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1900年12月底，李鸿章开始生病，一个月后高烧不退。1901年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9月，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辛丑条约》签字后，李鸿章的病情急转直下，饮食不进。两个月后，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前来探望。李鸿章此时已病入膏肓，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口不能语。1901年11月7日中午，周馥哭号着说：“君有何放心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之事，我辈可办，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从眼窝中滚出，须臾气绝。终年78岁。本文摘自《重读李鸿章》一书，作者牛贯杰，东方出版社出版。 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启超在其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中写道：“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由于昧于世界大势，频频被洋人所欺。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并未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临死时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做了精确的总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 细细体味梁氏所说的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光绪帝出逃西安。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已诏”，授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迅速办理谈判事宜，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李鸿章首先致电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提出“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解决方案。列强表示同意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离开广州时，曾对南海知县裴景福感叹：“内乱如何得止？我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也就死了。” 李鸿章于上海启程北上，由俄国军舰护送抵达天津。李鸿章垂暮之年，看到熟悉的天津城如今残破不堪，不禁放声痛哭。其幕僚梁肯堂曾记曰：“相公时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已如丝。” 李鸿章马不停蹄，赶至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亦是一幅惨景：“京师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火焚数千万家，昼夜烈焰腾空”。李鸿章在京城下榻于贤良寺。京城各国驻军只承认奕匡和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的居住之所为中国地方，其余均为“外国辖境”。其实，奕匡住宅外有日本兵持枪护卫；李鸿章住所亦有荷枪实弹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云：奕匡“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经过9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近代以来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为签订和约竭尽了全力，离死亡越来越近。 1900年12月底，李鸿章开始生病，一个月后高烧不退。1901年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9月，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辛丑条约》签字后，李鸿章的病情急转直下，饮食不进。两个月后，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前来探望。李鸿章此时已病入膏肓，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口不能语。 1901年11月7日中午，周馥哭号着说：“君有何放心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之事，我辈可办，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从眼窝中滚出，须臾气绝。终年78岁。 李鸿章的一生，他自己曾这样概括：“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 是的，就仕途名位而言，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所有机会，青云直上九重霄。然而，这时世的艰难困顿，既是他一切荣耀的来处，也是他一切屈辱的源出。 这古老的中华帝国，穿越千年历史的尘埃，终于接近了她的终点。她是如此的疲惫、衰老，在英气勃勃的现代文明之前，这般的捉襟见肘，窘迫难堪。然而，她还不甘心就此退却，她还试图挣扎。但这挣扎愈是激烈，其结局愈是凸显出命运的无奈与历史的无情。 在滔滔历史洪流前，人只是沧海之粟，所有的反抗总是无力。李鸿章也是无力的，这是他的不幸。这也是适逢其时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幸。 时局惟艰，干戈未息。临终前，李鸿章依然无限牵挂，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墓葬位于南郊西影路附近，根据出土的买地券判断，墓葬主人叫李居柔，是当时陕西东路转运使兼六部尚书，属于金代陕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考古人员解释，因为当时处于金代灭亡的前期，墓主人虽为一地长官，但也与其他人一样选择“薄葬”。同时出土的还包括了30多件瓷器、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品。 省考古研究院 隋唐考古研究室于春雷：在出土的时候，其中一个梅瓶的口还是封着的，里面是有液体的，从液体的样本来看，它是相对比较清澈的，另外梅瓶本来就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具，所以我推测梅瓶里边装的液体应该是当时的酒。 据了解，2003年和2012年，我省考古人员分别在西安市北郊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发掘出了西汉和西周时期装有酒水的酒器。考古人员介绍说，因为这次出土的装有酒水的器物密闭性较好，因此才得以保存了八百多年,下一步将对此做进一步考古研究。  西安一墓葬出土800年前酒水 西安一墓葬出土800年前酒水

“我姓谭，但我正式的英文姓却是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荣誉教授谭碧芳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她的姓氏之谜，“我从小就被告知，千万不能对老番(美国人)说自己姓谭，否则全家都会遭殃。” 谭碧芳是美国《埃仑诗集——以诗歌记录天使岛移民监狱中的华人故事》的编辑之一。她1946年出生于加州旧金山唐人街，父母都是华裔移民。中国人一向重视祖宗姓氏，他们一家人顶着别人的姓，至今仍未能认祖归宗，内里的辛酸和曲折可想而知。 谭碧芳说：“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人都这样，我们家有两个姓氏——在家人和朋友之间我们姓谭，在学校和出生证上我却姓杨。” 谭碧芳说，以前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家为什么会有两个姓，直到1975年，她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墙壁上看见了那些华裔移民留下的诗歌。当时她听到消息说，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韦斯的巡警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刻上去的中文诗歌，“我跟几位朋友便一起去看，一个公园巡警带领我们沿着陡峭山路来到移民拘留所，最后进入了一个两层楼的木屋”。 房子看起来又老又小，窗户上安装着铁丝网，二战期间曾关押过日本人。谭碧芳说：“入口处的地板吱呀作响，我们被带到墙壁上刻有诗歌的宿舍。房间是空的，阳光透过窗户上厚厚的尘土照在房间里，地板和墙壁的油漆剥落。借着手电筒的光，我们看见了墙壁上刻的中文诗歌。一首诗写道‘悲伤与辛酸交织’，另一首诗写道‘被致命的悲哀杀死在这木屋’。” “我抚摸着墙壁上的字句，仿佛听见那些被囚禁在这座孤岛上的移民哀叹自己命运的声音。我忽然非常伤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诗歌？” 谭碧芳问她父亲是否知道天使岛，她父亲避而不谈。反复追问下，她父亲才承认1921年进入美国时就被关押在那里。她的父亲真名为谭叶精，进入美国时19岁，花钱买了一个文件，谎称是加州中国商人的儿子杨庭顺。他被移民局关押在天使岛34天，经过反复盘问，直到移民局排除嫌疑才放行。 谭碧芳的父亲是美国排华法案的牺牲品。1882年至1943年，美国执行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并剥夺华人归化入籍、自由迁徙等诸多权利。所有进入美国的华人都必须在指定口岸接受甄别。天使岛是美国关押华裔移民最多的移民拘留所，1910年至1940年间，大约有17.5万名华人被关押在那里，等候甄别。 许多美国华裔移民都有着与谭碧芳一样的痛。他们为了逃避检查，不得不放弃真实姓名，花钱买一纸公文充当美国公民的“纸儿子”。谭碧芳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进入美国的方式。许多人被迫生活在谎言中，一辈子都在被发现、被驱逐的担心中度过。” 为了“找到所有的秘密”，谭碧芳邀请历史学家麦礼谦、诗人秦小琴，花了5年时间搜集、整理、翻译了所有能找到的天使岛诗歌。两名上世纪30年代曾被关押在天使岛的华人提供了当时抄录的近百首诗歌，一些曾被关押的华人和在天使岛工作过的雇员讲述了亲身经历，最后编辑成书。 谭碧芳告诉记者：“我父亲一生都思念故乡，希望落叶归根，认祖归宗。但是他不敢，他始终生活在天使岛的阴影中，直到去世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姓谭。”

  考古人员在对发掘出的“砖棺”进行绘图。市文物局供图 考古人员对墓葬壁画加固。市文物局供图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为配合工程项目建设，考古人员在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村发现一处大规模墓葬群，经两次勘探发现古墓葬共计129座。目前还剩下54座墓葬没有发掘，北京市文物局计划到5月底、6月初结束发掘工作，同时文物保护工作也同步开展。目前，这片墓地由专业保安24小时巡逻，还配有红外摄像头等高科技安保措施。未来是否原址保护有待考古结束后综合评估。 据介绍，这处新发现的墓葬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村，地处大兴城区的西北部边缘，墓地所在区域原先为三合庄村址所在地。 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为配合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改造区A、B、C组团居住及配套项目的土地开发整理，逐步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但是由于征地工作尚未结束，因此只是局部勘探。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经过7个月的勘探方结束，共发现古代墓葬129座。2014年10月1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主持古墓葬的发掘工作，受天气的影响，到2014年12月31日发掘工作结束，进入“冬歇期”。 据介绍，本次为期近两个半月的发掘，共清理古代墓葬75座，其中东汉墓7座，北朝墓2座，唐代墓葬33座，辽代墓葬33座。“墓地延续时间之长、年代跨度之大、墓葬数量之多、墓葬形制种类和保存之完好，为近些年来北京地区所罕见。”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特别是，在辽代墓葬里发现了罕见的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石榴”壁画。 据了解，墓葬埋藏区受历史上永定河泛滥的影响，墓葬之上淤积了大量的泥沙，目前墓葬距离现地表平均深度4米，最深处7米。据介绍，这次发掘中通过地层的分布证实了永定河的泛滥主要是在金元时期，这为研究北京南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提供了依据。 同时，通过对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的考察，考古人员发现从东汉到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丧葬习俗深深地打上了“胡化”的烙印。同时，这一时间跨度也是古人的丧葬观念经历了由维护和彰显家族的权势和社会地位转向福佑子孙，昭示出日益世俗化的特点，这一转变特点，在本次发掘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具体重要发现 >>7座东汉墓葬 呈现梯形“砖棺”特点 7座东汉墓全部为小型砖室墓，均为单人葬，墓葬特点是用砖做成棺的样子，因此又称为“砖椁墓”。墓葬均为平民墓，出土有陶器和铜钱等随葬品，该墓葬最大的特点是“砖棺”均为梯形，南侧宽，北侧窄，南侧高，北侧低，和现如今的葬具相似。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形制的“棺”具有“胡人”的丧葬文化因素（即汉人“胡化”)。这是本地区历史上这一时期民族间彼此交流、融合、学习的结果。这与历史上北京地区长期处于汉、胡杂居的社会现实是离不开的。 >>2座北朝墓葬 墓主人来自“朝鲜县” 北朝墓葬2座，墓葬形制与东汉墓类似，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加上各王朝国祚时间短，倘若没有明确纪年，很难与汉魏时期的墓葬区分，在此之前，北京地区发现过疑似北朝墓，因证据不足无法确定，而有明确纪年的北朝墓仅有一例。故此次发掘的纪年北朝墓具有重要意义，为北京地区北朝墓的形制特点树立了标尺。 墓葬内出土一块刻有铭文的砖，通过铭文得知墓主人叫韩显度，祖籍是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539年）。 考古人员介绍，元象是北朝时期东魏魏孝静帝元善见的第二个年号。墓主人的祖籍很是耐人寻味和值得思考，乐浪郡是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之一，乐浪郡郡治位于朝鲜城，朝鲜县是其下辖县之一，即今朝鲜平壤市区。但是到了西晋，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攻占乐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实力的削弱，导致对边疆控制能力大不如前，因此，到了公元313年，乐浪郡地悉数被高句丽夺取。 但是，卫氏朝鲜的遗民为什么要埋葬在北京大兴？考古人员介绍，据史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进程中（439年统一北方），延和元年（432年），曾经有过“迁朝鲜民于肥如，复置朝鲜县”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徙运动。肥如位于今秦皇岛市，县境在当今昌黎、卢龙南部、西部、迁安县地一带。朝鲜县在当今卢龙县东部，距离北京很近。这些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后，还保留了自己的祖籍——乐浪郡的郡望。到了东魏，定都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北方居民南下前往首都邺城的必经之地，因此，发现东魏时期的墓葬也是顺理成章的。 >>33座唐代墓葬 墓室摆放砖仿桌椅门窗 唐代墓葬33座，有小型的砖室墓，也有大型的“甲”字形墓。小型的砖室墓与东汉的类似，“甲”字型墓形制则继承了当地的北朝墓葬的传统，墓室形状为弧边方形。到了晚唐时期，随着当地汉、胡杂居的日益深入，胡化也愈发严重，其中墓室形状越来越圆就是表现之一。此外，当地居民的丧葬观念也逐渐朝着世俗化这一方向转变，墓室内出现了砖仿木结构和砖仿家具装饰，仿木构主要是墓室内施斗拱、立柱等建筑构件，仿家具主要是桌椅、门窗、灯等。这使得原本简单的墓葬有了“营造”的气息——前期设计，后期施工。同时，这种装饰客观上反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后代的家具陈设布局、日用器具的生产以及人们的审美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墓室内出土有白瓷器和漆器，其中漆器的发现为北京地区所罕见。 >>33座辽代墓葬 “石榴”壁画详述生前 辽代墓葬33座，墓葬为砖室墓和瓮棺墓两种形制，墓主人全部火化，仅以骨灰埋葬，这与辽代崇尚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的辽墓为一个家族墓，目前看这个家族墓里埋藏了至少3代人。 辽代砖室墓的形制与唐代墓葬近似，墓室形状上更圆，墓室内也有砖仿木的结构。其中两座壁画墓的发现是墓地本年度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壁画画在墓室内四壁，底色为淡黄色，上面用红、黑线条绘制出家居生活的图案，有桌子、椅子、柜子、人物形象等，桌子上放着生活用品，其中一个容器里还放着石榴，可以说是对墓主人生前生活真实的反映。由于北京地区出土完整的辽代壁画墓比较少，因此，这两座壁画墓的发掘显得格外重要。

　　很多人以为胡蝶是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事实上在她之前，张织云已经是电影皇后了。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张织云说不上好看，但她眉眼间有着一些忧郁，与阮玲玉颇有些神似。张织云能被大中华电影公司挖掘出来，是因为照片失窃。 　　1924年，大中华影片公司登报招考演员，借申报馆信箱为收件处，收到了近万余张的女子照片。可是这么多的照片，也未被选上一个。导演发愁时，听说在开箱前，报馆的人已私自取走好看的照片。于是，导演出面与报馆交涉，要回了那些照片。张织云的照片就在其中。 　　其实，张织云的照片也说不上漂亮，但因为是失而复得，就显得珍贵。于是张织云走上了电影之路。 　　张织云没多少文化，又只会说粤语，幸亏那时是默片时代，让她不灵光的语言可以藏拙。好在张织云性格好，肯下工夫又谦虚好学，电影公司愿意捧她。1926年，举行了电影皇后的评选。在12名入选的女演员中，张织云以2146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转眼成为一颗耀眼的红星，身后自然少不了帮她的男人。卜万苍是其中之一。 《空谷兰》剧照，戴墨镜之人为张织云 　　在张织云刚拍戏时，风度翩翩的卜万苍是摄影师，他把张织云的银幕形象拍得很美。很快两人同居。 　　后来卜万苍成为导演，张织云则是戏里的女主角。可这时的张织云已不再是成名前的她了。荣誉过早来到，飘飘然的感觉将张织云带入另一个世界。她迷恋于在交际场合结交豪门巨富。卜万苍被张织云嫌弃，两人分手。 　　茶叶大王唐季珊乘虚而入。唐季珊在乡下有老婆，他全仰仗着老婆家的权势，所以，是不敢离婚的。这一点，张织云是知道的，可她在红得发紫时，哪里会往悲观里想。 　　在最初的日子，唐季珊对她不错，还带她游历欧洲。唐季珊把她带到好莱坞，原希望她能凭着电影皇后的身份拍戏发一笔横财，哪知好莱坞根本没看上张织云。 　　张织云与唐季珊在一起两年，挥霍无度，而电影这时也从默片转到有声电影，阮玲玉、胡蝶开始成为新偶像，张织云被人逐渐淡忘。当唐季珊移情别恋又搭上阮玲玉时，张织云的好日子也结束了。 　　张织云被唐季珊抛弃，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在同居时，两人曾签有契约，上写：唐季珊如果抛弃张织云，应赔偿张织云20万元。双方各执一张，以此为证。可张织云手上的那张，被唐季珊销毁了。赔偿也就无从谈起。 　　事业与情感的双重打击让张织云一蹶不振。她花光所有积蓄，辗转一些城市。据说，最后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上世纪70年代死于香港街头。 　　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晚年如此悲惨，让人难免伤感。其实，卜万苍很爱她，在分手后很长时间都不让任何人提起她。有一次在片场还难过得当场失态——这都是后话了。

坦克在莫斯科市长办公室外出现。（互联网图片） 普京（右）失踪多日之际，传帕特鲁舍夫（左）策动政变。（资料图片）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3月初公开露面后，至3月15日已经10日没有于公开场合出现，是他在位多年来罕见，引起各方揣测，纷纷问：「普京在哪儿？」流言四起之际，英国媒体引述普京支持者声称，俄国联邦安全局（FSB）前局长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在克里姆林宫发动政变，普京虽仍在世，但已被控制。克宫未有回应，令事件更耐人寻味。 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国家回教委员会主席贾迈勒（Geydar Dzhemal），在格鲁吉亚电视频道Rustavi-2上声称：「普京目前已被控制，但当然，他仍然在生。他被拥有权力的人士发动了所控制，我认为他们发动了政变。」贾迈勒又直指，政变幕后黑手就是现任安全会议秘书、前FSB局长帕特鲁舍夫。 贾迈勒没透露消息来源，但指克宫近日多番发放普京照片欲辟谣，乃策划政变者拖延时间的手段。贾迈勒更透露，帕特鲁舍夫最近竟在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访美，怀疑美国向帕特鲁舍夫提出了一些无法拒绝的条件。 贾迈勒又称获得消息，指帕特鲁舍夫上周三曾在北高加索城市比蒂戈斯克，与亲普京的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会面，试图说服对方倒戈。近日有消息则指，拉姆赞?卡德罗夫近日也联络不到普京，心急如焚。 普京不见人影之际，有网民昨指克里姆林宫日前晚上曾突然停电3小时，克宫外更出现坦克及装甲车，毗邻的圣巴素大教堂外亦泊有多辆来历不明的大货车。但有指大货车只是为庆祝克里米亚入俄一周年作准备。另有美国中情局（CIA）消息声称，普京失踪是因为患感冒。 普京自3月5日在莫斯科跟意大利总理伦齐会面后，再没公开露面。外界曾揣测普京病倒甚至身故的传言。亦有媒体指普京的绯闻女友卡巴耶娃在瑞士为他诞下女儿。克宫虽多次发放相片力证普京无恙，但被指以旧照片当新相发放，未能平息揣测。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国防部长绍伊古及克宫幕僚长伊万诺夫，皆对普京「失踪」一事噤声，更令事件扑朔迷离。普京原定今天于圣彼得堡与吉尔吉斯总统会面，外界均关注他会否现身。

米尔扎·侯赛因的家乡是阿富汗巴米扬省，那一年，当塔利班指挥官命令他在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旁边安放炸药时，他26岁。 属于古代砂岩雕刻的巴米扬大佛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巴米扬大佛的被毁震惊了全世界，并且成为最近在伊拉克疯狂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伊斯兰国”效仿的先例。 巴米扬大佛被毁已经14年了，这期间阿富汗发生了很多事情，但14年前的那一幕，米尔扎·侯赛因依然历历在目。 炮轰无效 “他们先是用坦克和大炮向佛像发射炮弹，”米尔扎说，“但是那没有用，于是他们又试图埋炸药炸毁佛像。” 这时，他和其他一些被关押的当地人被塔利班抓去帮忙。 米尔扎和大多数巴米扬市人都是什叶派，这被属于逊尼派的塔利班视为敌人。 在经过了数月激战后，塔利班于1999年5月控制了山区省份巴米扬，当地人要么逃走要么被俘。 安放炸药 “我是25名囚犯之一，”米尔扎说，“城里除了塔利班武装分子根本就没有平民，他们没有办法，只能选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他们可以任意处置我们。” 说这些话时，米尔扎站在巴米扬大佛遗址的砂岩峭壁下，那里曾经是巨型的雕像，米尔扎说，塔利班带来了炸药和武器，以完成炸毁佛像的任务。 “他们运来了一卡车炸药，”米尔扎说，“然后我们背着炸药走到佛像那，把炸药绑在长木棍上，伸到佛像旁边。 他们做这些事时正值2001年的初春。米尔扎说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神的准备，他认为自己即使不在爆炸中丧生，也会死在看守手里。 “我亲眼看到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人因为扛不动太多炸药而被塔利班武装人员当场枪杀了，他的尸体被交给另一名犯人处置。”米尔扎说。 根据米尔扎的描述，他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在佛像周围安放炸药。然后，导火索被一路铺设到了附近的建筑物那里，引爆之时，塔利班武装人员大声呼喊着口号。 “大爆炸发生时，大佛前面腾起大量烟雾和火苗，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味道。”米尔扎回忆道。 米尔扎说，根据塔利班指挥官的预计，爆炸不只是破坏佛像，还会带动整个崖面下降；但实际情况是，爆炸只炸毁了两尊佛像中较大佛像的腿部。 佛像被毁 尽管国际舆论哗然，谴责之声不断，但塔利班依旧我行我素。 根据米尔扎的回忆，塔利班运来了更多的炸弹和大量爆炸性材料，那些材料看上去像肥皂，摸上去像面团。 “从那时起，他们每天都要进行两到三次的爆破，想要彻底炸毁佛像，”米尔扎说，“我们在佛像身上打孔，把炸药安放在孔里，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打孔过程用了25天。” 米尔扎说，他们每天的伙食只有一小份米饭和面包，在整个作业过程中，他们夜晚只有一条薄毯御寒。 佛像终于被毁后，塔利班举行了庆祝。 “他们向空中开火，他们跳舞，他们还屠宰了9头牛作为祭品。”米尔扎说。 重建无望 米尔扎现在是巴米扬的一名自行车修理工。 他说，现在的城市让他感到很安全，他希望阿富汗政府和国际慈善家能够出资重建佛像。对于自己当年在摧毁巴米扬大佛中的行为，他只能感到悔恨。 “我当时就感到很后悔，现在感到更后悔，而且永远会感到后悔，”米尔扎说，“但我无法反抗，我根本没有选择，要不然他们会杀了我。” 遗憾的是，米尔扎重建巴米扬大佛的愿望不会得到满足，起码在近期不会。 有关是否要重建巴米扬大佛、哪怕至少重建一座佛像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对于像米尔扎那样的当地人来说，保护该地区的古代文物不仅是保护巴米扬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利用文物古迹发展旅游业、为当地带来财富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2015年3月9日凌晨，著名摄影家吕厚民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吕厚民曾是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摄影师。1950年，21岁的他被组织安排到中南海担任摄影师，前后12年里，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瞬间。除了日常的官方报道摄影，吕厚民还记录了许多罕见的领导人日常生活的画面，在他的镜头下，领导人不光是挥斥方遒的伟人，更有作为父亲、长者和同事的普通人一面。图为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边留影。 在吕厚民的中南海拍照生涯中，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毛泽东的生活影像只有少部分有选择地通过报刊杂志对外发表，大部分照片都第一时间进入了档案室。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留档的照片才得以逐渐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图为吕厚民在1960年拍摄的毛泽东在天津欢度五一劳动节的画面，这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标准毛主席挥手形象。 “第一次见到主席是个会见活动。我感到很幸福，甚至激动得有些紧张，似乎把照相都给忘了”，“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也是个普通人，就像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吕厚民的心态变化反映在了拍照上。在“宏大叙事”之外，他更多地关注了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图为1952年5月，从朝鲜归国的女战士解秀梅向毛泽东献花。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1950年在朝鲜牺牲，遗体也没有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表面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但内心伤痛难掩。吕厚民拍下的这一幕也是毛泽东少有的悲伤镜头。 在这张拍摄于1955年的照片中，毛泽东戴着眼镜，兴致勃勃地参观全国美术展览的一组孩童雕塑作品。要知道，毛泽东和普通的老年人一样，当时已年逾60岁的他眼睛自然会老花。可毛泽东不喜欢戴眼镜，平时看书他习惯用放大镜，只有在看节目、看戏时才偶尔带上眼镜。 1956年2月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内蒙古诗人赛音朝克图得知晚间毛泽东要参加宴会的通知之后，抱着对新社会领袖人物的无限崇敬和激动之心，写诗歌《握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巨手》，在宴会上朗诵，并在同毛泽东拥抱时大哭起来。反应敏锐的吕厚民及时抓住了这一瞬间。1973年5月13日，这位中国蒙古族新文学奠基人、漠南文化先驱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 1956年，毛泽东试戴少数民族参观团送上的富有民族风情的帽子，双手护着帽沿儿，乐呵呵的，眼光似乎还在搜索其他礼物，随时准备再试上一把。 作为长期在中南海工作的摄影师，吕厚民照片里有许多反映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人日常生活的画面，他们褪去国家领导人的外衣，展现出普通人富有亲情和放松自在的一面，这些画面在过去的官方报道摄影中很难见到。吕厚民曾回忆说，“我为毛主席拍照，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包括游泳以后，他没穿背心，上来以后，在那儿晒太阳。我拿相机对着毛主席，他还笑眯眯地看着我。在那个期间，虽然任务很重，但心情很舒畅。”图为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边留影。 “主席也是人，他也要生活，家庭、孩子也在一起。这里面有一些和孩子出去散步的照片，我们知道他出去散步就跟过去，或者赶上去跟主席见见面、握握手，他也不管。”图为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与李敏、李讷、刘思齐在玉泉山散步。 1954年，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北京郊区的新六所。这天毛远新抓了一只小兔子给毛泽东看，李敏、李讷便也都围了过来。 除了生活中的抓拍外，吕厚民也毫不避讳自己曾经“摆拍”过的一些照片。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1962年毛泽东去上海视察工作时，吕厚民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共同“策划”，让毛泽东散步回来时不走原来的门，在经过健身房内的乒乓球台时邀请他打上几拍。毛泽东在扣杀了第一球后等待对方发球的瞬间被定格，之后进入了千家万户，也造成了全国人民关于“毛主席喜爱打乒乓球”的印象。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的心情很不好。上庐山后，几天几夜不见走出房门。一个晴朗的上午，毛泽东终于出门，登上含鄱口。他在山上凝神了很长时间。吕厚民看到此景，抓拍了多张不同角度毛泽东坐在石椅上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照片恰到好处地融合了时代背景、自然背景和毛泽东的心境，获得了国内外摄影界的高度评价。 吕厚民和江青之间也有一层渊源。江青很喜欢摄影，拍摄的作品多有发表，署名李进。而作为毛泽东随行摄影师的吕厚民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图右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拍摄的技术问题，如角度、光线和速度等，就是经过吕厚民的指导，再由江青手按快门成像的；图左则为吕厚民自己拍摄。 在吕厚民拍摄的大量照片中，除了毛泽东，许多周恩来少见的生活照也留存其间。图为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在北戴河海滨。 1955年，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凉亭边休息时，翘起一条腿让吕厚民拍照。 195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游览八达岭长城。 吕厚民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吃了些苦，还被扣上“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的罪名。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的事，要客观地看待整个历史。毛泽东逝世后，每年的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纪念日和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有时间他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表达哀思。图为2004年12月24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吕厚民摄影展》在京开幕，吕厚民陪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右一）观看展览。中新社 “以前没有摄影，只靠文字记录，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场景都是抽象的。有了照片，人们对历史对伟人的感受不光靠想象，它变得非常直观真实。”吕厚民生前曾这样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不会随着人的故去而消逝，吕厚民拍摄的这些照片也会作为珍贵史料一直流传下去。图左为吕厚民1958年与毛泽东合影（他生前曾先后五次与毛泽东合影），图右为吕厚民晚年照片。

时隔数十年之后，民国才女依然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她们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诗句和人生遭际，更多的是她们对世事的那一份真情。 张爱玲（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张爱玲：才华大于“小资祖师奶奶” 《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张爱玲鲜为人知的往事。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但是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她去世之后，还这么有名。这些年，不光她生前发表或出版的作品，被多次再版重印，成为畅销书。她生前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也被研究者从各种渠道中找到，以“遗作”之名首次出版，依然读者众多。她的一篇短短的小说，被大导演李安拍成电影，成为娱乐圈热点话题，也成就了亚洲娱乐圈一线红星汤唯。就在当下，她的一部不到3万字的英文未完稿《少帅》被整理、翻译出版，又引来无数“张迷”翘首以盼。 出生贵族、文字卓绝、再加上独特个性，张爱玲被很多读者追捧。但不知道从何时起，张爱玲被分析成为了“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有评论者说：“张所表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如果说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也跟张爱玲自身的关系不大。张爱玲在作品中表现出足够的文学天才，在真正的读者那里，那才是她的核心魅力。 张爱玲的文学和人生确实是够传奇的。她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红遍上海滩，但之后销声匿迹几十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文学作品被海外学者夏志清大力发掘和力赞，在海内外华人圈俘获庞大的“张迷”群体。而近些年来，随着各种资料的解密，关于她晚年客居海外，创作不顺，生活也很不平顺的晚景，也被反复咀嚼。于是“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悲惨生活，她所有的浪漫情怀，变得奢侈和苍白”这种“女神”倒塌论，又应运而生。 不过，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 林徽因：“女神”传记泛滥且八卦化 对于不少人来说，林徽因是“女神”级人物的头号备选人物。不管是文摘杂志对她才貌双全描述的n次转载，还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风靡一时，都让林徽因在其逝世多年以后，在当下年轻人当中的知名度，不亚于一个当红明星。 在网上可以查阅到，关于林徽因的传记书不下10种，比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不离不弃，且行且珍惜》、《喜欢你是寂静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林徽因传：你是人间四月天》等。而其中几本书的广告词之陈词滥调，也是让人醉了。“一代风华绝世佳人林徽因，让三大才子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痴迷钟爱一生，不离不弃，且行且珍惜，便是世间最美爱情的注脚。”“文艺圈‘民国一代才女’和‘精神贵族’；都市小资艳羡不已的‘五好女性’——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 除了那些颠三倒四说了又说的情感故事，以及她被女人“羡慕嫉妒恨”的好命、才华之外，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却鲜有人提及。除了“人间四月天”“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些被段子手“兑水”成情感鸡汤文之外，林徽因还有更多值得欣赏的诗歌。比如，在上世纪40年代，为躲避日本入侵，林徽因与梁思成迁居到四川李庄，国仇家恨加上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她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在病榻上，她写下一首名为《十一月的小村》的新诗，“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对梁思成建筑学术的协助和贡献，也值得真正钦佩。上世纪30年代，纷乱、忙碌的时期，林徽因陪伴梁思成，行走大地，开始对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建筑进行一连串的实地考察。其中一项最大成就是，他们一起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857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 陆小曼：她的才华被婚恋故事淹没 陆小曼几乎是仅仅因为与名人的婚恋纠葛，自己也成为近代名人的。对于有些人，要讲述陆小曼，不用徐志摩作为大料，几乎说不出来她是谁。而且相比林徽因，很多人对陆小曼的印象，多离不开放荡、鸦片、堕落。最多是说她漂亮、以及后来画得一手好画。不管是在各种婚恋主题书中作为案例，还是各种民国奇女子传闻中，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几乎成了国民婚恋负面教材。陆小曼的沪上名媛形象，也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形象接近交际花。 且不管以上传闻真实性有几何，但就一点：陆小曼写过什么小说，有几个知道？陆小曼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籍婉约，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地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她爱读书，英法原文版的小说，她读得很多。1947年夏天，她接受著名女编辑家赵清阁的约稿，创作一部约两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劫》）。赵清阁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 在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婉贞，上海沦陷时，一个小职员之妻，为了给儿子二宝看病，不得不违心应聘到皇家饭店。站在小小的售货台后面，暂时忘记了她必须尽快向经理借到钱才能给儿子买药打针。她亲眼目睹出入饭店的太太、小姐们奢靡背后的污浊丑陋后，不染污泥的她，毅然不顾一切地昂首走出皇家饭店。陆小曼用她曾经熟识的经历，再现了沦陷时期旧上海，十里洋场繁华背后的真实场景。很多读者读完《皇家饭店》，重新认识这位饱受争议的民国美人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张充和：“民国最后的闺秀” 比起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对于普通大众，张充和的知名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在文化圈，她的名头却丝毫不弱。出生于1913年的张充和，是近代著名“合肥张家四姊妹”之一。她早年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她的曲艺小楷，格调极高，秀逸超凡。1948年与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她的知交师友，乃一众名家，灿若星辰，其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她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章士钊赠诗把她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汪曾祺赞她唱腔“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欧阳中石称她书法非常精到，“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张充和文采极佳，她曾为姐夫沈从文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传诵一时。早在1936年，张充和经胡适介绍进入报纸副刊写稿，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大量的短文，散文、小说、随笔、书评、艺术评论等等。追溯张充和民国文选，亲情、师道、成长、变故、友谊、旅程、信仰、感悟等等。《桃花鱼》背后的曲折和坦阔，《小园即事》里的寻常家境，龙门巷的童年记事，姑苏城外浓雾里的母女情深，扬州外婆家的黯然，青岛海边的绮丽旅程，曹操点将台的古意回归，拙政园里的昆音袅袅……

  　　一瓶1864年美国内战时期随船沉入海底的红酒，日前重见天日，吸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品，但味道却糟糕透顶。 　　一名专家称葡萄酒的“封口处”是由松节油和硫磺组成的，酒尝起来就像是汽油和螃蟹的混合物，还有淡淡的柑橘味道，来自波尔多大学的红酒化学家皮埃尔(Pierre Louis Teissedre)对红酒样品进行了分析，称红酒闻起来简直就是“房间清洁剂”的混合风味。 　　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办的一场食物节上，近50人购票，前去观看红酒开瓶仪式，并品尝其味道。据报道，“玛丽•西莱斯特”号铁皮蒸汽船1864年沉没，这艘运载着南部联邦补给品的舰船由百慕大出发，但不幸触礁翻覆。 　　2011年海洋考古学家在“玛丽•西莱斯特”号的残骸里一共发现了5瓶酒，这次开封的是其中一瓶。侍酒师保罗•罗伯茨说：“我曾经品鉴过沉船上打捞上来的酒，有些味道真的不错，但这瓶酒味道真是糟透了。”

卡地亚（Katya Ganich），来自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中国某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卡地亚说自己喜欢去不同的国家，遇见不同的人。大学毕业时正巧赶上公司招收空乘，虽然学的不是空乘专业，但是本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去面试了，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年多。 “其实我的名字应该叫卡佳，但我觉得不太好听就改叫卡地亚了。刚来北京的时候挺不适应的，也吃不惯中餐。那时住在首都机场附近，每天下了班也感觉跟上班一样放松不下来。现在我搬到了三里屯，周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每天下班后能感觉自己轻松了很多。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家在哪里，我会说北京。”卡地亚边布置家中的迷你圣诞树边说。 面对前些日子卢布汇率暴跌导致物价上涨，卡地亚说自己挺喜欢普京的，因为他很强硬，而且他为了保护俄罗斯的面子不轻易向其他人低头。虽然现在为了保持面子造成俄罗斯经济比较困难，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支持他的。“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不仅哪都能去，而且工资还不错。前些天父母告诉我俄罗斯的商品都涨价了，不过我挣的是人民币。每次飞回俄罗斯我都会买很多东西，如果时间充足就回家看看父母给他们带些生活必需品。”卡地亚说。 卡地亚指着父母的合影说：“我工作后和父母一起出资在俄罗斯买了一块土地，为了父母以后盖房子用。父母现在还年轻，都在工作。他们总说现在还能养活自己，希望我攒钱能给自己买个房子买辆车。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成家，但总希望父母能过得好一点。” 卡地亚喜欢喝红酒，她说：“很多时候提到俄罗斯，中国人首先会想到伏特加。的确，俄罗斯人很能喝酒，很爱喝伏特加。不过我喜欢红酒，算个例外吧。有时候我会叫朋友来我家开party，但我可不是个酒鬼。” 图为卡地亚认真挑选晚上朋友来家时要喝的酒。 卡地亚说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乘工作和国外航空公司的定位不同，中国的航班上免费提供水和食物，而国外航班很多东西都需要另行收费，工作强度不同。 图为休息日卡地亚在被窝里拿着Ipad看电影。 卡地亚所在航班组在2014年圣诞平安夜的合影 卡地亚喜爱健身，瑜伽、舞蹈比较拿手，最近开始对泰拳产生了兴趣。   随着中国航空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像卡地亚一样的外籍空乘加入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来，她(他)们已经把中国当做另一个家。图为卡地亚准备出门前往机场执行飞行任务。

  40年前的阿富汗还是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领导的时代,那时候的阿富汗生活富足,国内和平。1963-1973年间，以“10年民主”著称。阿富汗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交流，阿富汗出现和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繁荣。这一时期，阿富汗北部建设了凝析气企业；在白沙瓦谷地兴建了水力发电站和高水平的水利灌溉工程系统；修建了贯通阿富汗境内的两条重要公路。公路建设为外国人了解阿富汗带来了便利。  

 资料图：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进入会场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踏上大会堂北门部长通道的红毯，回答了媒体提出的问题。 　　国土部部长姜大明： 　　证书 使用权有期限 所有权无期限 　　针对大家关心的不动产登记问题，姜大明对于不动产权证书中“使用期限”作出回应。他表示，新版《不动产权证书》上“使用期限”是登记土地使用期限，所有权是没有期限的。姜大明表示，公众对不动产登记问题存在一些误解。 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同时也正式启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新版《不动产权证书》上设置的“使用期限”一项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有报道称，“使用期限”一栏内容意味着“全国业主变房客”。对此，姜大明表示，证书有权力类别，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是登记土地使用期限，房屋所有权是没有期限的。 　　耕地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对于耕地保护，姜大明明确表示，国土资源部已和农业部合作开展一项工作，就是将耕地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划定为基本农田，让中国人的饭碗有基本保障。姜大明说，划定基本农田按照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城镇周边到广袤农村的“由大到小、由近及远”原则开展工作。姜大明指出，划定基本农田的工作，关键在于城市周边耕地的划定。“城市建设会侵占耕地，城市周边多年形成的优质耕地需要更多保护。”姜大明说，永久基本农田一旦划定，除了法律规定的比如交通、水利等用途无法避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侵占。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阅兵 将邀请抗战老兵 　　裘援平昨天表示，今年举办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上，将邀请以各种形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人士，其中包括身在海外的、无论是哪个党派的、参与过抗战的老兵，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还有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知名华人华侨的后代。此外她还介绍，东南亚是华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很高。沿线不仅华人华侨众多，华文媒体、中文学校同样数量可观，对融通中外将起到重要作用。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 　　打虎 不放过身边腐败 　　昨天，黄树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打虎”的同时，绝对不会放过群众身边的腐败。黄树贤说，严厉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首先要明确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责任，直接组织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同时各级纪委特别是基层纪委，要贯彻中央纪委要求，认真搞好“三转”，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集中力量查办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 　　追赃 将建立外逃统计报告 　　关于追逃追赃问题，黄树贤表示，今年要建立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做到情况明、数量准。盯住重大个案，加强国际合作。还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同配合，做好防逃工作。“总之，对外逃腐败分子，一追到底，绝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加分 鼓励类加分全取消 　　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门会减少加分项目，今年全国性加分政策鼓励类的全部取消，只保留一些扶持性政策。袁贵仁表示，在缩小区域录取率差距方面，教育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大家看了发改委的报告，今年本专科招生人数从698万增加到700万，新增两万人的指标，全部用于中西部人口大省。”对于减少加分项目，袁贵仁说，今年全国加分政策鼓励类的全部取消，只保留一些扶持性政策，还有一些地方性加分政策减少了六成以上。 　　试卷 25省份将用统一试卷 　　关于规范自主招生问题，袁贵仁表示，从今年开始将取消推荐的限制，每个学生每个学校都可以推荐。“全部禁止以联考和培训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把自主招生的时间全部调到高考之后进行”。现场有人问袁贵仁对山东考生上北大清华的难度是北京考生的20多倍怎么看?袁贵仁表示，我们将扩大使用全国统一高考命题，今年将扩大3个省份，明年再扩大7个省份。届时，将有25个省份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制的试卷。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近半个世纪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本文选自《新世纪周刊》，作者陈焱、杨东晓，原题为《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 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 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 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 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 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 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 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 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 郑：您一直在现场吗？ 郝：一直在现场。 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 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 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 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 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 白：24日。确信无疑。 傅：您家住在哪儿？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 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 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 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 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 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 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 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 白：没有。 傅：有没有见到家属？ 白：没有。 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 白：没有。 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 白：没有。 傅：有没有警察？ 白：没有。 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 白：对。 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 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 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 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 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 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 傅：大概几点。 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 傅：是您自己去的吗？ 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 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 朱：我上渔场找船。 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 朱：仰面。 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 朱：对。 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 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 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 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 傅：那他怎么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 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 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 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 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 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 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抗战结束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历史事实已经被后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忘记。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军真没用，一对一打不过日本人。不错，当时的国军一对一还真打不过日本人，但这并不是一句国军没用就可以概括的，而是因为中国的军力和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军这个现实所决定的。  　　“安倍谈话”诚恳谢罪才是真自尊 　　环球时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周召集协助他起草二战结束70周年“安倍谈话”的专家开会，他是否会继承“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安倍提出为他撰写谈话的“五大论点”，其中只有第一点是“从20世纪汲取的经验教训”，后面四点谈的都是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对世界的贡献及当下日本应有的政策措施等等，看来是要夸日本。 　　至于日本要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安倍一直不明说。今年1月25日有日本记者问他，村山及之后小泉的谈话中都有“殖民统治”“侵略”“深刻反省”“谢罪”等关键措辞，“安倍谈话”是否继续使用它们呢?对上述四个关键词，安倍只在回答中提到了“反省”，其他三个词都回避了。 　　安倍表示，他的政府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的谈话，但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地沿用过去说过的词汇。 　　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就此批评说，安倍的表态显示，“安倍谈话”准备抛弃“村山谈话”的关键精神。这样的批评声以及担忧在日本社会大量存在。 　　到8月15日还有5个多月，事情还存在一些变数。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安倍在内心深处是抵触“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的，但他面临国内反对力量的牵制，改善与中韩关系是他绕不开的外交目标，而中韩对他继承上述两个谈话盯得很紧。此外美国也反对他颠覆性修改战争评价，因此他不断释放探测气球，揣摩他能离经叛道的尺度。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欲在这个时候通过正式谈话否认日本在亚太的战争罪行，或者对其做轻描淡写处理，这在外界看来是愚蠢的。日本右翼对自尊的认识与普世的自尊大相径庭，他们国家七八十年前的军队侵略了，殖民他国了，抓慰安妇了，烧杀抢掠了，他们觉得承认这些事实是一种羞耻，认真道歉更是奇耻大辱，而咬紧牙关，能少承认就少承认一点，才是现代日本人的勇气。 　　是中韩等亚洲国家“小心眼”，非要日本领导人说他们难以启齿的话吗?让我们看看日本领导人加起来都说过些什么吧，即使“最深刻的”，核心也大致就是上文那四个词。它们能跟战后德国领导人所做过的深刻忏悔相比吗?好意思比吗? 　　如今村山首相等人做过的道歉和反省，安倍还要在70周年的时候再“省下几尺”，日本右翼的荣辱观真是让我们服了。这样下去，“安倍谈话”还反省个啥，直接说日本当年做得对，侵华侵朝侵东南亚等等都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而且日本是二战的主要受害者，不就得了。 　　中韩等国社会还没有“豁达”到日本右翼希望的程度，那场战争的伤口仍在不时疼痛，我们做不到帮着他们一起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行，对今天一些日本政客相关的拙劣表演不闻不问。如果“安倍谈话”在反省战争的问题上不及格，中韩舆论一定会激烈发声，一场大辩论无可避免。世界将通过这样的辩论更加清楚日本在二战的亚太战区干过些什么，日本政府错误的做法将让它的国家在全人类面前进一步蒙羞。 　　我们希望安倍政府有跳出历史问题游戏的大胸襟，而不是把它像一根跳绳一样舞得让人眼花缭乱，以为那就是水平。请安倍政府在剩下的几个月里别东试探、西试探了，还是好好说服自己的心吧。

从1965年到1967年，法国驻华使馆秘书、年轻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在中国北京、南京、苏州和大同的大街小巷行走拍照。她的镜头里鲜有宏大的政治叙事，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琐碎的图景，我们看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和入夜之初的情形。 “大头娃娃舞”是北方的舞蹈形式。1966年5月1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 这张照片里演出的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跃起从胯下击打中的一个瞬间。1966年5月1日，下雨了。那天一群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到景山公园准备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演，结果正午前有一场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湿了，后来就说外宾不来了。 仍是1966年5月1日，画面后的高墙可证这里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泽东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枪，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 又是表现女民兵的舞蹈。1966年五一，文革前夕，仅仅过了一个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就开始了，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头一批“大字报”，再到8月，红卫兵就上街“破四旧”、砸橱窗，文革开始了。 1966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分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这年10月1日的接见是与国庆游行结合在一起的。这张是国庆游行的场景。这个位置大约在正义路往东。从人影判阳光入射角度，时间已经在正午以后。 这条马路上有无轨电车线路，估计是当时纺织工厂集中的东郊一带，当年这里有12路电车。坐在地上的部队人员中有两个兵种，靠马路的两列是陆军，区别在他们的军绿色帽子。人员多的这批是空军，区别在蓝色军裤，而且他们都是草绿色斜纹布军装。 1966年10月1日游行场景之一。画面边缘墙壁上有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共分16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 1967年初，由于上一年夏秋之际北京的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拥挤到了首都，造成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因运力不足，政府鼓励滞留在城市的人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长征”成为一道社会景观。这个特写是那时“徒步长征”的标准装束。 1967年7月16日，颐和园举行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活动。画面上可以看到佛香阁上的毛主席像，据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后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红卫兵破坏佛香阁建筑而绘制上去的。至少到1969年夏这幅画像还存在，以后曾短暂地出现林彪的一段题词，九一三事件后又被一条语录覆盖了。 1967年2月1日到5日，群众陆续到法国驻华使馆门前示威游行。此刻这个环境里的标语就像这个年代一样混乱。街对面的车库门上还有一列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来（北京）参加接待红卫兵”，这是上一年外地学生挤到北京等待接见，政府派军队参与接待并遣散人群的行动留下的印记。 1967年初秋，南京“国营第某食品商店”门口，一队举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像的人在招摇过市。图上有“发行喜讯”字样。事关那本“小红书”！这是南京某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为新版“小红书”的发行业绩上街“报喜”呢。 1967年的时候，北京鼓楼大街依然是个繁华所在。当年北京的公共汽车不算很多，图上红色公交即为“5路”，从鼓楼下发车南至前门；图上可见无轨电车吊线，为其时的“7路无轨”，从动物园通往东直门，是1958年替代了有轨电车开行的。 1966年，索朗日·布朗去了一趟大同，从图中人们的装束看时间应该在春季5月前后。当时“文革”狂潮尚未兴起，一个细节是，画面中的人没有一个是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因为戴毛主席像章在当年8月以后就应该是一个时尚了。在观看某个活动的人群场外，老人带着孙女，画面信息丰富。 这张照片也拍自文革前夕的山西大同。女孩们的发型、妆容都非常“中国”！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师本能中有一种对“人”的特殊关注。一个刚到中国不久的法国女孩，对异域的“人”充满了好奇。 这张拍自南京。把街头标语连起来应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以及“揭批江苏省委”“火烧”某某某某。此刻应是1967年初秋，此时各地的“文革”正处在几派恶斗时期。南京的文革纠结于“批许世友”或“支持许世友”乃至军方“支左”的态度。 1967年初秋，苏州。政治氛围的亢奋与物质上的匮乏；红彤彤的标语口号与每一个人的从容不迫；还有这些摞满补丁的衣衫。哦，那个背着手的年轻人他在干什么？他还没有参加“红卫兵”吧？他，就是那种“逍遥派”吗？ 随处可见的标语、主席像、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符号。在看惯了记录“文革”那些“激烈”“磅礴”“迷狂”的气质之后，这，也是那个时代（或者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氛围。这是苏州的杂货店。 南京，暖暖的阳光，街边搭起的台子旁是老人与孩子的天地。摄影师的注意点是墙上的那张毛主席像。如今年逾六十的索朗日·布朗曾对记者说：“（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并试着去明白……不懂中国话让我无法与这个民族对话……”

六十二岁的普京与三十一岁的前奥运体操选手卡巴耶娃，多年来一直传出绯闻，民众普遍相信两人的恋人关系。近日有报道指，卡巴耶娃现身闹市时有持械保镖陪同，并乘坐防弹汽车，多个消息来源更称，卡巴耶娃已为普京诞下两名子女，俨然是未公开的俄罗斯第一夫人。 另有德国媒体上周播放有关普京的纪录片，引述情报消息大爆普京二○一○年因担心自己日渐衰老，接受手术去除眼袋及前额皱纹。纪录片又引述曾充当普京前妻柳德米拉翻译员的德国情报人员，指普京在婚后初期常殴打柳德米拉，且四处留情。

  核心提示：（蒋介石）谈及姚氏，称：“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自认如再不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中午，他到张静江家中用餐，“为冶诚事，讨气受辱，实难为怀也。”下午，“又为冶诚事，闷想半天。” 当晚，外出逐色。 姚冶诚,资料图 蒋介石在其戎马生涯中，至少与4位女子──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交织过4段轻重有别的关系，并纪录在他的日记中。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今日出版的台湾《旺报》撰文称，出身青楼的妾妇姚冶诚因迷信好赌，由侍妾变为“悍妾”，蒋与姚冶诚的关系一度势同水火，蒋甚至考虑要了断两人关系。 在陈洁如之前，姚氏是蒋的良伴。蒋介石纳妾，意在服侍。如1918年9月7日，日记记载：“午后4时，以寂寞，乃接纬国母子来，乘船游玩，聊解寂寞。午后3时，纬国母子上岸，告别。”次年6月，曾经带她与纬国同赴厦门鼓浪屿，投住台湾雾峰人林祖密豪邸“宫保第”3个多月，打麻将、游览风景，十分惬意。 他们的关系，至1919年10月，因姚氏好赌，蒋开始感到不耐。如10月18日，日记记载：“冶诚等博奕不休，怅甚，恼甚。”10月21日，记载：“上午，往事务所。……下午，……往访季陶。姚妾之无礼，实为可恶，怨恨不堪。”蒋的日记，1920年1月分有明显破损，多处空白而不易明白文意。据称1月1日，蒋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灯火尚明，甚恨姚氏不知治家，痛骂一场，不禁感叹：“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 姚氏迷赌，与她出身青楼不无关系。因赌生恨，蒋有意要了结与姚氏关系。3月21日日记，记道：“今日以冶诚作鲠，贪横不堪，心甚愤恨、暴躁、抑郁、疑虑、怨恨。”但姚氏可能提出苛刻条件来反制，让蒋无法接受，使他恼火。 侍妾变悍妾 蒋更不能忍受的是，连他生病时，她都不加闻问。5月16日日记，记称：“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见之愤恨难堪，故心甚不定。出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牢骚甚矣。乃迁至一品香暂住。” 5月20日，蒋感染伤寒，发高烧至39度，由一品香迁入“筱崎医院”疗养。22日，姚氏探病，蒋怒气未消，在23日日记记道：“见之愤恨，病状反重。余特令其回寓，不欲其侍候也。不料，彼竟吞生鸦片，以为恫吓，几乎伤命。呜呼，妒妇悍妾之险恶阴狠，一至于此，固由社会习惯所致，是亦余命焉乎？罪过深重，卒遭此逆境，懊恼不及矣。” 蒋甚至考虑要了断两人关系，但又顾念纬国的养育问题，进退两难。5月31日日记表露他的心境，谓：“处置冶诚事，离舍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如果遂离，一则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难堪。一则恐其终不能离也。”蒋颇费思量，党内同志张静江、戴季陶、居觉生亦来共商，依然无解。 6月15日，记道：“往访静江。又为冶诚事烦恼不堪。余于此事，殊觉自惭，竟至一无决心。为其逼迫污辱至此，是岂以儿女情长之言可以自恕乎。”次日，蒋母到他下榻的大东旅馆，谈及姚氏，称：“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自认如再不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中午，他到张静江家中用餐，“为冶诚事，讨气受辱，实难为怀也。”下午，“又为冶诚事，闷想半天。”当晚，外出逐色。 6月22日，蒋母疟疾复发，寒热大作，他感到心慌，自承不孝之大罪，甚且责怪于纳妾，他说：“为始不慎，置此悍妾，竟致母亲动气担忧，病重如此，可不悔恨乎。”蒋侍母病之间，姚氏又来讨气，日记称：“彼妇凶悍，任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悔恨何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愤闷，抑郁牢骚，自出世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痛苦极矣。”当晚，又外出逐色。 蒋对姚氏的嫌恶，到1921年仍未消除。是年5月3日，日记记载：“6时起床，冶诚嫌恶之态复发。其心思之狠，口舌之毒，令人愤恨不堪。上午痛训，犹不足泄我愤忿也。”尽管蒋愤忿不平，但为了纬国的养育，还是强忍下来，没有和姚氏分手。 如前述，蒋介石与陈洁如关系开始于1921年，较为可信。这1年4月间，蒋为与发妻毛福梅离异事与母亲发生争执。这对于讲究孝道的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据推断，与陈洁如走入蒋的生活脱不了关系。是年4月3日，蒋日记记载如下： “经国母子不遵教回家，见其母之人影足音，刺激暴发，嫌恶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爱其子，不准教训，与我为难，痛恨之心，无以复加。逼我争斗，竟与我对打。此恨终身不能忘却，决计离婚，以免痛苦。殴打之后，自伤元气，诚自寻苦痛，犯不着也。当日即令妻妾大小儿子均出去，以清家规。为此终身怨恨母亲，亦无所惜也。” 蒋悔恨不已 次日，蒋即亲书约千余言长信，致毛氏胞兄毛懋卿，专诉退婚理由。听说毛氏尚未出门，“急极，对母亲又发牢骚不敬之语”；“时出生死不慎之言，以对母亲，虽非此不能决母亲准我离婚之心。”不过，蒋也自知：“然而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实无以舍罪也。” 反省之余，立誓：“以后对母亲及家庭之间，总须不出恶言。无论对外对内，愤极怒甚之时，不动手殴人。此誓终身守之，冀免昨日不孝之罪也。” 及6月间，母亲王釆玉病重，腹痛、喘急更甚。蒋深自悔过，谓：“呜呼，为何而害我母之病，一至于此。罪恶重大，不孝之过，上通于天。迄今后悔不及矣。”由于母亲袒护，蒋再嫌恶毛氏，离婚之事一时未成定局。

和我一同到“星火”插队的小芸没比我漂亮，一来就有好几个小伙子粘上了她，她还看不上眼，隔三差五跑回镇上去和化肥厂的工人谈恋爱，在生产队劳动纯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深夜了才由男朋友自行车送回，还让我替她开门，一度令我心生憎嫌。不过，转年她就嫁到宁波那边去了。  1968年，河北石家庄，欢送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那时总也想不明白：我长得并不难看，怎么就没有一个男孩跟我找对象? 星火大队田多，男人做不过来，做得心烦，也就不会怜花惜玉。这里的女人太苦，生来要担负比男人更重的责任，每天一同下田，回到家里，男人搁起脚歇力，女人烧饭、喂猪、奶孩子。这里的姑娘都想找个机会往外跑，大都不太愿意与本队的小伙子搞对象，听说谁和本队的搞上了，无不鼻孔里打哼哼：“闭着眼摸，还摸个好点的!”有一次，水娥姑娘从山里相亲回来，脸上满是得意，说起山里的情形：那山叫“银子山”，村居散落在山坞里，傍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房子都很宽敞，楼窗、板壁散发着暖暖的松脂香;那里的妇女不用下田，不用挑肥担秧;烧柴尤为方便，灶孔特别大，烧一顿饭少说要一捆柴，不像这里的女人连一根稻草都舍不得浪费。水娥还介绍了山里人冬天洗澡的奇特方式：在某人家一间小屋内，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灶口里火光熊熊，大铁锅里水烧开，再一盆盆舀进一口足以容纳三个人的腰形木桶，掺上凉水调好水温，便三人一组轮流洗。先是男人，男人洗了再女人。洗的洗，等的等，一边说说笑笑，其乐融融。雾气中人影斑驳，光溜溜的身体挨挨挤挤，谁也不觉得难为情……队里的姑娘们听得惊诧万分，啧啧不已。水娥翘起头，一脸高傲而不屑的样子。我既感到水娥的好笑，又由衷地为她祝福，希望她如愿以偿。 春天在田间劳作，我的心有些失落。休息时，就独自去采野花。那是些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白的，有四瓣、五瓣的，开在田头、水边，无人在意，可捧在手里，搂入怀中，却有一种楚楚可人的韵味，显得特别有情有义。 有时坐在地磡边打盹，微闭双眼，感受着眼皮上阳光轻轻的撩拨，谛听耳边微风的叹息和小鸟的啁啾，会不期而然地产生一种幻觉，清晰地听见自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飘落到我的头顶，可当我渴望他伸手牵我时，他却突然扭过头，拍马扬尘而去…… 那边打扑克的人群忽然爆发出哄闹声，大概是哪个输了不肯受罚，激起众怒，于是演变成一场狂野的“叠人山”游戏，两个中年汉趁机抱住水娥等几个大姑娘的腰肢，在她们胸口乱摸一通，惹得她们尖声怪叫：“要死啦!贼坯!……”一个个脸孔胀得绯红，却不生气，反而闹得更疯。我向来看不惯这种恶作剧式的玩笑，城里来的女孩反而比乡下姑娘古板。 但久而久之，却对她们有了理解的同情：姑娘好比一朵花，花是很容易凋零的，成天拴在生产队里，就那么点空间，日复一日，再娇美的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谢去，谢了也没人当回事，只有姑娘自己心知。这样的情形教人如何不伤悲，教人如何不焦虑?出格的玩闹不正是女孩心中苦闷的渲泄吗? 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队里有个叫土钱的光棍，还是地主的后代，人长得清秀，穿着也干净，成了不少妇女的“公众情人”，和大队支书的夫人也搭上了。而那个时代，唯独这种事情可以超越阶级路线，居然大队支书从来没有难为他。原因很简单，支书和夫人年纪差距大，惧内，只好听之任之。好在支书自己在外也好这一口，甚至是“老少通吃”，也没让自己吃亏。后来土钱与一位年轻寡妇好上了，结了婚，为此，有一段时间，包括支书夫人在内的不少女人对那寡妇没少讽刺挖苦的刻薄之语。 生产队这种集体组织，既提供了社员群众拌嘴相骂争风吃醋难解难分的场合，也为那些结交私情的男女提供了接触、调情、野合的机会和便利。现在回想起来，假若当时没有这种野性聚合、放纵的机会，没有这种欲望渲泄产生的愉悦和快感，要打发那种严酷、枯燥而漫长的日子，情况肯定会严重得多。 而我的洁身自好有时也会招来误解。队里有位中年男子，读过一年初中，与周围土生土长的农民合不来，却专喜找插队知青闲聊，一说就是国际新闻国家大事等不着边际的事。起初我对他还有几分好感，以为他善解人意，行为不粗鲁。有一次在田里干活，不知为什么，他老婆跟他吵起嘴来，吵着吵着，那女人抢到我面前，点点戳戳，指桑骂槐，说我是什么“狐狸精”，把她老公迷住了，直气得我浑身发抖，话不成声;而当她老婆如此侮辱我时，他这男人却蹲在一边，一声不吭!从此，再懒得理他。 转眼，插队四五年了，二十三四岁，在当年农村就是老姑娘了。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男人的真切的关心。要是当时有个男人果真有心于我，会照顾我，呵护我，说不定我也会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哦哦，幸好当时没人看上我…… 乡下女人会不会梦见白马王子?   队里有个老疤叔，从前在莫干山替上海的洋人老板看别墅，土改时移民到此。老疤自身劳力不强，性情木讷，却有一个模样标志的妻子。老疤婶那时也有四十七八了，看上去与周围的农妇就是不同，衣服虽旧，却总是那么素净、合身，短发齐耳，衬着两个白色的发夹，带一种含而不露的风韵。最让生产队里那班老爷子们忌恨的是她对丈夫的那份周到体贴。老疤下田从来不穿未经洗涤的衣裳，双夏季节，更几乎是一日两换。一般的男人何来这等享受，想都不用想。话说白了，女人凭什么要给男人这份享受呢?男女平等，女人比男人更苦，女人自己蓬头散发、拖丝夹骨，也不在乎男人的装束。老疤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自己再累再苦，也不肯让男人在外面丢了面子。她早年在上海洋人老板家当过“相帮娘”(即保姆、佣人)，见过多多少少上等男人的活法，懂得怎样通过女人的打理去改变男人。她当然绝无奢望让自己的男人变成上等人，却认为让男人穿戴干净、整齐是女人的责任。老疤每天收工回家，那真是老爷派头，就是架起腿抽烟，什么事都不用做，洗脚水端到面前。 老疤的女人生性温和，生产队百十号人成天不是猪操死羊，就是羊操死猪，唯独她最不要事情，也不让老疤在外多管闲事。她平时说话细声慢气，对任何人的表情都是淡淡的。因为曾经同住吉水坞，老疤婶对我这个插队女知青却表露出一种虽不热烈亦非寻常的友好。有一次我向她讨要纳鞋底的纸样，她从箱底翻出厚厚一叠旧画报给我挑，让我一看就走了神：那里面全是些外国的洋房和风景，有花园、喷泉、装饰华美的卧室，还有穿着花裙的女人，西装革履的绅士，有骑马的，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你在洋人家里生活好吗?” “我替他们做家务，人很轻松，不用晒太阳。他们在中国住了多年，喜欢我烧的乡下菜。我替亨利少爷结毛衣，少爷对我结的花头十分喜欢……” 老疤婶拿出一张褪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她在上海洋人老板家里拍的，穿一件白底细花的旗袍，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梳两支粗辫子，额前留海烫得微微卷起，眼睛又圆又大，波光闪闪!“这还是亨利少爷给我拍的呢!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人高马大，就是有点孩子气……”她当我面又一次提起那位洋少爷，尽管眼里剩下的只是坦然，却掩饰不住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悦。 老疤的女人最终跟着老疤来到此地当了农民。因为人世沧桑，洋人老板回国了，她亦深知自己的身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她为老疤生了五个女儿，第六个是儿子，但据说不是老疤生的，是邻队的单身汉长庚生的。老疤上年纪了，劳力弱，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同时满足丈夫所好的一口小酒，老疤婶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同时承担起为两个男人的服务…… 我还在做着白马王子的白日梦。夏夜，累了一天，晚饭后在门前道地泼了水，在菜园竹篱旁熳起一束干艾，躺在竹榻上仰面数星星，数着，数着，睡意渐浓，手中的蒲扇脱落在地，不知不觉，似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臂膀，那是传说中的白猴精，它把良家妇女掳到山中做妻子，生下了浑身长毛的毛孩……我心里怕着，却任由它摆布，丝毫不敢作声……蓦然惊觉，坐起，使尽全力摆脱梦魇，只见头顶一片星月正对我窃窃的笑。 广播喇叭息了，远远听得有男人的叹息：“唉，明日又是大热天。”邻家主妇扯着嗓子喝斥儿女：“喇叭都息了，还不进屋困去!”那时候乡下人家少有钟表，全听广播作息，夏季夜间9点结束，白天也常常听广播出工收工。比起从前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年月已经相当进步了。 可是，我的梦亦似流星，再也找不回来。 那年春天我离开星火大队，临走前去向老疤婶告别，她正靠着窗口为女儿缝补衣服，我忽发奇想，蹑手蹑脚凑近去，蓦然伸手蒙住她的双眼，正暗自发笑，猛然吓一跳，只听她吐词清晰且喜悦地随口叫出一声：“哈喽----亨利!” “什么?你在叫谁?你会说英语?” 她顿时一阵慌乱，急忙收起针线，说：“这件衣掌是用我旧裙子改的……亚雯，听说你要走了?” 我走了，走时心里仍然空落落的。乡下女人的世界没有白马王子，老疤婶没有，我也没有。 补遗：30多年后，星火大队连同它的老地名“八都村”已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再见不到一点痕迹。政府和开发商看中了莫干山下的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当地村民被整体搬迁到了德清新县城(即我下乡插队前的户籍所在地武康镇)近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农民们都转为城镇户口，田地却没有了。有一次我去寻访几位熟人，转了老半天都没摸到门头。也没看到老疤婶。

北京时间2月26日消息，一种已灭绝巨狐猴的水下墓地最近在马达加斯加的洞穴中被发现，这种狐猴有黑猩猩那么大。潜水员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被淹没的内陆洞穴探险时，发现了这种低级灵长类动物成百上千的化石和骨架。巨狐猴头盖骨化石，保存的非常完整。 巨狐猴的头盖骨，长达一英尺，是西马达加斯加发现的最大狐猴。这些化石被完美保存，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但精确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领导了这些化石研究的科学家认为，这个洞穴底部的软泥中估计埋藏了几千个狐猴。 洞穴位于靠近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Tsimanampesotse国家公园。在洞穴底部的化石中，有一种狐猴的头盖骨，长达一英尺，，成年后高达75公斤。在这些化石中，也发现了几千年前在马达加斯加广泛分布的隆鸟、鳄鱼、啮齿动物、河马，此外，还有蝙蝠和其它肉食动物。 重达75公斤的巨狐猴艺术还原图。这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动物为什么死在了一起？科学家认为，这次巨狐猴墓地的发现是一次瞩目的发现。 原因还不清楚，常识性的解释是，马达加斯加的飓风很频繁，它们可能在洪水中被逐渐带到这里。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多种信息来源和更多的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洞穴可能是这些动物死后的一种墓地，或者这些洞穴以前是一个小生态系统，里面的所有动物在洪水中死掉了。 科学家认为淤泥中至少还有几百具化石。在Mitoho洞中，科学家找到了这里曾是马岛长尾狸猫和Cyrptoprocta spelea兽穴的证据，可以解释它们的化石在这里被发现。 洞穴中淤泥表面发现的其它动物化石：有角鳄鱼。负责领导这些化石的修复工作，纽约布鲁克林大学的进化灵长类动物专家说：“我们以前从未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地方发现的化石确实很多，而且都很完整，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地方，这在古生物学中很罕见。” 一个专业的洞穴潜水员团队在Tsimanampesotse国家公园附近的大型淹没内陆洞穴Mongo、Mitoho、Aven探险时，发现了这些化石。他们在Aven洞发现了大量狐猴化石，其它洞穴也有一些。 这些洞穴位于Tsimanampesotse国家公园，被海水淹没。尽管过去在附近洞穴也发现了类似化石，但数量要少得多。这些过去发现的化石历史估计在3000到4000年。科学家推断，最新发现化石的时间也差不多。 洞穴表面发现了成百的化石，被淤泥掩埋的会更多。专家称和被食肉动物猎食后形成的遗骸不同，这些化石几乎没有受到类似的死后伤害。相反，它们死后缓慢腐烂，骨头并未受到损伤。 科学家认为这个墓地是迄今发现的最大巨狐猴化石集中地。尽管发现了很多物种的化石，这些洞穴真正特别的地方还是狐猴化石的数量和范围。它们的大小差别很多，小到仍在马达加斯加（狐猴现今的唯一栖息地）存活一种小狐猴，大到重达75公斤的巨狐猴。 不过，不同于它们的灵长类亲戚，巨狐猴生活习性和考拉熊更像，喜欢待在树上。巨狐猴头盖骨的发现是最有意义的。巨狐猴的头盖骨和牛很像，有一英尺长，臼齿很多，是相同体重生物的两倍，用来处理叶类食物。此外，巨狐猴身体矮壮，四肢相对较短，没有上门齿。 很少有化石存在死后被损害的痕迹，表明这些狐猴没有被吃掉。 Aven洞的结构，里面发现的狐猴化石最多。 洞中发现的最大头盖骨属于巨狐猴，体重和雌性黑猩猩相当，但生活在树上，和考拉熊类似。 Rosenberger教授（右一）和Godfrey（左一）表示化石的相关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次发现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洞穴中发现的大部分物种都已经灭绝了。科学家也希望通过更好理解洞中物种的灭绝原因，来帮助预测当前物种的未来前途 麻省大学的古生物学家Laurie Godfrey教授也说：“当一个地方几千年前存活物种的三分之二都灭绝，并被其它物种替代，我们就需要知道这对存活动植物的意义。” 

　　 普京虽然在西方世界乃至阿拉伯国家都不受欢迎，但在中国，普京的粉丝倒是不少，只要在网上抨击一下普京，就象捅了马蜂窝，会引来一阵狂轰乱炸！这是一种奇特的中国现象，有一大批并不关心中国现实社会的网民，倒是特别关心外国的政治乃至政客，周边国家中，日本首相安倍的一举一动都会招来骂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只言片语都会带来喝彩！ 普京取悦中国粉丝的不外乎两招：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在国内的报道中，他上天可架战机、入海可捕鲸鱼。他精通多种体育运动，柔道更是个中高手，F1赛车里的他帅气逼人。他有一身漂亮的肌肉，曾虎口救人，面对孩子时却总展示出铁汉柔情。他早年间作为克格勃特工潜伏东德，掌权后稳定了俄罗斯政局，带领俄走出衰落泥潭，重振大国雄风。至于民族主义不过是普京控制国民思想的一种方式，让国民时时有威胁感，似乎只有普京才是俄罗斯的拯救者。 中国粉丝对普京的崇拜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威权、铁腕、集权专制的崇拜。如果说国人对普京和俄罗斯当下的状况了解不多，那么对普京前两个任期还是比较了解的，但中国粉丝仍十分崇拜于普京的强力整肃以及对西方的强硬，对其蔑视人权、民主的做法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连带一同加以赞赏！普京的中国粉丝甚至在看到任何不利于普京的消息时都会象扞卫自己的祖宗一样挺身而出。 普京在中国所受到的追捧已经成为一种奇特的中国现象：在普京中国粉丝的眼中，普京已经远不是一个外国首脑那么简单了，普京俨然成为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然乃至最理想的政治领导人，成了某种现实政治的现实反映。与其他外国首脑不同，普京在中国所受到的追捧乃至崇拜是无以复加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在俄罗斯国内。在中国粉丝看来，普京就是英雄，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共主。普京是受西方欺压的世界中少数头脑清醒又有本钱又有意愿与西方对抗的超人。如果让中国粉丝有机会参加选举，选票也只会投给普京。 俄罗斯媒体精心塑造的普京，既有文才、又有武功；既爱护动物、又亲近自然；满身肌肉，不吝赤膊奉献给全世界的女性；双手扛枪，不惧美国射来的无数中伤。深受俄罗斯人民爱戴；为了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不惜顶着流言蜚语——总统——总理——总统——总理，干了一届又一届……如果有需要，普京会象查韦斯那样为祖国服务到死；宪法可修，法律可改，只有普京的地位不能变…… 中国粉丝或许不愿正视，普京与那些在苏联垮台过程中偷盗国家资产人民血汗而崛起的寡头并无区别，普京既不是穷人的代表，也不信仰卡尔.马克思——而只是寡头资本家的代言人或者说利益共同体！ 多年来，关于普京的财富，一直是学者、分析师、反对派、记者、情报机构想要解开的谜团，也是海外舆论一直在挖掘的新闻，对于这个正走向专制极权的俄罗斯新沙皇而言，公开的财产数据很难让外界相信，而许多确凿的证据显示，普京的财富远远高过外界的猜测。对冲基金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联合创始人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普京的身价至少2000亿美元！如果按这个说法，普京是当之无魁的世界新首富。

王亚樵(前排中)及其手下(资料图片) 王亚樵，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行刺侵华日军大将、蒋介石等，蒋介石曾悬赏100万大洋的天价缉拿他。但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却不幸死于别人对他的暗杀。 “第一杀手”震动海内外 王亚樵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就聪颖过人，嫉恶如仇。长大后，王亚樵不满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加入同盟会。1915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孙中山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不被孙中山接受，就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并出任该组织首领，不久便拥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 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开始了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封建余孽杀，反动党政要人杀，日本鬼子杀，流氓恶霸杀，众多不知名的汉奸特务不过是下酒小菜，只要王亚樵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他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有幸”成为王亚樵刀下第一个“无头鬼”的，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1923年11月12日，徐国梁来到上海温泉浴室洗澡后出门登车之际，王亚樵的部下抽枪向徐国梁射击，徐国梁一命呜呼。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心中十分悲愤，决定暗杀蒋介石和宋子文。 1931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潜入庐山，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蒋介石逃过一劫。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但误将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宋子文侥幸逃脱。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淞沪停战后，4月29日在日军祝捷大会这天，王亚樵派人进入会场，引爆炸弹，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其余10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竟然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王亚樵决定给李顿一个“血的教训”。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住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警察逮捕。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蒋介石天价悬赏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他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但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 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带领20多名骨干成员随船偷渡到香港。到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后，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国民党中央委员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召来戴笠，限他3天内破案。 戴笠分析：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而在反蒋派中，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人。他还得知，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戴笠前几年对捉拿王亚樵还有少许应付或者幻想为己所用，可眼前则被逼到了死角。 暗杀大王的盖棺论定 戴笠获知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后，就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电令香港当局协助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于1936年2月，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邸。 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戴笠挨蒋介石一顿臭骂之后，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 原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捕，但余立奎是个硬汉子，始终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戴笠决定从余立奎在香港的一个小妾婉君入手，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特务们找到了婉君，一番哄骗，婉君答应帮助特务们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圈内人找圈内人果然容易得多。3天没过，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1936年9月20日，婉君说有重要事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王亚樵不知是计，按约定时间去婉君的住所，刚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仍顽强地同特务展开激烈搏斗。最后，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身亡。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然后，特务们又一刀结果了婉君的性命。 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 据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1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 据说，毛泽东同志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定论。(据《廉政瞭望》)

菲律宾总统府驳斥总统可能外逃传言，总统府副发言人近日在国家广播电台节目上说，阿基诺三世总统会做到2016年6月30日卸任，有关出逃方案的任何报道，都是子虚乌有。 菲律宾媒体盛传总统因主导一项反恐行动失败可能遭到军队在内的各方反对甚至弹劾。 媒体2月20日用引述消息人士方式透露，总统府已经为阿基诺三世拟定了出逃方案。报道说，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坎南宫20日稍晚驳斥媒体有关总统制定出逃方案的报道表示，总统阿基诺三世无意辞职，民间也没有出现支持总统下台的迹象。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欲外逃 总统府官员说，阿基诺三世执政5年以来，尽管坊间不同组织零星出现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但都没有获得广大民众响应。消息引述分析，今年1月25日造成44名特警丧生的反恐任务，被指策划不周而且存有诸多疑团，引发民愤，出现要求阿基诺三世下台的呼声，甚至有政治人物透露，有阴谋正在酝酿军事政变。 今年1月25日，菲国特警300多人潜入南部叛军势力范围，成功击杀据信为东南亚头号恐怖头目，但撤退时遭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武装夹击，折损了44人，是近30多年来菲律宾警察丧生人数最多的行动。 得罪中国后果：阿基诺被轰下台 菲律宾媒体称，由于缺乏民意支持，总统阿基诺三世已放弃于2016年竞选连任的想法。据媒体引述菲律宾媒体报道，阿基诺三世9日出访印度尼西亚参加峇里民主论坛，马尼拉公报引述他的演说内容称，他曾考虑竞选连任，但“人民已经发声，人民的意愿会被奉行”。这是阿基诺三世在表态可能出马竞选连任之后，对此议题的最明确发言。 今年8月中旬，阿基诺三世接受电视台专访时透露竞选连任的想法。但10月初，民调机构“亚洲脉动”就总统连任议题进行调查，发现即使多数民众肯定他的政绩，约6成民众仍不希望他留在马拉坎南宫。 阿基诺三世在峇里说，国家领袖多半会受到继续掌权的诱惑，但长久来看，这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包括走向独裁主义。他补充，独裁主义短期内可加快政策的执行，但伴随而来的是执政者滥权及民意被漠视等极高代价。 菲律宾现行1987年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不得竞选连任，阿基诺三世如果要竞选连任，就必须修宪，但多数民众对于修宪缺乏信心。阿基诺三世已于10日晚9时30分左右返回马尼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陈独秀又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张宝明和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何等凛然正气！    1937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到来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一一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战国初魏国丞相向魏文候说识人五法：1、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2、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3、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4、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5、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是否不取不义之财。    送钱者是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陈独秀的拒收给人留下的是更多敬仰！此等性格和人品，历史上有几人能做到？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话说当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包括梦露在内的演艺界名流。当时，正在自己的农庄里锄草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给总统回信说：“为了吃顿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堪称打不死、炖不烂的铜豌豆。    历史奈我何？  

  　　为让华社有更多时间完成提名程序，卑诗省府宣布将「华裔历史遗址」(Chinese historic sites)的提名截止日期从20日延至下月2日，并呼吁华裔社区把握时间完成提名，省府将从中遴选约十个遗址，正式列入省府及联邦的历史遗址名录中。   　　卑诗省府宣布，为让华裔社区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提名程序，原订20日截止的「华裔历史遗址」提名作业，将延至3月2日，呼吁各界把握时间，前往Heritage BC网站www.heritagebc.ca，提名心目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华裔先民遗址。 　　省府将从中挑选约十个遗址，正式登录到卑诗历史遗址名录及加拿大历史遗址名录中。 　　这项历史遗址遴选计画是省府2014年5月就历史错误向华裔社区道歉，并公布的最终咨询报告建议方案之一，也是去年10月「传承计画咨询理事会」(Legacy Initiatives Advisory Council)成立后宣布的第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