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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季承出庭应诉摄/记者洪雪要求北京大学返还649件字画、书籍原告提交书嘱视频被告：公益捐赠不可撤销法制晚报讯（记者洪雪）国学大师季羡林自2009年7月逝世至今已经将近7年，而他留下的文物归属官司仍在进行。季承对父亲季羡林生前捐赠给北大的书籍、字画是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起诉北京大学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649件。今天上午，这起标的1亿元、诉讼费高达54万元的案件在一中院开庭审理。今天上午，81岁的季承出庭应诉。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均坚持自己的主张。季承提交了父亲手书遗嘱的视频。北大表示，季羡林给季承的委托书已过期。案情回放季承起诉北大返还父亲亿元文物季羡林去世后，其子季承起诉北大返还父亲的书籍、字画等价值1亿元的文物。季承表示，2008年12月5日，父亲季羡林曾书嘱声明：“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一切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后又写下书面文字称“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物”。季承对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说，从父亲去世至今，北大仍未原物返还，因此起诉要求北大原物返还其清点保管的季羡林文物、字画共649件。季承介绍，2009年1月13日和16日，北大两位党委副书记及部分工作人员前往301医院，向季羡林报告文物清点结果是字画577幅，其中207幅是古代书画，包括八大山人、郑板桥等人画作。季羡林特别提到苏轼的《御书颂》，北大方面表示并没有流失。 2009年3月23日至26日，北大派工作人员开始清点季羡林蓝旗营住所内的物品，北大最后选出38类72件珍贵文物，要求保存在北大图书馆，这其中就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季承称请示父亲后，出于对北大的信任，同意了北大方面的要求，签署了一份写明“暂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字样的目录清单后，北大拿走了这批文物。季承表示，父亲去世后，他多次向北京大学反映要求归还藏品，但北大一直未正面回应。北大方面拒不归还暂为保存的38类72件文物，后来还称这批文物包括在577件之中，“北大要么是丢了这72件文物，要么就是谎报实情。如果577件都在，后来又取走72件，总数就是649件。” 季承于是起诉北大要求返还父亲的文物，但该案还未审，季承又被外甥何巍告上法庭，何巍要求追加自己为原告，一起告北大返还季羡林遗产。外甥起诉舅舅要确认一同当原告 2013年3月，季羡林的外孙何巍将季承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自己的代位继承权，追加自己为季承告北大一案的共同原告。何巍的母亲季宛如是季羡林的女儿，早于父母去世。何巍的律师称，季羡林夫人先于季羡林去世，因此季羡林的“捐赠”也处分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其夫人的财产。季承要求北大返还的财产中，有一半属于何巍，所以要求法院追加何巍为共同原告，向北大追讨财产。　针对被外甥状告一事，季承受访时曾表示，他从未否认过何巍的代位继承权，此前两人已达成书面协议，会按照约定比例处分遗产。而且早在2011年拍卖了季羡林的部分藏书后，他就分给何巍近1000万元遗产，如果能打赢和北大的官司，北大返还文物后，他会按协议与何巍分割，“到那时何巍有什么异议可以再告我。” 季承认为他和北大的官司不是遗产纠纷，而是财产纠纷，“爸爸书面委托我全权处理有关他的一切事物，现在我和北大的官司跟何巍没什么关系。何巍没资格当原告。” 2013年5月17日，一中院曾组织三方开展庭前谈话。北大称季羡林的公益捐赠不可撤销庭前谈话时，北大辩称，北大认为季羡林对北大的捐赠行为，并非私人馈赠，而是公益捐赠。季羡林曾于2001年7月与北京大学签订捐赠协议书，约定将其个人所藏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赠品清单于2002年3月1日以前由赠与人交付受赠与人；赠品将分批分期由赠与人移交受赠与人指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全部赠品移交完毕。北大认为，季羡林先生未撤销《捐赠协议》，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北大同时提出，季羡林的另一继承人何巍已就继承权问题将季承起诉，在该诉讼尚未终审判决前，季承的继承权不能明晰，因此提请法院明确本案是否应当终止审理，待海淀法院的案件终审判决后，再审理本案。 81岁季承到庭原被告均坚持各自主张上午9点40分，庭审开始，81岁的季承及代理人坐在原告席上，庭审中主要是代理人发言，被告北大方则有两名代理人出庭应诉。今天是本案第二次开庭。在法庭上，原告出具了包括委托书在内的24份证据，被告出具了13份证据，与上次开庭一样，原被告都坚持各自的主张，另外双方都请来证人出庭，但是由于证据太多，直到上午11点半，依然在质证。季承提交书嘱视频北大称委托书已过期在今天的法庭上，原告季承方提供了24个证据，其中有一份季羡林书嘱的过程，被告北大方要求当庭播放这段视频。法晚记者看到视频中，季羡林先生身穿病号服坐在病床上，季承和另外两名证人围在旁边。季承说：“公安局要你给我写一个委托书，因为我办事他们不认可，需要你写一个，要你亲自写——一共就这么四件事，一张写一件事情。” 季承继续说：“我已经向北大捐赠120万元，今后不再捐赠了……他说你说什么都捐赠给他。”季承话音一落，季羡林说：“我没有全都捐赠。” 季承接着说：“有人说你说都捐赠了，你写一个不捐了，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一个吧。”随后季羡林开始写，季羡林写得很慢。对于这个视频，北大方代理人表示，“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出，写这个书嘱不是季羡林要写的，是原告做好了准备，说到北大捐赠协议时，季羡林这么伟大的人，捐赠了东西怎么能够说不捐了就不捐了。” “被告说老爷子在我的指使下，这个都是老爷子的意思，不是我指使的。”季承反驳。在写到第四个委托书时，“全权委托季承处理我的事务”，季羡林写的是“事务”，旁边的季承等人说：“您写错字了，白字没有关系，应该是事物的物，不是任务的务。”随后季羡林在后面加了一个“物”字，就成了“一切事务、物”。季承认为，这说明父亲让他处理一切事物，包括文物物品。被告北大认为，季老让季承帮助处理的只是事务，不包括捐赠的文物。对此北大方表示，从委托书书写的过程看来，季羡林就是委托季承办事，并没有明确说明撤销捐赠，况且，季羡林已经去世多年，“这个委托书已经过期。季羡林这么伟大的人，怎么可能写错字呢？”代理人表示。季承：我要建立季羡林基金会休庭中，《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了季承。季承表示，要回父亲的文物后，是想将所有的文物捐给更大的博物馆，建立季羡林博物馆，并不是要另外处分。“我们想建立文化基金会，并不排除和北大合作，我自己并不是要占有这些文物。”季承的代理人则表示，季羡林已经捐了钱，而字画是由季承负责的，没有表示要捐赠，因此北大应该返还。季承表示，“我先主张把原物返还，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基金会。”季承表示，今年3月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对这些文物进行清点，目前这些文物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我想建立季羡林基金会，就像诺贝尔奖一样。交给我后我来处理，办法就是办一个基金会。”季承说。截至记者发稿时，庭审仍在进行中。季羡林遗产案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逝世。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等。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2009年12月16日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报案，称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公寓季羡林旧居被盗 2011年5月一中院公开审理这起刑事案件，季羡林生前的身边人员王如、方咸如被列为嫌疑人受审。此后，季承起诉北大，要求返还其保管的季羡林文物 2013年2月17日盗窃案被告人王如、方咸如为期一年的取保手续到期 2013年3月季承诉北大获准立案 2013年3月季羡林的外孙何巍又将季承告上海淀法庭，称一直未能与舅舅达成遗产分割协议，要求确认自己的代位继承权，追加自己为季承告北大一案的原告 2013年5月17日该案在一中院进行庭前谈话

三五人投几十万开家公司，不到两年吸金超9亿本周，接连在深圳开庭审理的网贷公司涉嫌违法案，再一次呈现2013年、2014年网贷疯狂期的吸金手法。两名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实业家，在资金紧张时，转而设立网贷平台自融资金。但高额的利率难以为继，最终资金链断裂，有关人员或被羁押或被通缉，等待法律惩处。目前，随着规范整治，各方都在回归理性。靠不住的背景风光的表象下潜藏资金紧张的压力 5月23日，被押上法庭之前，郭金霖还是一名成功企业家。他经营的泛蓝集团自2004年在深圳成立，长期经营音响等电脑外设，后期转型升级做智能设备。他宣称公司产品占据全球百分之七十的份额，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 2011年前后，郭金霖还大举在河南信阳投资工业园，从事液晶电视生产，宣称第一期投资高达22亿元，后续跟进投资将超过百亿元。郭金霖受审的次日，张勇在福田区人民法院受审，他并不具有知名度。但是他身后的聂存良，却也算是企业家圈子内的知名人物，目前也正处于通缉在逃状态。聂存良同样被视作成功的商人。他从一个内地供销系统业务员，再到政府的驻深办，最终于2003年下海，投身保健品行业，此后组建深圳深药集团，手握不少优良资产，长期被各类媒体作为创业成功的“逆袭”代表而报道。聂存良还热衷于交际，他是山西人，担任了深圳山西商会会长。追随在他身边的张勇在法庭上称，聂存良在圈子内有威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在聂存良的安排下，担任聂存良控制的网贷公司法定代表人。郭金霖与聂存良有着相似点，他们手上有实业，具备多重的社会身份，在圈子内有一定知名度。他们时常被媒体聚焦，个人影响力得以扩散，在公众面前形成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但风光的表象下，早已潜藏资金紧张的压力。早于2013年8月，跻身网贷平台之前，郭金霖的公司已因大举投资扩张，欠下一家投资公司6000多万元款项，无力偿还本息。而聂存良控制的深圳深药集团，宣称建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草药萃取、口服液、片剂、胶囊、颗粒剂等30条生产线，年产值20亿元。拥有药品50多个，药食同源保健食品及饮品21个。看上去规模庞大，但聂存良承认，搞网贷平台之前同样面临资金紧张。有媒体事后披露称深药集团下属企业部分股权已经质押给银行，企业年净利润可能不足5000万元。良好的个人形象，加上私营企业不透明的财务，足以让公众失去一部分判断力。郭金霖与聂存良的网贷平台均于2013年上线，目标明确，吸纳公众资金，缓解个人及企业的资金压力。等到兑付危机之后，不少投资者仍谈论着他们所具有的背景。只是在此时，投资者认为他们的背景影响着有关部门对案件的调查。但最终，郭金霖遭到羁押，聂存良遭到通缉。疯狂的网贷几个人开起一家资金量数亿的公司网贷公司于2012年开始兴起，被视为一种新兴业态。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个人是不能向不特定公众借款的，否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网贷公司恰恰打了一个擦边球。网贷公司往往宣称只是平台公司，为借贷的双方搭建一个融资平台。但如果网贷公司通过虚构借款标的，名义上是不同的借款人，实则是同一个人借款人，能够实现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募资，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法律风险。检方的指控显示，郭金霖是在债主的推动下，进入到网贷行业，并且目标非常明确，即用来筹措资金，先行偿还欠下某投资公司的6000多万款项。郭金霖本身并不懂互联网金融，检方指控显示，这一平台主要由前述投资公司的高管负责联系有网贷平台操盘经验的人士负责。百信财富平台在2013年12月开始上线。到2014年年底开始出现兑付危机时，这一平台吸金2 ．7个亿，投资人有6518名。聂存良的“银贷通”平台则是在2013年初注册成立。聂存良同样并不懂网贷平台。按照他跑路前在警方所做供述显示，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当时是邹小凤找到他，提出开设网贷平台。邹小凤外号“通姐”，在网贷圈具备一定知名度。邹小凤证言则称，是聂存良主动找她提出做网贷平台。而网贷平台架构也极其简单，邹小凤负责运营，财务则由聂存良的深药集团财务兼任。一家有上市公司背景的网贷公司高管告诉南都记者，互联网金融本质上仍然是金融，金融业最重要的是风险控制，资产端的管理，即资金的去向非常重要。不少正规网贷公司的风控岗位，往往由在银行有数年风控经验的人士出任，并带领一支较大的风控团队。不过如果是出于自融资金目的设立网贷平台，风控团队显然并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找到一个有客户资源的运营总监，三五个人一个网贷公司就成立了。而聂存良的供述显示，新开的网贷平台办公室就设在他原有公司，系统是花30万元找一个软件公司搭建。运营总监的邹小凤业务能力确实惊人，平台上线一个月左右，吸纳资金即超过一个亿。如此，从表面上来看，三五个人，30万元的投入，网贷平台就可以设立，开设成本极为低廉。“银贷通”持续运营不足两年，吸金就超过9个亿。深圳警方早前在一份报告中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只需要花2万到3万元即可以购买一个网贷平台软件模板。除此之外，这一行业也缺乏监管，深圳警方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一行业仅仅依靠商业道德来进行束缚。低门槛，又无监管，各类人员若过江之鲫，纷纷涌入网贷行业。一名从业人士就告诉南都记者，目前行业内，较为可靠的有上市公司背景、国资背景以及风投背景的网贷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前述从实业转入网贷行业的，以及原本从事担保、民间借贷等灰色高利贷生意的人员进入，自融风险极高，另有直接闯入市场来进行诈骗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 16年一季度，全国网贷平台数量为3422家。机遇？风险！一场提前知道结局的赌博进入门槛虽低，但是运营成本却很高昂。最初的网贷平台吸金依靠的唯有高回报，零风险。按照银贷通控制人聂存良的说法，平台第一个月吸金高达一个亿，但是给出的回报年利达到60%，实在难以为继，此后不得不降低回报率，但年利率也在30%左右。早前深圳市公安局通报各类网贷平台涉刑事犯罪案时，往往提醒市民，警惕凡是年利率超过20%的平台，往往会涉及到诈骗，风险极高。显然，无论是60%还是30%的年利率，都已经远超警戒线。而平台承诺的所谓零风险，则是平台宣称由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保证投资人本金安全，在平台出现兑付危机时，由担保公司予以兑现。不过，实际运作中，如果担保公司与平台系关联方，一旦平台兑付困难，意味着担保方同样弹尽粮绝。热闹的网贷行业，所有人都将其视作机遇，至于每个人的结局，则好像全凭运气。实际上，投资人并非不知道风险。一名投资人就告诉南都记者，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但是赌的就是平台一时不会跑路，相信平台跑路之前他们可以先行撤出。市场上也有投资人专门投资这类新平台，赚完快钱，就撤资走人，绝不恋战。但是这同样有风险，根据以往媒体披露的案例来看，有的平台上线两三天即卷款跑路，可谓防不胜防。当平台出现兑付危机之后，投资者的态度也各不一样。他们有着共同的诉求，就是要追回欠款，但是手法各异。一名投资者告诉南都记者，出现兑付危机后，基本都是分为两派，一派寄希望于老板能筹措资金私下解决，另一派则通过法律诉讼冻结资产或者刑事报案尝试追回损失。从郭金霖和聂存良案来看，平台出现兑付危机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均处于四处筹措资金盘活资产，试图补救窟窿。郭金霖曾在法庭上略有不甘地表示，被抓时，还在与人洽谈出售股权事宜。但实际上给郭金霖解决问题的时间并不算短，他比其他同案落网的时间要延后半年。直到辞去湖南省人大代表身份后，才于今年1月1日被福田警方刑事拘留。聂存良同样如此，警方早于2015年1月就予以立案，最初亦没有对聂存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聂存良也积极配合调查，做了笔录，四处筹措资金，填补了一部分窟窿。公开的信息显示，聂存良至少在2015年五六月期间都在国内活动，但此后没有公开露面的消息，投资人发现其失联。警方在同年7月将聂存良控制的网贷平台法定代表人张勇予以刑事拘留。聂存良通过逃跑，暂时躲过牢狱之灾，但尚处于被警方通缉状态。网络上有称他跑到了加拿大，也有说法是跑到了新加坡。他逃跑之后，银贷通平台尚有1.4亿未被归还，警方冻结的有关资金仅有10万多元，房产倒是有26处。一些运营人员也获利颇丰。聂存良在供述中显示，聘用的运营总监邹小凤，每月业务提成费用就高达80万元左右。邹小凤在该平台停留了几个月，即宣告离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从“银贷通”案件中全身而退。这一平台目前唯一被抓获的则是法定代表人张勇。这名法定代表人在法庭上喊冤，他长期跟随聂存良，做的是后勤工作。他认为每月仅领取几千元工资，只是后期参与网贷平台考勤等行政管理，不应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他在法庭上涕泪横流，称被投资者跟踪、威胁，但还是表示理解投资人的心情。一些投资人对此不满，认为聂存良跑路，留下人来背黑锅。但是郭金霖及他的下属则没有这么好运，参与策划以及运营网贷平台百信财富的共计8人均被警方抓获，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集资诈骗等罪名，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之中。郭金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屡屡创业失败，但是屡败屡战。只是这一次尚不知能否再战。告别野蛮生长 “规范整治”正成为监管主旋律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全国问题网贷平台数1717家，占平台总量的50 ．2%，首次超过正常运营网贷平台数量，凸显网贷风险加速暴露，行业洗牌加剧。根据他们的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网贷平台总量延续去年的收缩趋势，总量相比去年底增长2 ．7%，近乎停滞。其中，正常运营平台共有1705家，相比去年底减少37家，而出现提现困难、停业清盘、跑路等非正常运营现象的问题平台数量一季度增加了126家。从地域分布看，一季度问题网贷平台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广东和山东，各有超300家，而问题平台在全省总平台数占比最高的省份为吉林、山东和海南，其中吉林网贷平台问题率达80%，较去年底上升20%．网贷之家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广东运营中的网贷平台有432家，当月的问题平台有20家。前述报告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网贷行业发展总体降温，正常运营平台数、参与人数、交易金额已呈现下滑态势，显示出行业洗牌正在提速。而一季度出现多家网贷平台主动选择退出或并购整合，成为行业朝向有序发展的积极开端，也显示网贷行业规范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在监管层面，也已经从原来打着“新业态”无人管理的局面，到形成一些监管共识。2014年4月，国务院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君指出，网贷涉嫌非法资金的主要三种情况，一是设资金池，二是未尽到借款人身份真实性的核查义务，三是发布虚假的高利贷借款标的。被成为网贷之城的深圳，警方在去年借助于专项行动查处多家涉罪网贷平台，发现虚构借款项目自融资金、归集资金设资金池、提供担保、占用投资者资金等触及红线的行为十分突出。今年4月，网上开始流传一份深圳福田某派出所的表格，显示出当地警方正在摸底网贷企业，被认为有加强监管之意。与媒体大势披露这一消息相比，深圳警方一直保持低调，既未肯定也未否认。深圳警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网贷行业亟需要的是法律规范行业自治，仅仅依靠警方事后的打击，难以保证整个行业有有序发展。一名从业人士还认为，经历2012年以来网贷行业的疯狂之后，投资者也开始进入理性，从以往追着高回报，开始结合平台的运营时间等因素来综合判断风险。而网贷行业本身也有差异化发展，一些网贷公司主要针对私人企业的小额贷款，一些则是出于对产业的熟悉做供应链贷款等等，以控制风险。利率也逐步回落到正常区间。根据第一网贷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年利率18%以上仅占成交额1 ．08%．其中10%以内的占总成交额56.81%．对比2015年全年的数据，10%以内的仅占总成交额36.06%，超过24%的占成交额的 2.61%．这都显示出利率正在回落到合理区间。前述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网贷研究组的分析认为，从监管来看，随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以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正式成立，表明“规范整治”正成为监管主旋律，对于步入严冬的网贷行业来说，2016年将是告别野蛮生长、无序监管而走向规范健康的“大变局”的一年。早前，知名的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随着P2P市场增长放缓，该领域将出现更多整合，2000家P2P平台将缩减至200家左右。” 统筹：南都记者赵勇采写：南都记者李亚坤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但是赌的就是平台一时不会跑路，相信平台跑路之前可以先行撤出。———投资人出现兑付危机后，基本都是分为两派，一派寄希望于老板能筹措资金私下解决，另一派则通过法律诉讼冻结资产或者刑事报案尝试追回损失。———投资人 “规范整治”正成为监管主旋律，对于步入严冬的网贷行业来说，2016年将是告别野蛮生长、无序监管而走向规范健康的“大变局”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