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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10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专题)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专题)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12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12岁。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20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XX，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8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午后1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2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就这么熬到快5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CT。管CT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20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专题)，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4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4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12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等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开阑尾的啊。 “哦我们差点忘了，您确诊是阑尾穿孔了，性质很严重，我们决定今天就给您做手术。”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晚8点，太太已经又过来了。此时我已被送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间，有电视，太太很满意，因为她过来时发现，很多外科急诊病人都吊着盐水，挤在一个大堂里排队等候发落。我劝她回家，毕竟孩子们还小（后来才知道蛋蛋晚上吓哭了，说“从没见爸爸这样”）。太太走了，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不敢乱动——止疼药药性已经差不多过去，又开始疼起来。 “你好么，我是实习医生。” 一个帅气的小伙推门进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照法语规矩答谢并问候他“你也好么”。 “不怎么好。已经点卯三四天了，都忙些跟专业不沾边的琐事，挺烦的——你不用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我自己戴就行，你要出门就一定戴啊，哦反正你看样子也不会出门对吧？” 我喜欢这兄弟，随口和他攀谈，这才知道我实在不该抱怨“查肺结核”耽误了割阑尾——若非因为怕这“肺结核”，我会被扔在那个拥挤的大堂里和那些挑木刺、鱼骨头卡喉咙的人为伍，并且“先来后到”按部就班地排队，“弄不好等48小时才能排上手术、单间更是想也别想啦”。小伙子做完活，聊了半天，临走时随手给我打开电视：“有个法语新闻台，可以转移注意力”。法语新闻台里滚动播放着波音737MAX停飞的消息，听几遍便烦了，不过，的确能分散注意力。主刀医生终于来了，是个裹着灰色头巾的印度裔中年女性，口音很重，好在法语兄弟跟进来做翻译，沟通没啥问题： “你病情很严重，我们今天就将给你动刀，以下是一些事项……” 墙上时钟指向23点55分，“今天动刀”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好在对“印度将”我这个军迷早已很适应，看在已是“特别提速”份上，忍了。医生走了，电视里，川普一遍又一遍停飞着MAX。这期间有护士进来给扎上点滴，不知怎么的，疼痛有些缓解。已过凌晨四点，两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我们送你去手术室”。病床推到走廊里，法语兄弟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东西带齐了，祝你好运。” 手术区域一副仓储式超市的气派，屋顶足有几人高，到处是裸露的管线，四周巨大货架上层层叠叠，堆着各种器械和用品。 “还有点流程要走，你再耐心等等。” 3个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大汉嘟囔了一句，便把我扔在一个角落走了。到处都是大挂钟，时间感很强，秒针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 5点20分，大汉们回来，一声不吭地把我推进一间手术室，二男一女在里面等着，都戴着大口罩，看不出端倪： “我们是麻醉师，接下来要用气体给您进行全麻，您不要紧张，5分钟就睡着了。” 然而差不多5个5分钟过去，我仍然很清醒。 “您看，我这是几根手指头？” “两根……” “不行再来一次” …… 是不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于一次不完美全麻最好的补救，就是做下去一直把对方麻翻？反正，我终于被麻翻了，不知道几时几分。 “您能看得见我么？” 模模糊糊听见那位女麻醉师问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远似近，若隐若现，我没回答，也没法回答，很快又昏睡过去。这是在手术前、手术后，抑或，只不过是我的幻觉？终于真的醒了，已近正午，手术完成。 “一会会送你去病房，你很幸运，给安排了单间”。的确很幸运，加拿大住院通常都是四人间，人人平等。不过我心中有数，这个“特殊待遇”，其实是那不知所云的“疑似肺结核”换来的。我是几点钟开始做手术的？不知道，但一位来探视的护士告诉我，从入院登记到动刀，“为时21小时”、“这已经很快了”。这点我绝对相信：前些年做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我自己调查过数据，在加拿大某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急性阑尾炎手术从确诊到动刀的平均轮候时间是4-6天。一位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走进来，推起我的活动病床，把我一路推往病房。单间。走廊口第一间，对面是个制冰机，病房门右边好像是值班台。没有电视，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墙角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暂时似乎和我没啥关系，麻醉的效力已过，我仿佛已痛到连爬也爬不动的地步了。 “哦，你能自己爬到那张病床上么？” 我正这么想着，彪形大汉已把活动病床推到固定病床一并排，放下了一头的护栏。 ……我想最好还是照办：虽然爬一寸都觉得浑身痛，但瞧那神态和身段儿，让他老人家帮忙我恐怕只会更痛。 “你好我是实习医生，un deux troix chauxn`est pas froid（法语儿歌，意思是一二三热不是冷），我来看你，顺便问问你关于肺结核的问题……”，一个戴着口罩的蓝衣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身边跟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小伙子说一口结结巴巴、极其难分辨的初学者法语，吃力地向我解释，要抽四管血，以便检查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根本就没有肺结核。那就抽吧，反正我也没别的选择是吧？ “结巴”临走时，我拜托他帮忙把手机充电器插到墙边插座上，还好，线勉强够长，手机放在床的一角还可以充电，我点开一个评书软件听着，随手打开微博，发现一堆“陶老师你是不是又被河蟹了”之类的私信，赶紧发了个贴以正视听，随即丢下了手机。线太短，我只能向一侧侧卧才能边充电边用手机，但这个姿势令我十分不适，因此住院的几天里我很少上网或看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评书。又来了个护士，送来一堆花花绿绿的药丸，其中大概有止痛片？总之吃下去没多久就不疼了。 “嗨，你怎么样了，我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的化验单了，果然没有肺结核，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位法语流利的实习医生帅哥不知啥时候跑进来，他没戴口罩，一副眉飞色舞的神色：“不过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实习到期了，多保重，你看，你得在这里待到16号呢。” 他指着墙上的挂板，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注意事项，以及预定出院日期。临走时他告诉我“可以喝水了”，并给我打了一大塑料杯冰水。加拿大医院里通常只有冰水，我太太刚分娩完都被照例灌了满满一大杯。好在外语专业出身的我素来习惯喝冰水，倒也不以为意。不知过了多久，又进来一个护士，推着个仪器给我量心跳、血压之类，顺便在我左胳膊上插了个点滴管。等等，我右胳膊上明明已经有一个点滴管，难道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连插管儿都得插双份儿？.护士一脸的大义凛然，不理会我的搭讪，转身走了。 “醒醒先生，醒醒”。一根肥短的手指捅着我的腰眼，我迷迷糊糊醒来，窗边站着个老者，戴口罩，额头上都是皱纹，身后跟着个轻手轻脚的小姐姐。 “我是客座医生，这是我的助手，我们要给您抽血，四管，化验您是不是有肺结核。” 又化验？不是化验了么？这四管那四管的，我的静脉又不是水龙头。 “是这样，前面那个和我们不是一拨儿，各管各”，皱纹大爷说罢，便示意小姐姐“赶紧动手。小姐姐出手如风，动作比护士伶俐多了。 “等等等等，您怎么左右胳膊都插了输液管？这是什么操作？” 抽罢血，正要出门的皱纹大爷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居然吼了出来。哦，这不过是错误操作而已。开饭了，这是我此次住院的第一顿饭，当然，福利医疗，连饭钱都不要。说是饭，其实只是两盒冰果汁，一盘子冰果冻而已。我努力侧过身子，用插着输液管的胳膊支撑着，一寸一寸慢慢坐起，咬牙喝光了果汁，那盘果冻实在没胃口，只索罢了。妻子带着俩儿子来探病了，见我吃力，赶忙过来扶着我缓缓躺下。蛋蛋拿出张卡片，说是班上老师让他写了送我的，卡片的图案是一只抓金鱼的猫，他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猫。打开卡片，上面画了个形容猥琐的小人，正龇牙咧嘴地躺在个看上去有点像床的东西上。 “这个人就是爸爸，像不像”，蛋蛋一面说，一面看着边上那盘一口都没动的果冻，咽了口唾沫。他最喜欢果冻了，但终于忍住没吃：“我能把卡片带回去么？我怕护士把它弄丢了”。卡片终于还是留下了，妻子临走时我叮嘱她，明天不要带儿子们过来，医院终究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肚子上插的那根抽液管让我很不自在，咬牙换了几个睡姿，总算找到个稍微好受一点的方位。恍惚中来过几拨护士，每次都送来一种药丸，也不知是哪一种有嗜睡性，总之倦意来袭，我就摆着这个奇怪的造型睡着了。耳边手机里，袁阔成老师似乎正抑扬顿挫地烧着曹操的战船。 “先生，醒醒，开早饭了”。天已经大亮，早饭就在活动小桌板上，一杯热水，一个茶包，一盒冰果汁，当然，还有一盘冰果冻——事实上住院前三天一共七顿饭，主食就是累计七盘冰果冻。病床高低是可调的，我试图借助机械帮助，直接靠在病床上吃饭，但不知怎地，搁脚那一端放不到底，问护士，答曰“有点毛病，去年就报修了还没修好”，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爬起来吧。那位给我做手术的面纱女医生来做例行术后探视了，貌似比惯例晚了整整一天？她走后我听护士嘟囔“某某医生做什么都慢一拍”，还好，做手术似乎还准点。她匆匆走了，走之前吩咐护士又给我抽了4管血“检查肺结核”，甭问啊，他们也不是一拨儿的，没事，抽吧，我堂堂炎黄子孙还怕这个？午饭，晚饭。还是浑身疼，坐、卧、起都要花上十几分钟，期间来过好几拨名目各异的大夫，又抽了两次血，并顺便给我开了从降压到降糖的好几种处方药。手机里，袁阔成已经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好几个来回。晚饭后妻子又来探病，儿子们果然没有来。 “蛋蛋又作恶梦了，他不习惯你不在家，昨天整晚都赖在我床上”。正说着闲话，一个年长的女护士进来，用不知谁搁置在病床边一套仪器，帮我量体温和血压。 “这套机器量体温的装置坏了，只能量腋下，不能量口腔，得换一台才好”。她皱着眉走出去，却并没有把那台坏了的仪器推走。夜里我也做了恶梦，很惊悚的那种，是因为评书，还是蛋蛋？已是15日清晨，还有一天就可以出院了吧？早饭照例是茶包、果汁和果冻，只是多了一盒冰牛奶。身体状态似乎好了一些，虽然好得不多。我咬牙坐起来，喝完了那些流质，仍然没有碰果冻。午饭前“磕巴”来探房，没有戴口罩，我想，至少他这拨儿应该也已得出了“没有肺结核”的结论吧。 “量体温”。一个印度裔青年女护士面色严峻地走进来，她貌似习惯说省略语，能节约一个字母都是胜利。她走到病床边，随手从仪器上拔下体温计，消毒后劈手塞在我嘴里。等一下等一下，这体温计不是坏的么？我想喊，但嘴里塞着体温计，一句话也说不出。 “零度”。护士干脆利索地在本子上记下数据，掉头就走。我想叫住她，但终于没喊出声来。何必呢，值班台就在边上，他们终究会发现问题的。晚饭后妻子又过来探病，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接你出院”，临走时我让她从床底下帮我把拖鞋拣了出来——送午饭的护士不小心把拖鞋撞到床底，我拜托她们帮忙取出，但来了三趟人都没完成这项艰巨使命，这里终究是病房，打赤脚貌似不那么合适对吧…… 终于知道为什么夜里睡觉会做恶梦了：不是因为评书，也不是因为蛋蛋，而是因为护士不习惯随手关门。夜深人静，值班医生、护士、病人在走廊上走动，在制冰机上“哗啦哗啦”取冰，都会让我惊悚那么一下。我按铃叫来护士，拜托她帮忙关门，她关了——但下一拨来量体温的护士又给弄开了。算了，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被制冰机弄出几场恶梦的。第二天一早醒来，妻子果然已坐在床边。早饭也送来了，果冻换成了一碗印度风味的不知什么汤，喝了两口，“画风”过于清奇，终究没喝完。 “你们好，froid n`est pas chaud, petitn`est pas grand，这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们来探房”。 “磕巴”和一位年长的女医生走进来，连说带比划地跟我们解释，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得不推迟一天出院。 “磕巴”们走了，妻子也只好走人。临走时她嘟囔了一句，“这磕巴是在跟你练法语口语入门么”？大概吧。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磕巴”，事实上自15日起我就没怎么再见到此前两天络绎不绝的各色医生，也没人再问我什么劳什子“肺结核”了。但护士们还是恪尽职守，到点儿就来，也照样会把我的拖鞋撞到床底下，照样会忘记关门。傍晚来了个老护士——差不多是我这次住院见过最老的一位。她半晌端详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建议我“加强睡眠质量”，我苦笑地拜托她提醒值班护士们“最好能记得随手关门”，她答应了。 “哦，你可以多吃一些半流质食品了，不过切忌辛辣”。切忌辛辣？那么晚饭给我送咖喱汤是怎么个意思？又入夜了，护士们还是记不住关门，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好在身体状况庶几又有所改善，我牙一咬，心一横，奋勇起身，拖着点滴架跑到门口，自己把门关上了。我真傻，真的。只知道拖着点滴架也能关门，就不知道过会儿护士还会进来么？ 17日。出院日。妻子说好中午前来接我，她已打听清楚，我上午就能办好出院手续。但午时三刻已过，我和妻子等来的不是出院，而是午饭。 “对不起，出院要主刀大夫签字，可她一上午都没来。” 护士解释说，这次倒不能怪那位面纱大夫“照例慢半拍”，她是出门路上被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给叫走了。加拿大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医生是自由职业，人事关系不隶属医院，可以同时和几家医院签约挂钩，很显然，出院终究不比急诊来得迫切。等面纱大夫终于露面并签好出院单时，晚饭也已经送来了，还是奇怪的咖喱汤。汤就不喝了，虽然不要钱。再见，素里纪念医院，这里还是更适合纪念，而不是住院。几天来探病的各路医生开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药方，这是要自费去买的（加拿大医院内用药免费，但出院后要自费）。因为有附加的商业医保，那堆药加在一起也只花了小几十加元，其中大头还是药房额外收取的附加费。住院这么多天，家里花掉最大的一笔钱，居然是医院停车场的停车费，如果不太计较效率，还真是挺省的。 “知道么？就在你动手术第二天，我一个同事的亲戚，住多伦多的，查出和你一模一样的阑尾穿孔，排手术排到6天后，这位大姐听完了一咬牙，买了张机票飞回广州挨刀去了。”

刚刚过去的春节，应该是Nick二十多年来最忙碌的一个假期。他只在家休息了三天，就回到了北京。坐在地铁空荡荡的车厢里，Nick还没有从春节父母的嘘寒问暖中适应过来，手机微信已经在不断地弹出消息。大部分是群发的拜年短信，但更多的，还是那些准备出国留学的客户家长们发来的咨询信息。他得一个一个去回复。 “全家卖房送我出国，回来才知道现实多残酷。” 一年前，Nick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干着这样的工作，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时，他刚从全美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毕业，带着满脑子的新闻理想回国，准备介入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不公境遇，并毫不畏惧地传播出真理与正义的呼声。 Nick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给当地的华人电视台兼职做记者，自己也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写一些跟社会时政相关的新闻评论，在学校的留学生圈子里有一点影响力。他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国内头部的新媒体大号广告报价已经高达几十万一篇。 “即便实现不了新闻理想，靠做自媒体也可以养活自己吧。” 本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国内的现实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北京是中国文化传媒的中心，国家级媒体、知名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大号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城市里。Nick预想的是，以他的学历背景，在北京找一份既能施展专业能力，薪水又满意的工作应该很不难。但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整个行业给他这样应届本科生的薪水低到他无法理解。而且国内的媒体环境也和想象中有差异，内容的迭代和读者的喜好日新月异。前几年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火爆，可现在更领风骚的是抖音和短视频。Nick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新媒体的研究和了解相当不足，之前的幻想破灭了。可生活根本不会给他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的时间，活生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尽快帮家里还清债务。当初，为了送他出国留学，工薪阶层的父母咬着牙卖掉了位于市中心的老房子，还借了不少外债。至少从眼下的境遇看，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Nick觉得心痛口苦。在屡次求职不如意后，Nick极不情愿地进了一家以出国留学移民咨询为主业的中介做销售。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行很赚钱。薪水虽然跟预期有差距，但远远高于媒体行业。 “只不过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除了理想的瓦解，这是Nick对现在工作最苦恼的地方。寒假是留学咨询的高峰期，中关村附近大大小小几百家类似的公司几乎都在加班。春节能放休息三天，已经是老板的恩惠了。可即使在家过节，作为销售的他也要7x24小时及时地回复客户，稍有不慎就会收到投诉，或者丢掉单子，薪酬也就随之打折扣。 “有一度很崩溃。每天都严重失眠，”巨大心理落差点让Nick得了抑郁症：“已经开始掉头发了。” 国外名校的精英教育所带来的那种自负根植于心，他久久无法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每当有亲朋好友询问他工作，Nick都十分抗拒，甚至含糊其辞地避而不答。 Nick的经历也许不是个例。动辄几百万的留学教育投资，让很多家庭卖掉房产或者负债累累，而留学生却早就不是什么抢手的香饽饽了。《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显示，“海归就业竞争力提升，六成海归月薪6000元以上，但收入与预期矛盾加剧。” 然而，每天依然有那么多急着要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们来咨询。Nick心里非常矛盾和纠结，甚至想现身说法地站出来拦住他们。但转念一想，自己的感受也许是个特例，不值一提。何况，还要靠着眼前这些人赚钱。在失落和纠结的自我安慰中，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拿起手机飞快打字，礼貌而专业地回复客户的种种问题。 “先努力赚钱吧，也许以后会好的。对吧。” 他这样告诉自己。 “我前半生都在拼命的追求绿卡，现在特别特别想回来……” 像Nick这种海归，多半要经历一段失意期。那留在国外，结婚生子拿绿卡的人，过得就会更像人生赢家吗？并不一定。二十年前，Leo因为学习太差，高中没念完就被家里送到了澳洲读书。年纪小，没有父母管教和约束，刚出国的Leo很是逍遥自在了几年，反正家境富裕，生活中的各种麻烦都可以用钱填补。直到毕业面临工作的时候，家里断了他的生活费，逼他自力更生，他才尝到了生存的艰难。 “真的一下子穷了。“租房、开车、日常花销都是不菲的数目，平日里出手阔绰的Leo被推搡着，与生活迎面相撞。求职并不顺利，每次面试的时候他都会被问到：“有绿卡吗？” 他没有，之前从没操心过这方面的事。于是只能与心仪的工作擦肩而过，转身去餐厅打工，洗碗帮厨，去便利店搬货。朋友告诉他，如果有绿卡，就是有了一张万能卡，工作啊，医疗啊什么都不用发愁。 Leo这才懵懵懂懂地开始为获得绿卡做打算。但是他就读的学校在世界100名以外，成绩勉强毕业，想通过工作积累来申请绿卡几乎是天方夜谭。情急之下，Leo做了一个让他后悔至今的决定：迅速地和一个已经入籍的华人学姐“结婚”。 “根本谈不上爱。”现在回想起来，他一点都没给自己找借口。绿卡是拿到了，但没有感情，带着功利性目的的婚姻，注定会走到尽头。后来两个人离婚，Leo把女儿也留给了前妻。 “耽误了人家，也对不起孩子。” 他两手空空地走进婚姻，又一无所有的净身出户，至今没有再婚。虽然也遇到过很好的人，但Leo心里憋着一口气，像赎罪一样，单身仿佛是对自己的惩罚。前年，父亲突发脑梗，远在墨尔本的他接到母亲哭着打来的电话，心里焦急，却不能第一时间赶回他们身边。幸好，等他飞回国，父亲已及时被抢救过来了。在医院守护的那些日子，看着病榻上虚弱的父亲和在一旁忙碌照顾，日渐衰老疲惫的母亲，他觉得很是愧疚。在澳洲挥洒了半生的汗水，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年近四十的Leo有了叶落归根的念头。年轻时候心太野，以为外面的世界更大更精彩，想离家去看看，但年岁渐长，父母年迈，像一条线牵绊着游子惴惴不安的心，兜兜转转一大圈，还是家里更好。中国也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中国了。二十年前刚到澳洲，寄宿家庭带着Leo参观他们家，指着电视说：This is a TV，“中国落后”的潜台词全写在脸上。二十年后，不论哪个澳洲城市，出租车司机拉到中国人都会感叹一句：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有钱？ Leo身边的很多华人朋友也都在陆续回国，有的想抓住国内飞速发展的机遇，拿到了中方投资，回来创业；有的人因为厌倦了国外冗杂的医疗系统、市政交通以及担心治安问题；还有的人只是单纯地因为思乡之情。他们前半生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真的像一场梦，是时候醒过来了。去年夏天，Leo回到了中国，在北京三里屯一栋居民楼里开了个小餐厅，只在晚市营业。他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像回到了少年一样，每天早上起床后能吃到母亲做好的早餐，中午在家陪父母吃完饭再出门工作。 “咱这个中国胃啊，已经让我胖了十斤了！”Leo笑着说。他脸上的纹路里，藏着澳洲没能给他的满足。 “我受够了，还不如回家当全职太太。” Ashly到美国7年了。上个月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的她，突然做了一个有点叛逆的决定：从工作了5年的公司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 “原因很简单，我受够了。” Ashly来自上海，是优渥家境里典型的乖乖女，小到出门穿什么衣服，大到出国留学选什么学校和专业，她都一直听父母的安排，没有任何的意见。到美国后，她的路也走得比别人更顺畅，一毕业进入职场，第一年抽中了H1b工作签证，去年工作年限够了，还拿到了绿卡。按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但三十岁一过，Ashly像突然对自己和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工作中看不到希望了，不想再委屈自己。”她说。虽然绿卡让Ashly享受着和美国本地员工几乎同样的政策和福利，但工作这么多年里，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始终存在着，职场里潜在的“种族天花板”死死地压在头顶上，“让人心灰意冷。” 开重要的会议故意漏掉自己，被迫接受最难缠的客户，频繁的远途出差，有意无意地在该晋升的时候找理由打压……而跟Ashly一起进公司，学历、能力都不如她的白人，现在已经是她的领导了。即使在当下的美国社会，对于白人来说，亚裔永远不会是主流。在相同条件下，白人更会愿意晋升白人进入更高的职位，“可能你的工资会很高，但你的权力一定不会大。” 和Ashly几乎同时离职的，还有三个其他部门的同事，眼下并不是跳槽季，公司也没有重大的调整变化，让他们做出同样选择的，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四个人都是黄种人。另外三个人其中之一是ABC（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另外两个分别来自香港和东北。 “这张脸，”Ashly指着自己说道，“就注定了你永远都是个外人。” 这是很多海外华人共同的感受。曾经有一篇帖子在国内外的华人论坛里被刷屏，作者毕业于常青藤名校，在香港和纽约的投行工作过，但依然觉得，美国文化认为华裔族没有白人优越，对华裔族设定了诸多很难推翻的刻板印象。 “他们认为华裔只会埋头苦干，没有领导能力，不善言辞，没有人格魅力……一个有中国面孔的黄种人，不管你英语再地道，是融入不进美国核心白人圈子的。美国人就从来没想把我们中国人当成自己的人看……这种文化隔阂太绝望了。” 与其前途无望，在工作中受气，不如回家照顾好家人，在越洋的FaceTime里，我们时差相对，北京已经快到中午了，而芝加哥临近午夜，她刚刚收拾完家务。 “全职太太也很辛苦，比上班累，但不后悔。” Ashly的抱怨里带着坚定，每个字都像在给自己打气。 2017年，中国有60多万人出国留学，而2008年，这一数字还不到18万。知乎上有一个问题：“移民真的比在国内生活好吗？” 答案当然各有千秋，哪怕全部看完也无法得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对于正在憧憬着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年轻人，我建议你问自己几个问题：外面的世界是不是真的更精彩？你想要的是什么，是否要通过出国得到？你可能会失去哪些东西，会不会感到遗憾？我这三位朋友的故事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作为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外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生活中巨大的疏离感和不安全感。只有真正地踏上那片土地，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进入另一种文化里，才能结结实实地感受到要面对的是什么。美国杜克大学曾经长期展出过一个名叫Multitude的项目，它选取了40个亚裔美国人的特写照片，每一张特写中都附上了他们的一句心里话： “因为我的家庭不够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感到很羞愧。” “我有时会很想家，可我又不知道我想的那个家在哪里。” …… 可以想象，作为华人移民，他们在成长、生活中所遇到过的茫然自失与困惑不安，以及无数个夜晚的辗转反侧暗自诘问：“我究竟是谁？” 漂洋过海，远离家乡的这份出走里面裹挟着太多的不容易，孤独、失落、困惑、焦虑。希望所有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人，无论得到或者失去了什么，都能找到生活的韧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