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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温单亲妈妈疫情下欠租华裔房东拆掉门窗逐客

　　育有两孩的单亲妈妈Jamie Hemson说因为欠租而被逼迁。(CTV电视图片) 　　枫树岭(Maple Ridge)一名华裔房东，被指以拆卸门窗的方法，对欠租的房客进行逼迁。　　据CTV报道，枫树岭一名单亲妈妈Jamie Hemson与两个5岁及13岁的孩子居住在一栋出租屋之内。但她与配偶刚刚离异，而且因为疫情而无法工作，故此7月与8月都无法交租。　　但她的房东上星期趁她不在家，将房子内外所有门窗都卸走。　　当她回家时，还以为遭人爆窃。事后才知道是房东所为;房东此举让她感到受到重大侵犯。　　为了确保她与孩子的安全，她不得不借钱僱人把门窗以木板封起。　　到了晚上，她总要从室内把门板以螺丝钉钉紧，外出时又要从外边把门板钉好。　　而张姓(Zhang音译)房东则认为，这户房客最好搬走。　　房东与租客都说，会通过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解决这场纠纷。

6年前
租客法案正式通过，房东变得更加弱势？

租客法案正式通过，房东变得更加弱势？这次的疫情其实是个压力测试，很快就鉴别出家庭财务的健康程度。房东群体中，家庭财务状况弱的，债务负担大的家庭，则赶紧去请迟付房贷，申请政府财政援助，可见房东并不是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富裕殷实，其实很多房东也是如履薄冰。家住北边的小C最近终于舒了一口气：房客一次性支付了一千多块。尽管后者拖欠房租还有几千元，但比起前阶段每两周还个500、600的，还是让小C看到了希望。随着安省重启进程的加快，房客终于也恢复了工作，并在还款方面态度更加积极。小C觉得自己还算没赌错：首先对方确实有还款意愿，其次对方也开始复工，加快归还欠款和支付未来的房租有一定程度保障。当时如果迅速开了N4而使双方关系恶化、对方关闭沟通渠道的话，那后果还真无法预料。当然，像他这种情况，已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而现在，同时身为房东和房客的小C，又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昨日，安省房东/租客法案正式获得通过。省府为稳定本省住房租赁市场，将对非法驱逐行为加大罚款，并要求房东在考虑驱逐之前，必须对还款协议（repayment agreement）进行研究。该法案名为《保护租户和强化社区住房法》（Protecting Tenants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Housing Act），已经省议会通过并获得御准（royal assent）。上述措施已包含在法案当中。该法案已修改《住房租赁法》（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和《住房服务法》（Housing Services Act）相关内容。此次变动将以如下方式，令租客免受非法驱逐，并令纠纷变得更容易解决。首先，若租客并无过错，但遭到房东驱逐（no-fault eviction），房东必须赔偿一个月房租。其次，若房东在装修或维护之后，不准许租客回迁，或房东恶意下达驱逐通知（eviction notice issued in bad faith），安省租务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可要求房东赔偿租客多达12个月房租。再次，若有违法行为（offence），个人所受罚款将翻倍至5万元，而企业所受罚款将翻倍至25万元。除此之外，该法案可将租务委员会的纠纷解决程序变得更为简约和现代，并在不举办正式听证会情况下，鼓励大家用其他手段来解决问题和达成协议。从即日起，租务委员会必须考虑到，若房东因疫情缘故，无法收到房租，那他在下达驱逐通知之前，有无试图和租客达成还款协议。同时，部分纠纷如租客拖欠水费和垃圾费（utility bill），将改由租务委员会而非小额诉讼法庭（Small Claims Court）负责。您看看这标题：保护租户。敢情上来就已经定义租客群体为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了。在安省，其实租客才一直是受保护的对象，房东则是各种疑难杂症的试验品。对既当房客又当房东的小C而言，则理论上存在一个“对冲”的可能性，无论是房东还是房客，只要有重大举措，他都有可能依样画葫芦地传递给另一方，平衡得好则没有什么压力，否则就是老鼠拉风箱-两头受气了。疫情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存在房东比租客过得好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要交地税、还贷款以及支付其他相关费用，房东的经济条件往往比租客更加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地高喊“保护租客”、“Keep your rent”简直类同于谋财害命，你可以适当减免房租，但因此拖欠房租不还，那么于情于理都是无法容忍的。何况正常情况下即使失业还能拿2000元，支付一部分房租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房客却有不同的看法。房客认为，受到疫情影响，造成的数月失业之后，许多租客无法负担房东提出的还款计划。即使新法规对房东的罚款，也将无助于阻止房东驱逐租客，该法案本身反而比以往更容易驱逐租客。房东很快就可以收回这笔钱，因为在将目前的租客赶走后，他们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空置单位的租金。多伦多的租客甚至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废除COVID-19禁止驱逐令，因为一旦8月1日取消该禁止驱逐令，许多房客可能会被赶走。这个新法一出来，房客不满的同时，房东更是感觉自己的地位又有所下降，法案的各项重点条例都以和稀泥为主，并没有什么切实有力的手段来保护房东的合法权益。在疫情期间遭受租客大笔金额欠租、甚至拖欠水电费等恶劣行为的房东，看到这样的法案可能又要摇头苦笑了：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途径来要回自己的房租嘛！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安省租客的利益要高于房东利益！现实就是如此无奈，如果你实在忍不下去，何不摇身一变也去租一套房过过房客瘾？

6年前
后续! 大温独立屋火灾：谋杀母亲、弟弟、继父！

人间至惨莫过手足亲子相残，在大温地区的兰里市，一宗火灾背后居然是谋杀母亲及兄弟姐妹三宗杀人案。警方今日公布，6月13日火灾中发现的三宗尸体已经确定犯罪嫌疑人——一名24岁男子，已于7月10日被拘捕，被控三宗2级谋杀。 6月13日晚，兰里的一栋独立屋发生火灾，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往火灾现场。当他们到达时，发现火焰已经从房子中冒出。到达现场后，警方先发现有1人死亡，身上还有伤痕，怀疑是谋杀，此人后被确认为该房屋的住户。随后，警方又在该房屋发现两具尸体。当时，警方还在该住宅中发现一名幸存者，警方表示该男子状态良好，能够自己离开现场。警方与这名男子进行了交谈，从他那获得了不少信息。当时，警方表示，并未将该男子视为犯罪嫌疑人。今天（7月13日），联合凶案调查组表示警方已就此案进行了控罪。 24岁的嫌疑人已经被捕归案，并面临三项二级谋杀罪的指控。3个受害人分别是嫌疑人的母亲、兄弟姐妹及他母亲的男朋友。目前尚不清楚遇难者是如何被杀的，凶杀案综合调查小组也没有说明大火是否是造成死亡的原因。 “我们能分享的信息是，从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的检查来看，死亡时间并不是很长。”警方表示。 “关于该案的细节现在将在法庭上呈现，因此我们目前无法提供这些细节。能确定的一点是，设法离开该房屋的男性与被控的男性为同一人。” 他补充说，警方认为当时4个人都住在家里，死亡和火灾与“家庭纠纷”相关。嫌疑犯已经于7月10日被捕。

6年前
加拿大各大机构20亿无人认领！这钱不会是你的吧？

许多加拿大人经过几个月COVID-19病毒肺炎疫情的折磨，发现银行账户里的钱变少了，因为自己或者是因为疫情而没有了工作收入、或者是工作收入明显减少。而与此同时，随着政府的各种抗疫补助项目实行后大量支票被寄出，加拿大国税局和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原来就存在的大量现金没有人认领的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国税局加拿大国税局手上有约10亿加元的退税支票和社会福利支票没有被兑现成现金。这或者是由于纳税人丢失了支票，或者是因为搬家后没有及时通知国税局其新的地址。为了帮助处于这种情况的加拿大人找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钱，加拿大国税局今年2月份推出新服务、帮助加拿大人查找自己名下是否有加拿大国税局寄出却没有被兑现的支票。加拿大国税局强调其支票永远不会过期。加拿大国税局这一服务推出后三个月，已经有26万张、总值6379万加元国税局开出但没人兑现的支票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手里有8.88亿加元无人认领。加拿大各商业银行无人认领账户里的钱在十年后会上交到中央银行手里托管，现金少于1千加元的托管时间是30年，超过1千加元的托管时间是100年。加拿大中央银行提供网上查找的信息服务。不少加拿大人名下有未兑现的政府支票 / THE CANADIAN PRESS/Jonathan Hayward 负责提供失业金、退休金和老人金的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手里有价值1.33亿加元的30万张支票无人兑现。想查找自己名下是否有失业金、退休金或老人金支票没有兑现的加拿大人可以拨打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服务电话。省政府项目如果你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或魁北克省居民，这三个省政府提供帮助省内居民查找自己名下是否有亲友留下遗产的服务。这三个省政府把没有留下遗嘱的过世者名下的工资、保险金、退休金、信用社的存款等钱财收集起来，等待有继承权的人来认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无人认领财产机构提供的数据现实，BC省有1.64亿加元的财产等待认领。比如，一位去世者留下了190万加元的财产，由于没有遗嘱结果变成了无人认领财产。虽然加拿大其他几个省份也准备成立类似的遗产认领项目，但到目前为止非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的居民需要自己对有关的公司、企业、机构逐个进行查询，以寻找自己名下是否有可能属于自己的遗产财富。

6年前
符合条件快填！说不定$400就到手了！加拿大邮政面临集体诉讼

在过去几个月中疫情不断推动大家网购剁手而吐槽最多的就是--慢！先来感受一波群里关于加拿大邮局送货的纠结~ 有人总结：这也太慢了而且是又慢又贵！虽然疫情造成员工短缺大量网购造成包裹高峰这些确实情有可原。。。但是有人不买帐了！一项针对加拿大邮局的集体官司已提出诉讼，如果你在2020年3月14日以来有过网购或寄包裹支付加急运务费但是却没在在保证的时间收到快递~ 那你就可以申请赔偿！赔偿金高达$400。这项诉讼已于7月6日正式向加拿大魁省最高法院提出。旨在为已支付了加急运费但没能按时收到包裹的人们索取赔偿。根据向法院提交的文件包括Priority™，Xpresspost 和ExpeditedParcel在内的多种快速服务因保证按时交付，所以收取的价格也更高。正因为加拿大邮局有此保证所以如果你在承诺的日期内没收到那么就有权索偿。不过，有争议的关键在于加拿大邮政早在2020年3月18日就宣布，由于COVID-19病毒大流行，所以暂停这项承诺。而集体诉讼则认为，加拿大邮局突然暂停承诺是未经警告或者消费者同意的举动。自3月以来，加拿大邮局拒绝对晚到快递退还任何费用。然而诉讼称，尽管有很多新闻稿解释会有交货延迟的现象，但是加拿大邮局官网却依然展示交货时间保证的详细说明。只是解释送货延迟是因为：包裹数量已如圣诞季高峰所以，这份集体诉讼称加拿大邮局 “已经并继续向顾客收取已经不能承诺的服务费” 为补偿受到影响的顾客诉讼状要求加拿大邮局赔偿所有加急运费的服务索赔还要求向每位顾客支付$400的赔偿罚款来弥补对顾客造成的麻烦和不便。此金额还包括了额外的利息。虽然目前这个集体诉讼人在等待法官的授权不过收到影响的顾客已经可以注册申请了！上LambertAvocatInc.网站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即可， https://lambertavocatinc.com/class-action-canada-post 表格需要手机的信息很简单，包括：名字，住址，电话，公司还是个人快递方式，包裹延误描述，是否曾选其他快递。最后祝大家都能拿到应有的赔偿！

6年前

文|盛梦露编辑|冯翊 12月18日，“江歌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进行最后一天庭审。控辩双方将针对上一周呈现的证据和证人的证词，进行辩论、总结。针对陈世峰，检方提出求刑20年。该案将在12月20日宣判。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教授、日本法文化学会会长王云海预测，按惯例，日本法庭一般都在检察求刑的范围内量刑，一般是求刑刑期的8成，这个案件被告人不会被判超过20年的监禁。王云海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4年赴日本留学后在校执教至今，他指出，在日本，判20年就跟无期差不多，因为获刑“无期”的罪犯一般也在监狱待25年。此前，江歌案已进行了5天的庭审，控辩双方的论辩依据、策略已得到充分展现，这些将是影响陈世峰量刑的重要因素。陈世峰的悔罪行为能否让他获得轻判？如果他在法庭上说谎是否会加重刑罚？陪审员如何影响判决？如果受害方江歌的母亲江秋莲不服判决，能否上诉？今天控辩双方进行辩论、总结之后，法官与陪审员会针对“有期”多少年再商议，“法官可能会给陈世峰判15-18年有期徒刑，”王云海说，“如果不服判决，江秋莲不能以个人名义上诉，只得由检方提起上诉，上诉原则上只有1次。” 一、关于定罪最有可能判“故意杀人罪”，但不排除判“故意伤害致死罪” 后窗：根据目前庭审情况，陈世峰可能被定什么罪名？王云海：我认为被告人被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比较大，轻一点则是“故意伤害致死罪”。两者的区别在于，“故意杀人罪”有罪犯杀人时既有客观的杀人行为，也有主观杀人故意的因素。“故意伤害致死罪”则指罪犯只是想伤害但误杀了被害人的情况。辩方主张陈世峰此举为“杀人未遂“，我认为不应该如此定性。在日本，“杀人未遂”和中文的字面意思相近，意指没能成功杀死对方，但日本还有一种情况与中国不同。日本刑法上有个概念叫“法律错误”或“事实错误”，就是人已经死了，但行为人还误认为他没死，去杀害他，这时也叫杀人未遂。如果要陈世峰的行为要被定性为“杀人未遂”，前提是致命伤是无意中造成的，并造成了杀死对方的事实。本案中，陈世峰说，他以为受害人没死而继续杀死对方（刑法上这叫“认识错误”），但法医已经证明，陈世峰杀害江歌时是有杀意的，江歌死前抵抗了至少5次。尽管陈世峰对此有辩解，但法医的证词更有说服力。我认为，他适用这种解释的可能比较小。后窗：为什么说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更大？王云海：检方的举证胜过辩护一方，案发那天被告的装扮、活动，研究室的刀具，几乎得到全部重现，证明他有预谋蓄意杀人。对此，辩方没有更有力的证明，只是提出口头辩驳，物证很少。但检方对杀人动机、刀的所属的证明稍弱，仍有小概率定罪为“故意伤害致死罪”。（陈世峰送检）二、关于量刑 A、“日本没有减刑的概念，判了几年，就是几年。” 后窗：检方提出求刑20年，你认为法官会怎么考虑？王云海：20年是日本有期徒刑的上限。按惯例，日本法庭一般都在检察求刑的范围内量刑，一般是求刑刑期的8成，我认为，本案的罪犯最多被判18年的监禁。由于法院内部的判例材料我们不知道，很难做一个全国的比较，只有个例，根据我的经验，日本基于感情纠纷杀人的案件中，被害人是一个人，犯人岁数比较年轻、没有前科、又是中国人，这种情况，无期是比较重的量刑，轻的话15、16年。后窗：有期徒刑在量刑上为何有20年的限制？王云海：一般认为，刑期上，20年就跟无期差不多了，获刑“无期”的罪犯一般在监狱待25年。日本的法律规定，无期徒刑者，10年后可以申请假释，但一般要等到服刑25年后，假释才可能获批，20年的“有期”基本和“无期”接上了。后窗：有期徒刑有减刑的可能吗？王云海：日本没有减刑的概念。判了几年，就是几年。判了无期，你一辈子就是无期徒刑的罪犯。只是可以申请假释，就是可以去外面服刑，但依然不是完全自由，需要保护观察、限制行动、警察监视。刑期三分之一后可以申请假释，很少允许假释，一般不假释，服刑二分之一、三分之二才可能获得假释。没那么容易放出来。后窗：量刑的考虑因素有哪些? 王云海：主要围绕犯罪行为本身展开。一是犯罪性质。陈世峰大概率会被判定为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二是动机。此案杀害动机证明不太充分。如果判死刑，那么会特别重视论证犯罪动机。从今天的庭审来看，检方没有求刑死刑，所以过去庭审中没有过多论证。三是手段。此案中陈世峰刺了江歌十几刀，情节恶劣，显示了强烈的杀死江歌的主观欲望，如果说虐杀是最恶劣的话，这种情况就属于第二第三位；四是结果，这一点是确定的，只杀死一个人，犯罪结果不算重大。量刑还会考虑其他因素，如被害家属的感觉，社会影响，犯人的年龄、有无前科，犯人犯罪后的悔改情况等。后窗：这些因素在法庭审判前的讨论中会有怎样的影响？王云海：这很难说。首先会有主审法官在合意时讲他的意见，案件事实是什么、过去同类案件的判决是怎样的等等。他会声明，作为法律既要考虑案件的特殊性，也要考虑判例的一致性，并在这个范围内量刑。然后法官和陪审员们再商议。这次检察官提出求刑20年，那么“有期”是多少年还需讨论。投票的最终结果，需要混合多数才能决定。例如3个法官6个陪审一起投票，投票多数中至少要有法官在里面。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要求决定必须全体一致，但实践上已逐渐形成这个趋势。 B、“一般来说有陪审员参与的庭审，量刑会重” 后窗：陈世峰的“中国人”身份会对量刑产生影响吗？王云海：考虑外国人来留学遇到困难没有跟父母商量的机会，没有帮助，从而走了极端，可能会有这个同情心。后窗：江歌母亲的450多万死刑请求签名对量刑有影响吗？王云海：影响不太大，日本主张司法独立。法学院教育的第一条就是，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不受情感和他人观点的影响。法官也会告诫陪审员这一点。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例如，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和陪审员很犹豫到底判他死刑还是无期，这个时候，签名将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只是众多参考要素中的一个。后窗：庭审中的陪审员如何影响量刑？王云海：日本从2009年开始实施陪审制度，有这样一个倾向，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的量刑比专业法官的量刑稍微要重一点。这种倾向没有具体量化数据来说明，但在日本有几个案件，一审中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判的是死刑，但二审专业法官量刑后改判无期，相反的情况几乎没有。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陪审员不是专业人员，更多的基于感觉感情判断，看着被害人特别难受可怜，他们会觉得应该判重一点。法官就考虑法律规定、以往的判例，尽量克制自己的感觉。但这种倾向不是特别明显。（日本法庭。资料图片）三、关于判决 “即便证实陈世峰说谎，也不会加重刑罚” 后窗：陈世峰的悔罪会影响判决吗？王云海：依照强调“更生”（即中国所说的“改造”）的原则，判刑时会考虑他有没有改造好的可能性，反悔情节，是减刑的考虑因素，具体有多少影响还需要法官和陪审员定夺。后窗：在庭上痛哭流涕算反悔吗？王云海：法定的减刑要素包括：自首，配合警方破案，实施犯罪后的态度。痛哭流涕这类悔罪是辩护时常用的策略，但量刑仍主要按犯罪事实来，其他都是次要因素，很小的要素之一。后窗：如果证实陈世峰说谎，会不会加重刑罚？王云海：不会。法院就是要给被告人一个辩解“抵赖”的机会，被告人说的话，不能成为证据，只能是一个辩解，可信才会是证据，狡辩不能成为重判的理由。你好好承认，我可以轻判。说谎行为不会加重判决，这是日本刑事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后窗：陈世峰多反问、辩驳，不直接回答检方提问，这会影响判决？王云海：庭审不是逼嫌疑人交代什么，只要与案件有关，法庭都会允许的。被告人的态度不会成为量刑的因素，但如果在法庭上威胁法官、证人、被害人，或有意陷害、侮辱，会加重量刑。（日本媒体画面中的”陈世峰“）后窗：日本的死刑判决多吗？王云海：日本还没有废除死刑，但它在死刑判决和执行上很慎重。一年中，多的情况也就十几件，超过20件就是大新闻。一年最多也就执行2-3个死刑，有的年份可能一个都没有。日本慎用死刑，一方面是追随世界废除死刑的潮流，一方面是日本就有慎用死刑的传统。因为死刑是针对自己国民，是同胞要慎重，而一旦有错案，就不可翻案（日本战后有6件死刑冤案）。 1950年代以后，日本就是这种状况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死刑判决大幅度减少，“奥姆真理教”事件后，日本社会普遍觉得刑法太轻，增加了一些死刑判决，现在，又有减少的趋势。后窗：说到死刑，大家都会提到“永山基准”。王云海：永山死刑适用基准，是1983年日本最高法发布的适用死刑标准。总结起来，适用死刑的客观根据，有9项12个要素： 1、犯罪行为的罪质。 2、动机。 3、样态（杀害手段的执着性、残酷性）。 4、结果的重大性（杀害人数）。 5、被害遗嘱的感情感觉。 6、社会影响。 7、犯罪人的年龄。 8、前科。 9、犯罪后的状况（救人、逃跑）。法院经过考察后，如果认为犯罪责任确实重大，无论从罪刑均衡的观点（犯罪和刑罚是平衡的对等），还是一般预防的观点看，都不得不判处极刑时，就可以判处极刑。也就是说，原则上不判死刑，例外才判死刑。法官先从不判死刑为出发，最后发现无论怎么看，都太恶劣了，没办法了，才判死刑。四、关于庭审辩护 “辩方律师强调刘鑫是否关门，可能试图想把她搞成污点证人” 后窗：如何看待辩方的辩护策略？王云海：有一点我认为很不妥。在辩护中，辩方过分强调了案发时刘鑫是否关门这一问题，这不是本案的构成要件。但是辩护人一直在花时间问这个问题，这样做的意图是把刘鑫搞成污点证人，以证明刘鑫在说谎，显示陈世峰在说真话。我认为，是辩方知道中国媒体的动向，知道刘鑫的心理压力，利用这一点，对证人造成巨大不利。这样的辩护策略将来会在刑事辩护引起讨论，我认为这存在伦理问题。后窗：为何法官和检方都允许他这样辩护？王云海：这显示了日本法庭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和了解，对这一做法持容忍的态度，是不是合适以后还有讨论。后窗：陈世峰的律师在法庭上流泪，这种情况常见吗？王云海：律师在法庭上过于诉诸感情很少见，作为专业人员，他应该清楚犯罪事实是主要依据，不要求助于舆论氛围和其他要素，但他似乎对此期待太大。后窗：这样做对量刑会有影响吗？王云海：不一定。甚至过分强调氛围、感情可能引起法官反感，适得其反。律师的策略方法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必须说，作为职业人员，这位律师尽心尽力，值得尊重赞赏，尤其是辩护杀人案。学界、实务界正在形成的共识，律师界应秉持“充分有效辩护”伦理规则。如果律师只是装样子，这可以成为被告上诉的有利理由。五、关于上诉如果不服判决，江歌母亲个人不能上诉，由检方决定是否上诉后窗：如果江歌的母亲不满判决结果，是否可以上诉？王云海：江歌母亲作为个人不能上诉，上诉必须跟检方表达她的上诉希望和提议，最后检方决定是否应该上诉。检方根据法院判决依据的事实和量刑，看是否合法，是否遵照以往的判例，觉得差不多的话也就不上诉了。后窗：最多能上诉几次? 王云海：原则上只能上诉一次。如果涉及重大的事实误认，重大的违反宪法内容问题，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但这很难。对被告人来说，上诉比较容易，对检方比较难。后窗：“江歌案“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江歌母亲在网络上公开了刘鑫、陈世峰个人信息。王云海：江母特别值得同情，但在日本，擅自在公开场合提供公民信息是违法的。在日本，任何一个公民，包括被害人都没有对嫌疑犯询问、追究责任，没有私自辱骂指责的权力。网络暴力也是违法的，有问题一定要诉诸法院、司法机关。后窗：有人抱怨，这次庭审对媒体的公开程度不够。王云海：恰恰相反，此次庭审，应该说日本法庭对中国媒体网开一面，在日本，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是不能被媒体报道的，法庭会给相关媒体终止报道的命令。但这次对中国媒体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媒体有些做法已经构成违法。例如，有媒体把“被告人辩解说刘鑫递刀”的事作为事实报道了，刘鑫完全可以以“名誉侵害”要求民事赔偿。后窗：证据不完全公开给旁听人员的做法也是惯例吗？王云海：是的。这有两个考虑：一是保护当事人隐私，二是怕对旁听人员形成心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