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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实数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诉，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本文摘自2006年第3期《文史春秋》，作者何立波，原题《“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为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马家军重要人物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的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当寓公，在沙特当“大使”，荒淫本性不改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 1949年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马步芳花重金雇了陈纳德“飞虎队”的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 8月27日，兰州解放。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9月下旬，马家所有的人都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 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实数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诉，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谈。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沙特“大使馆”派来了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般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也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弹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宁夏王”马鸿逵负隅顽抗，无奈去台，最后在美国当寓公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其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授陆军上将军衔。甘肃解放后，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的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然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他应蒋介石电邀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3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兰州解放后，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在4月开始大量转移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由陈纳德帮助，存入美国银行。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在无人送行的凄凉氛围中，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1950年2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马鸿逵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领到“中华民国护照”，即携带在港眷属赴美。但出国护照只有6张，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马鸿逵的妻妾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办好了赴美签证，于1950年10月飞赴美国旧金山，后迁至洛杉矶，在郊外购置房产定居。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唯一对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到了1960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倒卧病榻，从此一病不起。 1970年1月14日夜，洛杉矶上空飘起了少有的凄凄细雨。此前动过心脏手术才出院不久的马鸿逵，自感“归真”的时限已在迫近，于是挣扎起床，让家人帮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唤，并谆谆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马鸿逵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是夜，马鸿逵病逝，终年78岁。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在其去世后，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马鸿逵的遗体去台湾。1月14日，运送马鸿逵遗体的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马鸿逵在台湾的长子马敦厚和孙子马家骅以及甘肃同乡等人，在机场迎候，将尸体送至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内停放两日后，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儒将马鸿宾，关键时刻选择了光明，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84年生。他11岁起即过行伍生活，后升迁至清军管带。辛亥革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所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在马家军阀生死存亡的关头，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军和平起义。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感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曾向马鸿逵作过一起向解放军投诚的试探，但是马鸿逵拒绝了。在逃往重庆之前，马鸿逵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要抵抗到底。马鸿逵为了防止马鸿宾趁他不在宁夏时吞并他的军队，又特地电告所属三军将领：“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此后，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这时马鸿宾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表现出岔路口向左转的迹象。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然犹豫，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进行商量。当时，傅、邓正策划绥远起义，因马鸿宾的到来，便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共产党有几笔旧账同他清算，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对自己和部属的安全抱有顾虑。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回到宁夏。翌日，宁夏二马何去何从的谜底揭晓：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宣布执行父命，顽抗到底；马鸿宾的儿子马敦靖不顾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阻挠，和解放军签订了《和平解放协定》，在中卫县城宣告起义。 9月24日，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1954年，他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

《萧红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红寄给萧军的书简等汇编，以原信影印和排印注释的形式呈现。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由日本东京寄回上海和青岛给萧军的，也有几封是回国后由北京寄到上海的。编注者将书信按时间排序，加以适当注释，是对其与萧红相识、相处六年间一段过往心态和历史往事的追忆，本次出版书信原件全彩影印呈现，兼具现代文学史料辑存和欣赏价值。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中部分书简。第一封信由船上寄—上海（1936年7月18日发）君先生：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这是黄昏以后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开没有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虽然吃了多量的胃粉。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玩。昨天的信并没写完就停下了。到东京再写信吧！祝好！莹七月十八日注释这是她去日本在船上写来上海的第一封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黄源兄的夫人华女士就正在日本专攻日文，还不到一年，已经能够翻译一些短文章了。何况有华夫人在那里，各方面全能够照顾她…… 经过反复研究商量，最后我们决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也由于这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书店给结下了一笔代卖的书价来，数目约三、二百元，我们各自带了一部分。她因为出国就多带一些，我则少带一点。具体上船的日期和时间无从记忆了，从她发信的日期来推断，可能是在七月十六、七日之间。我们自一九三二年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由于贫穷，两个人总是睡在一张小床铺上的，这对于彼此充分休息全受干扰，特别是对于容易失眠的她。到了上海，有一次竟借到一张小床，她很勇敢地自愿到那张小床上去住，我也同意…… 我们所住的是一间不算太大的二层前楼，我的床安置在东北角，她的安置在西南角，临睡时还彼此道了“晚安”！正当我朦朦胧胧将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阵抽泣的声音，这使我惊醒了，急忙扭开了灯，奔到她的床边去。我以为她发生了什么急症了，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她没回答我，竟把脸侧转过去了，同时有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枕头上来。她的头部并没热度，我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吧！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哭？” 她竟格格地憨笑起来了，接着说： “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眼泪又浮上了她的眼睛。我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剥啄了一下说：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海北楼第十六封信东京—青岛（1936年9月14日发，9月21日到）均：你的照片像个小偷。你的信也是两封一齐到。（七日九日两封）你开口就说我混账东西，好，你真不佩服我？十天写了五十七页稿纸。你既然不再北去，那也很好，一个人本来也没有更多的趣味。牛奶我没有吃，力弗肝也没有买，因为不知道外国名字，又不知道卖西洋药的药房，这里对于西洋货排斥得很，不容易买到。肚子痛打止痛针也是不行，一句话不会说，并且这里的医生要钱很多。我想买一瓶凡拉蒙预备着下次肚痛，但不知到哪里去买？想问问是无人可问的。秋天的衣裳，没有买，这里的天气还一点用不着。我临走时说要给你买一件皮外套的，回上海后，你就要替我买给你自己。四十元左右。我的一些零碎的收入，不要（把）它们寄来，直接你去取好了。心情又闹坏了，不然这两天就要开始新的。但，停住了。睡觉也不好起来，想来想去。他妈的，再来麻烦，我可就不受了。我给萧乾的文章，黄也一并交给黎了，你将来见到萧时，说一声对不住。祝好。荣子九月十四日关于信封，你就一连串写下来好了，不必加点号。注释我不知道为她寄去的哪一张照片，竟使她看出来像个“小偷”了？也许就是那张穿白色西装眼睛显得特大的。回上海后，我确是按照她的意见，用去了四十五元钱为自己买了一件棕红色牛皮做面的抵膝棉、夹两用的漂亮大衣。这可能就是用的在《作家》上发表的《家族以外的人》那短篇小说的稿费。这件大衣我平时是不大穿的，只有要出去租房子时才穿起来，特别是租用俄国人家庭公寓时，必须穿着得像个有钱的“绅士”样子，才能够租下来。因为上海是个以衣装判断你的身份的社会，特别是那些开设公寓的俄国人，他们是看衣装，看钱财……而不论人的，这就更有必要了。这件大衣确是很气派、也很“摩登”的，我再演员似的装出几分阔气来，买卖就容易成立了。否则的话，即使有房间，他或她把你全身打量一下，就会冷冷地摇摇头，摆摆手，连话也不屑回答一句，就把你拒绝出去。因为我曾经被拒绝过几次，吸取了经验教训，于是只好改变了方式和方法。当我装扮得像个“绅士”似的时候再去租房子，我还要有必要、无必要地说几句半调子洋文——俄文或英文。这目的是要使对方明白，我不独有钱，而且是有高等文化修养的绅士——那时期能说洋文的就代表是高级知识阶级，这就是那时期作为上海洋场社会的一种可怜和可悲的现实…… 这件大衣我也穿了若干年，到后来越穿越感到狭小得难于动作了，为了“物尽其用”，我就把它郑重地送给了一位身材较瘦小的女同志，并说明了它的来源，她把它珍惜地收藏起来了，我似乎从来也没看她穿用过它…… 由于她向我夸耀在十天以内写了多少页稿纸，要我对她称赞，并应该表示“佩服”，为了给她以“回击”，就称她为“混账东西”！原来我是打算由青岛转去北京的——我还没去过北京——不知为什么又不想去了。后来得知一位朋友由哈尔滨到了天津，他希望我能到天津见一次，我到了天津顺便也到了北京。原打算在北京住一个星期，但住了一夜，我就回天津了。原因是，尽管上海很嘈杂、忙乱，但是它的生活气息是浓厚的、紧张的……富于斗争味道的；而那时北京的人，北京的气氛，显得太静了，静得要使人活不下去的样子了。我在前门外一家叫“同和公寓”住了一夜，周围寂静得我感到似乎在坟墓中住了一夜，因此第二天我就逃走了。由上海要来北京之前，承蒙一位久住过北京的人，给我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并称赞了北京如何安静，如何优雅，如何美丽，如何迷人，如何使人怀念……等等。这“同和公寓”也就是他介绍给我的，说这是北京最好的公寓等……坦率地说，他所说的这些北京优点我全没感觉到，而且印象很不好，可见那时期我是多么庸俗、浅薄、不知趣！…… 由于日本“刑事”的麻烦，心情又坏了，又想回国了。萧乾是当时《大公报》上海版文艺版的编辑，萧红可能答应给他写文章，文章寄给了黄源兄，黄源把它也一并给了《中流》编辑黎烈文。因此要我代她向萧乾道歉。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于海北楼第三十八封信北京—上海（1937年5月3日发，5月6日即复）军：昨天看的电影《茶花女》，还好。今天到东安市场吃完饭回来，睡了一觉。现在是下午六点，在我未开笔写这信的之前，是在读《海上述林》，很好，读得很有趣味。但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你不要喝酒了，听人说，酒能够伤肝，若有了肝病，那是不好治的。就（是）所谓肝气病。北平虽然吃得好，但一个人吃起来不是滋味。于是也就马马虎虎了。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珂好！奇好！你也好！荣子五月三日通讯：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转。注释《茶花女》是根据法国小说家小仲马同名小说改编的。《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遗作，由鲁迅先生承担校印而出版的。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于海北楼萧军给萧红书信第一封信上海—北京（1937年5月2日发）吟：前后两信均收到了。你把弄堂的号码写错了，那是二五六，而你却写了二五七。虽然错了也收到。今晨鹿地夫妇来过，为了我们校正文章。那篇文章我已写好，约有六千字的样子，昨夜他翻好四分之三的样子，明晨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已搬到环龙路来）再校一次，就可以寄出了。其中关于女作者方面，我只提到您和白朗。秀珂很好，他每天到我这里来一次，坐的工夫也不小，他对什么全感到很浓重的兴趣，这现象很好。江西，我已经不想要他去了，将来他也许仍留上海或去北平。奇来过一次，你的第一封信她已看过了。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她、明，还有老太太，她们一同去兆丰公园了，因为老太太（过）几天要去汉口。三十日的晚饭是吃在虹他们家里，有老唐、金、白薇（她最近也要来北平治病了，问你的地址，我说我还不知道）。吃的春饼。在我进门的时候，虹紧紧握了我的手，大约这就是表示和解！直到十二时，我才归来。踏着和福履路并行的北面那条路，我唱着走回来。天微落着雨。昨夜，我是唱着归来， —孤独地踏着小雨的大街。一遍，一遍，又一遍…… 全是那一个曲调： “我心残缺……” 我是要哭的！…… 可是夜深了，怕惊扰了别人，所以还是唱着归来： “我心残缺！……” 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幸，却自怨自己的痴情！吟，这是我作的诗，你只当“诗”看好了，不要生气，也不要动情。在送你归来的夜间，途中和珂还吃了一点排骨面。回来在日记册上我写了下面几句话： “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吟，你接到这封信，不要惦记我，此时我已经安宁多了。不过，过去这几天是艰难地忍受过来了！于今我已经懂得了接受痛苦，处理它，消灭它，……酒不再喝了（胃有点不好，鼻子烧破了）。在我的小床边虽然排着一列小酒瓶，其中两个瓶里还有酒，但是我已不再动它们。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呢？我用这一点对抗那酒的诱惑！吟，我这有过去两次恋爱——一个少女，一个少妇——她们给我的创痛，亲手毁灭了我呀！我真有点战栗着将来……关于黄，我已经不想闻问他们了，只是去过一封信，教他把经手的事务赶快结清。大约过些时日，他们会有信来。偶尔我也吸一两支香烟。周处既找不到，就不必找了。既然有洁吾，他总会帮助你一切的，这使我更安心些。好好安心创作吧，不要焦急。我必须按着我预定的时日离开上海的。因为我一走，珂更显着孤单了。你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日本女世界语同志来寻你，还有一个男人（由日本新回来的，东北人），系由乐写来的介绍信，地址是我们楼下姓段的说的。现在知道我地址的人，大约不少了，但是也由它去吧。《日本评论》（五月号）载有关于我的一段文章，你可以到日本书局翻看翻看（小田岳夫作）。花盆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悴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是没什么好想的，不过，人一离开，就觉得什么全珍贵了。我有时也到鹿地处坐坐，许那里也去坐坐，也看看电影。再过两天，我将计划工作了。夏天我们还是到青岛过去。有工夫也给奇和珂写点信，省得他们失望。今天是星期日，好容易雨不落了，出来太阳。你要想知道的全写出来了。这封信原拟用航空寄出，因为今天星期，还是平寄吧。祝你获得点新的快乐！你的小狗熊五月二日注释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我手边还存有四封，附在这里的目的，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我是怎样回答的。这期间我正住在法租界吕班路二百五十六弄。 “鹿地”夫妇是日本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妻子池田幸子。鹿地这时正介绍我给日本杂志《文艺》写一篇稿，介绍中国文艺界一些情况。 “虹”是罗烽，我们在哈尔滨时期的朋友。到上海后因有些见解分歧，一度曾陷于“断交”的境地，这次和另外一些朋友共同在他家吃晚饭，这意味着“和解”。“老太太”是罗烽的母亲。 “老唐”名唐豪，字范生，当时的职业是律师，我的一位朋友。（已故去） “金”系金人，哈尔滨时期的朋友，这时在上海从事俄文翻译工作。（已故去） “白薇”，女作家。 “乐”系“枭家暄”，当时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已故去）《日本评论》写我的什么文章，记不得了。 “许”是许广平先生。（已故去）当时一般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者，他们的住址是不公开的，以防国民党特务跟踪……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于海北楼萧红与母亲（1916年于呼兰）黄源、萧军与萧红于上海（1936年）萧军与萧红于上海最后的合影（1937年夏，照片有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