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十月底的星期五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发生汽车撞倒60多岁华人事件中受伤的华人女性的健康状况仍没有改善。 这一汽车撞行人事件发生在Notre-Dame-de-Grâce（NDG）区Mariette 与 Somerled avenues 交界的路口。 目击者说，这位过马路的华人妇女在被一辆丰田Corolla小汽车撞倒后被压在汽车底部，幸亏一些行人赶过去使劲抬起汽车才把被撞者拖了出来。 这位被撞的华人妇女伤势非常严重，被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立刻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到目前为止被撞者已经昏迷了三个多星期。 在CBC和CTV都报道了这起汽车撞人事故后，被撞者家属呼吁目击者提供这起事故的细节，并希望了解魁北克汽车保险局SAAQ处理汽车碰撞行人事故程序和赔偿政策的人士能够提供帮助。

4月19日下午3时，一双儿女尚未放学，妻子朱莲去领免费食品了。韩耀独自在家，生无可恋地躺在卧室里，注射兽药二甲苯胺噻唑自杀身亡。 离世前，他在电脑里给父母留下了遗言：“爸妈，其实这些年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骄傲。可你们和亲友却一直把我当骄傲和神话，我被推上了神坛下不来了。现在儿子是加拿大留不下，国内回不去，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对不起，儿子不能给你们尽孝了，来生再见……” 忍受屈辱 海外谋生 1980年，韩耀出生于北京，他天资聪颖，高中时两次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获奖，是师生公认的“物理天才”。高中毕业，韩耀考出了650分的高分，清华、北大争相录取他。当时“留学热”方兴未艾，韩耀选择进入加拿大某名校攻读计算机专业。 2002年韩耀研究生毕业，被加拿大一家著名软件公司录用为程序员，年薪12万加元。为在公司站稳脚跟，韩耀将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牵头研发的两款财务软件堪称经典。仅4年，他就升职为软件工程师，年薪涨到20万加元。 如此一来，韩耀不仅还清了父母供他留学借的50多万元欠款，每月还补贴他们2000加元，每年还组织双亲出国旅游一次。寒门出贵子，韩耀的成功和孝顺，在邻里亲友间传为佳话。 多年奋斗下来，韩耀顺利完成了一系列人生大事。2006年春天，他如愿成了永久居民，并在多伦多认识了妻子朱莲。2008年，两人在多伦多组建家庭。次年生下儿子安安，后又有了女儿可可。一家四口住进独立屋，屋前是绿茵茵的草坪，屋后是果园，环境优美如画。妻子能干贤淑，一双儿女聪明活泼，自己收入稳定，韩耀过着标准的中产阶层生活。原以为海外生活会一直岁月静好，哪知一夜之间，韩耀的幸福被击得粉碎…… 2016年11月，韩耀就职的公司宣布：“受全球经济影响，下个财年本部拟减员30%。”公司里非加籍员工占40%，裁员首当其冲，韩耀非常惶恐。30岁以前，韩耀从未有过职场压力，孰料过了35岁，因年龄不占优势，加之知识结构老化，韩耀感到职场危机扑面而来。入职11年，韩耀经历了3次大规模裁员，不知这次会怎样。 傍晚，韩耀回到家，妻子朱莲惊讶地问：“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韩耀敷衍着说：“工作压力太大，我有些累。”下半夜，韩耀因过度紧张，突然流起鼻血来，血滴到了枕头上。朱莲被吵醒了，惊骇不已：“到底出什么事了？”韩耀这才黯然告诉妻子：“公司要裁员，工作可能保不住了。”一句话将朱莲吓哭了…… 次日上班，韩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公司主管人力的副总沟通：只要能留在公司，自己愿意降薪20%。副总给他的反馈竟然是，公司有的员工甚至能接受降薪40%。韩耀连忙改口说：“我也愿降薪40%保职。” 即便如此，韩耀依然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每天走进办公室，只要没接到裁员通知，他就会如释重负地舒口气。因心情过分压抑，韩耀陷入魔怔中：上司哪怕多看他一眼，甚至在他面前打了个喷嚏，他就一整天心绪不宁。 2017年3月，韩耀还是被公司解雇了。不甘、纠结、愤懑，他将车泊在马路边，靠在方向盘上发出压抑的抽泣声，晚上9点才回家。见丈夫从汽车后备箱拖出装物品的帆布包，朱莲意识到，自己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伤感地哭了起来。见妻子哭得很伤心，韩耀黯然给她解压：“我马上找工作，一天也不懈怠。”当晚，韩耀一直忙到凌晨，才在网上将几十份求职简历发完。朱莲也没有睡觉，一直陪着丈夫。 经过3个月艰难奔波，韩耀终于进入多伦多一家普通IT公司就职，月薪1万加元。上司是一名脾气暴躁的中年人，经常埋怨中国留学生抢占加拿大有限的资源，推高了当地房价，将一腔怨气全都发泄到亚裔职员身上。可怜的韩耀无缘无故就成了上司的出气筒，哪怕他工作上有一个小失误，甚至哪句话说错了，都会遭到上司的当众训斥。 为保住饭碗，韩耀选择了逆来顺受，不管上司用什么刻薄言辞羞辱他，他都一言不发。而且，韩耀还经常被要求无薪加班到深夜。想起曾经的傲气与意气风发，再看看现在的可怜处境，韩耀不禁悲从中来。心中的压抑无处发泄，他经常在家喝闷酒，喝醉了就一边向妻子诉说悲凉，一边号啕大哭。 为了虚荣 伪装成功人士 面对这种不堪的境地，2017年朱莲建议丈夫：“与其在这里受欺负，还不如回国。凭你的知识技能，在国内也有用武之地。” 韩耀低声道出心结：“当初我是顶着‘物理天才的光环出国的，没有勇气走下神坛。现在灰溜溜地回去，我丢不起这个脸。”朱莲哭了：“这种憋屈虚伪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此后韩耀将自尊踏碎，把头低到了尘埃里：他挖空心思谄媚上司;遇到对方有个头疼脑热，他第一时间跑出去买药;每逢重大节日，他都会给上司送礼品。 2018年春天，公司爆出裁员的传言，韩耀再次陷入紧张焦虑中。当晚睡觉时，他的心脏突然出现痉挛，脸色惨白、呼吸困难。朱莲将丈夫送往医院，经吸氧、打点滴等紧急治疗后，韩耀的症状才得以缓解。此后，只要公司一出现什么风吹草动，韩耀就会习惯性心脏痉挛，需要借助药物才能恢复正常。 朱莲没有收入，养家重担全压在丈夫肩上，不免有些自责。2018年，她放下尊严和面子，开始每周去救济站排队领香蕉、面包、奶粉等免费食品。随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这年5月，韩耀向父母撒谎，说自己与妻子各生了一场大病，花了3万加元。父母体谅儿子的不易，不再让他付赡养费，还将每月的赡养费由2000加元降至500加元。 此后，为保住成功人士的光环，每隔一段时间，韩耀就去当地的豪华酒楼前拍照，然后上传到朋友圈，谎称自己或带家人或与朋友在此就餐，并煞有介事地评论：这里的大龙虾新鲜美味、那里的煎牛排外焦里嫩。看着国内朋友或羡慕或恭维的跟帖，韩耀露出一丝苦笑。 6月，韩耀的姨妈一家人随团来多伦多旅游，韩耀咬牙花800加元请她在酒店吃了一顿大餐。随后他借口陪上司去美国考察市场，就没敢再与姨妈见面，更不敢让她来家里做客。一周后，姨妈返回北京，朱莲才得知丈夫请她吃一顿饭就花了800加元。她大声指责：“你不会让她来家里吃饭吗？一顿饭就花去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这日子还怎么过？”韩耀皱着眉头回击妻子：“你怎么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是生活逼的！要是你收入高，我会这样吗？”韩耀一声长叹后不再接腔。 2018年国庆节，韩耀的母亲在北京接受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为节省往返机票，韩耀独自回京看望母亲。董玉梅嗔怪儿子：“为什么不让安安和可可一起回来。”韩耀不便吐露真实原因，掩饰说：“安安和可可要上学，不能请假。” 亲友将韩耀回国当成了一件大事，轮流请他去酒店吃饭。高中同学也觉得韩耀是衣锦还乡，热情地给他安排饭局。这帮同学当初都不如自己，现在有的却做了上市公司的总裁，有的成了董事长，还有的是政府官员，事业风生水起。再看看自己，错过了国内发展最好的10年，不仅事业停滞不前，还成了国外受排挤的二等公民。两相对比，韩耀内心充满说不出的辛酸和伤感。在外人眼里，韩耀风光无限，谁知背后尽是屈辱与悲凉！ 悲情自杀 撕裂亲人心 返回多伦多，韩耀始终在内心与自己较劲，越想越纠结。韩耀认真地告诉妻子：“咱们在这里生存越来越难，我打算回国发展。”朱莲一声长叹：“咱们早就该离开加拿大了，为了虚荣在这里硬撑着，多愚蠢啊。”韩耀决定在加拿大就找好北京那边的工作，实现事业的软着陆后，再安心带妻儿回国。 随后，韩耀在网上积极与国内的知名IT公司联系，并投放求职简历。但这些年，从欧美回流的IT专业人才一抓一大把，韩耀无论年龄还是技术，都不具备明显优势，双方谈崩了。 朱莲开解丈夫：“现在国内工作也很难找，先找个地方落脚，以后再谋发展。”韩耀怒怼妻子：“我是‘物理天才，会去没有像样的工作，我不想让自己的面子在亲友和同学中毁了。” “你在加拿大还有脸面吗？要是真实情况曝光了，别人会怎么看你？你马上就40岁了，以后恐怕想回国都没单位要了。”事业不如意，让韩耀变得格外敏感、脆弱，最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他觉得妻子这是在讥笑自己，冲动之下，他扇了朱莲一巴掌。 长久积聚的委屈在朱莲内心爆发了，她哭着吼道：“离婚！两个孩子我都要！我明天就带他们回国，再难也要打工挣钱养活他们。” 这番话镇住了韩耀，他“噗通”一声跪在妻子面前忏悔：“对不起，我是爱你和孩子的，离不开你们。看在咱们多年共患难的份上，原谅我好吗？”望着丈夫两鬓早生的白发，朱莲心软了。她知道，丈夫要求高薪，一方面是虚荣心作祟，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一家人过得好一些。这样一想，她原谅了韩耀。 这一天，韩耀将一组程序代码交给上司，结果有一组代码写错了，当着众多员工的面，将一沓资料狠狠地甩在韩耀脸上：“白痴！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有脸在这里待？”韩耀强忍屈辱的泪水，默默地将资料一页页捡起来，然后向上司道歉。尽管谦卑到了极致，但一个星期后，他领了当月工资就被解雇了。 深重的挫败感摧毁了韩耀的自信。第二天，他马不停蹄地双线作战：在多伦多和北京同时投放简历。因刚刚经历过互联网寒冬，很多IT公司或裁员或倒闭，韩耀一直未收到满意的回复。在巨大的压力下，韩耀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情绪稳定时，他还能在网上联系工作;可一旦抑郁症发作，他就万念俱灰，将求职简历撒得满地都是…… 4月19日下午，趁着家里没人，独自在家的韩耀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兽药二甲苯胺噻唑，自杀身亡。 丈夫悲情自杀，朱莲哀恸欲绝。与公婆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她就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北京。董玉梅和老伴一直不相信儿子会走到这一步，朱莲再也不想隐瞒，如实向公婆揭开了丈夫在加拿大的点点滴滴。老两口痛心自责：现在国内发展得越来越好，要是他们当初知道儿子的真实处境，肯定会放下虚荣心，将儿子一家接回北京。

温哥华华埠在11月17日星期日中午前发现可疑包裹，警方的紧急应变小组到场处理，其后证实虚惊一场。   据加拿大电视台(CTV)报道指，发现可疑包裹的地点位于奇化街(Keefer Street)100号路段，哥伦比亚街(Columbia Street)一个停车场附近，据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警方更派出拆弹机器人到场协助，并在一部停泊于现场的垃圾车附近停留，警方曾表示到场调查一个可疑包裹。 界乎缅街(Main Street)与哥伦比亚街之间的奇化街一度要封闭，但在周日下午1时左右已重开。

据BC省皇家骑警消息，一名温哥华警官因与今年夏天发生在威斯勒的一起性侵事件有关而被控罪。 今年7月19日，Squamish 皇家骑警收到性侵事件的投诉后，立刻展开调查。 警方表示涉及指控的性侵事件发生在投诉事件的前几天，涉嫌性侵事件的是一名温哥华的警员。 警方今天表示51岁的素里居民 Jagraj Roger Berar 被控性侵罪名。 // 警方称性侵指控与 Berar 的警员职位无关，警方表示事件中的两人相互认识，这只是一起孤立事件。 温哥华警方表示 Berar 目前已经离开警界。

最近几年，网络上消费“中国大妈”成为一种时髦现象，特别是2018年重庆万州发生公交车坠江事故后，视频显示坠江事件的主因直指一个乘车大妈。由此有媒体惊呼：中国大妈已成“公害”。 本来“大妈”是个有着亲切邻家气息的称呼，不过近年来在部分人的努力下，中国大妈已经成了“不讲理、贪便宜”的代名词。大多数时候，中国大妈特指年龄在50-65岁之间，爱占小便宜，不守规矩，不讲公德，倚老卖老的中年妇女群体。 然而扪心自问，我们哪个人的母亲不是或即将是“中国大妈”呢？难道母亲们的形象在子女心中就这样不堪吗？不可否认，网络上曝光的事件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当事人就是“中国大妈”中的一员。但是我们以个别人的行为去抹黑“中国大妈”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是不是公平呢？ “小二群”统一服装畅游地中海 有趣的是，最近多伦多一群自称“中国大妈”的人无惧世俗眼光，我行我素，摆起姿势，红裙飘飘，在地中海游轮上嗨得不行。 据大妈之一张女士介绍，现在网络上提起“中国大妈”，就是骂声一片，起初我们这些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一方面，我们为那些被曝光的不良行为感到羞耻，同时也觉得网络上抹黑中国大妈群体形象的行为是一种软暴力。 在全世界无情打击中国大妈形象之际， 我们这群中国大妈迎风而上，一袭红红的长裙舞动在美丽的地中海上，自信优雅又咄咄逼人，我们就是想给那些攻击中国大妈的好事者提供又一个攻击的平台。来吧， 你攻击你的， 我自信我悠然。那舞动的红裙分明是青春的火焰在燃烧，是青春的绽放和愉悦的心情，也是我们实现生命价值、创造美好生活的生生不息的人生态度。 张女士说，我们这个多伦多中国大妈群体又被称为“小二群”。小二群是指由一群小二货组成的，毋庸置疑二货自然就是傻的意思。在百度里有这样一个解释：“二货是指一个人过得开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且这类人不大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活得比较自我，比较悠然。即使别人觉得他各种不好他依然乐在其中。”感觉这样的描述似乎对我们这群小二比较贴切。 张女士笑着说，我们“小二群”的人都以“小二”自居，每个人的姓加上“小二”就是我们的昵称了，比如我就是张小二。 “小二群”是由几个好朋友慢慢发展而成的，大家彼此认识超过十几年，都喜欢唱歌跳舞，爱热闹。平时我们会经常组织在多伦多附近的活动，每年底都会举办大型派对，也集中参加旅游，近年来先后去过古巴、加勒比等地，这次地中海之旅就是由王小二策划安排的，共有15人加入。 张女士说，“小二群”的成员学历都比较高，不乏博士硕士，大家都具备基本的素养。我们也在一起议论中国大妈的形象问题，希望每一个中国大妈能够自律，在自嗨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比如我们这次游轮之行，边走边玩，拍照是少不了的环节。 但是我们在游轮上拍照，一般都是选游轮一角，或者是选择其他游客休息的时候，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网络上的批评而缩手缩脚，我们就是一群自由奔放的中国大妈，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是那句话： 我自信、我悠然。（本文图片由张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