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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最新收入数据曝光，差距惊人！

加拿大统计局4月1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加拿大最富有家庭的投资收益继续增长，而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却出现下滑。报告指出：“加拿大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家庭手中。” 数据显示，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净资产平均达330万加元；而收入排名后40%的家庭，平均净资产仅约为8.4万加元。住房与按揭负债最不富裕的家庭净资产增长速度最快，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房地产市场中受益较多。换句话说，那些在2022至2023年间买不起房的人，由于利率下降、房价相对较低，终于能获得按揭贷款购房。这也导致平均按揭债务有所上升，但房地产增值幅度更大，从而推高了这些家庭的净资产。可支配收入在扣除税收和其他支出后的“可支配收入”方面，所有收入阶层的增长都跑赢了平均通胀水平，但高收入家庭的增幅更为明显。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12,741加元，同比上涨5.9%；而最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0,415加元，同比仅增长3.6%。

1年前
纳税人不满！列治文市府3年花50万买这个！

列治文市府3年内花了近50万买礼品卡，外界呼吁对列治文市政府购买礼品卡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环球新闻的一项调查揭露了列治文市政府工作人员礼品卡奖励计划被隐瞒，人们对该市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产生了质疑。有人呼吁省政府进行调查。环球新闻通过信息自由请求（FOI）获得的文件显示，三年内列治文市政府在这些礼品卡的花费约为49.8万元。扣除可能重复的礼品卡，实际花费约为44.5万元。列治文市政府此前曾表示，购买礼品卡将在 2022 年花费纳税人 32,800 元，2023 年花费 71,550 元，2024 年花费 71,300 元。FOI 的结果显示，实际数字要大得多。2022 年为 156,000 元，2023 年为 218,000 元，2024 年为 124,000 元。加拿大BC省纳税人联合会主任卡森·宾达 (Carson Binda) 表示：“必须对此事的发生进行全面调查，最好的办法就是BC省政府重新任命地方政府审计长，这样就有监督机构随时准备调查此类浪费行为。” 周四，BC省前地方政府审计长戈登·鲁斯 (Gordon Ruth) 对这一有问题的计划发表了看法。 “这些事情实际上应该由审计长负责，”他说，“BC省的地方政府不再享有这种额外的透明度。” 列治文声称，大多数礼品卡都是为了表彰员工服务、退休或志愿者。但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我们，很多礼品卡都放在一个“碗”里。 “我们为什么要得到这些？”他告诉《环球新闻》。“我们工作报酬很高，而且我们又不是私人机构，所以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该员工还表示，没有任何记录来记录礼品卡是如何分发的。列市政府回复称：“同一笔交易存在多条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核实统计数字。” 列市政府还声称，现在礼品卡“只发放给长期服务退休和志愿服务者”。宾达说：“当同时提高税收时，这尤其不可接受。2025 年，列治文市房主的税收将上涨 6%。” 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ie 拒绝发表评论。

1年前
"37年来罕见"！加拿大免税店开不下去了！

随着更多加拿大人避开美国旅行，免税店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据英文媒体Toronto Sun报道，菲利普·巴尚（Philippe Bachand）二十多岁时，曾参与在蒙特利尔以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开设了家族的免税店。在过去的37年里，除了疫情期间，他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客流量和销售额下滑。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发了一场北美大陆的贸易战，并宣称有意“吞并加拿大”以来，免税店的营收与游客数量同步大幅下降。图源：Google “1月份还不算太糟，2月开始放缓，到了3月，加上新关税，加拿大顾客的数量骤减50%。”在魁省菲利普斯堡边境经营商店的巴尚说：“真的很难熬。” 他的经历反映了全国免税商店主们普遍面临的困境：出于对关税政策的愤怒、对边境安检待遇的担忧，以及特朗普称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的言论，许多加拿大人选择不再南下赴美。根据加拿大边境免税协会（Frontier Duty Free Association）的数据，自1月底以来，全国免税店的销售额下降了40%至50%，一些偏远口岸的降幅甚至高达80%。 “简直是断崖式下滑，”协会执行董事芭芭拉·巴雷特（Barbara Barrett）表示。该协会代表着全国32家边境免税商店。这些家庭经营的免税店主要销售免税商品，如枫糖饼干和Canadian Club威士忌。商户们表示，他们本刚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开始复苏，贸易战却突然袭来。图源：Google “我好不容易从‘疫情’中缓过来，却陷入了‘关税噩梦’，”新不伦瑞克省伍德斯托克的约翰·斯利普（John Slipp）在驾车前往自家免税店途中说道。这家店是他父亲于1985年创办的。尽管加拿大边境上的陆路免税商店数量不到三十家，但它们在许多乡镇却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巴尚的商店在2019年高峰时雇佣了50名员工，如今只剩下20人。 “我还没正式裁员，但快了，”斯利普坦言，如果情况持续恶化，裁员几乎不可避免。“我们家族新一代正在接班，我侄女也进来了。我希望这份事业能传承下去。” 加拿大边境免税协会指出，由于法规严格，这些商家无法转型为线上销售，只能呼吁各联邦政党将免税商店纳入竞选政纲，推出扶持计划。协会已向政府请求一项紧急纾困方案，帮助因贸易波动遭受严重打击的商家；同时呼吁出台部长指令，将免税商店认定为“出口企业”，这样就可以享受渥太华上个月推出的贷款支持计划。 “我们的商品必须要带出加拿大、前往美国，这完全是一个出口行业。”巴雷特强调，“我们100%依赖跨境旅客。” 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与2024年3月相比，今年3月驾车返回加拿大的居民人数下降了近32%，连续三个月出现同比下滑，是疫情以来最严重的跌幅。部分口岸的免税店主要依靠返美游客，但美国居民的过境量也同比下降了11%，是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感觉美国人也开始不敢来加拿大了，”巴尚说，过去两个月，在加拿大，美国体育队表演国歌时遭到嘘声的情况屡见不鲜。在伍德斯托克，一位名为斯利普的老板表示，以前来自美国的顾客占其销售额五分之一，“现在是零。”他认为，这与边境紧张气氛有关。“美国本地人不太清楚现在过境会遇到什么情况。” 最近有不少报道称，包括加拿大人贾思敏·穆尼（Jasmine Mooney）、两名德国游客和一名来自威尔士的背包客在美国边境被拘留或转至处理中心长时间滞留，这类新闻也让不少加拿大人对赴美望而却步。虽然酒类商品仍是免税店的销售主力，但斯利普也提醒，加拿大免税商店还销售许多本地特色商品——比如他店里就有当地艺术家绘画、手工巧克力、木制钢笔、弗雷德里克顿制作的锡饰品，以及附近果园产的枫糖浆。他说，加拿大人的怒火更应指向白宫，而不是那些与我们有亲友往来的边境城市和乡镇。

1年前
暴跌43% 美国地方官员恳求加拿大人“回归”

在加拿大游客大幅减少的背景下，美国华盛顿州一些边境小镇的商家正在经历困难，当地官员呼吁卑诗省居民重返美国。 “我们仍然是原来的我们，依然爱你们、尊重你们，就像过去200年一样。这些政府间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作为瓦特科姆县(Whatcom County)的居民，我们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该县行政长官萨特帕尔·辛格·西杜(Satpal Singh Sidhu)说道。瓦特科姆政府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24年3月相比，上个月从加拿大低陆平原进入美国的卑诗车牌车辆数量下降了近43%。西杜表示，这种下滑正对当地商家造成打击。 “我们的边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加拿大的车辆和顾客，”他在接受1130 NewsRadio采访时表示。他指出，加元疲软以及来自川普政府“第51州”的政治言论，给许多瓦特科姆县商家的利润带来了双重打击。 “抵制的态度是情绪化的，但也是真实的。我认为换作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这确实在产生影响。一些商家已经在亏损，他们感到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几个月，可能就得关门。” 他还补充说，销售税收入的下降也让市政府和县政府的财政感到压力。 “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影响——我们的项目和预算是基于往年整体收入来制定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西杜希望犹豫不决的加拿大人能够超越他所称的“白宫言论”，重新回到华盛顿州。 “我们欢迎你们不仅仅是来消费——也欢迎你们探亲访友、旅游度假。请不要把当前的政治氛围当作阻碍，”他说。 “我们理解你们会因总统的强烈言论感到受伤，但作为美国人民，我们始终欢迎你们。” 与此同时，卑诗旅游业者则预计，美国游客前往加拿大的趋势将保持强劲。 “我们并未看到类似（去美国）那样的下降。预订情况、酒店入住率、已经订好邮轮的游客——这些人仍然会来，”卑诗旅游业协会副主席桑德拉·奥德菲尔德(Sandra Oldfield)表示。她补充说，随着更多加拿大人选择留在本国旅游，预计本地旅游业也将迎来增长。 “目前局势的发展还有些不确定，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卑诗省的旅游业可能会小幅受益。” 奥德菲尔德是拥有加拿大国籍的美国人。她指出，尽管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游客数量有所下降，但许多与美国有亲属或商业联系的加拿大人仍会继续南下。 “他们与美国有家庭、朋友和业务往来，我认为他们的出行计划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反过来，一些本来会来加拿大旅游的美国人现在则因为担心受到的‘接待态度’，感到有些犹豫。” 不过她并不认为加拿大个人或商家会对美国游客表示冷淡。 “‘第51州’的说法确实令人不快，但归根结底，我认为双方都明白我们是几百年的朋友，不会因为这点风波就改变彼此的关系。”

1年前
SFU上山坐缆车？看来十几年都没戏

随着公共交通系统的财政压力加大，连接本拿比山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FU）的缆车项目被排除在TransLink的2025年投资计划之外，建设时间表也因此未能确定。这一变化反映出TransLink目前的财政状况和对未来几年的资金分配的紧张。本拿比山缆车项目推迟此前，预计该缆车项目将于本世纪中期启动，旨在连接天车生产路-大学站与SFU校园，缓解本拿比山区域的交通拥堵。然而，最新的投资计划显示，这一目标逐渐变得不太可能。TransLink发言人向《Daily Hive Urbanized》表示，2025年投资计划的重点将是解决交通管理局的财政缺口，而非大型资本项目。在2025年投资计划中，除了推进三条快速公交（BRT）线路的设计工作外，并未有其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前的三个BRT线路分别是国王乔治大道BRT、兰里-哈尼广场BRT，以及潜在的北岸-大都会区BRT。这些线路的建设和设计计划被认为是短期内较为迫切的项目。财政困境驱动投资计划调整TransLink面临的财政压力是导致缆车项目推迟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了应对这一局面，TransLink将通过提高票价、停车税和房产税等临时措施来弥补预算缺口。这一举措将在2028年省级立法通过之前持续执行，预计该立法将为TransLink带来新的收入来源。除了票价和税费的增加，省政府还承诺提供3.12亿加元的额外运营补贴，以帮助填补2025年至2027年间的预算缺口。然而，TransLink的发言人表示：“此次投资计划的重点是解决我们的运营缺口，减少过度拥挤，并扩大客户服务。”未来前景：缆车项目可能推迟至2027年尽管缆车项目未能出现在2025年投资计划中，但它仍然是TransLink“人人通行”十年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还包括UBC天车延伸项目、双倍公交服务、多条新的快速公交线路以及北岸潜在的快速交通系统。TransLink首席财务官芒廷（Mountain）表示：“本拿比山缆车仍然是我们‘人人通行’计划的优先事项，我们将继续争取项目资金。”根据目前的资金安排，假设缆车项目被纳入2027年投资计划并获得全额资助，该项目最快也要到2030年底前才能开始建设。对于这一延迟，缆车项目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表示失望。联合创始人Daryl Dela Cruz是“建造SFU缆车”倡导组织的核心人物，他在过去也曾积极推动素里-兰里天车延伸项目。他表示：“随着公众对更加便捷和现代化交通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缆车项目的明显推迟令人非常失望。”他补充道，随着SFU校区不断扩展，交通压力只会愈加严峻，缆车项目的建设迫切需要提上日程。在本拿比山的居民和SFU师生中，缆车被视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减少交通拥堵，提升通勤效率。然而，由于当前的财政困境和政府对公共交通服务改进的优先考虑，缆车项目的建设计划尚未明确。尽管缆车项目的推进暂时无望，TransLink仍承诺将继续努力争取资金支持，并在未来的投资计划中寻找实施的机会。随着2025年计划的最终确定以及2027年投资计划的编制，公众和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将密切关注这一项目是否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1年前

“N号房”事件4年前震惊韩国社会，两名主犯获刑入狱，但数字性犯罪并未偃旗息鼓，还有其他“恶魔”在人间。近日，韩国首尔大学爆发了“N号房”事件，犯罪嫌疑人制作上千份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社交软件Telegram进行私密传播，与N号房的作案手法类似，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达61人，包括首尔大学学生和未成年人。韩国《朝鲜日报》消息称，5月24日，韩国检察总长李元锡指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彻查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并严惩罪犯。“本案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针对熟人，长期系统、蓄意地合成、制作、传播虚假视频，给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社会痛苦以及伤害。”5名团伙作案嫌疑人已经被捕，其中2名主犯是首尔大学的毕业生，3年多来，他们盗用女性同学、熟人的照片，用“深度伪造”技术换脸合成色情制品，在Telegram上建立数十个网络聊天室进行传播。他们还将合成的淫秽制品直接发送给受害者进行“凌辱”。正如当年最早发现并揭发“N号房”事件的两名大学生所言，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也是程度最轻的那一部分。数字化性犯罪并不罕见，不同形式的“N号房”或许就在身边。尽管韩国近年来修改法律、加大对数字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并采取措施援助受害者，但是网络上的性犯罪仍然猖獗，与此同时反抗性暴力、性剥削的力量也在持续生长。隐秘传播AI换脸的色情制品时间追溯到2021年7月，首尔大学毕业生朴某和该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姜某在网络上结识，合作利用技术手段制作并传播色情制品。而当时“N号房”事件已对韩国社会造成巨大震动，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当年6月对“N号房”主犯赵主彬二审判处有期徒刑42年。当地时间2020年3月25日，韩国首尔，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中）离开警察局，将被移交检方作进一步调查。视觉中国资料图据韩媒报道，朴某主要利用在首尔大学就读期间认识的校友，将她们的社交账号头像和照片合成制作色情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在Telegram的聊天室传播。警方称，朴某共参与制作、传播1852份非法照片和视频，其中大部分视频由姜某制作，作案时姜某还是首尔大学在校学生，他通过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人工智能换脸工具），将一些女性校友和熟人的毕业照和社交账号照片与其他色情内容合成，然后把合成制品和受害者信息一并提供给朴某。实际上，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非法色情制品的案件在全球多地出现，其中最轰动的是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今年1月遭AI换脸，犯罪分子制作出了深度伪造合成的色情图片，其在社交平台X上被浏览超过4700万次。美国白宫发言人对此表示， “非常令人担忧”，敦促美国国会就此问题立法。而此案中另一个焦点是朴某和姜某同属首尔大学毕业生，但办案警察称此为“巧合”，他们过去在线下并不认识，嫌疑人也不只邀请首尔大学的学生进入Telegram私密聊天室。操作手法是先单独向目标人群发送“链接”，邀请他们进入聊天室，然后再匿名交换非法合成内容。警方淡化了此案与首尔大学的关系，但是校方采取了行动。5月22日首尔大学召开首次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会议后，决定成立“性暴力受害者举报中心”，为受害者提供支持。依据韩国《性暴力惩罚法》，朴某（40岁）和姜某（31岁）先后于4月和5月被逮捕。此外，警方还逮捕了另外3名嫌疑人，均以熟人为对象制作和散布非法合成物。他们在Telegram平台上开设了200多个房间，最多时每个房间约有50名用户。一名警察说，“包括朴某在内的主要犯罪分子并没有从非法制品中获利，犯罪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非盈利。”在过去几年里，该犯罪团伙不仅制作和传播非法色情制品，还将一些内容发送给受害者本人。部分受害者曾向首尔多个地区的警察局以及世宗警察局报案，由于Telegram平台的高度匿名性和附有的“信息自动销毁程序”，警方难以追踪嫌疑人，多次立案后中途停止调查或草草结案。受害人没有就此放弃，她们指认出拥有共同联系方式的校友F，分别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和首尔高等检察厅提出上诉，但被驳回。此后，她们又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诉状，法院于去年11月将F送审，再次启动了该案的调查。去年 12 月，在韩国国家调查局的要求下，首尔警察厅网络调查科就此案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中得到了民间组织“追踪团·火花”的关键性助力，此前协助警方侦破“N号房”案件的正是该组织成员。《首尔新闻》在报道中披露了“追踪团·火花”成员袁恩智（音）在该案件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袁恩智在此前调查“N号房”的过程中，对数字性犯罪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她收到了首尔大学“N号房”受害者的求救，于是决定再次卧底，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与朴某建立联系。近期，她在线发布了万字长文，披露自己伪装成爱好色情内容的30多岁男性网民，并声称其妻子是一名貌美的首尔大学毕业生来作为诱饵。朴某慢慢上钩，并向袁恩智索要其所谓妻子的内衣；此后，经过多次线下“交易”，4月初警方终于成功对朴某实施了抓捕。朴某等人被捕，并不意味着首尔大学 “N号房”事件的结束，就如2018年Telegram出现8个聊天室（即“N号房”）之后，多名运营者相继退出后又有新人接盘，数字性犯罪之野火灭不尽。“N号房”之后“网络地狱”依然存在当年“N号房”事件曝光后，韩国导演崔镇成（音）以真实事件为依托执导了纪录片《网络地狱：N 号房现形记》，给韩国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让“N号房”的余波再度震荡。崔镇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想要通过这部作品对犯罪分子说“你们一定会被抓住”。自“N号房”后，韩国政界、法界、文化界以及民间都对数字性犯罪有了基本的认知，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除了对罪犯的实质性惩罚外，韩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N号房”相关的法律法规。韩国最高检察院发布了“数字性犯罪案件处理标准”，正式定义了“性剥削视频”，并制定了针对性剥削视频拍摄者的起诉标准。2021年，韩国国会还通过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包括将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等内容。去年3月，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引入AI技术来监控数字性犯罪。“首尔数字性犯罪安心支援中心”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交平台上实行24小时实时监视，自动找出与受害者相关的性犯罪视频，及时删除视频，防止视频再次流传。以往，工作人员仅凭肉眼识别受害者的面孔和特点来寻找相关视频，在引进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后，可综合分析音频、视频以及文字信息。多管齐下后，韩国民间防范数字性犯罪的意识提升，但犯罪案件仍屡见不鲜。根据韩国警察厅统计，2022年数字性犯罪案件有3201起，2023年为2314起。2022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韩国籍男子，此人从2020年起，威胁9名未成年人拍摄1200多条（张）性剥削视频和照片，并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此事件被韩媒称做“第二N号房”事件。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出警告称，“N号房”代表一种新颖且特别恶劣的数字性犯罪模式，它是更广泛趋势的一环，亟待韩国和其他国家作出全面应对。各国政府应当审慎改革刑事法律以保护女性免于暴力威胁。对于受害者来说，反抗数字性暴力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从“N号房”等一系列案件可见，罪犯习惯利用现有的非法视频内容威胁受害者，迫使她们协助制作更多内容。受害者要想删除网络上秘密流传的非法色情制品，除非与作案者达成协议，否则只能寄托于科技公司的介入。国际特赦组织韩国分支组织的总监尹芝玹指出，向网络平台提交删除申请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她们必须反复搜索和收集那些关于自己受害的内容。即使用户最终成功提交申诉，仍然面临难以与科技企业沟通的问题。比如受害者罗贤珍曾经就向谷歌提交申诉，请求删除性暴力内容，但是一年多才等到处理结果。她说，“罪犯很容易就上传一段视频，但我们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删除。”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作为互联网审查机构，从2019年至2023年共审查了180000起数字性犯罪案件，其中非法拍摄的性行为和性剥削影像占91.1%，但经过审议，只有0.3%的相关内容最终被清除。韩国监测和报告网络性虐待的组织 "Project ReSET "的活动家对媒体说，法律和制度需要改进，以更具体地应对数字性犯罪。目前依然存在一些漏洞，例如在不知道受害者身份和下落的情况下，传播性剥削内容被视为单纯的色情制品，而不是性犯罪。另外，这种犯罪的盛行往往还归因于韩国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和该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如果女性能够更多发声，如果她们的权益可以得到改善，就有可能降低犯罪率。正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或应该这么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