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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签证性价比大大提高！居留期限更新了

　　6月18日，CIC更新了持有超级签证在加拿大居留期期限：　　持有超级签证的访客在每次入境加拿大的时候可以获得最长两年的停留期，如果在停留期满前申请延期居留，可以获得延期一年。　　这一更新让超级签证的性价比大大提高。　　对于准备长期居住的父母长辈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加拿大移民部于2011年底推出超级签证，是针对境内永久居民父母和祖父母的。超级签证有效时间可长达10年，获签者每次留加时间最长24个月，且在此期间不必刷新签证。　　但由于办理超级签证需要体检+购买保险，再加之如果入境时盖章不单独注明日期，停留期限只有半年。相较于普通探亲签证，便利程度有限。　　但此次更新增加了一年延期，让超级签证变得更为实用。　　超级签证申请要求：　　申请人需有他们与加拿大境内担保人的(他们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关系证明。例如：儿童或孙子出生证明的复印件; 　　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曾购买为期1年、最低10万元保额的私人医疗保险(所有人均必须申请)，可用于在加拿大看病、住院及如果需要转送回国治疗的费用。　　加拿大境内的担保人必须达到收入方面的要求。　　申请人必须通过体检。　　如果申请人满足访问期间在加拿大临时居住的要求并提供额外的必要文件，就可以获得超级签证。

8年前
移民奋斗6年开公司生娃年年交税却突遭遣返

　　“我努力工作，开公司，雇加拿大人，按时缴税。我们可以称得上是模范移民了，但却被要求离开。”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选择的，比如出身。对于凯尔( Kyle Gutterres)和凯文( KevinGutterres)这对双胞胎小兄弟来说，他们是幸运的。4年前，他们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安康的小家庭，父母感情很好，有稳定的收入。在这个美丽的国度，凯尔和凯文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现在，这一家四口已经来到命运的转折点：加拿大移民部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加拿大。　　绝境逢生　　双胞胎的父亲，31岁的拉斐尔(Rafael Gutterres)激动地表示：“我努力工作，经营着一个企业，我雇佣加拿大人，按时缴税。我已经证明我可以成为这个美丽国度的一份资产。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称得上是模范移民了，但却被要求离开… …无论如何我们是绝不会回到巴西的，绝不会。” 　　对于凯尔和凯文的父母来说，出生在巴西，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拉斐尔和丹妮莉(Danieli Lopez)同在巴西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长大。丹妮莉的父母都没有工作，拉斐尔的父亲有一份工作，但母亲无业。他们从小生活的社区，邻居就是毒贩子，暴力犯罪每天在身边上演，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使尽一切手段搜刮着民脂民膏。　　拉斐尔和丹妮莉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彼此，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摆在他们眼前的，不是前程似锦，安居乐业，而是和他们父辈一样的命运。　　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犯罪率居高不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拉斐尔和丹妮莉空有一腔热血赤诚，却无处施展，只能混迹在社会底层。因为没钱结婚，拉斐尔和丹妮莉同居了四年。直到2012年，他们才去领了结婚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钱办婚礼，小两口只是和几个亲戚一起去了一家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餐厅吃了顿晚餐。　　结婚后，拉斐尔和丹妮莉愈发渴望更加安定和富足的生活。但在家乡这里，这个愿望看起来永远不可能实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听说了加拿大移民。一丝希望的光照进了两人灰色的生活。然而，他们没钱留学，没钱投资，虽然拉斐尔是一名焊接工，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担保他技术移民。为了梦想中的生活，他们决定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崭新生活　　2012年12月5日，拉斐尔和丹妮莉拿着旅游签证来到加拿大，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们当时太绝望了。我们很抱歉通过非法的方式来到这里，但是我们别无他法。”拉斐尔说。　　来到加拿大后，两人的生活质量很快就有了改善。拉斐尔先是在一家工厂打着最低薪资的小时工，接着又额外找了两份工。辛勤的工作换来了他们在巴西不敢想象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储蓄后，拉斐尔和丹妮莉决定，自己开一家小公司。他们给自己的小生意起名叫GTA Glass Railings。到今天，GTA Railings已经成立5年，在Google上有39条评价，评分高达5分。　　“虽然我们的公司很小，但是我直接雇佣了四个加拿大人，还间接雇佣了更多人。即使刚开始的时候，经营举步维艰，但我还是缴纳了足够的税款，并按时按量支付给工人工资。我们也从未向加拿大政府索要任何经济援助。”拉斐尔说。　　2013年，丹妮莉怀孕了。为了让孩子安心在加拿大长大，他们开始着手解决身份问题。他联系了律师。律师建议他们以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申请居留权。　　事与愿违　　2016年，律师为他们递交了移民申请，称这对夫妇已经通过家庭，教堂，志愿者活动和朋友深深融入到了这个社区中，而且拉斐尔已经和其他企业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他的公司也在发展。　　然而，在一年后的裁决中，高级移民官员马修(S. Matthew)表示，虽然其承认巴西的犯罪率高于加拿大，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能回国重新定居;虽然巴西的经济条件不如加拿大，但是不代表拉斐尔不能在国内找到一个工作。至于他的孩子们，孩子在年幼时期很容易适应新环境。马修称：“很多国家在经济和医疗等方面可能没有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好，但是这并不能构成此案能破例豁免的理由。” 　　于是，拉斐尔和丹妮莉的申请被拒绝，$7,000的费用打了水漂。之后，夫妇二人又提出了上诉，花费$4,600，但是再次被拒绝。　　现在，被驱逐出境的日期已经慢慢临近，他们打算放手一搏。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再花费$4,900的律师费，加上$2,000作为在申请处理期间继续滞留的新申请费。他们的律师表示，相信他们还有机会。　　拉斐尔在巴西的亲戚们也都鼓励他们留在加拿大，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回国生活，国内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拉斐尔认为，“虽然两个孩子可以等到18岁的时候再回到加拿大，但是4-18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年龄段。如果在此期间没有好的教育、医疗条件，人生成败的差距就拉大。我从14岁的时候就开始努力工作，如果我从小生活在加拿大，我就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或者其他的人。现在，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机会。” 　　加拿大这对巴西移民夫妇，跟前段时间在美国住了20年的中国夫妇大年初一遭遣返的案例很相似。这对中国夫妇1999年持旅游签证来美，结婚生子，努力工作，按时交税，后来开了一家美甲店。2017年底，他们收到驱逐令，被要求在但年初一当天离境。当地居民、议员、州长都出面为这对华人夫妇求情，举办集会，呼吁移民局刀下留人，不要遣返这对对社区有贡献的夫妇。最终，这对夫妇被移民局暂缓遣返，但未来的留美命运仍未可知。　　加拿大这对巴西夫妇目前也只剩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们想加拿大政府提出的上诉失败，就会被驱逐出境。不知道加拿大移民局最终会做出何种决定。

8年前
华裔女没收到移民面试电邮上诉申请覆核遭拒

　　华裔女申请移民因为错失"面试电邮"被联邦移民部拒绝，要求联邦法院司法覆核，但又被联邦法院驳回。　　法官判词指出，吴女士没有收到"面试电邮"，错在吴女士，不在移民部。　　2015年5月，来自中国大陆的吴茵桃(Yintao Wu，音译)递交申请加拿大自雇类移民，到2017年7月25日，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移民办公室给吴女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她8月21日前往领馆面见移民官。　　电子邮件的地址是吴女士在所递交的移民申请材料中"委托代理人使用"(Use of a Representative)表格中提供给移民部的。　　但到了2017年8月29日，吴女士的移民申请被拒绝。　　在拒签电邮中，移民官称，由于吴女士没有参加面试，基于吴女士递交的文字申请材料，判断吴女士不能满足移民标准。拒签电邮使用的是早前要求吴女士参加面试的同一邮件地址。　　收到拒签电邮的吴女士于9月4日发给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移民办公室一封电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接到任何要求面试的电邮，并要求移民部重新审核她的申请，给她另一次面试机会。　　9月6日移民办公室在回覆给吴女士的电邮中表示，已收到吴女士的要求，如果移民官决定重新审核她的申请，将会联络她。　　但是后来吴女士再也没有收到移民部的任何消息。　　感觉不公的吴女士一纸诉状，上诉到将联邦移民部告上法庭，因为吴女士坚信，联邦移民部拒绝她的移民申请完全是因为她没有参加面试，而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移民部要求面试的那份"面试电邮"。　　在联邦法院的判词中，当庭法官认为问题关键是吴女士与联邦移民部之间是否建立了可靠的交流机制，即吴女士是否应该收到移民部的"面试电邮"。　　法院经过调查取证，最终认为吴女士没有收到"面试电邮"错在吴女士，不在移民部，理由有三：　　一，移民部是按照吴女士递交申请材料留下的电邮地址发送的；　　二，移民部使用的"全球案件管理系统"(GCMS)记录显示，"面试电邮"成功发送到吴女士留给移民部的电邮邮箱，没有地址不对被打回记录或者错误传送信息纪录；　　三，吴女士不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她的邮件地址是不可靠的，或者存在技术问题等。　　联邦法院法官最终做出判决：驳回吴女士的司法覆核，吴女士对于没有收到移民部的"面试电邮"负全责。

8年前
48岁加拿大海归宅家啃老 82岁母亲将其告上庭

丁阿婆今年82岁高龄，老伴已经离世。在本应是颐享天年的时候，她却整日为儿子忧心忡忡。丁阿婆的大儿子大卫（化名）曾在加拿大生活和深造多年，但2012年归国后就一直不肯工作，整日宅在家里，甚至要靠八旬老母来照料他的生活。无奈之下，丁阿婆只得将自己已48岁的亲生儿子告上了法院，希望他能自力更生。丁阿婆说，自己共有3个子女，大儿子大卫今年48岁，拥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工程硕士学位，从小就是是母亲的骄傲。但他2012年毕业回国后，就没有再工作过。说到这里，老人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原来，儿子大卫将自己遭遇种种不顺心的责任，都推在了母亲的身上。而丁阿婆则认为，自己过分的溺爱，使得儿子过分地依赖自己，导致大卫不愿意外出工作。丁阿婆说，她从小对这个儿子宠得厉害。在把自己的住房转到了大儿子一个人名下之后，招致了女儿和小儿子的不满。看着大儿子整日浑浑噩噩，左思右想下，丁阿婆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她要状告大儿子不承担赡养义务。为此，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李曼芳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后援律师的帮助下，丁阿婆向浦东法院提起了诉讼。然而当法院通知大卫到法院参与诉前调解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跨出家门。由此，事情陷入了僵局。考虑到即使官司胜诉，不去工作的儿子也还是无力养活自己，更不要说赡养母亲了。因此，见到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丁阿婆无奈选择了撤诉。几年前，丁阿婆患上了尿毒症，一个星期要到医院三次，进行肾透析治疗。由于经济拮据，又无子女肯负担和照料，丁阿婆每周只能自己坐公交车前往医院治疗，这也让她感到身心俱疲。然而，在她心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大儿子。心理专家认为，治本的方法就是让他（大卫）能够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应该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当中如果有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他有心病的话，需要积极的去面对和处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大卫的不断沟通后，他初步有了去找工作的意愿。在此，心理学专家也提醒大家，父母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从小就要有正确的引导，切不可溺爱包办。

8年前
加拿大难民家庭冒领社会福利12年总计23万多

　　上个星期五(6月8日)，48岁的易卜拉欣(Mohammed Ibrahim)在魁北克省法院承认欺诈、伪造文书等罪名。他被判3年缓刑和240小时社区服务。他的妻子被裁定无罪。他的三个儿子已在三星期前认罪，刑期宣判定在今年9月份。　　《蒙特利尔日报》(Journal de Montréal) 报道说，易卜拉欣一家在1999年来到加拿大，定居魁北克省。由于夫妇俩没有工作，一家五口靠救济金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有关规定的漏洞，开始用颠倒姓名顺序并使用不同地址的方法来一人申请多份救济金。　　他们用这个办法冒领救济金长达12年，全家人总共冒领236000加元。直到他们提出入籍申请，才有移民部官员从他们的姓名和照片上发现了漏洞。　　在23万6千加元中有37000加元是由易卜拉欣冒领。为了帮他获得轻判，他在孟加拉国的家人筹了一笔钱。他现已赔偿了这笔钱的一半，并保证在今后两年内还清余额。　　检控方一开始要求判刑。但鉴于易卜拉欣态度合作，愿意还钱，控辩双方在谈判后，决定共同向法官建议3年缓刑和240小时社区服务的判决。　　尽管已经结案，但他的辩护律师说，由于他没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因此有可能被遣返回孟加拉国。　　《魁北克城日报》的专栏作者Denise Bombardier对此案发表评论说，易卜拉欣一家辜负了我们的信任。这种人不应该获得加拿大国籍。　　她同时也认为，一些媒体对涉及到难民的欺诈案不太愿意报道，因为这类新闻确实会引起一些人对整个难民群体的反感。实际上，这类钻制度的空子的人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存在。对涉及难民的负面新闻另类处理是最糟糕的做法，会让沉默的大多数感到担忧和不公平。

8年前

偷渡成功后，家里要放鞭炮，还要请闽剧班子在祠堂里唱一场戏。每当鞭炮声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抵达了目的地。此地的人对新大陆依然向往，身在纽约的人却盼着归期。 12月13日，长乐市潭头镇，因偷渡屡禁不止，当地街上刷了很多打击偷渡的标语。坐上开往美国的偷渡船时，23岁的林温锋想，等挣够钱，很快就能回家了。那是1993年，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又一个23年过去。父亲去世了，孩子要结婚了，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回过家。这种归期遥遥的单程旅行，在长乐无数家庭发生。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这些人翻山越岭进入美国，谋一份薪水更高的生计。他们最大的苦恼在于，没有拿到合法居留身份的话，一旦走出美国国境，便再回不来。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选择造假，编造名目繁多的理由，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寻求政治庇护。当然，大多失败了。离开时想得简单。等到远渡重洋、欲归无计之时，林温锋们才终于明白，人生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旷日持久的等待里，亲人长久分离，离散的故事俯拾皆是。此岸与彼岸今年九月，为了拍摄一个偷渡客的故事，24岁的纪录片导演徐加成第一次踏入纽约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这是一条长约1.6公里的主干道，四周街巷枝枝节节，聚居了数万福州人。她被八大道的情状震惊了—— 这里只流通现金，没有一个大银行、没有ATM机。因为很大部分人是非法移民，无法办理银行账户。这里的餐馆没有英文菜单，口味只有老福州人吃得惯。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方言，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有专门的律师，像是一个小的飞地。徐加成看到，在八大道满目的快餐店、小商品店中间，夹着香火不息的小庙。农历新年时，这里的居民们还会抬着妈祖的雕像游街。那是数百年前，保佑过他们祖先的神祇。漂在纽约，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了异乡人。这是他们怀念家乡的方式。大洋彼岸的福建长乐，闽江从北境穿过，奔流入海。港口一片蔚蓝，空气中的咸腥味儿拾级而上。沿着曲折而漫长的河岸线，一路要经过长乐市猴屿乡、潭头镇、金峰镇、梅花镇，皆是侨乡风貌。村中立起三四层的别墅，哥特风、洛可可风与中式风格在此共存。家家百叶窗紧闭，空空荡荡落了锁。只通过高高的护栏，散发着来自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沿路可见的祠堂不下百座，一座座崭新，雕梁画栋，寂寂无人。老人、妇人、孩子还在，青壮年们都走了。他们离家的时间，大多都二三十年了，有的甚至更久。他们大多是在妻子生完孩子后立即启程，都是20出头的年纪。跨越太平洋的旅途，既是男人们迈向个人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履行家庭义务的一种方式。离家时他们承诺，挣够钱很快就回来。面目模糊的父亲那些年，有多少数量的成年男子偷渡出国，几乎就有等量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谈起父亲，他们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忆，他长什么样子。父爱？一位女孩摇摇头，“我从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郑晨曦出生在长乐金峰，今年22岁了，她还没见过父亲。小时候，她曾很爱那个假想中的他。那时家里有人偷渡出国，是件被羡慕的事。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习机，会炫耀给小朋友看，“我爸送我的，很宝贝，一天充好几次电，觉得好炫酷。我的还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触屏！” 一家三口没机会照全家福。她把父亲寄回来的照片，和她与母亲的合照都剪下来，粘在一起，拼成全家福。很开心地递给她母亲看，“觉得自己有点小机灵，可能我妈会觉得很心酸吧。” 再长大一些，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学校填家庭调查表，不知道爸爸职业那一栏该写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也无法回答。到了青春期，知道父亲回不来，思念变成了恨意。每年过年，家里就母女俩，冷冷清清。亲戚最爱问：你爸在你几岁出国？你多久没见了？年年回答，年年都得到同情的目光，她就在这种目光里，长大成人。长乐市侨乡桥村分布图。侨乡和侨村密集地分布着。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祈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12月11日，长乐市猴屿乡猴屿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休息。村里青壮年大都出国，多剩老人留守。无人出席的葬礼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美元，再到四十万人民币。长乐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他也曾偷渡过三次。第一次往北，用真护照进俄罗斯，再用假护照进乌克兰，翻越乌克兰与捷克边界的高山，进捷克。他们换成了韩国护照。因为护照上没有盖章，被捷克警方截下，在移民监里蹲了大半年。第二次他们计划从南宁到越南，从越南转道泰国、墨西哥，最后进入美国。在越南海防市，蛇头间起了矛盾，争执不下，他们被关在民房里三个月，最后跳楼逃出来，仓皇回国。他仍不死心。最后从香港直飞旧金山。这次飞机落地了。循例，人们会在登机后撕掉假护照。只要飞机落地，就算成功入境。不巧的是，这是2001年9月，“9·11事件”刚发生，美国举国紧张，他再次被遣送。回不来，也出不去站稳脚跟后，偷渡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上移民法庭打官司。美国法律规定，以任何方式进入美国的外国人，都有权申请政治庇护。如果成功，就将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偷渡客们陈述的理由，随着国内时局发展而变化。比如计划生育、拆迁等。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绿卡”的人假结婚。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但不管方式如何繁多，最终拿到身份的都是少数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01年到2005年，美国共收到中国人政治庇护申请3万6千多宗，只有5259宗直接获批。对于数目更大的，那些既没拿到身份也没挣到大钱的人来说，回家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故乡之于他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故乡，他们在海外的辛劳，才能被充分肯定。衣锦还乡，是偷渡客们共有的目标。二刘村一位村民说，他的发小出去二十多年，没拿到身份，过农历年时，朋友们都回国了，他一个人躲进屋里，伤心得号啕大哭。林洁曾经问林温锋：我们不想出国，你拿到绿卡也没意义，为什么不回家呢？林温锋回答，20多年，他早已习惯美国的生活，回国无法适应。作为男人，他没赚到钱，其实很没面子，与其被人看不起，还不如不回家。也有中国的家人想去美国团聚。但现实情况是，由于长乐当地多年的偷渡史，以及部分人的入境后非法滞留，如今长乐人办赴美签证的通过率极低。偷渡之风仍未停止尽管见了这么多离散的故事，但如今长乐的偷渡之风仍未停止。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 12月9日，在一家名为“丽华姐华人咨询”店内，服务员告诉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现在还可以做政治庇护，他们负责将客户送入美国。到美国后，他们会给客户某位律师的联系方式，“他会把你带上庭，帮你打官司。理由充分的话，百分百都能给你一个身份。” 更大更隐秘的偷渡网络，则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蛇头的电话，只在村中熟人间流动。那位从业十几年的长乐本地蛇头说，当地的蛇头体系严密，他上面有中蛇头，中蛇头上面有大蛇头。今年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每个月，他们都要送好几批人到美国。这位蛇头说，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偷渡成功后，他们将收取每位偷渡客四十五万的费用，不成功则不收费。这两年他们走得比较多的路线，是从国内辗转到墨西哥，再从墨、美边境潜入美国。但美国对此心知肚明，巡查也更严格，所以不排除会更改入境线路。偷渡成功后，村中习俗是家里要放鞭炮，还要请闽剧班子在祠堂里唱一场戏。每当鞭炮声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抵达了目的地。此地的人对“新大陆”依然向往，身在纽约的人却盼着归期。最近和父亲视频时，郑晨曦明显觉得他老了，前额已经有些秃了，也微微发福了，一笑，露出双下巴。长大之后，她有一次回老家，翻到父亲从国外寄回来的家信。字很飘逸，甚是好看。信里提到，他偷渡一年半才到美国，一路惊险。他还问，女儿是不是会走路了？语句间都是情意，承诺一定要给母女俩好的生活。那一刻，她终于原谅了父亲，也与多年来自卑的自己达成了和解。她姑姑拿到了公民身份，父亲于是申请了以亲属团聚的名义获得绿卡，排队已经排了九年，迄今还在等待批准。但郑晨曦更愿意去设想拿到身份之后的事。父亲会立即回国，回来一家人马上去游山玩水。以前没能给彼此的陪伴，能补多少补多少。 24岁的林洁，仍会反复咀嚼和想象，如果有一天父亲回国，父女在机场相见，会是怎样的场景。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叫爸爸，要怎么叫出口。她打算明年结婚。她是基督徒，梦想中的婚礼要在教堂里，金钟轻摇，鲜花铺地，结婚进行曲奏响时，她身披白纱，挽着父亲的手，走向地毯的另一端。圣台前，父亲把她的手交到她丈夫手中，两人许下共度一生的誓愿。但这次，如过去的23年一样，林温锋怕是又要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