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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治文一家餐厅的老板表示，从邮务公司、航空公司到省府雇员接连的罢工行动令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因为加拿大邮务公司罢工，已经损失了2.5万元。 据Global News报道，列治文的“史蒂夫斯顿海鲜餐厅”（Steveston Seafood House）老板Shane Dagan表示，他们希望透过寄送邮件举办促销活动，与社区建立联系。   他们为此花费1.5万元制作传单，预付10,000元邮资，并于9月11日将材料送交加拿大邮务公司（Canada Post）寄送。 但加拿大邮务公司于9月12日开始罢工。 Dagan表示，“我们支付了1万元的邮资、预付邮资，以及1.5万元的印刷费用，”总共花费2.5万元，并透露，他们还雇了8名新的前台员工和几名厨师，打算举办一次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的促销活动，但最终未能如愿。 “当他们（邮务公司）宣布暂停派发传单时，我们请求他们能不能把传单收回来。”Dagan说。   他表示，他们原本打算取消促销活动，但评估之后发现不可行，他们也曾试图拿回钱，但没能成功。 7周后，第一批传单才开始派发，但促销活动只持续到11月底。 “这对员工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Dagan说。“就像我说的，我们专门为此雇了人，我们扩建了厨房。你知道，我们为此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成本。现在我们只想要退还邮资。” 罢工导致投递延迟有条款保护 他表示，加拿大邮务公司援引了其客户指南的条款和条件，其中指出，由于天灾、疫症和劳工纠纷等原因，投递可能会延迟。 据称，这份客户指南长达110页，需要仔细阅读。 Dagan并补充，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卑诗公共服务雇员工会(BC General Employees' Union，简称BCGEU)罢工，也对业务产生了影响。   “由于加航罢工，我们9月份原本有一个80人的旅行团取消了行程。”“所以这让我们周六晚上都没生意做，”他说。 加拿大邮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邮政服务已经恢复，但“由于工会决定进行轮流罢工，邮务服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会持续。” 并表示，所有滞留在网络中的本地包裹已经处理完毕，邻里邮件的投递工作也进展顺利。 Dagan仍希望退还已花费的款项。 “我们只是希望官员们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说。“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一线工作。你经常听到渥太华和维多利亚的人说，他们支持小企业，服务于人民，是民众的后盾，但实际感觉并非如此。” 图：谷歌图片/Global News
  • 多伦多一位难民女子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奋战在一线，为长期护理机构清洁消毒。但她的雇主错误地将她归类为独立承包人、剥夺了她的加班费和员工福利，在安省劳工厅裁定一年多之后，她仍被拖欠近6000加元工资。 图源：51记者拍摄   从“员工”变成“外包合同工”，她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据《星报》报道，这位37岁的墨西哥难民Julieta Morales Trejo于2022年以为自己被“全国高端清洁服务供应商”——Alpine Building Maintenance雇用。该公司当时承接了多伦多市的清洁合同。 然而，她后来才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为Alpine外包给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层层分包的复杂关系让她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谁该付工资。 她说，自己有时连续工作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完全遵从公司排班，使用公司设备，接受主管指令，对工作几乎没有自主权，这完全与“独立承包人”的法律定义相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加班费或休假工资，”她用西班牙语通过翻译说，“我只怕失去工作……我只是想活下去。” 图源：AI 工人被“层层外包”，企业却逃避责任 Julieta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雇主通过错误归类工人或多层分包来逃避支付工资与法律责任，这种做法在清洁、建筑、外卖、运输甚至医疗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 这类手段让雇主大幅削减成本，却剥夺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警告，安省的劳工法规未能跟上零工经济与复杂分包链的变化，导致工资盗窃（wage theft）的现象愈演愈烈。 根据工人维权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劳工厅数据，过去十年安省共有近2亿加元工资被正式认定为“未支付”。   “工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错误归类了，这让他们难以维护权利，”该组织律师Ella Bedard说，“雇主正越来越多地躲在一层层公司外壳后面逃避责任。” 追讨无门：被拖欠工资近八成难追回 案件的复杂性和执法弱化，使这类申诉越来越难解决。 劳工厅若在30天内未收到雇主付款，会将案件转交省财政厅追讨。 但政府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间转交追讨的1.024亿加元工资中，仅追回不到四分之一，仍有约7990万加元“追不回来”。 Julieta的雇主在付款期限内未履行。她于2024年11月联系劳工厅，被告知案件已移交至财政厅催收。但之后她多次致电财政厅，却始终无人回复。 “真的太令人沮丧了，”她说，“我提供了一切证据，案件也胜诉了，可我还是拿不到钱。” 多层外包，责任无人认 在劳工厅下达付款令前，Julieta的案子就已经陷入一团外包迷雾。 根据多伦多市的签到记录，她多次以“Alpine公司员工”名义签到上班。 但劳工厅调查报告认定，她的真正雇主是Xela Construction Inc.，依据她所收到的支票。 调查确认该公司才是运营实体，负责人是Veronica Aguilar。报告指出，阿吉拉尔曾称会联系调查官，但至今未回应。 报告同时认定Alpine是“客户公司”，调查官于2024年6月曾尝试联系，却未获得任何回复。 星报向Xela及Alpine发出询问，均未回应。Xela员工的电子邮箱甚至无法送达。 劳工律师Ryan White指出：“如果雇主设置一层层‘中间公司’来规避责任，员工要逐一去追查谁是真正雇主，既耗时又昂贵。” 他呼吁政府加强执法，包括罚款与主动调查，而不是让弱势工人独自承担维权重担。 然而，自福特省长于2018年上台后，安省劳工厅就暂停了主动预防性劳动检查，以“临时措施”为由停止针对工资盗窃的调查。 律师表示，这让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尤其对移民和临时工等弱势群体造成严重打击。 76%“合同工”，其实都是被误分类 工人维权中心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13名低薪工人中（多数为移民或身份不稳定者），被当作“独立承包人”的人中有76%其实被错误归类。 律师Bedard强调，大企业包括像多伦多市这样委托Alpine的机构也必须为分包链中的欠薪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多伦多市政府回应称，确实与Alpine签有疫情期间清洁合同，但“无记录显示曾外包给Xela Construction”。 采购主管Geneviève Sharkey表示，市府正在审查此事，“若发现违规，将采取适当行动”。她补充说：“市府要求所有承包商及分包商遵守劳动法。” 律师Bedard指出，当企业在分包链中互相推诿时，责任追究几乎无从下手。“所有分包层级的雇主都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分包体系像瀑布一样层层下泄，最底层的小公司往往毫无资产、没有实体办公室，也没有公众记录——一旦消失，根本无法执行追薪令。” “最后，工人手里只有一纸‘应付工资命令’，却永远拿不到钱。”
  •  当疫情初期封锁刚开始的2020年春天，来自大温哥华地区的姐弟俩 Jessica 和 Andy Nguyen 在自家厨房里创立了 Bak’d，他们原本只把这当作一个小副业，帮弟弟攒点大学教材费。 那时，Andy 17岁，还在上高中，并在一家派店兼职当学徒面包师；Jessica 22岁，正在攻读市场营销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大学学位，准备毕业后入职一家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然而，当封锁让他们双双暂停工作时，这对姐弟便决定用烘焙来打发时间——也借此在那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能有点事情做。 Andy 当时定下的小目标是：到年底赚到 1000 加元就算成功。 于是，他们与温哥华一位美食博主合作举办了社交媒体抽奖活动，一下子吸引了 700 名新粉丝，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 结果，他们仅用 12天就达成了1000加元的销售目标。 几年来，这个因疫情诞生的“副业”逐渐成长。姐弟俩一路摸索，在多重挑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如今，他们的团队已有 30人，还开设了自己的门店，预计今年的营业额将达到 200万加元。 Yahoo Canada 在十月推出的 “In Good Company” 专题中，对 Bak’d 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报道，以庆祝加拿大小企业月。 “他负责所有和饼干有关的事，而我负责饼干之外的事。” Jessica 解释说，Andy 负责配方、生产和库存；她则管理销售、市场推广、客户关系和批发渠道。 与此同时，Andy 还凭借全额奖学金，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商科专业，一边念书一边打理公司。 在疫情最初的日子里，随着社交媒体影响力扩大，Bak’d 成为了许多被社交距离分开的人的一份“甜蜜慰藉”。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们带来一点安慰——在那个充满未知、艰难甚至有点可怕的时期。” Jessica 说。 Bak’d 的饼干在疫情隔离期间成了热门的“治愈系食物”。 许多顾客会在朋友生日或特殊日子时，订购 Bak’d 的饼干礼盒送给亲友。 姐弟俩还会亲手写上温馨的贺卡，一并送出。 在疫情限制最严格的时期，连“送饼干”都成了挑战。 Jessica 决定亲自送货，只收 3加元配送费，大温地区都能送达；如果顾客想省下运费，也可以选择到她指定的路口取货——那是一处靠近商圈和高层公寓的繁忙街角，Jessica 总是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完成交接。 这对姐弟用一块块饼干，把温度送进了隔离中的城市。 “我们后来听到很多反馈，说大家会上 Zoom 或 FaceTime，一边视频一边一起吃饼干——哪怕只能在网上分享。” Jessica 回忆说。 当 Bak’d 于 2024 年 6 月 在 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 开设首家实体店时，Jessica 担心没有人会来。 在开门前大约 30 分钟，Jessica 望向窗外，只看到几位朋友和家人。她记得当时感到很尴尬，确信不会再有人出现。  但当上午 10 点大门正式打开时，队伍竟然绕了整整一圈，把整栋建筑都包围了。 “那天我们迎来了 800 位顾客，人们排队两小时只为买饼干、并向我们祝贺开业。”Jessica 说。 Bak’d 的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Andy 和 Jessica 计划开设第二家门店，并考虑推出一辆餐车，作为与顾客互动的新方式。 Bak’d 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段关于亲情、坚持与希望的故事。  
  • 根据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MEI）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加拿大在留住年轻护士方面遇到了大麻烦。报告显示，每年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35岁以下年轻护士人数，跟新入行的人数相比，比例正在不断增加。   图源：CTV News   到底有多严重？   在2023年，全国范围内，每新招进来100个35岁以下的护士，就有40个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在魁北克省，数字稍微好一点点：每新进来100个护士，有37个35岁以下的护士在2023年选择不续签执照。   全国趋势：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了   倒回十年前，魁北克省还是每100个新护士流失40个。   报告作者、MEI经济学家Emmanuelle B. Faubert解释说：“看看全国的趋势，在2014年，每100个35岁以下新入行的护士，有36个没再注册；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升到了40个。”   她承认：“虽然有些省份最近有所改善，但全国总体的趋势还是在上涨。”   她的分析是基于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IHI）收集的、各省最新的执照申请数据。   数据小插曲：跨省流动不算流失   Faubert特意指出了一个数据上的小细节：有些护士如果拥有第二执照，可以在两个省执业。   CIHI的数据只统计他们居住地的执业执照。   Faubert说：“举个例子，一个护士从魁北克搬到安大略省工作，对魁北克来说是流出，但对安大略省来说是流入。所以，从加拿大全国层面来看，这个数据是持平的，没有影响。”   学习榜样：BC省模式值得借鉴   Faubert认为，要更好地留住护士，必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她说：“把人吸引来之后，我们得确保给他们提供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条件。这才是最关键的。光把人招进来不够，还得留得住。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看看BC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做法，他们的模式非常值得参考。”   报告显示，2023年，BC省年轻护士流失率是全国最低的，而且他们在吸引和留住来自全国各地的护士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那一年，超过9,200名在其他省份毕业的护士获得了BC省的执照。   相比之下，只有3,100名BC省护士去加拿大其他地方注册执业。   Faubert说：“我们联系了BC省的护士协会，想了解他们是怎么留住护士的。”她指出，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点是，得益于“排班共享池”（job-sharing pools），护士们能有更灵活的排班。   她解释：“简单来说，护士们被分成小团体，他们可以互相调班，不用经过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层层上报。这些小方法能让护士们对自己的时间表有更多控制权，提供了灵活性。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   魁北克的私营机构争议   不过，Faubert补充说，魁北克政府想在公共医疗系统中减少对私营中介机构的依赖，这方向是错的。   MEI认为，这些中介机构能给护士“更多排班的控制权”，并促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限制使用中介机构一直是魁北克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医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措施。   通过2023年通过的《第10号法案》（Bill 10），厅长表示他希望中介机构的员工能回归公共系统。   根据Santé Québec的最新数据，自2024年春季以来，减少使用独立劳动力已经节省了6.97亿加元。   到目前为止，5,500名中介机构的员工已经加入了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网络。  
  • 他刚满13岁多一点，而她则差一点才满12岁。 两人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并约在中学附近见面，最终发生了性接触。事后，他们都对对方说了“我爱你”。 两天后，这名女生指控男生性侵犯，但男生否认了这项指控。 示意图 图源：scitechdaily.com 加拿大的“性同意年龄”法律 随后的审判结果令人意外：这名男生被判无罪。这个案件凸显了加拿大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以及性同意年龄的法律例外问题。 案件详情包含在今年七月公布、但最近才在网上发布的省级法院裁决书中。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法院和事发城市（卑诗省某地）的名称均已被隐去。 加拿大的法定性同意年龄是16岁。不过，任何未满18岁的人都不能同意与处于权力地位或涉及剥削活动的人发生性关系。 为了承认现代生活的现实，加拿大国会制定了同意年龄的例外条款，适用于年龄较大的被告与受害者“年龄相近”的情况。 《刑法》规定： 14岁和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同意与年龄相差不超过五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12岁和13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同意与年龄相差不超过两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未满12岁的儿童不能同意任何性活动。 然而，在这个卑诗省的案件中，这名男生辩称他以为女生的年龄超过了11岁。 图源：Global News 法官Danny Sudeyko表示，尽管这名女生所指控的“未经同意的性接触”“可能”发生过，但男生的证词“直接坦诚”，再加上短信及其他证据，使得法庭对于性侵犯是否发生存在合理疑点。 至于同意的问题——尽管女生只有11岁，法官最终认定控方未能证明男生知道她未满12岁。而且，他们的年龄足够接近，这使得被告可以辩称他认为她已经大到可以同意。 社交媒体相识与接触细节 根据裁决书，两人于2023年4月底“在社交媒体上认识”，他们就读不同的中学。 男生读七年级，女生读六年级。 法官Sudeyko写道：“除了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聊天’之外，[男生和女生]还在他人陪伴下见过几次面，并有一次或两次短暂的独处。” “他们亲吻过。[女生]形容这是一种‘算是约会’，但‘不是真正正式’的关系。” 示意图 图源：vidcdn.123rf.com 2023年5月底，两人在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和另一栋建筑之间的区域见面。因此，接下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被闭路电视（CCTV）拍了下来。 根据裁决，两人在第一次接触中“亲吻和拥抱”，并且“[男生]还触摸或用嘴唇触碰了[女生]的胸部并摸了她的臀部。” Sudeyko写道：“最初的这次性接触大部分被拍了下来，并且影片在法庭上播放了。”他指出，影片显示女生注意到了摄像头的存在。 “闭路电视也捕捉到了这一发现，[女生]指了指他们上方的摄像头给[男生]看，随后——看起来有些尴尬——他们就离开了。” “强行行为”的争议 第二次接触发生在楼梯间，闭路电视只拍到了一部分，画面显示两人进入、离开，以及“站在楼梯上一起看手机”。 在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女生声称男生露出了下体，拉下了她的紧身裤，“将他的下体推或拍打到她暴露的臀部，是皮肤对皮肤的接触。” 法官写道：“[女生]说，除了双方同意的亲吻和拥抱外，[男生]对她的行为是强迫性的。有一次她想离开，但她说男生不让。” “[男生]则说，他没有强迫[女生]进入或留在楼梯间，所有发生的性接触都经过了她的同意。” 根据裁决书，“[男生说女生]在离开时说了‘我爱你’，他也回了‘我爱你’。”女生最初告诉警方情况并非如此，但在交叉盘问中承认了这一点。 事发第二天，女生的朋友暗示男生出轨了，并转发了一段显示他与其他女生在一起的视频。男生否认了这项指控。 再过一天，女生向她的祖母谈论了发生的事情，祖母带她去了警察局。 法官写道：“进行讯问的警官似乎没有考虑到她的年龄以及无法提供同意的能力，而是将重点放在性接触过程中主观同意的问题上。” “（讯问中）没有提到她的年龄，也没有提到她是否告知[男生]她的年龄或年级。然而，当警官问及[男生]的年龄时，[女生]说他‘刚满13岁’。” 相比之下，女生的年龄——以及男生认为她多大——却成为了审判的焦点。 “年龄相近”的例外原则 尽管法官Sudeyko表示，控方未能证明男生“鲁莽或故意不理会[女生]缺乏同意”，但检方仍辩称男生未能采取合理步骤来确定女生的年龄。 男生和女生都没有“直接告知或直接讨论彼此的年龄或年级”，但Sudeyko表示他相信男生声称女生告诉他她已超过11岁的说法。 即便如此，控方仍声称，当投诉人未满12岁时（法律规定中最低的同意年龄），“年龄相近”的例外条款不应适用。 但Sudeyko认为，该法律的制定是为了防止被告与他们“知道或相信是11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这不适用于一个“真心”相信他在社交媒体上认识的女生“至少12岁”的13岁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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