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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快讯(记者刘洋) 女子杨某因公乘坐马航MH370出差，不料途中发生空难。苦苦寻找两年未果后，因杨某的后续事情难以处理，其丈夫焦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宣告杨某死亡。新京报记者今日获悉，日前通州法院受理了该起申请宣告公民死亡案件。据介绍，杨某为某外资公司员工，2006年和焦先生登记结婚。2014年3月，因外海业务需要，杨某被派往马来西亚出差。业务处理完毕后，杨某预订了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从吉隆坡返回北京。不料，飞机起飞后不久，与地面失去联络。马航MH370失联事件随后引发全世界关注。焦先生说，得知消息的他难以置信，还以为弄错了。他天天盯着电视、网络，希望有生还者消息。可时间一点点过去，救援各方一直没有搜寻到生还者，悲痛的焦先生只能去马来西亚处理后续赔偿等事宜，但他仍期待着奇迹发生。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马航MH370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得知这一消息，焦先生的希望彻底破灭。但生活还得继续，没有杨某的死亡证明，焦先生无法代为处理杨某的事务，他本人也无法组织新家庭。无奈，焦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宣告杨某死亡。目前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新京报记者获悉，该起案件相当于找不着被告，因此起诉材料需要通过公告形式送达，一般得半年左右方能进一步开庭审理。【相关新闻】马航MH370乘客家属的一千多天：有人坚信亲人正荒岛求生 MH370，在失联的一千多天里。几乎没什么平安夜的气息。从徐京红家的窗户向北看，一片灯火稀疏，连7公里外那座高约15米的巨型圣诞树灯光装置也被“鸟巢”国家体育场挡住了。徐京红抽完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关掉轰轰响的抽油烟机。 “不好意思，回来的路上堵车，两个多小时没抽烟了。”她走到饭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抽油烟机旁还飘着一缕烟雾。她终于放下一直盯了几分钟的手机。这两天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诸多信息里，“2016年12月23日，一架载有118人的空客A320客机从利比亚起飞后遭劫持”的新闻让她印象深刻。徐京红觉得，被劫机某种程度上反倒是“好消息”——2014年3月8日，她的母亲搭上马航MH370客机，从由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之后1021天一直杳无音信。 “即使你们的亲人没有在370上，也应该继续关注这个事件。”她说，“只要是坐飞机的，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的，都有遇到这种事的可能性。” 这是个概率问题。徐京红对作出这一假设表示抱歉，但她觉得，类似的事件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是与MH370乘客家属“无法感同身受的人”关注、思考这一事件的意义。徐京红。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张敏 “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变态”，“不正常”，“精神分裂”，是这天晚上徐京红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的高频词。例如，每当8岁的儿子问她，“妈妈你找到姥姥了没有”，她都会大哭。 12岁的大女儿呵斥弟弟：“不要再问妈妈了！” 丈夫已经不敢跟她提马航，怕妻子又一次歇斯底里，拿自己当出气筒。找真相、找母亲的下落，成了徐京红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她终日与悲伤、困惑和愤怒为伴，丈夫忍不住说，“你也是一个母亲啊。” 徐京红无言以对，只能用行动免除丈夫最大的顾虑，遭受严重精神打击而无法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的她，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每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早上，她从天津的家开两个多小时车，到北京照顾肝癌晚期住院的父亲。周一前返津，接送孩子上下学。她愧疚，认为自己没做好母亲的角色。孩子调皮的时候，她以前会温和地处理。“现在对孩子突然一嗓子把他们吓的一哆嗦，然后自己赶快又去反省，觉得对不起孩子。以前我从生完小孩之后就不吸烟了，可是从2014年3月8号开始我简直快变成烟囱了，情绪失控时有发生，有时接触到一些MH370或乘客家属的信息会发飙、发狂。” 徐京红想象她跟孩子暴躁起来的样子，“可能很狰狞。”这让她想起在家属见面会看到的一些面相有些狰狞的老人，他们常常激动地发泄心中不忿，这种不忿长期控制着他们的表情。 2015年4月，马航关闭位于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遭家属抗议。马航将每周三次的中心活动改为每月两次的见面会，今年又改为每月一次。 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来到空港，与马航工作人员争吵，向他们索要事件真相和亲人下落。两年多来，来的家属越来越少，最后固定下四五十人。就在上个月，徐京红在空港遇到家属中可能是第5个开始“神志不清”的老太太。老太太对徐京红说，“你很眼熟啊，我现在都记不得你是谁了，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你是一个好姑娘……”然后絮叨对失联事件的悲愤。 “你说人怎么就能够被摧残到那种状态呢？”徐京红害怕自己变得跟那老太太一样。“我是一个妈妈，我要带两个孩子，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如果家属见面会没有安排在周末，徐京红只能先早早地开车把孩子送去上学，再从天津开到空港。在见面会上和其他家属聊天、互相安慰。不是太塞车的话，到空港是一两点钟，待不了多久又得回天津接孩子放学。 “我老公都不知道我去了，开车很辛苦，在高速上很困很困，但我觉得这么做值，很变态哈？” 几个好闺蜜想帮她排解，时不时拉上她一起吃饭、逛街、美容、美甲。徐京红涂了颜色鲜艳的指甲油，上面还贴了钻。和闺蜜们在一起，她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说有笑，前提是在她面前绝口不提马航。“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精神分裂，不接触到370还挺正常的。” 但她有时会拒绝闺蜜的邀请，一个人待着，抽烟、喝酒、哭。被伤害和自我伤害在寻找母亲、照顾年幼的孩子和病重的父亲之间，徐京红努力保持平衡。只是“不正常”的状况依旧时有发生。 2015年7月，徐京红一家和亲戚朋友一起去三亚度假。克服恐惧乘飞机去旅游，是徐京红为“给孩子提供圆满的童年”作出的努力。然而，这次努力被7月29日的一个新闻所摧毁。法属留尼汪岛传出发现疑似马航MH370客机残骸的消息。“原来一直存在侥幸心理，既然飞机不知道在哪里，也许根本就没掉到海里。你现在告诉我残骸找到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有点崩溃，跟着一起去的几个家庭的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了。” 关于MH370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徐京红，最大的一次是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另一位失联乘客家属张伟宁坚称他不看新闻以避免刺激，却对这些新闻了如指掌：2015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多国专家证实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客机残骸属于马航MH370；此后几个月，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附近海域发现大量疑似MH370飞机残骸；2016年8月，马来西亚官方承认MH370航班机长曾在自己家中模拟飞行过与这架客机疑似坠入南印度洋相似的路线，引发公众对机长有预谋地自杀式坠机的猜想；2016年11月，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更新的搜索报告称飞机在燃料耗光后坠入海中…… 列举完，张伟宁气愤地说，“隔一两个月给你出点新闻，让你家属心里崩一下，刺激一下家属。” 张伟宁的女儿、女婿、外孙女都在MH370上。家中90多岁的老太太常常怀疑儿子张伟宁编造的谎言，“你说孩子出国了，出国快三年也得回来，一封信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女儿一家在顺义有一套房子。张伟宁和妻子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开窗透气，打扫卫生，洗床单、被单，“孩子回来就能住。”煤、电、水费，甚至车位费全给交着。 “我就坚信人在，从2014年3月8号那天，我就跟老伴说，我的第一感觉是人在，甭怀疑。而且失联那天中午12点有个记者就给我信儿了，他就说你放心吧，飞机回去了，没坠，回在哪不知道，反正肯定是回去了。” 他随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信息源的“权威性”：“这个记者资历比较深。” 采访张伟宁时，他的妻子泡了茶，端来一碟切好片的苹果，突然哽咽起来，“你们比我孩子还小呢，我一看你们就忍不住……”她迅速打住，转身背过去。几分钟后，她又对记者说，“你多高？1米68……我女儿也1米68。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女儿也姓张……你们以后常来我家做客，常来我家……” 妻子出门买菜后，澎湃新闻记者问张伟宁，“阿姨一见到跟女儿年纪相仿的姑娘就控制不住情绪？” “肯定了，我们现在早上起来锻炼都很早，八点多钟人家带着孩子出来玩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家了。晚上都是天黑了我们才出去。” “为什么？” “不愿意看到人家带着孩子玩。” 徐京红也有相似的体验，在马路上看见别的母女在一起走她都受不了。“有时候开着车看见了都会控制不住自己哭，也是挺不正常的。” 徐京红的飞机刺青。今年夏天，徐京红纹了一个刺青。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发泄，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就让自己痛好了。”她让刺青师告诉自己哪个部位皮薄，感受更痛，然后决定在前臂内侧纹一个飞机。她故意不敷麻药，纹的时候痛得发抖。去看望父亲时，徐京红特地穿长袖。丈夫发现刺青的存在后，气得立马把手机摔在地上。“他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我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想这样去做。”徐京红挽起袖子，把手臂放在桌面上让我们看。飞机呈降落的姿势，朝向她的心脏。对张伟宁和徐京红而言，生活有点不得不活下去的味道。张家客厅的茶几上、饭桌上、桌子抽屉里放着一排排的药。心梗、脑梗、血压高、尿酸高，各种毛病在失联事件后集中爆发。医生给他们的建议则是注意心理健康。但张伟宁顾不上这些，他仍拒绝和MH370乘客家属以外的人接触，理由是不想“跟祥林嫂似的”逢人诉说不幸。他下定决心，“要一直找下去，直到找出真相把人找回来为止，除非我死了，只要我活一天，爬我也得爬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去找他们要人。” 张伟宁常服用的药。张伟宁觉得找不到孩子活着也没什么希望了，一把药一把药地吃下去保命，也是为了找孩子。徐京红则连吃饭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人要是能不吃饭就好了。死可能是能轻松一点的最好方法，但是不能这么做，有很多责任要去承担，不能这么自私。” “我没有立场去指责别人” 姜辉没有把生活当做负担。陪伴家人和寻找母亲，是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两件事。失联事件后，他和徐京红一样丢了工作，却觉得自己现在才发现了生命的意义。“以前一直是在为业绩、为考核在打拼，但是370事件之后，我一直在想40多岁了，人活着是为什么？我觉得要做一些自己认为真正确和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虽然有失业的焦虑，但这个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照顾家庭。” 12月22日晚，姜辉走进北京地坛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他微笑着打招呼，边坐下边脱下围巾和外套，慢条斯理地叠好，放在他左侧的空椅子上。翌日下午，他会在滑冰馆用同样慢条斯理的动作为5岁的女儿穿滑冰鞋，戴膝盖和肘腕保护套，然后站在滑冰场外的寒气中看着女儿训练。姜辉为女儿穿滑冰鞋。 “需要点些什么喝的？” “我不用。”他拿出一个塑料水杯，里面泡着茶叶。聊天时，他不时打开杯盖喝一口水。偶尔会用手摩挲杯沿，陷入深思。 “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是停止搜索，如果说得更长远一点，我害怕的是我这一生能否等来MH370的真相。我不要带着遗憾和疑问走完这一生，所以我会用余下的时间去推动MH370的搜索和事件调查。” 他希望用家属的诚意来促使官方力量坚持搜索，“光凭我们家属的力量太渺小了。”12月3日，他和中国、法国和马来西亚的几个家属抵达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5天后，他们在马达加斯加海滩上发现了一块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 18日凌晨3点多，姜辉回到北京，6小时后还要送孩子去上课。“走的时间太长了，半个月来她妈妈一个人又工作又带孩子也吃不消。” 整整半个月他都没怎么看家属的微信群。他知道自己又被骂了。群内有家属认为，姜辉去找残骸等于去确认飞机和人已不在了，是对其他家属的伤害和背叛。在家属群的聊天记录里，澎湃新闻看到有人骂了姜辉。上一次因为残骸的事被骂是在去年，获确认的马航MH370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上首次被发现，姜辉和另外两名马航家属去了留尼汪岛，想核实外媒公布的信息。 “有些家属骂我或说过激的话，我能理解。我回北京才知道，前阵子天津有个老太太，她儿子在飞机上，她开始经常自言自语，还进了医院。这些家属都已经伤心成这样了，你不能苛求他们保持理性。我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们说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 但他并非每次都能心平气和地应对家属间的互相指责，七八个家属群里，刚开始他还会和别人互相对骂，“但后来我是不理他们了，没有意义，只能是消耗和伤害自己。”如果是在他自己管理的群，有时候这个家属骂那个家属骂得太过分，他直接把骂人的踢出去。家属间最严重的指责缘于去年年底马航提出的和解方案：马航赔偿250万，条件是免除后续法律赔偿责任，后来赔偿金额改为252万。超过40位乘客家属领了赔偿，与马航签署和解协议。尽管放弃追究赔偿责任不等于放弃追寻亲人下落和失联真相，领赔偿的人还是遭到了部分家属的指责。他们大部分不愿意公开谈论此事，逐渐淡出家属群体。有的减少在微信群的发言，或者不再去空港的家属见面会。少数几个人刚拿完钱便消声匿迹。 “什么数字不挑，偏要挑二百五。”徐京红拒绝了和解，觉得这笔钱是对家属的侮辱。对签了和解协议的家属，无论是徐京红、姜辉还是张伟宁，都经历了从愤怒到理解的心理过程。“有的家庭确实是生活很困难，他需要这些钱继续生存。”徐京红在“生存”这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但有的家庭（记者注：指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是我不能理解的，他们可能想放下它，不再追究了，就是不想再听见这件事了，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有那个立场去指责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虑，你无法完全站在别人的处境去考虑问题。” 生活在继续李成的弟弟李立在国外打工，2014年3月8日到吉隆坡转机乘MH370回国。失联后，李成的母亲整天哭，原本视力就不好的她如今双目失明。李成说，父亲原来是“挺清醒的一个退休教师”，“但是现在见了垃圾就捡到家里，捡的垃圾装了两大车，塑料袋、塑料瓶，别人扔的衣服、鞋子，什么东西都有，基本上失去一个常人的理智了。” 李成把和澎湃新闻的见面地点定在离他所在村口不远的一间十平方左右的平房，说是旧屋在翻修，进水了待不了人。但他们显然并不愿提及旧屋翻新这个话题。李成、李立的妻子刘月华、李成的两个妹妹和李成的老母亲，挤在这间摆了两张床的屋子里。李成说，家里人要么务农、要么打工，经济条件不好。“不拿（赔偿）吧老人身体状况不行，还得住院治疗，拿吧确实不符合我们当时拒领赔偿的决心，很矛盾。拿可以拿，但是我保留找人的权利，我必须保留这个权利。” “会不会因为领钱感到压力？” “怎么说呢，心里反正是很复杂……”几秒钟的停顿后，“现在还不如不拿呢。” “为什么？” “不拿我能继续和姜辉他们一块寻找真相，拿了家属间的指责挺厉害的。我真想去北京，但是从那以后（领赔偿后）有的家属指责你，你去北京没什么意义了。就是像姜辉他们到马达加斯加这些事还有家属在指责，原来我会在群里出面说一下谁对谁错，不要再争执了，现在我不发表说法了，只是默默地关注，但我从心里是支持他们的。” 李立的妻子刘月华说，出事那一年多，她脑子老是记不住东西，“本来是想着要回屋拿什么东西，走到屋又忘记了。”晚上睡觉老做梦，“他在国外给我打电话的情景老是在脑子里转。脑袋里就是想着飞机不可能回不来，飞机是不是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降落了，人是不是在一个森林或者在一个小岛上。” 她语速很慢，眼睛一直看着地上，每回答一个问题要想很久。声音也不大。一屋子的人屏气凝神，刚好能听见她说的话。“我记得一次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转弯时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前面有一辆货车迎面过来，差点碰到一块，我的车就摔了。从那以后就想不能这样下去，要振作起来，如果再出事情的话家里怎么办，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慢慢地开始……开始想要振作起来。” 直到采访结束后，刘月华和李成的妹妹们小声聊天时才面露微笑。两天后的晚上，李成突然给澎湃新闻记者连发8条微信和3条短信，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在文字报道中用化名、视频打马赛克，报道里不能出现真实的地理位置，只能说他是“某省”人。栗二有每个星期天仍拨打儿子的电话。如常替代无常对张伟宁来说，女儿家在顺义有套房子给他打理，算是为亲人的回归留个念想。但亲人有一千多天没有回来的事实仍是他的噩梦，白天他还得在老太太面前强颜欢笑，继续骗老太太说孩子在国外。栗二有则从来没有梦到过孩子。“因为啥，我孩子是搞通讯的，他没有出事之前，每天也是全国各地在转，春节（前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才回家，过了春节初五、初六他就出去了。所以虽然说孩子失联，但是我觉得他还在外边工作。” 他每个星期天给儿子打电话，对“您拨叫的电话已关机”听而不闻，然后对着电话拉家常。选择星期天是因为“怕耽误孩子在外边工作”。 12月6日，栗二有从北京出发，去到马达加斯加与姜辉他们汇合，“一块去找真相。” 刚到马达加斯加圣玛丽岛的海边旅馆，行李还没放下，栗二有就摘下树上的一个野果吃。姜辉忙说，“你别瞎吃，别中毒了。” “我说了他还在那咬、说了他还在那咬。”姜辉回忆。在马达加斯加的沙滩搜索残片时，栗二有突然躺下，对姜辉说你给我拍个照片。栗二有说，果子能吃，躺下感觉沙滩的热量也可以承受，证明儿子像鲁滨逊一样在一个岛上生活着。《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他不记得已经对媒体说过多少次。他总拿马达加斯加跟马来西亚对比，说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气味是好闻的，不像2015年初到马来西亚海岸时，闻到的“呛的人受不了”的腥气；马达加斯加的海水很清，三四十米深的时候都能看到海底，马来西亚的就没那么清。总之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海水就是“凶险呛人”，而马达加斯加呢，“用一个词就叫沁人心脾。” “海水很蓝，圣玛丽岛被绿色覆盖，我的儿子现在就住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岛上。” 12月21日，澎湃新闻记者到栗二有家时将近下午1点，栗二有早已吃过中饭、睡了午觉，正和妻子坐在客厅里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看有没有关于飞机的新闻。这是他们每天必看的频道，除了睡觉和外出，电视就没关过。这天是冬至，他的妻子坚持要热饺子招待记者，“冬至不吃饺子要烂耳朵。”她有些自豪地说，“如果别人家里出什么事，会感觉家里阴森森的，我没有。儿子一年到头出差，我们习惯了。要是不提这件事，我就感觉孩子还是在外面出差的。” 她每天要吃安定药。失联事件发生一年来，她常在睡梦中无缘无故坐起来哭喊，摔手机。第二天栗二有问起来，她自己也疑惑，“我没有摔，我没有哭。” 在妻子彻底摔坏3个手机后，栗二有带她到邯郸市中心医院。那是2015年夏天，妻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女儿、女婿坚持让母亲来自己家住，带带外孙女，分散精力，她的情绪才开始渐渐好转。只是依然不稳定，“小外孙女才两岁大，我也跟她着急，一点小事惹到自己了就发火。” 栗二有也感觉自己身体快累垮了。于是，他强制自己哪怕睡不着也要在晚上两点前睡觉，六点准时起床打太极，中午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午休。 “没有一个好身体，等不回来的。”他用宣布一个五年或十年计划的口吻说。日常 12月23日下午，姜辉开车送女儿去上英语课。这是女儿为准备幼儿园升小学考试报的班。一路上，姜辉让女儿把路上随机碰到的车牌号数字相加，练习加法，又教她用英文念100以内的数字。送完孩子，他开车到民航局，拿出一块20厘米左右的蜂窝状碎片，“这是我们这次在马达加斯加捡到的疑似MH370残骸碎片。” 下午两点半，工作人员收下碎片。姜辉开车接女儿下课，把她送到滑冰馆，陪伴她训练。这时，徐京红已经送完孩子上学并来到北京。她买了汤，送到父亲病床前。晚上，姜辉会在微信上找徐京红聊天，安慰承受着重负的徐京红。时而有更年轻的家属找徐京红，“徐姐我该怎么办。”“我只能安慰她们，抱着她们哭一哭，然后劝她们要坚强，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坚强。” 一位家属的丈夫在飞机上，她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因为职业限制，她频繁出差，没办法常常陪在孩子身边。她经常哭，一些朋友觉得她“没完没了”；而当她在微博上发些快乐的内容，会有一些网友私信：“你老公都没了，你还笑。” 徐京红为这位家属愤愤不平，“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让我们怎么自处啊？” 只有和家属待在一起的时候，徐京红才能放松地哀乐无常。“会一起笑得很开心，也会因为一个人崩溃而大家一起崩溃掉。” 徐京红记得，有一次姜辉喝多了，平日理性平和的他突然嚎啕大哭，“那简直是太恐怖了。”朋友送姜辉回家，他开不了自己家的密码门，他忘了密码。室外有雾霾，门窗紧闭。徐京红点燃一根烟，抽油烟机便又开始工作了。她放了手机里的一首歌，《马航去的地方》。但愿马航你去的地方鱼儿能飞上苍穹云朵为你架起了彩虹但愿马航你去的地方星星化为了玉琼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

这是在去年底破获的一起特大贩婴案。我的同事、记者龚龙飞告诉我，他的采访中最令他难忘的是一个卖掉女儿的亲生父亲的态度。 “在看守所采访杨白华的时候，下雨了，天很冷。在油漆未干的审讯室里，警察站在我身后，气氛显得怪异。杨白华一会看我，一会看他，言语闪烁，他总在说，卖掉孩子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他惟一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是他不识字。但当我说起那个为了卖掉她才生下的孩子，他突然哭了，显得特别伤心。他一直哭了很长时间。” 2016年11月24日零时，一个组建于2014年，覆盖福建、江西、广东、云南等7个省、自治区的特大贩卖婴儿网络被连根拔起，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7名，解救被拐卖儿童36名。历时半年之久的公安部挂牌督办的“7·14”特大贩婴案宣布告破。随着案件的深挖，被解救的婴儿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福建省是这个案件的核心区域。截至到2017年1月中旬，在“7·14”特大贩婴案中，福建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04人，解救儿童27人，其中福州方面抓获了3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儿童7名，他们全部是“亲生亲卖”。 “福建省是该案的主战场。”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打拐队长肖建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福建省历来都是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重灾区”。 “7·14”特大贩婴案网络。制图｜叶雪鸣曾任职于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王锡章在一份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统计了2009年至2014年间，福建省立案的被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分别占全国同类案件总数8％至14％，名列全国前列。其中，89.9％的被拐卖儿童均来自省外，仅10.2％的被拐卖儿童来自福建省内，买方市场的特征明显。已侦破的案件中，拐卖别人的孩子只占总数的27.1％，“亲生亲卖”占到了总数的72.4％，此外盗窃、抢劫、抢夺后再将儿童出卖的情况则占1％。据王锡章统计，2009至2014年间，在福建省被拐儿童中，74％的儿童都被拐卖到了山区的农村家庭。渴望传续香火的爷爷 2017年1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随福建警方驱车前往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的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此次贩婴案中，已抓获的购买婴儿的养父母有三对来自这里。从市区到嵩口镇需要两个小时车程，警车沿着弯曲的山路，越爬越高。这个高山口的古镇还保留着大量的明清建筑和历史遗迹，许多古老的水井边，留有古代府衙刻下的石碑，上书 “永禁溺女”。几百年来，这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然深入民心，而像这样的山区农村，正是大多数被卖婴童的归处。周友良平房的家就在周家祖厝的右边。祖厝是一栋清代建筑，用以祭拜周家列祖列宗，祖厝前的空地上残留着鞭炮的红色残骸，几天前，这里刚举办了一场家族添丁向祖宗报喜的仪式。周友良家的客厅也是他的卧室，房间阴暗，白天也必须开灯。落满灰尘又密集的电线随意地垂挂在一张老旧的年画前。电器和家具都显得很旧，房屋内最鲜艳的颜色来自挂在床架上的一套幼儿秋装，不到30公分长的裤子上有蓝色的、黄色的卡通形象。周友良用手握了一把裤子，面带愠色地转身用方言要妻子把衣服收起来。 “我就一个儿子，小时候没看住，把脑子摔坏了，一直打光棍，今年40岁了。”周友良说到这里时，在旁边收裤子的妻子将目光垂向地板，露出自责的神情， “我们就想找个小孩传宗接代，等我们老了，他也有伴。（2016年）8月左右，林子强到我家，说他有办法，他认识一个朋友叫老黄，他那里有孩子，保证不是拐来的。” 2016年9月18日，周友良带妻子跟着林子强到相距七八十公里的邻县闽清找到了老黄，看孩子的地点被安排在闽清县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老黄在走廊上向周友良介绍说，“这两人是我亲戚的朋友，从云南来闽清打工，挣不到钱，又生很多男孩，准备送人，就收一点生育的钱。” 老黄开价15万。周友良走进逼仄的旅店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上坐着一个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一个黑瘦的青年男子站在边上，两人二十来岁的样子。周友良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个男子的身高和形象让他有些不满意。但当他贴近看到男婴的脸时，孩子用纯净的眼神好奇地来回打量着他，周友良内心的渴望被点燃了。 “他白白嫩嫩的，非常可爱！”周友良伸出手来回地抚摸男婴的脸，老黄在一旁敲边鼓， “养孩子越小越好，这孩子只有37天。” 孩子的五官稚嫩，周友良实在看不出他与自称“父母”的这两人的相像之处，有些担心孩子是拐来的，便伸出手握向这个母亲的乳房，分泌出的乳汁让他确信无疑了。周友良以孩子体重太轻，而且父母身高不够为由，表示想再看看。最后老黄把价格降到了10.8万元。 “他当时算给我听，怀胎十月，按照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算，一共就得4万。怀孕的营养费要两万，坐月子要两万，回云南的路费加上五个介绍人的红包，他就给了一个十万八的钱数。而且小孩亲生父母就在边上的。”73岁的周友良向记者回忆说， “他说这算是生育的费用，不是卖小孩。我觉得说得过去。” 第二天，周友良从自己的退休金积蓄里取出了这笔钱。“没办法，以后我们老掉了，这个家就没了，谁照顾我的儿子？” 周友良给他取名周继传。“这个名字很科学！我们有了他，家庭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了。”他说到这里，布满老年斑的脸露出了笑意。他指着摆放在矮柜上一排空的奶粉罐，“这都是进口奶粉，400多一罐！他胃口好，一个礼拜就喝一罐。”他的妻子拿起一罐，用手指抹开标签上的灰尘，向记者显示标价。“还有，我们都是买溪鱼，加上核桃、莲子，磨成粉，做米糊给他吃。”他的妻子又跑进里屋，搬出磨粉用的石磨展示给记者看。 “他很能吃，才三个月，我们把他从6.6斤养到了18斤。”周友良边说，边用手比划孩子长高后的变化。 73岁的周友良展示他购买的奶粉。摄影｜龚龙飞卖掉自己孩子的父亲 “老黄”真名叫许某春，已退休，退休前在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福利院任副院长。在此案中，被逮捕的永泰县三对养父母所买的孩子都经他的手。在永泰县看守所，穿着囚服的许某春满头白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加入贩婴网络的过程。 2014年，云南文山人侯某正到闽清县打工。在一次饭局上，他认识了许某春，在得知许某是福利院副院长以后，便有意向许某靠拢，送烟送酒。当时，侯某正是看中了许某掌握大量需要收养孩子的父母的信息。一来二去，侯某向许某透露买卖婴儿的意思，起初许某还未退休，还有些顾虑，但侯某向他保证，这是亲生父母卖小孩，没有人会报案，“民不举官不究”，而且他只需要负责市场对接。于是，许某立场松动了。贩卖婴儿犯罪有其特殊性，其过程涉及游说卖方“亲生亲卖”，还要寻找到有“切实需求”的买方，这个过程一般无法由个人单独完成，因此，团伙式作案为该类犯罪的普遍特征。而在巨大利益驱动下，松散型犯罪团伙逐步发展演变为组织化程度高、分工明确的拐卖犯罪集团。拐、卖、运、藏、联系各个环节由专人承担，由此构成庞大的跨地域职业拐卖网络和利益链条。于是，一个以云南文山籍的侯某正、熊某成、杨某华、侯某标4人为犯罪核心，以文山籍父母亲生亲卖为货源地，以福建省龙海市颜厝镇为集散地，通过福州的许某春、李某、陈某龙，以及泉州的梁某匾，三明的巫某珠，莆田的杨某钗，赣州的谭某明、张某生等地市的二道贩子，以及更多的下线逐步完成与买家的联系和中转。至少超过30名婴儿从这个网络被贩卖到福建省内的多个地市，并扩散到江西、广东、浙江、广西等7个省区。事实上，云南省文山地区历来是福建养父母购买婴儿的重要源头。有学者统计，2009年至2014年间，福建省破获的买卖儿童案件中，儿童主要来自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经济欠发达省区，其中云南和贵州占到44.5％，省内跨县市买卖的情形只占到10％。而买卖儿童犯罪发生的“卖方市场”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亲生亲卖”犯罪现象的多发地区，如山西忻州、四川凉山、广西玉林、云南红河、云南文山等地的适龄夫妻已将出卖亲生子女作为一种赚钱牟利的手段，在山西忻州等地甚至出现了 “要致富，怀大肚”的民谣。福建省龙海市公安局的高建财是“7·14”特大贩婴案中漳州案区的专案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伙云南文山籍的犯罪团伙长年聚集在龙海市的颜厝镇。颜厝镇毗邻火车站，这里有许多的小工厂和作坊。颜厝镇的户籍人口有6万，流动人口有两万多人，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多年以来，一直有大量的云南文山籍打工人员来此务工，并且彼此有结社活动，存在老乡网络。他们绝大多人是苗族，一直有斗画眉鸟的传统，每月农历初一，他们就提笼架鸟前往约定的市区公园内斗鸟，由此相互结识，使用苗语交换信息。苗语晦涩难懂，隐蔽性强，我们去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寻找懂得这种语言的警察，也只找到3个。人贩子充分利用这一点，结识老乡中的婚育男女，怂恿他们生孩子换取钱财。” 30岁的杨白华就这样卖掉了出生只有33天的女儿。他从此案主犯熊某手中拿到了2万元现金，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这个孩子就是杨特地生下来卖的。 2015年，熊某在斗鸟场结识了杨白华，杨白华的四只画眉鸟总打败仗，垂头丧气。他心情也很沮丧，不识字，23岁结婚，到漳州后就一直没有挣到钱，也没有回过云南。每隔2年，他和妻子就生一个孩子，在卖掉老四前，他们已经养育了3个孩子。妻子的日常就是带孩子，而杨白华的工作是在工厂里制作木质画框。有老乡主动向自己搭讪，杨白华当然很高兴。熊某到了杨家看了一圈，用嘲讽的语气对他说，“孩子跟着你都没有肉吃，都是吃素的，其实没必要过得那么苦！” 随后，熊某就指出老乡群体中的谁谁谁通过卖小孩过上了滋润的生活，这些话很快就说服了杨白华。熊某还向杨白华保证，就算把孩子卖掉，以后也可以去看孩子，保持联系。杨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里的人更有钱，我卖掉的孩子过的生活更好，就不用跟着我吃素吃苦了，还可以去上学读书。” 拿着卖孩子的钱，杨白华做的第一件事是举家回云南，和妻子领了结婚证，并为3个孩子上了户口。一个月后，他给熊某打电话，提出要去看一眼被卖掉的女儿，被熊某严厉拒绝。对方还恐吓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遭到购买人的报复。此后，杨白华再也没有拨打过这个号码。 2016年11月24日，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被捕的卖婴嫌疑人。左一为杨白华。图｜龙海市公安局 “亲生亲卖”贩婴网络自2009年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以来，福建省破获的买卖儿童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9年的266起，增长到2013年的856起。就在福建警方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被拐儿童的价格也因为“供给”市场的萎缩而不断增长——2009年前后，每个婴儿的“市场价”在2万至3万元之间，如今已涨到8万至10万元，有些男婴价格更是高达15万。一般而言，男童的“价格”高于女童，能达两倍以上，且年龄越小价格越高。这个贩婴网络的上游侯某正负责从老乡处买来婴儿，女婴的“成本价”在2万到3万之间，男婴为5万到6万之间。为了谋取更多利益，有时他也费尽心机自己完成全部买卖过程。他先是通过发彩信将孩子的信息告知“有需求”的家庭，如果能够将买家引到他所在的漳州交易，他往往约定在漳州市区的龙江大桥附近的开阔地见面。亲生父母先将婴儿送到侯家，侯的妻子再将孩子带到龙江大桥，以避免亲生父母知道最终卖价而反悔，或者跳过他，与买家直接交易。而如果在外地交易，他必须寻找一对年轻健康的男女冒充生父母，其中女子还需要在哺乳期。如果亲生父母在场，往往交易成功率和价格会更高一些。在许某春已认罪的四起案件中，“货源”全部来自侯某正。许在第一笔买卖中拿了4000元介绍费，随着“行情”看涨，到了第四笔买卖，他获利2.65万元。整个过程，他只需要完成与上游和买家的联系，很多交易在一天内就完成了。正如侯某正游说许某春时所说的那样，“亲生亲卖”案件，往往是“民不举官不究”，父母通常就在案发地生育转卖，案情很隐蔽，又缺乏报案主体，此类作案网络侦办难度大。 “7·14”特大贩婴案被发现，并最终被破获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2016年4月下旬，一个村民在闽西某乡镇派出所躲雨。他在与片警闲谈中说起，不知是谁走漏了自己没有孩子的信息，他收到一个江西赣州人发来的带有男婴照片的彩信，其中有男婴父母的照片，配上有关亲生亲卖的文字。村民对片警说，他怀疑收到的是诈骗短信。片警不动声色地记下了电话号码，将这个线索上报。很快，这个线索引起了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注意，该号码所有人、江西赣州人谭某明进入了警方视野。在婴儿贩子发送的彩信照片中，婴儿的照片都经过轻微的美化处理，显得圆润可爱。婴儿父母的照片中男性是站立姿态，女性则是哺乳姿态，但同一对“父母”往往配对了多位婴儿。据此线索，福建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警方追踪到的情报显示，2016年5月7日，谭某明将带着买家前往某处进行交易。自赣州到漳州的高速公路卡口的监控视频记录下了谭某明等4人驱车前往福建省龙海市境内的情况。下午，他们又按原路返回赣州，高速路卡口的监控视频清晰地捕捉到轿车后排中间位置，出现了一个婴儿的面容。视频中，婴儿哭啼不止，陪同的一对中年男女频繁地将婴儿抱起，有些不知所措。第一个疑似被拐卖婴儿出现了。刑侦总队根据情报研判，认定这是有组织有分工跨区域的贩卖婴儿团伙。经过警方历时两个月的秘密调查，由谭某明这一点开始，一个涉及全国7省区98个嫌疑人的贩婴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而其中69个嫌疑人在福建省内。 “2016年 7月14日，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了立案，又将情报下发到各涉案地的公安机关。”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打拐队队长肖建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26日，肖建羽将潜伏在龙海市颜厝镇的22个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交给了该镇派出所所长梁白一个人，要求他想尽办法对这22人的住所、车辆、活动范围进行调查，并且要求高度保密。 9月底，福建省厅汇总各地情报，认为该案件涉及多省区，涉案人员众多，抓捕与解救难度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身份难以确认；此外，案件时间跨度又有3年之久，而且主犯团伙一律用苗语沟通，加大了侦查难度，因此亟需云南警方的支持。 10月22日，公安部“打拐办”在云南昆明召开“7·14”专案协调会，将福建省公安厅掌握的犯罪线索移送至云南、广东、江西等地公安机关，并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一个月后，公安部统一收网，大案告破，被解救的36名婴儿按规定送到各地市的福利院寄养。孩子的归宿在哪里周友良家买下的周继传就是上述36个婴儿中的一个。孩子被解救了，但新的难题也出现了：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是否能找到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位于山区的县级政府并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院，或没有条件寄养幼小的婴儿，但这些地域往往又是贩卖婴儿案件的多发地。这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在办理实际的贩卖婴儿案件时，大多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与买主签订寄养协议，由其暂时继续抚养，不少婴儿最终是以继续留在买家家庭而不了了之。 2009年，在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的大背景下，一些地区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福建省宁德市破获一起拐卖（贩卖）儿童案，解救了6名婴儿，公安机关拒绝了养父母提出的寄养要求，但当地又没有条件安置这些婴儿，于是公安机关被迫租用了某小学的一间教室，雇佣了两个保姆来照顾他们，警方却未料到此事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批评。到了2011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在政策上允许被拐儿童在未找到亲生父母的前提下，交由买方父母继续抚养的情况成为历史。这一年7月，为了打击“买方市场”，公安部颁布新规，规定打拐解救中没有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不得再送回买方家庭抚养，而是要被寄养在福利院。但是，这些被解救的婴儿进入福利院后，却又面临着无法被收养的难题。在现有的《收养法》中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且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才能够被收养。被父母卖掉的孩子既不属于孤儿与弃婴，也很难找到亲生父母证明其有抚养困难，他们的血样纳入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也不会有回应，因为生父母几乎不可能报案自首。因此，这些被父母“亲生亲卖”的孩子只能在福利院中成长，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5年。2015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明确将这些在《收养法》规定之外的孩子纳入了收养工作的程序中。 2016年11月24日，福州警方就向当地福利院提供了打拐解救儿童临时照料通知书，由福利院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同时，将7名儿童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比对。30天后，他们并没有找到亲生父母，一张暂时未查找到生父母的证明又寄到福利院，再由福利院在报纸和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发布寻亲公告。又一个30天之后，福利院就将为他们办理入院和落户手续。接下来的一年中，公安机关若仍未能查找到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就要出具查找不到的证明，福利院收到证明后，对于符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就可以为其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父母了。这次案件中有7名被解救的婴儿被安排在福建省某福利院，他们已经进入了新的《通知》所规定的流程。 2016年年末，这个案子一经公开，收养了孩子的相关福利院的院长就接到很多要求领养的电话。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这7个婴儿就会进入新的家庭。不过，也有人还在发愁，漳州市福利院院长谢俊波就是其中一个。在他所在的福利院，有13个孩子完全满足领养的条件，也有13个想领养孩子的“爱心家庭”等着他们，但这13个家庭中就有12个家庭被一条规定拦住了：新的《通知》对父母收养条件列有8项标准，除了在年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家庭关系等方面以外，还要求养父母要有大专以上文凭。谢俊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收养孩子的人都在40岁以上，有多少人能够上大学？他们都很爱孩子，经济情况也不错。这点要求太严苛了，有些不近人情了。” 有罪的养父母近年来，拐卖儿童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关注，屡禁不止的拐卖儿童案件也引发众怒，“要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人贩子和收买父母都应该被重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2015年6月，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在微博上回应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我赞成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定罪。刑法如果通过这一修改，对于打拐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助于消除买方市场，从源头减少拐卖犯罪发生。” 他所说的法律条文是指《刑法》原第241条，其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法条的初衷是在贩卖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出于对儿童未来成长的考虑，鼓励购买者善待儿童。但支持修法者认为，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买方市场的保护，只要买方市场存在，贩卖儿童有利可图，卖方市场就不可能消失，这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在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第241条做出修改，对凡是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一律做出犯罪评价。但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禁止和定罪就能解决的社会难题。很多养父母不惜以身试法出重金购买婴儿，其背后既有强大的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因素，也有政策限制养父母无法通过合法渠道收养孩子的原因。陈建国是《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购买婴儿的养父母之一。43岁的陈建国是福建永泰人，独子在2015年清明节死于一场车祸，年仅20岁。陈建国夫妇试图再生育，却因为年龄偏大，一直怀不上孩子。他们也曾试图到当地福利院申请收养一个有疾病的孩子，愿意花钱给孩子看病，但终因程序复杂和漫长而放弃。于是，在人贩子的游说下，陈建国从儿子的死亡赔偿金中拿出了10.8万向老黄买了一个男婴。在婴儿完成体检后，陈建国要求这对亲生父母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在复印件的空白处，这对父母写了一份赠送协议书，内容是保证孩子是亲生的，不是从别处拐来的，保证不反悔。文中并没有涉及任何买卖与钱的字眼，甚至没有留下陈建国夫妇的名字。而在落款处，刚刚年满20岁的亲生母亲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陈建国夫妇给婴儿起名叫“陈枫”，精心地照料孩子近半年之久。 “我们连尿布都买最好的。”陈建国说。在《中国新闻周刊》与陈建国夫妇见面的饭店里，饭店老板的手机里存有她曾经录下的一段视频：2016年的秋夜，陈建国夫妇带着孩子到店里休息，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衣服，瞪着大眼睛在陈建国的大腿上又跳又笑。陈建国夫妇俩也跟着哈哈大笑——这个幼小的生命似乎正在抚平这个中年失独家庭的创伤。采访时，陈建国的妻子反复看着只有几秒钟的视频。她边哭边说，“你们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吗？我们很想去看一眼，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现在陈枫长得那么快，我可能都要认不出他来了。我们还是想让他回来，这个孩子不给我，难道别人会对他更好吗？” 也有很多家庭买孩子是出于更现实的考量。2014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专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在城乡经济转轨中，利益纠纷最为剧烈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女性的弱势地位非常突出：在一些农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中规定，出嫁、离婚的妇女不能享有土地承包权；有些地方少分或不分承包地给妇女；有的地方规定如果妇女出嫁、离婚或者丧偶，随即被收回承包地。因此在农村，通过买男童来保障家庭在土地权益分配中的利益，成为一些未能生育男丁的家庭的选择。 “很多事就是合情不合法，我们在情感上很同情他们，但他们还是会被检察院起诉，被判刑。”永泰县刑侦大队队长黄修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周友良家采访结束时，女主人突然拉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手，眼泪哗哗流了下来，她手抹眼泪，然后迅速地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次拉住记者，哭着说， “我们是农村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犯法了。你能不能让他们把孩子还给我们，犯法了我去坐牢，老周可以把孩子养好养大，我们真的很喜欢他，我们也不要那些钱了。” 而根据2015年8月福建省民政厅下发新的《通知》中，关于收养申请人的否决性标准共5条，其中第二条为有买卖、虐待或遗弃儿童行为的，以及第四条有犯罪记录的都不具备收养申请标准。这意味着，周友良家将永远无法收养“周继传”。一系列新的难题有待解决，案件审理依然在艰难地推进。许某春总以自己年纪大了很多事记不住为由拒绝回答关于具体案情的问题；警方怀疑莆田的杨某钗贩卖婴儿人数有15名之多，但她概不承认；许多儿童还未能得到解救，诸如某人贩子供述了自己转卖了6名婴儿，但目前一个都未找到…… 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队长陈绕德表示：“我们要求各地公安不要松气，继续深挖案件，给犯罪分子应有的惩罚。”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2日总第793期《中国新闻周刊》，标题《追踪“7·14”特大贩婴案》，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周友良、陈建国、林子强、杨白华等为化名今日，一封标题为“关于宁泽涛返回海军队训练的函”在网络上曝光，这封公函证实，宁泽涛已被国家队开除。这事的发生发酵历时已久，可参看米格尔街在奥运期间发的文章《宁泽涛无缘决赛的结局，问题或许并不出在比赛本身》，了解他与游泳中心过节产生的详细过程。米格尔街每天一个特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