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社会人物新闻，最近，最新的华人资讯 - 温哥华天空

转行的科研人员表示，学生们很珍惜被有实验室经验的科学家所教导。原文作者：Anne Marie Conlon 十一年前，James Carey从一名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科学教师。2013年，他在马萨诸塞州诺威尔市的一所小型中学安顿下来。他说，有些朋友仍然想知道为什么他花了这么长时间学习，却找了一份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工作。但对于Carey来说，这是一条适合的道路。他说，当他还处于科研职业生涯早期时，他认为选择非学术的职业道路意味着你“似乎失败了”。他现在认为，这（非学术意味着失败）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心态”。 “假如我先前选择学术之外的发展道路，我不认为自己的旅程会像现这样在充实。”他说，“我现在意识到，如何到达那里或最终到达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如何在现在的工作中运用你之前积累的经验。我正在尝试充分利用我在科学和生活中学到的一切，将它们融入教学。” 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举着白板）喜欢尝试不同的教学风格，然后看看哪种有效｜María Paula García 2005年，Carey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带他走向梦想中的辉煌学术生涯。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并未达到自己的期望，2011年，他结束了自己在位于伍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UMass）陈医学院（Chan Medical School）的博士后工作，然后沮丧地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个学术职位。当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了，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对科学的喜爱之处时，”他说，“我不断回想起自己是真的很喜欢指导年轻科学家，帮助他们学习技术、联结不同结果、寻找他们各自的科学故事，并把科学故事的各个部分拼凑起来。” Carey并非唯一一位在中学科学教师岗位上找到幸福和职业满足感的科研人员。这项工作可能具有挑战性，薪资可能比学术界低，但工作稳定性以及能够将对科学的热情传递给下一代足以弥补这些不足。在这里，那些从大学讲堂跳到学校课堂的人分享了他们的灵感来源，并强调了为什么其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也可能在中学教学中找到自己的使命（参见“考虑成为一名教师？”）。当Carey还是一名学生时，他说：“正是我的科学老师点燃了我的火花，如果我能对孩子产生这样的影响，即便只有一个也值了。” 考虑成为一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们提供了（从研究到教学）过渡的建议。考虑你的驱动力 “这不适合那些想要长假的人。这真的适合那些有职业心的人。”退休教师Suzanne Kalka说道，她现在在英国曼彻斯特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可以尝试先作为临时的教师上课，看看它是否适合您。马萨诸塞州霍尔顿市沃楚塞特地区高中的老师Cindy Sparks说，通过代课，“你肯定能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听众的类型”。想成为教师的人“应该首先尝试一下（代课），确保自己适合这份工作”。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教学可能会带来满足感，但同时也具有挑战性，且并不适合所有人。Anne Gillies博士毕业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但最终变得精疲力尽（burnt out），现在正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从事质检工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教学很累人，”她说。“我真的很想给每一个学生提供110%的能量”，但她发现“一天有150个青年（作为学生），我的能量显然达不到150个自己那么高”。不要将职业变动视为失败 “努力寻找快乐，”在位于墨西哥库埃纳瓦卡蒙的特雷科技高中任教的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说。“放手吧，把你的过去抛在脑后。你并没有在科学上失败。你只是一个成为了教育家的科学家。” 接受正确的培训 “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但了解和教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Kalka说。教学所需的资质会根据您居住的地方而有所不同——许多中学水平的教学工作都需要某种专业认证，例如，即使您已经获得了您想要从事的学科的博士学位，想要在英国和威尔士教书您还需要获得教师资格证。从博士学习到培养学生《自然》采访的许多科研出身的教师都无法确定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职业道路。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内容越来越不满，并意识到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大的工作满意度。 Ben Still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在他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中微子物理学博士毕业的五年后，也就是2014年成为了一名教师。Still曾作为博士后在日本进行T2K中微子实验，并使用机器学习处理数据。他喜欢国际合作的特质，但行政要求开始逐渐产生影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专注于我真正喜欢的物理分析。我可以看到，职业道路的重心正在转向管理、行政和资金申请。”他说。 James Carey（红衣）更喜欢教学职业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Jennifer Greenberg 一系列写作和推广项目重新点燃了他的热情，其中包括与艺术家Nelly Ben Hayoun的合作，他们的合作项目用银色气球填充伦敦桥车站的铁路拱门，以呼吁大家关注日本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器的内部结构。“我对解释科学的兴趣和热情远大于利用管理和行政工作来推动科学发展。”他说。 2014年结束博士后工作后，他开始在伦敦北部的一所私立学校工作。他上班的第一天要照顾30名11岁的孩子。“那是一场烈火的洗礼。”他说。他后来获得了教师资格，从那之后就一直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家庭也很重要 Carey的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教学让他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不幸的是，学术界的生活并不总有助于这一点——[如果你花]长时间研究活的有机体，你不可能说，‘停一下，等等，我们先别做这个实验，我的孩子有一场足球比赛’。” 尽管在中学工作的要求很高，并且经常需要加班，但教学岗位仍然比学术岗位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平衡事业与家庭生活对Cindy Sparks来说是一个问题，她1995年在麻省大学陈医学院获得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她想继续研究，但也明白这需要她在实验室中呆很长时间。当她还是一名博士后时，她于1998年生下了双胞胎，“走研究这条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说。 Cindy Sparks生下双胞胎后，“几乎不可能”继续走在学术职业道路上，她转而从事教学工作｜Sammie Doxsey 2007年，当她的孩子们上学时，Sparks回到麻省大学作为博士后从事分子医学研究，并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重返奖学金”（re-entry grant），该奖学金鼓励那些由于承担家庭中的责任而暂时离开的科学家们重返科研工作岗位。她同时教授理论和实验课程，并作为访问科学家前往中学交流。“我知道我很擅长这一点，并且我逐渐意识到激励人们并创造一些影响是多么令人满意的一件事。我的研究也发挥了作用，但它挤占了我太多的生活时间。” 2012年，Sparks开始全职教学，过去十年她一直在马萨诸塞州霍尔顿的沃楚塞特地区高中担任生物和化学老师。除了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之外，她还欣赏自己岗位带来的安全感。“我的收入不错，而且加入了工会。我的工作非常有保障。”她补充说，大学里的许多博士后和还未拿到终身教职的人的保障相对较差，工资也较低。激励下一代科学家一些在博士毕业后选择教书的科学家是出于想为以前没有考虑过科学的中学生开辟一条职业道路。32年前，Suzanne Kalka在获得低温红外光谱学的博士学位后，开始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所公立学校教授物理学。她说，她的主要动机是激励其他人进入科学领域。 “我没有传统科学家的家庭背景。我家人来自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蓝领工人，没有上过大学。”她说。她在中学时发现自己很喜欢科学，但在大学里，她很少遇到与她有相同背景的学物理学的人。“我想鼓励女孩和代表性不足的社区的[成员]参与科学课程。”她说。尽管她可以轻松地在一所声望很高的私立学校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不是我想教的学生群体，”她说，“有很多学生被落在后头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够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女孩。” 她希望尽早认识这些学生，趁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仍然很高的时候。“他们必须在11或12岁的时候就明白，他们有许多职业选项。”她说。 Christine Yu鼓励她的学生们动手做实验以及参加国际科学竞赛｜Christine Yu Still也有类似的想法。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他说自己很幸运有机会这样学习科学。“希望我能为有相似教育背景的学生提供我没有获得的机会。” 现在，Still在伦敦私立的圣保罗学校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育推广项目上，例如寄宿暑期学校项目，这些项目也向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他说，在一个资源丰富的机构中，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分享利益。他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对学生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将接触的东西可能甚至他们都不知其存在”。 Still还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了几年研究生教育证（PGCE）的课程，该课程旨在让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从事教学工作。他不断分享自己的经验，并激励其他人走类似的道路。香港生物教师Christine Yu也认为，培养年轻人对科学的热爱的最佳时期是中学阶段。2007年在香港大学获得生物技术博士学位后，她从事了博士后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博士后工作是教学任务，结果她发现教学才是自己真正擅长的地方。 Yu还为13到15岁的学生发起了一个聚焦生物技术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项目。在这个实践项目中，学生能够修改细菌基因、参观大学实验室以及与在职科学家交谈。她与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大学中科学家合作，帮忙组建或带队参加科学竞赛，其中包括香港及其周边城市的学生提交的研究项目，优秀的项目还有机会晋级国际竞赛。 Yu对自己学生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她自豪地谈到以前的学生现在正在国外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很幸运，”她说。“我有机会引导他们参加具有挑战性的比赛，从而拓宽他们的视野，并让他们接触其他来自全球STEM领域的学生。” 将博士技能迁移到课堂中经过多年博士后工作后来到学校任教的科学家常常意识到，博士后阶段的工作为他们在新的职业生涯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博士后20年后转行当教师的生物学家Charlotte Wood来说，丰富的经验让她对课堂充满信心。尽管她承认在四十多岁时申请教师培训课程时最初有“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感觉，但一旦开始教学，她发现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岁月让自己能够向学生清楚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话题。 “我十分清楚科学研究的严谨以及正直和诚实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讨论MMR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所谓的联系]”时一样，”她说，“我可以找到原始论文，并将其与新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 在实验室多年积累的科研经验让Charlotte Wood在与学生讨论有争议的话题时充满信心｜Jessica Stringer 读博可以让教师为课堂做好准备，并学会可迁移的沟通和演讲技能。在艰难的课堂环境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也很重要。Yu说，在读博期间“毅力非常重要”，这是她希望学生掌握的一项技能。“大多数时候实验都会失败，然后我们就会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喜欢将实验带入课堂。作为墨西哥库埃纳瓦卡蒙特雷高中的化学和生物老师，他有时会以系统的方式组织课程，有时也会采用更开放的方法。“我有一些可以在课堂上尝试的想法或假设。”他说，并且他可以从学生的测试成绩中获得即时反馈。对于Kalka来说，最好的教学准备就是全力以赴地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是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她说，“这就像在学校教授科学一样。你每天实打实地要在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站上12个小时，甚至更久，并且你要做所有的杂务——拖地、清洁实验室等。” 尽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激励学生的希望对许多教师来说是转行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人转向教育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纠正他们认为的系统性缺陷。“我们的教育体系扼杀了我内心的科学家精神。”印度班加罗尔Seed2Sapling的主管Pankaj Jain说。这个机构是他在获得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致力于促进建设性学习——让学生通过游戏和探索的方式进行实验并发现答案。他说，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天生的好奇心上，而不是仅仅给他们所有的答案。 “至少在印度，我相信大多数国家也一样，”他说，“科学或数学的教育重点是了解所有概念，但几乎没有人教授‘他们是如何得出概念的？’。” Jain和他的团队与20多所学校合作，总共为约1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团队成员还向规划印度课程的州级和国家级委员会提供意见。Jain认识到，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与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样，他很高兴能够做出积极的改变，无论那些改变有多么微小。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3-03612-3 原文以Why these PhD scientists swapped research for secondary-school teaching标题发表在2023年11月20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本文经授权转载自NCareers自然职场（ID：NatureCareers），如需二次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近日，谷歌中国籍男员工杀妻案持续引发热议。当地时间1月26日，涉案谷歌中国籍男工程师Liren Chen第四次缺席传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惩教署公开信息显示，自1月21日Liren Chen短暂转入“北主看守所”（Main Jail North）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看守所医院。已受聘现身的辩方律师、从未在传讯现场露面的受害者家属、四次缺席庭审至今仍情况不明的被告人、两度“挤爆”传讯直播会议室的华人关注者......在这场案情扑朔迷离的悲剧之中，传言、误解、质疑构成重重迷雾，从关注爆发伊始便惹来疑点纷纷：Liren Chen是否已承认曾徒手殴打妻子致死？该案是否存在虐杀情节？他将面临何种指控与量刑？四次缺席庭审又是因何？南都、N视频记者多方采访当地法院、检方、律师等，厘清部分案情细节。有加州及联邦法院刑事出庭律师向南都记者分析称，目前检方指控Liren Chen的谋杀罪名随时可能被改动，“虐杀”情节目前难以证实，而Liren Chen多次缺席庭审，实际对抗辩双方都有不利影响。 Liren Chen（左）与受害者（右）。一问：男方是否徒手殴打妻子致死？南都此前报道，1月19日，有消息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一名谷歌中国籍男性工程师疑似枪杀妻子后自杀，引发热议。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加州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司法大厅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涉案中国男性Liren Chen并未身亡，目前确认被起诉谋杀重罪，指控依据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187(a)条。 1月23日，另有消息称，Liren Chen已“承认在他们位于圣克拉拉的家中用拳头殴打妻子致死”，并将信源表述为“一份法庭文件”。在该时间点前，Liren Chen已于18日、19日两次缺席传讯，法庭记录中并未留下任何实质性内容。南都记者检索发现，截至目前，对案件事发经过进行详细描述的文件共有两份：一为当地时间1月19日由圣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就该案发布的新闻通告，二为该案起诉书中的警方事实陈述。在19日发布的地检办公室新闻通告中，有关“殴打”情节的描述为“Liren Chen的右手严重肿胀，呈现紫色，衣服、腿、手臂和手上有血迹，手臂有抓痕”。此后，圣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向南都记者提供了对Liren Chen的起诉书，警方事实陈述内容显示，当圣克拉拉消防局人员响应并赶到案发现场后，曾询问Liren Chen是如何弄伤自己的手的。他回答称，“我打了我的妻子”。消防局人员随后询问上述情况何时发生，他回答称，“昨天”。据警方描述，案发现场有大量血迹，但未找到用于造成受害者头顶钝器伤害的明显凶器，而Liren Chen身上“似乎没有任何会造成流血的撕裂伤”。因此，进行案情事实陈述的警方人员作出判断，“根据我的训练和经验，我认为Liren Chen当时穿着凉鞋，站在或蹲在受害者旁边，用手反复击打了她的头部”。二问：“家暴”会否影响法官量刑？在19日发布的地检办公室新闻通告中，地方检察官杰夫·罗森使用了“家暴”一词定性该案，随后该表述被广泛引用，引发众多关注者讨论。在社交平台上，自称涉案双方人员亲友就“是否存在长期家暴行为”说法不一。 “就该案本身，16日发生的杀人行为当然属于广义的家暴，意味着法院、检方甚至美国民众都会更加重视本案。”关于男方存在家暴历史的传言，美国刑事实务专家、加州及联邦法院刑事出庭律师李远向南都记者解释道，如果被告确实存在家暴史，无论对被告的罪名定型，或法官的量刑，以及可能的控辩交易，“都会对男方产生不利影响，但家暴史是否真实存在，目前已公开信息中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此外，在起诉书中，多家媒体着重关注到一项“加重情节”指控：检方援引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1170条第b项，认为该罪行涉及“严重暴力、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或其他展示出高度残忍、恶毒或冷酷无情的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检方已认为Liren Chen构成“虐杀（torture）”情节，并可能导致对Liren Chen的量刑增加？就此，李远援引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190.2条告诉南都记者，谋杀罪中的“虐杀”属于法条规定中的“特殊情节”。在第190.2条下共有22项情节，其中第14项、18项与“虐杀”相关。“如果检察官认为被告人符合22项中的某一项情节，那起诉书里会援引第190.2条作为附带指控之一。但起诉书的3项附带指控却都不涉及190.2条，这说明至少基于目前的证据，检方无法做出‘虐杀’判断。” 李远另解释道，反之解读，3项附加指控也意味着，至少在目前，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案件中存在如枪支、刀具、锤子等致命武器。三问：男方或将面临何种指控？起诉书显示，目前，依据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187(a)条，检方控诉Liren Chen的主罪名为谋杀罪。部分媒体据此报道称，若罪名成立，Liren Chen将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这是否指该案已被证实完全符合以上量刑所对应的“一级谋杀”罪名？ “讨论该案可能的量刑，需要先明确，在美国，刑事案件起诉的过程中，检方有权变更罪名，可以加重也可以减轻。检方往往先对被告人‘从重’起诉，以获得更大的谈判空间。随着诉讼进程的发展，案件的证据和专家结论、控辩双方的谈判、双方采取的策略等，都会导致最终认定罪名受到影响。”李远表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在加州致人死亡，通常可能被认定为谋杀罪（Murder）和杀人/致人死亡罪（Manslaughter），有四种不同的适用罪名，包括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故意致人死亡罪及过失致人死亡罪。加州刑法典第189条规定，一级谋杀罪法定刑期为25年至终身监禁，二级谋杀罪法定刑期为15年至终身监禁，二者区别可通俗理解为“是否存在预谋（Premeditation）”。而谋杀罪和致人死亡罪的区分则在于是否存在故意（Malice Aforethought）。举例来说，假设发生一起他杀案件，控方有证据证明嫌疑人与被害人存在矛盾，且嫌疑人有事先购买武器、准备逃亡路线或设局埋伏被害人等预谋行为，则很有可能构成一级谋杀；若事件为无准备的突发事件，但嫌疑人当场表达了夺取被害人性命的意图，或者使用了正常人认知中可能造成死亡的手段，例如枪支射击，则很可能构成二级谋杀。同样徒手殴打致死，如果嫌疑人是职业格斗运动员，理应知道自己出拳伤害，更可能构成二级谋杀，如果嫌疑人是柔弱女性，则故意致人死亡罪的可能性较大；同样往被害人头部扔物品导致被害人死亡，如果嫌疑人扔的是金属花瓶可能构成故意致人死亡，扔的是玻璃花瓶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扔的是塑料花瓶可能就是意外事故。李远表示，“界定不同罪名，被告人的主观态度是定性关键。因为并不存在读心术，所以基于证据对被告人的主观态度进行判断将是本案最重要的争议焦点之一。目前来看，对于具体案情细节，包括检方在内的双方涉案人员可能都并非清楚知晓，就已有信息来看，判处以上四种罪名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四问：男方何以因健康状况四次缺席传讯？ Liren Chen与受害者的领英介绍页面显示，两人均为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后赴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深造，近期在谷歌任职。 Liren Chen领英介绍页面。案件发生后，有消息称夫妻二人遭遇不幸，疑为因裁员问题引发争吵，但自称Liren Chen同事的知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涉案二人并未被谷歌裁员。 1月21日，硅谷当地华人组织内知情人士向南都记者证实，Liren Chen与受害者确为清华大学毕业生，清华大学校友会已联系上受害者父母，正在帮助其父母赶赴美国处理后续事宜，谷歌华人组织也将协力校友会，派遣志愿者帮忙。“按照以往的案例，这个阶段会辅助完成护照签证等办理，安置住宿及日常生活，协助法院出庭、财产处置，以及后续的纪念仪式等事宜”，知情人士称。然而，直到当地时间24日，Liren Chen第三次缺席传讯时，负责此案的加州圣克拉拉县检察官迈克尔·加德伯格仍表示，女方家属还未抵达硅谷。在当地时间26日的第四次传讯现场，女方家属也并未露面。目前，圣克拉拉县惩教署公开信息显示，Liren Chen依旧身处医院，第五次传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月5日13时35分开始。双方涉案人员均表示，对有关Liren Chen健康状况的了解有限。检方称，21日Liren Chen曾出院转入看守所，但后来又回到医院，其中原因不详。法官也对Liren Chen多次缺席表示质疑，指出被告人入院72小时后，如仍需留院，需要医师签字批准，才能再获得14天的缓提期限。而Liren Chen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施罗德（Wesley Schroeder）也声称，其与Liren Chen的家属仍未见到Liren Chen本人，对他的健康状况也并不清楚。但“身体状况不适宜出庭”，应由何方人员作出判断？ “我个人处理的案件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法庭中各方都认为当事人会到场，结果在等待几小时后接到看守所电话称，‘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庭’，因此，缺席传讯的情况并非罕见，但缺席四次也的确不常见。”李远告诉南都记者，就单次法庭程序作出“是否适合出庭”判断的，是看守所的医学专家，“这并非任何一方能够左右或利用的内容”。五问：多次缺席传讯将有什么后果？ Liren Chen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施罗德在第三次传讯现场首度现身。据称，他有40余年从业经历，其个人网站页显示，他曾参与过多起谋杀案、涉家庭暴力案的审判。 Liren Chen多次缺席，是否对其律师抗辩有利？李远对此并不赞同，“实际上，这对控辩双方都是存在不利影响的。最简单明了的一点是，被告辩护律师只能在监狱会见当事人，如当事人在医院，律师很可能没有同他谈话的机会，这当然会对后续辩护造成影响。对于检察官来说，情况可能也是相似的。”李远表示，所谓通过“装疯卖傻”长时间拖延开庭很难，因为有相应的评估手段和法庭程序。多方律师发言证实，若当事人持续未现身传讯，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法官有权力下令要求被告人强制到庭。对此，李远向南都记者解释，“一般情况下，当法官下达此强制命令后，大概率下次传讯当事人会出现，但我们也在实际案件中遇到过存在确实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情况，因此当事人仍未到庭”。加州法律规定，在传讯时，法官将主要确认两个问题：被告人是否认罪，以及是否设定保释金、金额多少。李远告诉南都记者，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般会存在两种回复：认罪和不认罪，绝大多数案件通过不认罪来开启整个刑事诉讼流程。有一种极端情况是，辩方律师主张因精神失常而不认罪。 “加州是全美对于精神失常的规定较为严格的一州。如果达不到精神失常的程度，严重程度较低的能力受损可以作为量刑时考量的依据。若医学专家确实能够证实Liren Chen存在精神问题，根据他精神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辩护策略是被告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