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川普多次要墨西哥政府出资兴建边界围墙，以遏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但如今却自己打脸，将先拨付墨西哥2000万元，以协助遣返无证移民。 川普总统几年来多次矢言要墨西哥负担兴建美墨边界围墙的经费，如今却自己打脸，将先拨付墨西哥2000万元，以协助遣返无证移民。 川普屡次允诺要墨西哥政府出资兴建边界围墙，以遏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但墨西哥政府视此为侮辱而强烈反对。 白宫近期发给众院的通知显示，川普政府打算从外援资金拨款2000万元，用以协助墨西哥支付遣送1万7000名非法移民搭飞机或巴士离开美国的费用。 这笔钱将协助遣返来自中美洲的无证移民，其中大多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凯蒂‧沃德曼(Katie Waldman)说：“我们正与墨西哥当局密切合作，对抗边境暴增的拘留人数，并确保合法入境者获得妥善保护。” 沃德曼说，本月从美墨边界闯关的无证移民家庭数量增加38%。 纽约时报指出，这项计画已在政府内部辩论数月，也是川普政府重新规画数十亿元基金用以挹注边境政策等要务的计画之一。 当局尚未规画去年众院核准的近30亿元外援，这笔经费广泛获得两党支持，其中协助稳定叙利亚并赞助巴勒斯坦学校及医院的数亿元款项已规画。 政府官员已多次表示不会依据众院规画的优先级使用这笔经费，但白宫往往不会宣布如何运用这笔钱；当局对于众院通过数十亿元外援，却不愿挹注移民要务而感到挫折。 纽时指出，这笔外援款项将由国务院转给国土安全部，再交付墨西哥。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恩格尔(Eliot Engel)说：“众院原本是希望用这笔经费协助社区处理犯罪、贪腐等主要挑战，而非用以资助政府的遣返活动。” 恩格尔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国务院认为可以忽略众院，将此款项用以挹注遣返工作；我将尽我所能阻止。”

星期一早上7点31分，加拿大移民局的网站服务器瘫痪，造成用户无法访问。这一问题直到下午6点10分才得到解决。而这已经不是移民局网站第一次遇到长时间故障，在今年早些时候，移民局网站曾因技术故障停置长达四天。 一天的时间或许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很短，但是对申请签证、移民、以及其他移民相关业务的人们来说，这一天的影响可谓巨大。一些人因此错过了自己的班机，被迫取消原有的行程，或者开始担忧自己移民申请是否会被影响。 在推特上，有数百人向加拿大移民局表示自己的愤怒。一名名为Stefy Hilmer称，自己因为加拿大移民局的故障错过了两次航班，并且错过了价值高昂，期待已久的业务培训。 Hassan Feroze正在申请自己的永久居民资格，而这一起突发的故障让自己错过了提交材料的最后期限，他焦急地在推特上询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移民局发言人称，他们正在调查这起事故影响的具体人数。在服务器故障期间，移民局的诸多网上业务无法使用。但移民局确认这起故障的原因是系统硬件故障，而非黑客攻击。 移民局并没有确认是否会为误机的乘客提供赔偿，在声明中仅提到，对造成的不便表示遗憾。目前移民局正在着力于将大量的业务移动到在线网站上，然而，这些故障将影响工作的效率及可靠性。 对于那些因故障错过申请截止日期的人们，移民律师建议，将故障发生时的场景截图，再与移民局官员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因故障导致的问题。

加拿大难民申请听证会的等待时间在过去两年增加了三成之多，目前的审理时间需要20个月。这是因为超过30,000名寻求庇护的难民通过未经许可的过境点抵达边境，这给该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IRB)对移民数量感到不知所措，这导致他们只能完成非法进入魁北克省的27,674份庇护申请中的15%。从2017年2月到2018年6月期间，大部分过境点发生在魁北克省并且难民们大部分都选择同一个地点：靠近St. Bernard-de-Lacolle的一个区域。     由此产生的积压案件增多，这使得寻求庇护的难民队伍不断壮大，人数不断增多。根据1985年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辛格(Singh)的判决，加拿大境内的所有难民申请人都有权进行口头听证。   在美加边境非法越境的寻求庇护的难民，他们最终面临与所有其他难民申请人相同的问题，例如：他们是真正的难民吗?他们担心在本国遭受迫害吗? 等等。IRB的数据显示，最终案件中不到一半的难民申请者，也就是1885人能被接纳为魁北克省的合法难民，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加拿大所有难民案件的比例。   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只有少数被拒绝难民身份的人被驱逐出境。 CBSA表示，自2017年4月以来，在这些通过非法入境魁北克省的难民中，只有157人被驱逐出境， 也就是说大约每200人中只有一人被驱逐出境。据CBSA称目前他们正在审核另外582人，这些人也正在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结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表示，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已将2017年4月非法入境的32,173人中的398人驱逐出境。其中146人被遣返回美国，其余人则被驱逐到包括海地在内的53个其他国家(53 )，哥伦比亚(24)，土耳其(19)和伊拉克(15)。   难民律师Lorne Waldman表示，相对较少的驱逐出境仅仅是该系统的一个指标。他说：“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案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通过系统。因此，一年前来的人，如果系统有效运作，他们应该排在系统的最后，如果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但边境局势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难民决定系统带来了压力。难民申请听证会的预计等待时间目前为20个月，这个数字远高于在难民涌入之前的2017年9月的16个月，以及2016年9月的14个月。     自去年以来，已有数万人涌入加美边境。最初，许多边境过境者是海地人，他们是在2010年海地大规模地震后获得的临时保护身份(TPS)而生活在美国的难民。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打算终止对海地人的保护时，在那里的社区传播说，如果他们向北前进并进加拿大，他们可以在加拿大申请到难民身份。   但这样的申请并不简单，并不是说这些难民到达边境，然后申请难民就可以了。由于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被这些难民认为是安全的理想居住地，所以两国政府制定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安全第三国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两国有权力拒绝通过官方过境点过境寻求庇护的难民。但是，由于该协议仅适用于通过官方入境点入境的人，所以难民们可以通过非官方，也就是非法过境的方式来到加拿大。因此，正是由于这个漏洞，成千上万的难民来到了加拿大。   今年在圣伯纳德德拉科勒(St. Bernard-de-Lacolle)过境的新的一批难民：尼日利亚人，他们都持有效的美国签证。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尼日利亚人选择以美国签证而非加拿大签证旅行。但沃尔德曼先生表示，美国签证比加拿大签证更好用，因此许多尼日利亚难民获得访客签证并用它们飞往美国。然后他们向北前往魁北克边境，进入加拿大并申请庇护。   今年早些时候，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和政府高级官员前往尼日利亚直接向美国官员提出关于签证的问题。胡森先生说，尼日利亚政府还承诺，即使他们的国民从美国边境的官方入境点过境到加拿大之后，尼日利亚政府也不鼓励其公民在加拿大申请庇护。   2017年2月至今年6月期间，IRB已经在魁北克省完成了4,181份边境检察官的庇护申请(目前没有更多的数据)，其中只有45%(1,885人)通过申请。另有1,614件索赔被驳回，682件被放弃或撤回。   所接受的索赔数量远远低于加拿大所有难民申请的接受率。截至6月，IRB批准了自2012年12月15日以来所有处理过的庇护案件中的7,687件中的7,831件(占57%)，其中包括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的难民提出的申请。另有55,567件索赔仍在审理中。 2012年之前，当难民确定系统发生重大变化时，少量的难民申请单独记录在案。   作为2018年联邦预算的一部分，政府投入了7200万美元在IRB，用于多雇用64名工作人员，以加快处理时间。蒙特利尔难民律师米切尔戈德伯格表示，由于政府将更多资源用于此事，他乐观地认为，难民申请的处理时间将开始减少。   但是保守派反对派却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驱逐程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如果难民选择用尽其所有上诉权，选择对被拒的移民申请进行上诉。保守党移民评论家Michelle Rempel说：“我们的难民申请制度，导致我们的难民申请案件积压多年。这使得我们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系统，去审核并驱逐那些没有合法理由留在加拿大的人。这样的效率是完全不合理的。”   然而，NDP移民评论家Jenny Kwan说，Rempel女士担任内阁部长的前保守党政府也应该为IRB的延误负责。她说 “从保守党到自由党，这个制度已经存在很多年的压力。历届政府都没有相应地为IRB提供资源，以便他们能够完成工作，“   在此期间，等待申请结果的难民不得不寻找住宿，这导致数千人前往多伦多。在那里，该市已经支付了大部分难民住在酒店房间，宿舍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费用。渥太华承诺支付5000万美元用于支付各省的费用，这其中，魁北克省收到3600万美元，安大略省收取1100万美元，马尼托巴省收取300万美元。但多伦多和安大略省一直在敦促联邦政府支付更多费用，省级进步保守党政府要求偿还2亿美元。   瓦尔德曼先生还表示，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IRB的延误问题，因为漫长的等待成为了这些非法难民的护身符。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在加拿大度过多年，因为他们的申请一直存在于该系统中等待被审核，这使得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生活在加拿大。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收到举报和联邦执法机构开始对爱德华王子岛省企业移民项目存在弄虚作假问题进行调查后，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星期三宣布取消企业移民项目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PEI 省政府经济发展厅厅长Chris Palmer / Julien Lecacheur/Radio-Canada 取消项目 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经济发展厅厅长Chris Palmer承认，这个省政府提名企业移民项目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出现了不少问题。 不过Chris Palmer说在取消这个项目之前会在9月20日进行最后一次企业移民项目的抽签，选出最多10名企业移民申请人进入筛选审批程序。 而且在取消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企业移民项目后，企业移民仍然可以来爱德华王子岛省，只不过该省将采用与加拿大其他省份相同的标准，不是像现在这样人都不用来PEI、只需交20万加元就发放移民签证，而是要在该企业移民申请者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创立的企业成功运营至少一年之后才发给移民签证。 蒙羞 爱德华王子岛省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认为，省政府取消问题太多的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企业移民项目，是为了在法庭开庭审理爱德华王子岛省企业移民诈骗案件前做完清理门户的工作；因为这一法庭审理过程几乎可以肯定会曝光该企业移民项目更多的问题，让省政府进一步蒙羞。 加拿大边检局Canadian Border Services Agency今年6月份对爱德华王子岛省2位中国移民涉嫌移民诈骗开始了调查。 CBC 边检局指控 调查人员指控这两位中国移民在过去四年中弄虚作假、利用其在爱德华王子岛省的房产地址为462名中国大陆人士申报参加企业移民省政府提名项目；在明知这些中国大陆移民申请者不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居住的情况下、谎报他们在PEI省居住、并要在该省开办公司企业移民创业，从而骗取移民身份。 在加拿大边检局6月份开始这一调查前两个月，加拿大边检局已经对两名在爱德华王子岛省首府Charlottetown开汽车旅馆的华裔居民提出移民诈骗犯罪指控。CBSA提交给法庭的文件显示，566名移民申请者以该汽车旅馆为他们的居住地址向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申请移民身份。 爱德华王子岛省保守党领袖James Aylward抨击执政党管理的企业移民项目漏洞百出、弄虚作假严重，成为移民界业内人士的笑柄。 量高质低 虽然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过去就已承认，其接受的企业移民中的许多人拿了移民身份后并没有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开办企业，但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经济发展厅厅长Chris Palmer仍然认为，移民为爱德华王子岛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过去十年中，加拿大人口最少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实行了积极的移民政策，使该省成为加拿大十个省中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 根据2016年7月到2017年7月的统计数字，爱德华王子岛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人口增长率达到1.71%，这在加拿大各个省份中位居榜首。同期加拿大全国平均的人口增长率是1.22%。  

虽然近年来移民越来越热，但是移民的生活有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有很多移民在来到梦寐以求的国家后，发现找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有些移民哀叹到，他们带着工作经验和教育学历来到加拿大，却发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依然很难。随着失业率的降低，他们希望雇主能够多考虑雇佣移民。 周一，在Coquitlam Public Library举办的招聘研讨会上，大约有50名左右的新移民，带着他们修改过的简历和自荐信，开始在他们工作多年的行业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一位在印度教了10年英语文学的大学教师Jasleen Bindri表示“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经历。我认为，你越是希望拥有一个加拿大工作经验，但是却越是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S.U.C.C.E.S.S.(一个专门支持新移民的多文化组织)表示，Bindri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她还表示，如果移民不能完全做出劳动力贡献，加拿大的经济可能会衰败。 克服困难 Bindri现在是不同组织的志愿者，希望能在加拿大获得一份工作经验。 Riddhi Sawant，同样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她在游戏设计方面获得硕士学位，也从事过电脑绘图。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教育学历能让她获得就业机会，但是她就是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 Sawant解释到“好像在加拿大就业，会有一种文化上的障碍。但是我觉得雇主应该多考虑一下雇佣移民”。 对此，S.U.C.C.E.S.S.阻止的主管Ryan Drew也同意。她表示“目前加拿大的失业率很低，雇主们需要关注所有的劳动力来源。可能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雇佣新移民。” Drew还表示，新移民之所以在就业方面有困难，是因为他们要克服一些障碍，比如他们持有的是一些非加拿大的证书，或者加拿大官方语言说的不太流畅等。 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新移民克服这些困难。

这种小聪明或许能得逞一时，但一旦露馅，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震惊全加的史上最大移民诈骗案宣判已经过去了3年，这段时间，随着上千个移民申请个案的审查，越来越多华人为了移民而编造出的谎言浮出水面。 一边给女儿买奔驰 一边给儿子领牛奶金 去年9月，孙披龙（Pi Long Sun）和妻子王英（Ying Wang）的上诉被驳回。他们是在2001年通过投资移民登陆加拿大的。但是自2012年以来，孙披龙只来过加拿大两回。王迅案曝光后，这对夫妇被禁止入境加拿大。他们雇佣了律师打官司上诉，力求留在温哥华。 他们的律师辩称，这对夫妻不该被禁止入境，他们在加拿大有成年和未成年的子女，而且他们在中国的家乡城市接近朝鲜，“朝鲜和美国之间的核冲突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和艰难。” 然而，这一说法被法官驳回。“中国那么大，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核冲突是个威胁，他们为什么不搬到中国其他地方去住？” 2015年，这对夫妻给花了61000加元给自己在UBC大学读书的大女儿买了一辆豪华奔驰轿车。然而，这对出手阔绰的夫妻，当年报税的全球收入数额，却是加拿大政府给的牛奶金，720加元。 列治文餐厅老板花30万 将移民局玩弄于股掌之中 为了骗过加拿大移民局，一些人无所不用其极。陈志华（Zhi Hua Chen）为了让移民局相信他一直住在加拿大，于2009年花30万加元为家人购买了圣基茨和尼维斯（St Kitts and Nevis）的护照。此后，他每次出入境加拿大，用的都是不同名字的加勒比护照，以为这样就可以骗过加拿大政府。 然而，随着王迅案的曝光，陈志华也原形毕露。 移民局官员留意到，陈志华在加拿大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他在大温列治文拥有一家鲍鱼餐厅，并且参与房地产买卖。 去年9月，陈志华对禁止他入境加拿大的上诉被驳回。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只好跟他一起放弃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5年只在加拿大住了33天 买了5栋房 61岁的戴西文（XiWen Dai）自称是王迅案的受害者，说他长期不在加拿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习俗要求他在家乡为去世的老母亲守孝3年。 移民局的聆讯官说：“他模糊的证词不足以让我相信，有这样的文化习俗义务存在。” 结果，戴西文没能避免5年内不准入境加拿大的命运。 在判决前的5年中，戴西文只在加拿大住了33天，他的妻子、2个儿子和6个孙子都是加拿大公民；他在加拿大拥有5处房产。 丈夫中国捞金 妻儿加国享福利 在加拿大，有不少移民夫妇分居两地，丈夫在中国工作挣钱，妻子和孩子住在加国。范水金（Shui Jin Fan）和胡晓梅（Xiao Mei Hu）就是其中一对。 在未住满规定时间的情况下，范水金聘请王迅帮他更新了枫叶卡。2015年，他被移民局官员抓到造假，不得不放弃了永久居民身份。仅仅3个月后，他带着一块价值53000加元的新手表入境加拿大，但隐瞒未报关，这一举动造成他被判禁止入境加拿大。 不过，他的妻子胡晓梅由于一直留守加拿大，所以已经是公民。她向移民局申请丈夫再次移民加拿大，遭到拒绝，随后上诉，今年1月份被驳回。 从此，夫妻持不同国籍、分居两地成为永久的命运。而现在，胡晓梅的儿子也紧随其父亲的脚步，放弃加拿大身份，搬回了中国赚钱，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留在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局在这对夫妻的裁决书中说，他们的行为代表了一种家庭的生活模式：“丈夫在国外工作，配偶和孩子住在加拿大，并从加拿大的社会福利中受益，比如医疗保健、教育和儿童福利。” 坐拥温哥华1000万豪宅 却在中国领着加拿大的低保 49岁的李晓庆（XiaoQing Li）的丈夫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全家在2006年的时候移民加拿大。登陆了之后，只在温哥华小住了10天后，便全家返回了北京。 王迅帮助李女士编写虚假的工作证明，装作她一直在加拿大。李女士先汇款给王迅，然后王迅再给她开工资单和T4表格，然后再报税。 不仅如此，“机智”的王迅还给李晓庆开了较低的工资，以此来达到领取加拿大福利的标准。这样一来，李晓庆不仅获得了“工作”，保住了移民身份，还能在中国领取加拿大的低保福利。 法庭文件还显示，李晓庆在温哥华曾花800万加元购入一套豪宅，同时还有投资多个房产，到2017年，房子的评估净值超过1000万加元。 这样一位身价千万的女富豪还在领取着加拿大的国家福利。 李晓庆上诉后对法官称：自己不知道王迅给自己的工作是造假的，说自己被王迅欺骗，希望法官原谅。 但是法官看到她1000万的豪宅，和她和老公在中国的收入每年早50-80万加元后，认为她是王迅的同谋，不存在欺骗。 虽然2014年，她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了加拿大，打算长期居住，而她的丈夫已经放弃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过上了太空家庭的生活。 李女士再次上诉对法官说，希望法官以人道主义和爱心的理由驳回遣返令，她的孩子已经在这里上了4年的学了。 但是法官相信，凭他们的财力完全可以让孩子在中国上高级的国际学校。于是驳回了诉讼，维持遣返原判。 华人千辛万苦移民之后，竟以这种形式被遣返，不禁令人唏嘘。这种小聪明或许能用得了一时，但一旦露馅，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加拿大BC省华裔无牌移民顾问王迅（Xun Wang，音译）已被提前获释回家，但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移民诈骗案风波未了。王迅的前客户们，为了能保住自己的移民身份，同移民部打起了上诉官司，列出了各种奇葩的理由，只为了能留在加拿大。   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导：王迅案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诈骗案之一。他的移民公司在2006年到2013年期间为1600人办移民，申请永久居留权或续枫叶卡，提供从假入境证明到假工作的“一条龙”服务，非法牟利1000万。2015年，王迅被判7年监禁，并罚款近一百万元。2017年年底，王迅获有条件保释，提前出狱。 王迅获释，并不意味着这起案件已经了结。那些被卷入此案的人（多是从中国来的富人）仍在为自己的加拿大移民身份而上诉打官司，但到目前为止获胜者寥寥无几。《南华早报》通过调阅法庭文件，向人们展示了这些富人为了能保住身份，对法官、移民官说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欺骗性的、彻头彻尾的奇怪借口”。 61岁的戴某（Xi Wen Dai）曾是王迅的客户。在2015年之前的5年中，他只在加拿大住了33天。不过，他在加拿大拥有5处房产，其妻子、2个儿子和6个孙子都是加拿大公民。 王迅案东窗事发后，戴某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而展开上诉。在移民法庭上，他将自己描述成王迅案的受害者。至于他为何只在加拿大待这么短的时间，其理由竟是“按照中国传统，要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 不过，他的说法并未打动移民法官，最终被取消移民身份，而且5年内不得入境。 孙某（Pi Long Sun）和妻子王某（Ying Wang），2001年通过魁省投资移民项目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自2012年以来，孙某只访问过加拿大2次，但是通过王迅以为造假手段保持了移民身份。 在2015年，孙某给在UBC念书的女儿购买了一辆价值6.1万元的奔驰，但是那年他向加拿大税局所申报的全球收入，只有政府给的牛奶金（720元）。 王迅案曝光后，孙某夫妇接到遣返令。为了保住身份，他们将官司打到联邦法庭。 孙某通过律师辩称，他们在中国的家乡靠近朝鲜，一旦朝美两国爆发核战争就会给让他们无家可归，所以不应该被禁止进入加拿大。 法官没有接受他们的理由，表示他们如果害怕核战争，完全可以搬到中国的其他城市，仍然维持了他们的遣返令。 据悉，王迅的前客户中已有200多人失去或自动放弃了永久居留权或国籍，另有400多人被调查。王迅入狱服刑近三年后，对这些人的调查和遣返仍在继续。他们中只有相当小的一的部分，通过上诉保住身份。大部分人身份不但被取消，还收到了若干年不得入境的禁令。

加拿大政府在一宗诉讼案中向最高法院表示，国际法并不要求在加拿大出生的婴儿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一观点与近期保守党旨在杜绝生育旅游（birth tourism），禁止“双非婴”入籍的政策不谋而合。 据加通社报道，全球只有34个国家实行落地国籍，即只要在当地出生即自动具有该地国籍。加拿大是其中之一。然而，近年来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已经修订或终止的落地国籍。 在审讯俄罗斯间谍的两名在多伦多出生的儿子是否可以获得加拿大国籍时，政府表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给予不合资格的人自动落地国籍，他们也没有义务这么做。 “只有34个国家不论父母的国籍如何，给予自动落地国籍。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国际法惯例的理由。” 自由党政府的表态与此前有很大的反差。 此前，反对党保守党通过一项政策决议，要求政府颁布法例，不再给予在加拿大出生的双非婴儿加拿大国籍，除非在加拿大出生的婴儿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保守党党魁谢尔（Andrew Sheer）表示，该政策的目的之一是阻止那些仅仅为了给孩子一个加拿大国籍而来的孕妇。 随后移民部长胡森的发言人就批评这是倒退。杜鲁多的秘书Gerald Butts也表示保守党的这项政策错了。 然而，联邦政府提交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则强烈建议，自动落地国籍这一概念不是法律的基石，即使实行落地国籍的国家也会有各种例外和限制。 联邦政府的代表律师在间谍之子国籍一案中表明，这两位出生在多伦多的间谍之子Alexander和Timothy Vavilov不能获得加拿大国籍。文件称：“国际法并没有要求加拿大按出生地给予国籍，更没有要求给予外国政府职员的子女国籍。” 报道称，最高法院将于今年12月聆审此案。 早在两年前，保守党华裔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提议限制“双非婴”取得加拿大国籍。时任移民部长麦考廉（John McCallum）驳回了这一提议，并称美国、墨西哥等国实行落地国籍。麦考廉说，虽然存在一些生育旅游的个例，但是要求父母一方必须是公民或永久居民才能给予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国籍的做法，是对加拿大现有入籍政策的重大改变。

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项目9月5日进行了最新一轮抽签，3,900名申请人获得移民邀请(ITA)，创今年以来单轮抽签签发ITA数额最多，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继续保持今年以来常规抽签最低的440分。至此“快速通道”进行了18轮抽签，保持在每两周进行一轮抽签的节奏，已向58,600申请人发出了移民邀请。 加拿大移民政策——本轮加拿大EE捞取看点 本次邀请，打破了自从6月13日以来捞取人数维持3750人的趋势，同时从下图可以看出，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年每次对EE项目捞取人数的增幅要么是250人，要么是250人。从今年1月10日的捞取2750人，到9月5日已增长到捞取3900人。整个趋势的变化是从年中6月13日起，邀请人数上涨到3750人，并且邀请最低分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440分。 加拿大移民政策——2018加拿大EE捞取人数与2017年同期对比 从今年1月起至9月5日，加拿大EE共捞取18次，总人数已达58600人；2017年的前18次共捞取57,751人。然而从月份上对比，从2017年年初至2017年9月初，加拿大联邦EE共捞取63,717人，要比2018年9月多捞取5177人。 2017年共发布86023分邀请，由于2018年的目标捞取人数比2017年多，因此今年总的捞取人数仍有机会超过2017年。  

  (美联社) 由于担心享有联邦补助，川普政府可能拒绝给予绿卡，因此有愈来愈多合法移民，放弃为稚龄子女购买婴儿奶粉和健康食物的政府补助。 华府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3日报导，白宫官员正研拟的一项有关“公众负担”(public charge)的移民方案，主要影响已经在美、正申请绿卡的合法移民，以及正申请合法入境美国者，白宫希望在期中选举前提出此案，以提振共和党选民的热情。然而此方案也会影响到希望未来申请永久居留的无证移民，因为此政策改变，将扩大“公众负担”的定义。 地方卫生机构表示，在新闻披露白宫可能打算拒绝给予享用政府福利的移民合法身分后，已接获许多合法和无证移民惊惶失措的电话，要求放弃加入“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计画”(WIC)。至少18州的相关机构发现，登记参加该计画的人数骤减20%，他们研判此改变主要源于对移民政策更张的恐惧。 这些机构指出，川普政府尚未正式实施上述政策，却已吓得移民家庭不敢再使用这些服务。 维权人士说，此政策改变可能使得更多美国出生的新生儿，出现体重过轻和其他健康问题，除了不利于公共卫生，而且可能使医疗支出增加，浪费纳税人的钱。WIC造福约半数美国出生婴儿，提供怀孕妇女和家有幼儿的家庭折价券(又称奶票)或福利卡，让他们得以购买食物和婴儿奶粉。 由于WIC的受益者是婴儿，他们绝大多数为在美出生的公民，是政治争议性最少的社会福利，也被认为是川普政府最不可能删砍的计画。 全国WIC协会总监葛勒威说：“最令WIC相关机构忧心的是，该计画原本为的是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却因法规变更、政治氛围影响，令符合享用该计画的民众却步，势将对这些婴儿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后果。” 依照实施超过一个世纪的联邦移民法，若潜在移民或外籍访客可能成为政府重大负担，官员可拒绝其入境美国。不过至目前为止，相关官员通常把焦点放在需要现金救济或长期医护照顾的人。但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鹰派鼓吹将对象扩大及于有意使身分合法化的移民，及其享有的更广泛范围的政府福利，其中包括粮食券、启蒙教育(Head Start）、医疗补助计画(Medicaid)和WIC等补助。 无证移民不符合多数政府补助的资格，但上述构成公众负担的对象扩大，适用范围可能及于移民家庭所有成员。例如过去一名母亲申请绿卡时，她本人享用政府福利可能受到调查，而根据新提案，她的子女若享有医疗补助计画或启蒙教育补助，也将成为她接受绿卡审查的负面因素，即使她的子女为美国公民。 川普政府官员辩称，他们只是为了厘清和执行现有的移民法律。联邦移民及公民服务局((USCIS)局长西斯纳本月初表示：“此目标不是为了减少移民，或残酷无情地拒之于门外，或杜绝依亲移民。”他说，政府正研拟的法规“合情合理”，并将经过完整“适当”的法规制定程序。 即使川普政府还在研拟移民法规的变更，已有官员开始采行新限制。今年1月，国务院指示各使馆和领事馆，在核发签证时，须检视申请人是否可能享用美国政府的营养和医疗补助。移民律师目前正密切注意，国务院的新指导方针是否致使更多因公众负担因素签证遭拒的案例。

　　曾几何时，加拿大永久居民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特权”。他们笃定的一点是：拥有了加拿大绿卡，人生夫复何求? 　　一位曾经费尽心力来到加拿大拿到枫叶卡后，如今这位客户却要放弃永居卡了，来回十年中是什么让她改变了最初的梦想? 　　我们问她这十年对加拿大最大印象是什么事情?她说是温哥华机场。 　　我们又她还有没有比温哥华机场还要记忆深刻的事情?她说是温哥华机场的海关移民局! 　　以下是她的自述!   　　这十年为了保枫叶卡不停地飞来飞去，而且每次到了机场以后都被叫进海关的移民局去问话，比如说你为什么又回国了?你为什么不住啊?你到底住不住啊?后来问烦了干脆改飞多伦多去换换手气，没想到到了机场又被叫进去了，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看来加拿大的移民官这个标准化培训做的真不错!在多伦多机场的移民官是个老太太，看来像是巴基斯坦那边的人，问完后还发表了一下评论，说真不理解你们，当年拼命地来，现在又拼命地走，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这话说的也对啊，不过这也不怪我们啊，移民之前想象到的那些便宜都没占到，比如说工作权利，这个应该说是枫叶卡含金量最高的权利了，但是当地的华人报纸，招聘的广告从头看到尾看起来能应聘的也就是大润发超市里的收银员这个职位了，免费教育呢这个倒是货真价实的，但最近看报道工校温哥华的老师总是罢工也受不了啊。像免费的医疗和福利，这个当然是不错了。不过这个问题，要是有人和你说你支付22万加币，我们管你未来的疾病和养老，估计第一个要问他的是你是哪家保险公司的?所以说呢，工作、教育、医疗、福利这些便宜都没占到，还背上移民监这个负担。感觉加拿大移民就有点类似于收购国有企业的股份，看起来有很多便宜可占，其实占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坑。 　　从客户 的自述来看，放弃枫叶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移民监难座，2017年就爆出消息，有6500名中国人放弃加拿大绿卡，那么都有些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人选择放弃加拿大永居身份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无法满足移民监 　　加拿大现行政策保留永居身份时要满足居住要求的，加拿大联邦规定需要5年内要在加国住满2年才能保住身份!很多拿到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没法满足这居住条件要求。 　　自由党执政后，十年无限次往返的加拿大旅游签证成为了中国人前来探亲游玩的最佳途径。 　　足够长的单词居留时间和长达十年的有效期，让很多频繁往来于中加之间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获得枫叶卡，甚至没有必要坐移民监来保住枫叶卡。 　　毕竟并不是所有移民都能完全和中国说再见，很多人需要两边跑，甚至有的人绝大多数事业是在中国。如此一来，十年旅游签证比枫叶卡灵活度更高。 　　不用纳税 　　加拿大的税率之高人尽皆知，空中飞人们更是知道这一点。于是，变成非税务公民，用旅游签证往返中加之间，将事业放在中国，这似乎更有“钱途”。 　　气候和节奏也不得不提 　　并不是每一个来到加拿大的人追求的都是事业和教育，不在少数的人都是纯粹从生活角度出发而选择移民。但来到加拿大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比如，先前就听闻加拿大气候寒冷，但没想到是这般寒冷;先前了解到加拿大看病难，速度慢，没想到慢到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有时候，放弃的理由并不要多么高深，一句“我不喜欢加拿大的生活节奏”也可以让一个人选择离开。 　　编者说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放弃枫叶卡的理由，要小编说每个人适合的移民方式不同，加拿大现如今很多省份的投资移民政策难度并不小，符合要求的投资人其实不算太多，怎么选择加拿大项目是个技术活，以免移民过去又想放弃劳民伤财! 　　看到这里到底如何放弃枫叶卡? 　　根据规定，移民部收到“主动抛弃永久居民身分”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且书面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的永久居留权即被取消。 　　为方便有意放弃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人士，联邦移民部近期推出IMM5782表格，允许新移民主动抛弃永久居民资格，且无论人在海外或境内，均可邮寄申请，且完全免费，只要移民官书面审核通过，申请人的永久居民身分立即失效。 　　如果加拿大不是你的“菜”，那么就不用勉为其难地咽下肚。

一名中国女子申请加拿大工作许可和多次入境临时居民签证，但是在今年初被加拿大驻北京的签证官拒签。不过，当事人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后，近日成功获得联邦法官的批准。 根据加拿大联邦法院的法庭文件，这位女子来自中国苏州，她的履历包括2003年至2017年在苏州一间移动通信公司任职支援助理，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在沈阳一间职业培训学校进修，获发住家保姆的证书。2018年1月，她在苏州当住家保姆。 之后，她通过移民中介申请加拿大临时居民签证，并称她与温哥华的一位华人女雇主签了两年的合约，去那里做住家保姆。 申请人提交了自己的教育资历，包括完成中国大学本科学位以及6个月的住家保姆培训证书等。 申请人还提交了之前获得的加拿大多次入境临时居民签证复印件，时效长达7年，以及护照上2016年至2017年间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的出入境章记录。 同时，在雇主方面，温哥华的华人女雇主育有一名10岁孩子。她需要一位住家保姆每周一至五，每日上午7时至11时以及下午3时至7时照看孩子。 雇佣合约上有清楚公平的工作计划，包括上学前和放学后照顾孩子，以及上学时间处理一些家务和做饭等工作。 女雇主存款高收入低 申请人还提交了雇主2016年报税评估书，显示其年收入超过3万加元，以及雇主在蒙特利尔银行的账户资料，显示有30万加元的资产。 雇主还接到Canada Service的通知，称她提交的劳工市场影响评估（LMIA）申请符合临时外劳项目的申请要求。 一切文件都准备就绪，然而今年3月1日，加拿大签证官却拒绝了申请人的签证申请。 签证官怀疑双方的雇佣关系是否真实，并认为华人女雇主的收入太低，并没有足够财力付薪。 签证官指出，虽然银行账户显示雇主有一大笔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来源不明，可能未必是可提取的。签证被拒后，申请人提出了司法复核申请。 联邦法官今年8月在温哥华对此案作出审理，法官指出，签证官在裁决时没有向申请人提供公平程序，使得申请人和雇主没有机会回应签证官提出的财务问题，因而认为签证官的决定不合理，批准申请人的司法复核申请。 法官已要求由另一名签证官重新考虑这名女子的签证申请。

8月22日的移民部快速通道抽选共发出有3750份邀请，上线分为440分，是2018年度上线分的最低水平。截至至22日，2018年共有三次抽选分数均为440分，而22日的抽选结果，无论是分数还是邀请总量，均与两星期前的抽选持平。 快速通道系统主要用于三个联邦移民类别的候选人档案管理 – 加拿大经验类别，联邦技术类及联邦技工类别。 综合排名系统(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CRS)对申请人进行打分排名，根据得分从高至低，定期向系统内的候选人发出ITA (Invitation to Apply,邀请申请)。 2018年2月21日11点28分03为该次抽选使用的决选日期，意味着所有在此时间前在已在系统中建档的且获得至少440分的候选人将在该轮全部获得ITA。 加拿大移民部自6月13日的抽选以来，每轮的ITA总量均保持在3750份，加上抽选周期固定在约每两周，故此可能使上线分达到440分这一较低的水平。 注：5月30日的抽选为指定移民类别抽选 快速通道内的候选人可以通过数种方法提高自己的分数，例如取得省提名(有600分加分)。在2018年，快速通道关联的省提名项目可以说是非常热门。 IRCC在2018年至今共抽选了17次，发出了共54700份ITA，较2017年头17次抽选发出的54487份ITA多。但应该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期比较，截止至2017年8月IRCC共发出了60742份ITA，比今年多出6042份ITA。 2017年共发出85023份ITA，超过了2015及2016年发出ITA总和的一倍。考虑到加拿大2018及2019年的配额目标，预计2018年 全年ITA总量应能超过2017年的水平。 下方假设例子描述了月22日获得ITA的候选人： 小王和小李是一对夫妇，两人各有本科学位，并工作了8年。小王是金融机构的研究员，而小李则是教师。他们各自的雅思分数每项均达8分。小王今年34岁，小李今年29岁。两人从未在加拿大工作或学习。因为小李较为年轻，能获得更高分数，于是两人以小李为主申请人进入申请池。他们的分数为440分，足以在近期的快速通道中选中。 一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移民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David Cohen说到“CRS上线分持续保持低水平的原因是自6月以来的较大量抽选。未到年底，情况依然会有所变化。从2018和2019年较大配额出发，估计在快速通道在秋季会继续保持活跃。  

加拿大一名前高级移民官员称，所谓的“护照婴儿”现象在加拿大一些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有外国孕妇一直利用加拿大政策上的漏洞，要减少此类欺诈行为，必须堵住漏洞。 在Halifax举行的保守党政策大会上，代表们支持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旨在结束出生公民权政策。支持者们认为，太多的外国人前往加拿大，只为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 图片来源：CBC(下同) 曾是公民和移民部的总干事的Andrew Griffith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说：“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得一个孩子的公民身份根本是欺诈行为。人们用虚假的借口申请签证，就是借机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我能理解他们动机，但这是歪曲事实和欺诈。这不是这项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Griffith也表示，保守党上周末通过的一项政策决议，要求终止为在加拿大出生的人提供公民身份的做法，这相当于“杀鸡动用牛刀”。 该党成员投票呼吁修改加拿大国籍法的一个关键章节并支持一项新的决议。决议要求对在加拿大出生而父母没有移民身份的人取消公民权利。然而，该决议对未来的政府没有约束力。 此项决议如果施行，加拿大国籍法中的这一部分规定将被颠覆。自几十年前加拿大公民身份出现以来，该法律基本没被动过。 矛盾的统计数据 加拿大——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一些美洲国家——是少数几个无论父母的移民身份如何，只要在其领土上出生的孩子，都给予出生国国籍的国家。少数例外包括外国外交官的子女。但一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jus soli原则，也就是拉丁语的“出生地原则”被广泛采用。 一些人认为此项决议是一个自找麻烦的解决方案。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6年，加拿大全国新生儿共有383315名，其中仅有313名新生儿来自没有加拿大移民身份的产妇。 而有其它数据显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在卑诗省靠近温哥华的列治文市的医院里，从2016到2017年，共有383名新生儿的母亲没有加拿大身份，占该医院所有新生儿的17.2%。根据温哥华海岸卫生局向CBC新闻提供的统计数据，去年这类新生儿数字上升到469，占所有出生人口的22.2%。该机构表示，此类新生儿母亲中的大多数人是中国公民。 Griffith说到：“这毫无疑问会挤占加拿大居民的医院空间和医疗设施。所以，这对列治文市和其它一些地方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虽然如此，Griffith却质疑保守党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他指出，前保守党公民部长Jason Kenney也曾在任期内尝试改革这项政策，但最后无疾而终。原因是这类案例牵涉的数目较小，而因此给省级政府(负责发放出生证明)带来的花费太高。 Griffith继续说到：“我不想看到【生育旅游】的发生，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废除出生公民权是杀鸡用牛刀，特别是如果数目很小……你真的想为了解决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而给数百万加拿大人带来不便吗?就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Griffith建议道，医院可以对非居民孕妇提高押金金额来保证其付清所有医疗费用。或者，在颁发签证方面做些改进，从而让边境工作人员在怀疑有外国孕妇可能来加产子时能够拒绝其入境。 他还说，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卑诗省仅一所医院提供的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政府需要“合理部署来明确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卑诗省的“待产房” 香港著名的南华早报也记录了卑诗省“待产房”数量的增加。文章报道了几十个这样的待产房。这些房屋是专门服务于孕妇游客的，而她们来到卑诗省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一个公民宝宝。 “我们不能规范一下这类待产房吗?或者禁止它们? 这类行为是占体制的便宜，是钻政策的空子。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集中而且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全盘的改变。”Griffith说。 保守党国会议员Alice Wong在这个问题上指责现行政策并在国会出具了一份请愿书来表示反对。她说：“护照婴儿占用了我们系统的资源。” 并在周六的大会上说到：“这对孕妇游客和她们的婴儿本身也是危险的。自由党表示支持，那他们就是不支持公平的公民制度，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孩子而战，”另一名保守党代表也表示，公民身份应该只能从加拿大父母那里继承。 照片：保守党领袖Andrew Scheer星期六在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代表们发表讲话后，走下舞台。周一，Scheer为保守党关于出生公民权的决议进行了发言维护。(Darren Calabrese/加拿大新闻社) 自由党官员迅速对保守党的决议进行了抨击，暗示这可能会让未来的政府剥夺移民的身份。 剥夺公民身份? 总理首席秘书Gerald Butts说，这是“颠覆性的……保守党承诺给予政府权力，剥夺在加拿大出生的人的公民身份。”他同时引用了一名出生无国籍的加拿大索马里难民的一系列推文来抨击保守党的这项决议。 新民主党领袖Jagmeet Singh更进一步“明确”谴责“Andrew Scheer正带领保守党兜售分裂和仇恨论”。 阿尔伯塔省保守党国会议员Deepak Obhrai也公开反对这一决议，认为出生公民权的禁令可能会被滥用。“任何在加拿大出生的人都有资格成为加拿大人。我们不应该人为地选取谁将成为加拿大公民，谁不成为。” 他在大会上说：“这是一个平等的基本问题。” 保守党领袖Andrew Scheer在星期一发言维护这项决议： “保守党承认，有许多加拿大人：父母早年从国外来加拿大定居而自己也在加拿大出生，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会终止政策中鼓励这种行为的核心部分。同特鲁多不同，我将保护它不被滥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保守党政府将恢复移民制度的秩序、公平和慈悲。”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保守党)的高级法律顾问兼人事副部长Howard Anglin指出，自由党煽动移民的恐惧心理是出于政治目的。没人会被剥夺公民身份，这项决议是不具有追溯力的。他在推特上写道：“保守党的提议是：游客、访客、短期停留者，或非法移民，将不再自动成为公民。(其它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但加拿大难民委员会执行主任Janet Dench周一表示,现在并没有充分数据证明“生育旅游”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该措施生效, “真正受其影响的人群也不会是来旅游生子的那部分人。” Dench告诉加拿大新闻社：这将影响许多在加拿大边等待永久居民身份边待产的妇女，还有难民申请者和其他处于困境中的人。

1    想移民的中国人 连地球上最穷的国家都没放过 ------ 几内亚比绍，是这个地球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穷到什么程度呢？光是外债就高达9亿美金。 下面这种近乎原始部落的茅草屋，就是几内亚比绍人民最常见的“幸福家园”。 这里的妇女平均要生7个孩子左右，但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死亡率很高，人均寿命只有46岁左右。下图就是一个几内亚比绍家庭的“幸福日常”。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下图是一个几内亚比绍小孩的童年日常。从她身上的配饰来看，应该是个女孩。 几内亚比绍为什么这么穷？归其原因，是因为战乱。 从1980年开始，这个国家的元首就走马灯似地轮换，而且大多不是正常的更替，是通过最原始、残暴的军事政变。 1980年，一个叫维埃拉的人发动政变推翻政府，自己当上了总统。1998年又一场军事政变，维埃拉被驱逐。一个叫雅拉的人当上了总统。2003年，这个雅拉又被抓了起来，从国外跑回来的维埃拉复辟成功，又当上了总统。2009年，这次叛变者们学乖了，直接把维埃拉炸死，一个叫萨尼亚的人上台。可惜这位老兄身体不好，病死在了任上，接替他的人叫佩雷拉。2012年，又有人叛变，把佩雷拉抓了起来…… 就是这么混乱，这个国家从独立到现在几乎都笼罩在军事政变的阴云下，你说经济还怎么发展？ 照理来说，一个贫穷、战乱不断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跑去旅游，更别说移民了。搞不好走在街上遇到军事政变，就像《战狼2》里的于谦那样，恨不得插上翅膀逃到中国大使馆。 但是，偏偏就有大批中国人，选择移民到这个国家。这件事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因为一次“几内亚留学生”事件，让大家都知道了：想移民的中国人，连地区上最穷的国家都没放过。 2    移民几内亚比绍的中国人 都是为了什么？ ------ 第一：为了孩子高考。 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几内亚比绍护照，应该是在2008年，有人在北大医学部的录取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医学部2007年和2008年录取的总共100多名留学生中，拥有几内亚比绍国籍的学生近50名，且都是三个字的中文名字。 尽管后来北大医学部出来解释说，这些几内亚国籍的留学生中，没有大陆人士，都是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生。但也给更多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拿着非洲穷国护照，上北大就这么容易。（注：2008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外国留学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线：临床医学专业为190分；口腔医学专业为215分。） 第二：为了赚钱。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开始说起。中国和几内亚比绍的建交始于1974年，1990年几内亚比绍做出错误决定，与中国断交，而去和台湾“建交”。1998年，几内亚比绍迷途知返再次和中国建交。虽然有过8年不愉快的时光，但是我中华泱泱大国，胸怀宽广，对几内亚比绍的援助从不吝啬。 我们为几内亚比绍援建了体育场、医院、稻谷技术推广站等等，从两国建交开始，中国就对几内亚比绍设立了留学生奖学金，截至2016年底共接受奖学金生212名。 另外，从1976年开始，我们向几内亚比绍派出了医疗队，迄今共派出15批230人。2014年，非洲爆发了埃博拉病毒，就在几内亚比绍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时，又是中国伸出了友善的双手，向几内亚比绍提供了紧急物资援助和紧急粮食援助，并派遣3名公共卫生专家赴几比，分6批培训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人员逾500人次。 正是这样的友谊，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了几内亚比绍，了解了这个地方，前往旅游、经商、投资。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围绕着为当地华人提供服务的产业链也开始兴起。 有钱赚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几内亚比绍华侨中，很大一部分是去经商投资的。小到百货超市，大到木材矿产，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位华人，还曾经做过几内亚比绍的外交官。 这位华人名叫王建旭，本来在南非经商已经小有成绩的他，看上了几内亚比绍丰富的森林资源，但苦于当时几内亚比绍在南非没有大使馆，想要获得签证很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他终于见到了几内亚比绍的总统，很快就获得了信任。王建旭向总统提议，南非有很多华人资本，如果想吸引他们来投资，就需要设立大使馆。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几内亚比绍政府的首肯，1996年，当时还是曼德拉主政的南非政府核准，几内亚比绍驻南非领事馆建成，而领事馆的负责人，正是王建旭。 不过并不是每个在几内亚比绍的华人，做生意都是一帆风顺。由于当地战乱不断，治安成为问题。2017年，就发生了华人超市被一伙歹徒持枪洗劫的事情，造成一位华人受伤，财产损失严重。 第三：为了一块“跳板”。 对于真正想要移民的中国人来说，几内亚比绍只是一块“跳板”而已。2012年香港的投资移民政策还没有关闭之前，约11000位申请移民香港的大陆人士中，超过75%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显示，他们拥有冈比亚或几内亚比绍的永久性居民身份。 此外，成为几内亚比绍华侨之后，就可以享受所有对于华侨身份的优惠政策。具体有哪些，大家可以到下面这个网站上去查。 3    只要3万8，绿卡带回家 ------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几内亚比绍绿卡的获得方式吧。 第一步：打钱； 第二步：打钱； 第三步：还是打钱。 作为全世界最便宜、最没有门槛的绿卡，唯一的门槛就是打钱完事。最低只需要花3.8万人民币，一家三口办理最低只需要6.5万人民币，几内亚比绍绿卡带回家！这个项目是由几内亚比绍移民局直接授权办理，一切手续都超快，最快只需要7天办好。至于拿了绿卡之后要不要去坐“移民监”，去那边住一段时间的问题，放心，完全不存在的，谁会想去一个这样的国家住呢？给我钱我都不去。 好了，以后别再问我哪个国家移民最便宜最快了，几内亚比绍，就是答案。

一华裔女子欲通过卑诗省省提名计划(PNP)，由中国移民加拿大，期间她同意与他人合资以100万元购入温哥华岛一间餐厅，她出资53万元，其中3万元为餐厅流动现金，但她指另一投资者没有注资，即使对方其后以20万元购回公司股权，但是她仍损失33万元，于是入禀卑诗最高法院，控告中介人误导。经过审理，法官判她胜诉。 原诉人严安(An Yan，译音)是中国公民，现居于卑诗省那乃磨(Nanaimo)，拥有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并具有相当商业经验。在2013年，她有意与家人移民加拿大。2014年初，她被介绍给上海一个移民顾问，该移民顾问提到PNP可能是一个获得移民身分的合适计划。其后该移民顾问介绍她给另一顾问陈马丁(Martin Chen，译音)。 餐厅作价 双方各执一词 在2014年秋，严安抵卑诗省，由陈马丁介绍给另一移民顾问孙君(Jun Sun，译音)。同年11月，陈马丁向严安推介一项生意，是投资一家开设于温哥华岛切梅纳斯(Chemainus)的餐厅。严安再度到卑诗省，被介绍给与讼人王平(Ping Peter Wang，译音)、范倩(Qian Sophie Fan，译音)及另一人，他们都是一间名为Topsuccess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投资公司的主事人。 王平开车载严安到切梅纳斯，实地视察该家当时名为Harbourside Cafe的餐厅。严安与该餐厅老板克罗斯比(Mr. Crosby)夫妇见面，得悉之前有一宗购买该间餐厅的交易，不过最后没有完成。严安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该宗交易亦牵涉王平。 严安表示，王平告诉她，该盘生意的价钱是100万元，在她申请移民加拿大的程序进行期间，王平可以为她暂时管理该盘生意。严安承认，二人曾讨论管理费一事，可能涉约20万元。不过，她否认与王平达成任何有关管理费的协议。王平又告诉她，有另一个投资者，两人投放的金额一样，股权也一样。王平当时没有说明另一投资者是谁。 然而，王安向法官提及事件的另一个版本。他表示，严安该盘生意的价钱是66万元，严安要支付其中的一半，即是33万元。严安又需要支付Topsuccess管理费25万元，以及3至4万元营运资金。严安同意上述安排。 2014年12月4日，韩东(Dong Han，译音)与严安获分配GJH Enterprise同等股份，并获任命为该公司的董事。 翌年1月11日，范倩向孙君发送了一份保证书的草稿，包括严安将拥有GJH50%股权和成为GJH的董事，拥有50%决策权；一俟交易完成，GJH会拥有Harbourside Cafe的物业、生意、设备和酒牌；以及Topsuccess会管理该盘生意。 餐厅不久被改为寿司店 该份草拟保证书要求严安把一张53万元银行本票交给律师郑晓峰(Xiao Feng Zheng，译音)，其中50万元用来完成交易，其余3万元作为流动现金。 在严安要求下，该份保证书作出修订，加上两个保证，分别是GJH在购买该餐厅之前，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商业纠纷或债务，以及该餐厅被GJH购买之前，没有任何债务或合同纠纷。 2015年1月22日左右，严安把53万元交给律师郑晓峰。该宗买卖在2015年1月30日完成，价钱包括50万元现金及15万元卖方借出的按揭贷款。不久，该餐厅被改为寿司店，并易名Sushi Bar。 2015年4月，韩东与妻子前来加拿大。韩东表示，他曾把26万元转到其在加拿大的银行户口，另7.1万元转到范倩的户口。此外，在2014年11月，陈马丁代表韩东把16万元转给Topsuccess。 合伙人注资 转投资酒店 2015年10月16日，Topsuccess关闭Sushi Bar。同年11月3日，克罗斯比夫妇对抵押贷款，展开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程序。 严安指出，在整件事件上，第三方(Topsuccess、王平及范倩)作出误导，韩东投入的资金没有用在购买Harbourside Cafe，而是用在投资一间酒店。第三方的做法，令她蒙受多项损失。严安又称，她要采取步骤去解决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及保护GJH的利益。 不过，第三方表示，购买Harbourside Cafe，用严安的钱及克罗斯比夫妇的按揭便可以，无须动用韩东的资金，相关资金用作GJH运作资金。 法官相信原诉所言非虚 聆讯于今年1月及4月在温哥华进行，卑诗最高法院法官斯科尔鲁德(Mr. Skolrood)在8月28日作出裁决，裁定严安胜诉，指出找不到严安与Topsuccess所达成的管理协议或合同的证据，因此不能接纳王平所指严安同意支付25万元费用的论点。 另一争拗点是买下Harbourside Cafe的价钱，严安表示，王平告诉她，购买价是100万元，而王平则称，他告诉严安，实际购买价是66万元。在两人供词截然不同，法官表示，相信严安的供词。

对于在美国留学工作的国人无疑这一改变将是雪上加霜。 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享受社会福利难拿绿卡，今年3月流出的移民草案里更有提到收入不达贫困线的250%，则无法获得绿卡批准。 最近，美国的移民专业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日前发布新分析结果，发现美政府通过遵循“公共负担”规则(“Public-charge” Rule)的行政手段，进行事实上的“财务测试”，可能会极大改变未来的合法(亲属)移民格局。 原本有3%的非公民可能面临因为“公共负担”规则而被递解的风险；但根据流出的相关行政令草案，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7%之多。这使得该规则引发极大关注。 MPI分析了这份协议发现，如果拒绝收入或金融资产低于贫困线250%——大约相当于一家四口年收入约6.2万刀的人入籍或取得绿卡！ 按照这个标准，过去5年抵达美国申请绿卡的400万人中，有56%，也就是230万人达不到这个标准。 其中，亚洲移民、拉美美洲移民和非洲移民的数量将减少，而亚裔移民所受负面影响最大。 MPI列出的不符合财务标准的人数排名前15的移民来源国中，中国有大概25.4万人，高居榜首。 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有20.5万。 来自印度的非公民则有13.7万未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在不符合这项标准的人中，有71%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 69%的非洲移民； 52%的亚洲移民未能达到这一门槛； 而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只有36%没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即使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也有40%的人达不到这个门槛！ 这意味着，在美华人，一半以上都会被拒。 这个形势看上去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单身者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标准。其实，按照联邦的贫困线标准，单身只要年收入达到3.1万美元也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年3.1万，平均每个月的收入是2583.3美元。 按照美国的经济情况，在餐馆、按摩店这样的行业打工，只要勤劳吃苦，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有一项新规广受华人关注：凡曾使用公共福利计划的合法移民，其合法移民身分恐被剥夺，并将难以拿到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在美国合法居留的移民，如果个人或家庭成员曾曾享用过奥巴马健保、使用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儿童医疗保险、粮食券(food stamps)、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计划(WIC)以及其他福利计划，其合法移民身份可能被剥夺，申请绿卡时也将面临更大阻力！ 这一政策也是遵循了“公共负担”规则的行政手段。 川普表示，“那些进入我们国家的移民必须至少在5年之后养活自己，并不享受美国的福利。” 该份文件也指出，“获得公共福利的非公民是无法自给自足，并且仰赖美国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源，而非由他们的家人、赞助者或民间组织。” “外国人所接受的公共福利，是由纳税人负担费用，而获得公共福利的机会，可能鼓励外国人移民美国。” 据悉，这个变化是美国合法移民制度的最大变化，并估计可能会有超过2000万移民受到影响！ 并且，这样的规则可以允许政府从“后台”进行，合法移民制度的全面改革，根本无需通过国会批准！政府将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想在美国拿绿卡或是入籍真的越来越难了，反观邻国加拿大，移民政策却越来越宽松。加拿大就真的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公共负担”吗？

  受加拿大《公民法》修订案《C-37法案》限制，一位加籍日裔母亲表示，她在日本生下的两个孩子无法获得本国公民身分。这类加国家庭还有许多，维权人士呼吁改革相关法例。 据CTV News报道，加籍日裔母亲丸山（Vicki Maruyama）的父母为加拿大公民，因此她在香港出生后依然获加国公民身分，随父母搬去亚省爱民顿居住，并在该市长大。 后来她回到日本教英语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却在怀孕八个月时才得知加拿大订立了《C-37法案》，该法案限制了她在日本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该法案2009年通过，规定加拿大公民的子女，如果在海外出生，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分，但如果子女的下一代，又是在海外出生，则不能获得公民身分。 两孩子只能获旅游签证 该法案似乎正是针对丸山的例子。她的父母是加国公民，她虽然在香港出生，但她可以获得加国公民身分，而她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就不能自动获得加国公民身分。 目前丸山的两个孩子，只能凭借旅游签证进出加拿大，在很多方面无法享受等同于公民的福利待遇。例如：旅游签证要求他们定期出境，孩子也无法在亚省公立学校就读，甚至可能不能免费注射疫苗等情况。 丸山表示，自己的子女出生地不在加拿大，却被当成外国人来对待实有不妥。反之，他们只是在日本出生，就已获得日本的公民身分。 丸山已联系联邦保守党前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寻求帮助。然而在加拿大此事并非单独个案，有类似家庭等待逾一年时间，子女的移民申请才获批准。 联邦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也表示，她曾收到大量类似案件的求助，并曾在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以协助该批人士。 她的私人法案在2016年提出，但仍未获通过；如果得不到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该私人法案似乎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维权人士查普曼（Don Chapman）表示，国会应该立法帮助这批“被遗忘的加拿大人”。目前有28万加国公民在外国生活，有些人在外国出生的子女，以后可能依然面对相同问题。

  中国月前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深入实施，中国已开始由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国际移民目的国，海外人员“赴华逐梦”趋势持续上升。洛杉矶地区前些年一度出现放弃绿卡海归故乡重新加入中国籍的风潮，不过现在似乎愈来愈多华人更多考虑中国现状、物价、生活环境等种种因素，对放弃绿卡和美国国籍更加谨慎。不过华人民众也表示，中国允许重新恢复中国国籍，毕竟给侨民更多选择，来去更加自由。 阿罕布拉市来自广州的陈女士表示，十年前她的兄长就是放弃了美国国籍，在退休之后重返家乡广州定居，重新加入中国籍。 陈女士的兄长在中国工作大半辈子，90年代为孩子来美读书，在将近50岁时排到家庭移民，举家连根拔起移民来美。但毕竟是老树挪根，陈先生在美将近十年，备感工作和心理重压，最终在孩子们完成大学之后，告别妻小，独自踏上回国飞机。 陈女士表示，当年她兄长来美时已在中国工作届满15年，所以尽管他离开中国将近十年，最后还是拿到原来单位的退休金，再加上在美十年打工积累的一些资金，最终在广州购一小屋，安度晚年。 “不过我绝对不会走我哥哥的老路”，目前正面临退休和美中之间去留选择的陈女士表示，这些年中国物价飞涨，“我在美国奋斗几十年的积蓄，都不够回国买半个房子”，陈女士表示，她大学之后来美攻读研究生，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美国，“更重要的是出国将近40年，对中国环境的种种不适应，我绝对不可能放弃美国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国公民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且累计居留时间不少于18个月，回中国定居，应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侨务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省级或设区的市级政府侨务机构签发《华侨回国定居证》。华侨本人凭证在拟定居地县级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曾因户籍注销而失去居民身分证的华侨可领取身分证，该证体现了对外籍人士“身分”的认同，定居证在功能上与中国“身分证”接轨，延伸到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社保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过，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经批准取得或恢复中国国籍的，将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我当年出国留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雇主答应办理绿卡，前后折腾11年才变成了美国公民”，钻石吧一位来自上海的电子工程师表示，他奋斗20多年，最近几年才算安居乐业，儿女初成，“美国不仅是我孩子的家，也是我的家了”，他表示，目前比较头疼的是已经年迈的双亲，一年总要来回几趟飞机回大陆看望老人，在大陆停留的时间可以长一点，照顾老人会方便得多。

  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项目昨天进行了最新一轮抽签，3750名申请人获得移民邀请(ITA)，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自今年6月13日以来每一轮抽签获邀的人数都为3750人。 8月22日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17轮随机抽签，抽签结果显示，共向3750名申请人签发ITA，与前5轮抽签签发ITA数额相同。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出现440分最低分情况。 本轮抽签继续采用「中断链接」(Tie-breaking rule)规则，即参与抽签的移民申请人不仅要满足最低移民分数最少要440分，而且必须是在2018年2月21日以前递交移民申请进入「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候选人库(pool)的申请人。 今年以来，联邦移民部透过「快速通道」申请系统基本上保持在每两周进行一轮抽签的节奏，已经向54,700申请人发出了移民邀请，CRS要求始终保持在440分以上。从6月13日以来，每轮抽签签发ITA的数量都是3750。 从本轮抽签的候选人库情况看，截止2018年8月16日，入库候选人总人数为88,215人，主要集中在两个分数段：申请人的移民分数在351分到400分之间的有34,542人，移民分数在401分到450分之间的有29,011人。

据National Post报道，Angus Reid Institute 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加拿大人认为应减少移民数量，支持增加移民数量的加拿大人仅为6%，为1975年以来最低。 据Angus Reid Institute执行总监Shachi Kurl介绍说，这份报告将2018年的统计数据与此前由Gallup和Harris/Decima公司所做的调查数据相比较，以了解这几年加国人民对于移民的态度变化。因此，数据并非完全准确，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今年参加调查的1500人来自Angus Reid论坛。 与2014年相比，认为移民数量应该减少的人数上升了13%,而希望增加的人数则减少了17%，均为历年之最。 The report notes that immigration targets have risen steadily since the 2014 survey, from 260,000 then to 310,000 now. However, immigration as a proportion of the Canadian population has stayed roughly the same since 1975, at between 0.5 per cent and 1 per cent annually. An exception is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hen the percentage of immigrants was well below 0.5 per cent annually. 报告称，从2014年，目标移民数量稳定增长，从26万到31万，但移民占加拿大人口比例却几乎不变，在0.5%与1%之间。 总体而言，过去保守党支持者更倾向于减少移民数量（67%），而自由党与绿党则倾向于增加移民。

  余女士从中国广东移民到旧金山整整十年，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华埠一个不足100平方英尺(约为30.48平方米)的散房。由于夫妻两人收入不稳定，又长时间无法通过抽签获得平价房屋，已经迈入晚年的她惆怅不已。 旧金山这座散房公寓楼只有不足十个炉头，却要满足100多人做饭的需要 余女士所住的这座散房公寓楼有上百个散房单位。她在2009年8月入住时，月租金是480美元，由于有租管条例的限制，十年之后的今天，月租金微涨至570美元，这是让她在寸土寸金的旧金山唯一还感到可以接受的地方。 然而，周边几个散房公寓已经换过不少房客，面积几乎一样的散房单位月租金在最近三年已由500美元左右飙涨至超过1200美元，让众多近年来到旧金山的新移民难以负担。 旧金山华埠充满狭窄的散房公寓楼 在这座公寓中生活，余女士抱怨得最多的，是公共厨房过于狭小。她说，每天早中晚餐时段，要来抢位置做饭的邻居有100多人，但能做饭的炉头位置只有不到十个，有时候丈夫急着上班，她又无法抢到炉头做饭，不得不让丈夫饿着肚子外出，让她感到无比心酸。 公共洗手间和浴室的数量加起来不足20个，却要应付整座公寓楼超过300名居民的需要，时常让余女士感到不便，有时要排队超过一个半小时才能获得10分钟的洗澡时间。 她说，年老了，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这样的生活不知道何时熬到头，而且这座公寓中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家，限制洗澡时间的措施显然也不人道。 余女士希望多建一些极低收入的可负担房屋，让她们有更大机会改善生活环境。 维权活动者抗议川普政府将在2020年人口普查时，询问受访者是否为公民。(Getty Images) 许多亚裔居民因为分租，人口普查时不易被计入。图为纽约华埠街道。(欧新社)   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全美人口普查，亚裔移民族群是否可能由于住房因素，被遗落在调查人员无法接触到的死角，如今成为人口统计专家的关注议题。据统计，亚裔美国人无家可归的比例正在上升，单从2016年至2017年当中就增加了44%，在所有族裔当中增加比例最高，其次则为非裔美国人，无家可归民众比例多了23%。 联邦住屋及都市发展部(HUD)资料显示，以2017年1月为例，平均每天晚上露宿街头或住在游民收容所的亚裔美国人，全美累计约6700人。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有超过1万名亚裔美国人则是住在紧急收容所，或专为24个月以内的游民短期安置而设计的中途之家。 十年一度的全美人口普查，关系到高达6750亿美元的联邦年度预算分配，但由于亚裔移民经常搬家或分租、许多人挤在一间房子，种种住房因素可能在让这些民众被遗落在普查调查人员无法接触到的死角。 加州橘郡亚裔社区联盟(Orange County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Alliance)执行主任傅玛丽(Mary Anne Foo，译音)说，辅导问题学生长达15年的资历当中，亲眼目睹住房问题对亚裔族群的严重冲击。 她说，聪明绝顶的亚裔学生成绩却被当，甚至进出青少年监狱，学业表现不佳经常都与缺席次数太多有关，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却有着让学生难以启齿的因素，那就是每隔30天全家人就要换一间汽车旅馆入住，旅馆地点常常则离学校愈来愈远。 傅玛丽说，住在汽车旅馆开销超过租下公寓，但许多亚裔家庭还是选择前者，因为汽车旅馆不需要租屋押金，也不需预缴首月与最后一个月的房租给。她表示，近年来由于住房成本一路走高，许多亚裔移民选择另类住房方式过日子，或者沦为街友，届时将在人口普查里无法列入统计。 中国城社区发展中心(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执行主任方诺曼(Norman Fong，译音)指出，在旧金山中国城里，愈来愈多家人一起挤进单人房，平均一个房间住了一家四口。 方诺曼指出，某些家长可能不愿让家庭居住环境的真相曝光，害怕孩子因为住在没有用水或厕所的房间，而被警察带走，因此面对人口普查时不愿如实回答。

以亚洲人物为主题的好莱坞浪漫喜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已经上映数日，围绕这部具有符号意义的电影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该影片系1993年《喜福会》以来25年内第一部以亚裔导演和亚裔演员主导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不过它是根据美国观众的口味和视野进行拍摄的，亚洲（特别是中国）新兴的财富，成为观众猎奇的目标。 因为影片全部选用亚裔人员，以及选取亚洲作为猎奇目标，上映以来，不同角度的评论文章也陆续涌现。比如，有分析认为《疯狂的亚洲富豪》的上流社会有两个世界，一个以尼克（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影片中旧富的代表）的祖母为代表，认为有钱也不能买身份和地位；另一个以许家（影片中名列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的榜首）为代表，认为有钱才能换来身份和地位。电影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处理中国社会，但是还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国的社会现实钱作为价码的重要性。   移民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加大了亚裔内部的贫富差距（图源：新华社） 此外，近些年围绕好莱坞电影“洗白”作法（由白人演员扮演非白人角色的作法）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认为亚裔演员的演出机会被频频剥夺，此时这样一部全部都是亚裔角色的电影上映，某种意义上来讲，具备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有声音将之与《黑豹》在当时的意义相类比，该电影当时打破了好莱坞英雄片没有黑人主角的现状。 而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疯狂的亚洲富豪》里面的华裔女主角，代表的则是美国观众的眼睛，从这个视角去感受和碰撞不一样的文化。正如电影中不断出现的场景，其中的人物都是亚裔的面孔，但与纯正的亚洲人仍然是显著的差别，通过美国人的视角，其实影片中的华裔人物只是亚洲皮肤的美国人。 以上诸观点都是围绕着亚裔在美国本身的地位展开的，但是，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与融入，亚裔族群内部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却呈现出差幅越开越大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富裕的亚裔已成为美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但贫困亚裔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没有增长。同样的情况在其他族裔群体中也存在，但亚裔人口中的收入不平等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 美国独立民调机构和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份发布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平均来说，亚裔仍是美国所得最高族裔，但在所有主要族裔中，亚裔的所得分配差距从最平等之一扩大至差距最大。亚裔美国人取代了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现在经济状况差距最大的种族或民族。 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皮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akesh Kochhar表示，“亚洲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成就最高的群体，但很明显，他们实际上也是经济上最分裂的族群”。过去50年间，顶层和底层亚裔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番。顶层10%亚裔人的收入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33,529美元，在所有族群中是最高的。而在此期间，底层10%亚裔人的收入仅增长11%，至12,478美元，还不如低收入的白人，后者2016年的平均收入为15,094美元。 造成亚裔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主要原因，根据报告分析，是移民和教育水平。1990年代以后，专业移民增加，因为移民政策转向青睐技术移民，加上H-1B签证计划带动的科技业荣景。 而现在与过去相比，亚裔移民群体的构成已不再那么单一。1970年，亚裔移民大多来自东亚，但南亚移民正推动着亚裔移民人口的增长，使亚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亚裔在1970年的美国总人口中还不到1%，而如今，亚裔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 从亚裔这一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移民浪潮的起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移民群体内部人口从事职业技能的变化也影响到族群内部的经济变化。而这背后，旧富新贵之间的冲突，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等，是在亚洲经常被讨论的现象，也是《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映后引发思考的一个方面。

　平时在澳洲，大部分关注的都是澳洲的事情。今天谭保又要提出新政了，明天肖顿诱捕满了。可是，平时很少有人关注澳洲的邻居—新西兰的一举一动。 　　可最近，新西兰的总理，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突然火了！ 　　有华人就拍到了新西兰总理 　　和老百姓同坐一架飞机的画面！ 　　我平时坐飞机，想偶遇个明星都难，现在竟然能有人偶遇总理！以前一直以为总理都是要坐私人飞机或者包机的，新西兰总理竟然是这么不走寻常路的！ 　　这张照片一出，立马引发了大家对新西兰总理的讨论！有人开玩笑说总理太“穷”了，也有人为新西兰的廉政而拍手称赞。 　　华人飞机上偶遇总理 　　下图中身着白衬衫的男子正是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当时他似乎正在寻找自己的座位，被同乘的一位华人乘客看到，并拍摄下照片。 　　据了解，当时这趟航班是从奥克兰飞往首都惠灵顿的。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但是首都是惠灵顿，也就是总理办公的地方，所以比尔.英格利希经常往返于奥克兰和惠灵顿之间。 　　一般来说，乘坐飞机是最方便也是最快的一种交通方式。很多人以为作为一国总理会乘坐私人飞机，但谁也没想到—— 　　人们在普通的民航客机上 　　能偶遇一个国家的总理！ 　　这张照片被那位华人发布到微信群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他开玩笑说，总理是“穷B”，亏得名字还叫Bill（账单）。 　　也有人回复，真是被刷新了三观—— 　　总理还坐普通舱，一点也不像干大事的人！ 　　其实吧，这事如果发生在澳洲，那么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事发生在澳洲 　　一句话，如果在发生澳洲，那情况会更惨！ 　　举个例子吧，在6月28日早上，澳洲总理谭保在墨尔本坐电车，坐在他对面的女子都没抬头看他一眼。谭保几次微笑示意，然而，对面的女子依然纹丝不动，继续看着手机。 　　最后总理只能自娱自乐，自己自拍一张，发上了社交媒体Snapchat，“墨尔本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坐109路到Box Hill。” 　　去年初，他也被墨尔本市民“活捉”过一次。孤零零地排队等公交，根本没有人理他。 　　上车后遇到的小哥，戴着耳机，迷之微笑，就是不和你自拍！ 　　还有一次， 　　谭宝乘坐公交的时， 　　身边一位女乘客抱着一束鲜花。 　　谭宝看到后立刻搭讪： 　　“这花真好看！！” 　　本以为女乘客会面露羞涩 　　但女乘客只是瞟了一眼谭宝 　　冷淡地回了一声 　　“哦，谢谢。” 　　就转身走了。。。 　　走了。。。 　　而谭宝… 　　除了公交车，火车也是谭保的最爱， 　　之前谭宝坐火车， 　　看到一个老奶奶行动不太方便 　　就一个箭步上前， 　　顺手扶了一下门。 　　然而！就在谭宝等着老奶奶说谢谢的时候 　　老奶奶却疑惑地看了一眼他 　　问到： 　　“你谁啊？！” 　　谭宝哭笑不得 　　只能赶紧说道 　　“列车引导员，我是列车引导员。。” 　　听完解释， 　　老奶奶明显很满意，微笑地说了句： 　　“哦！OK！”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谭宝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被无视其实也还好， 　　至少不会挨骂… 　　大家看看谭保被人认出来的时候有多惨吧，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谭宝来到Central Station坐火车 　　本来刷了卡，打算上车的 　　结果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一个大姐 　　指着他就是一顿臭骂！ 　　“我是农村人， 　　现在被困在火车站出不去了！ 　　我又不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就是本地人， 　　还被困住了！ 　　WHY！WHY！WHY！” 　　原来，这位大姐是因为Opal卡有问题 　　被卡在检票口出不了站台… 　　就这样，谭宝就当着媒体和其他官员的面， 　　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尴尬的红着脸， 　　赔着笑。 　　总理：... ... 　　....... 　　........... 　　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当然，比起下面这些事，被骂还算是好的… 　　因为谭保出一次门，经常要被陌生人拉着做体力活。有一次他去一家餐厅考察，他一进门，刚寒暄了没几句，就听见到老板娘抱怨： 　　“楼上的水把我们厨房都淹了，每天都要打扫，可外面的水还是不停在往里面进…”于是谭宝就提出要去厨房看看： 　　原本会以为厨房已经清洁好了，万万没想到！这里真的一片狼藉，而且洗碗池上正放着清洁工具，还有一把拖把…… 　　此时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谭宝一个人身上…… 　　按照正常的剧情设计，是不是会有人开始现场清理？NO！NO！NO！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等着谭宝反应呢。 　　谭宝只能硬着头皮，一边说着“我来我来”，一边一脸不情愿地拿起了拖把 　　脸憋得通红！ 　　随后，谭宝立即开始清理洗碗池下面的污垢 　　擦得很是仔细。。。这熟练的动作，一看就是平常在家经常被罚做家务吧！ 　　整个清洁过程谭宝都是亲力亲为，其他人也只是站着围观。。。 　　好不容易擦完以后，谭宝还以为自己解脱了，连连说：“确实有点脏哈哈哈哈” 　　然而……这时候又有一波水漏了进来！刚刚清洁的地方又脏了！这时现场的气氛开始微妙了，谭宝只好再一次拿起了拖把。。 　　气得那是龇牙咧嘴…… 　　可没办法，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这一次，谭宝真的跪了！他拿着一块抹布，就这么单膝跪地，整个脑袋都伸到了水池下方… 　　认真地擦了半天… 　　擦个过程后谭宝也是累得满头大汗，老板娘还上来拍了拍他的后背，可依然没有帮忙…… 　　去年，谭保和大批随行去渔人码头参观，路上买了杯咖啡，刚开始喝得还挺高兴的，结果一转身就手滑打翻了... 　　尴尬的是，围观群众依然相当耿直，完全没有因为他是总理就要上前帮忙。谭保只好自己弯腰擦地，直到把咖啡擦干净了才离开... 　　其实在澳洲和新西兰，不管多大的官，都没有任何的特权。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有点可怜。 　　不仅上台以后要成为受气包，而且出门也毫无存在感，满足不了虚荣心，同时自己手里也没什么强力的特权，不仅没人会来跪舔，还动不动就被人骂脏话，并且身为总理对待普通民众，还必须做到骂不还口.... 　　 　　 　　而这样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少有腐败的现象。因为，政府行政透明，舆论监督有力，民众也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不把总理当总理。 　　这样看来，能有这些“不像干大事的”国家官员，正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大好事啊！

穿白色T恤，扎马尾辫，刘璇抱着厚厚的文件袋，站在咨询台前，同女警官交谈。她笑起来有酒窝，一眼望去，并不像年过三十的母亲。 实际上，她已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四岁，全都出生在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国籍。 这是7月23日，刘璇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正为小女儿申办中国“绿卡”。文件袋里装满了父母双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儿的出生证、护照及签证复印件......不过，她还是不确定是否齐全，也不知每份资料有无纰漏。女警官也拿不准，需要请示领导再通知刘璇。 6月27日，北京，由武警站岗的公安部大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牌子是4月2日正式挂上去的（@视觉中国网） 刘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拥有“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离成为加拿大公民，只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独生女，求学出国。到如今，父母年事渐长，需要人陪伴、照顾。两三年前，她便考虑带着女儿一起回国。 女儿是加拿大国籍，回国后，不但出入境等手续繁琐，想在国内上学，也有很多限制，这一直是她和丈夫头疼的事情。 今年3月，刘璇的丈夫从网上得知与中国“绿卡”新政相关的消息后，立马告诉刘璇。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其中提出组建由公安部下辖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职能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担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等。 刘璇一直都知道这张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认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难申请的”。但这次政府机构调整，让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飞回北京。 飞回国内的不只是刘璇，已经移民国外的众多华人，同样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曾想尽办法，通过留学、技术、投资等各种方式，移民国外。 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咨询、申办中国“绿卡”，希望能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 “有种井喷的感觉” 刘璇是2001年出国的，到现在已经17年。她还记得，刚到加拿大时，大陆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湾地区过去的移民看不起他们。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近几年，一说中文，好像大家都认为你挺有钱。” 现在，刘璇发现，这些“有钱人”又在返回中国。她有一个朋友，妻子和女儿已经入籍加拿大，他事业在国内，于是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几年，妻子实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后，带着女儿又回到中国来上学，现在也在为女儿办中国绿卡。 据刘璇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中国人移民国外，主要事业、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于是妈妈陪读，爸爸像太空人一样两地飞，“好多陪读妈妈不是特别愿意为了孩子牺牲家庭，或者牺牲自己的事业，入了籍以后，就又回国了。” “现在，申请最多的就是华人。真正的外国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佳欣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之前申请“绿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后，大大降低了中国“绿卡”的门槛。工资、税收两项达到一定数额，满足居留时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请。 事实上，早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绿卡”的政策就在放开。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庆等自贸区，以及京津冀、广东、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人员提供居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据李佳欣介绍，通常，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的方式一般有五类——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以及亲属团聚和投靠。此前，利用亲属团聚申请者最多，现在，以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行业专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推荐的高精尖人才为主，人数与过去相比， “有种井喷的感觉”。 对此，上海费戈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夏凌华颇有同感。费戈曼成立于1951年，全球设有40多家办事处，为170多个国家、地区提供移民咨询服务，早在中国“绿卡”制度建立之初，他们就开始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和办理。 “申请中国绿卡的人数一直处于递增趋势。”接受本刊采访时，夏凌华介绍，从2016年起，客户的咨询量跟之前相比涨幅高达40%—50%。今年以来，来公司咨询的华人比例明显增加，占绿卡咨询总数的50%。 当下，海外华人华侨总数超过6000万。约六分之一是改革开放后走出中国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新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一书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写道，在美华人已经突破400万，其中，近350万加入美国国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 中国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的计划。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进701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以2011年7月入选南京“千人计划”的海外专家为例，48人全部为华人、华侨。 今年四月以来，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华人博士的绿卡申请。接受本刊采访前一周，多数申请已成功获批。在她日常接触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韩国派驻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国停留四年便会离开。“欧美人可能会觉得中国适合居住，但很少考虑定居”。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遭遇排挤、限制。相较之下，会觉得国内的资金充裕，创业的条件也好，政策开放。当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对高知夫妇。两人都是博士，以亲属投靠方式申请“绿卡”。材料递交了两三年，“绿卡”却一直没批下来。 “他们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请，递材料。”最后没办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两人从李佳欣那里撤销申请，转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优势 李佳欣偶尔在网络上回答网友出入境相关的提问。在一条外籍华人博士如何申请中国“绿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华人博士绿卡申请的案例，引来不少人咨询。 7月份，在英国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询问绿卡的事情。他已经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有机会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在犹豫、权衡。他长期关注着中国“绿卡”新政动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询问籍博士申请中国“绿卡”能否在海外办理。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放弃中国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绿卡”新政，给很多移民国外的华人，提供了多一种可能性。 刘璇在加拿大接触到很多朋友，要么是保留中国国籍，拿了加拿大绿卡，“像我这样”，刘璇说，要么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国籍，再计划拿中国绿卡，“回来以后就没有限制了”。 王辉耀在《国家移民局》一书提到，与此前单纯关心出入境问题不同，如今，环境、生活便利性、社会福利、人文关怀等问题，已经成为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关注的新热点。 提及中国“绿卡”的含金量，夏凌华认为，这也是申请绿卡的外籍人中华人比较多的原因。她的客户中除了外籍华人，还有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但他们申请绿卡，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本身就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对国民待遇问题就不太感兴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后，长海博文回到江苏，担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同时还在中国铝业、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机构任职。“虽然我还是外籍，但回到国内，国家却能给我国民同等待遇。”长海博文撰文回忆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获得了江苏海外高层人才居住证，自己就在其中。获得这一证件后，他不但能够申请各种各样的国内科研资金、项目，还能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长海博文坦陈，“这一点，是对我们海外回来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亮点之一是将“绿卡”的身份证件功能与当地的优惠政策结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获得者除了可以享受买房、子女教育等相关福利，针对浙江创业的经济特点，持证人还可以技术入股，以商标、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出资等方式创办企业。 虽然女儿在加拿大成长，但在刘璇看来，她回国读书，最大的优势并非语言，而是在高考问题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国一直读书，你可以在中国参加高考”，刘璇说，关键在于，外籍学生迈入国内顶尖大学的门槛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曾透露，北师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学生，“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材料，再参加比较简单的测试。” 不过，刘璇回国，主要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父母。 她是80后，“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比较多”，刘璇说，父母现在年龄大了，缺少人照顾，她想过为父母申请加拿大那边的移民，但要求比较严格，父母也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他们只好考虑回来，“孩子年龄大一些，她们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 每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对很多老人来说，故土感情确实是很常见的原因。 李佳欣在处理“绿卡”申请时，碰到过很多五六十岁，在国外工作了大半辈子，如今通过“人才计划”回国的华人，“华人有落叶归根的感觉”。 在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问题上，海外华人、华侨历来是工作重点。 “ 外籍华人，是我们引进全球人才的绝对主力和重点人群。”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刘国福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与生在国外的外籍人士相比，华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国，他们“对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思乡情结”。（刘璇、李佳欣、王皓为化名。本刊记者陈光对本文有贡献。） 一场特殊的座谈会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作为中国“两会”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铁道大厦酒店，参加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公安部、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国侨办等机构的官员，目的是听取海外侨胞关于华侨政策的意见。 据徐静波回忆，座谈会现场，一些华人、华侨提到了“华裔卡”的问题。“这个事情讨论了很多年了”，徐静波说，很多华人、华侨希望政府能针对已加入外国国籍，以及长期居留海外的侨胞，发行“华裔卡”，以方便他们回国，在国内办理各项事务。 2016年，北京实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时，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就曾谈及这个问题，他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制度。 这个消息传出，立即在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但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于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等机构审批。 在这次座谈会上，公安部官员再次回应了这个话题。“目前不具备发行条件”，徐静波向本刊回忆道，华人华侨虽然数量庞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门，情况比较复杂。公安部官员也承诺，在中国工作华人申请绿卡问题，会降低门槛，放宽条件。而针对华侨回国使用护照的问题，也将会把护照纳入国民信息系统，以保证护照在国内办事能够通用。 “中国的护照其实有两个部门在发”，徐静波说，在这次座谈会上，相关人员也介绍了这个情况，中国人第一次出国时获得的护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放。出国后，很多人常住国外，护照用完或者到期后，回国不便，通常在中国驻外使领馆换发新护照。因此，中国的护照发放与管理，出现了公安部、外交部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的护照信息并没有在国内实现完全联网，因此，很多华侨回国时在住宿、换外汇甚至申办公司等问题上，常遇到很多麻烦。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实施了一个出国人员必须注销户口，以身份证换护照的做法”，徐静波介绍道，当时的身份证不起什么作用，许多人都不在意。但现在，这些华侨频繁返回国内，没有身份证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听说过好几次，华侨带着日本人回国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办好入住手续，住进了房间，而这位领队的华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住不进酒店，因为酒店不认他的中国护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开临时身份证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国人回到中国来，怎么还这么麻烦？” 徐静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证问题困扰，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公安部相关人员承诺，要推进解决这个问题。但徐静波也知道，这个事情牵涉不同部门，想要推进，还是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