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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了499万加元的所谓虚假退款两年多后，加拿大税务局仍深陷联邦法院诉讼，试图查明这笔钱的去向及追回方式。 这笔七位数退款于2023年春季通过加拿大税务局的自动化流程，发放给了魁北克省Laurentians地区一家资金短缺的汽车修理厂——Distribution Carflex Inc.。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取的内部记录，这笔499万加元的交易自动通过审批，原因是其金额刚好低于此类退税人工审核的500万加元阈值。   图源：CBC 一位了解加拿大税务局内部运作的消息人士透露，退税申请通常通过电子方式自动处理，无需人工监督，即便是后来会引发可疑信号的数百万加元支付案例也是如此。 “这类交易本应有人核实，但实际并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该消息人士表示。 加拿大广播公司未披露该消息人士的身份，其无权讨论加拿大税务局的内部运作或具体税务档案。 消息人士称，若金额达到500万加元的阈值，加拿大税务局的审计人员本会对退税申请进行人工审核，并可能发现潜在的违规之处。 这笔499万加元的退款发放依据是，Carflex公司就一笔大额资本利得缴纳了税款，但审计人员后来发现并无此类缴税记录。 泄露的记录显示，这笔款项最初是由收款银行道明银行（TD bank）察觉异常，而非加拿大税务局。 这些泄露的Carflex公司相关文件，是被曝光众多案例中最新一例。案例显示，加拿大税务局据称在未进行基本核查的情况下，被诱骗支付了大额退款，这影响了数万纳税人，并引发公众对加拿大税务局可信度的质疑。 记者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Carflex公司老板Yvan Drapeau及其律师寻求置评，但均未得到回应。 根据提交至法院的文件，他们辩称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并抵制加拿大税务局冻结其账户的尝试。 在联邦法院，加拿大税务局正试图追回这笔款项，声称该公司“无权获得这笔退款”。 该机构官员在法庭上表示：“正是Carflex公司通过可疑且可能具有欺诈性的交易，导致加拿大税务局多支付了这笔款项。” 呼吁外部调查 核心争议点在于加拿大税务局设定的阈值——该阈值决定了退税发放前何时需要进行人工审核。 消息人士称，此类阈值仅为加拿大税务局内部使用，并未公开，但一些诈骗分子会通过提交金额略低于阈值的虚假退税申请，试图钻系统漏洞。 “自动化流程要允许支付，就必须设定阈值，”消息人士表示，“但没人真正关注这些自动化流程的漏洞。” 泄露的记录显示，该机构官员意识到“目前没有现成的缓解措施”来防范这一涉嫌可疑的骗局。 与加拿大税务局相关的消息人士表示，政府需要聘请外部专家审查该机构的安全措施。该机构隶属于财政部长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管辖。 “该机构无法自我监管，绝对不能，因为为了避免审查，它只会粉饰太平，”一位消息人士称，“无论部长是谁，这都是根深蒂固的行政行为。” 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加拿大税务局“需要从头开始接受外部全面调查”。 错综复杂的关联 联邦法院正着手梳理引发加拿大税务局与Distribution Carflex Inc.法律对峙的复杂交易。 在6月的一份判决中，联邦法院法官Yvan Roy表示，加拿大税务局向该公司支付的499万加元退款似乎是“人为制造的”。 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两位税务专家在查阅法院记录后表示，加拿大税务局的自动化功能显然未能发现，Carflex公司申请退还的2021年税款实际上并未缴纳。 “加拿大税务局没有任何真实工作人员查看这个案例，全程都是电脑自动处理，”税务律师、博士候选人Raphaël Clément与麦吉尔大学法学教授Allison Christians共同查阅了公开文件后表示。 他说：“要获得退税，首先得缴纳税款。” 法院记录显示，Carflex是一家相对小型的公司，2020-2021年度申报的支出为38万加元，收入仅为24.2万加元。 泄露的记录显示，2023年4月道明银行率先发出警报——道明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开具给Distribution Carflex Inc.的499万加元支票，被存入了一家编号公司近期开设的账户。 记录显示，Carflex公司老板Yvan Drapeau已提取150万加元，用于购买蒙特利尔一套价值200万加元的公寓。 图源：CBC 道明银行通知加拿大税务局后，剩余资金被冻结。 Drapeau立即提出异议，在给道明银行的电子邮件中表示，“银行不应在未通知的情况下扣押我的资产，让我陷入困境。” 加拿大税务局正寻求约谈Drapeau在该房地产交易中的商业伙伴Jean-François Malo。Drapeau购买这套公寓几天后，产权就被转移到了一家名为Fiducie Annie的信托公司名下，法院记录显示该信托公司由Malo控制。 Malo一直以律师-客户保密特权为由，拒绝回答加拿大税务局的询问，声称与该交易相关的资金是通过公证人转账的。 Roy法官在6月的判决中驳回了这一理由，称“律师-客户关系的存在并未得到证实”。 因此，法官要求Malo就此事回答加拿大税务局的询问。 对此，加拿大税务局拒绝具体评论Carflex案，但表示已准备好采取“所有可用措施确保合规”。 根据加拿大税务局提交至法院的信息，这一涉嫌欺诈的计划始于该公司在2021年税务申报中报告了3290万加元的资本利得，却未提供任何支持文件。 这笔资本利得引发了700万加元的税费，但加拿大税务局称，Carflex公司从未缴纳该款项。 随后，该公司提交了2022财年的税务申报，称其已向股东支付了1300万加元的股息。法院提交的信息显示，这使得该公司能够就2021年的税款获得499万加元的部分退税。 Clément表示，在他看来，“如果有人类工作人员查看这份档案，很快就会发现问题。”

近日，Reddit论坛上有加拿大网友求助：我真是被 Enbridge 整得焦头烂额，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笔近 43 万加元的天价燃气账单。 我查这个月的电子账单（e-bill）时，发现有一笔我不认识的账户转账（balance transfer）过来。我打电话去问，才知道这笔钱居然是我妈妈之前公司（2023 年已经解散了）的旧账户欠款。 图源：Reddit 因为当时公司负责处理的人（我叫他 J 吧）在公司成立后就一直没更新账户信息，所以账户名一直是我妈妈的名字，尽管我妈因为不太会说英文，从来都不负责任何账单事宜。 J 是唯一负责支付所有账单的人，每个月公司都会给他钱去付当月的费用。他不仅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我们 2023 年卖房时的挂牌中介（listing agent）。 这个燃气账户是用一个我们从来没用过、也没权限登入的 Outlook 邮箱注册的。J 之前向公司核实账单金额的方式，就是靠一句“相信我”加上一张写着金额的纸条…… 拜托，别问我他们当时怎么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真说不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我手头上没有 2021 年到 2023 年期间 Enbridge 寄出的任何账单。我已经发消息给 J 问他要这些电子账单或登录信息，但不知道能不能要到。 “我们以为这事儿解决了” 看起来，我妈当时把这件事（旧账户欠款）交给了 J 负责，J 告诉她会处理好，让她不用担心。除了去年 11 月底收到一封催收信（我妈也交给了 J），我们没有再收到任何关于这笔欠款的信件或通知。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事儿已经解决、欠款金额也核实并付清了。直到昨天，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债务突然砸到我们的账户上！ 我今天联系了 J 问这个账单的事儿，他说 2023 年收到账单时他就已经联系 Enbridge 申请调查了，但一直没有下文。我不确定这个调查是不是搞了两年，但如果这笔钱真是合法欠款，为什么他们一直没交给收账公司（collection agencies）？为什么现在才把这笔欠款转到我的账户上？ 我们当初关闭账户的时候，已经结清了所有欠款，现在这 40 万刀（$400,000） 居然是凭空冒出来的一笔账单！ 图源：Dado Ruvic/Illustration 巨额欠款的疑点和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有 “追补账单”（catch up bills） 和 “调整”（adjustments） 这回事儿，但那不是通常每隔几个月才会有一次吗？这笔钱是怎么在两年内积累到这么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的？我们怎么可能付得起这笔钱？！ Enbridge 说，如果我们不开始付款，他们就会把这事儿交给收账公司，还说这会严重影响我妈的信用分数（credit score），而且就算账单金额不准确，也没有办法申诉。我们本来就负债累累，真不知道每个月能还多少，我不想让我妈的信用分崩离析！ 网友的建议和怀疑 我看到有人建议向监察员（Ombudsman） 和 安省能源局（OEB） 投诉，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明白我们可能需要支付一定的调整金额，但绝不可能是这么大一笔钱…… 我有这段时间每个月的详细账单，如果需要可以提供。 我一开始也怀疑是不是 J 盗用我们的钱，但又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们一直没收到电子账单，但任何逾期欠款都会寄到我们旧的住址，以前从来没有超过 $2,000。我们关闭账户时还特地打电话给 Enbridge 确认，他们说我们已经结清了所有欠款。 我想强调的是，这笔账单是在我们关闭账户三个月后才寄到的，而且除了 11 月那两封信，Enbridge 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一收到那两封信就联系了 J，之后就没有再收到任何信件，所以我们才没有再管这事儿，直到昨天这笔钱被转到我的账户。 我知道如果这笔账单是真的，我可能得找律师，但显然，在花我们没有的钱之前，我要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情。 图源：Reddit 最后补充 我们家最近财务状况非常紧张，刚卖掉了住了 12 年的房子，因为实在住不起了。我和我弟还在上大学，我妈几乎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因为她不太会说英文，我接手了她几乎所有的财务和业务，压力真的很大。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真的急需帮助。再次感谢！

在加拿大BC省西北部的小镇Smithers，无家可归者问题正持续加剧——这座仅拥有5400人口的小镇，其无家可归者的人均比例竟已达到了温哥华的四倍。 镇政府对面，那片不断扩大的帐篷群构成了最刺眼的景象，被当地人称为“帐篷城”。 据Global News报道，自2020年起，位于Veterans Peace公园旁的无家可归者营地持续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治安隐忧与火灾风险的增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镇议会最近拍板，每年拿出$23.4万元请私人安保公司来维持秩序。他们的任务是看护“临时夜间庇护区”（TOSA），还要在镇中心来回巡逻。 镇政府表示，这项安保措施先试行半年。自10月1日起，两名来自Blue Hawk Security保安已经上岗：工作日的执勤时间为晚7点至次日早7点，周末及法定假日则实行全天候值守。此举目标明确——防止骚乱与火灾，保障营地居民与整个社区的公共安全。 七月那场夺命火 7月19日晚上，Smithers的“帐篷城”突然起火。火苗在黑夜里蹿得老高，还伴着爆炸声，把一排排帐篷烧得乱七八糟。 曾在Site C工地开过重型机械的工人Ron Aslin，是这场大火中受伤最严重的人之一。他全身多处烧伤，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没了。 现在看到营地里巡逻的保安，他只能苦笑着说：“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再有人点火。” Aslin说起那晚的情况，手还指着身上的伤疤：“火一下子扑过来，把我的胳膊和腿都烧伤了。” 事发时，他先听到帐篷里传来“嘶嘶”异响，仔细查看发现一个丙烷罐正在泄漏。情急之下，他抓起罐子就往帐篷外扔，却忘了旁边还点着蜡烛。泄漏的丙烷罐在空中爆炸，火焰瞬间腾起约三十英尺（约9米），将他严重灼伤。 刚经历癌症手术的Aslin在酒店暂住几周后，最终因无处可去，只能回到营地边养伤边生活。 “在这里的日子……太难了，”Aslin低声叹息道。 从“帐篷城市长”到“纵火嫌疑人” 火灾发生后，46岁的Robert Nicholas被捕，并被控纵火致人伤害。他在Smithers出生长大，曾在营地断断续续住了四年。 营地里的人曾称他为“帐篷城的市长”，因为他帮忙维持秩序、照顾他人。如今却被视为纵火犯，他倍感落差。 Nicholas已获释，但必须遵守六项条件，包括不得接触Aslin，并与营地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虽然暂时住在亲戚家，但他坦言在镇中心骑车时常常低着头，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保安请得起，房子建不起 这笔安保费用并非镇政府自掏腰包，而是通过“BC西北部资源利益联盟”的省级资金协议支付。这个协议能把一部分本地产业赚的钱留在社区，用来解决眼前的麻烦。 镇长Gladys Atrill表示：雇保安不是个轻松的决定，但镇上既没有收容所，也没有支持性住房，没办法安置目前营地里的十几个人。“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有限的资源，尽量保证营地居民和整个社区的安全。” 根据2025年的无家可归人口统计，Smithers的无家可归人数在四年间翻了一倍多，从2021年的33人增加到今年的77人。 Atrill强调，她最担心的是冬天来临时有人会被冻死。“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为了改善条件，镇上已经给庇护区放了储物柜和两个临时厕所，还准备花$12.6万元修围栏、铺地基、换新帐篷。镇政府也在想办法设立一个“极端天气避难所”，但能不能成还不一定。Atrill说：“我们会尽力的，但要是冷到零下二十度，这些措施还是不够。” 来自Hazelton的Brandi Forsythe在营地里已经过了两个冬天。她记得，第一年冬天，她的帐篷还被人用斧头砸烂过。眼看冬天又要来了，她最担心的还是取暖问题。 Forsythe说：“这里的人什么都没有，只能硬撑着过活。” Smithers的社区安全官Carl Chad表示，镇上必须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一个能过夜的安全地方。虽然这个营地只是临时的，但现实是需求会持续存在。 Chad接受采访时说：“在这里生活对谁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提供的，所以只能尽量把它改善到最好。” 在日常工作中，Chad更倾向于采取“教育优先”的方式，尤其在防火方面。他会耐心解释明火禁令的重要性，并提醒大家保持帐篷之间的安全距离。 除了管秩序，Chad还经常和皇家骑警以及一些社会救助机构合作，帮营地里的居民对接服务和治疗。工作虽然辛苦，但他觉得很有意义。 在Chad看来，很多人是因为上瘾或创伤才会来到这里，而在他的帮助下，已经有人走上治疗的路，不再待在营地。 戒不掉的伤，回不去的家 Brandi Forsythe决定离开Smithers的“帐篷城”，回家去戒毒。让她下定决心的，是马上要过19岁生日的女儿。 Forsythe说：“这两年我几乎缺席了她的生活。过去她的人生里，我几乎一直在她身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和Forsythe一样，Nicholas也在与成瘾作斗争。他坦言自己长期受酒精困扰，并说：“没有人可以轻易去评判别人。” 多年来，Nicholas因成瘾失去了许多朋友和亲人——2021年12月失去了挚爱，去年12月又痛失妹妹。 Nicholas觉得请保安可以提升安全，但花费过高。镇上更需要的是住房、工作机会和心理辅导，帮助人们真正走出成瘾，摆脱街头生活。最令他心痛的是，他20岁的女儿如今也常出现在市中心的营地——那个他被法院禁止靠近的地方。 Nicholas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大家都能改变，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很难，但他仍相信还有希望。 信息来源：Global News

列治文一家餐厅的老板表示，从邮务公司、航空公司到省府雇员接连的罢工行动令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因为加拿大邮务公司罢工，已经损失了2.5万元。 据Global News报道，列治文的“史蒂夫斯顿海鲜餐厅”（Steveston Seafood House）老板Shane Dagan表示，他们希望透过寄送邮件举办促销活动，与社区建立联系。   他们为此花费1.5万元制作传单，预付10,000元邮资，并于9月11日将材料送交加拿大邮务公司（Canada Post）寄送。 但加拿大邮务公司于9月12日开始罢工。 Dagan表示，“我们支付了1万元的邮资、预付邮资，以及1.5万元的印刷费用，”总共花费2.5万元，并透露，他们还雇了8名新的前台员工和几名厨师，打算举办一次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的促销活动，但最终未能如愿。 “当他们（邮务公司）宣布暂停派发传单时，我们请求他们能不能把传单收回来。”Dagan说。   他表示，他们原本打算取消促销活动，但评估之后发现不可行，他们也曾试图拿回钱，但没能成功。 7周后，第一批传单才开始派发，但促销活动只持续到11月底。 “这对员工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Dagan说。“就像我说的，我们专门为此雇了人，我们扩建了厨房。你知道，我们为此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成本。现在我们只想要退还邮资。” 罢工导致投递延迟有条款保护 他表示，加拿大邮务公司援引了其客户指南的条款和条件，其中指出，由于天灾、疫症和劳工纠纷等原因，投递可能会延迟。 据称，这份客户指南长达110页，需要仔细阅读。 Dagan并补充，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卑诗公共服务雇员工会(BC General Employees' Union，简称BCGEU)罢工，也对业务产生了影响。   “由于加航罢工，我们9月份原本有一个80人的旅行团取消了行程。”“所以这让我们周六晚上都没生意做，”他说。 加拿大邮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邮政服务已经恢复，但“由于工会决定进行轮流罢工，邮务服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会持续。” 并表示，所有滞留在网络中的本地包裹已经处理完毕，邻里邮件的投递工作也进展顺利。 Dagan仍希望退还已花费的款项。 “我们只是希望官员们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说。“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一线工作。你经常听到渥太华和维多利亚的人说，他们支持小企业，服务于人民，是民众的后盾，但实际感觉并非如此。” 图：谷歌图片/Global News

多伦多一位难民女子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奋战在一线，为长期护理机构清洁消毒。但她的雇主错误地将她归类为独立承包人、剥夺了她的加班费和员工福利，在安省劳工厅裁定一年多之后，她仍被拖欠近6000加元工资。 图源：51记者拍摄   从“员工”变成“外包合同工”，她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据《星报》报道，这位37岁的墨西哥难民Julieta Morales Trejo于2022年以为自己被“全国高端清洁服务供应商”——Alpine Building Maintenance雇用。该公司当时承接了多伦多市的清洁合同。 然而，她后来才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为Alpine外包给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层层分包的复杂关系让她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谁该付工资。 她说，自己有时连续工作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完全遵从公司排班，使用公司设备，接受主管指令，对工作几乎没有自主权，这完全与“独立承包人”的法律定义相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加班费或休假工资，”她用西班牙语通过翻译说，“我只怕失去工作……我只是想活下去。” 图源：AI 工人被“层层外包”，企业却逃避责任 Julieta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雇主通过错误归类工人或多层分包来逃避支付工资与法律责任，这种做法在清洁、建筑、外卖、运输甚至医疗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 这类手段让雇主大幅削减成本，却剥夺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警告，安省的劳工法规未能跟上零工经济与复杂分包链的变化，导致工资盗窃（wage theft）的现象愈演愈烈。 根据工人维权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劳工厅数据，过去十年安省共有近2亿加元工资被正式认定为“未支付”。   “工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错误归类了，这让他们难以维护权利，”该组织律师Ella Bedard说，“雇主正越来越多地躲在一层层公司外壳后面逃避责任。” 追讨无门：被拖欠工资近八成难追回 案件的复杂性和执法弱化，使这类申诉越来越难解决。 劳工厅若在30天内未收到雇主付款，会将案件转交省财政厅追讨。 但政府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间转交追讨的1.024亿加元工资中，仅追回不到四分之一，仍有约7990万加元“追不回来”。 Julieta的雇主在付款期限内未履行。她于2024年11月联系劳工厅，被告知案件已移交至财政厅催收。但之后她多次致电财政厅，却始终无人回复。 “真的太令人沮丧了，”她说，“我提供了一切证据，案件也胜诉了，可我还是拿不到钱。” 多层外包，责任无人认 在劳工厅下达付款令前，Julieta的案子就已经陷入一团外包迷雾。 根据多伦多市的签到记录，她多次以“Alpine公司员工”名义签到上班。 但劳工厅调查报告认定，她的真正雇主是Xela Construction Inc.，依据她所收到的支票。 调查确认该公司才是运营实体，负责人是Veronica Aguilar。报告指出，阿吉拉尔曾称会联系调查官，但至今未回应。 报告同时认定Alpine是“客户公司”，调查官于2024年6月曾尝试联系，却未获得任何回复。 星报向Xela及Alpine发出询问，均未回应。Xela员工的电子邮箱甚至无法送达。 劳工律师Ryan White指出：“如果雇主设置一层层‘中间公司’来规避责任，员工要逐一去追查谁是真正雇主，既耗时又昂贵。” 他呼吁政府加强执法，包括罚款与主动调查，而不是让弱势工人独自承担维权重担。 然而，自福特省长于2018年上台后，安省劳工厅就暂停了主动预防性劳动检查，以“临时措施”为由停止针对工资盗窃的调查。 律师表示，这让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尤其对移民和临时工等弱势群体造成严重打击。 76%“合同工”，其实都是被误分类 工人维权中心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13名低薪工人中（多数为移民或身份不稳定者），被当作“独立承包人”的人中有76%其实被错误归类。 律师Bedard强调，大企业包括像多伦多市这样委托Alpine的机构也必须为分包链中的欠薪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多伦多市政府回应称，确实与Alpine签有疫情期间清洁合同，但“无记录显示曾外包给Xela Construction”。 采购主管Geneviève Sharkey表示，市府正在审查此事，“若发现违规，将采取适当行动”。她补充说：“市府要求所有承包商及分包商遵守劳动法。” 律师Bedard指出，当企业在分包链中互相推诿时，责任追究几乎无从下手。“所有分包层级的雇主都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分包体系像瀑布一样层层下泄，最底层的小公司往往毫无资产、没有实体办公室，也没有公众记录——一旦消失，根本无法执行追薪令。” “最后，工人手里只有一纸‘应付工资命令’，却永远拿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