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美国加州房地产高层曼利（Dwight Manley）声称，他在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玩21点时被人下药，导致他一下午损失了200万美元，而决定祭出100万美元重赏，向民众收集自己被下药的证据。 ▲曼利声称自己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被下药后损失了200万美元。（组图／翻摄自维基百科、X） 据《拉斯维加斯评论报》报导，拉斯维加斯最近出现了14个巨型广告看板，以醒目的字眼写著“2021年12月10日，谁在米高梅豪华酒吧（MGM Grand）给赌客下药了”，而在当地引发热议。 原来，曼利2021年12月在米高梅玩21点时，饮料被人掺入了俗称为“K他命”的氯胺酮（ketamine），导致他在赌场损失了200万美元。据曼利所述，他当天在下午1时45分左右点了一杯鸡尾酒，尽管他当时觉得这杯酒的味道“很苦”，但他还是喝完了这杯酒，然后又点了一杯。 曼利表示，他在喝完酒后，就感觉自己晕晕的，并在下午4时左右意外打破一个玻璃烟灰缸，导致他的手被割破，血流到了赌桌上，“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受过伤，这明显是药物作用导致的”。 曼利进一步指控，在他做出了这一系列不寻常的行为后，赌场居然替他把信用额度提高到350万美元（约新台币1.1亿元），导致他在赌场损失了200万美元。随后，曼利在下午5时15分被朋友带回别墅，并在那里晕倒了。 隔天，曼利清醒后，觉得自己前一天的行为可能是被下药了，于是他立刻返回加州看医生，并被确诊“氯胺酮中毒”。随后，曼利对米高梅豪华酒吧提出诉讼，指控米高梅犯下欺骗性贸易行为、不当得利，以及违反默示契约罪，但未具体说明曼利的索赔金额。 随后，他与律师、私家侦探合作，于2023年10月开始悬赏50万美元（约新台币1622万元），公开征集自己被下药的证据，而他最近也将赏金提高到100万元，并在拉斯维加斯14个广告看板刊登广告，势要赢得诉讼，让米高梅为此事负责。曼利表示，“任何的证据都值得一看。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们希望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温尼伯一名女子自称去年12月遭到一名 Uber 司机的性侵犯，目前正在寻求针对该网约车公司的集体诉讼。 深夜、单身女子千万千万要注意打UBER时候的安全，尤其是酒后。 3月15日，这名女子向马尼托巴省法庭提交了一份索赔声明，该女子的名字是CK，她正在起诉 Uber 加拿大公司和几家子公司的疏忽行为。 她的诉讼称，她于 12 月 3 日凌晨 4 点左右通过 Uber 应用程序预订了行程。她说，她在旅途中睡着了，但大约20分钟后醒来，当时车辆到达了她家门外。诉讼称，当她试图下车时，优步司机挡住了她的路，抓住她的肩膀，“亲吻她的嘴，强行压在她身上”。 索赔声明称：“优步司机几次抓住她并亲吻她，她一直拒绝并试图将他从她身上推开。他一直跟踪她并试图阻止她逃跑。” 诉讼称，司机随后开始尾随CK进入她家门口的车道，试图进入她的家。在她开始尖叫并大声拒绝后，他离开了。 所有指控均未在法庭上得到证实。辩护书尚未提交。 Uber 加拿大发言人 Keerthana Rang称，该公司无法对正在进行的具体法律案件发表评论。据悉，曼省的优步司机在加入该公司之前，必须完成警方背景调查、弱势部门搜索以及虐待儿童登记调查。她还表示，Uber 的应用程序具有紧急援助按钮、24/7 事件支持和 GPS 跟踪等安全功能。 根据她的诉讼，CK 表示，在她通过该应用报告 12月3日的袭击事件后，她的 Uber 账户被锁定。诉讼称，Uber 的一名支持代表向 CK 道歉，并表示她的账户因接受安全报告调查而被锁定。五天后，她的帐户恢复了。CK 的诉讼称，她也向警方报告了这一事件。 自 2017 年以来，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省和魁北克省四个省的至少 14 名 Uber 司机被指控性侵犯，其中至少 7 人被定罪。诉讼称，加拿大 Uber 疏忽地误导了像 CK 这样的消费者，让他们相信自己通过促销信息采取了足够的乘客安全措施，其中包括称该公司提供“路上最安全的乘车服务”。 诉讼称，司机无需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交指纹，也无需完成优步加拿大公司的正式面试或背景调查，即可为该公司工作。该公司也没有立即收到其司机有任何犯罪行为的通知。该诉讼称 Uber 应用程序的设计存在缺陷，因为它只允许用户查看每个司机的最后 500 条客户评论，而不是他们的整个历史记录。 诉讼称，加拿大 Uber 欠 CK 以及可能加入拟议集体诉讼的其他消费者的责任，其“不负责任、短视、粗心和鲁莽的行为”违反了这一谨慎标准。 CK 正在寻求法庭指定的损害赔偿，包括医疗费用的特殊损害赔偿以及因涉嫌袭击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索赔声明称，她因这次袭击而遭受了情感和心理伤害，例如焦虑和压力。它还寻求一份声明，表明 Uber Canada 对其司机对乘客造成的伤害负有间接责任。

广西山村26岁女孩周燕玲三年前从法语专业毕业成为“非漂”，多次赴非洲打工，希望存到100万元（人民币，下同）到法国留学，改变命运。 但就在将完成愿望的前一年，周燕玲患疟疾客死异乡，她的父母拒绝赴非参加女儿葬礼，只要求雇主寄回女儿的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 公司最后将周燕玲的骨灰撒进了刚果河，网友感叹，“原来这世界上真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上游新闻报道，周燕玲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毕业，学法语专业，三年前，毕业后的周燕玲转身投入“非漂”大军，她是她们班唯一一个工作签到非洲的女孩，她自小就知道只能靠自己，底下有个弟弟和妹妹。   前不久，周燕玲告诉朋友，说自己在非洲工作再一年就能存到100万元，完成梦想去法国留学了，没想到今年3月，疟疾夺走了周燕玲的生命，周燕玲所在公司提出，希望周燕玲父母能来她生前的地方举行葬礼，而且公司会安排家属签证、机票和酒店，但她父母拒绝去非洲，只愿领取补偿金和贵重遗物，于是公司在家属的授权下，将周艳玲的手机、首饰和银行卡等贵重物品运送回国，将骨灰撒入了刚果河。 网友们看了纷纷表示，“原来这世界上真有父母不爱孩子的”“不参加女儿葬礼，女儿奋斗一生的积蓄和赔偿金倒是照单全收，祝愿她下辈子别遇到这种吃人的家庭和父母了吧”“公司都安排了签证机票啥的都不过去带她回家，绝了”。 周燕玲在塞内加尔。(取材自微博) 据报道，大学时期的节假日，周燕玲几乎从不回家，永远独自“留守”宿舍。她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电话响起后说不了几句，就会吵起来。 周燕玲向朋友提过，大学阶段，父母知道她在外兼职后，经常要求她给弟弟买各种东西，弟弟去年向她发微信说想要一部手机，价格900多元，她拒绝，并将对方斥责一顿。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一位华裔图书管理员，违反疫情期间的图书馆强制疫苗接种规定拒绝接种，认为此举毫无作用。 图书馆将其解雇，这位管理员在申请就业保险(EI)时被拒，理由是她是因行为不当而失去工作。 她不服，向法院逐级申诉，直至申诉到联邦法院，但还是被再次驳回。   黄女士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科学知识，不认为接种疫苗是有效的，因此在2021年10月3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都不肯接种疫苗。   2021年11月1日，黄女士被安排无薪休假。主管还告诉她，如果在12月13日之前仍不接种，她将被解雇。后来最后期限被延长至2022年1月2日，但黄女士依然坚持己见，她因此也被解雇。 黄女士随后申请就业保险(EI)，但“加拿大就业保险委员会”(The Canada Employment Insurance Commission)拒绝了她的申请，理由是她是因行为不当而失去工作。黄女士虽然要求委员会重新考虑她的申请，但委员会维持原来的决定。 黄女士就此向“社会保障法庭”(Social Security Tribunal)提出上诉称，图书馆的规定不合理、具有侵扰性且无效；疫苗有危险性；根据集体协议，接种疫苗不是她就业的必须条件；她可以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有效地完成工作；对于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解雇不是必要的反应；她之前确实相信，图书馆不会解雇她。 但黄女士的申辩未能成功，保障法庭的事务庭依然判定她拒绝接种疫苗的做法构成不当行为，理由是她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她履行职责的能力，而且也知道可能会被解雇，依然不肯纠正，解雇也就顺理成章。 黄女士又向保障法庭的上诉庭申诉，但被上诉庭拒绝其上诉，认为之前的审理并没有犯任何值得复审的错误，她就算上诉也没有合理的胜诉机会。上诉庭认为，事务庭的职责，只会考虑黄女士是否有导致其自身被解雇的不当行为，而不是去裁定图书馆对不遵守疫苗接种政策的职员处罚是太轻还是太重；也不是裁定图书馆解雇黄女士的行为是否得当；也不会去考虑雇主是否充分照顾了黄女士；不考虑该政策是否与集体协议相冲突；不考虑该政策是否侵犯了黄女士的公民权利。 在此案中，作为雇主的图书馆有义务制定政策保护其雇员的健康和安全，而其制定的强制疫苗接种政策，符合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在疫情期间提出的建议，而黄女士却选择故意不遵守。 因此事务庭认定黄女士的行为构成不当行为是合情合理，没有犯任何可复审的错误，她的上诉自然也缺乏合理的胜诉机会，于是被上诉庭驳回。 黄女士拿着上诉庭的裁决跑去联邦法院继续申诉，认为上诉庭在判断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行为时，没有仔细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要求联邦法院撤销先前的裁决，并追溯性地判给她平等就业的机会。 她质疑上诉庭的裁决没有涉及不当行为、工作能力、解雇的可预见性、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将不遵守疫苗接种政策定性为不当行为的严重后果等问题。她还争辩说，上诉庭没有遵从一例相似旧案的裁决，从而犯了法律错误。 在旧案中，事务庭裁定，拒绝遵守雇主的疫苗接种政策，不构成不当行为(2022 SST 1428)。 上诉庭指，黄女士引述的这宗旧案，该裁决随后已被推翻，上诉庭认定是事务庭犯了错误(2023 SST 1032)，所以黄女士引述的例证反而对自己不利。 法官向申诉的黄女士强调，上诉庭的职责根本不是重新裁定事务庭已经裁定的个案，只是裁定事务庭是否犯了任何可复审的错误，裁定标准就是事务庭是否遵守自然公正原则；是否就其本应裁定的问题做出裁定(或裁定其无权裁定的问题)；是否犯有法律错误；其裁定是否基于严重的事实错误。 如果上诉庭认为，事务庭在裁决中没有违反以上这4条原则中的任意一条，也就是没有犯可复审的错误，那就可以驳回上诉，而无需去重新审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 联邦法院的法官最后认定，找不出推翻上诉庭裁决的依据，因此驳回黄女士的司法复核申请。

  数百家多语言媒体机构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对从外国干扰到新移民心理压力等各个方面发出警告   报告称，许多新移民在试图将家乡的新闻与加拿大的现实联系起来时，感到“陷入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之间”。 （插图摘自题为《侨民动态 - 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民族媒体和外国冲突》的讨论论文。） sun sun 加拿大总统安德烈斯·马查尔斯基 (Andrés Machalski) 表示，加拿大的少数民族媒体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对从外国干涉到对新移民造成的心理压力等方方面面发出警告，无论他们来自伊朗、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中东还是其他地区。多语言国际媒体研究（MIREMS）。   但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马查尔斯基说，他们对少数民族媒体所发挥的强大作用缺乏了解，“使中国和印度特工能够（影响）公众舆论……并为本土颠覆加拿大民主打开了大门”。   MIREMS 的 54 页报告认为，媒体对于了解数十个侨民社区的情况非常宝贵。 该报告甚至表明，许多新移民在加拿大的新生活中试图了解来自家乡的新闻和观点时，患有与“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焦虑和抑郁。   MIREMS 的报告称，尽管少数族裔媒体表达的许多观点是可以预见的，但仍存在一定范围的观点。MIREMS 追踪了加拿大和全球 30 种语言的 800 多家媒体。   北京对加拿大中文媒体的渗透 《熊猫之爪：北京在加拿大的影响和恐吓运动》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曼索普上周在《温哥华太阳报》上写道，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活动之一是它控制“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方式。加拿大的“语言媒体”。   “这样的结果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加拿大人来说是最可鄙的。这种束缚阻碍了他们接触加拿大社会和价值观，并维持了中共对他们生活的控制，”曼索普写道。   MIREMS 的报告并没有走得太远。但它确实反映了针对 170 万加拿大华人的中文报纸和广播机构如何在新疆侵犯人权、香港民主抗议、华为首席执行官孟晚舟被拘留等问题上经常遵守共产党的路线。万州以及中国对加拿大选举的干预。   报告称，由于许多加拿大华裔作家和编辑担心自己受到中国大陆特工的监视，他们经常“回避有争议的话题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如此，MIREMS 仍建议建立一定程度的独立报告。   俄罗斯和加拿大媒体对乌克兰战争保持沉默   马查尔斯基表示，虽然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媒体大力宣传对乌克兰的毁灭性入侵，但加拿大的俄语媒体却并非如此。 “基本上是沉默的。”   报告称，俄罗斯和加拿大媒体比本国媒体要“平衡”得多，有时甚至同情乌克兰。   加拿大的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波兰媒体为超过 200 万人提供服务。马哈尔斯基说，如果渥太华向他们学习，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可能会避免邀请一位曾为纳粹而战的乌克兰退伍军人受到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伦斯基的表彰的尴尬。   加拿大犹太和阿拉伯媒体不再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   报告称，加拿大主流媒体在报道大多数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时通常比侨民媒体更加公平和细致。但可能会有惊喜。   虽然犹太裔加拿大人和阿拉伯裔加拿大人的媒体大多助长了加沙战争的两极分化，但来自阿根廷的马查尔斯基表示，至少没有太多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开始的”——这一主题当主流媒体报道愤怒的街头抗议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MIREMS 报告的结论是，加拿大侨民中的许多人受到来自媒体的截然不同的信息的打击，在心理上感到不安。 （插图：Diaspora Dynamics：种族媒体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外国冲突的封面。） sun   南亚媒体更加开放、活跃   长期以来，为南亚裔加拿大人提供服务的各种多语言媒体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潜在受众接近 200 万。   无论是为该国大量的锡克教徒还是印度教徒服务，媒体现在都关注加拿大与印度的外交关系如何受到去年哈利斯坦分裂分子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ip Singh Nijjar）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被谋杀的影响。   以锡克教为主导的媒体大多谴责印度政府，支持特鲁多关于印度特工可能参与其中的指控。另一方面，印度教媒体倾向于指责特鲁多迎合锡克教武装分子。     总而言之，MIREMS 报告得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理论，即加拿大大量侨民（其中许多人具有双重身份）受到来自不同媒体的截然不同的信息的冲击，在心理上令人不安。   报告称：“一方面通过少数民族媒体，另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不断曝光家园冲突，这可能会给移民带来创伤，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之间。”   “对乌克兰、印度和中东等持续冲突的报道可能会引发类似于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即压力长期且重复。   “由于移民努力融入加拿大社会，同时又保持与原籍国的联系，这种形式的心理压力变得更加复杂，导致了一系列独特的心理健康挑战。”

在物价菜价不停上涨的现在，外出就餐的成本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而就餐需要支付的小费问题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加拿大的小费按照餐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在此前标准为10%、12%、15%。 随着餐费逐渐上涨，小费金额也一同在涨。但是，小费比例也在近些年大幅增长。这让最终的小费金额“涨上加涨”，也让很多人觉得离谱！   甚至有华人曝光，在一家餐厅结账时发现餐厅已经收取了12%的服务费，但餐厅仍旧索要小费，这一番操作属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加拿大人宁可提高菜价也想要取消小费制度 看来加拿大人已经到了“小费制度”的临界点。现在依旧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仅影响日常杂货价格和住房成本，还影响小费。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RI）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小费膨胀”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许多人（62%）表示，他们在更多地点被要求支付更多小费，而且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按要求支付这些小费。 从人们给小费的金额来看，15%的似乎已经不再是标准了。20%的食客留下了20%或更多的小费，是2016年标准8%的两倍多。 此外，报告还发现，加拿大人经常遇到“小费扩张”的情况，通常不要求小费的地方现在在他们的支付机器上增加了小费选项。 ARI发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近60%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更喜欢“菜价中直接包含服务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取消小费，并让服务人员获得更高的基本工资。 与2016年的回应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当时高达46%的加拿大人支持当前的小费制度。 报告称，78%的加拿大人认为，小费不再被用来表示对出色工作的赞赏。相反，许多人（73%）认为这是雇主逃避支付工人工资的一种方式。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围绕取消小费的讨论已成为焦点而且存在很大分歧。 ARI发现，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投票给保守党和魁人政团的加拿大人更愿意给小费。 而73%的自由党选民和76%的新民主党选民希望看到结束小费文化，并提高员工工资。 当然，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在实践中实施起来可能会面对很多困难。 为了向工人支付生活工资，企业需要提高菜单价格。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许多企业都遭到了客户的抵制。 BC省列治文的一家餐厅甚至因自动支付15%小费而遭到食客愤怒反对。 你对结束小费文化有何看法？你是否曾因不给小费，或少给小费而遇到过麻烦？ 如果你是一名服务人员，你的工作需要客人给予小费吗？你怎么看？

一名女子购买了BC省一个价值 615,000 元的房产时，发现挂牌和看房时的一个棚屋被拆除，为此，告上BC省小额索赔法庭索求赔偿。 根据CTV的报道，梅根·史密斯 (Meghan Smith) 称在她拥有该房产之前，不应把这个棚屋（挂牌照片中显示的以及她查看该房产时出现的棚屋）拆除，寻求 2,000 元的赔偿 卖家克里斯托弗·麦吉利斯(Christopher McGillis)则表示，该棚屋并未包含在销售合同中，而是被拥有该棚屋并用其存放工具的租户拆除。 BC省小额索赔法庭仲裁庭成员艾莉森·韦克（Alison Wake）负责解释合同中的一项条款，称购买和出售包括“任何建筑物、改良设施、固定装置、附属物及其附属物”。而双方在合同中没有进一步定义这些项目。 买家梅根则称，合同中术语的字典定义支持她的主张，即棚屋是该条款所涵盖的项目之一。    该决定解释称某物是固定资产还是动产（法律上称为动产）之间存在关键区别。仲裁庭成员在决定中说道：“一般来说，如果某件物品除了自身重量之外没有附着在土地上，则被认为是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该物品稍微附着在土地上，则被认为是固定装置。” 买家梅根认为，看房时棚屋固定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因此属固定装置。但是，仲裁庭发现平台本身并不附着在土地上，因此位于其上的棚屋也不附着在土地上。 什么是建筑物？省小额索赔法庭韦克使用韦氏词典和牛津词典来决定这个棚屋是否可以被视为一座建筑。该决定称屋顶和四堵墙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建筑物也被定义为永久性建筑。 “毫无疑问，所涉及的棚屋有墙壁和屋顶。然而，双方对于它是否打算永久存在有分歧”。卖家麦吉利斯告诉法庭，这个棚屋被房屋的租户拆除。仲裁法庭在决定中称棚屋很容易被拆除，表明它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相对可移动的”，因此不是一座建筑物。至于合同条款中的其他三个条款——省小额索赔法庭发现都也不适用于棚屋。省小额索赔法庭在判决总结道：“总而言之，我发现该棚屋未包含在合同中。因此，驳回梅根.史密斯女士关于棚屋重置成本的索赔”。

昨天周五，一名男子摔下商业百老汇车站附近的陡峭路堤，导致温哥华消防队员不得不进行高角度和高强度的救援。 救援人员必须沿绳索下降约 45 米（150 英尺），到达 Grandview Cut 的底部，这是一条人造峡谷，是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CN Rail) 和空中列车的通行权。从路堤上摔下来的人被送往医院，伤势不明。     根据《全球新闻》的报道，事发地点也被当地居民称为聚会场所和垃圾场。   住在街对面的温哥华公园委员会专员劳拉·克里斯滕森 (Laura Christensen) 表示：“我见过人们剪断栅栏、爬上栅栏、穿过栅栏、把东西扔过栅栏、在栅栏的另一边露营、爬树。” 她指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有可能一直坠落到谷底。 克里斯滕森称这个现场已经发生了多起事故，消防员每四到六个月就会被召集一次救援。 温哥华消防救援队队长兰迪·博鲁克证实消防队员非常了解该地区。昨天，由于消防人员已经熟悉这个地点的救援，所以很快就制定了救援计划。消防部门已向温哥华警方和加拿大警方提出了对围栏的担忧。

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一款可锁定保持火焰燃烧的丁烷打火机(点火枪)，在过去16个月内引发了3,128宗火警，为了遏制火灾风险，从6月28日开始禁止零售。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自2019年以来，该温哥华市的火灾数量不断增加，其中许多火灾是由用于吸烟或吸入有毒药物的材料引起的，主要是可固定持续点燃的丁烷打火机。 市议员董丽莎(Lisa Dominato)本周在市政厅倡议进行一致性投票时说：“在这件事方面不采取行动并非一个选项。”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 (VFRS) 的统计数据，该部门在2023年接获报案的4,309宗火灾中，有59%是由吸烟材料引起的。   该市表示，从2023年1月到2024年4月，“不小心使用可锁定丁烷打火机”引发了3,128宗火灾；其中356宗火灾发生在单间社会住宅 (SRO) 。 根据纪录，打火机也可能导致79宗因火灾受伤和6人死亡。 市议员杨瑞兰(Sarah Kirby-Yung)谈到了将出台的打火机禁令，违例者将被处以1,000元的罚款。她说：“表面上我们经常使用一种被很多人、餐馆等使用的工具，但它却导致人们流离失所，造成伤害、死亡、建筑物损失和生命损失，这是很可怕的。” 但温市首席执照检查官希克斯(Sarah Hicks)表示，需要使用这款点火机的职业人士，例如厨房员工，仍然可以从批发商处购买。 (图：温市府)

  ​​​​​​​ 《滚雪球》系列呈现细分商业赛道现状，体现新加坡商业环境变迁，为出海新加坡的大小玩家提供样本与案例。如果你是扎根新加坡的创业者，出海企业，或者是长期关注新加坡的投资人，请持续关注本系列，也欢迎你分享行业线索。 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一家典型的中国移民开办的家庭 KTV门前，招牌略显陈旧，霓虹灯在夜色中却格外耀眼，尽管色彩有些剥落，但仍努力地闪烁着，试图吸引着过往稀落的行人。点歌机的界面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设计，不时传出麦克风故障尖锐的爆鸣声。 门前台阶上，招徕顾客的女人静静倚坐着，衣着精致却土气，眼底疲惫，手里夹着一支半燃的香烟。烟雾在夜色中缭绕，与周围的灯光交织成一幅朦胧的画面。 一瞬间，你好像来到了中国三线城市小县城的夜，老电影里，又好像时间倒退了几十年。 但，这是2024年5月。 百步之内，新加坡河两岸灯光逐渐亮起，狂欢开始了。 穿过一条素净的小巷，未加修饰的大仓库里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空间 ——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排名第一的夜店 Zouk。Zouk 创始人为华裔面孔，新加坡籍，被称为新加坡 House music （一种电子音乐）教父。 2015年，Genting Hong Kong 收购 Zouk，英国与中国香港混血的Andrew Li 接任 CEO。那一年，Zouk 估值4000 万新元（约合2.12亿元人民币）。 射灯频繁旋转，切割着黑暗，随着节奏的脉冲跳动，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迷幻氛围。才华横溢的DJ操纵着混音台，打造出动感的节奏，舞池中挤满了年轻男孩女孩们，发了疯地摇摆。画面好像来自未来。 过去与未来，落后与前卫，两种极端在这里并行。这是属于新加坡的魔幻现实。 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就像是一个微缩的全球化缩影，不同文化、风格、阶级的娱乐场所被极限压缩在这个面积仅与上海相当的国家当中。 而中国商人，正在这种极限当中探索中餐之后的下一个出海风口。 跳海酒馆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积极筹备新加坡首店，作为出海首站；去年入驻新加坡的海伦司，正酝酿着第三家门店；一家华人创办的连锁 KTV 在重新装修、扩大包厢面积，在保持 C 端业务增长的同时，扩大 B 端业务优势；在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9年， 拥有超十家连锁KTV、跳舞俱乐部、liveshow 的嘉德娱乐，四月底开出了新加坡目前唯一一家大型中文 Livehouse；嘉德娱乐同时在承接国内娱乐品牌落地新加坡的合作咨询，想要进驻新加坡，并因此咨询过与嗨翻创始人、CEO 鲁漭合作的国内小酒馆、跳舞俱乐部、高空电影酒吧多达十余家…… 实际上，只能说这些品牌创始人都来自中国，但不少人的国籍已经是新加坡或即将成为新加坡，也有十余年前就入籍的新移民。 娱乐行业并非新加坡的优势产业，很多品牌出海新加坡的意义更多在于品宣而非盈利。 同时具备华人文化和发达国家商业传统，让新加坡成为各种意义上最合适的首站。 Zouk 已经扩张至拉斯维加斯（2019 年）、东京（2023 年），并即将在今年四季度开到洛杉矶。 “新加坡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发射台。”Andrew Li 是 Zouk 集团 CEO，他解释道，“新加坡有着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友好的商业环境和强大的安全性。Zouk 在新加坡的声誉，为其向其他国家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信誉。 ” 跳海酒馆创始人兼 CEO 梁优告诉虎嗅，跳海的第 30 家店落地新加坡，是为了验证跳海“先有人再有店”的社群模式在海外能否成立：“新加坡做成，东南亚就成。”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来到新加坡，娱乐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 “高昂的房租和启动成本，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对于本地市场、法律法规的理解，相应的运营管理措施调整都是难点。”梁优总结。 时间差里的机会 中国品牌在新加坡拥有两重时间差。 第一重是疫情带来的机会窗口期。 新加坡在疫情中损失了近 2/3 的娱乐行业门店。整整28个月，所有门店都处于不可营业的状态，整个行业阴云密布，不堪重负从而关停的品牌比比皆是。 疫情放开后，坚持下来的品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中国品牌也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第二重是中国娱乐行业设施、内容产品相较新加坡的丰富性和先进性。 新加坡有大量国际化的知名夜店、酒吧，多为欧美品牌，但中文产品和场所较少。 因此，很多中国品牌来新加坡考察后，会感到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占据着市场空白和经验优势。 确实，新加坡娱乐行业的软硬件都显得不那么先进。 “新加坡家庭式 KTV 的目标客户是本地人，不是游客。因为新加坡 KTV 行业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对游客来说没有吸引力。”Olivia （化名）2017 年在新加坡开出第一家 KTV。当时，新加坡很多 KTV 用的还是带线的麦克风，点歌用的不是手机而是遥控器，“非常老旧”。 于是，她借鉴了中国的 KTV 硬装与内容形式，将门店装潢得十分摩登，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产品，获得了扎实的成功。目前，她已经在新加坡开出 5 家门店。 “现在新加坡 Livehouse 也许是一个商业上的空档期。”Olivia 对虎嗅表示，“但 Livehouse 对场地要求太高，需要面积大，层高高，满足要求的场地在新加坡商场很少见。” 嗨翻 Livehouse 抓住的就是场地优势，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高空间，无立柱，又方便停车，又配合大量的餐饮。”鲁漭说，这确实是绝佳的物业条件。 “2022年4月娱乐行业重启后，很多场所都进行了升级和调整，目前已经接近中国一些更为先进的形式了。”鲁漭告诉虎嗅。 硬件之外，新加坡娱乐行业从业者也学习中国品牌的内容与模式。 疫情期间， Andrew Li 受到中国俱乐部在封锁期直播表演的启发，向游戏硬件公司 Razer 联合创始人、CEO Tan Min-Liang 提出在新加坡做类似事情的想法。于是，Zouk 与 Razer 合作的直播平台 Bigo Live 一起，策划了一系列闭门 DJ 直播。 第一场直播在 2020 年 3 月底进行，三个小时内获得了 20 万次观看，最高峰时，来自新加坡的 5600 人同时观看了直播。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仅有570万人口的国家。 在这一系列演出中，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发送的虚拟礼物的部分收益将支付给 DJ，并抵消闭门表演的制作成本。“还有一种品牌推广，当有一定数量的人上网观看时，就可以采取合作和赞助的方式。” Andrew Li 指出，包括马爹利在内的酒类合作伙伴已经表示有兴趣参与。 由此可见，新加坡娱乐行业“落后”于中国的几年时差里，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这似乎也是跃跃欲试的中国品牌们的共识。 鲁漭告诉虎嗅，他接触过的国内娱乐行业从业者，绝大部分都对新加坡本地娱乐市场缺乏客观认知：“他们都觉得新加坡娱乐场所普遍没有国内装修得好，没有国内声光电配备得好，没有国内舞台内容好。所有方面我在国内做的都比这里强，我把它搬过来，就一定能成。” 对于参与到新加坡的娱乐行业竞争者来说，要明确的一点是，领先的商业模式和优势平移到另一片土壤，不见得适合，必须因地制宜。再成熟的商业模式、硬件软件、没有熟悉本地市场的运营体系支撑，也是无法实现顺利落地。 “新加坡没有真正的市场空白。”鲁漭说，每个细分领域都有玩家在做。因此，从各自视角理解本地市场，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和差异化优势至关重要。 比如说，嗨翻 Livehouse 有别于包间遍布的 KTV 可以服务全年龄段的广泛客群，只能在单一空间里服务明确的目标用户。鲁漭放弃了更年轻的客群，把目光集中在 30岁到 55 岁的大量商业人士、专业人士、做工人士。舞台内容针对这些人群特征设计，华文歌、粤语歌、英文歌比例，舞蹈时段比重， DJ时段比重，都根据核心的市场定位来进行规划。 总之，面对时差，要谨慎对待，小心 Jet lag（时差病）。 有形的手 “政府政策是新加坡娱乐行业浮沉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鲁漭毫不犹豫地告诉虎嗅。 这只“有形的手”在新加坡发挥着绝对力量，这也给中国品牌们带来了一些陌生的震撼与不适应。 以禁酒令为例。 由于酒类是新加坡严格管制的产品，所以酒类的牌照（酒牌）需要到新加坡警察局备案申请。 “以前新加坡的酒可以卖到凌晨6点，现在4点之后就不能卖酒了。”Olivia 提到，在2013年10月生效的禁酒令实施之前，持有酒牌的场所能卖酒至清晨6时。禁令实施后，里峇峇利路到克拉码头李德桥一带的酒廊和夜店，每逢星期天和平日凌晨3时过后，一概不准卖酒；星期六及公共假期前夕，禁酒时间从凌晨4时开始。 实际上，很多门店只能申请到售卖酒类到夜晚12点的酒牌。数家中国餐饮品牌、酒吧告诉虎嗅，他们曾经或正在为酒牌而苦恼。 新加坡的各类酒类许可证 创始于2009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夜店上海娃娃，2018年称受禁酒令影响，生意严重受挫，宣布结束营业。据从业者说，上海娃娃声光电、舞台内容一流，在当时“即便拿去中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因为政策调整的原因直接关停，令人感到可惜。 这和中国的商业环境显然不同。近观新加坡的近邻马来西亚、印尼，也不曾有如此严格的规定。紧邻新加坡北侧的新山，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凌晨，海关一侧热闹非凡，有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喝酒唱歌；另一侧却是祥和宁静。 酒牌只是政策中的一环。 “一旦政府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来限制娱乐场所的运营，比如说改变娱乐场所经营区域划分，缩短运营时间，减少牌照数量，那么娱乐市场就会面临一个大的调整。”鲁漭说。 比如说，2022年7月，位于市中心的乌节大厦内的夜总会和酒吧被告知，其公共娱乐许可证在2023年5月31日之后不会更新。超过该日期也不会颁发新许可证，总共有12个商业单位收到通知。 警方在2023年7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只有一家未透露名称的场所获得了继续营业的绿灯，并获得了将其公共娱乐许可证临时延长两个月的许可。声明称：“这是一项政策决定，是政府持续努力管理该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状况以及分歧的一部分。” 乌节大厦位于乌节路，新加坡最著名的商圈。也就是说，政府一纸公文叫停了这栋核心地段大楼的娱乐活动，并不留任何余地。一家新加坡媒体描述这一现象为“The party has all but stopped（所有派对都结束了）”。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共识是，公民让渡部分权力给政府，换取政府的全方位规划与保障。因此，政府对于商业的干预也需要全盘接受。因此，熟知与顺应新加坡政策法规是中国品牌入驻新加坡的首要条件。 “娱乐可能是新加坡政府最不重视的行业。”很早就移民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多年的 Olivia 举例说明，疫情期间，餐饮至少可以两个人吃饭，但娱乐行业全面关停。 Olivia 分析道，比起强势的金融产业和新加坡主推的生物制药、海运等产业，娱乐行业贡献的GDP不算多，且又是最麻烦的行业，打架、闹事都是喝了酒以后会发生的。这在新加坡这样路边吐痰、乱穿马路均会被罚款的高度法治国家，显然不受政府欢迎。 同时，新加坡也缺乏本土娱乐消费的强需求。 新加坡汇率高，居民消费能力强，且新加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的国家高达194个，被称为“全球最强护照”。这些优势因素，加上国土面积小的特性，让新加坡国民喜欢出国度假。周末可以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稍长的假期可选择的度假地更多。 种种因素叠加，让新加坡政府对支持娱乐产业发展没有太大热情。 未来战役 鲁漭认为，随着中国品牌和中国模式的入侵，新加坡娱乐行业和中国娱乐行业的差距已经急剧缩小，竞争加剧，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将在近几年“卷”起来。 而 Oliva 已然观察到生意不好做了。她的连锁 KTV 营收在经历疫情放开后的迅猛提升后，回落到寻常水平，而竞争显著加剧。 娱乐门店数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0%左右，很多KTV 甚至开始打价格战。“未来3~5年，更多中国品牌进来，可能又会挤走一批现有品牌。” 消费趋势也发生了变化。 Andrew Li 告诉虎嗅，自 COVID19 以来，消费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尤其体现在音乐消费有所增加。特别是 Z 世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外出时探索更多的体验，对现场音乐活动的兴趣极大。 今年，新加坡政府明显已将重点放在吸引国际艺人来举办音乐会上。 Taylor Swift 演唱会为新加坡带来了4亿新币（约合人民币21.5亿元）收入；这和此前 Coldplay 乐队的演出一起，估计将为新加坡第一季度GDP增长贡献0.25个百分点；火星哥 Bruno Mars 的演唱会也在四月如期举行。 这一趋势显著增加了进入新加坡观看现场活动的国际游客，这对 Zouk 的业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引入了本地客群外的国际客群。 “挑战在于新加坡能否保持其在举办大型音乐会方面的主导地位。”Andrew Li 告诉虎嗅。 挑战与变化对灵活的中国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在机会大量涌现的当下。 新加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克拉码头的最近一次大改造，将原本所占比重最大的零售购物几乎全部“砍除”，引进了更多餐饮和娱乐项目。 国际化在新加坡不断升温。克拉码头不仅引进了来自伦敦的世界级娱乐场所 Ministry of Sound，还同时引入了其他几个国际娱乐品牌。目前，克拉码头的商业构成是“45%餐饮，20%娱乐，20%酒吧，4%零售，加之少量办公”。 这样的多元文化给中国品牌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任何品牌进入新加坡，面临的都是一场纷繁复杂的战役。 而新加坡只是第一站。就如梁优所说：“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应该有跳海。” 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会有中国商人的身影。

没有人会经常谈起死亡，但我们总还是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碰触到这个终极的问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无常，然而相比于回避死亡，他们选择接受这个必然会到来的终局，并提前做好准备。 他们早早立下遗嘱，在法律认可的一纸文书里规划着自己的人生结局。 01 年轻人认真规划“身后事” 今年3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了《2023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从2017到2023年，在该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中青年超过1.8万人。虽然总体人数不算多，但其在全年龄段的占比逐年上升。截至2023年底，在此立遗嘱的90后达到2461人，00后也超过500人。 在中华遗嘱库的案例库中，最年轻的遗嘱人仅有17周岁，是一位经常熬夜的网络小说写手。他是在看到年轻人猝死的新闻后想到立遗嘱。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用一份遗嘱梳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并保证它们按自己的意愿分配，这是对风险的预警，也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守护。 白皮书数据显示，中青年立遗嘱的最大原因是“防止财产下落不明”，占比18.64%。除此之外还有“照顾家人”、“隔离自身婚姻风险”、“避免纠纷”等。 当涉及房子等高价财产时，任何一个细节都足以牵扯出一地的鸡毛蒜皮。以上海市的房产继承为例，如果产权人在世时没有立下经过公证的遗嘱，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们也没有达成一致，家务事势必就要诉诸公堂。所以提前立遗嘱也是为了不把麻烦留给他人。 遗嘱往往牵涉金钱，立遗嘱的年轻人也多是经济发达地区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数据显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职业占比首先为“企业高管”，然后是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教师和医生等“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近几年，女性中青年立遗嘱的人数都明显高于男性，且占比呈上升趋势，体现出女性更有守护财产的自觉性。另外，虽然大部分遗嘱人已婚，但随着单身人群扩大，立遗嘱的未婚和不婚者也明显增多。截至2023年，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的未婚、不婚人士超过2000人，其中女性占比近七成。 02 用遗嘱守护“最后的自由” 2023年的数据显示，97.14%的中青年遗嘱都涉及不动产，包括商品住宅、办公楼、商铺、厂房、车位等类型。虽然房子几乎是所有人最重要的资产，但人活一世，值得惦记的又何止房子。 在不动产、银行存款等以外的“其它”财产类型中，有个人收藏品，有装满个人物品的保管箱，也有微信账号、QQ、游戏账号、虚拟货币等虚拟财产。 遗嘱库案例显示，2023年初，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B站up主订立遗嘱，计划离世后将账号留给好友运营，并将名下价值300万的虚拟资产给父母继承。 更多情况下，虚拟资产被写进遗嘱不是因为值钱，而是因为它们存储了太多的人生轨迹。那些耗费在游戏或者社交账号里的大量青春，也许比现实财产更能证明一个人的存在。 在微博用户@未读UnRead发起的1010人参与的投票中，53%的人希望自己离开后，朋友圈等数字遗产被永久保存，给亲人留念，另外47%则希望这些内容被即刻删除。 通过遗嘱，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也可以看到他最珍视的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或许也只有经历死亡的考问，我们才能看清楚生命中最值得在意的人与物。 在30岁以下的立遗嘱人群中，77.39%选择由父母继承财产。随着年龄的增加，选择子女继承的比例逐渐增加。 而选择配偶继承财产人群的比例变化更值得玩味。相比30-39岁和50-59岁区间，40-49岁的人群选择配偶继承的比例最低。白皮书在实际案例基础上分析认为，该年龄段的人更在乎婚姻风险，对自己发生意外后配偶是否再婚会有所考量。 另外，并非所有的遗嘱都局限于血缘与家庭。有人把部分财产留给初恋，有人留给闺蜜，也有人留给儿时的玩伴。作为“最后的自由”，遗嘱可以只保障自己真正在意的人的利益。 除了提供正式的遗嘱文书服务，中华遗嘱库还在微信小程序上开通了“微信遗嘱”功能。“微信遗嘱”主要是传递亲人、朋友间的叮咛和嘱托，不作为法律意义的遗嘱。可以用文字、照片或视频给亲友留言，还可以选择在本人去世后，由中华遗嘱库将其寄送给想留言的人。据统计，在累计收到的近十万份微信遗嘱中，71.13%的人会附上自己和爱人、家人的合照。34.89%的人会向爱人表白。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死亡距离年轻人还很遥远，所以他们才能放肆地谈论死亡。可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的过程，对于死亡讨论得越深入，才越能懂得生的可贵，对死亡准备得越充分，才越有坦然迎接它的勇气。 愿我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都能跳出轻盈的舞步。

文：在桃龙猫 编辑：翟晓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顷刻间，无数母亲失孤，无数孩子丧母。那些没说出口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 16年过去了，曾经那些失落的母爱，如今怎么样了？01北川母亲挂16年横幅每年5·12纪念日临近时，北川老县城景家山崩塌遗址的乱石上，都会看到一条条悬挂的横幅，今年，这条横幅已经悬挂到第49条了。 悬挂横幅的是一个妈妈，名叫成兴凤。16年前，她的儿子在汶川地震中遇难。16年来，成兴凤会固定在每年的春节、5·12当天以及儿子的生日——农历七月十三这天，来到遗址上悬挂横幅，上面写着对儿子说的话。她还会带着儿子生前喜欢吃的东西，花生、腊肉、香肠…… 有心人发现，每年横幅的内容都在变，但唯独不变的是最后一句：“儿子，妈妈好想你。” 横幅的末尾还会留上一个手机号码，这个号码是儿子曾经使用过的，成兴凤一直没有注销。每当有人问起，她总会说自己永远不会销号。在成兴凤的心里，儿子依然活着，只是暂时联系不上了。2024年1月9日，成兴凤发现由于自己疏忽，导致手机卡欠费，原手机号已经被运营商收回，并被一个陌生人注册使用了。这个手机号是儿子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如果手机号被别人占走，那成兴凤无异于再一次失去儿子。她借助身边所有的力量，打客服电话、打手机号新主人的电话，联系曾经采访过自己的记者…… 终于在记者的帮助下，成兴凤联系上了手机号新主人，在听完成兴凤的故事后，这个号码的新主人立刻决定将号码过户给成兴凤。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再次得到了延续。 成兴凤的女儿在2008年的那场地震中幸存了下来，因为有了失去儿子的痛苦，她对于女儿格外在意，生怕一不小心，女儿也离开了她。 成兴凤把儿子初三的照片和全家的合照PS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张全家福的大头照她的女儿成年后在乐山歌舞团工作，需要经常去国外演出。一次，女儿在坐飞机时突遇气流，颠簸得厉害，但好在平安落地了。回来后，女儿将这件事告诉了妈妈，成兴凤听完后极力说服女儿回到家乡工作，并告诉女儿，不必出人头地，只要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好。 一个母亲对孩子最大的爱，不是期望他们能够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因为，这世间最幸福的事，不过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02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妈妈2008年5月11日，杨建芬接到了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女儿允诺放假回家一定要补上欠她的礼物。可是，杨建芬再也没有等到这个迟来的礼物，第二天的大地震，将女儿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6岁。杨建芬一直无法接受女儿的离开，她时常会跟别人念叨：怎么前一天还打电话说要给我礼物，第二天人就不在了？ 比起女儿离世带来的沉痛打击，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家庭的破碎感。女儿去世后，丈夫终日酗酒，并且有了抑郁倾向。夫妻俩在家四目相对，却像隔着千山万水，默默无言。为了让生活能够恢复正常，她决定领养一个孩子。但因为家庭条件、年龄等因素，领养申请屡次被拒。这让杨建芬不免开始怀疑：难道自己后半辈子真的只能是“孤家寡人”了？也许是老天不忍心，竟偷偷地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2013年的一天，杨建芬经过一座桥时，突然听到附近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她顺着声音走过去，竟然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杨建芬赶忙报了警，并且登报帮忙找寻婴儿的父母。可是3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人来认领。民政局询问杨建芬：你愿意领养吗？她当即决定领养这个婴儿，并起名叫“阳阳”。自从领养了阳阳，杨建芬的家里不再像往日一样冷冷清清，日常的琐碎逐渐让这个家庭恢复了生气。 但丈夫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十分糟糕，无法外出工作，于是赚钱养家的重任便落到了杨建芬身上。阳阳刚领回家时十分瘦小，为了让孩子健壮起来，杨建芬每天夜里定点起床3次给孩子喂奶。照顾婴儿的开销相当大，杨建芬没有工作，全家吃喝都要靠丈夫的退休金，这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白天安顿好孩子之后，她还会出去打零工，赚钱给孩子买尿不湿和奶粉。“白加黑”的工作模式，让原本体重82公斤的她，瘦到了不足60公斤。而当初抱回家时瘦得像小猴子一样的阳阳，在她的照顾下健康可爱。身边人都劝杨建芬，对领养的孩子没必要这么上心。可是她根本不听，尽全力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杨建芬觉得，只要付出，日子总会一天天变好的。但世事终归难料。2017年，杨建芬的丈夫患癌去世。当初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欠下了巨额债务。丈夫离开后，杨建芬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赚钱还债，压在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白天，杨建芬开着电动三轮在街上帮别人拉货。到了晚上，杨建芬又要赶着去做夜间巡逻的工作从22点半到凌晨4点半。 每次上班之前，她都会先给孩子哄睡着，再在床边用被子摞起一道“墙”，防止孩子滚下去。阳阳2岁的时候，杨建芬又找了一份社区网格员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元。每次出去工作，杨建芬就用绳子将阳阳背起来拴在背上，走街串巷，怀里抱着一大叠文件，登记住户信息。就这样日复一日，阳阳慢慢长大，开始学会擦桌洗碗，帮忙给电瓶车充电，会在杨建芬回到家时喊一声“妈妈”。 有人不明白杨建芬为什么这么拼命，建议她把阳阳送人，这样就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了。可杨建芬并不这么认为，她这样拼命，就是为了自己回家时，听到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喊的那句“妈妈”。一声妈妈，一生责任。母爱就是，我的孩子羽翼未满，即使千疮百孔，也要护她周全。03女儿在手机里刘莉的女儿胡慧珊是在地震中第一个被救出来的，但最终还是未能留住她的生命。 儿时的胡慧姗女儿离开后，刘莉在女儿的书包里发现了她的QQ号，找人破译了密码之后，刘莉打开了女儿的QQ空间，但是里面却没有任何内容。 这却给了刘莉一个灵感，她决定给女儿建一个“网上纪念馆”。将想说的话发在女儿的留言板上。就这样，在女儿100天祭日时、18岁生日时，她一直在坚持留言，还会在里面记录自己的梦。女儿的QQ空间，成了她与女儿沟通的“秘密基地”。 如今，刘莉在这里已经发表了上千条留言，上万张照片。“秘密基地”记录并承载了一个母亲对女儿极致的思念。与刘莉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叶红梅。叶红梅的女儿离开时只有8岁，一部存有女儿影像的手机，是她视若珍宝的藏品，也是她唯一的情绪出口。 叶红梅全家福每当思念席卷而来，叶红梅就会拿着手机，把里面的视频反复地看来看去。也正是这个时候，她才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还在自己身边。 2015年的一天，叶红梅像往常一样想打开手机看看女儿，可是，却发现手机无法开机了。为了修好手机，叶红梅跑遍全国上百家手机维修店，但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复：手机系统太老了，无法修复。这对叶红梅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为了修复手机，叶红梅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她开始向媒体求助。一家公司在得知叶红梅的经历后，决定帮助这位母亲完成心愿。于是，一个由10多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出现了，他们重写手机代码，纯手工定做手机零件，经过22天的努力，终于将叶红梅的手机修复如初。 再次见到手机中的女儿，叶红梅内心似乎释怀了些许，因为这一次，她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 一部手机，有时候并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它也可能是一个母亲的精神支柱。“儿来一程，母念一生。”孩子来时，是母亲失血引路；孩子离开后，依然是母亲心在滴血。这世间所有的母爱，都值得用一辈子去珍藏。每一份母爱都曾向死而生，在你看不见处惊心动魄。那些在地震中成为失孤母亲的她们，那些勇敢走出困境、接纳新生的她们，那些将思念变成日常的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愿世间所有母亲，都能爱有所得；愿世间所有的母爱，都能有所寄托。参考资料：纪录片:十年，吾儿勿忘纪录片:活着（2011）封面新闻:北川妈妈十年30条横幅写给天堂的儿子 : 横幅还会继续挂, 一家人要好好过澎湃新闻:北川母亲：听见养女叫妈妈，感觉女儿又回来了人物:我的一半在天上，他的一半在人间作者简介：在桃龙猫，口中之言随风而散，笔下之言落笔生花。

一个伪造的加拿大本田公司虚假网站，以高达90%的折扣销售除草机、吹雪机等商品，有网络专家提醒，这种“品牌钓鱼”的诈骗方式不仅直接诱骗你购买，更获取了你的信用卡信息实施金融诈骗。消费者在决定购买前，应联系生产厂商查询求证。 多伦多一名消费者日前发现一个看起来很像加拿大本田公司的网站，对销售铲草机、吹雪机、发电机等所谓本田产品作出特大折扣，最高达90%，比如铲草机原价逾1000元、促销价只88元，吹雪机原价超过9000元、促销价则为126元。 加拿大本田公司一名发言人回应媒体提问说：“这个网站不是加拿大本田的官方网站，与加拿大本田及其销售代表和合作伙伴没有任何关联，消费者要寻找本田产品应该访问我们授权的销售代表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Honda.ca。加拿大本田严肃对待侵犯我们品牌和知识产权行为，未经授权的网站和产品腐蚀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并置消费者于金融风险中，我们将采取所有可行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追究当事人责任。”   汉博学院网络安全专家西姆斯(Francis Syms)说：“犯罪分子创立虚假网站有两个原因，一是诱骗你购买它们的产品，二是获取你的银行账户和个人信息以诈骗更多钱财。这种诈骗手法称为『品牌钓鱼』，犯罪分子伪造的网站与品牌网站非常相似，消费者一旦点击访问和购买，他们便获取了消费者的信用卡号码、识别码以及个人地址等信息，然后从信用卡中划款消费。”   帮助商家开发建立网上广告销售的OPIIA创始人帕努(Janita Pannu)表示，在社交媒体网站，你经常会看到虚假广告以巨大折扣推销各种类型的移动踏板车，消费者如果发现其价格非常低且没有客服电话号码，务必提高警惕，不要点击，而是直接联系该产品的生产厂家查询求证。 “你也要扪心自问，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吗？某些东西可能是伪造的。”    

众所周知，在加拿大同一件商品，可能会因商店、城市或省份的不同而价格有所不同，但人们需要了解这个差异能有多大，以及其原因何在。 CTV报道，该媒体5名记者分别前往哈利法斯（Halifax）、满地可、多伦多、利斋拿(Regina)、卡加利和温哥华的两家不同商店购物，并同样都买了一磅黄油、一打鸡蛋、鸡肉、碎牛肉、大米、苹果和西红柿。 结果，账单最低的城市是卡加利，平均费用为58.87元。到目前为止，卡加利每公斤去骨去皮鸡胸肉的价格最便宜，为13元，但每公斤瘦碎牛肉价格就与许多其他省份相当，为17元。   利斋拿的杂货账单最高，平均为74.17元，其中鸡胸肉、黄油和两公斤大米的价格高于平均水平。   温哥华的账单以73.07元紧随利斋拿，鸡胸肉也是最贵的，平均每公斤26元。 哈利法斯、满地可和多伦多的杂货账单都在63至68元之间，其中，哈利法斯的鸡蛋价格是全国最高的。 与主要加工中心距离将影响价格 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主任查尔保斯(Sylvain Charlebois)表示：“我们都是自己地理环境的囚徒。” 图：Getty Images 他说，沿海地区的消费者往往需支付更高的费用，因为他们距离主要加工中心较远，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透过卡车或铁路运输。 利斋拿和哈利法斯等较小城市的价格也往往较高，是因为竞争较少，尤其是来自少数族裔和独立杂货店的竞争。 他特别指出，满地可和多伦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因此当地人往往会节省更多钱，他补充，“安省南部也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和独立的利基（niche）杂货店，这也加剧了竞争。” 而本身住在哈利法斯的查尔保斯，就称那里因为竞争较少，而且交通成本很高，二者都推高了食品成本。 他强调，“就交通和能源成本而言，距离是致命的，”因为一旦汽油价格上涨，杂货店就会受到伤害，“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但价格甚至可能因社区而异，即使是同一家公司拥有的商店。 查尔保斯说，“有时，同一家业者实际上可以拥有两家商店，但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价策略。” 这些差异和波动促使消费者会货比三家。 两年多来，加拿大杂货商因食品价格和企业利润而受到批评，本月顾客抵制Loblaw旗下的商店以表达他们的不满。 联邦政府表示正在努力吸引国际杂货商在加拿大开设商店，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本周表示，他“将继续研究是否有外国大折扣商对加拿大市场感兴趣。”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开始越来越关注非法移民问题。最近，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地区，逮捕了近500名非法移民，一周的总数已经超过了2021财年非法移民的总和。这也让美国议员“严重关切”美加边境问题。 周三，Swanton Sector的首席巡逻探员Robert Garcia在X平台上发帖证实。从4月29日至5月4日，特工们在覆盖纽约州东部、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Swanton Sector逮捕了492名非法移民。 一周前，边境人员在Swanton逮捕了220名非法移民，创下了该部门单周的记录。     Breitbart援引边境巡逻队的非官方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特工们在Swanton逮捕了近1500名移民，比2023年4月的676人增加了一倍多。据Breitbart网站报道，今年迄今为止，Swanton监狱共逮捕了6600多人，同比增长近100%。   在2023财政年度，北部边境各部门共逮捕了10021人。 3月下旬，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Mike Kelly；共和党参议员Ryan Zinke，同时也是北方边境安全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致信国土安全部部长Alejandro Mayorkas，表达他们对加拿大边境“前所未有的激增”非法移民的“严重关切”。 他们写道：“仅在2024财年，边境巡逻人员就有可能在北部边境逮捕创纪录数量的非法移民。” 来源链接： https://www.newsmax.com/newsfront/border-agents-record/2024/05/10/id/1164281/ 图源：USBPChiefSWB / X 图源：CBS

数据分析指出，加拿大专上院校并未将国际学生招收的重点放在满足本国最紧迫的劳动力需求上，造成人才与就业市场严重“不匹配”，学生在热门领域找到好工作的前景微乎其微。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对联邦数据的分析得知，加拿大招收的国际学生严重倾向于填补商业项目的名额，而几乎没有满足医疗保健和技术行业对工人的需求。 CBC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获得的数据，显示了自2018年以来，获得渥太华学习签证进入专上院校的外国学生每年所选择的教育领域。   专家表示，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联邦还是省政府，以及专上院校本身，都没有将国际学生招收的重点直接放在满足本国最紧迫的劳动力需求上。   多伦多都会大学（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专注移民问题的研究主管班纳吉（Rupa Banerjee）表示：“我们从这些数据中看到，确实缺乏监管。” 先前从未公开过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至2023年批准的所有学习签证中，商业相关项目占27%，高于任何其他领域。 在同一时期，只有6%的许可证发放给了健康科学、医学或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课程的外国学生，而贸易和职业培训计划则占1.25%。 班纳吉指，数据显示，太多的外国学生被吸引到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但在热门领域找到好工作的前景微乎其微。 她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试图引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来填补劳动力市场需要填补的空白，而是以学生的形式引进低技能、低工资、可消耗和可剥削的临时外籍工人。” 她说，这些数字显示联邦和省政府均未能确保国际学生的招收，符合加拿大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学生们从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是特别有价值的项目中毕业，这些项目无法让他们找到工作，从而使他们能够过渡并成为富有成效的加拿大永久居民。” 国际学生是公立大学的最大推动力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自2018年以来，无论是在新冠大流行（COVID-19）之前还是之后，职位空缺率最高和职位空缺绝对数量最多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建筑业、医疗保健以及住宿和食品服务业。 然而，从2018年到2023年，来加拿大攻读商科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高等教育领域的增长。 2018年至2023年间，授予商业管理、行销和相关支援服务项目的学习签证数量增加了5倍。同期向非商业领域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平均增加了1.7倍；健康科学为2.6倍；计算/IT领域的增幅位居第二，为2.4倍。 外国学生支付的学费明显高于加拿大人，并已向本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投入了数十亿元。CBC今年稍早透露，加拿大国际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是公立大学的最大推动力，其中大部分位于安省。 几所拥有大量外国学生的大学当局均告诉CBC，在联邦和省政府的敦促下，他们加强了国际招生力度，以满足国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安省基秦拿的康耐斯托加学院(Conestoga College)的国际学生签证，在过去5年中有4年位居全国榜首。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22学年，国际学生占康耐斯托加商业课程入学人数的70%。 该校的一名官员表示，2018年至2023年间，该学院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增加了近5倍，该校的招生“反映并符合联邦政府自身为提高每年移民水平（包括学生、以满足现在和未来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新数据引发了人们对商科学生比例过高的疑问。 商科学生称毕业后很难找到相关工作 加拿大皇家银行2022年9月的一份报告质疑加拿大，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满足其招收国际学生与劳动力的需求。 该报告描述了“国际学生追求的学习项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不一致”，并呼吁增加医疗保健、某些贸易、服务和教育领域的人数。 经济市场研究机构CD Howe Institute高级政策分析师马布比(Parisa Mahboubi)表示：“我认为没有任何努力或计划，来使各研究领域的入学人数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匹配。” 涵盖6年时间范围的数据显示，IRCC批出超过776,000个注册商业或商业管理、行销和相关支援服务课程的学生签证。 相较之下，同期健康科学类计划共发放了约143,000个学习签证，贸易和职业计划共发放了36,000个，医学类计划共发放了6,300个。 经济学家亚尔尼兹扬(Armine Yalnizyan)表示，国际学生招生的模式似乎“没有规律或理由”。 亚尔尼兹扬在接受采访时指，这是向来这里的（学生）出售虚假的商品清单，因为本国不需要那么多拥有商业专业知识的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我们试图透过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哪些技能。” 来自印度的学生辛格（Akash Singh）为了完成在圣克莱尔学院（St. Clair College，安省24所公立学院之一）为期两年的商业课程，支付了34,000元。 自2021年获得文凭以来，22岁的辛格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保全和麦当劳餐厅。 他表示，这里对商科学生来说没有机会，“我一直想找金融方面的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 辛格称，位于印度的加拿大大学招募人员强烈鼓励学生申请商业课程，并告诉他们，进入该课程以及毕业后都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据他所知，他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在商业相关领域找到了工作。 圣克莱尔学院国际关系高级副院长塞金（Ron Seguin）表示，辛格在寻找相关工作方面面临的挑战，并不能反映大多数国际商科学生所经历的情况。 塞金在接受采访时说，“学生学到的那些就业技能可以应用于许多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 商科成长与办学成本有关 高等教育战略协会（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主席亚瑟（Alex Usher）则表示，商科国际学生的爆炸性成长，主要是由于安省的大学寻求弥补省级资金不足的方法。 亚瑟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这与劳动市场的需求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大学的财务需求有关，“这是金钱的来源。” 他说，商业课程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特别是与临床和技术课程相比。 由于大学向此类学科的每位国际学生每学年收取15,000元的费用，因此开设成本较低的课程（例如商科）可以让学校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其他地方。 亚瑟认为，在国际学生群体的组成方面，各省比联邦政府更应该受到指责。 这是因为各省有责任监督其学院和大学提供的课程类型，尽管IRCC负责批准学习签证，但各省有权限制进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 在今年联邦推出上限之前，唯一行使这项权力的省份是魁省，该省要求每个国际学生须获得该省教育厅的授权书。 亚瑟说：“各省有可能对数字进行监管，只是十分之九的省份选择不这样做。” 省专上教育厅长邓洛普（Jill Dunlop）未能接受采访，但她的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学院和大学是自治的，可以自由地就国际招生做出自己的决定。” 代表安省24所公立大学的联盟Colleges Ontar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文斯（Marketa Evans）表示，“大量国际学生”报名参加了满足关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课程，包括物流、电脑程式设计、商业分析、酒店管理、旅游和旅游以及烹饪艺术。 根据Colleges Ontario提供的数据，目前约有18,000名国际学生就读先进制造和技术相关课程，另有900名国际学生就读护理专业。 从IRCC获得的数据显示，发放的大量学习签证中，特定学习领域被标记为其他（367,000个）或未指定（339,000个）。 IRCC官员表示，这是学生填写学习签证申请的结果：“其他”代表申请人表明他们选择的学习领域不在列出的类别之内，“未指定”代表申请人将该栏位留空。 图：加通社/CBC

被警方控谋杀华裔流浪汉肯尼斯‧李(Kenneth Lee，图)的8名女孩将接受陪审团审判。安省法院高等法院法官罗斯(David Rose)裁定，8名女孩中的6名被指控二级谋杀罪，另两名女孩被控过失杀人罪。 为了保护被告的公平审判权，法庭没有公开证据。预审中听到的证据可能不同于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因为陪审团对证据的标准更高。 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案》(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这些女孩的身分也受到保护，该法案将改造作为青少年的核心目标，即使是面临《刑法典》规定的最严重指控的青少年也不例外。   这8名女孩在2022年12月圣诞前夕的凌晨时分，在闹市区一拥而上刺死了59岁的肯尼斯‧李，随后被捕。李当时无家可归。警方称，这些女孩当时试图从肯尼斯‧李的同伴处偷一瓶酒，由此引发了随后一连串的伤人事件，不但攻击了肯尼斯，还攻击了另外2人。这些女孩当时有3人13岁、3人14岁，两人16岁。除1人外，其他女孩均已被保释候审。   这宗袭击事件发生在斯特拉斯科纳酒店(Strathcona Hotel)外，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无家可归者的危机愈演愈烈，该酒店作为临时庇护所运营。收容所运营机构Dixon Hall的居住服务负责人雷克拉夫特(David Reycraft)称，工作人员多认识肯尼斯，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安静的人。肯尼斯的家人表示，肯尼斯在2022年秋季因交上恶运离家，家人一直等着他回家团聚。

明（12）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许多民众都会趁这个时候向自己的妈妈表达感谢之意，不过有中国网友却发文要自家人不要过明天的母亲节，因为是“美帝的节日。” 中共当局除了借由大内宣，把自己吹嘘成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使者，还将美国塑造成危害世界的存在，因此许多中国民众雨声俱来就痛恨美帝，但身体依旧很诚实，不计任何代价都想移民美国。 对于5月12日的母亲节，有中国网友拍摄影片，要求大家不要过美国人的母亲节，并表示“要过就要过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接着便进一步解释中国人的母亲节是“农历四月初二”，也就是孟母生下孟子的日子。 对于这样的爱国影片，就连自家网友都看不下去，纷纷留言“孟子的母亲与我何干”、“你把手机丢了吧，那是美国人发明的”、“想过啥节日关你啥事”。

加拿大卫生部今天批准了英属哥伦比亚省（BC省）将医院、公园等公共场所的毒品使用重新定性为犯罪的请求！联邦心理健康和成瘾部长Ya’ara Saks在国会山宣布了这一决定，标志着BC省的非刑事化试点项目豁免立即失效，公共吸毒行为再次成为刑事犯罪！ BC省正在实行一项为期三年的试点项目，允许人们持有少量的某些非法毒品，包括海洛因、芬太尼、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尽管加拿大卫生部已允许试点项目继续，但在遭到政治人物、医护人员和警方的多次批评后，省长伊大卫上个月请求联邦政府重新将公共场所使用这些毒品定为犯罪。 BC省政府表示，这一改变将赋予警方权力，在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毒，这包括医院、餐馆、交通工具、公园和海滩。省政府强调，这一措施旨在提供给警方更多工具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同时也为毒瘾患者提供支持和治疗机会。 根据省政府的公告，即便在公共场所吸毒被定义为犯罪，BC省居民仍然可以在私人住宅、合法庇护所和毒品过量预防场所持有和使用少量非法毒品。 此前，BC省曾尝试通过立法将公共场所吸毒行为定为非法，但遭到减少伤害护士协会（Harm Reduction Nurses Association）在法庭上的挑战。加拿大卫生部的这一最新批准赋予警方权力介入医院、公共交通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的非法毒品使用。 在周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吸毒者权益倡导者对BC省的这一要求表示批评。减少危害护士协会主席科里·兰杰认为，这是为了在秋季省级选举前“获得政治投票”。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BC省至少有192人死于非法吸毒过量！相比于2024年3月的数据，死亡人数下降了11%，这是BC省吸毒过量死亡人数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下降。截至今年目前为止，BC省至少有572人死于非法毒品供应，其中大约十分之七的受害者年龄在30至59岁之间。数据还表明，虽然近75%的死者为男性，女性死亡人数却逐年上升。 BC验尸官服务处表示，不受监管的毒品供应是10岁至59岁之间BC省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自2016年4月BC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至少有14,400人死于吸毒过量。 在这些最新数据发布之际，渥太华批准了BC省改变其非刑事化试点项目的请求，这意味着在BC省公共场所使用毒品重新成为犯罪的措施已经生效！

法官判决要求一名英国男子向一名BC省女子支付逾10万加元的子女抚养费，这名女子声称与该男子有过“短暂的亲密关系”。 E.S. 最后一次与 G.W. 交谈时，她被告知再也不要与他联系。 E.S.怀孕了，她声称这是G.W.的孩子，是这位BC省女子与来自英国的男子之间的一次短暂风流。根据法庭文件（只用缩写表示这对夫妇），他起初表示支持，但很快态度就改变了。 “我明白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但请不要这样做。这会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与我爱的女人的关系，”G.W. 通过 Facebook Messenger 写道。 “我不怀疑你会爱这个孩子，我很高兴你的选择会得到支持。然而，这不是我的孩子，恕我直言，我几乎不认识你，这完全是个错误，坦率地说，这是我最糟糕的噩梦。” 那是 2018 年 4 月。 六年后，G.W.的“最可怕的噩梦”似乎即将成真，因为 E.S.说服了BC省的一名法官给她一份命令，她可以提交给英国法院，要求 G.W.向她支付价值超过 10 万加元的追溯子女抚养费。 她确信他是孩子的父亲 判决于三月初下达，但直到最近才在省法院的网站上公布。 法官尼古拉斯-普雷沃洛斯（Nicholas Preovolos）根据《跨辖区抚养令法》的立法条款向 E.S. 下达了临时抚养令，该法赋予BC省居民向其他辖区居民申请抚养费的权利。 英国是与BC省签有互惠协议的众多国家之一，这意味着E.S.将能够在英国法官面前寻求让Preovolos的命令在该司法管辖区得到确认。 根据这份经过处理的裁决书，E.S. 和 G.W. 于 2018 年在一个未公开的国家发生了“短暂的亲密”关系，当时她正在旅行。 E.S. 在返回加拿大后得知自己怀孕了。 她作证说，“在与 G.W. 发生短暂关系之前的 30 天内，她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过性关系。” “她确信他就是孩子的父亲。” “请不要再联系我” 根据判决书，E.S.和 G.W.自 2018 年 4 月起就没有联系过。 他在最后一次Facebook交流时说“如果你能尊重我的决定，我会尊重你的决定”“并理解我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瓜葛，请不要再联系我”。 他们可能没有交谈，但E.S.还是向Preovolos提供了文件，表明她仍然关注着G.W.。 裁决书称：“E.S.提供的信息包括 G.W. 在 LinkedIn 上的个人资料打印件、glassdoor.co.uk 网站上与 G.W. 类似职位的薪资摘录，以及 G.W. 的雇主美国[具体信息被隐藏]公司的销售董事总经理职位的招聘启事。” 与此同时，E.S.生下了一个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在怀孕之前，E.S. 是一名行政助理。她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各种职业培训课程，但决定书中说，她自 2017 年起就没有再工作过，“她把这归因于独自抚养一个患有神经非常规儿童所带来的挑战。” 每月 1957 加元--追溯到2018年12月 E.S.现在免租金住在父母家的一个套房里，并声称自己有大约1.5万加元的资产。 Preovolos写道：“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她因儿子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而获得的追溯性残疾税收抵免。” 相比之下，E.S. 希望 G.W.的收入估价相当于每年 47 万加元--这是她根据 G.W.在 LinkedIn 个人主页上自称的工作经验和一系列工资进行比对后得出的。 Preovolos说，他认为根据谷歌搜索摘要更合适，该摘要显示英国总经理的平均年薪约为 227,253 加元。 根据这一工资，他将 G.W. 的子女抚养费定为每月 1957 加元--追溯到 2018 年 12 月。 E.S. 和BC省总检察长跨境支持服务部门的一名律师一起代表自己，后者被任命为所谓的法庭之友。 法官指出，G.W. 无权收到 E.S. 抚养费申请的通知，也没有机会提交自己的证据。 如果 E.S. 通过英国法院恢复他们之间的联系，他将有机会提交证据。

一名魁北克男子去年花了1万多加元提交了担保移民申请，想将他的古巴妻子和她的儿子带到加拿大。但上周移民部突然告诉他，他们丢失了档案，他必须重新申请。   "我的妻子不是一块脏抹布，她是一个人，就像审查和核实这份申请的人一样，都是人类，"受挫的Yves Charbonneau在接受National Post采访时说道。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以确保申请的完整性，”他补充说。“我不是在向政府请求施舍。我所要求的只是让我的妻子能够来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生活，让她（和她的儿子）摆脱那里的苦难。” 现年65岁的Charbonneau在建筑行业工作。他说，2020年1月，他在古巴度假时候，对50岁的酒店的工作人员Elbis Vega Suarez一见钟情。 一年后，两人在古巴举行了婚礼。当Charbonneau回到加拿大，就开始为妻子和她的13岁儿子准备家庭团聚移民申请。 他说，准备申请花费了他超过1万加元，因为他需要往返古巴从家人和地方当局那里收集必要的文件，还要支付律师费。除此之外，他还在古巴购买并装修了一栋价值5万加元的房子，供妻子和继子以及他自己频繁访问古巴期间居住。 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Charbonneau和他的律师于2023年2月通过联邦政府的在线门户为妻子和继子提交了申请。 Charbonneau与加拿大移民部（IRCC）之间的传奇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Charbonneau的律师提供的文件显示，四个月后，IRCC要求Charbonneau将他的纸质申请文件邮寄到新斯科舍省悉尼的办事处，因为该机构想要查看一些文件上的原始签名。 律师表示："自从IRCC创建了在线申请门户以来，我一直通过该门户帮助客户提交申请。要求我们提交纸质申请是一个特殊情况，不是常规做法。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求我们重新提交。" 2023年11月，Charbonneau寄出了一份包括大量敏感个人信息的纸质申请到新斯科舍省，其中包括他家人的护照、出生证明、报税表以及他的社会保险号的复印件。加拿大邮政的跟踪数据显示，该包裹于11月13日发送至IRCC办公室，并于7天后送达。 之后，Charbonneau和他的律师等待了几个月，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他们请求国会议员Christine Normandin的办公室询问申请情况时，他们才发现IRCC显然丢失了该文件。 这时距离他首次通过IRCC的在线门户提交移民申请已经过去了15个月，结果该部门要求他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提交申请。 IRCC上周向Normandin办公室更新情况："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于2023/11/13提交的文件。移民部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文件。" “请注意，在处理申请的过程中，将保留最初的接收日期。在此阶段，请建议您的客户通过在线门户发送新的申请请求。” 尽管Charbonneau及其律师已经以书面形式同意IRCC与媒体讨论该申请文件，但IRCC仍以隐私限制为由拒绝对这起案件发表评论，并坚称还需要Charbonneau的妻子签署同意书，但她的律师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在古巴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极其有限。 Normand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IRCC在这起案件中的失误并不让她感到意外。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Normandin说道，她也是一名律师，曾经处理过移民案件。"这显示了IRCC在丢失纸质文件方面的典型问题。" Charbonneau及其律师表示，他们对他提交的纸质文件可能落入别人之手感到极为担忧，因为文件中充满了敏感的个人数据。 "这些文件肯定在某个地方，但显然不在IRCC的办公室，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么文件在哪里呢？文件中包含护照复印件、照片、税务评估通知、驾驶执照、出生证明。" "这已经超出了窃取他人身份所需的范围"。  

大多伦多地区购物中心又发生一起肆无忌惮的珠宝店抢劫案，这是自去年以来席卷该地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砸抢盗窃案中的最新一起。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周四（9日），一群小偷瞄准了密西沙加Erin Mills Town Centre的 Charm Diamond Centre珠宝店。 视频显示，这群人身穿黑色连帽衫，戴着口罩，砸碎陈列柜，往袋子里装商品，然后在遇到商场保安时迅速逃离现场。   皮尔地区警方表示，“2024年5月9日星期四，大约晚上7点55分，六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蒙着脸，手持锤子进入商店。”   警方表示，这群人“在逃离商场之前打碎了几个展示柜，偷走了各种珠宝”，并补充说，在抢劫过程中没有人受伤。 皮尔区警察局中央抢劫局目前正在调查此案。 这起事件是最近在大多伦多购物中心发生的一系列珠宝店抢劫案中的最新一起。

安省省级验尸官将调查68岁的大卫·利佩特（David Lippert）的死因，他在安大略省基奇纳市（Kitchener）拥挤的急诊室等候时心脏骤停死亡。 在得知验尸官进行调查后，他的遗孀丽丝贝特·利佩特（Lisbeth Lippert）表示：“我感到宽慰。 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在他处于如此危急困境下时，他被单独留在那里（急诊室）很长一段时间。” 当地一名高管大卫·利佩特（David Lippert）于2023年3月被送往安大略省基奇纳市的急诊室。那时，他感到很虚弱，无法行走。   医疗记录显示，血液检查显示他的血红蛋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低水平，医生认为他患有胃肠道出血。利佩特告诉他的妻子，他害怕留在医院，并最初拒绝住院。   但在输血也无法提高他的血红蛋白水平后，他同意被送往圣玛丽总医院（St. Mary's General Hospital）入院，并在急诊室等待。 然而，在等待入院期间，医疗记录显示，利佩特在急诊室等待时最终被医院工作人员发现不省人事，毫无反应，他躺在担架上不停地呕血。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团队为他进行了四轮心肺复苏。他被送往重症监护室，但那里的医生发现他没有反应。他还患有癫痫，表现出因缺氧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脑损伤迹象。他在来到医院的第二天被宣布死亡。 他的遗孀表示，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试图获取他的医疗记录，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录在他抵达后的凌晨1点到7:30点之间发生了什么，当时他被发现心脏骤停时，此前遭受的一切都没有任何记录。她告诉 CTV News：“我只是希望他在一个我认为他安全的地方。在急诊室死去对他来说简直是噩梦。” 她还告诉CTV News，当她在第一天陪伴丈夫时，急诊室非常混乱。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忙乱。”她说，他被放在护士站附近，她听到工作人员接到其他工作人员生病请假的电话。她说，很明显他们人手不足，而且被等待接受护理的患者排满了急诊室的走廊。 “他们忙得团团转。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在职业生涯中维持那种状态，”丽丝贝特说，并补充说她看到护士和护工都已经尽力了。 2023年9月的一份报告警告称，根据预测，加拿大因急诊室过度拥挤而造成8000至15000个病人死亡。 加拿大急诊医生协会会长迈克尔·豪莱特博士（Dr. Michael Howlett）写道：“我真诚地希望领导者们最终能够看到和理解患者和工作人员经常承受的可怕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查是正确和负责任的事情。” 根据查阅过大卫·利佩特医疗记录的布莱尔·比根（Blair Bigham）博士的说法，“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医疗系统中，血红蛋白水平为40的胃肠道出血患者应该立即被入院...一个这样的病人不应该在被治疗前，在急诊室待了22个小时。”比根是多伦多大学达拉纳公共卫生学院的助理教授。 圣玛丽总医院的官员拒绝对丽丝贝特·利佩特丈夫的死发表评论，告诉CTV News他们不能就病例的具体情况发表评论。 圣玛丽总医院临床服务副总裁布兰登·道格拉斯（Brandon Douglas）说：“我们向家属表示哀悼，并鼓励他们直接联系我们的患者关系团队。” 自从讲述她的故事以来，丽丝贝特·利佩特表示，她在自己的社区被数十人慰问，听到了有关医疗护理长时间等待和当地急诊室拥挤的故事。她希望调查能够探究她目睹的急诊室医疗护理需求激增以及当班医护人员短缺是否有解决方案。 “我不认为我的丈夫大卫会死在急诊室这样的地方，但是，他最后还是在那里撒手人寰。”她说。  

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已就过去禁止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捐血的政策向 LGBTQ+ 群体道歉。 禁令持续至 2022 年，随后被新规则所取代，根据新规则，所有捐血者都会被问及有关其性行为的问题。   该捐血服务机构表示，行政总裁 Graham Sher 今（10日）在活动中亲自向 LGBTQ+ 社区成员道歉。 Sher于新闻稿表示，该组织对该政策助长歧视、恐同症、跨性别者恐惧症和艾滋病毒耻辱感表示遗憾。 新闻稿没有具体说明向哪些团体致歉。

最新一份报告显示，加拿大四月房屋平均租金较去年同期上涨9.3%，同时较上季小幅上涨。 Urbanation and Rentals.ca报告分析网上租楼市场，报告指上月所有类型房屋的平均租金为 2,188 元，年增长率较上月的 8.8% 快，租金每月上升 0.3%。 报告显示，四月份加拿大一房单位的平均租金为1,915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1.6%；而两房单位的平均要价为2,295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1%。 所有省份的租金要价均出现环比和同比上涨，但安省除外，该省的租金每月下降 0.3％，每年下降 0.7％，平均为 2,404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