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移民新闻，要闻，政策，资讯 - 温哥华天空

中国人生个加拿大宝宝合理合法这些美国人却被阻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正式驳回了BC保守党国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黄陈小萍修法请愿，称不会为了阻止生育旅游而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加拿大和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国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加拿大国籍后可享受种种“特权”。　　加拿大法律不但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加拿大领土出生都算加拿大人，对于赴加产子之风盛行，加拿大使馆发言人也明确表示，旅游生育不违法，官方还给出了如何来加拿大生育的“指南”。　　这就催生越来越多外国人到加拿大生产，以便让孩子获得加拿大国籍。　　但是，随着非婴情况在大温哥华地区的Richmond日益突出，当地民众越来越不满。很多居民认为月子中心的外国孕妇正在占用加拿大过多资源。　　据温哥华沿岸卫生局(VCH)的数据显示，当地“双非婴”人数仅仅在近两年就增加了2.5倍。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期间，就有299名“双非婴”在列治文医院诞生，占医院新生儿比例的15.4%，比去年增加2.5倍，其中有295名婴儿的母亲为中国籍。　　据Richmond News报导，今年6月，列治文居民Kerry Starchuk发起请愿，收集了近9000个签名，希望政府出台政策，改为婴儿父母一方必须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才可获得加拿大国籍，阻止生育旅游。今年10月，列治文选区的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支持并递交了请愿信。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目前正式驳回修法请愿，不会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麦家廉正式回应请愿后，黄陈小萍表示相当失望。她打算起草一份私人议案提交给国会审议。　　黄陈小萍认为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认为确保公平的移民机会也同样重要，因此必须要阻止这种通过生育旅游方式获得公民权的现象。　　入籍加国不容易　　美国人申请难民人数大增总被拒　　据RCI吴薇报道，从数量上说，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相比非常少。但是从增长率来看，今年的头十一个月里，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5倍多。　　当然，总数并不算很多。　　加通社记者Alexander Panetta从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获得的资料显示，去年11月份有5个美国人向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今年11月份有28个。今年全年（统计截至到11月底）共有170名美国申请者，去年同期有73个。　　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讨厌特朗普才来请求加拿大收留的呢？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言人笑而不语，表示避难原因属于申请人隐私。　　但是移民律师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多伦多律师贝里西莫说，他并不奇怪政坛变动导致难民申请增加，2000年小布什当选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2016年前11个月，在到达加拿大的5,939人中，美国人只占不到3％。然而，170个美国公民的难民申请是2015年同期73个人的两倍多。　　渥太华大学的教授和律师Jamie Liew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她认为，实际上一个人符合难民标准与否不应该看他来自哪个国家，应该看他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讨论（美国政治）时充满了许多让人担忧的语言，包括仇恨、排斥、驱逐......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和生活，评估他们是否应该在那里生活。” 　　多年来，在她处理过的美国人难民申请中，有家暴受害者、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逃兵，还有一对受到死亡威胁的同性恋人。　　不过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又没有发生战乱饥荒，美国人申请加拿大难民身份的成功率很低。　　CBC的调查显示，在2010年，从全世界各地提交的数百个美国人的难民申请中，只有2个成功案例。2015年的73个申请人则没有一个成功。　　2015年上半年加拿大难民通过率最高的是有战争的叙利亚（94%）和伊拉克（91%）、阿富汗和巴基斯坦（78%）并列第三，中国排名较低，通过率为47%。平均通过率为56%。

10年前
笑看多伦多全城瘫痪印度移民的铲雪视频走红

最近几天，加拿大全国民众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抱怨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老天爷的确做到了“雨露均沾”!当然，如果你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你大概会笑话温哥华用伞挡雪的民众，还会笑话多伦多全程瘫痪的交通。最近，哈里法克斯的印度移民---Maritime Bhangra Group乐队用欢快的舞蹈向全国大秀骄傲，给那些被大雪困住的民众送去了欢笑。这个舞蹈来自印度，原来是一种庆祝丰收的舞蹈，音乐和动作都比较欢快。目前，这个视频在YouTube的点击量已经接近30万。

10年前
海外游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作者老叶：又闻到年味了，今年的年味似乎比往年早很多。一个原因就是往返温哥华和国内的航班越来越多，春节打折的机票广告满天飞。一些社筹办春晚的新闻发布会也在密集召开。奔波在外多年的游子，回家过年回家给老人磕个响头的愿望似乎一年比一年强烈。　　于我，从移民到现在，已经是14个春节没有在老人身边过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愿望每年都在岁尾年末折磨着我。为什么回家过年的脚步就是迈不开？　　“找点空闲，给我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当年陈红的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响春晚，唱出了每一个在外工作和奔波的游子的心声。看看国内每年可怕的恐怖的春运，你就知道为了一张票，为了能赶上回家吃上大年三十的饺子是如何的艰难。无论回家过年的道路如何艰难，国内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这年三十热气腾腾的饺子是一定要吃到的。　　移民在温哥华，每年春节来临，最多的是各个华人团体举办的各类春晚，欢愉着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海外游子的心。海外春晚不在于水平有多高，不在于阵势有多大。在于一种温馨在于一种年味。所以一到年末，春晚都是刷爆了华人的微信圈。今天某个社团的春晚，明天某个城市华人协会的春晚。一团和祥一团喜气。　　老家在农村，记忆中的童年春节永远是欢乐的无忧的。鞭炮的隆隆是男孩子一辈子的记忆，圆滚滚的饺子是远行人一辈子的回忆。每年除夕水饺快要熟的时候，父亲一句出去准备放鞭炮吧，总是令我自豪和激动。因为在农村，烧火做饭下水饺年年是姐姐们的任务，而拿着长长的竹竿挑起长长的鞭炮等着父亲去点火，永远是我的任务。那时那刻，我总是内心激动和狂喜，不仅仅是男子汉燃放鞭炮的兴奋，更主要的是自豪自己是家里的小男子汉，也是继承家族衣钵的坚毅和责任。　　等我长大成人，不管是外出游学也好，还是工作也好。当我将要外出远行的那一天，父亲总会拿出春节特意留下来的鞭炮，在门前让我挑起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地鞭炮齐鸣一番。而当鞭炮熄灭的那一刻，父亲每次总是很满足地说一句：明年春节还要留一支更长的鞭炮来放。那语气那神态，是因为骄傲的儿子，也是希望儿子下次能早早回来。　　于是，父亲的鞭炮每年春节都会多留一支，就是为了弥补儿子春节不能回来的遗憾。而在除夕之夜，在青岛那凛冽的室外挑起那长长的鞭炮的场景，老父亲是盼了一年又一年。一晃14个年头过去。老人头发白了身体弱了眼也早花了。多年前小儿子给他在除夕之夜挑起鞭炮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今年我的侄子结婚生了孩子，父亲也很快荣升太爷爷了。但是他盼望小儿子除夕放鞭炮，在堂前蹦蹦响给他磕头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　　这些天，我在补办丢失多年的护照，各条往返温哥华的国内航班的打折机票的信息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越来越多的国内航班开通往返温哥华的航线让我们这些回家过年的人有了更多的实惠选择。花几百加币，也许就是那么两周三周的时间，回去放个鞭炮，给老人磕个响头，这个愿望似乎不是很难实现。　　这些年，每每在温哥华观看春晚的时候，我总会和周围的朋友谈论起多少年没有回去过春节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年又一年，一晃14年没回去过春节啦。而每次和朋友说起来回去过春节一定给父亲磕几个响头的时候，朋友总会非常吃惊：啊，真的磕头呀？你都中年人啦。我总会一本一眼地解释，在我们农村，不管你有多大你有多老，只要父母亲健在，我们每年春节都会给父母梆梆地恭恭敬敬地磕头的。管你在外官有多大，身份有多显赫，身价有多高贵，过年给父母磕头在农村是的永恒的真理。　　前段时间老家有人来温哥华，告诉我父亲更老了，心肌梗塞常常憋得老人嘴唇发紫。听到这一刻，更加加快了我申办新护照回去过春节的步伐。给父亲磕个响头，让小儿子再次举起那长长的鞭炮，这一刻老父亲应该是最大的满足。想到这一刻，我的心在滴泪。儿行千里母担忧，而在外多年的儿子，难道连磕一个头都是这么难吗？　　也许没钱，也许要工作。也许很有钱，也许没时间。但是有钱没钱，今年一定回去过年。我也是人到中年。我的心依然在那个魂牵梦绕的小村庄。温村是我的家，但是我的根，我的魂，依然在那个偏远并不繁华的村庄。买张机票，飞趟中国，放串鞭炮，给父亲磕个响头。人到中年，也许人生足矣。　　此刻心中飘响气那首：“找点空闲　给我点时间　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　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那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那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

10年前
想哭：父母如何吐槽你在加拿大的生活？

　　今天来谈一谈出国后，爸爸妈妈们对于国外生活那些奇怪的理解，还有那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代沟里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出国后，妈妈的口头禅就是：“你敢吗？”和“别瞎掺和”。　　加拿大人绝对是我见过的热衷于游行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游行示威，一拍即合就要游行庆祝。今天为残疾儿童募捐，明天为同性恋走世界。　　这些关于游行的活动，大多时候媒体都会很正面地报道出来，可是每当妈妈看到照片上有那么多人时，就会感到恐慌，觉得要政变了。　　之前她叨叨你，你还觉得没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在国外待了有段时间的你，觉得自己也要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于是你决定去参加个游行。你万分骄傲地告诉在国内的父母，你要为社会的建设出一份力!可得来的，却是妈妈的泪流满面。她觉得你回不来了，她的孩子要为国，还是为别的国捐躯了。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游行都确实是有潜在危险的。但是，做志愿者肯定是安全又有益的活动。加拿大各式各样的志愿者机会不但为很多未出社会的年轻人提供经验，也给了所有群体造福社会的机会。　　招志愿者最多的就两个地点：幼儿园和老人院。　　如果你去老人院，你妈觉得你不敢去给老人端屎端尿。如果你去学校，你妈觉得你不敢去给小孩包屎包尿。反正一跟爸爸妈妈解释，他们蜜汁眼神，就问你一句敢不敢!本来就是抱着学习和谦卑的心想要去锻炼自己，结果听爸爸妈妈这么一说，不禁怀疑：难道我是个废物? 　　对啊!我连屎尿屁都解决不了!我还活着做什么! 　　在这里，小编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切身之痛。　　去年，在幼教专业学习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为叙利亚儿童做义工的机会，在我告诉爸爸妈妈后，他们慌了。大概以为我要去做感化，一直说你帮助不了那些人。而且表示大夏天你穿个裙子，那些人叙利亚的人肯定跟你没完!坚决要把我拦在家里。事后他们居然问我，“放你去，你敢吗?” 　　我思考了很久。我在思考这到底有啥不敢的。。。。。为改变社会而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这很恐怖吗? 　　咱们学生有力量！　　近期加拿大某大学CS专业的一名教授因为难懂的口音，导致他教导的全班同学联盟向学校发起了一次申诉。petition进行了一个月，在mid-term之际，教授被换了。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当时也在事件其中。当她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的时候，她爸妈义正言辞地告诉她，不要瞎掺和。　　也许在父母看来，这只是一群无脑学生的愤青。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群年轻人发现问题后，聚集起来想办法，谋福利。结果你作为其中一员不但坚决不参与，还厚脸皮的享受着别人谋来的福利，实在是有点过分。　　上大学后，投诉教授对于我们来说渐渐地变地平常起来。faculty course survey就是很好的方式。小编觉得，学校给我们这样的权利是相信，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不会因为教授给我们低分，考题出的难而发起投诉。我们只会因为教授的不专业投诉他们。然而当你抱怨这些教授的不专业时，你的父母就会给你写一篇鸡汤小文。　　孩子，你要知道，在社会上不可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你要学会宽容，要学会接纳。特别是对于地位比你高的人，你要学会投其所好。。。。。。　　啊嘞。。。。。ta作为教授，种族歧视我，那我为什么要包容ta。。。。。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学习的人! 　　也不知道爸妈的朋友圈里都是些什么人，没事儿就喜欢晒自己在图书馆的照片，还得是五连发的那种。谁知道是不是在图书馆从晚上八点睡到凌晨五点，还得是被桌子给硌醒了。这就算了，每每配字都还得是：你见过多伦多五点的太阳吗? 　　就是这些来路不明的照片让爸妈就觉得，国外大学生终日在图书馆过活。每次打电话都不问在哪儿，直接说“你是不是在图书馆?” 　　这对于喜欢在奶茶店，或者其他文艺小咖啡馆学习的同学是很吃亏的。爸爸妈妈每次跟你打电话，一听到店里的小清新背景音乐就要问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喝下午茶!” 　　其实在小编看来，图书馆真的是个好地方，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在那里熬了三天三夜地学习，大多数都是平时没好好学，考试前三天在那里试图读完一学期的教材的人。　　小编也是个经常收到约图书馆的请求的人。通常情况是这样的。　　一坐下来，朋友们说叫了外卖，吃完饭再学。然后我们就满心欢喜地聊着天等外卖。　　外卖来了，吃完了觉得太饱。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我们又聊了天。　　可能是吃饱了，体积大了，突然觉得座位不好。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我们背着书包在图书馆转了一圈。　　大概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拿起了课本。突然发现有单词不会，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拿起了手机。想了想，都已经拿起了手机，何不刷个微博。然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天黑了，我们和空饭盒还有根本没有翻开的书本合了照，发了朋友圈和Instagram，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灵魂配字：能与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真开心。　　贫者不食嗟来之食! 　　大家都知道，一到冬天，麦当劳就开始免费送咖啡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因为不免费的时候我们也喝，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它正好是免费的。仅此而已。　　不仅仅是麦当劳的免费咖啡，加拿大有好多这种营销手段。比如地点站外经常会有免费送的nutrition bar。说白了，其实就是商家在向你推销而已，正好你也没吃早餐，顺手就拿了。　　一切本该很和谐，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儿当做趣闻跟爸妈分享，他们就会一脸心疼地看着你，说，“孩子，没钱了就跟爸爸妈妈说。不要去求别人家的吃的。” 　　你：　　估计在爸爸妈妈眼里，那时说这话的你是这样的　　----------------------------我已经身中数箭，难以呼吸------------------------------------ 　　其实说来说去，父母的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们跟你的生活环境相差太大了。　　所以我提议：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逼逼。你说赢了，他们批评你胡搅蛮缠，你说输了，还真挺丢脸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对父母撒个娇，“嗯，好的好的，宝宝知道了。”然后自己干自己的。这样一来，既建设的美好社会，又维持了家庭和谐。

10年前
护照新规后 5岁亚裔小孩难返加拿大

五岁的小男孩Jonathan Heywood 和妈妈 Shizu 从日本飞回温哥华的家时遇到了麻烦。在护照新规定下，他不能飞回加拿大。五岁的小Jonathan没法和妈妈从东京飞回家一位BC省的妈妈和她五岁的儿子从日本回家时不再像以往的几年那样顺利了。由于加拿大护照新规定的颁布，这位拥有双国籍的五岁小孩因未持有加拿大护照，不能被允许飞回加拿大。这个家庭希望他们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其他拥有双国籍的加拿大人在即将到达的旅行高峰期提个醒。 Shizu Heywood 和她五岁大的儿子 Jonathan 于11月11日前往东京看望家人。 Shizu 是持有加拿大枫叶卡的永久居民，而她在加拿大温哥华Richmond出生的儿子则拥有日本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 Jonathan 有糖尿病，一直不回家的话药就不够了和妈妈一样， Jonathan 也持有的是日本护照，这样每次和妈妈一起回日本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上周六的时候，Shizu Heywood和Jonathan到达东京机场，准备前往他们位于温哥华的家。但他们却被告知，这位五岁大的小儿子因为没有加拿大护照，所以不能够登机。 11月10日，联邦政府颁布了新条例，规定了类似于Jonathan 这样的双国籍居民必须持有加拿大护照才能在加拿大乘坐飞机。条例颁布一周以后就立刻开始执行了。但是Heywood的丈夫 Mark声称，他们夫妇俩完全对修改的条例不知情。 “突然之间，改变后的新条例就开始全面实施了。”Mark告诉记者：“但我太太和小孩五年来一直这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这样是正常的，不会有任何麻烦。” 目前Heywood夫妇已经为他们的小孩提交了加拿大的护照申请，但是所有申请材料的审批和处理需要至少3周时间才行。 Mark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Jonathan 有一号糖尿病。她妈妈本来为他准备了东京之旅足够的药，但现在孩子一时半会儿不能回来，一直在那里耗着，药马上就不够用了。 “特别授权”也不满足加拿大政府对于那些离加之前不清楚新规定的双国籍居民专门设置了一个临时的“特别授权”。但前提是在移民局能够找到其电子档案。五年来 Jonathan和妈妈在加拿大和日本之间飞来飞去都没有遇到过什么事但由于Jonathan 从来没有申请过加拿大护照，所以在移民局根本没有其电子信息。为了让Jonathan 顺利回家，现在他和妈妈周二飞到西雅图，然后开车回温哥华。按照法律，16岁以下的加拿大小孩以出生证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是可以从美国由陆路回加拿大的。这个家庭希望他们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其他拥有双国籍的加拿大人在即将到达的旅行高峰期提个醒。

10年前

2014年8月,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当地节日牡丹节期间,“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的孩子们在须贺川市牡丹园表演唐诗双语朗诵。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对幸福的会员夫妇，中国妻子从2000年就来到日本。当孩子以母亲为耻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て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