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上世纪90年代以降，近20年间，国内的技术移民，如过江之卿来到新大陆。泊岸之后，大多数技术移民，用生活经历领教了一句良言，“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移民路上，我看到了另一个西方社会 　　时光流逝，移民生活如潮起汐落，那些能重回本专业领域，一展平生所学，或徐图稻粱之谋的，已是幸运一族。 　　对于许多不太走运的移民来说，不再能够吃上技术饭，或者，不再能够坐进明亮的办公室，如何生存和养家，立即成为严峻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组移民风景：深入工厂到机器流水线上弄饼干压模具的，到赌场发牌到农场择菜的，半夜潜到各家餐馆杀蟑螂抓耗子的，或者，自闯天地开杂货店电脑店理发店的，又有中年返校当读书儿郎企图重新调整再出发……许多移民，不得不为基本的生活而转战。 　　移友们，喜欢回首移民路。 　　一个技术移民朋友，谈及移民得失时说，在他看来，到加拿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儿子不用“拼爹”了：“儿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是相对的，他强调。 　　而他自己，也可以“藉此逃掉负疚感”。儿子将来，“不必埋怨父亲没用，埋怨父亲手里没有一份权势或者成为一方土豪。”“这样，也让一份可贵的亲情，保持了它的纯洁性，避免被社会环境污染。” 　　但一番移民生活，弱化了他过去的慷慨激扬。 　　作为男人，他有养家糊口的使命感。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他曾经西去阿尔伯特省寻工。为节省一点旅馆费，坐在埃德蒙顿的街头，在满天星斗下，思绪杂乱，吸了一晚上的烟。 　　上面这个移友年轻些，还有心劲，去闯出一条未来之路来。而年龄相对较大的老高，却只想防守在已有的生活线上。 　　老高，总是给人感觉他在努力挺直腰板，让人觉得他还手脚伶俐。但脚下，屡屡穿着沉重的劳保鞋（劳保鞋有铁片镶嵌，那是在工厂做工必须自备的），还是让他显得有些拖沓，毕竟已过六十岁的年纪。 　　他曾是国内一家大型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这说起来令他自豪。我们都替他可惜，说他错失了国内房地产经济的Gold Rush――淘金潮。黄金年代啊，那是最好的时代，实在可遇不可求。 　　老高却洒脱地说，设计院的事，是十多年前的陈事了。“不提当年。我要面对的是当下。在加拿大工作才十多年，过去退休金积累的不多，政府给的退休金补助就会相应减少，这是关键。” 　　只好在工厂“活到老，干到老了”！ 他摊开粗糙的手，无奈地说着。听着这种耳熟能祥的旧话，我们都笑起来，一边想着如何说一点祝福他的话，让他感觉热乎些。 　　我在一家眼镜厂的流水线上干过labor 。那个工厂，有七八个中国工友，包括清华毕业的，大家做着性质类似的工作。 　　在机器流水线上，我使尽全力提取和放置制作眼镜的铁胚，还被印巴工头叫嚷“快点，快点”。而那时那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力气殆尽。（这么说，并非矫情） 　　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每两小时，有15分钟休息时间。喝口水，填点肚子什么的，但我们又不能在车间干这些。所以，大家非常“警惕”，一到休息时间，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快速赶到吃东西喝水的地方，路上需要三分钟；热一下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找位置坐下立即吃东西喝水，还没有等到消化的感觉上来，又得连忙赶回流水线。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的中国工友们，大家习惯了倒计时。还有三小时下班了，还有两小时，还有一小时…… 　　什么叫度日如年，就是这种现场的倒计时。 　　为了一份温饱，我们成了工作机器，精疲力尽还不敢放弃。在加拿大的许多工厂，实际上许多移民成了现代工作制的奴隶，被现代化流水线绑架着。 　　那时，我经常想到上海杨浦区纱厂的“包身工”， 夏衍描述的三十年代工场。 　　我至今记得，一年夏天，在一家纸盒厂，一个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的研究生――她是努力奋斗的中国布依族女孩――对我说准备参加一个护士学校的入学考试，却因为在流水线送料时，中指没有及时收回，而被机器无情地碾断…… 　　我经常想，在工厂里，我看到了加拿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阶层，不幸他们大都是移民。 　　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工时保障、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也不容乐观；繁忙的流水线，容不得人身和心灵的自由；文化背景观念身份异样纷呈，人际关系也缺乏西方文明所谓的尊重和尊严……过着最低微的人生，一不小心，还会失去安全和健康…… 　　我想，那里存在着另一个加拿大社会，主流社会永远看不到。 　　我们的技术移民，因为加国市场的容量有限，或者，因为年龄，因为技术断层，因为运气，因为语言……许多人行走在职场和人生的边缘，生活产生很大变动，人生道路也由此变得非比寻常。 　　被裹挟着走上移民路上的孩子们 　　在移民路上，我看到了相濡以沫，一起勇敢面对新大陆的夫妻；也看到了在移民路上很多的劳燕分飞；更看到了那些家庭里的孩子们，他们被不同的家庭裹挟着，走上不一般的移民路。 　　我曾经看过一段有关伊朗移民电影的文字和图片。一个伊朗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加拿大，站在雨天的窗口，想念远方的外婆，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外国，她跟母系文化断开以后，实际上跟过去的联系已细若游丝，非常脆弱。 　　我们这样的成年人，还有朋友，高中、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等旧关系在那里搁着，可以随时畅聊，对加拿大喜笑怒骂，发泄感情， 或者，干脆走进到教堂，在那种屋顶下寻找新慰藉。 　　可是孩子们，小小的年龄移民，遇上很大的事，实际上可以倾诉的对象很稀缺。而且，她们根本不懂得怎么寻求帮助。 　　刚移民到加拿大，我的女儿想念外婆。可她也到了一定年龄，不想让外婆为我们担忧。另外，她自己心中也有很多的事。而那时候，我猜想，父母在她的心中，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的聆听对象。 　　一个傍晚，她站在阳台上问我，“中国在哪一个方向？” 我答：“在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太阳在加拿大落山了，就去了中国的天空”。 　　自此黄昏时分，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她站在阳台上，透过楼群，眺望西下的夕阳。余晖里，脸上有泪。 　　孤独和寂寞，不是成人世界的专利。 　　于是，她那时写日记，半掩着门写，诉说着小小的心事，写给远方的小表姐，一个尚处懵懂年龄，在遥远中国的小女生听。过去，她和这位小表姐，经常围着外婆的炉灶要好吃的。 　　事实上，她唯一的倾诉对象根本就听不到。主动写日记，是为心中不能承受之负荷，寻找出口。那时，可惜没有微信这么方便的交流手段。 　　于是，她想在同学间找朋友。如果有同学疏远了她，她放学后回家，会站在窗口，不时撩开窗帘，露出一丝缝，她在那一丝窗帘缝里，观看放学路过家门口的同学们，心神不宁地。如此敏感，其实反而更容易受到一些内伤，来自同龄人的。 　　而移民生活的这些痕迹，多少刻在了她以后的性格和成长路上。 　　又有一些孩子，在移民路上，还要亲眼目睹父母变成怨家路人。遭遇一场严重的家庭情感撕裂，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更多。 　　我认识的一位熟人，一家三口从中国移民来加后，夫妻都曾在工厂努力做工。但不幸的是，夫妻都在工厂里先后受伤。因为生活的巨大压力，也因为他们的同学从劝慰者忽然变成了第三者，夫妻关系已到存亡之秋。 　　在这么一个飘零的家庭里，在满头烦恼丝里，她的儿子还是很争气，顺利从大学毕业了。奈何加国容量有限，工作不是辗转难觅，就是三个月四个月的零时工。一切如此不顺利，让她青春正盛的儿子，再起心灰意冷之感。 　　想到移民后丢失在中国的亲情，已经入籍的儿子，暗暗下定决心，他要回去，一个人回去，回到那出生的地方，回到童年温暖的中国，他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记忆里的温馨和呵护，那是中国的长辈亲友们过去带给他的，一直萦绕着他，挥之不去。 　　而他的母亲，却已觉得，回头路难走，因为现实明摆着。 　　她如今，唯一可做的，是祷告。 　　移民啊，移民 　　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曾遇到一位铁路华工的后代。他还记得，当年祖先在加拿大筑过铁路，在落基山里风餐露宿。但谈起他曾经的故乡故土，他除了西式笑容，一脸惘然。 　　那时那刻，我忽然也觉得一片迷惘。 　　为了生活和希望，我们一步跨出，远渡重洋，移民他乡。从此，仿佛回头无路。 　　而这一步，也把我们的后代，永远留置在一片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 　　那么，终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们，会与我们离开时的母国，在文化上彻底地断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移民客的旅程，是让自己的后代一步步消失母国记忆，文化上渐行渐远，最后失去归程的旅途。 　　念此，不免若得若失，想起李煜的一句“起坐不能平”。兹以为文。

最近美国极不太平，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整个世界局势都前途未卜。 2017年1月的《经济学人》出了两本新年特辑。左边是奥巴马黯然离去的背影，曾经改变了英国国运的欧洲诺曼底公爵在祷告，暗示英国脱欧又是一次国运更改的事件；右边则是一副塔罗牌，特朗普的位置是judgement,世界的未来就看他了。 很多在加拿大的人很庆幸，自己当年明智的选择了加拿大而不是美国。但也有些人常常会想，自己当年是否应该离开中国。 如今各个年龄层的华人数量已相当庞大，因此出国已很难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文化孤岛，但我平时接触最多的，仍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出国的人：公司上司、心理医生、法庭导师、搬家师傅、社区便利店老板…… 透过他们，我了解了作为第一代移民怎样在东西两种文化里挣扎，他们又是如何在全新的社会里扎根、生活、培养新一代的“香蕉人”……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贯穿了第一代移民在北美的整个生活。 尽管在多伦多这片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华人陆陆续续获得了令人艳羡的身份、过上了有车有房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生活，但对于45岁至60岁的他们，谈起年轻时的回忆才会让他们眼前一亮：那是热血奔腾、思想解放的80年代，是新思潮风起云涌、要睁眼看世界的渴望。 他们谈崔健的“一块红布”，谈作家王朔，谈金庸武侠，谈诗人北岛和海子，谈宗教哲学，谈政治避难，谈文化殖民，谈如何在大雪纷飞的季节开着破烂的二手车从尼亚加拉到纽约，也谈六四学潮…… 我喜欢有这个年代印记的人。他们是内心有诗歌的一代。他们心中山花烂漫的浪漫主义，从未消失。 精神的独立对于他们而言，就如同爱之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周五晚上和一个60年代出生的朋友吃饭。 听他讲当年如何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全中国最好的物理系，怎样放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得到的工作、偷偷摸摸瞒着组织准备出国，怎样在美国水牛城欣喜若狂地拿到了加拿大的移民纸，从小到大未见过大雪的他又是如何在多伦多的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滑地去抢一份cash工，怎样安家置业娶妻生子，怎样一步步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 我相信这一切，凡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拿到签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才会一个个扑面而来。衣食住行，事无巨细。 原来你以前生活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是一种假象，那是因为生活还没有把你逼到柴米油盐都要考虑的绝境，一切生活中最简单的需求都被放大，一切的孤独和旁杂的冲击，你都必须独自去面对。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抱怨了一阵之后就理直气壮地跑掉了。 而对于他们这一批当年全中国最顶级的优秀青年而言，还有另一项令人不知所措的迷茫：没有任何人、任何人，能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时也想，大不了再干个两三年，我55岁以后就退休回国算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可是，家乡也是回不去的啊。”我说。 “她早就不再是游子栖息的港湾，只是一个物是人非的旅游景点。‘’ 他有点动容：“你知道吗，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每天就傻傻地盯着天上飞过去的飞机看。所有人都问我到底在看什么啊，我告诉他们，只有它能带我回家。” “可能，这就是命吧。”他总结到。 是啊，人生的事，有谁说得清呢？ 《红楼梦》里一心要嫁给宝玉的袭人姑娘有一天替宝玉换下一条绿色汗巾，她哪里知道她将来要嫁的夫君会是这个汗巾的主人蒋玉菡，而《十八春》里世钧失去了他最爱的曼桢，而最终伴他到老的是平庸贤惠的翠芝…… 人生的事，也许正因为无法预料，才让我们有始终欣然活下去的理由吧。 特别是对于这一群不肯被平淡的生活招安的人——你不知道生活会厚待你，还是薄待你，所以你只能一往无前英勇无畏地活着，爱着，走着……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一直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 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任何事，做了，就是值得。

　　今天的美国富人在逃离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富人却飞蛾扑火般地涌入,在”羊入虎口”自取财富”消亡的道路上还要迷失多久呢? 　　最新的胡润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白皮书这样描述：中国富豪最爱移民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的富豪愿意移民美国和中国的富豪适合移民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下面的两组数据都让大家触目惊心： 　　第一组： 　　中国投资移民美国的人数迅速增长：从2010年获得EB-5有条件绿卡的772人，到2012年的6，124人，短短两年就增长7倍； 　　从2011年起，中国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海外房地产买家；过去一年投资于美国房地产的资金总计约150亿美元； 　　在美国颁发的投资移民签证中，中国人占比到达了75%；俨然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人才和钱财最大输出国。 　　第二组： 　　美国本土国民，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从2008年的235人上升到了2011年的1780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放弃绿卡的永久居民人数； 　　截至到2013年12月的过去一年里，美国本土有超过2，318名富裕的美国人却放弃了中国富豪阶层认为的“香饽饽”――美国护照。 　　来自第一财经的报道：曾经移民美国的吴女士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全名，却不介意透露自己的心声：“我后悔死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后悔死了。”在谈起自己的美国身份时，她的后悔之情溢于言表。她说自己开始考虑放弃美国国籍已有一年有余，更赌咒发誓地说“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她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对于华人富豪来说，美国国籍如今变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却想出来。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移民美国还是许多中国有钱人的终极梦想，而现在，情况却大有不同。纠结的不仅是华人，事实上，各个族裔的美国富豪都正在逃离美国。 　　金宝汤公司的财产继承人约翰・多兰斯三世―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移居爱尔兰；Facebook联合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一名新加坡公民；以及国人所熟悉的美国风险投资家―罗杰斯也在几年前放弃了美国国籍而移居到新加坡。为什么美国的富有阶层在“逃亡”，而中国的富人却削尖脑袋往美国的“口袋”里钻呢？到底是谁的选择更加“明智”，还是更加“愚蠢”呢？他们判断和做出选择的标准和依据又是什么呢？ 　　1、难道是对福利的向往和追求吗？ 　　曾经一个资产以亿计的企业家咨询我：“哎呀刘先生，我一直忙于生意，对各国投资移民政策等不是很了解，中介公司一直推荐美国投资移民（EB-5），告诉我投资金额少、审批快、关键是福利高、无移民监等,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到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个国家的福利好、审批快呢”？当我听到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请不要搞错，我作为一个离岸资产配置的投资者、房产投资财商教育的传播者，没有能力像移民专家一样去分析这三个国家的福利政策的孰优孰劣，而是惋惜这位企业家被错位的信息、不负责任的移民公司和销售顾问所误导。 　　不论是美国、还是澳洲和加拿大，公共福利政策是更多保障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士、有工作能力障碍的人群的；就连美国总统竞选时，奥姆尼和奥巴马都把“社会福利”作为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议题进行讨论的。为什么一个生活在中国消费顶层的富有人士会以美国给予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好坏作为自己和家庭选择移民与否的判断标准呢？相反，移民者的财富规模越高，所负担的社会责任越大，越要缴纳更多赋税资金来支撑这个保障“贫穷”人群的福利制度；在美国及澳洲等发达经济体，中产及以上收入人群，更多的是购买私人保险来实现更加完善、卓越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而非单纯依靠这个国家的公费医疗的福利制度。即使不移民，通过购买私人保险，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依然可以获得比美国本地人更加优质的医疗保障和服务。 　　2、难道是为了子女教育吗？ 　　中国的富豪移民美国后，他们的子女会去读美国的免费公校吗？答案是否定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学费高昂的私校了，这和父母是否具有移民身份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中国移民家庭被移民中介的“为了子女教育考量“的说辞“忽悠”了。即使不移民，只要出学费（美国本土学生读私校一样的费用）一样可以享受优越的、等同国民待遇的海外（美国）子女教育。 　　3、难道是为了在美国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吗？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公司和海尔、联想、华为等公司在美国的成绩与自己类比；如果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或者公司而言，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高精尖技术、垄断性资源打底，就不要轻易在美国再次创业了；过去靠产品价格便宜、劳动密集、勤劳致富的道路已经在美国市场走到尽头了，而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才是赢在美国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美国创业的移民者做好准备了吗？ 　　4、难道是为了资产安全吗？ 　　投资美国也好，澳洲、加拿大也罢，全球资产配置对于中国的财富人群的个人而言：是为了建立更加稳健和安全的个人及家庭财富金字塔，直接应用海外成熟的财富传承制度、离岸资产的信托和保险架构等，更加高效的实现财富在子孙后代的继承和传承；对于财富人群的企业和公司而言：离岸资产配置是为了在国内的事业和企业之外建立一个可以风险对冲的离岸资产避风港、一个可以获得更多融资渠道、做金融资产储备和抵押的硬通货，甚至是为海外IPO和并购铺桥搭路的信用积累；而要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和投资者的移民身份没有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移民身份呢？ 　　中国富豪想要移民的国家，和应该要移民的国家不匹配； 　　多数移民公司在国内进行的移民国家的推荐，是基于佣金的多少、中介费用支付的金额、佣金回款的速度来决定的；而非根据移民者的家庭背景、财富规模、子女的教育规划、家庭生活和投资目标来进行量体裁衣的移民规划；让移民家庭基于错误的、过时的信息和未知的事业憧憬下做出了可能和自身财富规模、生活目标、投资目的不相匹配的移民目的地选择。举例而言，去年风风火火的欧洲“猪“国们，如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等，为了套取中国富人的财力，解决自身经济濒临破产的窘境而纷纷推出“买房移民”的政策；而时至今日，又有多少家庭因为拥有这些国家的绿卡而雀跃呢？ 　　移民的本质是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呢？难道非要众人都醉我独醒吗？ 　　以笔者过去13年的海外留学、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体验来看，移民政策就是移民国家和移民者及其家庭两者之间达成的双向交易：这个交易是合法的，但实质内容却是不平等的，即中国的移民家庭在这个移民国家（以美国为例）的付出一定高于这个国家绿卡对移民家庭的给予；这才是这个移民国家制定移民政策的本质所在：为了剥削中国技术性人才的智力，才会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配额；为了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才会有新加坡、北美国家对中国的劳务输出；为了“掠夺“和吸纳中国富人的财力才会有今天的美国EB- 　　5、加拿大的80万投资移民及澳洲500万大额投资移民的政策。 　　从财富的传承和守护的意义上讲，移民美国恰恰不适合在中国短期的、特定环境下创富的那部分人群： 　　1）、美国税法对所有的美国护照持有者和居留权身份的人士的全球资产进行征税，即使移民者的资产在中国；因此，获得美国绿卡、但事业和资产依然留守在中国的人士将面临美国和中国（在中国获得了收入的资产部分）双方税务部门的追缴； 　　2）、投资美元计价的、比北京房价还低廉的美国房产固然不错，但不了解美国房产走势和投资市场分析的盲目房地产投资才是最可怕的。请一定尊重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国民持有的最多、占比最大的―43%的金融资产不是房地产，而是股票；（通过401K的股票和基金组合的退休计划，让60%的美国国民可以安然退休了）从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过去24个月的表现来看，美国是一个股票创富、守富、传富的金融市场，而非中国富人热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3）、美国置业和房地产投资门槛低，但维护费用却很高；美国是对土地和建筑物价值都征税的国家，52个州的征税标准不一，平均在2%-3%左右，而中国富人喜欢的加州恰恰是位列美国房产税最高10个州之一；且由于无法获得美国银行的购房贷款，很多不差钱中国富有人士都一次性支付房款，由此产生的租金收入都要缴纳30%―33%的个人所得税；“钱多人傻“的中国富人的美国身份还没有获得，就已经开始为美国税务局做贡献了。 　　4)、高额的遗产税，让美国的富人望而却步；目前美国的遗产税的征税税率在18%-45%，虽然免征额提升到了525万美元，而对于那些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而言，依然就像是在割身上的肉；而相对于国内的即将移民美国的中国富有阶层，在美国各种赋税的“盘剥”之下，很可能是富不过三的现实验证版。 　　总结以上的事实和观点，投资移民国家的选择不仅仅是身份和生活地点转换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资产配置、财富传承、税务缴纳和税务抵扣方式发生改变的抉择；对于即将投资移民到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的、富裕的中国人群而言，不管您在中国多么富有，移民之后要么成为这个国家（美国）税务体系的受益者，要么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美国）税务体系的受害者；可怕的是――在这场资本博弈、税务利益争夺的无硝烟的战争中，有些美国人坦然的放弃了、离开了，而中国的富有阶层还没有明白和为此做好准备。

　　作者猪头凯凯：小时候，爸爸总是吓唬我说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只能去车间里当工人”――后来，我被这个“恐吓”追着一直努力学习、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 　　但是最终，我仍然没有逃脱这个“恐吓”，还是当了工人，只不过是在加拿大。 　　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到加拿大的第10个月，我开始了新的一份工作，职位是Laborer，按照粤语的说法，就是“杂工”的意思。 　　2017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组里恰好又新来了一个杂工，名叫杰西，组长恰好让他跟着我干活。 　　整整一年后，这个“恰好”降临到我身边的新人，让我感觉似乎是上天有意的“安排”――为了让我看看自己一年前的样子。 　　没错，眼前的杰西完完全全就是我的样子、我一年前的样子―― 　　无论再简单的工作，他的第一个困惑永远是“该用什么工具？”第二个问题永远是“那个工具在哪儿？” 　　就算是拿砂轮切一个小东西这样的小case，也总能把自己搞得站在哪儿都别扭，最后选中的一定是所有选择中“最最”别扭的那个姿势； 　　擦洗一个工件，怎么擦都看着让人觉得累，最后把自己累一头汗、然后明明检查了好几遍结果别人随便一看还是没擦净； 　　拿尺子量个东西，别说读数了，再也找不到从哪儿量起最合适； 　　拿起射钉枪，首先一脸恐惧，钉之前手都是抖的； 　　操作车间里的天顶吊车，吊车还没动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然后自己一定在每分每秒都和吊车的力量与走向完全颠倒； 　　组长说 “把这个扔了”、可是木头、不锈钢、铝、纸板、垃圾的垃圾箱分别在哪儿？ 　　要不要叉车、叉车在哪里？噢，找到了！叉车就停在这里，可是我是直接就可以开走、还是要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叉车开到一半没气了、PROPANE的气罐在哪里？ 　　组长说去仓库找Peter领个东西，可是Peter是谁？ 　　…… 　　太多了，这些并不是杰西的独创，因为他的错误、别扭、姿势、眼神、憋红的脸、急出来的一头汗，就是一年前的我――和我一模一样。 　　这还只是干活的时候，其他时间里杰西的“步履维艰”也和一年前的我如出一辙―― 　　早上来换连体工作服（Coverall），对工作服各种的不习惯，第二天看到满是油污的工作服需要犹豫很久才穿上； 　　吃午饭的时候，看着一群穿着连体工装、满身油污的人们在屋子里拿饭、热饭、倒水、走来走去，感到有些难以接受和不知所措； 　　每次都带着一个随身的塑料袋，带着两种防护面具（一种是用来防尘、一种是防护化学物品）、两种手套（一种是平时干活用的，一种是接触天那水或者酸洗时用的），一天到晚就在不同的手套和防护面具之间手忙脚乱丢三落四…… 　　看着杰西每次在换衣间、午餐室徘徊，看到他每次在Break Time的间隙时间里面无表情，我就想起自己在去年刚开始的几个月里的那些痛苦和煎熬。 　　没有办法，无论我在移民之前做过多少次关于做体力工作的“心理准备”、无论我到了这里之后多少次对各种新生活的收获与新奇感到欣慰和满意，但是每天在工厂车间里的工作真的让我感到吃不消――不说别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前一直在办公室“坐着”工作的人来说，就是啥都不干、让我一天随意地溜达八个小时不能坐下，都不是就一件简单的事儿，更不要说车间里机器的轰鸣、电焊的闪光、各种粉尘和油污。 　　看着杰西、体会着自己真切的过去，我忽然觉得这一年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也觉得，这一年终于过去了，而且“过去了”的感觉和“没过去”还真的不一样！ 　　过去，我只记得自己有多少个早晨坐在穿工作服的长凳上思忖良久咬着牙穿上工作服； 　　过去，我只记得自己曾经有多少次在公交站直接想坐上回程的车然后辞职不干； 　　过去，我只记得自己有多少次下班宛如逃亡一般狂欢而且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想明天早晨……” 　　过去，我会非常羡慕身边的“谁”熬过了一段炼狱或者“魔鬼培训”――可能他所经历的那段历练并非我人生中的必须，但是我就是很羡慕别人“长跑之后的欣慰与舒坦――不管怎么说，人家那个“谁”总算熬过去了，这就跟让我羡慕！ 　　很高兴，这一次终于可以说一句“熬过去了”的那个“谁”，就是我自己。

来自中国的移民唐先生，在移民加拿大10年后因申请母亲及妹妹移民时收入造假，被移民部下令驱逐出境。唐先生以自己两岁的孩子需人照顾作人道理由上诉被拒。再次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遭驳回，法官维持驱逐出境判决。 法庭文件显示，唐先生于2006年5月通过配偶团聚申请移民加拿大，并于同月取得永久居民身分。但是一年后唐先生就与申请他来加拿大的妻子离婚。 2007年10月，唐先生通过移民顾问的协助申请其母亲及妹妹团聚移民，申请获批，两人于2013年1月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从2012年开始，唐先生与一名女子约会，二人于2014年8月生下一孩。孩子出生后不久唐先生与女友分手，由他负责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 不料到了2015年，唐先生申请母亲及妹妹团聚移民的事被移民部发现造假。移民部指控唐先生为了达到申请母亲及妹妹团聚移民的目的虚报收入、编造工作经验，违反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第41条。因此向他发出递解令。 唐先生以两岁的孩子需人照顾作人道理由上诉，移民上诉部门(IAD)认为唐先生提出的人道理由不够充分，因此维持原判。 唐先生不服，他承认自己在提供财务陈述时失实，但这都是在移民顾问的指引下造的假，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他认为他的财务错报属于失实陈述，就算自己虚报资料也严重不到被驱逐出境的地步。另外他认为IAD在裁决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利益。他以这两个理由再次上诉至联邦法院。 IAD则指唐先生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的虚假陈述是严重的，因为它破坏了移民制度的完整性，唐先生将他的收入增加到符合资格担保人的最低要求，这对他的赞助申请的成功有直接影响。IAD认为唐先生在申请表格上签名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一切皆为事实，事后却把责任都推给移民顾问，这更显示出他并无悔意。 IAD同时指出唐先生以两岁的孩子需人照顾作人道理由上诉并不成立，孩子的母亲表面上虽然很少参与照顾日常生活，但唐先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孩子的母亲拒绝抚养孩子。唐先生也没有证据证明孩子随他返回中国居住会对其健康带来什么影响，何况根据女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她也偶尔参与照料孩子的生活。 最后联邦法院法官认可IAD的说法，认为IAD的决定是合理的，2017年1月27日正式驳回唐先生司法覆核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