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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近半个世纪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本文选自《新世纪周刊》，作者陈焱、杨东晓，原题为《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郑：您一直在现场吗？郝：一直在现场。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白：24日。确信无疑。傅：您家住在哪儿？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白：没有。傅：有没有见到家属？白：没有。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白：没有。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白：没有。傅：有没有警察？白：没有。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白：对。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傅：大概几点。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傅：是您自己去的吗？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朱：我上渔场找船。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朱：仰面。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朱：对。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傅：那他怎么知道的？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和我一同到“星火”插队的小芸没比我漂亮，一来就有好几个小伙子粘上了她，她还看不上眼，隔三差五跑回镇上去和化肥厂的工人谈恋爱，在生产队劳动纯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深夜了才由男朋友自行车送回，还让我替她开门，一度令我心生憎嫌。不过，转年她就嫁到宁波那边去了。 1968年，河北石家庄，欢送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那时总也想不明白：我长得并不难看，怎么就没有一个男孩跟我找对象? 星火大队田多，男人做不过来，做得心烦，也就不会怜花惜玉。这里的女人太苦，生来要担负比男人更重的责任，每天一同下田，回到家里，男人搁起脚歇力，女人烧饭、喂猪、奶孩子。这里的姑娘都想找个机会往外跑，大都不太愿意与本队的小伙子搞对象，听说谁和本队的搞上了，无不鼻孔里打哼哼：“闭着眼摸，还摸个好点的!”有一次，水娥姑娘从山里相亲回来，脸上满是得意，说起山里的情形：那山叫“银子山”，村居散落在山坞里，傍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房子都很宽敞，楼窗、板壁散发着暖暖的松脂香;那里的妇女不用下田，不用挑肥担秧;烧柴尤为方便，灶孔特别大，烧一顿饭少说要一捆柴，不像这里的女人连一根稻草都舍不得浪费。水娥还介绍了山里人冬天洗澡的奇特方式：在某人家一间小屋内，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灶口里火光熊熊，大铁锅里水烧开，再一盆盆舀进一口足以容纳三个人的腰形木桶，掺上凉水调好水温，便三人一组轮流洗。先是男人，男人洗了再女人。洗的洗，等的等，一边说说笑笑，其乐融融。雾气中人影斑驳，光溜溜的身体挨挨挤挤，谁也不觉得难为情……队里的姑娘们听得惊诧万分，啧啧不已。水娥翘起头，一脸高傲而不屑的样子。我既感到水娥的好笑，又由衷地为她祝福，希望她如愿以偿。春天在田间劳作，我的心有些失落。休息时，就独自去采野花。那是些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白的，有四瓣、五瓣的，开在田头、水边，无人在意，可捧在手里，搂入怀中，却有一种楚楚可人的韵味，显得特别有情有义。有时坐在地磡边打盹，微闭双眼，感受着眼皮上阳光轻轻的撩拨，谛听耳边微风的叹息和小鸟的啁啾，会不期而然地产生一种幻觉，清晰地听见自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飘落到我的头顶，可当我渴望他伸手牵我时，他却突然扭过头，拍马扬尘而去…… 那边打扑克的人群忽然爆发出哄闹声，大概是哪个输了不肯受罚，激起众怒，于是演变成一场狂野的“叠人山”游戏，两个中年汉趁机抱住水娥等几个大姑娘的腰肢，在她们胸口乱摸一通，惹得她们尖声怪叫：“要死啦!贼坯!……”一个个脸孔胀得绯红，却不生气，反而闹得更疯。我向来看不惯这种恶作剧式的玩笑，城里来的女孩反而比乡下姑娘古板。但久而久之，却对她们有了理解的同情：姑娘好比一朵花，花是很容易凋零的，成天拴在生产队里，就那么点空间，日复一日，再娇美的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谢去，谢了也没人当回事，只有姑娘自己心知。这样的情形教人如何不伤悲，教人如何不焦虑?出格的玩闹不正是女孩心中苦闷的渲泄吗? 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队里有个叫土钱的光棍，还是地主的后代，人长得清秀，穿着也干净，成了不少妇女的“公众情人”，和大队支书的夫人也搭上了。而那个时代，唯独这种事情可以超越阶级路线，居然大队支书从来没有难为他。原因很简单，支书和夫人年纪差距大，惧内，只好听之任之。好在支书自己在外也好这一口，甚至是“老少通吃”，也没让自己吃亏。后来土钱与一位年轻寡妇好上了，结了婚，为此，有一段时间，包括支书夫人在内的不少女人对那寡妇没少讽刺挖苦的刻薄之语。生产队这种集体组织，既提供了社员群众拌嘴相骂争风吃醋难解难分的场合，也为那些结交私情的男女提供了接触、调情、野合的机会和便利。现在回想起来，假若当时没有这种野性聚合、放纵的机会，没有这种欲望渲泄产生的愉悦和快感，要打发那种严酷、枯燥而漫长的日子，情况肯定会严重得多。而我的洁身自好有时也会招来误解。队里有位中年男子，读过一年初中，与周围土生土长的农民合不来，却专喜找插队知青闲聊，一说就是国际新闻国家大事等不着边际的事。起初我对他还有几分好感，以为他善解人意，行为不粗鲁。有一次在田里干活，不知为什么，他老婆跟他吵起嘴来，吵着吵着，那女人抢到我面前，点点戳戳，指桑骂槐，说我是什么“狐狸精”，把她老公迷住了，直气得我浑身发抖，话不成声;而当她老婆如此侮辱我时，他这男人却蹲在一边，一声不吭!从此，再懒得理他。转眼，插队四五年了，二十三四岁，在当年农村就是老姑娘了。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男人的真切的关心。要是当时有个男人果真有心于我，会照顾我，呵护我，说不定我也会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哦哦，幸好当时没人看上我…… 乡下女人会不会梦见白马王子? 队里有个老疤叔，从前在莫干山替上海的洋人老板看别墅，土改时移民到此。老疤自身劳力不强，性情木讷，却有一个模样标志的妻子。老疤婶那时也有四十七八了，看上去与周围的农妇就是不同，衣服虽旧，却总是那么素净、合身，短发齐耳，衬着两个白色的发夹，带一种含而不露的风韵。最让生产队里那班老爷子们忌恨的是她对丈夫的那份周到体贴。老疤下田从来不穿未经洗涤的衣裳，双夏季节，更几乎是一日两换。一般的男人何来这等享受，想都不用想。话说白了，女人凭什么要给男人这份享受呢?男女平等，女人比男人更苦，女人自己蓬头散发、拖丝夹骨，也不在乎男人的装束。老疤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自己再累再苦，也不肯让男人在外面丢了面子。她早年在上海洋人老板家当过“相帮娘”(即保姆、佣人)，见过多多少少上等男人的活法，懂得怎样通过女人的打理去改变男人。她当然绝无奢望让自己的男人变成上等人，却认为让男人穿戴干净、整齐是女人的责任。老疤每天收工回家，那真是老爷派头，就是架起腿抽烟，什么事都不用做，洗脚水端到面前。老疤的女人生性温和，生产队百十号人成天不是猪操死羊，就是羊操死猪，唯独她最不要事情，也不让老疤在外多管闲事。她平时说话细声慢气，对任何人的表情都是淡淡的。因为曾经同住吉水坞，老疤婶对我这个插队女知青却表露出一种虽不热烈亦非寻常的友好。有一次我向她讨要纳鞋底的纸样，她从箱底翻出厚厚一叠旧画报给我挑，让我一看就走了神：那里面全是些外国的洋房和风景，有花园、喷泉、装饰华美的卧室，还有穿着花裙的女人，西装革履的绅士，有骑马的，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你在洋人家里生活好吗?” “我替他们做家务，人很轻松，不用晒太阳。他们在中国住了多年，喜欢我烧的乡下菜。我替亨利少爷结毛衣，少爷对我结的花头十分喜欢……” 老疤婶拿出一张褪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她在上海洋人老板家里拍的，穿一件白底细花的旗袍，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梳两支粗辫子，额前留海烫得微微卷起，眼睛又圆又大，波光闪闪!“这还是亨利少爷给我拍的呢!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人高马大，就是有点孩子气……”她当我面又一次提起那位洋少爷，尽管眼里剩下的只是坦然，却掩饰不住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悦。老疤的女人最终跟着老疤来到此地当了农民。因为人世沧桑，洋人老板回国了，她亦深知自己的身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她为老疤生了五个女儿，第六个是儿子，但据说不是老疤生的，是邻队的单身汉长庚生的。老疤上年纪了，劳力弱，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同时满足丈夫所好的一口小酒，老疤婶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同时承担起为两个男人的服务…… 我还在做着白马王子的白日梦。夏夜，累了一天，晚饭后在门前道地泼了水，在菜园竹篱旁熳起一束干艾，躺在竹榻上仰面数星星，数着，数着，睡意渐浓，手中的蒲扇脱落在地，不知不觉，似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臂膀，那是传说中的白猴精，它把良家妇女掳到山中做妻子，生下了浑身长毛的毛孩……我心里怕着，却任由它摆布，丝毫不敢作声……蓦然惊觉，坐起，使尽全力摆脱梦魇，只见头顶一片星月正对我窃窃的笑。广播喇叭息了，远远听得有男人的叹息：“唉，明日又是大热天。”邻家主妇扯着嗓子喝斥儿女：“喇叭都息了，还不进屋困去!”那时候乡下人家少有钟表，全听广播作息，夏季夜间9点结束，白天也常常听广播出工收工。比起从前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年月已经相当进步了。可是，我的梦亦似流星，再也找不回来。那年春天我离开星火大队，临走前去向老疤婶告别，她正靠着窗口为女儿缝补衣服，我忽发奇想，蹑手蹑脚凑近去，蓦然伸手蒙住她的双眼，正暗自发笑，猛然吓一跳，只听她吐词清晰且喜悦地随口叫出一声：“哈喽----亨利!” “什么?你在叫谁?你会说英语?” 她顿时一阵慌乱，急忙收起针线，说：“这件衣掌是用我旧裙子改的……亚雯，听说你要走了?” 我走了，走时心里仍然空落落的。乡下女人的世界没有白马王子，老疤婶没有，我也没有。补遗：30多年后，星火大队连同它的老地名“八都村”已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再见不到一点痕迹。政府和开发商看中了莫干山下的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当地村民被整体搬迁到了德清新县城(即我下乡插队前的户籍所在地武康镇)近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农民们都转为城镇户口，田地却没有了。有一次我去寻访几位熟人，转了老半天都没摸到门头。也没看到老疤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