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法律新闻，法律常识，加拿大法规，律师，法官 - 温哥华天空

48岁的何小平无意中看了一档电视节目——《宝贝回家》，讲的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一辈子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丢失的孩子，满头白发了还在找。这勾起了何小平26年前的一件往事。上周，何小平辗转联系到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件歹事说出来，说出来，我才能赎罪。” 保姆她在重庆解放碑附近一户人家做保姆，只做了两三天，就把主人家一岁多的男孩儿拐跑了。何小平20岁时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1992年，22岁的何小平在重庆解放碑附近一户人家做保姆，主人家有个1岁多的男孩儿。只做了两三天，她就把这个男孩儿拐跑了。应该是五六月份，何小平记得刚栽完秧子，她从四川省南充市李渡镇五大山村（原）来到重庆，揣着一张捡来的身份证，来到储奇门人才市场。她打定主意，要用这张身份证找一个保姆的活路。她站在储奇门人才市场等机会，等来一个男人。男人问她做不做保姆，她说做。男人问她要身份证，她就把那张捡来的身份证给了男人。她跟身份证上的人还真有几分相像，男人没有仔细辨认，也是为了省5元钱的登记费，便私自把她带回家。家里有个小男孩儿，在地上走得歪歪撇撇，看起来一岁零四五个月的样子，何小平去抱他他也不认生。两三天之后的一个早上，女主人给孩子喂过早饭，把孩子交给何小平，出门上班，随后男主人也出门上班。何小平就抱着孩子出门了。碰到隔壁老头儿，问“你上街买菜呢”，何小平应了一声“哦”，抱着孩子来到菜园坝汽车站，坐上一辆大巴车回了南充。途中路过合川，她还买了一碗稀饭喂孩子，孩子也不哭也不闹，一路顺利。何小平就在南充把这个拐来的男孩儿养大，一晃男孩儿27岁了，没人找过她。镇命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又死了，她相信捡个孩子来养才镇得住命何小平18岁结婚，19岁有了头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冬月里生的，四十多天之后，深更半夜死了，抱到河边挖个坑埋了。 21岁，何小平有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儿，腊月里生的，十个多月之后，也是深更半夜，又死了。何小平回忆，当天吃了晚饭，孩子哭闹不止，哭到半夜不哭了。她想起第一个孩子也是这么死的，生怕这个也死了，慌忙抱到镇上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她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走，她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她又死了个孩子——死一个死二个要遭人笑话的。她敲开村里的独身哑巴的门，给了哑巴10块钱，连夜到河边挖个坑把孩子埋了。埋了孩子第二天，她就去找丈夫。她丈夫在外打工，村里人都以为她是带着孩子去的，又死了孩子这件事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个年代，村里人都顾着吃饱饭，也没有人真的在意。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就警告何小平，“你八字大，命硬”，“要捡个孩子回来养才养得活、镇得住命”。何小平这回信了。死了的孩子没有销户，她把拐来的孩子当亲生的养，沿用了第二个孩子的户口、生日、姓名，叫刘金心。那个时候，何小平没有意识到她是拐走了别人的孩子，她觉得“我没了孩子，这个孩子跟我死了的孩子一般大，就像是我的”。这个孩子似乎真的为何小平“镇住了命”，以为自己不会再有生养的何小平，在1995年又生了个女儿。刘金心的照片很少，何小平拿出他仅有的在外打工时自拍给记者看。亲生 26年来她把孩子当亲生的养，还在南充给他买了婚房生下女儿之后，何小平第一次想到“把拐来的孩子还回去”，但是她很害怕，怕坐牢，男孩儿就一直养在何小平身边。丈夫刘小强（化名）不喜欢这个男孩儿，何小平坚持“你不喜欢就算了，反正我要这个孩子”。夫妇俩常常因此吵架，刘小强常年不回家。何小平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李渡镇租房子、打零工，饭馆、茶馆、工厂，见活儿就干。2000年，她攒下2万5千元钱，那时南充市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要5万元，隔着一条街就是孔迩街小学。为了方便刘金心读书，她把2万5千元全部拿出来付了首付。她每天带着小女儿出去打工，出门之前把饭做好，挂一把钥匙在刘金心的脖子上，刘金心放了学自己回来吃饭。2003年，何小平和刘小强离婚。离婚后的何小平做了两笔“大生意”，她跟一个亲戚去黑龙江贩卫生筷回南充卖，50元一箱买进，75元卖出。南充市的大小饭馆都被她跑遍了，一年赚了七八万。后来生产卫生筷的厂子因不符合国家标准倒闭了，何小平回到饭馆端盘子。前几年，何小平又去山西贩煤炭回南充卖，夏天一吨煤进价600元，她卖1200元，冬天一吨煤进价1000元，她还卖1200，两年赚了十五六万。 2014年，何小平用这笔钱又在南充市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90多平方米，单价4500元，首付13万，贷款20年，写的是刘金心的名字。何小平2014年给刘金心买了一套新房，小区环境在当地还不错。除了何小平和前夫刘小强，没有人知道刘金心是拐来的，邻居只看到何小平不容易，“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刘小强也承认，“我没怎么管两个孩子，都是她在操心，新房子是她买给儿子结婚用的。”后来刘金心和女朋友分手了，据何小平说，是因为订婚的时候女方要6万元彩礼单，但她只拿得出2万。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在里屋看到一套护肤品，何小平说是去年9月份刘金心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刘金心也在电话里证实，“因为我妈一辈子不容易，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每个月给她一两千块钱喊她喜欢什么自己买，但她都替我把钱攒下来，所以我现在就看她差什么买给她。” 何小平说这些，是要反复证明，“我知道我自己做了歹事，可是我一直把儿子当亲生的养，儿子也把我当亲妈。” 儿子刘金心刘金心在外打工，新房子基本没怎么住过。何小平经常会过来替他打扫清洁。寻亲 “如果他跟着亲生父母，在解放碑长大，也许会读大学、硕士、博士”这些年，何小平无数次想过要给这个拐来的儿子找到亲生父母，“那时候我太年轻，不懂事，死了两个孩子就像得了失心疯。后来我自己有了生养，体会到当妈的心，丢了孩子心里该有好痛。”可是“一想到要伏法，我就不敢了”，哪怕三四年前，前夫刘小强跟她发生口角后，扬言要举报她，“敲诈”她13万，她也认了，写下一张欠条。不过刘小强说：“那是我一时意气，我知道那是何小平的死穴，吓唬她的，欠条过后被我撕了。”他强调，“拐个孩子，是她自己的主意，我是不同意的，不过她这些年一直对孩子很好，我基本没怎么管。” 何小平去庙里求了一尊观音菩萨，把菩萨带回家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我把我做的歹事全部说给菩萨听，求菩萨原谅我”。接着她一个人偷偷来了一趟重庆，那是她时隔多年再次来重庆，她想找到当年那户人家，可是“一切都变了样，翻天覆地，全是高楼大厦，我找不到路”，何小平只好又回去。直到2017年夏天，何小平无意中看到一档电视节目《宝贝回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一辈子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丢失的孩子，满头白发了还在找。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人，作孽呀。” 何小平跟儿子、女儿坦白了，女儿哭着求她，“妈妈不要去自首，我怕你要坐牢。”但何小平执意去了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打拐办自首。 2018年1月3日，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也去了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打拐办。警方证实：大约半年前采集了何小平、刘小强、刘金心的DNA，可以证明的是刘金心与何小平和刘小强没有血缘关系。刘金心不能接受，“那天我买了一瓶白酒，把自己灌醉了。”后来他离开南充，去了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月薪5000元，“我前几天又把自己喝进了医院，心里憋得难受。”但他宁愿憋着也不愿多谈，只说，“我妈对我这么好，我没想过我妈不是我妈，亲生的能找到就找，不能找到就算了。” 刘金心初中辍学，是何小平觉得最对不起他的地方，“如果他跟着他的亲生父母，在解放碑长大，也许会读大学、硕士、博士，一定会有出息。但他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书没读好，也没个好工作。” 刘金心的DNA被放入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可是，半年过去了，通过比对认亲没有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寻亲关键词：解放碑、大院、医院、绿色大门、梦生…… 何小平很着急，上周，她再次来到重庆，希望通过上游新闻—慢新闻公开寻找刘金心的亲生父母。解放碑还是那个解放碑，但周围已变了模样。何小平来到当年的临江门2路车总站附近寻找线索。线索一：解放碑何小平说，1992年来重庆，她先在临江门舅舅家住了一晚，是舅舅给了她那张捡来的身份证，还给她出了做保姆拐孩子的主意。但舅舅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她跟舅舅一家就失去了联系，也忘了他家的具体地址从舅舅家走到解放碑2路车总站，何小平一路打听，走到储奇门人才市场，遇见男主人，男主人带着她从储奇门人才市场出来，坐了一趟公交车，大约两三站地就到了，好像又回到了解放碑。当年的2路车总站，至今仍在解放碑邹容支路。1月4日，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带着何小平从邹容支路出发，走到储奇门人才市场，试图帮助她寻找记忆，但她说，“记不住了，都变了。” 而就在十几天前，储奇门人才市场也被拆掉，劳动力却没有散去，他们还在原地站着等待，几十年了他们习惯在这里寻找雇主。一直生活在附近的陈婆婆说，往前走就是凯旋路、较场口、解放碑一带，不需要坐车，几十年来也没有公交车；凯旋路倒是有公交车去七星岗、文化宫方向，原来是9路，现在是109路。她当年会不会是走到凯旋路，又坐的车？南充警方也来重庆找过。原解放碑派出所、较场口派出所、大阳沟派出所整合为新的大阳沟派出所，但是南充警方没有在大阳沟派出所找到当年的报警记录。当年的储奇门人才市场已经拆除，何小平仍能认出这就是她找工作的地方。线索二：成片的大院子、医院何小平说，男主人带她回家，是一个大院子，高高的门槛，里面住了很多户人家。雇她的那户人家好像是院门正对着的那间，屋里搭了阁楼，一家三口睡在阁楼上面，女主人好像是医生或者护士，曾经说过一句“我们医院忙得很”。何小平还记得那一片好像有成片的大院子。根据老重庆人回忆，1992年有成片的大院子的，很有可能是七星岗。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找到七星岗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见到66岁的文正光，他从1957年就住在七星岗一带，退休后返聘负责退休人员管理工作。他回忆，现在的财信渝中城，就是当年的上三八街5号，这个地址有9个大院子连成一片，从上三八街5号附1号到附9号，旁边是七星岗公社医院，如果有医生或者护士住在这里，那就对了。文正光又发动了发小群一起寻找，大家七嘴八舌，其中有个老居民说，依稀记得附8号院，院门正对着的一户人家，女主人是护士，听说她后来去了上海，早已失去联系。但没人记得大院儿曾经有人丢过孩子。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找到当年管户籍的老片警杨林，他说：1992年丢了一个孩子，这么大的事，除非没有报警，如果报了警我肯定知道，但我记忆里没有接到这样的案件。文正光带着何小平到当年七星岗上三八街5号的大院所在地寻找。线索三：绿色大门何小平又说，她记得院子大门刷了绿色的油漆。挨着上三八街5号院的，是工读院，当年这个院子的大门还真刷了绿色的油漆。我们找到一位老居民，54岁的蒋晓玲，她说，院子里有一户人家，也是1991年生了个儿子，年份对得上，但没听说过丢孩子的事，后来搬走了，也就没有联系，偶尔在街上遇见过一两回，也没有留电话。线索四：“梦生” 何小平说，白天男女主人出门上班，她一个人带孩子，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会来一个老太太，给孩子喂饭，喂完饭就走，应该是孩子的外婆。她曾经听过外婆唤“梦生（音）吃饭了”，梦生应该就是孩子的乳名。外婆带何小平认过门，外婆家跟大院子就隔着一条街，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外婆住二楼，她的那间屋子可以望到江。文正光说，从前，与上三八街5号院、工读院隔着一条街，确实有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楼房，当年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是可以望到江的。但是有没有住着那样一位外婆，就不知道了。没有找到孩子出生地的确切线索，何小平满脸失望。坐牢未必能如她所愿法律之外她该如何赎罪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 可是，南充警方说目前证据太为单一，无法证明何小平当年拐骗了一个孩子。前夫、女儿、邻居都说何小平精神状态正常，刘金心认为“妈妈不可能在我的身世问题上开玩笑”，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与何小平沟通后也判断她精神正常、逻辑清晰。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黄自强律师说：“我国《刑法》在1997年做过一次修改，1997年以前，用的是1979年制定的《刑法》。根据从旧从轻的原则，1992年的案子，应该按旧法判。” “根据1979年《刑法》，拐骗，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还有一个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最高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是5年；刑期5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诉时效是10年；刑期10年以上的，追诉时效是15年；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追诉时效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必须追诉的，比如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社会伤痛无法消除的，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只有在对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以后，嫌疑人逃避侦查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但是，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从行为终了之日计算。但何时是行为终了之日，这就存在争议了。另外，拐骗儿童罪是指以欺骗、诱惑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可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嫌疑人把儿童拐骗之后怎么办，一方面她把孩子当亲生的养大，另一方面她对亲生父母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以上只是我从法律层面的分析，最后怎么判，由司法机关做更多调查才能下结论。” “从目前的案情来看，没有找到受害人，案子的推进会有一些重大障碍，需要进一步收集和固定证据，当事人想坐牢，恐怕未必能如她所愿。” 何小平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她说，“那我怎么才能赎罪呢？我说给菩萨听，可不可以？” 何小平经常对着菩萨忏悔

　　2017年8月,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发生一起失踪案。平时靠打零工为生的王恒,突然与家人断了联系。家属报案后,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错综复杂的杀人案。　　最后一次通话　　2017年8月4日10点左右,京山县孙桥镇村民张蓉接到儿子王恒的电话,说中午不回来吃饭了,要去同福宾馆找一位朋友,晚上再回家。　　张蓉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母子最后一次通话。因为王恒说过要回来,当天张蓉等到很晚,其间一直给王恒打电话,但都没人接听。　　一直到第三天下午,仍然没有王恒的任何消息,张蓉有些心慌。儿子的社交圈子她并不十分了解,只想到县城一个中年女人聂如兰。她是一家宾馆的老板,王恒和她十分投缘,认她做了干妈,还跟张蓉说过干妈对他很照顾。　　张蓉给聂如兰打电话,聂如兰告诉张蓉,8月4日中午,王恒的确到她店里去过,但是待了一会就走了,说是要去找朋友。张蓉再次拨打王恒的手机,发现打不通了,便立即跑到京山县公安局报案。　　警察告诉张蓉,会尽全力帮助她寻找儿子,同时叮嘱张蓉千万不要放弃拨打王恒的电话,也多想想办法联系他的朋友,或许会发现线索。　　8月9日下午2点,张蓉又拨打王恒电话,这一次竟然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陌生男子。对方说自己姓陈,是京山县跑马泉水库边一家养鸡场的工人。他说这部手机是他8月5日早上在水库大坝附近捡到的,当时手机泡在岸边的浅水里,他拿回家用吹风机吹干,充上电,发现还可以使用,刚开机就接到张蓉的电话。至于王恒,陈姓男子表示根本不认识。　　取走手机的女人　　在张蓉的请求下,陈姓男子答应归还王恒的手机,两人约定第二天中午在跑马泉水库大坝旁的商店里见面。8月10日中午,张蓉到达约定地点,再次拨打王恒手机,发现已关机。她赶紧联系警方,讲述了打通电话的来龙去脉。　　没费多少周折,警方在水库边一家养鸡场找到捡了王恒手机的陈某。陈某称,王恒的手机的确是他捡到的,但早些时候已经被一个50多岁的女人拿走了,那女人说手机是她儿子的。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陈某带着警察去了之前捡手机的地方。　　经过对该地点仔细搜索勘查,警方发现大片血迹,经法医化验是人血。此外,警方还在一棵树上发现了王恒的衬衫,在树下发现了王恒的鞋子。警方调来船只,在水库中多次打捞,没有发现王恒的尸体。但根据现场情况,警方判断,王恒极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经过调查,办案人员确认,取走王恒手机的女人正是聂如兰。对此,聂如兰的解释是:那天张蓉告诉她王恒失踪了,她心里也很着急,后来知道陈某捡了手机,因为急着找人,就赶着去找陈某,把手机拿走了。接受询问时,聂如兰再三拜托办案人员尽快找到王恒,自己愿意全力配合。　　办案人员没有在聂如兰身上发现明显可疑之处。与此同时,针对王恒身边其他人的调查,也在持续进行中。　　神秘的“女朋友” 　　据京山县公安局警察陈俊介绍,王恒有酗酒的恶习,酗酒之后爱闹事,近两年当地派出所关于王恒的报警记录有16条,都是他酒后和别人发生纠纷。办案人员经走访查明,8月4日下午,王恒在聂如兰开的同福宾馆与一名黄姓客人发生争吵。蹊跷的是,黄某与王恒争吵后很快就退房走了。　　警方辗转找到黄某,黄某承认自己的确和王恒产生过纠纷,但当时并没有动手,只是对骂了几句。后来黄某有事要走,就退了房。　　王恒的朋友王某向办案人员反映,8月4日中午他曾与王恒见过面,王恒说要去县里找女朋友,还说这个女朋友对他很好,经常给他钱花。王某说:“王恒小学只读了三年就辍学了,家里没有房子,脾气也不好,以前处过几个女朋友,都没有结果。”王恒另一个朋友刘某的说法和王某基本一致,“王恒说他和一个女人在县城合伙开了家宾馆,打算年底结婚。” 　　在县城开宾馆?难道王恒口中的女朋友是同福宾馆老板聂如兰?办案人员找到聂如兰,聂如兰坚决否认自己是王恒的女朋友,说王恒岁数和自己女儿差不多,两人根本不是一辈人,怎么可能处朋友,王恒只是自己的顾客。　　聂如兰还说,自己之所以认王恒当干儿子,完全是为了生意。因为王恒不仅自己住店,还时常介绍朋友过来住。后来她发现王恒性格不好,总爱喝酒闹事,就刻意和他拉开了一些距离。调查中,聂如兰的女儿也否认母亲和王恒有男女朋友关系。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老头子”成为突破口　　办案人员重新梳理调查中发现的诸多线索,案件焦点转到房客黄某反映的一条线索上。黄某讲述自己和王恒发生纠纷的经过,曾提到一个“老头子”:“当时王恒闯进我的房间,质问我‘住在屋里的老头子哪去了’。我不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什么人,但看样子王恒和他有很深的过节。” 　　“老头子”是谁?王恒为什么要找他?同福宾馆并不大,总共只有十多间客房,根据监控录像,警方很快查清了“老头子”的身份。　　“老头子”叫徐明,在一家单位做保安。据同福宾馆房客反映,徐明也是这里的常客,和老板聂如兰关系很好,有时还帮聂如兰值夜班。警方找到徐明,徐明的说法是:我和王恒见过几次面,不是很熟,也没什么矛盾,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警方对徐明的住处进行搜查,发现了重要线索:徐明的电动车车轮上有一些血迹,经DNA鉴定正是王恒的血。警方就此证据要求徐明给出解释,可无论怎么盘问,徐明都不发一言。　　警方判断,徐明很可能是在袒护另一个人。联系侦查初期聂如兰急着取走手机的情节,到后来证人对王恒神秘女友的描述,聂如兰嫌疑增大。　　办案人员调取了同福宾馆周围的监控视频,发现聂如兰和徐明曾多次一起骑着电动车出门。有一段监控视频显示,两人在一天半夜骑车外出,电动车行驶的方向正是跑马泉水库。当时,聂如兰提的袋子中可以看到某品牌的二锅头,这和水库现场发现的碎酒瓶品牌一样,而据调查,聂如兰和徐明平日里都不喝酒。还有一段视频显示,聂如兰和徐明曾带着编织袋离开宾馆,回来时,编织袋却不见了。　　种种迹象表明,聂如兰和徐明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必须除了这个祸害” 　　在大量证据面前,聂如兰和徐明的心理防线被冲垮。8月12日,两人交代了合谋杀害王恒并分尸、埋尸的作案经过。之后,徐明带警方指认了埋尸现场。　　据聂如兰交代,她跟丈夫刘某婚后感情一直不好,刘某性格暴躁,有时还会打她,家里的事情也一概不管。而她是一心想做点事的女人,为了孩子忍辱负重,包了个小宾馆挣钱,收入还算稳定。　　起初,王恒的确是聂如兰的顾客。在县城打零工时,王恒经常到聂如兰开的宾馆居住,时间长了,两人熟悉了。对聂如兰,王恒经常打电话发短信嘘寒问暖,有时还想办法拉些朋友到聂如兰店里来住,算是帮衬,聂如兰对此很是感动。随着关系的升温,两人开始以“干妈”“干儿子”互称。但是,聂如兰不知道的是,在这期间,王恒一直对他身边的朋友说聂如兰是他女朋友,他们关系稳定,打算下半年结婚。　　聂如兰向办案人员坦承了她和徐明的情人关系:两人相识已有两年,徐明56岁,离婚独居,而聂如兰因跟老公关系不和,分居多年;两人相识后走到一起,徐明对聂如兰照顾有加,大事小事都尽力帮忙,除介绍客人外,有时还替聂如兰值班,聂如兰本打算跟丈夫刘某离婚,到年底和徐明结婚。徐明也在供述中交代,他觉得聂如兰温柔贤惠,对她十分中意。　　让聂如兰和徐明没想到的是,王恒在得知他俩的关系后情绪失控,强烈反对两人在一起,对徐明更是态度恶劣,只要见到就连打带骂。王恒强迫聂如兰断绝和徐明的来往,曾不止一次对聂如兰说:“你要是不仁我也不义,你不答应和徐明绝交跟我在一起,我就把徐明杀了,连你最亲的女儿也杀了,让你生不如死。” 　　8月4日下午,王恒酒后来到宾馆,闯进房客黄某房里寻找徐明未果,继而闯入聂如兰房间,再次要求她和徐明断绝关系。争吵中,王恒打碎了房里的东西,并殴打聂如兰。他用手勒住聂如兰的脖子,威胁要掐死她,然后再去杀掉徐明和聂如兰的女儿。聂如兰没有反抗,只是对王恒说:“你干脆杀了我算了,杀了我就没那么多事了。”最终,王恒恢复理智,终止了暴行。　　当天傍晚,徐明来到宾馆,聂如兰对他说了中午王恒打骂威胁自己的事情。徐明很气愤,“我们不能任由他欺负,与其被他杀了,不如先下手教训他,也许他就不敢再闹事了。”聂如兰的想法是,只是打王恒一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事后他会变本加厉,自己和徐明甚至女儿都难逃毒手,“他喝了酒就会失去理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必须除了这个祸害。” 　　徐明认可了聂如兰的意见,但认为他俩岁数比王恒大很多,身体也不好,恐怕不是王恒的对手,要制服王恒还得想办法。聂如兰提议,王恒爱喝酒,喝酒必醉,可以先把他灌醉,再动手就容易了。于是,两人分工,由聂如兰出面灌醉王恒,然后打电话叫徐明来。　　8月5日晚上,聂如兰和徐明骑车出去买了两瓶二锅头,还有一些下酒菜。准备好之后,聂如兰约王恒“一起出去聊聊”。当晚,王恒如约来到跑马泉水库大堤,喝过酒之后,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聂如兰推了王恒几下,见他没有动静,赶紧打电话给徐明,让他立即赶来。　　徐明赶过来,与聂如兰合力抬起酣睡中的王恒扔到水库里,然后两人骑车回去。回到宾馆大约半小时,聂如兰对徐明提出:就这样处理王恒不妥当,如果王恒没死,事情就麻烦了,即便死了,尸体被人发现也麻烦,最好找个地方埋掉。　　于是,凌晨时分,两人携带工具再次来到作案现场,将王恒的尸体捞起来,肢解之后装入编织袋,然后在离跑马泉水库8公里外的一处灌木丛中挖了个深坑,埋掉尸体。由于惊慌,聂如兰和徐明在作案时将王恒的手机遗落现场。正是这个无意中遗落的手机,被陈某捡到后,成为破获案件的重要线索。　　京山县公安局刑侦队教导员胡思民告诉记者,在看守所里,镣铐加身的徐明提起杀死王恒这件事,悔恨不已,“为了他,搭上我们俩的后半辈子,太不值得了。”该案目前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