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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10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专题)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专题)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12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12岁。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20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XX，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8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午后1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2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就这么熬到快5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CT。管CT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20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专题)，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4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4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12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等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开阑尾的啊。 “哦我们差点忘了，您确诊是阑尾穿孔了，性质很严重，我们决定今天就给您做手术。”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晚8点，太太已经又过来了。此时我已被送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间，有电视，太太很满意，因为她过来时发现，很多外科急诊病人都吊着盐水，挤在一个大堂里排队等候发落。我劝她回家，毕竟孩子们还小（后来才知道蛋蛋晚上吓哭了，说“从没见爸爸这样”）。太太走了，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不敢乱动——止疼药药性已经差不多过去，又开始疼起来。 “你好么，我是实习医生。” 一个帅气的小伙推门进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照法语规矩答谢并问候他“你也好么”。 “不怎么好。已经点卯三四天了，都忙些跟专业不沾边的琐事，挺烦的——你不用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我自己戴就行，你要出门就一定戴啊，哦反正你看样子也不会出门对吧？” 我喜欢这兄弟，随口和他攀谈，这才知道我实在不该抱怨“查肺结核”耽误了割阑尾——若非因为怕这“肺结核”，我会被扔在那个拥挤的大堂里和那些挑木刺、鱼骨头卡喉咙的人为伍，并且“先来后到”按部就班地排队，“弄不好等48小时才能排上手术、单间更是想也别想啦”。小伙子做完活，聊了半天，临走时随手给我打开电视：“有个法语新闻台，可以转移注意力”。法语新闻台里滚动播放着波音737MAX停飞的消息，听几遍便烦了，不过，的确能分散注意力。主刀医生终于来了，是个裹着灰色头巾的印度裔中年女性，口音很重，好在法语兄弟跟进来做翻译，沟通没啥问题： “你病情很严重，我们今天就将给你动刀，以下是一些事项……” 墙上时钟指向23点55分，“今天动刀”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好在对“印度将”我这个军迷早已很适应，看在已是“特别提速”份上，忍了。医生走了，电视里，川普一遍又一遍停飞着MAX。这期间有护士进来给扎上点滴，不知怎么的，疼痛有些缓解。已过凌晨四点，两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我们送你去手术室”。病床推到走廊里，法语兄弟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东西带齐了，祝你好运。” 手术区域一副仓储式超市的气派，屋顶足有几人高，到处是裸露的管线，四周巨大货架上层层叠叠，堆着各种器械和用品。 “还有点流程要走，你再耐心等等。” 3个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大汉嘟囔了一句，便把我扔在一个角落走了。到处都是大挂钟，时间感很强，秒针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 5点20分，大汉们回来，一声不吭地把我推进一间手术室，二男一女在里面等着，都戴着大口罩，看不出端倪： “我们是麻醉师，接下来要用气体给您进行全麻，您不要紧张，5分钟就睡着了。” 然而差不多5个5分钟过去，我仍然很清醒。 “您看，我这是几根手指头？” “两根……” “不行再来一次” …… 是不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于一次不完美全麻最好的补救，就是做下去一直把对方麻翻？反正，我终于被麻翻了，不知道几时几分。 “您能看得见我么？” 模模糊糊听见那位女麻醉师问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远似近，若隐若现，我没回答，也没法回答，很快又昏睡过去。这是在手术前、手术后，抑或，只不过是我的幻觉？终于真的醒了，已近正午，手术完成。 “一会会送你去病房，你很幸运，给安排了单间”。的确很幸运，加拿大住院通常都是四人间，人人平等。不过我心中有数，这个“特殊待遇”，其实是那不知所云的“疑似肺结核”换来的。我是几点钟开始做手术的？不知道，但一位来探视的护士告诉我，从入院登记到动刀，“为时21小时”、“这已经很快了”。这点我绝对相信：前些年做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我自己调查过数据，在加拿大某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急性阑尾炎手术从确诊到动刀的平均轮候时间是4-6天。一位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走进来，推起我的活动病床，把我一路推往病房。单间。走廊口第一间，对面是个制冰机，病房门右边好像是值班台。没有电视，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墙角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暂时似乎和我没啥关系，麻醉的效力已过，我仿佛已痛到连爬也爬不动的地步了。 “哦，你能自己爬到那张病床上么？” 我正这么想着，彪形大汉已把活动病床推到固定病床一并排，放下了一头的护栏。 ……我想最好还是照办：虽然爬一寸都觉得浑身痛，但瞧那神态和身段儿，让他老人家帮忙我恐怕只会更痛。 “你好我是实习医生，un deux troix chauxn`est pas froid（法语儿歌，意思是一二三热不是冷），我来看你，顺便问问你关于肺结核的问题……”，一个戴着口罩的蓝衣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身边跟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小伙子说一口结结巴巴、极其难分辨的初学者法语，吃力地向我解释，要抽四管血，以便检查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根本就没有肺结核。那就抽吧，反正我也没别的选择是吧？ “结巴”临走时，我拜托他帮忙把手机充电器插到墙边插座上，还好，线勉强够长，手机放在床的一角还可以充电，我点开一个评书软件听着，随手打开微博，发现一堆“陶老师你是不是又被河蟹了”之类的私信，赶紧发了个贴以正视听，随即丢下了手机。线太短，我只能向一侧侧卧才能边充电边用手机，但这个姿势令我十分不适，因此住院的几天里我很少上网或看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评书。又来了个护士，送来一堆花花绿绿的药丸，其中大概有止痛片？总之吃下去没多久就不疼了。 “嗨，你怎么样了，我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的化验单了，果然没有肺结核，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位法语流利的实习医生帅哥不知啥时候跑进来，他没戴口罩，一副眉飞色舞的神色：“不过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实习到期了，多保重，你看，你得在这里待到16号呢。” 他指着墙上的挂板，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注意事项，以及预定出院日期。临走时他告诉我“可以喝水了”，并给我打了一大塑料杯冰水。加拿大医院里通常只有冰水，我太太刚分娩完都被照例灌了满满一大杯。好在外语专业出身的我素来习惯喝冰水，倒也不以为意。不知过了多久，又进来一个护士，推着个仪器给我量心跳、血压之类，顺便在我左胳膊上插了个点滴管。等等，我右胳膊上明明已经有一个点滴管，难道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连插管儿都得插双份儿？.护士一脸的大义凛然，不理会我的搭讪，转身走了。 “醒醒先生，醒醒”。一根肥短的手指捅着我的腰眼，我迷迷糊糊醒来，窗边站着个老者，戴口罩，额头上都是皱纹，身后跟着个轻手轻脚的小姐姐。 “我是客座医生，这是我的助手，我们要给您抽血，四管，化验您是不是有肺结核。” 又化验？不是化验了么？这四管那四管的，我的静脉又不是水龙头。 “是这样，前面那个和我们不是一拨儿，各管各”，皱纹大爷说罢，便示意小姐姐“赶紧动手。小姐姐出手如风，动作比护士伶俐多了。 “等等等等，您怎么左右胳膊都插了输液管？这是什么操作？” 抽罢血，正要出门的皱纹大爷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居然吼了出来。哦，这不过是错误操作而已。开饭了，这是我此次住院的第一顿饭，当然，福利医疗，连饭钱都不要。说是饭，其实只是两盒冰果汁，一盘子冰果冻而已。我努力侧过身子，用插着输液管的胳膊支撑着，一寸一寸慢慢坐起，咬牙喝光了果汁，那盘果冻实在没胃口，只索罢了。妻子带着俩儿子来探病了，见我吃力，赶忙过来扶着我缓缓躺下。蛋蛋拿出张卡片，说是班上老师让他写了送我的，卡片的图案是一只抓金鱼的猫，他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猫。打开卡片，上面画了个形容猥琐的小人，正龇牙咧嘴地躺在个看上去有点像床的东西上。 “这个人就是爸爸，像不像”，蛋蛋一面说，一面看着边上那盘一口都没动的果冻，咽了口唾沫。他最喜欢果冻了，但终于忍住没吃：“我能把卡片带回去么？我怕护士把它弄丢了”。卡片终于还是留下了，妻子临走时我叮嘱她，明天不要带儿子们过来，医院终究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肚子上插的那根抽液管让我很不自在，咬牙换了几个睡姿，总算找到个稍微好受一点的方位。恍惚中来过几拨护士，每次都送来一种药丸，也不知是哪一种有嗜睡性，总之倦意来袭，我就摆着这个奇怪的造型睡着了。耳边手机里，袁阔成老师似乎正抑扬顿挫地烧着曹操的战船。 “先生，醒醒，开早饭了”。天已经大亮，早饭就在活动小桌板上，一杯热水，一个茶包，一盒冰果汁，当然，还有一盘冰果冻——事实上住院前三天一共七顿饭，主食就是累计七盘冰果冻。病床高低是可调的，我试图借助机械帮助，直接靠在病床上吃饭，但不知怎地，搁脚那一端放不到底，问护士，答曰“有点毛病，去年就报修了还没修好”，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爬起来吧。那位给我做手术的面纱女医生来做例行术后探视了，貌似比惯例晚了整整一天？她走后我听护士嘟囔“某某医生做什么都慢一拍”，还好，做手术似乎还准点。她匆匆走了，走之前吩咐护士又给我抽了4管血“检查肺结核”，甭问啊，他们也不是一拨儿的，没事，抽吧，我堂堂炎黄子孙还怕这个？午饭，晚饭。还是浑身疼，坐、卧、起都要花上十几分钟，期间来过好几拨名目各异的大夫，又抽了两次血，并顺便给我开了从降压到降糖的好几种处方药。手机里，袁阔成已经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好几个来回。晚饭后妻子又来探病，儿子们果然没有来。 “蛋蛋又作恶梦了，他不习惯你不在家，昨天整晚都赖在我床上”。正说着闲话，一个年长的女护士进来，用不知谁搁置在病床边一套仪器，帮我量体温和血压。 “这套机器量体温的装置坏了，只能量腋下，不能量口腔，得换一台才好”。她皱着眉走出去，却并没有把那台坏了的仪器推走。夜里我也做了恶梦，很惊悚的那种，是因为评书，还是蛋蛋？已是15日清晨，还有一天就可以出院了吧？早饭照例是茶包、果汁和果冻，只是多了一盒冰牛奶。身体状态似乎好了一些，虽然好得不多。我咬牙坐起来，喝完了那些流质，仍然没有碰果冻。午饭前“磕巴”来探房，没有戴口罩，我想，至少他这拨儿应该也已得出了“没有肺结核”的结论吧。 “量体温”。一个印度裔青年女护士面色严峻地走进来，她貌似习惯说省略语，能节约一个字母都是胜利。她走到病床边，随手从仪器上拔下体温计，消毒后劈手塞在我嘴里。等一下等一下，这体温计不是坏的么？我想喊，但嘴里塞着体温计，一句话也说不出。 “零度”。护士干脆利索地在本子上记下数据，掉头就走。我想叫住她，但终于没喊出声来。何必呢，值班台就在边上，他们终究会发现问题的。晚饭后妻子又过来探病，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接你出院”，临走时我让她从床底下帮我把拖鞋拣了出来——送午饭的护士不小心把拖鞋撞到床底，我拜托她们帮忙取出，但来了三趟人都没完成这项艰巨使命，这里终究是病房，打赤脚貌似不那么合适对吧…… 终于知道为什么夜里睡觉会做恶梦了：不是因为评书，也不是因为蛋蛋，而是因为护士不习惯随手关门。夜深人静，值班医生、护士、病人在走廊上走动，在制冰机上“哗啦哗啦”取冰，都会让我惊悚那么一下。我按铃叫来护士，拜托她帮忙关门，她关了——但下一拨来量体温的护士又给弄开了。算了，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被制冰机弄出几场恶梦的。第二天一早醒来，妻子果然已坐在床边。早饭也送来了，果冻换成了一碗印度风味的不知什么汤，喝了两口，“画风”过于清奇，终究没喝完。 “你们好，froid n`est pas chaud, petitn`est pas grand，这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们来探房”。 “磕巴”和一位年长的女医生走进来，连说带比划地跟我们解释，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得不推迟一天出院。 “磕巴”们走了，妻子也只好走人。临走时她嘟囔了一句，“这磕巴是在跟你练法语口语入门么”？大概吧。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磕巴”，事实上自15日起我就没怎么再见到此前两天络绎不绝的各色医生，也没人再问我什么劳什子“肺结核”了。但护士们还是恪尽职守，到点儿就来，也照样会把我的拖鞋撞到床底下，照样会忘记关门。傍晚来了个老护士——差不多是我这次住院见过最老的一位。她半晌端详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建议我“加强睡眠质量”，我苦笑地拜托她提醒值班护士们“最好能记得随手关门”，她答应了。 “哦，你可以多吃一些半流质食品了，不过切忌辛辣”。切忌辛辣？那么晚饭给我送咖喱汤是怎么个意思？又入夜了，护士们还是记不住关门，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好在身体状况庶几又有所改善，我牙一咬，心一横，奋勇起身，拖着点滴架跑到门口，自己把门关上了。我真傻，真的。只知道拖着点滴架也能关门，就不知道过会儿护士还会进来么？ 17日。出院日。妻子说好中午前来接我，她已打听清楚，我上午就能办好出院手续。但午时三刻已过，我和妻子等来的不是出院，而是午饭。 “对不起，出院要主刀大夫签字，可她一上午都没来。” 护士解释说，这次倒不能怪那位面纱大夫“照例慢半拍”，她是出门路上被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给叫走了。加拿大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医生是自由职业，人事关系不隶属医院，可以同时和几家医院签约挂钩，很显然，出院终究不比急诊来得迫切。等面纱大夫终于露面并签好出院单时，晚饭也已经送来了，还是奇怪的咖喱汤。汤就不喝了，虽然不要钱。再见，素里纪念医院，这里还是更适合纪念，而不是住院。几天来探病的各路医生开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药方，这是要自费去买的（加拿大医院内用药免费，但出院后要自费）。因为有附加的商业医保，那堆药加在一起也只花了小几十加元，其中大头还是药房额外收取的附加费。住院这么多天，家里花掉最大的一笔钱，居然是医院停车场的停车费，如果不太计较效率，还真是挺省的。 “知道么？就在你动手术第二天，我一个同事的亲戚，住多伦多的，查出和你一模一样的阑尾穿孔，排手术排到6天后，这位大姐听完了一咬牙，买了张机票飞回广州挨刀去了。”

2007年1月，在乔治布朗职业学校(George Brown College)会计专业的开学见面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欣，瘦高个，皮肤白皙，在乌压压的人群中，她身上那种清冷绝俗的气质，相当引人注目。我过去和她搭讪，得知她和我同班，家住的有些远，为了读书方便、正准备搬进我和老公当时租住的那座公寓楼。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也算见证了她一段曲折的人生旅程。 1 2007年深冬，这个周末李欣决定提前回家，给老公一个惊喜。周四下午一下课，她就赶紧跑回自己租的小单间，把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装进背包里，冒着风雪向地铁站走去。在加拿大，如果自己不开车，生活就会过于艰难。她家和学校其实都在大多伦多地区，但是因为不属于同一个小市区，彼此之间竟然不通车。李欣需要先坐地铁到终点，转乘公交到多伦多“边境”，再换乘她家所在市区的公交，再坐到终点，才能到家。原本开车走高速只需要40多分钟的路程，这么一折腾就要花2到3小时。但是如果让老公来接，那他肯定就猜到李欣要干什么了——为了这份“浪漫”和“惊喜”，自己吃点苦，是值得了——按照李欣的话说，来加拿大这一年多，老公过得实在是太辛苦了。李欣和高勇已经相识10多年了。当年，来自天南地北两个人，考进了北京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班，而且，两人的宿舍还是“联谊宿舍”。其实整个大学期间，李欣对高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等考研成绩下来才知道，全班只有他俩继续在本校读研。毕业晚会上，高勇宿舍的舍长多喝了两瓶啤酒，把李欣拉到高勇身边，通红着眼睛盯着他俩说：“你俩啊，相貌、才华、性格都挺般配。我们都要各奔东西了，就委托你俩继续联谊，并且结婚生子，把我们俩宿舍的友谊继续下去!” 李欣白了舍长一眼，转身就走，却听见高勇在后面说：“放心放心，一定一定!” 李欣原本以为，这就是同学们酒后的一个玩笑，没想到从读研一开始，高勇真把自己当成她的男朋友了——在女生楼下等她一起去实验室，下课等她一起吃饭，复习功课帮她占位等等，而李欣也没拒绝。两人就在这种没有正式表白的情况下，甜甜蜜蜜地谈起了恋爱。一晃又是3年，等2000年李欣和高勇研究生毕业，已是研究生院公认的模范情侣了：恋爱认真，工作努力，搞科研都有天赋。导师们上下一活动，两人就都留校任教了。 2 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婚礼的来宾绝大部分都是两人多年同学好友，所以他们像商量好了一样，直接让新郎新娘略过了介绍相识过程、互相致辞之类的环节，全都口径一致地祝他们“早生贵子”——俨然就是一个催生宴。婚礼结束后，李欣对着高勇大发了一顿牢骚：“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没想到高勇却说：“皇帝也急啊!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李欣害羞地笑了。其实李欣也想快点生孩子，毕竟念研究生期间，爸妈每次打电话都会催：“你弟弟的儿子都会爬啦，毕业赶紧结婚生孩子……我们也还年轻，能帮你带孩子。” 李欣的弟弟是超生出来的，就是因为他，李欣父母当年双双从公立学校的老师降格成了民办教师。可是二老从没后悔过，怎么看弟弟怎么顺眼。李欣从小吃穿不愁，可就是觉得处处都不如弟弟，如今连孙子都是弟弟先献给父母的。李欣越是告诉自己别在乎，心里越是酸楚。婆婆公公就更不用提了，来参加婚礼的时候，直接把“孙儿”的棉被、棉衣都做好带过来了。然而命运之神似乎觉得李欣夫妇一切都太顺利了，决心跟他们开个玩笑。婚礼之后一年多了，李欣却迟迟没有怀上。这期间，两人参加了好多场别人宝宝的满月宴和百日宴，每次回来心里都酸酸的。开始两人还能拿这事儿开开玩笑，慢慢地，这似乎变成了两人之间的禁忌话题。就连双方父母来电话，只要一提这事儿，两人立刻就变得很烦躁：“你们别管了，行吗?” 结婚两周年纪念日时，李欣终于忍不住说：“咱们去检查一下吧。” 终于，在一系列令人尴尬的问答和检查之后，李欣的心理压力更大了——西医说她的子宫是后位，中医说她是寒性体质，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她就是难受孕。其实这离不孕还差十万八千里，医生真正的专业结论就是他俩都很正常，怀不上的原因就是太着急——心急就会令体内荷尔蒙分泌不稳定，更容易加深怀孕的困难度——“才28岁，急什么嘛。”不论西医和中医也都这么说。高勇听了医生的话，常常劝李欣：“你看咱俩这工作，就是在实验室写写论文，给学生讲讲课，虽说发不了大财，可是轻松稳定，生活也得算小康吧?你别天天想着出啥科研成果，差不多就行了。孩子的事儿咱也不急，你就负责稳定荷尔蒙就行!” 可这劝慰的话到了李欣耳朵里，也还是催生鼓。她知道高勇就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传宗接代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李欣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折腾，喝中药、吃偏方、练助孕瑜伽。高勇劝了她几次，让她放松就好，可是李欣已经钻到牛角尖里了。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年，夫妻俩都有点受不了了。 2004年的一天，李欣突然对高勇说：“咱们出国吧。你看北京的房子这么贵，咱这辈子都不一定能买得起了，不如出去看看。咱院里唐教授的女儿移民加拿大了，我打听了一下，不难。” 高勇很吃惊：“我对加拿大一无所知。咱去了能干什么呢?英语都说不好!我知道你是因为生孩子的事心烦，管别人怎么说呢，我都不嫌你!” 这摆明就是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来了——原本李欣也就是想试一下，听高勇这么一说，更打定了主意想走了，于是，第二天就去使馆拿了一大堆表格来填。也挺怪，这夫妻俩好像除了生子，其它事情都特别顺利，移民申请两年多就批下来了。虽然高勇舍不得工作、父母和朋友，但是看着眼前的登陆纸，多少也有点动心。打电话跟父母商量，高勇母亲一听就哭了：“我们就你一个孩子，你就忍心?”跟导师商量，导师直接叫他别犯傻：“加拿大就是个村!多少高级人才都在那里浪费着呢，你去干什么?” 高勇不肯去，两人天天就像拉锯一样争来争去。李欣知道这么下去，争论到登陆纸过期了也不会有结果，所以干脆不管老公，自作主张开始着手兑换加币、收拾行李了。偶尔再拉着高勇胳膊说两句：“长这么大还没出过国呢，就当去玩玩嘛!不行再回来呗。” 高勇看李欣是铁了心要走，也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只好决定冒一回险。 3 2006年夏天，高勇和李欣辞了职、提着全部家当来到了加拿大。夫妻俩跟另一对小夫妻合租了一栋独立房的底层，房东在房租中间砌了一面墙，正好把底层隔成两个独立的一室一厅，分门出入，谁也不会打扰谁。李欣家从后门进出，一出门就能看到后院的樱桃树和小花园，美不胜收。高勇则最喜欢炉盘下的大烤箱，不管是鸡腿还是排骨，加点土豆、撒上调料往里面一塞，出来就是一大盘像样的硬菜。晚上，两人常常并排坐在后院看星星，的确非常美。只是他俩的存款并不多，换成加币就更少得可怜，安定下来之后，往后的生计问题一下就扑面而来了。李欣觉得应该尽快申请职业学校(college)，学生贷款足够让生活无忧，上两年学，毕业后就能找到专业工作。可是高勇不愿再上学了，他宁愿找个地方打工。这样，两人一边上着免费的英语班，一边各自行动。很快，高勇找到了一份加工床垫的体力活，工厂离他们租住的“小家”非常近，那天，两人还兴奋地吃了一顿大餐来庆祝。但高勇只上了一天班，就知道高兴得太早了——这活儿太累了，一天下来，眼睛直冒金星——可为了挣钱，也只能坚持一下了。李欣看到丈夫常常累得吃过晚饭，倒头就睡着，连话都没力气说，很是心疼。可也只能寄希望于等自己找到专业工作，就不让高勇再做这种苦力了。临近年底，李欣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为了好找工作，她选了和国内专业八杆子打不着的会计，而且明年1月份就开学，不用再浪费时间。学校在多伦多市中心，搬家不现实，因为高勇在家附近上班，而他已经够累了。正好有两个女同学想找人分租一间公寓，李欣就决定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附近合租，周五高勇下班后开车接她回家过周末。尽管分摊下来、每月只有400块钱的租金，可这钱也是高勇这个文弱书生出苦力挣来的，李欣还是很内疚。那天，在风雪里辗转了两个半小时，李欣总算回到了家。进门之前，她从包里掏出纸巾，擦掉了脸上的雪水，又涂了点口红，才掏出钥匙开了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李欣忽然听到了那种特殊的喘息声。在看小黄片?李欣心里想着，还无奈地笑了笑。直到走到卧室门口，李欣惊呆了——不是小黄片，是真人秀。高勇和一个陌生女人在床上，正在慌乱地穿衣服。李欣脑海里闪过无数原配暴打小三的新闻，可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让她连一句骂人的话都说不出口。她只对着高勇用颤抖的声音骂了一句“不要脸”，就自己坐到餐桌旁哭去了。她恨自己怎么那么傻，此前，她甚至觉得就算自己出轨了，高勇都不会发现，他那么木讷…… 很快，高勇拉着那个女人坐到了李欣对面。 “谈谈吧。”高勇中气十足地说，仿佛李欣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这是我一个车间的同事，叫Grace。刚工作的时候她帮了我不少忙……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咱俩离婚吧。” 李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和她认识才多久?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说离就离?” 高勇脸上毫无表情：“这和Grace无关。李欣，咱们不该来加拿大。如果在国内，你能不能生孩子我不在乎，我还有工作呢不是?可是你太自私了，就因为不想听别人的闲言碎语，国内的一切说扔就扔了。父母培养我了二十多年，我现在不光不能给他们一个孙子，连他们唯一的一点愿望都打碎了!我一个研究生天天在车间里搬床垫子!” “我逼你了吗?哪次做决定不是跟你商量过的，你不也同意了?” 高勇提高了声调：“你说得对。以前我总是先考虑你，做出的都是对你有利的决定，今天我就为自己决定一次，我要离婚!” 李欣看着高勇脸上那种厌恶和决绝的表情，她仿佛看见自己的心慢慢结成了冰，出现裂纹，然后“啪”地一声碎掉了。她还能说什么呢? “好吧，我同意。”李欣说完，就起身去收拾东西。 “这么晚了，她能去哪里?我家近，你送我回家吧。”李欣听见那个女人对高勇说，紧接着高勇就对自己喊：“今晚你住这里，收拾收拾。我明早来接你，去法院。” 说完两人转身就走了。这一切都发生地太快了。李欣一夜未眠，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笨。这一年来，高勇连话都不愿意跟她说，怎么她就觉不出来异常呢。第二天一早，高勇回来了，找齐了证件，带李欣一起向市中心赶。在车上，高勇说：“咱俩离了婚，我也不会跟Grace结婚，我要回国。导师来信说，他上了个新项目，缺人，正好让我回去。咱们从国内带来的钱没怎么花，还剩不少，都留给你，足够你付这一年房租了。” “嗯。”李欣不敢多说一个字，怕自己一开口又会哭。高勇接着说：“你知道吧，在加拿大跟你离婚，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有了这个离婚证，你才能再婚。那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你写个授权书，委托你弟弟代表你，再跟我在中国离一次婚。有了那个证，我才能再婚。” 听了这番让人啼笑皆非的话，李欣差点笑出来：“这么荒唐的细节你都研究到了，想离婚很久了吧。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难道怕我不放你?” “这不导师也才给我回的信嘛?再说，我也没想到我能这么平静地跟你说这事儿。毕竟，在学校的那些年，我那么爱你。” 两人都沉默了。 4 离了婚，李欣回到自己的小房间躺了一整天，终于想通了：以前老觉得自己欠高勇的，这下反倒轻松了。她披头散发地到厨房下方便面。两个室友揶揄她说：“觉出来饿啦?过个生日都能吵得这么伤心，你真行!” “没吵架，我们离婚了……” 室友一脸惊愕，听完了事情经过，气得直喊：“死渣男!婚内出轨还不算，找到退路之后，把老婆和小三全甩了!不能便宜他，跟他要赡养费!” 李欣倒没想到外人会这么看高勇，只得苦笑着说：“我不想为难他。” 高勇很快回了国，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年后，李欣以门门功课都是“A”的优异成绩毕业，直接留在了实习公司，租了公司附近一个独立房的地下室。一切都一如既往地顺利。可是，一想到自己已经35岁了，她还是克制不住地心慌——男人可以不要，可是她想要孩子啊——本来自己就不容易怀孕，年龄大了恐怕就更难了。 “欣!欣!李!李!”一天早晨，李欣正着往公交车站赶，一辆车忽然停在不远的路边，车上是李欣的新房东。房东给李欣解释说，自己昨天中午看到李欣午间休息出来买饭，才发现原来他俩在一个大楼里上班，就想顺路捎李欣过去。李欣推辞了几句，可这大冷天和这高跟鞋实在让人心烦，想了想就还是钻进车里了。房东是一个绿眼睛的中年男人，叫Steven，45岁，来自英国。有3个孩子，最小的都已经11岁了。5年前跟老婆离了婚，孩子全跟老婆住，每个月要支付前妻和3个孩子每人1000加元的赡养和抚养费。所以，虽然他在银行当小领导，工资也不低，但是除了这套房子之外，一贫如洗。当听说李欣离婚后并没有向老公索要赡养费，Steven惊讶得下巴颏都要掉下来了。之后，房东每天早上都会带李欣一起上班。李欣要付钱给他，他怎么都不要，说本来自己也是顺路。于是，李欣也会偶尔在周末做两个拿手的中国菜给他尝尝，以示感谢。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人就熟络起来。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一个周六的早晨，李欣正在看电视，听到Steven 在外面敲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她谈。李欣一边回忆这个月的房租是不是忘交了，一边去开门。一开门，就看到Steven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外，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身后的楼梯上还飘着气球。李欣一瞬间就明白对方在想什么了，“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Steven就在外面说：“欣，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吗?你那么美，那么善良，我希望你能做我女朋友。” 李欣当然看出来了，她早就注意到Steven看向她时，那种热烈的眼神，可是她不愿意去多想。一则她对Steven印象也不错，二则她实在不想再搬一次家。现在对方挑明了，她只能仔细想一下了。 Steven看她不开门，只好返身上楼去。李欣等他脚步声走远，赶紧给她原来的两个室友打电话。 “不靠谱!”室友们纷纷劝她。不行的理由有三条——对方年龄大了，离过婚不说，还有三个孩子，这怎么行? 李欣挂了电话，反倒想明白了——高勇是中国人，还不是说离就离?Steven虽然比自己大10岁，但是身材管理得很好，而且会每天夸你一百遍，把你捧成公主。怎么就不行了? 仿佛一下又回到了叛逆的青春期，李欣拉开门、走上楼去，对Steven说：“我也喜欢你。” 5 恋爱中的李欣光彩照人，每次和两个室友出来吃饭时，都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夸Steven会体贴人。她说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只要她开心，室友们自然也为她高兴。“你这个愿望Steven知道吗?” 李欣回答：“当然!他说只要我怀了孕，我们就立刻结婚!” 这一年感恩节，李欣炒了几个拿手菜，还烤了南瓜派。Steven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烤了一只大火鸡。两个人准备好好地庆祝一下。火鸡一端上来，李欣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其实这个月的月事已经推迟十几天了，她也买好了试纸，但一直没有勇气——想来如果今天验出来了，也算是喜上加喜吧。在卫生间看到两道杠的那一刹那，李欣不由地热泪盈眶。她平复了好一阵，出来坐在Steven对面，尽量用平静的声调说：“我怀孕了。”然后等着看对方那一贯的夸张反应。然而Steven脸上的表情却跟李欣心里的预期很不一样。他严肃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知道吗?我还是英国皇室的远亲呢……我的家族对血统是有要求的，我不能随便找个人就结婚生孩子……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一瞬间，看着Steven那双蛇一样的眼睛，她有一瞬间差点抓起桌上的刀叉就扔了过去。但还是努力平静下来，说：“你不是说我怀了孕就结婚吗?你这个骗子!” Steven一副无赖的样子：“你不是说你怎么努力都不能怀孕吗?你先骗我的!” 饭是吃不下了，李欣转身回了房间。这回，她并没有跟高勇分开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只是有种被欺骗了的愤怒。接下来怎么办呢? 搬家?不行。好不容易怀上这个孩子，她无论如何得保护好他，不能搬家折腾。回国?那工作就丢了，而且经历了这么多，贸然带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回去，父母肯定得骂死她。她还是决定先保住工作，办个探亲让父母来加拿大帮忙。这样父母生的气应该小一些，毕竟“家丑”不好外扬。接下来的几天，李欣照常上下班，只是尽量避免跟Steven碰面。 Steven很快就沉不住气了。一天下午，他等在门口拦住了李欣，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是坏人。上次离婚，实在把我折腾苦了。我以前算是中产阶级，现在得靠出租地下室才能增加点收入，我真的害怕再结婚。” 李欣冷冷地说：“我跟中国唐代的皇帝也是远亲，我的孩子是皇族后裔，所以一定要生下来。你不用跟我结婚，甚至这孩子我自己养都行。” “不结婚你也要这个孩子?” Steven很惊讶，“说实话我很喜欢孩子。我会帮你，但是没法按月支付固定的费用。你搬到楼上住吧，地下室有氡气，对肺不好，怀孕了不能住在那里。房租你也不用付了。” Steven虽然可恶，但是在这异国他乡，李欣也只能依靠他。第二天，李欣搬到楼上去住了。往后出去散步，Steven也会向邻居介绍自己的“女朋友”了。 6 快到预产期的时候，李欣的父母来了。李欣一直不敢告诉他们Steven跟自己还没有结婚，不然父母肯定不会住进这栋房子。尽管如此，父母还是看Steven哪哪儿都不顺眼，太老，没法交流，周末还得出去陪他原来的三个孩子，尤其是受不了他没礼貌，让岳父岳母住地下室不说，还常常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为此，李欣的妈妈哭过好几次，骂李欣放弃国内的大好前途，来加拿大嫁给这么一个糟老头。 Steven则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女朋友”的父母为他准备的晚餐，同时还明里暗里对李欣说过好几次：如果李欣一家在外租房，租金也要一千多，所以他相当于已经付出了自己的那一份钱，等孩子生下来，他只能负责尿片的费用。李欣36岁才生第一胎，已经够紧张了，还得应付父母的情绪和Steven的冷漠。她开始后悔让父母过来，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只能接受“成功的孩子”，不能接受自己这样“落魄的孩子”。最后，她也只能跟父母商量，把他们的回程机票由半年改签成了三个月，打算孩子一满月，就让他们回国。以后等自己一切都好起来，再带孩子回国看望父母。 2010年6月，李欣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出乎李欣的意料，Steven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已经有三个儿子了，这个女儿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一有空，就抱着女儿出去晒太阳，向邻居们炫耀。一个周末，Steven竟然还把三个儿子带回了家，让他们“看看妹妹”。 Steven向三个大男孩介绍李欣：“这是我女朋友，是个会计，你们看妹妹像我还是像她?” “你请了两个保姆来照顾你女朋友?”小儿子问Steven。 “那是我女朋友的父母，从中国过来帮忙的，下个月就回去了，我不需要付他们钱。”李欣站在一旁，只能庆幸自己的父母听不懂英语。等父母终于要回去了，妈妈在机场拉着李欣的手说：“我们不是只帮弟弟不帮你，只是在这里我们语言不通，洋女婿也不欢迎我们，实在呆不下去。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喜欢就好。真过不下去，回国找我们也行。”李欣心里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儿满百天时，Steven在家里挂满了气球，又在后院支起了一个烧烤炉，叫上三个儿子一起来开庆祝派对，李欣把自己的两个室友也请来了。 “这老外算盘打得可以啊。要女人有女人，要孩子有孩子，自己还什么责任都不用付。”看着Steven忙前忙后的样子，一个室友愤愤不平。 “就是!你说你怎么老遇到渣男呢?还不顾一切非得生下这个孩子，往后可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有女万事足。别说他作为孩子爸爸，必须得支付抚养费，就算没有他，我一个人也能把孩子带得好好的。”李欣反倒安慰起两位室友来。话虽这么说，但那天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时，看着孩子天使一般的小脸，李欣突然觉得心头涌上一阵又一阵的孤独和悲凉，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下来。后记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找工作、生孩子，联系越来越少。尤其是李欣，常常有意回避着我们、也不接电话，我和她渐渐失联了。去年年底的一个周六，我送儿子去打冰球，竟然看到李欣带着女儿在同一个冰场滑冰。她的女儿已经8岁多了，高高瘦瘦，在冰上滑行的时候，就像一只小天鹅。李欣却憔悴了许多，头发已经花白，当年身上的那股仙气也荡然无存。我还没开口问，她就主动说：“怕什么来什么，我现在最怕遇到老熟人。” 原来她还在跟Steven同居。作为单身母亲，政府发放的补助就有近2000加元，加上她的工资，经济上倒也不成问题，所以在女儿4岁刚上学前班的时候，她曾经在一次争吵后搬出了Steven的住所，独自带女儿生活了两个月。可就在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女儿发烧到40度，呕吐抽搐，李欣吓坏了。可在举目无亲的加拿大，她也只能求助于孩子她爸。再加上女儿跟Steven的感情很深，天天闹着找爸爸。所以在这件事后，Steven还是像之前一样，拿着一束鲜花，又把李欣母女接回了自己家。李欣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很丢人?” 我说：“怎么会!你又没偷没抢没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哪里丢人?” 李欣叹了一口气：“我爸妈可不这么想……小时候总是想长大后要出人头地，让父母跟我享福。可是你看我现在，自己的一摊子都顾不了，更别提孝敬父母了。” 我问：“你又跟Steven提结婚的事了吗?” 李欣苦笑着说：“Steven也50多了，越来越向往天伦之乐;再加上他前妻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年，不用他再付抚养费了，所以他现在很想结婚，可我反倒不想结了。” 李欣看着正在冰上转圈的女儿，眼神空洞而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