粕及2100万加元的菜籽油。海鲜行业人士同样表示，中国的关税措施将带来不小冲击，他们只能自行吸收成本。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鱼类与海鲜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去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了总价值13亿加元的水产产品。

1年前
自由党与保守党达成历史性妥协！卡尼获赞！

在萨斯卡通举行的联邦-省级峰会圆满结束，卡尼总理获得13位省及地区领导人的一致好评。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给予卡尼好评的领导人也包括阿尔伯塔省的丹妮尔·史密斯和萨斯喀彻温省的斯科特·莫…… 这两位来自西部省份的保守派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自由党政府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给他们的石油项目设置了重重障碍…… 但在看到卡尼于峰会上的表现以及他所展示的加拿大未来蓝图之后，两位保守派省长选择“回归家庭”。会前，13位领导人每人都被邀请提交一份愿望清单，包含至少5个“国家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领导人一致同意，作为“国家级项目”，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标准： · 能增强加拿大自主性、韧性与安全。 · 能为加拿大带来无可争议的“好处”。 · 执行概率高。 · 有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 · 也是原住民领导人的优先事项（或具有咨询通过可能性）。会后，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接受采访时兴奋表示：“这是十年来最好的一次会面！我们一起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内心充满了团结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把卡尼比作圣诞老人！他把我们提出的建议全部装进礼物包，审查之后，他就会给我们分发礼物！”福特说：“从现在开始，卡尼将努力推动一项法律，通过该项法律，我们提出的一些项目将被加速实施。” 新不伦瑞克省省长苏珊·霍尔进一步打比方说：“今天的感觉，就像圣诞节清晨，我们就像孩子，非常兴奋，我们不会争抢礼物，我们不会互相竞争，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站在一起，看着彼此开心。” 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妮尔·史密斯直言，她感受到了“联邦政府快速且令人鼓舞的语气转变”，她表示：“我听到总理将加拿大描述为‘能源超级大国’，无论是清洁能源还是传统能源，这种说法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到了……” 支持“石油”的史密斯指出，“虽然卡尼提到的‘去碳化方式’非常昂贵，但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抵消增加的成本……总体而言，这是值得的。” 这里必须插一句，本次峰会应该是促成了具有历史性的“各让一步”，自由党政府与保守党主要代表之间达成了“巨大妥协”——卡尼放松了对石油的限制，而史密斯接受了卡尼的控制方式。转变立场的还有魁北克省长佛朗索瓦·乐高。2018年时，他曾经称阿尔伯塔的石油是“肮脏能源”，但现在，乐高对一条穿过魁北克的输油管道项目持开放态度。峰会上，卡尼对惯当“刺儿头”的魁北克十分友善——对魁北克关心的数个国家级基建项目，卡尼还没等乐高话音落地就慷慨地表示他“完全同意”…… 峰会结束后，卡尼与1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领导人一致同意，基础设施和经济走廊，如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核能项目以及电网系统对于刺激加拿大生产力增长、确保国家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领导人一致认为，加拿大必须尽快，包括借助私营部门的力量，将清洁能源、传统能源、自然资源、关键矿物以及加拿大产品运往国内市场以及更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尤其是亚洲与欧洲。” 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深情表示：“有时候，我们并没有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直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我们还算幸运，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失去什么。我们受到了威胁，我们的人民选择站出来对抗，我们因此而团结，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所有的加拿大人。”

1年前
拒绝“强制仲裁”！邮局5万人大罢工！全国瘫痪

代表约55,000名员工的工会希望通过强制仲裁解决持续数月、毫无结果的劳资谈判，但遭到加拿大邮政拒绝。图源：globalnews 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UPW）于周六发表声明，表示希望与加拿大邮政进行一个“公平、最终且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过程，以解决双方一直未能达成新集体协议的谈判僵局。但是，加拿大邮政这家国有企业在周日回应称拒绝该提议，理由是希望“恢复邮政服务的稳定”，并认为工会提出的强制仲裁反而会带来相反效果。加拿大邮政表示，仲裁过程将“冗长而复杂”，可能耗时超过一年，这将加重其“严重的财务挑战”。加拿大邮政在上周三向工会提出其“最终方案”，包括取消强制加班，以及最高达1,000加元的签约奖金。不过加拿大邮政仍坚持提出在四年内分阶段加薪14%，以及在周末安排兼职员工工作——这也是双方谈判的一个主要争议点。加拿大邮政表示，在经过数月的调解与协调后，双方仍然分歧严重，并已请求就业部长Patty Hajdu强制工会会员就其最新提议进行投票。工会CUPW在周日晚发表声明表示，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强制投票都不会带来持久的劳资和平。工会在声明中写道，“这一拒绝再次表明，加拿大邮政并无意在这一轮谈判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强制投票未必能终结劳资冲突，反而可能造成更多分裂，加剧各方的不确定性”。该工会自5月23日起已具备合法罢工资格，但迄今仅选择禁止成员加班的方式进行抗议。

1年前
假币席卷加拿大！源自中国的仿钞大举入境！

随着产自中国的假币在安省及全国范围内持续扩散，警方和金融机构正加强警戒。据本地英文媒体多伦多星报报道：近期在阿贾克斯和士嘉堡发生的几起案件，再次敲响警钟。 4月2日，大多伦多杜兰区警方接报，阿贾克斯一家Best Buy门店内，一名男子试图用假冒的20元钞票付款。机警的店员发现钞票质地异常，且所有钞票序列号一致，随即报警。嫌疑人当场逃离，现场留下240元假钞。无独有偶，几天后的4月6日与7日，士嘉堡一家壳牌加油站连续两日发生类似事件，一男子使用假20元钞票购买啤酒、香烟和饮料，并找回真钞。目前警方已公布两起案件嫌疑人的监控图像，呼吁公众协助识别。图片来源：安省省警（OPP）这两起案件的背后，显示出加拿大的假币走私正呈“井喷”之趋势。皇家骑警（RCMP）数据显示，本国假钞查获量自2023年起持续上升：从2023年的39,244张，到2024年的46,988张。仅在今年上半年，警方就查获了多起假钞走私案。 1月，加拿大边境局（CBSA）在魁省米拉贝尔国际机场截获一个装有伪造钞票安全条的包裹。几周后，在密西沙加的一家国际货运站点，又查获3万加元假币，包括10元、20元、50元与100元面额。今年3月，RCMP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在两地联合查获超过10万加元的假钞。这些假钞及造假配件的来源地均为中国，目的地是新斯科舍省。警方随后在该省格莱斯湾一处住宅展开突袭，缴获7万加元假钞、伪造用全息贴纸、一支步枪及若干电子设备。 RCMP商业犯罪科警官汤普森表示，假币已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而且造假的水平不低。 “如果不去留意合法货币中嵌入的防伪特征，有些假钞在印制于聚合物上时，看起来可能会很逼真，”他说。他提醒民众，即使无意中收下假钞，也无法获得赔偿，损失需自行承担。 “知情使用或持有假币属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可依法被捕并起诉。”汤普森警告道。尽管加拿大自2011年起启用更难伪造的聚合物钞票，但造假技术亦在不断升级。加拿大银行博物馆提供以下识别技巧：透明窗口：检查数字与肖像是否一致。倾斜观察：聚合物窗口图像应变色。触感检查：主肖像应有明显的凸起油墨。透光验证：将枫叶窗口对准光源，观察微型数字是否清晰可见。此外，造假者有时会用与纸币其他部分不同的材料重新制作聚合物窗口，并将其粘合在一起。如果你感觉到透明和不透明部分之间的过渡，那么这张纸币就是假的。在各类假钞中，100元面值的最常见，2024年查获达8,495张；其次是50元（5,351张）、5元（5,190张）和20元（2,911张）。即便是2000年已退市的1,000元钞票，也被伪造五次。加拿大银行则提醒：如怀疑收到假钞，应立即上交警方。若确认是真币，则会将原物归还。 “主动举报可帮助警方识别并打击造假团伙，保护社区经济安全”，央行在声明中强调。

1年前
ICBC官宣！这几类人搬到卑诗不必重考驾照！

这些国家的人在搬到卑诗省时不需要重新参加路考。国际搬迁通常涉及繁琐的手续，但来自某些国家的人在抵达卑诗省时却可以少一个麻烦——他们无需重新参加考试即可获得当地驾驶执照。这一便利得益于卑诗省与多个国家之间的互认驾照协议。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可以凭借原居住国的驾驶执照申请卑诗省的执照，无需进行知识测试或路考。路考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保险公司（ICBC）的说法，加拿大其他省份和地区与卑诗省都有互认协议，美国的所有州和领地也都是如此。免去驾照考试的国家及地区包括—— 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根西岛、曼岛、泽西岛爱尔兰日本荷兰（不包括前属地）新西兰韩国（除摩托车执照外）瑞士中国台湾（不包括摩托车执照，需要翻译）英国（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来自没有互认协议的国家的驾驶者必须申请卑诗省的执照，并参加笔试和路考，以获得当地驾驶执照。到达卑诗省后，所有人均可在90天内使用原国家的驾驶执照驾驶。有些人可以更长时间使用外国驾照，包括游客（最长可达六个月）、全日制学生和季节性农业工人（最长可达12个月）。 ICBC在其网站上提供了有关如何申请卑诗省驾驶执照的详细说明。 ICBC最近还宣布了新的驾驶许可计划（GLP），该计划将取消新手（N）驾驶员获得5级执照的第二次考试。

1年前

近些年来，“东北衰退”已经从媒体热议话题变成了严峻的事实。人们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毕竟现实摆在那儿：迟至2004年，东北三省的人均GDP还比全国平均高近1/3，和华南差不多，但到2019年已低于全国平均1/3，是所有各大区中最差的，甚至不如西南、西北； 2005年黑龙江省人均GDP还比全国最低的贵州省足足高一倍，但前些年已被贵州反超，2019年黑龙江人均GDP均及全国平均值的一半，仅略高于甘肃，排在倒数第二； 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东北一度占了四席，但到2000年前后就一个都挤不进去了，如今，前三季度全国城市GDP排名，哈尔滨仅列第47，还比沂蒙老区的临沂略低。这些年来东北人口外流、资本却又吸引不进来（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振兴东北”也喊了多年，“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早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尽管对“衰退”本身有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却众说纷纭。 1 四种流行解释第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北经济变差说到底只是因为气候太冷了。东北的寒冷确实是世界级的，比全世界所有主要发达地区都冷，且人口密度还这么高，而二战以后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寒冷地带向“阳光地带”迁移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范剑平就赞同这一说，理由是气候一直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寒本来就在客观上制约着东北经济转型。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基础设施建设、非正规就业），在严寒气候下都相当不利，因为温暖的南方可以一年四季开工、摆摊。据此，既然服务业取代工业勃兴，那么人口势必向宜居地区流动（因而东北人去往了海南），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就是：东北的衰退只是一个逐渐趋向“适当水平”的自然过程——就好像农村衰退、乡下人离土进城也都是合理的，因为现代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美国二战后也有所谓“阳光地带”（Sun belt）的说法这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而且归结为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发生的事都合理化了，似乎谁都不应该被怪罪，东北文化、东北人乃至当地政府官员都没做错什么，要怪只怪天气太冷了。然而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也有那么多发达社会（如加拿大和北欧）处于寒带，事实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气候较寒冷的北方比南方发达；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东北的衰退是在1990年代后才出现——要说仅仅是因为不能全年开工、摆摊，那不免把经济衰退问题看得也太简单了，何况随着暖气、空调的普及，气温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在减小而非扩大了。至少，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室内从事经济活动，要不然东北人也不会比南方人更不禁冻了。至于说到东北人往南飞的“用脚投票”是因为怕冷趋暖，那似乎也忘了一点：东北冬天的屋内可比南方不少地方的室内暖和得多，农村人口流失可也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更冷。气温的宜人可能是人们考虑工作居住地点时的一个因素，但常常却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试问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几十年来住惯了的老家寒冷，就毅然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陌生城市？医药专业网站“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在自述将公司整个从哈尔滨搬迁到杭州时，可根本没提到“气候”这一点，其他东北籍企业家在选择离开老家前往深圳投资时，好像也不认为气候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因素。如果询问一百个中国人，现在如果有机会移民，是愿意选择寒冷的加拿大还是温暖宜人的菲律宾，答案恐怕至少95%都会是前者吧。何况，如果气温是决定性因素，那东北人也同样可以选择广西，为何又偏爱深圳与海南呢？东北人口的增长确实低于国内其它省份与此相关的一种说法则强调人口问题（人口外流、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了东北衰落。易富贤就认为，东北衰落主要是因为东北人不愿生孩子又急速老化，这确实对经济活动有相当的影响（至少比“气候”要大），不过，此君常把各种问题都归结为人口因素，他的主张似乎往往是把原先那个众所周知的命题“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简单地逆转成了“越不生越穷，越穷越不生”，但这两个命题恐怕都有其偏颇之处。这既不能解释为何超生的人口稠密区经济未必都好，也不能解释为何长久以来东北都生得少，但唯独近些年来出现了大幅度经济衰退。更何况，国内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同样有少子化、老龄化的倾向，但它并非人口流出区，东北人口对经济的更直接影响恐怕不是新生儿，而是劳动人口的流失，并且这种流失是带着资金、技术、劳动力一起流失。由此看来，“气候”和“人口”恐怕是具有相关性的次要因素，其解释力恐怕还不如另一种将原因归结于“东北文化”的观点。当然，一个地方的文化对经济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一书中所说的，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会对其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一个地方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成功的动力，的确往往都深植于文化之中，反过来，如果像东北社会那样崇尚官本位、看不起私营个体户、拉不下脸去做买卖，那当然会阻碍民间经济活跃程度。不过，这种解释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万能解释”，几乎什么问题都能从当地文化中找到答案，但文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因素，它同样不能解释为何以前那么多年东北经济都好好的，却到了近二十多年才开始衰退，这些年里东北文化可没发生多大变化。要说起来，东北文化毕竟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谈不上有多么本质的区别，为何就唯独在这里阻碍了经济？此外，这还经常和“气候说”暗通款曲，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都认为热带地区由于气候炎热物产又丰富，所以导致当地人不用劳作就能生存，助长了一种懒散的文化，最终导致其社会落后，那时他们甚至认为后来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也是“懒散”的。不仅如此，曾有许多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除了新教伦理之外的其它文化差不多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但当西班牙、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陆续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天主教文化和东方文化即便不能明显促进现代经济，至少也不至于多么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第四种解释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万能解释，那就是许多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偏爱的“制度”因素。从许多投资故事来看，东北的确没能在制度上防范竭泽而渔乃至“关门打狗”的现象，非常不利于经济活动。但同样地，在这一点上东北与关内各地是程度上而非根本上的区别。不仅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为何北海道多年来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化——按说它在制度上与日本各地一体化，至少没有东北的许多问题。 2 东北问题的症结沈阳铁西区的工厂房一个地方的发展与衰退，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某个单一的客观因素或笼统的问题，都很难令人信服。要探讨东北为何衰落，需要谨记的还是三个关键：天时（为何在此时）、地利（为何是此地）与人和（为何是这些人）。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能很好地同时解释这些，那就必须从东北的社会结构上寻找原因，毕竟衰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现象，是社会深层结构的产物。东北社会结构的问题在哪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近代东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采矿这种初级原材料的部门，无数记录和回忆都印证当时东北在这些资源方面的丰富程度，但也正因此，这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荷兰病”：初级产品部门的异常繁荣导致资金和人员都向它集中，其它经济活动乃至多元的社会文化都得不到充分发展。北海道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在短时间内借助移民大肆掠夺性开发农林矿产，它不像北欧那样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社会；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则在渡过那个最初阶段之后逐步向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过渡，美国加州也在淘金热之后慢慢“正常化”了，但如果在资源衰竭时仍不能顺利转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这在国内不少城市都可以见到，不仅在东北。例如以石油工业著称的克拉玛依在2010年还曾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的1.98倍，但仅仅五年时间就被深圳追平，经济陷入停滞乃至萎缩，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常笼统说的“经济转型”，还因为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价格跌落。由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往往十分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当这一原材料价格暴跌时，其影响就非常之大——而这种城市在东北还尤其多，诸如大庆、鞍山、双鸭山、鸡西、铁岭。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结构”不仅仅是指矿业，还指某一部门的生产消费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经济生活的大部分份额。这种产业群聚（cluster）的模式在工业革命时代由西欧起源，盛行于所有现代国家，全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将早期那种围绕煤炭、钢铁与铁路兴起的重工业城市称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而1920年代出现并主宰1940-1990年代的则是“汽车城群聚”（motown cluster）。这些群聚在其全盛时代非常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因为它们能很好地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地进行生产制造，因而也都繁荣一时，但当社会转向新的生产消费模式时，无论这些产业群聚是在哪种气候、哪个国家、哪种文化或哪种制度下，几乎全都无一例外地衰败了。比如，美国底特律是汽车之城，全城经济极大地依赖于汽车业，但麻烦也在这里：当汽车业不景气时，当地人就难找到其它出路了。这不仅城市如此，农业上实行大规模生产的种植园经济也一样：美国南部因为长时间极度依赖单一的棉花种植，结果1920年代初棉铃虫来袭时，地方经济就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曼彻斯特 “煤炭城群聚”大都经历了大起大落不难看出，东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种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又恰好由于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1898年东北三省总人口才532万），非常便于在农林矿等各部门都采用大工业生产模式，这与1949年前关内除上海之外的几乎所有省市都形成鲜明对比，内地盛行的几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农经济或小作坊手工业。陈云曾回忆说，1945年到南满，看到密布的铁路和电线，才第一次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大工业生产。这是很多东北人迄今回忆时的往日辉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正是曾带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到后来导致了失败——在这种“煤炭城群聚”模式下，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很低，人们对大型组织的嵌入程度、依赖程度都很高，这也很好理解，既然在这些大公司之外的选择并不多，那么去哪里更好简直是一目了然的事。最终，这会使整个社会越发“锁定”在这一结构上，形成一种内卷化的效应，还会带来一种特殊的社会声望。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离开一家著名外企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虽然他身家已过千万，远好于原先的死工资，但他的老父亲却至今遗憾他离开了“那么好”的一家外企——这还是在上海，如果在东北，恐怕更可想而知。长久地依附于一种制度化的生活，会使得人们在心理上惧怕改变，也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更别提发现并抓住新的机遇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时就入狱的老布克，几十年来完全适应了监狱生活，以至于出狱后反倒无所适从郁郁寡欢，最后上吊自杀了。这虽然极端，但可想而知的是，长久在一家企业做着一种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忽然面临下岗跳槽时，也比那些频繁换工作的人要难以适应得多。 3 市场化的挑战习惯了相对单一又高度组织化生活的人，在面临社会剧变时尤其不适，生活往往直线下降。清代的满族旗人长期被清政府禁止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工商买卖，由朝廷发给钱粮，让他们专心于军事演练。其结果，在老百姓们心目中，他们是一群在和平时期“吃皇粮”的人，无仗可打时就只能提笼架鸟。清亡后，满族旗人大多生活艰难，无法适应急剧的转变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谈及1899年他降生前的几个月，其亲戚们都激烈反对变法，因为“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但最终，民国后还是停止发放了八旗钱粮，遭遇这一空前大变动，连远在黑龙江三家子屯（这里是后来仅有的保持说满语的村落）的寡妇都曾到北京请愿。饷银取消后，正如美国汉学家路康乐所言，“满人迅速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公众意识里，他们逐渐等同于贫穷和简单劳动，非常类似于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与上海的苏北人一样，满人垄断了北京拉黄包车这一营生。这种职业被视为低人一等，身份低微。”（《满与汉》）这一历史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职工下岗后的情形十分相似。许多人在谈论东北衰落时惯常所说的“文化”与“制度”，恐怕也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不断形塑的结果。长期的大工业生产，潜移默化中对东北人的社会心理、文化期望、价值观，乃至各项制度，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特别适合计划经济，因而东北也公认是计划经济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地区。电影《钢的琴》（2010）剧照时至今日，东北在经济结构上仍相对单一，表现在不同法人机构类型上，便是企业法人的比例偏低——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经济越是活跃，企业法人的数量就越多，而事业法人和机构法人的数量就相对较少，人们在“体制外”的机会和选择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年这两者的比例，全国最高的是北京（43:1）和上海（42:1），而最低的便是西藏（1:1）。东北三省中，辽宁是10:1，吉林和黑龙江都是4:1，这都远低于江苏（23:1）、浙江（27:1）和广东（19:1）。不仅如此，不同产业的结构也不一样：2015年公布的黑龙江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法人单位最多的依次是：批发零售业（占2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占20%）、制造业（占1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6%）；而广东2015年的数字则是28%、6%、26%、12%。这明显可以看出，广东不仅制造业强，而且在私营企业较多的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这样的门类中相当活跃，民间的参与程度高。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只注重生产、不注重市场和消费的环境里并不是大问题，但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深化市场经济之后，其内在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活动主体（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能否生存下来、生存得更好，其灵活适应能力要比体量规模更重要。打个比方，恐龙曾以其庞大的体格统治地球，它也在几千万年里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没有什么天敌能挑战它；然而，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们的末日就到来了，此时小型的哺乳类比它们更好地适应了新环境，最终才进化成今天我们人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因为历史一再表明，在这样一种丰富的生态下，一个生态聚落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要强大得多——就像这棵树倒下了还有那棵树、那种草长出来，但如果是只有一个树种的人工林，那它遭遇虫害时便是毁灭性的。用进化论的术语来说，东北相对单一化的结构，使得它在遇到市场变化时缺乏很好的“预适应”能力，不仅难以利用新出现的机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赖的那个产业出了问题，人们便束手无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不仅如此，当许多人回过神来之后，不是转向新的模式（那毕竟太难也太陌生了），而是去紧紧抱住那些不那么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部门，那就是机关事业单位。最终，这种单一性和经济衰退互为因果又彼此强化，导致状况更趋恶化。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这一点，为适应市场的变动而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逐步营造宽松多元的环境，带动不同部门的发展，这样，下次再面临冲击时，至少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至于一个电厂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灯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