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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诗人出差了》剧照。片中，一位诗人派自己去新疆出差。影片是黑白的，因为导演2002年拍摄时所使用的磁带已老化。 一台摄影机，一个二人拍摄组，16首诗，差不多16个妓女，以及在新疆的大约40天，是制作公路电影《诗人出差了》的全部投入。除了这些，还有拍摄素材被束之高阁的那12个年头——这一段沉潜期，让此片化身成为了一部偶然得之的“纪录片”，为中国西部这一处于民族分裂形势下的地区一段看上去更为平静安宁的时期留了影。 这部由常驻北京的独立导演雎安奇执导的电影以一位诗人宣称自己从没出过差开场。于是他就派自己去新疆出差，影片随即便追随着他一路旅行、一路在沿途的廉价旅店找小姐的足迹。他在这一旅程之中写下了16首诗，这些诗都在电影中展示了出来。 《诗人出差了》周日在北京798艺术区首次对中国观众公映。三个月前，该片在第4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获最佳亚洲电影奖。 影片导演雎安奇。 当雎安奇2002年与他唯一的演员侯献波——这位诗人在片中饰演他自己——踏上拍摄之旅时，他没有预料到他将在近12年后才开始剪辑影片素材。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将是新疆暗流涌动的民族紧张关系爆发成为大规模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展开镇压行动之前，那里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像记录。  39岁的雎安奇生于新疆，是两名“知青”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让城市学生向农民学习、铲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期间，他的父母于1968年前后离开了中国东部的江苏老家，奔赴新疆。他说，他将影片的场景设于新疆，完全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这些民族问题，是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的，”他在采访中说。“但是现在回头再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文献意义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相对来说还是很和谐的。” 因经济不平等和对宗教、文化表达的限制，长久以来，对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的不满在维吾尔人的心中积累酝酿。维吾尔人是一个讲突厥语系语言、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本土民族。近年有数起暴力事件爆发。2009年7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民族暴动致使约200人死亡。   身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书迷的雎安奇说，他将故事背景设于新疆的初衷完全是哲学性的。当他在青少年时期和友人在新疆搭车旅行时，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繁荣的、存在于长途公路上的性服务产业。他所见过的大部分这样的妓女都是汉族人。他计划让这部电影成为一次对人类欲望的探索，于是决定让这位诗人沉浸于一种由一次以肉体的愉悦与耗竭为标志的差旅所带来的荒谬之中。 “人是不停地在欲望中穿行的。肉体啊，风景啊，都是一种欲望，”雎安奇说道，阐释他为何让诗人在片中将自己局限于两件事情上——在变换的风景中穿梭，和找不同的女人。 雎安奇说，片中出现的妓女全都是在当地旅店找到的真正的性工作者。影片中，除了诗人侯献波和另外一位在片中短暂出现饰演一名旅行者的乌鲁木齐演员之外，其他人都是当地居民。 “人都是临时找的，”雎安奇说。他说，他只是告诉那些人——货车司机、店主、牧羊人、妓女——他们涉及的情节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让他们演自己。 影片中出现的让人感觉非常即兴的情节，包括一个维吾尔族男人说挣钱越发不容易的抱怨、一位牧羊人对城市生活的渴望，还有那些妓女们的欢笑和孤独。诗人的反应也给人以一种类似的自然自发之感——看维吾尔人和汉族人唱歌跳舞的愉悦、他的疲惫、哭泣，还有他在临近结尾的一幕中的阳痿。雎安奇说，这是40日密集拍摄的结果。 “我追求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他说。 精疲力尽的导演和诗人在一次争吵中戛然结束了这次拍摄之旅。雎安奇说，这次吵架让两人在此后的十年中都互不理睬。他说，在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后，他们两个在南疆广袤沙漠中的一条公路上分道扬镳，“真是背道而驰”。 直到2012年，当雎安奇与侯献波在上海再次相见、重归于好时，雎安奇才燃起了完成这部电影的念头。由于拍摄时使用的磁带已经老化，他只得将电影制作成黑白的。 北京影评人、制片人张亚璇说，这部电影在拍摄逾十年之后放映，让其更具重要意义。她在本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参与评审该片。 “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这个片子在12年后出来，反而是增加了这个电影的维度，”她说。“今天的这个context（环境）已经变了。” 她说，这部电影给予了新疆以外的人们一个难得的以个人视角看到汉族和维吾尔人友善交流的机会。 “一说到新疆，我们总是觉得那里的风景很美，那里有维族，都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一些stereotype（成见）。很少有机会了解它真正是什么样子的。” 一位和女友一起来观影的男士说，他们最初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多少以新疆为故事背景的电影。 “我没去过新疆。总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挺神秘的，”他说。“而且还有点乱吧。” “而且这个诗人一路旅行一路找小姐的话，这种情节还是挺吸引人的，”他笑着说。 笔名“竖”的侯献波回忆了他在拍摄时感受到的和当地人的亲近感。 “维族人表示亲热的方式是过来抢你的烟抽，说‘汉族维族是一家’，”他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隔阂、冷淡没那么深重了，”他说起2002年新疆之旅的感受。“去了以后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北京好。”

  对于投资，赵薇说，“我不管，我也不懂，投资这种事你们要跟着我就惨了。        最近半年来，影视明星赵薇也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星，接连现身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名单。随着香港和内地股市大涨，赵薇的身价也扶摇直上。        4月19日，赵薇凭着《亲爱的》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人生赢家”赵薇此后在广州对媒体回应投资一事时表示，“不聊那个（编注：指股票），那个其实不是我的事，是我家里人的事，你们不能把什么都算在我头上！我就是只懂当导演，当演员，真的，我没那么多才多艺！”        对于投资，赵薇说，“我不管，我也不懂，投资这种事你们要跟着我就惨了……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完全不懂，我的主业不是干这个，我也不是有商业头脑的人。别人的才能，你们不能安在我头上。”        看一下赵薇最近被媒体盘点的多笔投资，也的确有其家人的身影。        先是唐德影视（300426）。唐德影视在今年2月份上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股价已经由发行时的每股22.83元，暴涨至4月22日的97.89元，增长数倍。        赵薇与多位明星在其中持股，其中赵薇的持股数117万股，是她2011年4月花费77.64万元入股的，现在浮盈在1亿元左右。        这笔投资背后的确有赵薇家人的背景——他的哥哥赵健。赵健是唐德影视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持有640万股公司股票，持股占比为8%，是唐德影视的第二大股东。        2014年12月20日，赵薇及丈夫黄有龙斥资31亿港元，按每股平均价1.6港元，购入逾19.3亿股阿里巴巴影业股份（01060.HK），相当于阿里影业9.18%的股权，成为阿里影业第二大股东。而现在，阿里影业的股价是4.22港元，三个多月上涨2.6倍，赵薇夫妇持有阿里影业的市值达到83亿港元，已大赚40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里的家人因素很明了，就是赵薇的丈夫，而黄有龙也的确是一名有诸多物业和投资的富豪。        另外，1月20日，省广股份（002400）宣布，与合智文化、赵薇等共同出资5000万元，合资设立合宝娱乐。合智文化出资2750万元，拥有55%股权，赵薇出资250万元，拥有5%股权。        不知道，赵薇有没有把她的好友兼经纪人胡亦晴算作她的“家人”，因为合智文化就是胡亦晴在此次合作之前注册的公司。

        2015年4月1日，在《焦点访谈》的周会上，节目组为主持人敬一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退休仪式。         4月9日，敬一丹造访位于知春路的腾讯希格玛大厦。腾讯文化对她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独家专访。在采访中，敬一丹表示，4月底，她将从央视退休。 退休的心情已经有一两年了         腾讯文化：退休的心情，你酝酿了多久?         敬一丹：其实有这种心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差不多一两年吧。那时就开始想，还有一两个春夏秋冬，我就要告别职业生涯了。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告别心理。         后来这种心理就越发强烈了，我经常会倒计时。每次走进演播室，我都会在想，我还有一年，我还有十个月退休。到了2015年，就不是按月了，而是按次了。“这是我倒数第几次主持节目呢？”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念头，尤其是进入4月以后。知道哪一次主持是最后一次，我特别喜欢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职业生涯。我享受着我在这样一个栏目里的最后时光，心里踏实、宁静。         腾讯文化：听说你的退休仪式和《焦点访谈》21岁生日的纪念活动在一起。         敬一丹：在办公室的走廊，我们拿了几张橙红色的纸，打印了“焦点访谈二十一岁生日”几个字，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大家准备了鲜花、蛋糕，共庆焦点访谈生日。我们又到了演播室。这个栏目二十年没换过演播室，在中央电视台很少见。我举目一看，《焦点访谈》开播时的元老有三位在，还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几代《焦点访谈》人聚集在这儿。         在大屏幕上，同事把我到中央电视台以后主持的节目都列在那儿，从《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港澳回归、《新闻调查》到《感动中国》，等等。这是漫长的一条线，是我到中央电视台27年的一条贯穿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焦点访谈》，《焦点访谈》21岁，我和它相伴了20年。当时，我挺感慨的。我说，一个人和一个栏目相伴20年，这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今天的这个样子，和我20年的生活方式相关，和我20年从事的职业相关。         腾讯文化：听说孙玉胜（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也来了。         敬一丹：对，那天他也来到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和同事迎接4月1日。他回忆：“当时我是在台阶上和敬一丹谈的。我说，你在办《一丹话题》，但是，1993年，还不是办话题的时候，是做深度调查报道的时候。”他回忆，他用这句话来说服我加盟《焦点访谈》。         我的记忆比他更早。我说，有一天你给我打电话，说正在筹备一个栏目，在中央一套《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间播，每天做舆论监督。“央视黄金时间”、“每天”、“舆论监督”……这对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         那天，年轻的同事听我们讲起当年，像听故事。几代《焦点访谈》人聚集在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大家都挺感慨的。我特别感谢同事，营造了这样一个气氛和场合，我真的要告别我的职业生涯了。 有些话题持续讨论了二十年 主持《经济半小时》时的敬一丹     录制《焦点访谈》时的敬一丹 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网站         腾讯文化：目前为止，你做过的节目，达到了你的期待值吗？当初对自己的规划和定位，你觉得实现了多少？         敬一丹：我觉得实现程度比较高的时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是《焦点访谈》最具锋芒的时候，创新成为习惯，同事都非常有激情，而且很专业。现在回想，那段时间，在一个很有职业感的群体里，我的职业成就感最强烈。         后面一段时间就相对平稳，有时候很平淡。锐气慢慢减少，也可能是我的年龄慢慢大了，我经常回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焦点访谈》。一个人经常回忆的时候，肯定是怀念着什么了。         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媒体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电视受到冲击，不再是当初的第一媒体。我甚至在心里想，这个时候，我能够保持稳定已经很好了。作为一个主持人、一个女主持人、一个年长的女主持人，这也有点挑战性。         腾讯文化：这个时候，甘心吗？         敬一丹：应该怎么说这种感觉呢？还是用几个词来说吧。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投入”“满足”，是一种情不自禁，是一种从内心涌起的职业热情。后来就经常是“坚持”。这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会影响职业给我带来的满足感。但是职业除了满足感，还有别的呢，比如说责任感，比如要求你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要做得很职业。所以这时候，我会经常用到“坚持”。         再回头看，我最饱满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再往前呢？就是我在《一丹话题》和《经济半小时》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有热情，好像做节目上了瘾。电视工作这么吸引我，我几乎是倾尽全力了。但是临近退休的时候，回头看我当时的录像，发现这节目怎么做得这么粗糙啊？都不好意思看。当时的电视手段有限，我运用电视手段的能力也有限。我想，我现在有这种眼光，说明就电视的职业化来说，我还是在进步吧。         不过，有一点我对当时的我还是满意的，就是我的《一丹话题》的选题，让我觉得我真没白过。         腾讯文化：为什么？         敬一丹：在1993年和1994年，我也没什么顾忌，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价值的话题，比如户籍制度。那时候没有策划一说，也没有制片人制度。作为一个编导、一个主持人，我只谈有感而发的话题。        关注这个现象，是因为当时春节后我坐地铁，看到很多拿着大包小包的民工进城。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很浅层次地在节目里有感而发了几句。这几句话引发了一个专家的关注。他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话题谈得很有必要，但谈得还不够。我说，那我能请你来谈谈吗？从这儿开始，我进入了这个话题，然后一直持续探讨，从开始关注我们身边漂着的边缘人，到关注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其复杂的影响……它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人。其实最打动我的还是人——凭什么人就被分成两种呢？         有一件事让我很受刺激。专家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把人分成农村人口和非农人口。我问哪三个国家？他说，中国、朝鲜和贝宁。我当时说，我一定要做这个话题。我就接连做了几期节目，叫《漂着的边缘人》，探讨中国户籍制度。         对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者来说，真正有感而发、情不自禁的时候，这个话题肯定是有一定价值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真有一种遥望的意识——我看到了这些边缘人，我一定要向远处看，还可能有什么。这些边缘人在给我们提出很多课题。其实我当时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希望能够站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向远处看。当时户籍制度在很多地方是禁区，有意思的是，我那节目居然播出了，没被枪毙，没伤筋动骨。         二十多年以后，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有了进展，而它依然是影响中国几亿人的热门话题。当初选择这个话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有点亦喜亦忧的感觉：这一问题还没能解决。        腾讯文化：对于很多类似的问题，你想过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它们才能得到重视和逐渐解决吗？        敬一丹：我没有想到。《一丹话题》的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1993年、1994年，我们刚刚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秩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很多过去没见到过的现象，比如坑蒙拐骗、掺杂使假……让人特别迷惑。那时候我就一种感觉：人们的道德怎么了？无解的时候就用问号，所以我一连谈了三期“关于道德的问号”。         我现在回头看这节目形态，依然觉得挺粗糙的，但这个话题还是切中了当时的一个焦点。“关于道德的问号”这一讨论，今天依然延续着。人们依然在为道德叹息，那个问号依然存在着。每当人们在为道德问题叹气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这个转变的历程还要多久呢？这时候我觉得，记者是能够在自己的某个选题里感受到这种历程的。         腾讯文化：现在对于这个问号，你怎么答？         敬一丹：没有答案，现在还在继续。《一丹话题》是1993年、1994年的栏目，我最想谈的，就是关于户籍制度、关于道德问号的话题。它们延续了二十年，一直到我退休。         我想，户籍问题有一天会解决，而道德的问号也许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不同时期也许会有不同的道德问题。在一些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可能它显得更触目惊心一点。 要有韧性，而不是任性   敬一丹工作照         腾讯文化：这个职业带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敬一丹：我特别庆幸干了这一行，而且特别庆幸赶上了一个特别适合做记者的年代，有剧烈变化，有巨大的反差。这样的环境，有很多成全记者的因素。我赶上了，真是就赶上了，特别幸运。         对我自己来说，我享受到这个职业的什么？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你能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这个人就会处于一种很有活力、很兴奋的状态。         其实我有很大可能当老师的。我小时候刚知道什么叫理想的时候，第一个理想就是当老师。后来我以广播学院教师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实践，发现这种未知、新鲜对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吸引，它好像把我内心的东西唤醒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大悲大喜和兴奋的人，所以我很在意我能被唤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一定要遵从我的内心。         我挺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我做这个工作有极大的满足感，觉得它有趣、有吸引力，这是支撑一个人职业最内在的动力了。这种动力不用别人去唤起，不用别人去加油。   录制《焦点访谈》间隙的敬一丹 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网站         腾讯文化：对个人而言，你觉得自己的“代表作”有哪些？         敬一丹：如果说到我用心很多的节目，1992年的《股市风》应该算是一个，那是我在央视经济部的时候做的。这是一个6集、100分钟的节目，在今天也是很大型的节目。         当时中国股市刚刚走近百姓，老百姓对股票又新奇，又兴奋。我特别难忘的一个镜头是，在深圳，人们买股票的时候用小板凳排队，到处人满为患。证券交易所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的那个老总居然在街头卖证券报，这都是什么情景？这就是1992年股份经济刚刚走进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         那时我采访经常会碰到生词。股民跟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套牢了。”我一下就傻掉了，什么叫“套牢”？那是我面对的第一批中国股民，就在街头。我回头就问证券公司老板什么叫套牢，现学，然后现采访。         要说栏目的话，《一丹话题》是我用心最多的，在内容传播上最有主动意识的。虽然很粗糙，但它毕竟是国家电视台以个人的名字冠名的第一个栏目，我很在意。这个节目挺像我的，就是毛病也挺像的，局限也挺像的，缺点也挺像的。我确实在这样一个栏目里很用心。         到《焦点访谈》以后，更有团队感了。这是一个集体的栏目，不像《股市风》和《一丹话题》等我个人色彩很浓的节目。《焦点访谈》是几十人的团队在前沿作战，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记忆，反倒不像早期那么鲜明了。         腾讯文化：从《股市风》、《一丹话题》到《焦点访谈》，这些转换都是你争取来的吗？         敬一丹：我特别不善于蓄谋，一般做计划也不会做很长。我不是一出发就能看很远的人，我是那个走着、看着、感觉着的人。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很主动的人，很多选择都是被动的。比如《一丹话题》，是当时我们的主任赵化勇让我来办的，说这个言论节目就叫《一丹话题》，我还很意外。《焦点访谈》也是，孙玉胜希望我加入，我没有太多的主动选择。就是别人来发现我，提醒我，说这适合你，然后呢，我也就顺应了。幸运的是，恰好都赶上了适合我的节目。         腾讯文化：《焦点访谈》和《一丹话题》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敬一丹：做《一丹话题》时，我对选题从来没有过不自信，在经济部做的节目年年在全国获奖。         《焦点访谈》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这是专门的舆论监督，个案，短兵相接，这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当不了这种短兵相接的记者。我并不是很有锋芒的，我在现场感觉到自己的一些能力欠缺。我会自问，怎么我就不像同事那样有锐气呢？这好像重新认识自己一样。有一些中性的节目，我倒觉得会让我稍微从容自如一点。         腾讯文化：在《焦点访谈》时，哪些瞬间让你最难忘？         敬一丹：比如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当时我的感觉是，历史就在眼前。零点就要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在接近零点的时候，我和罗京面对镜头，感觉到砰砰砰的心跳。作为主持人，你是和这个事件很近的记录者、传播者。         腾讯文化：你在《焦点访谈》二十年，心态怎么样？         敬一丹：《焦点访谈》初创时，我们办公室里经常会看到同事拍案而起，特别愤怒，有踹墙的、拍桌子的、掉眼泪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啊，很锐，很刚，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韧”了吧。         激情容易，韧性不易，尤其是在媒体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现在《焦点访谈》元老级的几个人，都是特别有韧性的。         韧性不是任性。当任性成为2014年热词的时候，我们央视的记者在大街上海采：“你任性过吗？”我想，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产生很多神回答。我真没有任性过。我的性格可能一直是保守的、克制的，真的没有很任性地去做一件什么事。回头看自己的职业选择，我觉得不能完全用“主动出击”、“激情投入”这种词。有的时候，顺应、适应，可能也是需要的。在《焦点访谈》待了二十年，我觉得我的心态平和了很多，尤其是后几年。         腾讯文化：有人说，敬一丹之在《焦点访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够尖锐是她的一个缺点，但和其他人放在一起，也许它成为一个优点。那时的《焦点访谈》会很容易就让人觉得真理在握。你意识到了这点，并做了调整？         敬一丹：其实我到最后也没有调整过来啊。我到《焦点访谈》时意识到了，我的性格和我的职业之间，是有一个不适应的。《焦点访谈》是一个很锐的节目，但是我不够锐。我也企图调整，但是我发现人很难改变自己。         后来做了总主持人以后，我慢慢适应了。这个位置也许恰好是需要和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要更讲究平衡。为什么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在总主持人这个位置上呢？这个节目，在现场短兵相接的时候，可能需要锋芒毕露。回到演播室，提供背景、发表言论的时候，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平衡感，甚至要留一定的余地。那也许到这个时候，我适应了。         早期在我们那个团队里，我也不犀利。但我让人觉得沉重，这就可能是那种刺痛和隐痛的区别吧。很有锋芒的人给人带来的那种痛感是刺痛，而有沉重感的人，表达的方式是另外一种。在中国，持久力更管用一些。我提醒自己要有韧性，跟“脆”相反的那个“韧”。

        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微风拂过院内的葡萄架，茂盛的绿藤沙沙作响。和她们朝夕相处的主人华国锋，生前就住在这里。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而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一刮风，华国锋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葡萄，是有关华国锋退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         华国锋的妻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好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华老的外孙女王苏佳说，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其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1988年4月，笔者曾陪父亲一起拜访华家，院中支着两个很大的葡萄架，当时华老介绍，这里最多曾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不错”，王苏佳回忆起往事就眼圈发红。         华老虽与种葡萄结缘，自己却几乎不能吃，因为检查出患了糖尿病，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钱，晚上1两。但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老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夫人韩芝俊的批准，才又给了两个。这位与华国锋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人，自称是华老的“老保姆”、“老护士”，料理丈夫的生活一直极为细心。         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便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是遇上刮风的日子，“一刮风，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樱桃、苹果、李子、桃、核桃等，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果树下韩芝俊开辟出很多小菜园，品种繁多：苦瓜、丝瓜、南瓜、辣椒……有一年的丝瓜足结了600多斤。日常的供给绰绰有余，还晒制了菜干，供淡季使用，并赠送一部分给友人。 没看上北京奥运是最后的遗憾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庭院中的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老醒来后，一般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老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华老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吃完早饭，华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他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动他”，王苏佳说。午饭则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老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说话也是满嘴的山西口音。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据儿子苏斌说，几位原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联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说，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整整40年。对于这个自己服务一生的老上级，曹万贵接受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华国锋的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接着他会看看《新闻联播》，王苏佳说这一习惯雷打不动。晚饭后华国锋必定在院子里散步，每次散步也总是一家三代一齐出动。同住一个院子的领导人和他们打招呼时总说，这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8月1日出院时，家人以为能一了他这个心愿，但在家只休了一个礼拜天，就因病情再度恶化又住进医院。跟随华老八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号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北京医院421病房。 晚年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晚年的一个锻炼项目。苏斌说，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一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就对他的字给过很高的评价。有时他还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和书法家协会办的活动。         华国锋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70年代中后期，他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华老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仿佛在辉映历史。不过近些年，华国锋的字又有风生水起的趋势，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他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老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普遍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的中央。他的作品拍卖行情日渐看好，也多被人收藏，有一幅字，有人出价到150万元。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心里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都说他比较能想得开。多年来，华国锋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说，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以前的“那些事儿”，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厨师谢师傅对华老的记忆力印象深刻：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老还记得很清楚。         华国锋退下来后，依然保留了原有的待遇，有一个警卫班专门为他服务，“国家在各方面还是很照顾的”。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一直都鞭策我们”，王苏佳说，“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华家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厨师做饭，孙辈洗碗。华老的几个孩子，既没有出国的，也没有靠家里关系经商发迹的，都本分朴实。大儿子苏华，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在北京卫戍区，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每年有两天必去毛主席纪念堂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客厅里摆放的家具很普通，地毯是由几块接铺起来的，墙上挂着已经发黄了的旧友书写的书法作品，整体上简单而洁净。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圈灰布包裹的老式沙发，让人联想起毛泽东当年接见外宾时的书房。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依次排开，只是书不如毛泽东那里多而杂。右边是马、恩全集，百科全书，工具书，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愿兴师动众，给别人带来不便。有一回“五一”节，他带着孙女去逛北海，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有不少人拍照，公园也没逛成回了家，小孙女还对他发了一顿脾气。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门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且要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个传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肯尼亚的阿库库是一个“奇人”，他一生中娶了超过100位老婆，生了210个儿女，繁衍出1800个子孙，这个“队伍”如果排队出行，简直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了。92岁的他辞世的消息也成为了肯尼亚的头条新闻。 阿库库和家人的合影 阿库库的绰号叫“危险”(Danger)，因为据说他年轻时深具魅力、十分俊美，能让女人春心荡漾、无法抗拒，1939年他第一次结婚，1992年结婚超过100次，有12个老婆比他先过世，至少和40个妻子离婚，身后留下46位寡妇，他的大儿子透露，老爸至少有104个女儿和106个儿子，“外面可能更多”，所以阿库库还得为家人盖两所学校、一间教堂。 阿库库的后代 这么多子多孙，阿库库怎么养家呢？虽然他从未受过正式教育，但非常聪明且口才便给，所谓“人多好办事”，他的妻儿孙靠着种菜、养牛、做生意，还有收嫁女儿的聘金，就足以生活。他的儿孙枝开叶散，有医师、教师、工程师，也遍及欧、亚、非、拉四大洲。 阿库库的后代 阿库库的死成了年轻一辈的热门话题，毕竟现在的肯亚已非一夫多妻制，许多年轻男人call in到当地电台节目向“偶像”致意。 阿库库子孙聚集起来开家族会议 阿库库子孙聚集起来开家族会议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5/04/22/358682.html#ixzz3Y3NMjedi

解说：释延明是中国少林寺的第三十四代弟子，他是许多美国说唱歌手的武术老师，他出演过电影，他也做过广告，最重要的是，他是美国少林寺的开山鼻祖。 释延明：我叫释延明，释迦牟尼的释，延续的延，明天的明。 郭蓉菲：嗨、阿弥陀佛，我是蓉菲，我找释延明师傅，他在吗？ 电话：在。  郭蓉菲：好的，我能上来吗？ 电话：可以。 郭蓉菲：好的，谢谢，他刚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闭口第一句话也是阿弥陀佛，我今天要见到的就是他的那位师傅，也就是美国少林寺的创始人释延明，阿弥陀佛。 少林寺：阿弥陀佛。 郭蓉菲：很多学生在看到你的时候，大家互相之间都要说阿弥陀佛，是吗？ 释延明：对。每个人到我们美国少林寺来，都要首先阿弥陀佛，这个是我自己创的，阿弥陀佛，代表一切，包罗万象，你比如说欢迎你到美国少林寺来，你好，你好吗？新年快乐，圣诞节好，阿弥陀佛代表一切，你看见其他人在做好事，你说阿弥陀佛，就代表佛祖保佑你，你看其他人在对自己或别人做坏事儿，你说阿弥陀佛就是不要这样做，这样不好。 解说：师傅释延明在5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去少林寺学习武术，在1992年，他跟随少林武术团出访美国巡回表演，在表演完最后一场之后，他决定留在美国。 释延明：人人都知道，纽约是世界中心，去纽约，走起。 郭蓉菲：那当时你一开始跑出来以后，一开始你这算是不合法的吧。 释延明：美国移民局还找过我，说要不要那个政治庇护，说不需要，我不喜欢政治，我用正当的渠道，律师，申请，两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就有那个面试，过来面试，问我，我把我那个好多资料啊，报那个报纸啊，功夫画册啊，我带去，他们看了之后说这个少林寺和尚很帅气，很帅，那个技术和哲学，都与众不同。 刚刚过来之后在中国城，在一个寺庙里面，打扫那个卫生，那时候一句英文不也不会讲，而且在那个中国城，很多人都教我，讲广东话，会听不会讲，刚开始是语言不通，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油，蓉菲，亲到你的脚。 94年的冬天非常冷，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什么都没有，我教课，用手电筒，上课的时候我把手电筒打开，下课我就把手电筒关掉，这是为了省钱。 解说：师傅释延明的武馆一办就办了20多年，现在他的武馆就开在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大街上。 郭蓉菲：这边是？ 释延明：这边是佛堂，你信什么教都可以，比如说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管你信什么都好，我上星期在墨西哥有一个静修班，在那个基督教的教堂，给他们船禅宗佛法和少林功夫，是这样子的，我让你们认识到，你自己就是一个教堂，不要把自己放到门外边去。 郭蓉菲：所以我经常看你说我的上帝啊。 释延明：深入里面去要学习，要把不同的哲学，融合在一起，那才是你的东西，这样你可以帮你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社会。 呦呦，往这儿看，W，Wu tang clan，Wu Tang Clan的灵魂人物RZA，GZA，RZA Ghostface Killah ODB chef Raekwon。 郭蓉菲：所以他们也是你的学生。 释延明：我学生。 郭蓉菲：那您会RAP这一点也是受他的影响吧。 释延明：嗯，是受他影响，有时候他们做音乐，我在音乐是里跟他们呆在一起，RZA是我的弟子，他的名字恒禅，恒是第三十五代弟子，恒、持之以恒的恒，禅宗的禅，我不禁是他的师傅，而且像兄弟一样，我们互相尊重，Rapper，我教他们那个禅宗佛法，或者教他们少林功夫，风格不同，万变不离其宗，你像哲学、功夫，像音乐一样，律动。 郭蓉菲：有人质疑过你吗？你这样怎么是一个少林和尚呢？有人这样说过你吗？ 释延明：和尚这个代名词好多人不理解，我给你解释一下，和气高尚，要具备一定的智慧哲学，所以说我借用不同的窗口，抓住每个机会，向他人传达理念、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在21世纪，有些传统很好，有些传统不好，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抛弃，要做自己。 郭蓉菲：您真很喜欢喝酒啊？ 释延明：酒好，这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郭蓉菲：这个不是应该，信佛的不能。 释延明：所以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一般的人来讲这个脑海里边的和尚，不吃肉也不喝酒，也没有女人，是这样的，我也吃肉我也喝酒，人生非常美好，我的人生什么都不缺，非常圆满，我每天运动量很大，需要一定的能量，来保持我的身体，你自己如果要是垮的话，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传授知识，教他人武术？ 释恒珠：我是释恒珠，这是我的法名，我拜师已经好几年了。 郭蓉菲：恒是什么？ 释恒珠：是指第三十五代，跟我同辈的弟子，名字里都有这个恒。 郭蓉菲：师傅给你起的名字？ 释恒珠：是的。 Nolan Hidaka：这个问题很少有人问，我理解的功夫是一种武术，同时也是一种宗教。 郭蓉菲：宗教？ Nolan Hidaka：你能接触到佛教，又能学到功夫，所以它多少改变了，我看待事物的角度。 Liaea Silva：如果之前有什么坏事儿发生，等我来练功时，我会把这事儿完全忘掉，排除杂念，一心一意练功，我脑子里想的只有招式和放松。 郭蓉菲：小朋友这些招式大多是你自己改良的。 释延明：有些东西是改一改，死搬硬套的话，不灵活的话，一般对小孩来讲很难接受。 郭蓉菲：你这样改良就是不正宗的少林，会有人这么说吗？ 释延明：这个人世间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天下，世界和未来，没有固定的东西，要用不同的方法教给他们。 说一个五行拳里的动物。 豹子。 对。 五行拳里的动物，我给你们提示一下。 老虎。 对。 蛇。 对。 龙。 对。 最后一个，是种鸟。 凤凰？不对…… 是鹤。 对。 谁把禅宗带到中国？ 我记得是达，达摩。 释延明：我是从中国来的，我是中国人，要自豪，不论你去什么地方，你到美国来，要适应美国，要打入美国社会，你要不这样做的话，不这样生活的话，你怎么表达，怎么去把少林寺的禅宗佛法，或者少林寺的功夫输送出去，不可能的事情。 解说：一开始接触他，我真的很质疑他的少林功夫会不会像他的英文一样不正宗，与其说是质疑他，不如说是质疑“少林”这个词，少林在国内早已经四成为一种文化商标和旅游招牌，但是在大洋彼岸，我当时看到一群年轻人在用中文数数，呼喊着阿弥陀佛，大汗淋漓地练习着少林功夫，著名说唱歌手徒弟也让这位和尚爱上了英文RAP，这样的功夫到底正不正宗，我并不知道，但是这可能是我更想见到的现代社会少林的模样吧。

　　温哥华有一条大家熟悉的道路， King Edward Avenue(英皇爱德华路)，即25街，横贯温市东西两面，是温市其中一条主要道路。特别是在西区的一部份，道路宽敞，两旁种满树木，乃是中上人家居住之地。   　　爱德华七世 (King Edward VII) 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生于1841年11月9日。他年轻时喜爱奢华的社交生活;舞会、游艇、纸牌、赛马等都是他的至爱，当然他更喜爱追求年青美貌的女子，终其一生是一位骄奢淫逸的纨裤子弟。   　　1901年1月22日，他继承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皇位，当时他已是60岁，登上英国国王和印度皇帝的宝座，是为爱德华七世。初时他不习惯这种拘谨的生活，并打算让位，但渐渐适应下来，享受做国王的乐趣。 　　他在位之时，适逢太平盛世，且有「母荫」，故成为英国最国富民安的时代，殖民地遍布地球东西两面，有「日不落之帝国」的美誉，同时幸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在他去世后4年才爆发。因国民生活在经济富裕的环境中，故无论在艺术、服装和建筑上都追求理想化的改革，成就了一个充满优美与奢华的时期。 　　1910年5月6日，爱德华七世病逝于白金汉宫，享年69岁。他出殡之日，是大英帝国的高潮，欧洲不少皇族亦参加他的葬礼，在温哥华亦有超过二万人出席为他举行的悼念仪式。 　　加拿大不少地方以爱德华七世命名作纪念，温哥华当不例外;除25街改作英皇爱德华路外，1912年在温市中心最高法院(今日的温哥华艺术馆)门前设置爱德华七世饮水喷泉，这直至1966年因建造卑诗省百年纪念喷泉而被打入冷宫，存入仓库，1983年再次重见天日，摆放在艺术馆西面，即近 Hornby 街，直至今日。 　　温哥华最早的一间中学Vancouver High School，位于西12街和Oak街，1910年5月24日改名为 King Edward High School，不少早期的新移民曾在这里学习英语，1973年大火被烧毁，它是今日温哥华社区学院的前身。 　　列治文的 Minoru公园中的 Minoru，乃是由日本天皇送给爱德华七世的名马的名字，在1909年的英国打马赛中获得冠军，因公园(初时是跑马场)刚巧在同年建成开放，于是人们就顺理成章用这匹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 　　爱德华七世时代有人比喻是日不落帝国的黄昏，不过最令世人注目的还是皇位传至他的孙儿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他便是我们熟悉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

1.1912年，为了检测橄榄球头盔是否坚固，工人们想出了一个靠谱的办法。 2.1939年，贴心的面粉厂用印有花纹图案的布袋装面粉，这样穷人家就可以直接用这些布袋做衣服啦。 3.1948年，美国的梅西连锁百货聘请了一群便衣侦探来防偷窃，但侦探的身份是不能暴露的……于是，他们在杂志上登了这么一张照片。 4.1936年，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的条子们突发奇想，把古代战车和摩托车合体了。 5.1973年美国石油危机，政府禁止开车……但，那又怎样呢？ 6.30年代的小屁孩已经不骑小木马了，直接上大野猪！ 7.渔夫Edward Llewellen钓到了193公斤的黑鲈鱼……这世界纪录到现在也没破。 8.1938年，一个叫HelenHulick的老师是一起抢劫案的目击者。但因为在法庭上穿裤子，她被判入狱5天，理由是“藐视法庭”。 9.1940年，骄傲的德国人认为自己的狗也是勇士。 10.1939年到1945年二战期间，英国士兵发现了这些德军萌萌小坦克，作用是炸飞上面的大坦克。 11.1965年，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没事就喜欢把车开河里，用自己的“水陆两用车”整蛊各国领导人。 12.那么问题来了，没水怎么学游泳？1920年代的地球人当然有办法啦！ 13.甭管什么年代，人们都喜欢给自己的爱犬拍照片，这位1875年的朋友也不例外。 14.战斗名族就是干！1950年，俄罗斯军人在坦克上喂北极熊。 15.想争夺1956年的美国小姐？先拍张X光看看腰椎间盘吧。 16.1967年，瑞典突然改变了行车的方向，于是……司机们都疯了。 17.没有黑幕！没有潜规则！绝对公平的脚模选美大赛。 18.1890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5000条电话线。 19.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洋葱比毒气瓦斯还可怕。 20.1954年，美国胖姐Ann Hodges被陨石击中，还好自带安全气囊，不然就死定了。 21.1910年，淑女们已经忍不住开喝了。 22.1916年流行的小摩托，比艾玛电动车好看多了。 23.因为要修房子，尼亚加拉大瀑布整个被挡了起来。 24.1945年，大象在帮忙运送补给品。 25.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一种被盗号的即视感。

  1972年，威利斯·巴恩斯通和中国作家叶君健。巴恩斯通多年后得知，当时叶还在服刑，只为和他见面才获准出狱几小时。 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是一位博学强识的作家，著有70多部作品——他是诗人、翻译家，同时也是研究诺斯替教和《圣经·新约》的学者。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与中国有着悠久而有趣的渊源，他曾翻译过毛泽东诗词，并于上世纪80年代，结交了众多中国艺术家和政治领袖。 不久前，他到北京的老书虫文学节上发表了讲话。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给周恩来发电报，以及带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去一座道观的事。 问：你是怎么对毛泽东诗词产生兴趣的？ 答：我一直对诗歌感兴趣，不管它们使用什么语言，出自什么时代。我翻译过萨福(Sappho)的作品，在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帮助下还翻译过苏美尔人的诗歌。我对中国诗歌同样感兴趣。它是一种意象诗歌。即使是翻得不好也没问题，因为画面比文字更能传情达意。我曾经问有哪些伟大的当代诗人，他们说没有。原来毛泽东是唯一的诗人。唯一被允许作诗的人！ 问：你来中国之前就翻译过毛泽东的作品。 答：我是在尼克松访华（1972年）之前翻译的。透过当时已有的蹩脚译本，我感到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当时的译本用的是最糟糕的中式英语。如果你是一名写作者，即使是翻译很差也能看一个作品的好坏。他的多数诗歌含有政治元素，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在诗中提及古代的神祗。于是，我在一个同事的帮助下翻译了他的作品。我把译稿寄了出去，收到了一封回信，称“我们很高兴收到这份稿件，稍后会答复你”。事情沉寂了九个月，直到传出了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Harper & Row出版社用了11天时间发行了这个译本。这本书成了《纽约时报》特写书评“本月最佳图书”的报道对象。 后来尼克松的确飞到北京，参加了有毛泽东、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出席的峰会。尼克松还背诵了我翻译的两首毛泽东的诗。 问：在那之后不久，你就被邀请访华。 答：我给“中国北京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我是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想访问中国。第二天早上，我就收到了答复：“去加拿大安大略省。取签证。”他们给了我两周时间，我又延长到四周。 那一次我见到全世界的阿尔巴尼亚人，因为他们当时看上去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我看向窗外，有一千名阿尔巴尼亚人在游行。壮观的阿尔巴尼亚大军游行！在上海、北京、广州都有。 问：你看到了毛泽东的大量诗词？ 答：唯一获得许可的诗人就是毛泽东，他的诗词到处到处都是。去饭店或是走在街上，墙上贴满了他的诗。买张邮票，上面也用极小的字印着毛泽东的诗。 毛泽东无处不在。他谴责中世纪的宗教，但从诗词和塑像来看，他就是新登基的帝王之神。 问：你的确见到了喜欢的一个作家。 答：我对他们说我想见叶君健。他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绅士，曾在我当时的出版商Harper & Row出版过作品。他接受过剑桥大学的教育，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作品翻译成了汉语。我去外文出版社见的他。我们聊了很久。 问：聊完后他就回监狱了！ 答：是的！他被红卫兵告发，那时才只服了三年刑。他们只让他出狱几小时和我见面。后来，他又在监狱待了几年。当然，当时我不知道。我是上世纪80年代重返中国的时候才发现的。 问：你在1972年回来时，这座城市是什么感觉？ 答：奇怪的是，贫穷让美丽得以保存。如今的中国富裕多了，但老城区已遭破坏。即使是文革期间，胡同都还在。所有人都睡着时，我就从民族饭店溜出去，不辨方向地乱逛。感觉很美妙，犹如置身神奇之境，所有的宫殿依然还在，而我在其中漂荡。我会乘坐公共汽车，或是电车，不去理睬方向，然后再漫步回来。人们并不介意。他们看到我时会鼓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退后。 问：你离开中国前向南去了广州。 答：最后一天我打了乒乓球。我的球技比普通人还逊色一些，他们却让我和波纹金属桶厂的冠军对阵。我怎么能打得过冠军？结果在他拿到21分之前我得了3分，但我每次得到一分，观众席上都会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当时有3万观众，他们非常兴奋地尖叫。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得意。我赢了冠军一分！ 问：他故意让你得点分。 答：当然了！他尽其所能地让我得分，但我球技太差，连这种机会都抓不住。在那段日子里，事情总是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问：然后1984年你又再次回到那里。 答：是的，我获得了富布赖特(Fulbright)教学资助。我本来是打算1983年去，但在最后关头，他们拒签了。我当时已经请了假，还把印第安纳州的房子租了出去。他们没有说拒签的原因。到了秋天，他们让我再申请一次签证。我说，我才不干，但他们说，已经定下来会批准了，你只要申请就行。于是我重新申请，果然签过了。 我抵达这里时，外国语大学的副校长告诉我，“威利斯，你还记得你之前要来中国，但我们拒签的事吗？”我说，“是啊，我当时很恼火。”他说，“我们担心你是毛派分子。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毛派分子了！” 问：和20世纪70年代相比，这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答：这里变得远远更加开放了。但是，当我去市中心时，我看到了卡车装着囚犯，他们胸前挂着牌子。这些人即将被执行死刑，牌子上写着他们的罪名：卖淫、盗窃，诸如此类。他们会遭到枪决，被一颗子弹射中头部，他们的家人还必须支付1元钱的子弹费。 那时还不是最幸福的时光，但人们开始开口说话，情况也逐步改善。女人们开始戴耳环，穿更好的衣服。情况在好转。如果不是因为天安门的悲剧——或许如果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没有来到中国，使抗议者有理由延长抗议的话，中国现在或许会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一切都在进行中，所有合适的人都逐步走上合适的职位，比如担任文化部长的小说家王蒙。 问：你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 答：对，我经常与王蒙交谈。我会去过他的住处，他也会来我的住处。我住在友谊宾馆。我和儿子托尼(Tony)认识中国所有的诗人。他们通过窗户进来。 问：窗户？ 答：我们住在友谊宾馆，离围墙很近，天亮的时候能听到街上有人吐痰的声音。墙不高，人们可以翻过墙头，通过窗户进入屋里。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前台处登记，也不用向工作单位报告了。 仿佛是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沙龙搬到了中国。我有些夸张，但对我们来说，那相当于天堂。 问：你的儿子后来在美国出版了其中一些诗。 答：对，由卫斯理大学出版社(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他们是朦胧派诗人——其中很多都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诗人。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诗人，他们都是跳窗户进来的。 问：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国，我记得自己像你一样，骑车去颐和园。实际上，你为此写过一首诗，收录在《咏中国：清晨五点的北京》(5 A.M. in Beijing: Poems of China)一书中： 我的自行车在黄昏里作响，像夏日突降的冰雹 哐啷砸在颐和园的长廊 答：那是一段非常愉悦、快乐的日子。 问：你让北京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在《清晨五点的北京》中，你写了一首诗，内容是你沿着王府井大街行走时，想起了你的至爱，想起了你在中国到过的其他地方。 不再。我不会在外国专家食堂里张望着 你为我们挑选蔬菜， 我不指望我们走近死去的皇帝 在承德的馨香离宫。 你明白我从未解读你，你从未像 黎明打鸣的公鸡 那样活过， 我们从未在西北的火车上共度四日 那里的部落民在紫色的田地里拔萝卜。 问：1984年到1985年你在中国的时候，艾伦·金斯堡也来了。 答：对，他与美国一些主要的作家一起访问中国。他做了一场有关［口交］的演讲。他的旅程就此结束了！大家都呆掉了。但他是艾伦·金斯堡，于是继续在中国寻找奇迹，还有男朋友，一直待到了圣诞节。 问：在白云观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我跟艾伦一起去的白云观。我们在那儿散步，那里的道长非常聪明、慷慨，与道教徒的形象完全吻合。我们对什么都感兴趣，虽然我不信仰宗教，但我很了解宗教，因此我们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内容。我们四处走，后来看到了一个房间。艾伦说，“这个房间里有什么？”方丈说，“往里看。”艾伦打开房间，里面有个全身只裹着遮羞布的年轻男子。他当时双手触及双脚，身体呈环状，但眼睛却是睁开的。艾伦说，“哦，哦，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他。”方丈说，“别担心。24小时内，没人能打扰到他。”艾伦说，他曾在印度待过三年，但这才是真功夫。 问：你第三次来是什么时候? 答：是九年前。我妻子萨拉·汉德勒(Sarah Handler)是一名中国艺术历史学家，她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家具和建筑的书。我们去安徽省看了各处的老村落。 问：现在你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答：我不知道。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很乐意在这里，而我也感到很兴奋。如果我在这里待得更久，我可能会更加兴奋，我会找到要写的东西。 问：你还翻译中国诗歌。你如何解释对八世纪的诗人王维的执迷？ 答：对于他的诗歌，有些老生常谈的说法，比如诗歌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让人想起希腊的“群体表演”(chorus)，这个词有“舞蹈”的意思。诗歌就是舞蹈。王维在以一种单音节的方式跳舞。汉语紧凑，具有视觉效果。你想想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他的《雪夜林边驻足》(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想来我认识这座森林，林主的庄宅就在邻村”(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这里唯一的双音节词就是“邻村”。 汉语是一种简洁的语言，如同弗罗斯特的诗歌。现在他们把文字放在一起，组成多音节词，但在古代，他们很少这么做。王维作品的总词汇量很小。我成功地学会了每个字，并最终与我的儿子托尼(Tony)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他的每个关键字都会反复出现。就像在读《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的《创世记》(Genesis)，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如果你读了第一页，就能接着读第二页。 王维的诗并非在一直重复，但是通过改变普通词语的组合，他无限丰富了它们的含义。他的诗歌讲到了从忙于凡俗事物务到退居山野，还提到了他从妻子过世的痛苦中恢复的过程——其实他至始至终也没能完全恢复——还讲到了他对自然的热爱。他完全可以与希腊伟大的田园诗人相提并论。 问：你1972年来这里时觉得失望吗？ 答：不。人们怎么可能对来中国感到失望呢？除非你没有灵魂，就像月亮的暗面。

这位西夏王妃被献给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要她做他的妃子，王妃表面同意了。但不甘受辱，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王妃在陪寑当天夜里，借行房时成吉思汗正在兴头之机，将他的阴茎给咬掉了，顿时血流如注。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给后世留下的诸多谜团，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都是与死有关：一是怎么死的？二是死了葬哪？ 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当年（公元1368年）年底即下诏篡修的《元史》记载，成吉思汗之死很明了，病重不治：“（公元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元史》总编辑、一代大文臣宋濂，仅仅用了20个字，就交代清了一代天骄“崩”的过程。但，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弄个明白，成吉思汗到底怎么死的；蒙古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而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大概有五种，多与西夏有关。 其中最正统的，也为更多人的知道的，就是《元史》中采信的“坠马说”。 “坠马说” 蒙古人撰编的《元朝祕史》（卷十四）记载，“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帝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 “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狗儿年”，是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这里交代一个史实，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他的骑的一匹红沙马，却让一匹野马惊了，导致没有防备的成吉思汗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1227七月“不豫”，病根即在此。为什么一次坠马伤重成这样？据说是流血太多。 当时，也遂请随从的将领商议这事怎么办，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成吉思汗一生要强，心想如果这样回去会让西夏人笑话。也该他魂断西夏，成吉思汗派员去西夏国探听情况时，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有本事你就来过招。成吉思汗听说后，表示宁死不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号）病死了，时虚岁67。如果当时成吉思汗回去了，这病根子就不会落下了。 “雷击说” 这种说法比较离奇。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所文章透露，成吉思汗是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当时到达蒙古国时，发现夏天的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因为这原因，蒙古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为葡萄牙人，出使中国的确实时间是公元1245-1247年，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回去后向教皇提交了题为《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出使报告。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来时距成吉思汗死亡只有18年，比马可·波罗早30年，记叙并非空穴来风。 “中毒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有元朝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中记叙的成吉思汗的死因：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间另有传说，成吉思汗是“中毒”而死，但却不是中了西夏兵士的毒箭，而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下了毒，当时这位西夏王妃乘陪寑之机行事的。 “被刺说” 这种说法与上面说的被俘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有关，是下毒说法的另一种版本。在蒙古民间传，成吉思汗的军队进攻西夏的过程中，兵士俘虏到了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进献给成吉思汗。就在陪寑首夜，这位西夏王妃刺了放松警惕性的成吉思汗。被刺一说，源于成书于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蒙古源流》。此书很珍贵，100年后，即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作为礼物，将此书手抄本进献乾隆皇帝。乾隆令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饮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成吉思汗被刺一说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被咬掉生殖器说” 这种说法，即未见于正史，野史也没有记述，但在外蒙古人中间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也是因为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凶手”当然就是这位美丽女人了。据说，这位主妃被献给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要她做他的妃子，王妃表面同意了。但不甘受辱，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王妃在陪寑当天夜里，借行房时成吉思汗正在兴头之机，将他的阴茎给咬掉了，顿时血流如注。一个长年在外征战的67岁老人，哪遇到过这种事情，又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本来就不想活的西夏王妃，自知成吉思汗不会过放过她，跳黄河自尽。 此说荒诞不经，但细分析一下还是有道理。如果成吉思汗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体条件的，陪寑时乃裸体，何处藏带凶器和毒药？即使带有凶器和毒药，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了——咬男人的要害处。 这个传说够得上是中国古代帝王风流故事中的极品了！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报应——风流人物风流死。 在几十年的南征西进中，每到一地，成吉思汗和他的手下，必夺抢女人，带着一副生殖器处处留情，后代子孙无数，被史学界戏称为“播种机”。据估算，目前在世界上有1600万的男子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而成吉思汗对女人如此嗜好，大概是一种“遗传”。当年，蒙古族有抢人家女人的习惯，把女人看作是一种财物。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其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抢来的，在今天看来就太流氓了。有一次也速该在斡难河边放鹰，篾儿乞惕人也客赤列都带着美丽的妻子从旁边经过。也速该见少妇如此美貌，一下子动心了，立即拦下也客赤列都的马车抢人。见情况不对，本想拼命的也客赤列都丢下妻子逃走了。这个少妇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后来的宣懿太后诃额仑（也有译“月伦”）。 成吉思汗的妻子叫孛儿帖，则被其母亲前夫所在部落抢过，后来给夺了回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的婚姻很有意思。按照当时蒙古族的风俗，也速该便带9岁的成吉思汗去他母亲所在部落“索女”，即给儿子讨媳妇。走到半路上碰到了孛儿帖的父亲德薛禅，听说此事后，再看看成吉思汗汉面相不凡，是个美少年，德薛禅便对也速该说，家里有一个年方10岁的小女，希望成为亲人家，请也速该去看看是否中意。到德薛禅一看，也速该满心喜欢。过了一宿，次日德薛禅要也速该把成吉思汗留下当女婿，也速该同意了，并从随来的马中挑了一匹最好的做为定礼。也速该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我儿子怕狗，休教狗惊着。（《元朝祕史》卷一）”一代驰骋疆场的英雄汉子，小时候却怕狗，这是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就在也速该留下儿子独自离开的路上，被仇家、塔塔儿人给毒死了。 成吉思汗名叫铁木真，也有称帖木贞、忒没真。这个名字本是也速该战争对手的名字，《元朝祕史》（卷一）记载，“（约1162年）与塔塔儿厮杀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将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掳来，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诃额仑正怀孕，于斡难河邂难何边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蒙鞑备录》称，所传“忒没真”乃小名尔，初无姓氏，也无名讳。 《元朝祕史》这段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与朱元璋生时满室红得像失火一样，铁木真出生时也有神奇出现，手里竟然捏着一块血块，血亏如一块红色的石头一样。因为出生时铁木真是带血的，迷信就认为，将来会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在抢回妻子孛儿帖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一下子屠杀了300多名也客赤列都部落的人。1183年，只有22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靠的就是连年征战和铁血统治，抓到对手就杀。铁木真一生杀人无数，每到一块如割韮菜一块，疯狂砍人头。在随后的战争中，屠城是他惯用的征服手段。有一次，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征讨中亚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打下咸海边的玉龙赤杰时，一下子就杀了120万人，用这种方法，好多西域、中亚国家让他灭掉了。 但成吉思汗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脱掉。虽然他到底怎么死的是一道可能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但不论是正史所说的坠马大出血致病，还是民间所传的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流血过多而亡，都沾满了“鲜血”，是不是与他降生时手捏血块有一种因果？！

  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叛乱的讲话中称中共当时对达赖的态度是欢迎他能够回国，但当时的情况下他难以回国，主要原因是他并不愿意在西藏进行改革。毛泽东预言，到2019年他将会回归。本文摘自《毛泽东文选》，作者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达赖喇嘛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藏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由华侨协会总会多伦多分会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特发起组织的大多伦多地区侨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委员会，计划于7月11和12日，以及8月6至9日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历史文物暨史料展览”两场 ，计划展出百件战争相关的历史原件，欢迎民众观看分享心得。  华侨协会总会多伦多分会会长麦锦鸿表示，此次展品内容丰富，有数百张珍贵历史照片，以及由多伦多艺廊高耀星借出的私人珍藏原件上百件，包括国军29军大刀、日关东军指挥刀、日军参谋部1938年调制极机密“敌我态势图”、国民党沪杭甬铁路党部呈报“抗日死难同志名册”、侵华日军相册及美国高中生1937年关于中、日战争剪报资料册等。 抗战时期的照片和历史原件。(记者费诗明/摄影)  高耀星将拿出私人珍藏的超过百件战争原件与大众分享。(记者费诗明/摄影) 华侨协会总会多伦多分会主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历史文物暨史料展览将于7月和8月举行两场。(记者费诗明/摄影) 昨日记者会上展出的日文信件。(记者费诗明/摄影) 收藏抗战原件数十年的高耀星表示，收藏的意义就是拿出与大家分享，碰巧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能够有机会展示给大众更加感到荣幸，他表示，此次将展出的文物类别主要分为三大类：国军作战的资料实物、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战争时期运用的地图和文件、照片等，另外从盟军的角度，还有美国等国家发行的首日封、纪念品，以及跟中国有关的一些信件，此外还有部分处于特殊时期来自台湾的一些文物。 高耀星表示，当今社会弥漫风气是整体不学习、不思考、不在乎，导致最后的不负责，所以对于当代人来说，如果有机会整理出一些于历史有关的资料，在不添加过多个人情绪的情况下展现给大众，可以强化整个民族的记忆，也对下一代起到教育的作用。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历史文物暨史料展览”的首场展览于7月11、12日于 万锦市举行，地点是105Gibson Centre;次场展览于8月6、7、8、9日于士嘉堡市政厅举行。主办方还将于8月16日于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文化中心举办 “大多伦地区侨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邀抗战英雄之眷属后裔，向抗战英雄们致敬，彰显国军官兵之英勇事蹟。  

出席的获奖人员名单 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首次举行了向中国老兵授予“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的仪式。 当天的受奖者中不乏毛泽东之女李敏(1936)、刘少奇长女刘爱琴(1927)、瞿秋白之女瞿独伊(1921)、李富春之女李特特(1923)、李范五之子李多力(1935)等“红二代”。身份特殊的他们既是中苏友好的见证者，也是如今中俄关系更进一步的推动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红二代”都曾在苏联城市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包括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 共有32人出席4月15日的授奖仪式，而此前使馆方面预估有53人到场。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为中国老兵们颁发了“战争胜利纪念章”，每枚奖章都附有带编号的具名证书。俄方强调，“因年龄、疾病或其它原因无法于抵达俄使馆的获奖者，奖章会在晚些时候由工作人员和总领事在另行安排的隆重仪式上给予颁发，或在获奖者家中及医院等私人会晤时颁发。” 看看当天的现场组图，以及红二代获得的勋章什么样？ 颁发给受奖者的勋章 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 53位中国公民获得了这一由普京总统亲自签发的纪念奖章，但因为年龄、疾病以及其他原因，当天的授勋仪式上，只有32位获奖者出席。他们大多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亲身经历了1941年至1945年的苏联卫国战争。 这些获奖者当时都生活在俄罗斯西部城市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战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孩子。”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说到，但获奖者与苏联军队和人民一起保卫苏联，他们参加了战争后勤工作，比如在工厂里为战士们缝制服装，挖战壕，在医院救助伤员等，以自己的方式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很多应得奖章的人如今已经不在人世。”杰尼索夫提议全场静默1分钟，悼念逝去的人们。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也专门从俄罗斯赶来出席授勋仪式，她说，这些获奖者虽然不是在前线作战，但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把俄罗斯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俄罗斯也铭记你们的贡献。” 87岁的陈印老人已经是第四次荣获苏联卫国战争纪念勋章。父母当时是地下党员，无力照看他，于是1941年，他和妹妹被送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两个月之后，战争爆发。 “困难的时候，每个人每天只能领到一小块面包和两个土豆。”陈印回忆到，战争给儿童院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食品供应一度非常紧张，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战争之中。 “我们在儿童院开辟了园子，在城外开辟了一块地种土豆，夏天去树林里伐木，为冬天储备柴火。”再大点的孩子就参加了民兵，接受了必要的训练，并辅助苏联红军抗敌。 “苏联卫国战争时，苏联人民不怕苦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再碰到困难，就很容易度过了。”陈印说，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生活。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袭苏联，自此苏联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卫国战争纪念奖章从二战时开始颁发，授予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在战场或在后方)作出了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每枚奖章都附有带编号的具名证书。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当天没有抵达大使馆的其他获奖者，奖章将于晚些时候由使馆工作人员和总领事在另行安排的仪式上颁发，或在获奖者家中或医院的私人会晤中颁发。 当天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还透露，习近平主席将参加5月9日俄罗斯举行的庆祝活动。此外，他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举行会晤，并签署一系列涵盖经济、双边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文件。 2015年，中俄两国决定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杰尼索夫强调了这些纪念活动的重要性。他说，现在质疑二战成果、美化侵略者、要求修正历史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两国今年9月要共同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两国人民都经过惨无人道的战争考验，两国共同铭记这一历史，是中俄两国共同价值观的根之所在。两国青年千万不能忘记战争和历史的教训。”

（加新社15日电）美国总统林肯刺杀案肯定是美国历史大事，研究人员指出，事件的起源与结尾与加拿大都有关联。 一些历史学家怀疑，林肯的杀手曾在加拿大某个城市策划行动，而那个城市是林肯政敌的避难所。他们说，枪手在1865年4月杀害林肯，最后加拿大人带领缉捕行动。 历史学家博伊库(John Boyko)撰写《血腥与骁勇：加拿大如何抗衡美国内战兼立国》(Blood and Daring: How Canada Fough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Forged a Nation)，并在书中研究加拿大对这场19世纪冲突的直接影响。 他说，林肯的刺客、美国舞台剧演员布思(John Wilkes Booth)蓄谋已久，存心推翻奴隶制的联邦政府。 博伊库说，布思在1864年10月造访满地可9天，他几乎肯定在这个期间谈论刺杀行动。 根据历史，美国南方人反对林肯的政策，可在加拿大找个安全栖身地。加拿大身为北方邻国，未有正式卷入美国内战。 多伦多大学教授博斯维尔(Robert Bothwell)说，多伦多与满地可是反联邦活动的场所。南部邦联总统杰佛逊(Jefferson Davis)在治国大计失败多年后，最终以满地可为家。 博伊库说，布思与数名志同道合者在满地可的圣劳伦斯堂(St. Lawrence Hall)酒店聚集。 文件显示，布思在满地可1间银行提款，他死后，调查人员在他身上找到银行提款单据。 布思在华盛顿特区福特剧院(Ford's Theatre)行刺林肯后策马逃窜，追捕杀手的军人统领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人多哈堤中尉(First Lt. Edward Doherty)。12天后，多哈堤的26人军队在维珍尼亚州谷仓包围刺客。 军人在谷仓外堆放稻草，用烟火迫使布思逃跑。多哈堤说，军中指示活擒逃犯，但他反抗，想向围剿他的军人开枪，1名士兵先发制人，开枪射杀他。

长城专家、宁夏博物馆原馆长周兴华等人近期在宁夏、甘肃交界地段黄河内岸实地考察时，发现9段秦长城。周兴华考证，这9段长城的发现，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蒙恬列传”“匈奴列传”记载的秦长城临洮段、榆中段，并河以东段、阴山段、辽东段连接为一体，使这条西起临洮、东抵辽东的秦始皇万里长城终于整体面世。 周兴华介绍说，长城研究界通常的说法是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修筑的万里长城从甘肃临洮沿黄河内岸抵达靖远县后，从靖远县以东至宁夏、内蒙古黄河内岸再无秦长城遗迹，因此认为秦始皇万里长城不经过靖远县至宁夏黄河内岸，并据以推断秦始皇万里长城或东走宁夏固原，或西入腾格里沙漠消失。 今年3月至4月，周兴华等文化工作者沿黄河考察时，在宁夏、甘肃交界地段黄河内岸新发现了9段长城，这些长城有石头垒砌的，有黄土夯筑的，有劈山为墙的，还有若干高山烽燧。这些长城、烽燧的发现，揭开了100多年来宁夏、甘肃交界地段黑山峡黄河内岸秦长城神秘失踪的面纱。 中卫南长滩喜鹊沟至靖远县大庙地区现遗存秦长城有6段。靖远县大庙地区黄河洪漫地上的秦长城现存遗迹有3段。 周兴华表示，大庙村村落、果园的土地，原系自南向北流入黄河的3条山水沟口洪漫地，秦时黄河北岸的匈奴渡过黄河可以循山水沟进入秦境。秦国为了堵塞进入秦境的山水沟口，就在沟口洪漫地上修筑了这些堵塞山水沟口的长城

　　诺曼底战役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扭转了二战形势。网上图片   　　诺曼底登陆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捩点。加拿大在1944年诺曼底战役中派出1.4万名士兵参与，其中359位加军阵亡，1,074人受伤。二战后，盟军为纪念这场反败为胜、击溃纳粹德军的惨烈战役，把每年的6月6日定名为「D-DAY纪念日」。   　　D日在军事术语中，常作为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那天。迄今最著名的D日，就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战役打响之日，亦即盟军反攻在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大陆的开始。 　　当年6月6日，盟军分5路向法国诺曼底海滩发动总攻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就此展开。近300万盟军部队强渡英伦海峡，要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抢滩。参战盟军主要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军队组成。 　　两军战场情势大逆转 　　登陆前一天晚上，盟军先展开大规模空中轰炸与海军舰艇攻击。登陆战在6月6日早上6时半展开。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极重要的战役，因当时欧洲大陆大部分为纳粹德军占领，盟军要全面反攻就必须成功登陆。这场战役，造成两军战场情势的大逆转。 　　在诺曼底登陆战及此后约两个月战役中，盟军近14万人伤亡，德军在盟军登陆后一个半月内，伤亡人数逾11万。最终盟军成功建立滩头堡，并于同年8月25日解放巴黎，宣告结束诺曼底战役。到了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在柏林签订投降书，欧战结束。    

　　周镜球(前左)获法国驻温总领事弗勒里(右)，颁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93岁周镜球 战时维市自愿参军   　　现年93岁的华裔退伍加军周镜球，星期日在温哥华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Medal of Legion of Honour)，由法国驻温总领事弗勒里(Jean-Christophe Fleury)代表法国政府颁授。周镜球二战时参与诺曼底(Normandy)登陆战役，目前为该役唯一在世华兵，当年他在敌军炮火下冲锋陷阵，击落多架纳粹德军飞机，战功彪炳。弗勒里说，该勋章是法国最高荣誉，类似加国的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 　　法国政府藉着今次授勋仪式，表达由衷感激加国参与二战，以及重建法国自由与和平的伟大贡献，因此特别颁发该勋章予加国退伍军人代表。除周镜球外，获此殊荣的还有另两位九旬退伍军人斯图尔特(Tom Stewart)与沃尔什(John Walsh)。 　　勇战诺曼底 助夺回自由和平 　　今年11月将满94岁的周镜球，生于温岛维多利亚市，1940年18岁时加入加拿大陆军兵团，1942至1944年派往欧洲担任高射炮兵。1944年参与诺曼底战役后，他先后辗转征战于比利时、德国和荷兰。周镜球军旅生涯总共18年，退伍时军阶为高级准尉(Master Warrant Officer)。目前他仍坚持自行驾车去买菜及看医生(详另文)。 　　授勋典礼星期日在温市山景墓园(Mountain View Cemetery)大礼堂举行，弗勒里以感伤语气致词时表示，当初4.5万个年轻加国军人，横越大西洋远征欧洲战场，法国永远不会忘记加国的勇敢军人，为解放法国回归自由和平所作牺牲与奉献。他也由衷感谢周镜球的勇气，帮助欧洲和法国重拾自由与和平生活。 　　弗勒里还说，目前加国大约还有1,000至1,500个曾参与诺曼底战役的退伍军人在世，过往加国大概有20人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但接下来会有600多位退伍军人获颁该勋章。法国政府在加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ffairs Canada)协助下，过去两年一直寻找这些退伍军人下落。 　　维护自由的战役未结束 　　他也强调，目前全球维护自由的战役尚未结束，法国与丹麦不久前先后因维护言论自由而遭恐怖袭击，法国会与加国站在一起，为此而继续奋斗不懈。 　　周镜球在儿子陪同下，于2014年6月6日重访法国，出席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而位于温市华埠的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已经把弗勒里星期日的致词文稿加以收藏;5月9日，该博物馆将展示更多二战史料，届时卑诗省督古桑(Judith Guichon)和弗勒里，都会出席二战史展览开幕仪式。 　　周镜球星期日获授勋后表示，希望与二战时英勇捐躯的战友，分享这一项崇高荣誉。    

大学时期的希拉里已经展露出别具一格的领导气质：思考、反省、特立独行而富有社会责任感。 希拉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全美百名杰出律师 1965年，希拉里进入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大学主修政治学。 希拉里进入大一后和高中同学通信。 1969年，她又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学院，1973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大学时候的希拉里戴着厚框眼镜。 希拉里自称“太了解自己而不了解异性”。 希拉里的字迹清晰可辨，标点准确无误。 求学期间，她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 希拉里和皮佛伊两人的高中时代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帕克岭市度过，关系并不特别要好，但觉得对方很聪明也很有趣。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之后，希拉里和皮佛伊的通信渐疏。1968年只有两封，到1969年更只有一封，而且也是最后一封。1969年3月25日，希拉里在信中对时代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社会文化混乱深感不满，她说：“人们面对乏善可陈、一成不变的生活，却只能用力摔门、口不择言表达不满。这令我非常厌倦。” 几个星期之后，希拉里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结识克林顿，从此开始不平凡的政治旅程。 要求复印信件留念 之后，皮佛伊转往布兰迪斯大学，攻读文学硕士与博士，后来到南加州的史克里普斯学院任教。两人大学毕业后就音讯断绝，直到1995年在白宫再次相聚。希拉里得知皮佛伊保留了她往日的信件后，再次给皮佛伊写信，请他将这些信件影印一份寄到白宫，也为40多年前开始的鱼雁往返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自我 “同情他们，更同情自己” 1967年4月，希拉里在信中告诉皮佛伊：“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事事关心的假嬉皮、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变成半调子的孤芳自赏者。”这些话显示出一个认真寻求自我定位的迷惘大学生的独有特点。希拉里这样描述她和朋友的一次聚会：“本周日，我和一帮平庸且让人厌烦的人在一起后昏昏欲睡，我同情他们，但我更同情自己。” 政治 讲起这个她才华毕露 大学时代的希拉里正经历政治上的脱胎换骨，从深受父亲影响的保守派思想中逐渐摆脱出来，转变为自由派的反越战健将。在比较早期的信件中，希拉里已经流露出对共和党青年党部的轻蔑不屑，以“无能”形容他们，将其办的活动斥之为“有如一场闹剧”。到了1967年夏天，她提到共和党时不再用“我们”，而改用“他们”。 爱情 对身边男孩不屑一顾 在1967年的其它的信件中，希拉里批评顽固保守的父亲，直言对热衷社交的室友与沉迷药物的朋友感到鄙夷。 虽然她也谈到在1967年2月，曾和一个达特茅斯学院男孩“共度了一个周六的晚上”，但只是点到为止，连对方的姓名也没提，这是30封信之中惟一带浪漫意味的插曲。希拉里甚至还表达过对身边男孩的不屑，认为他们“关注‘自己’，却对‘男子汉’一无所知”，这让猎奇的读者们大为失望。 时尚 真的不太懂行 希拉里年轻时候发型一成不变，带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常常逗留在图书馆，总是不苟言笑。不过，她也正是在后来的耶鲁求学期间，在图书馆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结缘。据熟悉希拉里的朋友们说，希拉里并非不爱打扮，但她的衣着打扮，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美国大学的主流审美观。这在她的来信中也有体现。她在1969年写给皮佛伊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穿着：“我穿了一条脏脏的棉布斜纹喇叭裤和一件从没熨烫过的工作体恤衫，但还是戴了一顶漂亮的紫色毡帽和一条紫色圆点围巾”。其穿衣品位如何，略见一斑。 梦想 心中有个小女孩 希拉里写道，作为一个小女孩，她总是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觉得如果自己转身迅速，“其他人都会消失……我希望，在阳光穿过我家门前榆树林的时候玩耍，想象有一台天堂摄像机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希拉里渴望生命中所有的精彩发现，渴望阳光中这个小女孩永不消失。希拉里说自己花了太多的时间来犹豫不决，“漫无目的地在词语的沼泽中穿行……你可能会以为我要从这个世界中退回阳光里，回到我童年的电影梦当中。”

周镜球当年戎装照（左 受访者提供）与 周镜球（前左）获法国驻温总领事弗勒里（右），颁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张耀仁摄 左起：斯图尔特、沃尔什、弗勒里、与周镜球，星期日在勋章颁授仪式后合影。张耀仁摄 周镜球去年即诺曼底战役70周年纪念日，首次重返昔日战场诺曼底，参与仪式。受访者提供   星岛日报记者张耀仁报道 93岁周镜球  战时维市自愿参军 现年93岁的华裔退伍加军周镜球，星期日在温哥华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Medal of Legion of Honour)，由法国驻温总领事弗勒里(Jean-Christophe Fleury)代表法国政府颁授。周镜球二战时参与诺曼第(Normandy)登陆战役，目前为该役唯一在世华兵，当年他在敌军炮火下冲锋陷阵，击落多架纳粹德军飞机，战功彪炳。弗勒里说，该勋章是法国最高荣誉，类似加国的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 法国政府藉着今次授勋仪式，表达由衷感激加国参与二战，以及重建法国自由与和平的伟大贡献，因此特别颁发该勋章予加国退伍军人代表。除周镜球外，获此殊荣的还有另两位九旬退伍军人斯图尔特(Tom Stewart)与沃尔什(John Walsh)。 勇战诺曼第 助夺回自由和平 今年11月将满94岁的周镜球，生于温岛维多利亚市，1940年18岁时加入加拿大陆军兵团，1942至1944年派往欧洲担任高射炮兵。1944年参与诺曼第战役后，他先后辗转征战于比利时、德国和荷兰。周镜球军旅生涯总共18年，退伍时军阶为高级准尉(Master Warrant Officer)。目前他仍坚持自行驾车去买菜及看医生（详另文）。授勋典礼星期日在温市山景墓园(Mountain View Cemetery)大礼堂举行，弗勒里以感伤语气致词时表示，当初4.5万个年轻加国军人，横越大西洋远征欧洲战场，法国永远不会忘记加国的勇敢军人，为解放法国回归自由和平所作牺牲与奉献。他也由衷感谢周镜球的勇气，帮助欧洲和法国重拾自由与和平生活。弗勒里还说，目前加国大约还有1,000至1,500个曾参与诺曼第战役的退伍军人在世，过往加国大概有20人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但接下来会有600多位退伍军人获颁该勋章。法国政府在加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ffairs Canada)协助下，过去两年一直寻找这些退伍军人下落。 维护自由的战役未结束 他也强调，目前全球维护自由的战役尚未结束，法国与丹麦不久前先后因维护言论自由而遭恐怖袭击，法国会与加国站在一起，为此而继续奋斗不懈。周镜球在儿子陪同下，于2014年6月6日重访法国，出席诺曼第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而位于温市华埠的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已经把弗勒里星期日的致词文稿加以收藏；5月9日，该博物馆将展示更多二战史料，届时卑诗省督古桑(Judith Guichon)和弗勒里，都会出席二战史展览开幕仪式。周镜球星期日获授勋后表示，希望与二战时英勇捐躯的战友，分享这一项崇高荣誉。

   赫普纳（中）在去年市选中轻松胜出，成为新任素里市长。CTV电视图片。  三角洲市长杰克逊强调，作为市长的其中一项要务，就是做好沟通工作。市府提供。   星岛日报记者报道 素里市长赫普纳（Linda Hepner)，因拒绝回应市内发生连串枪击案的提问而惹来抨击，同是大温区女市长的三角洲市长杰克逊（Lois Jackson）表示，城市领导人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居民感到安全。素里市治安问题最近再度引起关注，其中在上个月中旬的两天内，连续发生6宗枪击案，造成3人受伤。近日当被问及如何应对治安不靖时，赫普纳表示不愿置评，并且批评传媒，不应该每次区内发生事故时都来追访她。杰克逊对赫普纳的说法不以为然。她强调，市长的工作就是经常与居民沟通，让他们知道执法部门正在尽力维持社会治安。她补充说，尽管市长不能即时解决问题，但也要让居民感到，市政府是十分重视他们的关注。去年11月份举行的市选中，代表素里优先（Surrey First）的赫普纳（Linda Hepner）成功当选，接替任内极受欢迎的沃茨（Dianne Watts），成为新任素里市长。 

阿省保守党领袖潘迪斯上周五到卡加利拉票。 　（加新社） （阿省梅克罗夫特12日加新社电）阿省省长潘迪斯(Jim Prentice)说，对阿省此前保守党政府表现的失望，促使他重返公职生涯。他接受加新社访问，并无点名任何前任，但他明确表示，他的担忧并不仅在前省长雷福德(Alison Redford)。雷福德政府深陷开支丑闻，导致她黯然下台。 潘迪斯说：「看到我参选之前数年政府的表现，我感到失望。阿省人民很失望，我也是。」 保守党自1971年执政迄今，潘迪斯是第7位该党省长。 他希望在5月5日的省选中，能够延续那个40年大业。他日前发表新预算案，多年来首次加税，并有创纪录的50亿元赤字。 他形容他的财政方案，是要协助阿省从过山车式的石油价格上脱身，过去多年，省府的财政命运维系于油价。 潘迪斯被询问，他是否不满前任，特别是雷福德与她被指滥用省府飞机的争议。 潘迪斯说：「是的，我极度关注，与所有阿省居民同样的关注。」 他懒理外界对他提早省选的批评，按照阿省的固定选举日期法例，那提早了一年。 卡加利市长南施(Naheed Nenshi)批评潘迪斯，耗费数以百万元计公帑提早省选，却拒绝恢复一项拨款，协助儿童维权机构进行更多儿童命案调查。 潘迪斯说：「选举开销将是3,000万元，不论我们今年或明年进行。不论我们现在做或是现在起的8个月后做，所需开销完全一样。」曾任哈珀政府内阁部长的潘迪斯也说，免掉多个待办的补选，还可节省资金。

  　　迪拜，法国“蜘蛛人”罗伯特攀登卡延塔，夜战最高扭曲住宅大厦惊险刺激。 　　中新网4月13日电 据外媒报道，“法国蜘蛛人”罗伯特12日靠着指尖上的粉笔和胶带，成功登上阿联酋迪拜307米高、75层的摩天大楼卡延塔。 　　52岁的阿兰-罗伯特(Alain Robert)仅用了70分钟，在未装安全带、双脚只能踩到一点点建筑物突出部分的情况下，顺利爬上了随着高度扭转90度的卡延塔。 　　罗伯特已曾于2011年在主办单位要求下使用绳索和套具，花了6个多小时爬上同样位于迪拜、828米高的世界最高建筑哈里发塔(Burj Khalifa)。 　　罗伯特成功登顶后说：“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总算成真。”“我从清晨5点起床到晚上8点都非常焦虑。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想着：这会是我最后一次攀爬吗?” 　　罗伯特在攀爬之前曾估计，可能需要90到120分钟才能爬完卡延塔。  

诺曼第登陆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捩点。加拿大在1944年诺曼第战役中派出1.4万名士兵参与，其中359位加军阵亡，1,074人受伤。二战後，盟军为纪念这场反败为胜、击溃纳粹德军的惨烈战役，把每年的6月6日定名为「D-DAY纪念日」。   D日在军事术语中，常作为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那天。迄今最着名的D日，就是1944年6月6日诺曼第战役打响之日，亦即盟军反攻在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大陆的开始。   当年6月6日，盟军分5路向法国诺曼第海滩发动总攻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就此展开。近300万盟军部队强渡英伦海峡，要在法国诺曼第地区抢滩。参战盟军主要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军队组成。     两军战场情势大逆转   登陆前一天晚上，盟军先展开大规模空中轰炸与海军舰艇炮击。登陆战在6月6日早上6时半展开。诺曼第登陆是二战中极重要的战役，因当时欧洲大陆大部分为纳粹德军占领，盟军要全面反攻就必须成功登陆。这场战役，造成两军战场情势的大逆转。   在诺曼第登陆战及此後约两个月战役中，盟军近14万人伤亡，德军在盟军登陆後一个半月内，伤亡人数逾11万。最终盟军成功建立滩头堡，并於同年8月25日解放巴黎，宣告结束诺曼第战役。到了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在柏林签订投降书，欧战结束。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与政府军的激战不断，处于下风的也门政府不得不向沙特求助，沙特联合十多个国家对这一武装进行剿灭。新闻中不断强调这两方分属不同的派别，即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如果追溯历史，近些年这一地区的战争往往都是由这两个伊斯兰教派别之间的斗争引发，他们在历史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呢？ 公元610年，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开始奉真主之命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劝导当地人们摒弃多神教信仰，崇拜独一的安拉。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逐渐被大家接受，贫民甚至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这种情况引起了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于是，贵族们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迫害。穆罕穆德被迫出走“先知之城”麦地那（原名雅特里布城，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因为被排挤而没落，穆罕穆德便是如此。他来到麦地那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谈判手段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成功调解了当地部落之间的矛盾，赢得了当地部落的一致赞誉和极高的威望。另外，穆罕穆德也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见时机成熟，于622年9月24日以麦地那作为根据地，号召穆斯林建立起组织严密的、为伊斯兰而奋斗的武装社团。同时以伊斯兰教为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宪章。 之后，穆罕穆德部队势如破竹，攻占到麦加城下，并且兵不血刃降服麦加城。由于伊斯兰教的强大感染力，当地居民主动接受伊斯兰教。同时，由于和平“解放”麦加城，当地贵族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也得以保持。后来周边小部落纷纷来朝表示归顺，穆罕穆德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至此建立。 也门局势近日持续升级，原因之一便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图为也门冲突后的断壁残垣 论留好遗嘱的重要性 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632年穆罕穆德去世，但他并没有留下遗嘱说明谁来继承他的位置，他的信徒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穆罕穆德生前的老友们自然而然结成一派，他们认为继承人应由穆斯林公社根据资历、威望选举产生。所以在穆罕穆德去世后，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这三位穆罕穆德生前的老友联手阻止了教团分裂和辅士们（麦地那当地穆斯林）夺取大权的企图，分别担任了第一至第三任哈里发，即教团的领袖，也就是阿拉伯帝国的领导者。其中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虽然属于倭马亚家族，他的家族曾经驱赶过穆罕穆德，但他是穆罕穆德最初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根据在公社中的资历成为了宗教领袖。由于该派把穆罕默德早期追随者的言论和事迹编成一本书--《圣训经》，称为《逊奈》，“逊尼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这一派的教徒即后来的逊尼派。 与支持公社推选的逊尼派不同，什叶派主张世袭。在穆罕穆德死后，只有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拥有穆罕穆德的血统，所以这一派拥护阿里做伊斯兰教的合法继承人，否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当然，在现代人看来，作为穆罕穆德弟弟的阿里娶了自己哥哥的女儿，也就是娶了自己的侄女。这种事情有些乱伦之嫌，但在古时候这种事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贵族还是贫民都很常见。阿里是“圣血”的延续，故应该继承。 其实阿里和穆罕穆德的三位老友并非水火不相容，他们曾长期合作，跟随着穆罕穆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但由于阿里年纪比另外三位小，如果他问鼎终身制的哈里发，其他三位就肯定没有机会了。而这三位在穆罕穆德死后大权在握、威望甚高，相比而言，阿里却并没有让人信服的作为，所以阿里作为穆罕穆德唯一的后人也无能为力。 最初的什叶派拥护阿里作为自己的代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血缘，还有阿里给自己带来的利益。由于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早期的麦加和麦地那伊斯兰信徒和新征服地上的信徒（埃及，伊拉克东部，伊朗等地）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因为前者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后者却得到很少。再加上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政策上偏袒前者，于是分离出一部分反对派，即后来的什叶派。他们刺杀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拥护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这与秦末陈涉吴广农民起义“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两派之间从此结下了血仇。试想一下，如果穆罕穆德留好遗嘱的话，也许伊斯兰教就不会分裂。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逊尼派全称为“逊奈与大众派”，阿拉伯语原意为“遵循传统者”。他们是伊斯兰教中教徒最多的一个教派，占全世界穆斯林的90％左右。此教派的教徒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逊尼派的第二大教派。“什叶”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追随者”或者“派别”、“同党”，全世界10％的穆斯林属这一派，其中近一半在伊朗。 在1979年，伊朗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周边都是逊尼派长期掌握政权的国家，什叶派往往都是国内被打压的边缘少数派。什叶派建国的消息极大的鼓舞了伊朗周边国家的什叶派教徒，这引发了周边国家对伊朗的敌视，也加大了周边国家对国内什叶派的打压，仇恨进一步加深。 另外，由于两派教徒的居住并不完全分开，而双方都视对方为宗教异端，所以无论哪一方在国家执掌政权，另一派别都将不服从，尤其是英国为了便于统治扶持人数较少的什叶派执政，矛盾更加无法避免。 例如叙利亚的逊尼派占多数，但长期执政的却是什叶派的代表人，比如阿拉维派的巴沙尔·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从1979年至2003年任伊拉克总统政权，但他和执政党伊拉克复兴党是逊尼派。 对哈里发认同的不同导致两派千年来的分裂，分裂造成的世仇和血恨竟然穿越时间延续到了现在，不知穆罕穆德得知这一消息将作何感想。或者这两派可以向他们的宿敌——基督教学习。基督教从出现以来经历过数次分裂，罗马教廷与东正教间的冲突曾经很血腥很暴力，天主教对其他异端如新教的迫害也令人发指。然而到了近代，这些教派在不断的冲突中迎来和解，才成就了西方的文明。

  　　维米岭战役(The battle of Vimy Bridge)发生于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与同盟国在法国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他也是加拿大一战期间所参加的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加拿大靠此战役在一战期间一战成名。   　　今年4月9日是维米岭战役发生98周年，加拿大各主要媒体从各个角度对维米岭战役进行了介绍。但是，尽管加拿大人知道维米岭战役在加拿大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多数人维米岭战役是怎么发生的，加拿大军队又是如何取得此次战役胜利的，为什么维米岭战役对加拿大极为重要并不了解。   　　这场战役发生在法国阿拉斯市以北维米镇附近的山岭，因此被命名为维米岭战役。这个地方是德国在整个西部战线中防守最好的一处战略要地。维米岭是一处高达8千米的高地，其西面山坡较为和缓，东面山坡十分陡峭，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协约国与同盟国都认为这是军事战略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双方都想将其占领。1915年，英国和法国先后进攻维米岭，结果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光法军方面就阵亡了15万名士兵。 　　1917年，不死心的协约国决定再次进攻维米岭。这次，英国派出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加拿大军队执行此次进攻任务。此次加拿大军的作战目标是控制德军所占领的北部高地，以此保证从南部腹地进攻的英军和法军能获得优势，免于遭受德国纵射火力的攻击。在此之前，加拿大军队在一战中做出的贡献一直不大。加拿大军很想借着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为了赢得此战的胜利，加拿大军出动4个师对抗德国第六陆军的3个师，并在战前制定完备的作战计划。       1916年5月28日，英国军官Julian Byng收到中将Edwin Alderson的命令，挂帅加拿大军，指挥加军作战。同年11月21日，加拿大军及英军指挥官齐聚英国第一军位于阿拉斯的指挥部，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商讨作战计划。4个月后，1917年3月，英国第一军队指挥部正式任命Byng担任维米岭战役指挥官。经过商讨，Byng决定派出加军4支师作战。这是加拿大军队首次一次性派遣四支作战部队上前线。然而，维米岭的自然环境加上参战加军的规模使本次战役的作战补给需求远远超过了加军的负担能力。于是，英国派出第五步兵团、火力补给、工程师和其他人员入驻加军作战军团，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如此一来，这支名义上的加拿大军团总人数为170,000人组成，其中仅有97,184名加拿大人。 　　1917年1月，3名加拿大军官在法国与德国进行，一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凡尔登战役期间被送往法军阵地学习法国的作战方针。受训归来，这几名加拿大军官对凡尔登战役进行了详细的战略分析，并根据凡尔登战役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略。该作战方略以维米镇背面山脉为中心，分四路进攻。第一路进攻路线被标记为黑色，其目的是牵制德国正面战场。红色代表战役最终目标：夺取德国在维米岭高地的据点。蓝色和棕色分别代表加军的两个师，兵分两路，分别从 Thelus小镇以及维米镇树林外侧进攻德国的第二防线。作战计划中还指出，由迫击炮和轻野战炮作为后方掩护，中型及重型榴弹炮作为开路先锋，加拿大陆军在其掩护下向德军阵地靠近。 　　在加军的作战计划当中，黑、红、蓝、棕四条战线交互作战，彼此作为掩护以保证时刻保持强劲的进攻势头。首次进攻的目的是夺取并巩固黑色战线所在区域，而后将红色战线向前推进。此时火力攻击暂停，为下面的进攻保存实力。接着加军南面的蓝色战线在重装火力的掩护下在德军侧方展开攻势。一旦蓝色战线得到巩固，占领优势的加军将再次组织交互进攻，以同样的方式拿下棕色战线所在区域。如果进行的顺利，该计划将使德军多方受到连续进攻，使他们进入加军的包围圈。该作战计将把加军的战场向前推进3,700米，并在作战首日下午1点之前占领维米岭大部分土地。 　　尽管德军迅速反应，组织3支师团、7支陆军作战部队应对加军的进攻，仍不敌加军强大的进攻势头。德军在维米岭的作战实力远低于之前。1917年，全副武装的德军步枪兵团有264人，可在维米岭，德军的每支步兵兵团仅有大概150名士兵。这意味着在与加军交战时，每名德国军人要面对2个以上加拿大军人的进攻，寡不敌众。因此，当加拿大军团袭来时，德国军团无力抵抗，被打得向后方撤退了约24公里。加军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维米岭战役自1917年4月9日起，12日结束，总共持续了3天。在这次战役中，加军以3,600名士兵阵亡和10,600名士兵受伤为代价控制了整个维米岭，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而德国军队的伤亡更为惨烈，大约有2万名士兵阵亡，4千余人被俘虏。 　　维米岭战役对一战的整体战况来讲意义并不大，它仅是阿拉斯加战役的揭幕战，但他对加拿大人来说意义却非同小可。维米岭战役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极大鼓舞了协约国，特别是加拿大的信心，因为在此之前，加拿大军队作为英国殖民地之一几乎没有进行过一场象样的战役。对于加拿大军队的作战实力，协约国其他国家一直颇为怀疑。但凭借维米岭战役，加拿大军队终于不用再在英国的庇护下作战，可以独当一面。这也使得一战后，当英国面临危险的时候，加拿大军队成为英国最得力的助手。 　　维米岭战役在加拿大历史中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2002年12月，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将面值20元的纸币上一面印上女王的头像，位于维米岭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则印在了另一面。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他们却并不知道维米战役对加拿大历史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996年，维米基金会(Vimy Foundation)成立。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将维米战役作为加拿大的标志性事件向公众教育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