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导言 日报君也快两年多没回国了，唉，每天沉迷工作无法自拔，不想谈恋爱就想工作。咳咳，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 最近国内的基友问了君君一系列问题：“你知道‘扛起达康书记的GDP’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国内最火的出行方式是什么吗？你知道时下的爆款APP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叫’欧式大双眼皮‘吗？你知道现在最热的下饭综艺是什么？”以上问题，大家能答中几个？ 好久没回国，发现自己真是土爆了！君君的内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因为唯一能回答出来的下饭综艺现在也不播了，难道让我回答《奇葩说》？说君君是看着“大紧”下饭？ （图片来源：千搜娱乐） 和国内的小伙伴们聊天拼不过表情包也就算了，还跟不上聊天的节奏，这个简直无法容忍！！ 我们就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从六个点好好研究下土到爆这件事。 01 中国制造 唉，每次除了肉夹馍和凉皮，君君最想念的就是国内的地铁。在美国坐地铁真的有点烦。以纽约为例，传统意义上的“人少又干净”并不太适合用在纽约地铁上，“脏和乱”反倒是出了名的。 纽约地铁站和国内地铁站对比 其次就是纽约地铁每天一到上、下班的时间挤到爆，堪比北上广深。 （图片来源：南昌网） 更郁闷的事情不是纽约地铁里的“挤”，而是车厢内里散发着的蜜汁味道。 （图片来源：GIPHY） 你说在国内地铁里，大家顶多也就是吃个韭菜馅包子，味儿再大点儿的无外乎是涂个风油精。 （图片来源：GIPHY） 但是纽约的地铁可就厉害了。车厢内永远混合着各种体味，有时要靠憋气才能活得下去。君君基友曾经碰到过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看见有人在车厢里拉坨坨O__O …最近有一条新闻说的是，我们中国中车制造的地铁出现在了波士顿。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自”中车制造”2014年首次登陆美国以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获得了大量的地铁和通勤车订单。过去只要一提“Made in China”大家总觉得是廉价的代名词，可现在君君周围的很多外国朋友都表示，比起“Made in India”又或者“Made in Thailand"，他们更愿意买“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质量更好。 02 中国支付 记得君君还没出国的时候，每次出门必须默念“钱包、钥匙、手机“，不然出了门也要回来；可是现在，国内的小伙伴表示，只要有”手机和钥匙“就行，没钱包什么事。 因为现在国内的手机支付实在是太！发！达！了！ 根据中国日报网报道，2016年我国的手机付款的市场规模较上年就增加30％以上，高达12.5万亿元。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上至校门口的煎饼果子铺，下至境外免税店的收银台，基本上有中国顾客出现的地方就有中国手机支付的存在。君君记得有个叫Will Ripley的CNN记者，他当时对中国的手机支付持有一定的疑虑，就在北京体验了一把“24小时无现金支付”。 （图片来源：观察者） 从早饭的煎饼开始，到后来买咖啡，叫出租车，和朋友吃饭等一系列过程，他完全是靠扫二维码完成的，真正做到了无现金支付。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这种既快捷又安全的手机支付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就连君君的姥姥，都会用手机扫二维码完成买牛奶的全过程，你就说6不6吧。 03 中国脊梁 还记得新年伊始，网上的一张年龄对照表火了！ （图片来源：IMG） 90后的我们不再是宝宝了，最大的今年都27了......泪奔，我们所谓的90后小屁孩竟都开始步入而立之年。 对比70后和80后，90后一直是一个被标签的群体。 （图片来源：Reddit） 在90后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固化”一词，一切都是可以变通的；但这也让他们被扣上了“不靠谱”的帽子。 然而近年来，这些传说中“不靠谱”的90后们却越来越靠谱。 还记得2016年的里约，90年的张国伟，93年的宁泽涛，94年的朱婷，96年的傅园慧……中国代表团65.1% 的奥运健儿都是90后。 （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90后，正在飞速成长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这两张图片曾经让大家百感交集，航天控制中心曾经被认为是老科学家们的天下，现在却充满了年轻的面孔。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又被称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神经中枢”。在这里有一支6人组成的飞行器发令小分队，其中就包括一位91年的小伙子。 说我们90后张扬也好，说我们90后肆意也罢，时间会见证我们一点一滴的成长。 04 中国娱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产片的标准公式变成：流量明星+票房保护+五毛特效+俗套剧本+脑残水军=票房“大卖” 为了不辣眼睛，很多小伙伴只能去翻看什么《康熙王朝》、《闯关东》、《大宅门》、《大明宫词》等老艺术家们参演的电视剧。 (图片来源：GIFBAY) 而随着《伪装者》、《欢乐颂》、《琅琊榜》等精品国产片的横空出世，让大家终于不用再天天去扒以前的老剧看了。 （图片来源：环球网） 与此同时，我们更是出现了以局座张召忠和王庆祥老爷子为代表的中老年网红！局座现在不仅是B站的站宠担当，在微博界也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人。看着局座能自拍、会修图、还卖萌，君君顿时觉得会玩微信的姥姥也没什么了。 （图片来源：微博） 自称本宝宝的王庆祥老爷子就更是厉害了，网络用语用得那叫一个大写加粗的六。 什么皮皮虾、老司机、辣眼睛、哼哼、狼人杀。。。天啊噜！您知道的太多了，噗。 （图片来源：微博） 虽然还有不少国产片认为自己卡司演技再烂、剧情再扯，只要手握流量担当的小鲜肉，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启霸屏模式、掌控整个收视率。 熟不知，现在网友们都开始迷上自带“欧美大双眼皮”的老戏骨们。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被网友调侃“心里只有GDP的达康书记”，他的扮演者吴刚就是位1962年出生的老戏骨。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还有在电视剧《老爸当家》里饰演川菜名厨权来的张国立，剧中他不仅是位厨师，更是一位独自抚养了四个女儿的父亲。 （图片来源：新视网） 他把善良温柔和讲原则不妥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让琐碎质朴的家长里短变得温馨动人。 更有以张译、段奕宏、张鲁一为代表，年纪不老但绝对是戏骨的优秀演员们回归了大荧幕。 网剧的异军突起，同时也宣告了观众们对流水线影视作品的厌倦。《余罪》以第一季8.1亿的点击量和第二季3.8亿的点击量杀出重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剧黑马。曾经的小刘星，现在的张一山，更是把“贱人余”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图片来源：人民网） 《最好的我们》，耿耿和余淮的故事，让无数老阿姨们感叹“青春欠我们一个余淮，世界欠我们一个路星河”。 （图片来源：Dramag） 这些网剧大都把经费用在了制作上，后期的宣传经费相对较少，却靠着剧情和口碑大红大紫，杀出了一片天。 05 中国速度 君君知道最近流行的一种速度叫共享单车，但是两个轮子毕竟有点慢，我们今天说另外一种。有一种让世界羡慕速度的中国速度叫中国高铁！ （图片来源：Lofter） 根据参考消息的报道，截止2016年我国以“四纵四横”为主架建设的高铁，运营里程突破两万公里，跃居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 （图片来源：凤凰网） 我们克服了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各种极端气候状况，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做到这一点。 （图片来源：imgur.com） 不说虚的情怀，就说实际生活中，高铁的极速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世界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便利。根据央视的报道，在未来五年，我们的国家先进轨道交通专项会将重点放在研制时速400公里的高铁列车和时速600公里的磁浮列车。想着未来还会有更成熟的高铁和更快捷的磁浮列车，晕机的君君不禁乐开了花。 06 中国直播 网络直播让不少人一夜成名、瞬间暴富，简直成就了一大国民奇迹。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仅在2016年，中国的网络平台已经达成了超过200家，用户人数达3亿，市场规模150亿元。” 这一新兴媒体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全民直播的热潮，更是为中国带来了极其可观的经济收入。 (图片来自：CNNIC) 网络直播门槛低，回报高，对个人的知识水平、外在条件、表达能力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物极必反。 直播平台极大的激发和利用了大众的虚荣心和牟利心，导致个别主播为了得到更多的关注、收到更多的礼物而无所不用其极。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去年在网上火了的“什么都敢吃的大妈”，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直播里大妈生吞鞭炮、玻璃瓶、电灯泡等等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让大家一度以为大妈是被人绑架折磨。 更多的例子，像“黄鳝门”这种边缘化的辣眼睛直播，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图片来源：斗图啦） 直播的能量不容小视，而作为一个新兴媒体，它的约束现在还很少。 ▼▼▼ 在国内待久了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有时体会不到周围的好；现在出了国，有了对比，才慢慢感受得到。 比起在美国大学城里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国内的发展速度已经让很多出国党跟不上节奏了。 所以得趁着暑假回国的时候好好补补课，不然在国内同学眼中，咱们就显得土了。 感谢：西牧和希子小姐姐为本文提供的信息。

本周四，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名女嫌犯被保释出狱。一出来，媒体就长枪短炮围了上来。她捂得严严实实，被保安一路护送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这阵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啥天王巨星出街。 这个人叫Tiffany Li, 是个美籍华人。去年5月，她因涉嫌谋杀前男友被捕入狱。此案经多番审讯，至今仍在审理当中。 为了保她出狱，她家付了400多万现金，以及价值6000多万的15处豪宅，保释费共计约7000万美元（约合4.8亿人民币）。 据CBS说，这巨额的保释费在美国历史上排名第八位。收了巨款的旧金山警方，同意了这个重犯嫌疑人的保释申请。而此案的另外两个嫌疑人因为没钱，还在狱中。 警方这一同意，美国民众不干了，明明应该主持正义的司法机关，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监狱门口媒体的长枪短炮，也正是为此而来。 来自《每日邮报》新闻下的评论 这个保释金，也叫保证金，其实就是用来保证嫌犯不会逃跑。如果嫌犯在开庭审理时跑了，那这笔钱就充公；如果她回法庭报到了，这笔钱还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也就是说，换取李某暂时自由的这7000万美元，并没有真的交出去，只是个押金而已。但如果李某真的选择跑路，那这钱换来的，就可能是她永远的逍遥法外了。 这位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外媒也知之甚少。据报道，她出生在北京，很小就移民到美国，在旧金山长大。她家房地产生意在加州湾区做很大，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付出这天价的保释金。 她的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这保释金是她家的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相信她是无辜的。 保释出狱后，她仍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受24小时监控，并不得出境。不过相比在狱中，她还是获得了极大地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是不是她应得的，那还要看案件的最终判决。 今年31岁的李某，涉嫌指使男友Kaveh Bayat（中）和另一男子Olivier Adella（右），谋杀她的前男友凯斯·格林（Keith Green）。 李某和前男友格林有两个孩子，两人在案发的大约6个月之前分手。原因很狗血，李某劈腿了格林的哥们，也就是她现在的男友Kaveh。两人分得并不愉快，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也迟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2016年4月28日，两人约见在格林家对面的小餐馆再次商讨抚养权问题，却不欢而散。据说李某想让格林签订一个协议，给他点分手费以换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被格林拒绝了。 见面之后，李某开车回到了她位于希尔斯伯勒的豪宅，这也是她母亲拥有的众多房产中的一处。 而格林却再也没能回到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家中。一天之后，一位登山者在距离格林失踪的餐馆15公里的金门公园附近，捡到了他的手机。 朋友们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却一直没有得到格林的消息。他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直到5月11日，距格林失踪过去了13天，他的尸体在索诺玛郡公路边的草丛里被发现。这里距离他消失的地方，有130公里远。。。 尸体被发现时已经严重腐烂，颈部有一处枪伤致命。谋杀受害者，扔掉他的手机，又抛尸130公里，这显然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件。 20日，警方逮捕了Olivier Adella，曾经是美国职业格斗赛（MMA）的知名选手。 格林失踪那天，监控拍到Adella开着一辆大奔，紧跟李某回到了她的豪宅。那辆车之后很快被他卖掉了，卖主称车上弥漫着一股漂白剂的味道。后经检验，发现车上被处理过的血迹，正属于格林。。。 转天，特警队抓捕了李某和男友，后在李某的车库里发现了杀害格林所用枪支的部分零件。。。 虽然案件还在审理，很多重要细节警方并未透露，但仅根据目前的信息，李某也难逃嫌疑。她的保释，不但让美国人再次质疑这一司法制度，更是伤害了受害人的亲友。 他们在FB上建立了一个小组，想为逝去的格林讨一个公道。 据朋友们说，格林是一个积极善良的人，更是个称职的好爸爸。两个女儿是他生活的全部，生前他一直努力想要得到女儿们的抚养权。 在这个FB主页上，有许多正义的陌生人表达了支持。 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李某是否有罪还要看法院最终的判决。希望警方能尽快还原真相，给受害人一个公正的判决，也给民众以信心——公平不能出售，钱也买不到逍遥法外的自由。

　　移民的意义就在于挣扎着去遇见更美丽的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你喜欢的的城市，做你喜欢做的事！ 　　2004年3月，我遇到了这个我喜欢的城市。 　　那是刚结束了一年在卡尔加里的公派学习，回国时路过温哥华。在22路公交车在Downtown的终点一下车，推开几座银行的高楼，街道的尽头是还戴着白围脖的北岸的群山，眼前脚下就是Sea Wall的步道，一路迤逦前行，穿过Stanley Park的大森林氧吧，路过有懒洋洋的乌龟晒着太阳的Lost Lagoon……有山，有海，有离城市这么近的森林，有闹市，也有拐个弯就很幽静的小公园，可以在一天内上山滑雪下海划船，也总能在一天到晚任何时段看到有人跑步。我对温哥华一见钟情。 　　不过，在申请移民之后的漫长等待中，有些东西就一点一点的淡了，我一直在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除了牙医，我还会做什么事？ 　　2006年10月正式登陆，很快我在Downtown爱马仕的楼上叫GYU的铁板烧找到了中餐的工作。儘管在后厨切掉半个手指甲血流如注，儘管被香港老板骂，但是那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挣到小费，$20。直到当上牙医我都觉得小费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的，它让我有服务意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公立大医院裡等着病人排队挂号来看牙的副主任医师了。 　　5周以后，我接到了加拿大最大的烤瓷牙加工厂AURUM在温哥华的分部打来的面试电话，这样我得到了这个跟牙医梦的距离又近了一点的牙科技师工作，我负责包埋蜡型并铸造切割，并给黄金牙冠抛光。我每天6点钟起床提前一个小时赶到lab,为了免费停车，也可以再多读一会儿书，5点钟下班6点钟到家做饭吃饭带上第二天的午餐，然后就开始了主要就是查单词的学习。大量的生词扑面而来，不停的查单词，甚至有很多生僻的专业词彙很难查到确切的中文翻译，每天只有2-3页的进度，蜗牛一样前行，凌晨1点抬起头来看看考试推荐的100本专业书籍的书单，我怀疑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了。 　　周而复始，终于迎来了考试，又是漫长的等待，结果出来只有78分，试着申请一下UBC, 回复我明年再考。2008年10月，我回到国内疗伤。这裡有我的亲人，有发小，有熟悉的牙医工作，可是我突然觉得自己像夹生的米饭，我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排斥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幻想回到温哥华。这时候读到一个非常励志的老鹰的故事，不知道真实与否但对我触动很大。据说老鹰在成年之后因为沉重的羽翼和过度弯曲的喙让他很难捕猎，就会在悬崖上筑巢，然后脱掉沉重的羽衣用力摔断自己的喙，等到新的羽翼新的喙长成就可以再次搏击长空开始第二次生命。 　　2010年10月，我在枫叶卡就要过期之前再次回到温哥华，开始在悬崖上筑巢。也有犹豫徬徨的时候，但是这一次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在国内是放射科医生的老婆选择在日本料理当waitress来支持我全职学习，我只偶尔打些零工，送送报纸，Richmond夜市做锅贴，UBC菜店搬菜，和平饭店waitor。有一次我从早上10点不间歇地刷盘子直到晚上10点，边刷边告诉自己，爷跟你拼了，拼不过去，就一辈子这样刷盘子吧。 　　加拿大的牙医考试一共五关，每一关只有3次机会，3次失败就不能再进行下一个考试。其中最难的一关就是技能考试，仅仅报名费就$6500。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在培训班裡遇到志同道合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牙医战友，一关一关的考试大浪淘沙，每一次站起来抖抖灰土回头望一眼倒下的战友继续悲壮前行，当我最后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straight A的战绩通过考试的时候，老婆却悠悠的说了一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你考不过去，因为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至此我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人生需要克服的困难确实很多，最难的却是要战胜那个不自信的自己！因为不自信，就浪费很多时间在考虑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就给自己留很多退路，就不够专心学习；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更难成功！ 　　2014年3月，我在温哥华西区有了自己的牙医诊所，11月，可爱的女儿在温哥华出生。我的故事被放在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网站裡鼓励新移民努力奋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 　　一晃移民10年了，我常想，移民的意义，甚至人生的意义，也许就是努力着挣扎着去追求幸福，去遇见那个更美丽的自己吧！

不管在哪个时期，不管在什么场合，礼仪都是非常重要的，对“立足美国，追求卓越与成就”的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来说更是如此。 前不久，“百人会”会长吴华扬教授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片题为《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的文章。“百人会”会员们既然都有极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自然明白谨言慎行的道理，因此我不愿带着情绪对吴教授的“公开私信”加以驳斥。 吴华扬教授文章 吴教授的文章反映出他对1980年代以后赴美的中国移民存在极大的误解，他居高临下地在“我们”和“他们”——即美国本土华裔精英和政治思想“未开化”的中国暴发户——之间划了一条刺眼的分隔线。华人新移民对特朗普鼎力支持，令传统华裔精英始料未及且无法理解，究其原因乃是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过于单薄。 新移民们深受共和党的话语吸引，因为它强调个人责任和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与美国许多少数族裔一样，他们也对种族歧视有着切身感受，但从不让此类负面经历动摇自己在新社会环境里出人头地的决心。他们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习惯依赖社会福利，更不同情靠政府“供养”的群体，因此有时稍显缺乏仁善之心，但这却是他们的真情实感。其实换在30年前，这也是美国人的主流观念。去年，华人新移民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未来，他们还会投票给支持财政保守主义的类似候选人。 华人新移民难以与其他“弱势”群体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心怀恶意，而是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看作弱势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美国提供的经济和教育机会心怀感激。 但无可否认的是，新华人移民与其他少数族裔确实在某些利益上无法取得一致。例如美国顶级名校在招生时，华裔学生往往处于不利位置，“看不见的天花板”无处不在，使许多华人感到心寒。一方面优秀的华裔学生被名校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其他族裔的学生哪怕成绩较差，校方也会出于“多样化”的考虑吸收他们入学。 许多华裔学生的家长认为，正是“多样化”使他们子女的合理权利遭到剥夺，因此这个词在华裔社群中的污名化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如此明显的歧视现象，“百人会”却从未将其纳入据理力争的议题，不免显得失之虚伪。如果“百人会”真想为所有美国华人争取社会地位，保障受教育的权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华裔精英们应当鼓励华人社群奋起维权，而不是划出一条防疫封锁线，把新移民隔离在外边。 如果美国亚裔社会活动人士迫切地想把初来乍到的同胞改造成“真正”的美国人，就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战争、饥荒、贫穷、动乱，成为了许多早期移民的伤心地。他们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彻底融入新的国家是唯一的选择；随着美中数十年交恶，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断绝了与故国的一切联系。 对19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而言，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经历与老一辈华人移民截然不同。新移民心中所属的祖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祖辈的那个祖国。中国即使有再多缺点和不足，仍然处于国力回升阶段，民族自豪感使许多新移民愿意维护自己的祖国——哪怕他们已经离开，哪怕它有时略显刚愎自用。出于各种原因，新移民与中国保持着情感联系，他们与国内各地亲友们也有密切往来。 在美国政治语境下，泛亚裔是个被主流社会高度同化的少数群体，但华人新移民却无意迈入这个“大家庭”的门槛。他们或许眼界失于狭隘，或许个人习惯不佳，损害了您这样早期移民的华裔精英为美国上层社会苦心经营的模范形象。虽然华裔精英努力试图帮助新移民变得更加“美国化”，但这两个群体本不相同，后者也不期待变成前者。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美国华裔温顺守法，不喜与人争执。喧闹的新移民则完全是另一个物种，他们将在人数上超过说英语的老移民。随着中国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他们的声音将变得更响亮，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主流。 新移民来自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地方自豪感，争强好胜，拒绝美国讲究“政治正确”的文化，势必导致新老华人移民内部产生摩擦和对抗。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声音早晚会成为美国华人主流，逐渐取代“百人会”等老一代华人移民组织。 他们不只将争取所谓的“一席之地”，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地位。不管你欢不欢迎，这一天都必然会到来。 （杨晗轶译自《赫芬顿邮报》，翻页阅读英文原文：）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Americans And Proud Of It Etiquette is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important, yet perhap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rarefied society peopled by the Committee of 100, a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s “dedicated to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and achievement in America.” Professor Frank Wu, the chairman, recently wrote an article titled “Private Note To Asian-American Activists About New Arrivals,” which ran in The Huffington Post. In light of the reserve and temperance conferred on committee members by their sterling educations and social standing, I shall eschew anything like the emotive rebuttal that Wu’s very un-private note provokes. The note’s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U.S. since 1980 demonstrates a condescension that establishes a neon distinction between “us” and “them” — the incumbent Chinese-American elite and hordes of politically unenlightened diaspora upstarts.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were appalled by the watershed of support for Donald Trump among new Chinese arrivals. The failure to foresee and understand this support arises from their weak connection to the newcomers. Recent immigrants are drawn to Republican Party rhetoric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o hard work. Like many minorities in the U.S., they have experienc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but have not permitted it to crippl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and excel in a new society. Coming from a socialist country, they are ironically unaccustomed to social welfare and have little sympathy for those who depend on government “handouts.” This stance may be uncharitable, but it is nonetheless what they feel and, in fact,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sentiment of a major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as recently as 30 years ago. The new arrivals voted for Trump and will continue to vote for Trump equivalents, as long as such candidates espouse fiscally conservative platforms. New Chinese arrivals do not feel solidarity with disadvantaged groups not because they are bigoted but because they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disadvantaged. Most are pleased to have a chance to pursu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paths the U.S. offers. Undeniably, they have sometimes found that their interests are misaligned with those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For example, many Chinese have found repugnant the unacknowledged but ubiquitous glass ceiling confronting Chinese applicants to top universities. Qualified applicants of Chinese ethnicity are denied entry, while underperforming applicant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gain admission on the grounds of “diversity.” It is small wonder that this mystical euphemism ― “diversity” ― has become a dirty word among many aggrieved Chinese parents, who feel it denies their children a rightful place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t is odd and more than a touch hypocritical that such squarely discriminatory issues have never been the remit of the Committee of 100. Were the committe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gaining a seat at the table for all Chinese in America, here would be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should galvanize our community rather than erecting a cordon sanitaire around a group of new Americans. To any “Asian-American activists,” fretting over how to transform their newly arrived brethren into “real” Americans, a brief review of history may be handy. Broadly speaking, war, famine, dism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over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and a half marked China as a place of only grief and sorrow and drove early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S. Full assimilation in the new country was the only option; many severed ties with the old country unwittingly, due to decades of enmity between the U.S. and 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of new arrivals since the early 1980s, however, differs tremendously from that of earlier immigrants. The China with which the new immigrants identify is quite a difference place ― literally, not your grandfather’s China. In spite of its numerous flaws, China has been on an upswing and many new arrivals find themselves to be robust apologists for China ― yes, the same place from which they upped and left ― and its sometimes wayward behavior. They continue to be connected to the old countr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nd provincial, regional and city ties remain strong. These recent immigrants do not seek membership in the highly assimilated pan-Asian fraternity as defined by American political parlance. Their parochialism and sometimes less-than-refined personal habits affront the carefully constructed model minority image that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have shown to American elite. Despite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s most assiduous efforts to bring them round ― to assist them in becoming more “American” ―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se elites and they do not aspire to become more like them. Chinese Americans have been perceived by many white Americans as a docile, law-abiding and non-contentious group. The boisterous new diaspora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a different breed and will outnumber Anglophone Chinese Americans. Their voices will become louder and their behavior more prominent, as their home country becomes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more powerful. Moreover, hailing from diverse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their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fierce competitive habits and rejection of a cultur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will generate plenty of friction and rivalry. The overarching reality is that they will sooner or later become the de facto Chinese voices in the U.S.,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cumbent Chinese-American organizations. They will do more than compete for a seat at the proverbial table. They want their own table. Whether or not I welcome this eventuality, I do not doubt its inevitability.

　　对于很多人而言，FIFA这个词并不指代国际足联，而是一款他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在玩的电子游戏。FIFA足球游戏也・伴随着无数人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而不为人知的事，FIFA这款游戏竟然来自一个中国人25年前的脑洞大开。 　　1992年，一位中国工程师加入电子游戏巨头EA，怀着对足球的热爱，他开发出了如今累计销量达到1.5亿套的FIFA系列足球游戏。作为核心团队成员，他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奠定了今日FIFA游戏的成功。 　　他就是FIFA创始团队成员田嘉庚，FIFA游戏之父。   　　老田的“留洋梦想”   　　EA Canada在温哥华的分部，FIFA系列游戏在此制作。 　　三月的温哥华总是阴雨绵绵，这里有EA Canada最大的分部，1300多名员工在此工作，游戏迷们耳熟能详的FIFA足球和极品飞车，就出自EA温哥华。 　　到达采访地方后，田嘉庚已早早在门前等候，和过去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要消瘦一些，虽是一身运动装扮，但还是透着高级工程师的书卷气息。 　　采访还没开始，我们就在大堂就聊了起来，田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和高大上的“FIFA之父”头衔相比，眼前的田老师更像小时候邻家的叔叔，这种亲近感，让我不禁想称呼他为“老田”。 　　1983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老田踏上了未知的旅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温哥华。当时加拿大经济状况很糟，随处可见凋零破败的工厂和忧心忡忡的求职者，就连麦当劳都在门口贴出告示：“我们不招人”。 　　这一切出乎老田的预料，与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的梦想相比，眼下最重要的，却是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那个年代，电脑在国内还是稀罕物，读语言专业的老田有幸在出国之前，在北京计算机学院(现已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旁听过软件方面的课程，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来到温哥华后，老田先是在温哥华理工学院学习软件开发，然后在温哥华社区学院学习硬件研发。毕业之后，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硬件维修和维护。 　　“做硬件维修就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工作，哪家公司的电脑坏了，我们就带着主板和零件去维修，后来台湾出了一种特别廉价的主板，公司自己的员工都可以直接把坏的主板换成新的，根本用不着我们去修了。而那时候软件还处于新兴的状态，挑战更大，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我就想在软件方面试一试。” 　　后来一家猎头公司介绍他去一家名为Distinctive Software的公司工作，而这家小公司，就是EA Canada的前身。 　　老田起初还对这家小公司心存疑虑，但当他见到了那个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年轻团队，体验了公司出品的一款赛车游戏(Test Drive)后，他便选择加入了这家生气勃勃的新兴公司。 　　Distinctive Software当时主要是承接软件外包和翻译工作，老田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迪士尼外包的一款游戏。 　　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潮 　　1991年，EA公司以1100万美元买下了Distinctive Software，将其更名为EA Canada。 　　作为一家北美游戏公司，EA对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候的北美还是足球荒漠，橄榄球、棒球、冰球和篮球才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 　　不过，美国将承办1994年的世界杯的消息，让北美的足球市场慢慢热了起来。当时在负责网球游戏开发的老田，一直建议EA开发一款足球游戏。 　　老田说：“我自己其实不打网球，所以开发的时候并不觉得享受，但我是个足球迷，在大学的时候经常踢球，来到温哥华后，一有空也会踢球，我就想该做一款足球游戏，因为这才是我喜欢的事。” 　　开发完网球游戏后，老田就被任命为EA第一款足球游戏开发的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这个项目组最初只有老田一个人。 　　老田先是买回了世面上所有的足球游戏，玩过这四五款足球游戏后，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他认为当时的足球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球都是粘在脚上的，而且视角都是从球门后看台望过去的，毫无纵深感和立体感可言。 　　老田自己是球迷，当然知道这样的游戏和真实的足球相去甚远，所以老田在自己开发这款足球游戏时，最重视的不是画面，不是音效，而是游戏性。 　　老田说：“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让游戏里的球员像真正的球员一样思考，该传球的时候传球，该跑位的时候跑位，这涉及到很多人工智能的设计。” 　　他如何创立FIFA初代模型? 　　老田花了两个月写了一个小样，球员是一根白色的小棍，足球就是一个白点，这根小棍会把球往前踢，然后自己追上去，这就是最初的球员带球动作。 　　而在传球方面，当时的游戏控制只有8个方向，当传球方向上有两名球员时，老田通过植入人工智能修正，让应该接球的一人主动接球。 　　老田说，与玩家控制的球队相比，电脑AI控制的球队在编程方面的难度更大，按照老田的想法，每个AI球员都有一个自己的任务处理器(Task Manager)，当处于无球状态时，AI球员需要选择站位，而如何站位就是一大难题。 　　老田的解决办法是一套阵容编辑系统(Formation Editor)，让球员根据阵型选择站位，比如边后卫就应该在防守时站在本方后场边路的位置，而不是冲到对方禁区抢球。 　　后来，老田和同事在公司试玩这个小样，吸引了很多同事围过来观战，很多同事直接站在桌子上围观这场小小的赛事，其中就包括当时EA Canada的副总裁，他也被这一与众不同的足球游戏所吸引，并要求老田在1993年的圣诞节让这款游戏上市。 　　于是，老田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负责这款足球游戏的开发。 　　叔叔，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 　　老田为了这款游戏废寝忘食，回忆起游戏开发之初，老田说：“当时我经常连续工作48个小时，后来心脏偶尔会感觉不舒服，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在公司感觉不舒服时就自己偷偷吃药，还担心被同事撞见。” 　　“后来有一次，找药的时候才发现随身带的药吃完了，我就强撑着自己开车到了附近的医院，和医生说明情况后，直接就被送上了担架车住院了。医生说我过于疲劳了，必须休息两周。可我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感觉好一点后，就继续工作了。” 　　“那时候，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见到我五六岁的儿子，因为每天我回家时，孩子都已经睡觉了，而孩子早上起来时，我已经走了。”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正在公司加班，正巧经理在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工作，忽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的经理就随手接起电话，居然是我儿子打过来的。他和经理说：‘叔叔，你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听到这话，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中国队10号――Tian Jiagen 　　1993年的圣诞节，EA的首款足球游戏《FIFA国际足球》上市了，过百万的销量、球迷们的热情让EA公司都吓了一跳。 　　《FIFA国际足球》是一款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改传统的鸟瞰视角和俯视视角，而是采用了等尺寸视角，球员卡通形象活泼，甚至还有观众在场边呐喊助威。 　　一经发售，游戏就在欧洲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玩家给EA公司发来信件，老田对其中一封信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收到了一封英国来的信，里面说他在商场逛街的时候，远远看到橱窗里的电视在播足球比赛，当他走进一看，居然是足球游戏的画面，这种体验是过去的足球游戏从未做到的。” 　　而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应该还记得中国国家队的10号球员叫“Tian Jiagen”，没错，老田用这样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足球梦”。 　　醍醐灌顶，重塑FIFA辉煌 　　到了1990年代末，已经离开FIFA项目组，正在开发其他游戏的老田听到同事说，FIFA系列的销量已经被科纳米的实况系列赶超了。 　　EA公司因为FIFA的销量一直不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惰性，新一代的游戏往往和上一代相比，只有数据方面的更新，在1997、1998年，FIFA系列甚至依然在使用一些老田在1992、1993年写的代码。 　　另外，与直来直去的FIFA相比，实况的操作要求更加细腻，更容易得到玩家的垂青。 　　老田回忆到：“当时我家里住进来一名国际交换生，是一个15岁的西班牙男孩，他非常喜欢踢球，但是他不玩FIFA，而是玩实况。我问他为何不玩 FIFA，他说：‘FIFA不够有挑战性，实况才有自己控制一支球队的感觉，田先生，您能不能让经理把您叫回去，重新搞一搞FIFA呀?’这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后来，老田找到了FIFA团队，团队中很多成员都是他当年的下属，和他们聊了FIFA面临的不利局面。老田还鼓励FIFA团队要打破传统，不破不立。 　　后来的FIFA系列终于另起炉灶，重新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游戏引擎，才有了如今重新超越实况，在足球游戏领域一枝独秀的FIFA系列。 　　老田看待FIFA系列，就像慈父看着心爱的孩子。一个父亲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而现在的FIFA，就是一个让老田感到骄傲的孩子吧。

林谊廉（ Ammy Lim Cuccia）从马来西亚来美国时， 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埠小礼品店打工，幸运的是她抽奖抽中了美国绿卡，接着她努力学习英文和法律，让自己不断增值，在一个偶然机会邂逅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律师，两人合作经营律师楼，如今她是律师楼经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曼哈顿白领。 林谊廉和丈夫爱德华·古奇。林谊廉提供 走运：初来美礼品店打工抽中绿卡 我刚来美国时，只带着一个梦想，口袋里只有200 元，我拿的是旅游签证，一下飞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赚够了钱回马来西亚做小生意。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坚尼路一家礼品店。来到美国第三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来美国不到两个月，我竟然抽奖抽中了绿卡。来之前，姐姐告诉我说可以参加美国绿卡抽奖，当时离申请截止日只有一个月，我姐姐说既然你要去美国，就去试试吧。我觉得希望很淼茫，但还是递了一份表，我想碰碰运气吧，于是把信件丢进邮箱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两个月后，家里人说你有一封移民局寄来的信。那封信是手写的，很简单，内容是：恭喜，你被OP-1 program 选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别人建议我找个律师，可是我要上班，要养两个孩子，哪有几千元请律师啊。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42 街， 每天下班我捨不得坐地铁，只能跑几条街去上英文和电脑课，刚开始几年很累，有时候想要放弃。可转念一想既然来了，为什麽总想着回去呢。抽中奖后，又拖了一年，我才去申请绿卡，还好抽奖没所谓的过期。我那时候一周的薪水200 元， 一周工作六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那家店卖收音机，老闆叫我把装在箱子里的收音机搬到二楼， 我一盒一盒地搬，一直在流泪。我想，我为什麽要来这里，有好几次，我真想放弃。 申请绿卡时，移民局要我的雇佣证明信和高中毕业证书，我让老闆给我出证明，老闆说可以，不过你拿到绿卡后要在这里做两、三年。我说，我有绿卡了，为什麽还要呆在这里。我第二天就要去问话，老闆也已经把证明写好了，但他对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是Ammy 的工作证明，但是她不想为我们工作。老闆说完就把证明当场撕掉。当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第二天我去移民局问话，移民官很快就让我通过了，可能那时候刚开始抽奖，还没什麽人，比较容易过关，不需要我的工作证明。移民官说，欢迎到美国来！ 林谊廉和丈夫爱德华·古奇。侨报记者林菁摄 姻缘：法庭偶遇律师后来成我丈夫 在来美国的第五或六天，一个老外客人问我，你懂英文吗？我说会一点。他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麽在这里？他说，你应该去上学。 后来我就去上学了，我知道如果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读书。我来的时候大概28-29 岁，后来念过法律助理。刚开始很辛苦，但只要勤奋，就会成功。 从1989年开始，我边学法律边给一个老外做兼职，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开了个办公室，帮人家申请移民抽奖和考公民。有一天，我带一个客户去法庭考试。那个客户是个女孩，她妈妈已经是公民，女孩满18 岁之前，可以申请N-600 入籍。那天，正好碰上女孩18 岁生日，移民法官说她必须自己考公民。我说24 小时还没过，移民法官说，你不是律师，你要去找一个律师来跟我辩论。 我想怎麽办呢，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在打电脑，我问他能不能帮忙，他问我是哪个法官，别的什麽也没问，15 分钟后，他拿着公民纸出来了。我问他，你向法官讲了什麽理由？他说，24 小时还没过呀，她还没满18 岁。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问，你收费多少？我以为他要收我300 或500 元，但是这个案子我总共才收150 元的手续费。他看都不看就说不用了。我觉得这个律师很不错，不计较，觉得可以跟他合作。这个律师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律师，在百老汇有一个小办公室。刚开始我们一起合作，上个世纪90 年代我们结婚，我们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之前我与两个律师合作过，有一个律师不可一世，我带客人去见他时，他让我在外面等几个小时。爱德华很好，没有给你这种压力，后来有几个案件我介绍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律师蛮好的。刚开始我为他管理办公室，只有三个员工，现在我们有十多个员工。 工作：融入社会了解穷人帮他们解决法律问题 我先生很随和，不会摆架子， 他的父母也是律师，三个姐姐两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技师，他外公是移民法官。我婆婆今年90 多岁， 1946 年就当移民律师，她很尊重我， 也特别疼爱我的孩子。 我们帮了很多人，他们没有身份、被人骗，能帮他们把身份办好感到很开心，特别是对华人社区有感情。我亲眼见过很多新移民很苦很累，但不懂用什麽方式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他们来了之后，在餐馆工作， 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即使拿到身份后，与孩子和社区也有隔阂。我觉得除了赚钱过日子，至少要懂英文，在美国生活，至少在日常生活上你要与人沟通，不然千辛万苦来美国干吗。 我刚开始接触法律时，向客户解释法律很困难，因为我不是律师。那时候移民局对面有个书店，卖一本书叫《如何拿到绿卡》。那本书好像29.95 美元，我不捨得买，每天下班就去书店看书，后来书店里一个白人女店员对我说，你天天来看，我老闆会不高兴，你想要哪部分，不如我给你複印。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你好学，就会有人帮你，但你也要自己帮自己。 刚开始，很多人要考公民，我和我先生一天带十几个人去考试，每天五、六点就要起床，自己开车带客户去考试，移民局七点开门， 考完试再带他们回来。 有个客户，他来美国后被关押， 40 多岁了案件还做不出来，躲在黑暗的阴影中，我们给他开案、关案。开案那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默寡言，我问他的故事。 他说：“我出来时是个年轻人， 现在是中年人了，身份还没办下来。”他有两个在这里出生的女儿， 女儿跟他关係不好，他说女儿只跟他讲英文。 他坐船过来，在海上漂流几个月，途中看到有人死了，他心里有障碍。那天去问话，正好是他来美国的纪念日，相隔20 多年，我把他的故事说给移民官听，移民官听了后说：“我们通常都是过后才发通知，今天我就当场给你盖章。” 客户高兴地拥抱我说“谢谢！谢谢！”我也很感动。 有时候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也尽力帮他们。有个华人客户的小孩有自闭症，孩子爸爸把他们母子抛弃，我们以配偶受虐待为理由，成功给小孩的母亲拿到绿卡。 心语：成功关键是努力拼搏用心去做 我先生移民法很精，做每个案件都很用心，即使上诉的案件，也很用心做。他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如果你问我老公对我的看法，他会说，我老婆很聪明，会讲几种语言，会做生意。我先生从来不知道费用是多少，他不想让费用来干扰他， 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政治庇护收费多少。有时候他会说，老婆，这个客户很穷，我就知道应该减少点费用。当然，我们不是伟人，我们有十多个僱员，要吃饭要发薪水，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我也不想让孩子觉得钱不重要，但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会尽力帮忙。 有个客户做十年案件，已收了一些定金，后来客户和丈夫孩子搬到外州，没联络了。过了一段时间，客户打电话说，她先生去世了，她不想做了，想回马来西亚。我先生在旁边听到了，什麽都不说，马上叫我把2000 元支票寄回去，说“她需要钱”。 来美国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开了个小礼品店，有一天，一个老人拿着公文包，在我店里转来转去， 当时天气很热，我说老伯你过来，我给你倒杯茶。老伯让我把手打开，他给我看手相。他说，你老公很英俊，是个外国人。那时候我还没想过来美国，二儿子才几个月大。老伯说，你心肠很好，你老公将来会对你很好，这是30 年前的事情了。来美国之前我还去过荷兰，我哥哥在那里，但呆了两个月觉得不适应就回了马来西亚，然后才来了美国， 后来认识我先生，我觉得缘分真是很奇妙。 我们的家庭还OK，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大是MBA，曾经到马来西亚做生意，现在回到美国。老二去马来西亚，接管老大开的饼乾厂。我先生非常疼他们，其他三个孩子我都送他们去马来西亚几个月去磨练。老三跟着老大做自闭症儿童辅导治疗，老四在加州，最小的女儿在长岛。 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之前有过不开心的时期，但我比很多人幸运，但幸运不是必然的，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更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靠走捷径获得成功，要懂得自我增值，这样才能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大家的尊敬。 华言侨语 林谊廉的美国故事有三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一是带200 美元又能够在刚到美国的第三天找到工作并立足，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令人佩服的是还能应付得了一下飞机后的衣食住行。二是二个月后又抽中绿卡，这几乎跟博彩中大奬毫无两样，老天如此眷顾她，又让上帝为之动容：安排她邂逅巧遇一个美国好律师，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可谓好运没到头，鸿运跟着来，事业、财富、地位三聚头。 但话讲回来，林谊廉也不是走了运而过上无所事事的日子，走进律师楼她把工作当事业努力奋斗。以自已的经历，她理解穷人、帮助穷人，亲眼见过很多新移民很苦很累，没有身份、被人骗，就帮他们把身份办好感到很开心。她了解客户、帮助客户， 尽管向客户解释法律很困难， 她会尽心尽力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难处。 “我比很多人幸运，但幸运不是必然的，你要比别人更努力”，对工作的敬业态度使得她“只要勤奋，就会成功”。

　　33岁的埃米尔.莫拉维吉几年前办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各种不顺。当时他已经在蒙特利尔拿到了系统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本来属于加拿大需要的专才，但因为没能按时办完有关手续不得不回了伊朗老家。这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后来却成为他开发人工智能的第一步。 　　现在，莫拉维吉已经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他的移民小帮手Botler也已经开始工作了。不过作为移民顾问行业的新手，它的能力和业务范围还很有限，目前只能帮助“魁北克省资历项目”(PEQ)的申请人，并且只有英语版。这个项目是面向那些已经在该省工作或留学的外国人的。莫拉维吉打算在今年年底以前加上其他移民项目。 　　Radio-Canada记者Catherine Mathys和L’Actualité记者Vanessa Fontaine都采访了他。 　　Hi! 我是Botler 　　用户在注册以后，就可以开始和Botler聊天了。它会先问申请人一些问题，以便判断他或她是否有申请魁省资历项目的资格。如果符合申请条件，它会指导申请人准备和上传所需文件。然后它会检查文件，代填申请表。 　　2013年，莫拉维吉错过了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最后期限，工作许可也过期了，只好先回国再说。对这个正想大干一番的年轻工程师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过移民申请这么复杂，各种规定又如此严格。自己硕士学位都拿到了，竟然搞不定这件事。 　　如同一个下棋输了以后仔细复盘的人一样，回到家乡的莫拉维吉决定拿出做学问的劲头，把移民申请的程序重新演练一遍，在这个由各种表格、材料、证书……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条正确的通道。为此他加入了一些以移民为主题的网上论坛，试图从别人的经验里找到答案。 　　移民加拿大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是很火，信息量大得惊人。莫拉维吉光是给问题和答案分门别类都忙不过来。他因此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为他挑出跟他的情况最接近的案例。随着积累的信息越来越多，莫拉维吉又用机器学习技术(Machine learning，人工智能的一种)让程序更加完善。 　　第二次移民申请获批后，莫拉维吉又回到了蒙特利尔。他开了一家创新公司，在已有程序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查找和分享移民信息的聊天工具。这就是Botler的前身。 　　今年推出的Botler实际上已经代理了一部分律师的工作，例如评估申请人的成功几率，代填表格，建立档案。如果申请人还是想自己填表格或咨询律师的话，它也会把有关资料打包奉上。 　　也许是为了让他的律师合作伙伴安心，莫拉维吉说，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律师，但是能通过让一部分工作自动化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在数据计算、概率分析等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比任何一个律师都好。 　　Botler因特朗普“早产” 　　原来莫拉维吉打算在4月份推出Botler，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一些中东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促使他把这个日期提前了。他介绍说，特朗普禁令影响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招聘和人员流动。在这项禁令颁布后，加拿大的高科技公司在两个星期内行动起来，希望帮助那些入境或居留受影响的技术人才继续他们的研究项目。 　　莫拉维吉当初硕士毕业时一开始是打算去硅谷找工作的。现在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留在了蒙特利尔，不必为美国移民政策改变烦心，而且身处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

4月6日，被控谋杀前男友的湾区半岛地区华裔女李凡妮（Tiffany Li）保释出狱。 　　 　　湾区涉嫌谋杀前男友华裔富豪女李凡妮（Tiffany Li）。（网络图片） 　　去年4月28日，米尔布瑞市一名27岁的男子格林（Keith Green ）被报失踪，其尸体于5月11日被人发现。格林的前女友华裔女性李凡妮被列为嫌疑人之一被控。据格林朋友透露，李凡妮和被害者格林两人育有两个小孩，在分手时两人闹得很僵。格林遇害前曾和李凡妮相约见面，商讨两个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之后格林便被报失踪。警方调查认为，格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4月29日，当时他在米尔布瑞市的饭店Pancake House等待与李凡妮会面。第二天格林即被报告失踪，数日后，格林的手机在旧金山金门公园被发现。格林的尸体于5月11日在距离Pancake House80英里处的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境内被发现。尸体裸露，仅着一双黑袜，死于颈部中一枪。而执法人员在李家的车库里发现一个高尔夫球袋上有与枪击残留一致的颗粒。警方在调查后，将该案三名嫌犯李凡妮、及李凡妮男友巴亚特（ Kaveh Bayat ） 和朋友阿黛拉（Olivier Adella）抓捕归案。 　　李凡妮因嫌谋杀前男友被逮捕，法官要求保释金为3500万元，但为确保其上交的财产净值达到3500万元，地检处要求李凡妮必须提交价值法官设定的保释金的两倍金额的财产清单，即7000万元。近日，在李家上交400万现金以及从其家族多位亲友处筹集的6600万资产抵押后，李凡妮终于在被捕近1年后，于4月6日保释出狱。 　　有人称李凡妮一案的保释金额在全美属最高级别，圣马刁县地区检察官沃格斯塔夫（Steve Wagstaffe）称，如此巨额保释金在圣马刁县前所未有。 　　沃格斯塔夫表示，由于担心李凡妮在保释后逃回中国，作为保释条件的一部分，李凡妮必须将自己和孩子的护照上交给执法机构，监禁在家，并全天候佩戴电子检测仪，同时不得出现在任何机场100码以内等。若李凡妮不按要求出庭，所缴纳的保释金和资产将悉数被法院没收；如能按要求出庭，保释金和资产将被退还。 　　该案的共同被告、李凡妮男友巴亚特 ，以及另一涉案同谋阿黛拉，均面临重罪谋杀罪等指控。目前巴亚特和阿黛拉仍处于非保释状态。陪审团将于9月18日对该案进行裁决。 　　有媒体报道称，李凡妮来自中国北京，其家族在中国极具权势，财富超过1亿美元。

据美国广播公司第7频道新闻网报导，据一户家庭叙述，他们抓到了一名被驱逐人员，后者企图闯入他们位于怀尼米港（Port Hueneme）的家中。 马加莉•巴拉甘（Magaly Barragan）说，当她望向面向后院的窗户外时被吓了一跳，她发现一名男子正试图闯入她的家中。这一事件发生在周三（5日）早上快9点的时候。 警方透露这名嫌犯为现年39岁的吉列尔莫•达玛索（Guillermo Damaso）。事发后，马加莉的儿子很快拨打911报警，当地警方迅速赶到将达玛索逮捕。警方说，这名嫌犯是一名有性犯罪记录的危险人物，而且作为非法移民他曾多次被驱逐出境。 怀尼米港警长安德鲁•萨利纳斯（Andrew Salinas）说：“我们发现之前他有两次因为性犯罪被驱逐出境，再次进入美国不到24小时。现在在这里又再次触犯法律。” 有关当局说，达玛索在佛罗里达曾因为不当裸露下体被逮捕，在加州也因为触犯有关武器和毒品的法律处在缓刑中。 萨利纳斯说，他预计达玛索面临三个状况，可能被海关和移民执法局正式驱逐出境、或者在文图拉县遭到起诉、又或者被遣送前往佛罗里达接受有关不当裸露下体的审判。 马加莉和她的家人说，他们希望达玛索能被驱逐处境，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蹲监。 爱德华多•巴拉甘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确需要移民，但是不是这样的人。” 马加莉补充，只有少部分来到美国的移民会触犯法律，但是就是这一部分人让大部分移民都背上了坏名声。 萨利纳斯还说，现在有关无证移民的问题很有争议，对警方来说，想要投入更多资源，来逮捕那些带着犯罪意图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变得越来越难。 萨利纳斯说：“在像怀尼米港这样的小城市，类似这样来到我们国家后屡屡违法，对社会根本无益的人，让我们的工作变得相当艰难。”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于达玛索是怎麽又回到美国的。有关当局说他在向走私客支付了一笔钱后偷渡入境，而在再次入境不到24小时候，就试图闯入这个位于怀尼米港的家庭。 达玛索被关进文图拉县监狱，保释金20万美元。

　　美国当地时间4月3日，H-1B工作签证申请开始收件，而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以来反复强调的打击H-1B滥用，也在各政府渐露头角。不单是美国移民局、司法部都在3日严正“警告”，不能容忍滥用H-1B伤害美国工人，移民局更在员工内部“悄然”发布政策备忘录，要求对今年申请计算机职位的H-1B加强审核。这应该是继暂停H-1B加急服务之后，移民局整改H1B第二招。 　　加强打击H-1B签证欺诈及滥用 　　美国自1990年开始采行H-1B非移民工作签证计划，目前每年分配8.5万个名额，以利雇主招聘技术熟练的外国劳工。H-1B签证持有人可在美国工作3年，期满可延长1次，总计6年。 　　许多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都循着这样一条路：到美国大学念书，获得高学位，被一家公司雇用，然后由公司出面申请允许工作的H1B签证，经过数年工作后申请绿卡，最后达到移民美国的目的。 　　移民局表示，H-1B非移民工作签证计划理应帮助美国公司，在找不到合格美国本土劳工的情况下，招募高技能外籍劳工。然而，太多的美国劳工，即便具备符合技术工作需求的技能，也愿意在这些领域工作，但却被忽视或不公平地对待，处于不利地位。 　　滥用H-1B签证计划的雇主，在引进更多外国籍劳工后，对美国劳工产生不利影响，包括降低工资及减少工作机会。因此，打击就业移民计划的欺诈行为，保护美国劳工就业权利是移民局的优先事项。 　　移民局说，自4月3日开始，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遇以下情况，移民局将重点考察： 　　• 移民局如果无法通过商业数据验证雇主基本业务信息； 　　• 优先考察依赖H-1B的雇主，即雇用H-1B劳工人数高于美国本土劳工； 　　• 雇主为在其它公司或机构工作的外国籍劳工申请H-1B签证。 　　通过针对性的实地考察，移民局可集中资源专注於潜在H-1B签证欺诈和滥用的情况，并确定依赖H-1B的雇主是否未依法聘雇美国劳工。 　　移民局表示，除了针对性的实地考察，仍将在全美持续随机和突击调查，这些现场调查的目的，并不是要调查非移民雇员是否涉及任何形式的刑事或行政犯罪，而是要调查滥用H-1B签证制度的雇主。 　　在这里指的个人不仅包括美国劳工、持有H-1B签证的外国籍劳工，如果自认是此等欺诈或滥用行为的受害者，也可送电子邮件给移民局。移民局收到此等信息后，将作为后续调查及转交执法机构进行可能起诉的依据。 　　针对入门级程序员，打击外包公司 　　移民局3月31日发布备忘录，表明不再遵循2000年发布、提供计算机相关职位H-1B审查标准的“过时”备忘录。新政策要求移民局官员以是否符合特殊工种(specialty occupations)为审核重点。比如，H-1B特殊工种要求申请人至少在该专业(specific specialty)有美国本科及以上学历，但很多H-1B申请都未达标。有些或许学历达标，但专业不符；有些则以两年制的副学位(associate degree)就获得了H-1B。 　　该备忘指出，移民局官员长久以来，都默认编程(programming)是特殊工种。但仅是“申请人可受雇任职计算机编程师(computer programmer)，并运用信息技术和知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这一点，已不足以构成特殊工种。尤其是计算机编程初级职位(entry-level)，通常不具备特殊工种资格。而帮员工申请H-1B的雇主，应解释工作职责的复杂性等因素，来证明该职位符合现有条款“8 CFR 214.2(h)”对特殊工种的规定。此外，该备忘亦提醒移民局官员考虑职位的薪水标准，是否达到签发H-1B的资格。 　　科技与外包公司是H-1B签证程序最大的用户。印度的外包公司每年获得高比例的H-1B签证，而且支付的工资往往低于美国的科技企业。根据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Caitlin Webber的数据，2016年电脑程序员岗位的H-1B签证申请数量超过1.3万，平均年薪大约7.2万美元。 　　美国劳工部2015年批准的H-1B签证申请中，电脑程序员约占12%。其中41%属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岗位，这样的岗位在日常工作中基本无需自己决断。移民局最新发布的备忘录特别针对这种入门级的电脑程序员。 　　H1B加急服务暂停 　　3月3日，美国移民局发布通知，宣布从2017年4月3日起取消H-1B工作签证申请的加急服务(Premium Processing)，该取消可能会持续半年。移民局特别说明，占2018年财年H-1B名额的所有申请和2017年4月3日以后提交的不占名额的H-1B申请都属于“取消加急服务”的范畴。 　　通常这一签证的申请程序需要半年时间，加急处理允许申请人付1,225美元在15天内获得结果，虽然取消加急是6个月的暂时措施，但有报道认为，这是川普政府收紧这类签证的第一步。 　　移民局周一已开始受理2018财年8.5万H-1B签证名额的申请案件，今年有3项重大改变，包括4月3日起暂停受理加急申请（premium processing）6个月；I-129表申请费用调高到460美元；相关费用支付如果出现问题时，移民局会拒绝受理，申请人不再有14天的改正时间。 　　多项提案要收紧H1B签证 　　川普政府誓言要收紧H1B的签证申请。国会众议员达雷尔·伊萨数月前提出了一项名为《保护和增加美国就业岗位法案》，要打击不公平地把工作外包给外国工人的公司；众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理查德·杜宾提交了《H1B和L-1签证改革法案》，提出对已经有一半雇员为H1B和L-1签证的公司不允许再雇H1B工人，以及取消现有的H1B抽签制度，给美国毕业的高学历外国学生以优先。

说起A2奶粉 可以说一直都是澳洲代购圈的王牌产品 从3月份起代购圈 又陷入到一阵A2奶粉奶荒之中 所有人不是说涨价限购 就是说断货买不到 真正是一罐难求 火爆到昨天在珀斯的两对华人夫妇， 为了抢几罐A2奶粉竟然在Coles店里大庭广众大打出手， 真是让人觉得一言难尽，国人汗颜！ 经过深入调查后，终于理清了来龙去脉： 昨日一大清早8点钟，在珀斯南区的 Victorira Park 区的 The Park Centre购物中心里的Coles超市开门迎接客人。 这么早，超市的客人还不是很多， 可是，没过多久， 突然，Coles的值班经理就听到了尖锐的争吵声。 赶过去一看， 一个女的和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妻正在剧烈的争吵。 当时，这个女的（以A为代称）还有 夫妻中的丈夫（以B为代称）身上都挂了彩， 脖子，手臂，脸都被抓伤。 （部分受伤照片） 吵架用的不是英文， Coles当班经理只知道双方在对骂，至于骂什么也是一头雾水。 就看到A女的面前的推车全部整车装的都是 市面上一罐难求的A2奶粉， 经理告诉记者：当时看到满满的一车都是奶粉，估摸大约超过20罐。是我们营业前刚刚补满货架的。 看这争吵的样子，Coles经理自觉招架不住，急忙找来了商场的经理和保安帮忙控制局面。 就在这时，A女士的老公从厕所回来了， 看到自己怀孕的老婆被人打了， 怒火攻心，马上急得准备出手，幸好此时保安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恶化。 最后，商场经理也连忙报了警， 很快，警察到了现场，两对华人夫妇都分别接受了警察问询，录了口供。 （Vic Park coles奶粉区货架） 警察在仔细了解后，也基本掌握了情况： 原来当时，怀有身孕的A女士和老公在Coles一开门就来到超市奶粉区，直奔A2奶粉，把在货架上能搬走的A2全都搬到了推车上。 搬完后，A的老公便去了一趟厕所。就在这个时候，B先生抱着孩子和老婆也着车过来想买奶粉。 一看，货架上全空了。 奶粉都在A女士的推车上。 B先生抱着孩子便对怀着身孕的A女士说自己的孩子奶粉吃完了，也需要这个A2奶粉。能不能给他一些。 A女士虽然把货架都搬空了，但是也不是不讲理。还是马上主动同意拿出三罐给B先生的孩子。 育儿的家长，大家都有经验，三罐这个数字好尴尬，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胃口大点的孩子，也消耗的很快。又碰到现在市面如此紧缺，所以： (小孩喝奶示意图) B先生即刻就不同意，他需要更多。 说着说着就推着车过去强行想拿A女士推车里的奶粉。 这时，A女士也急了，死活不同意，两人就开始争吵起来。 B的老婆在一旁也只是看着，没劝解， 还把孩子从老公身上抱走， 这样B先生行动就更加方便了。 所以，即刻从言语上的争吵升级成了肢体碰撞。 或许是情急之下，B先生居然拿着奶粉罐开始砸怀有身孕的A女士的头部， A女士也毫不示弱，开始反抗，并挠伤了B先生的脸和胳膊。 最后争吵声就引来了超市经理 听完这位经理叙述后，真是让人觉得一言难尽。 按照Coles规定除了警方，不能向任何媒体透露信息，可是这名经理还是说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从表述中我们也看出了这位经理的愤怒，还说： 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这间Coles因为抢商品而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般而言顾客都是很文明的 而当经理说到为啥Coles A2奶粉奶荒如此严重，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货 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可能多的奶粉给客户， 而是因为供应商在制作奶粉方面遇到困难，无法提供更多奶粉。 在货架上也贴了通知。 据悉，在这家Coles在过去是有奶粉限购的，而现在规定取消了。 今天白天，一如既往的A2奶粉货架上还是全部空了。 3月份的时候曾经有顾客询问过为什么在西澳都买不到奶粉了， A2官方回答是： A2的本地供应商，不能再为A2提供UHT（超高温瞬时灭菌）工艺，A2一时又没有找到符合自己标准的替代者，所以只能暂时停止供应部分产品。 为了保证奶粉的品质，A2停止供应其实是非常良心的了。 而这名怀有身孕的A其实是这家超市的常客了， 在我们采访结束时，超市里有一位会中文的员工跟我们透露，对这位女士十分有印象，因为几乎每天超市一开门，她就会第一时间来将奶粉区货架上的奶粉一扫而光， 这位员工对着记者，带着古怪的笑意说： 每天她早上来是能拿多少拿多少 （推车装满示意图） 一般而言，超市每天会在货架上放15-30罐A2奶粉。 超市经理和员工也很明显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奶粉：中国市场需求巨大，他们买很多奶粉然后运回中国，这对本地供应商造成很大的压力。 另一名Coles收银的工作人员也过来跟记者透露，就是她都经常看到这位A女士来买奶粉，还多次Service过她，她总是用gift卡购买，每次里面钱不够的时候，总是坚持争论说里面的钱是够的，让收银人员对她也是十分头疼。 这起事件的发生，真是让我们华人汗颜： 姑且不谈A女士的扫货行为， 让超市工作人员对华人有何想法， 毕竟超市也没限购，消费者也是出钱购买。 就说AB俩华人为了多拿几罐奶粉， 居然对自己的同胞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 A怀着孩子，B抱着孩子，当着孩子的面 在澳洲本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互相殴打，身上挂彩， 最后招来警察，进行调查。 当然，警方最后的调查结果还未出来。可是，商场经理表示如果警察确定是B先动手打怀有身孕的A，很有可能就要坐牢。 身在国外，每个人其实真真正正都是代表着咱们中国人的形象，人家不会管你上下五千年，只看到你在超市不管不顾的扫货，你要知道，你扫荡的，是其他孩子的口粮。 人家也不会知道你大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只看到了你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为了几罐奶粉竟然男女互殴。澳洲的华人们，你们要知道，澳洲人都是从一个个你我，来认识中国。 当他们聊天时说起：你知道吗？中国人会为了奶粉打架。 这也许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人。我们又情以何堪？  

　　列治文因为争夺车位事故，触发一场羞辱种族的谩骂，以及死亡恐吓。一名亚裔男子被大喊"滚回中国去"，以及"杀死你这个中国佬"。列治文骑警已立案调查。 　　一名化名Pablo Kim的亚裔男子报告该宗事故，指出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抵达桥港路(Bridgeport Rd.)一家大型超市，正等待泊车位，可是另外一辆蓝色的Ford F150小型货车也打灯号想泊同一个车位。 　　Kim泊好车之后，对方司机开始向他粗言辱骂，并且夹杂了种族主义语句，包括数番要Kim"滚回中国去。" 　　Kim则回应称对方为"种族主义者"，"最好快点长大。" 　　不想加深冲突，Kim离开。可是当他返回汽车时，辱骂他的男子与一名女子趋前，再次出言作出种族歧视辱骂。 　　Kim回敬指对方是种族主义者，反讽对方是"文明人类的模范"。 　　这时，对方直视Kim威胁说："我要杀死你，我此刻就要杀死你这个中国佬(Chink)。" 　　Kim指出，对方数番发出死亡恐吓，并走到他面前，目露凶光。Kim声称，对方说知道他居住在何方，将要上门找他。 　　但Kim丝毫不退让，反斥对方是："种族主义的白色垃圾。" 　　Kim事后遵照太太的忠告，将该事向列治文皇家骑警举报。骑警也证实，正在调查一宗"个人讲出种族主义语句以及恐吓"的案件。骑警又表示，已经找到涉案男子，调查仍在继续。 　　Kim在亚洲出生，在十多岁的时候移民加拿大。 　　另外，一名菲律宾裔女子Din Martin也投诉，在上周六下午，于列治文布伦德尔(Blundell)商场泊车时，遭一名40余岁、带东欧口音的白人男子谩骂，以粗言骂她是移民，不属于这里，又问她是否识英文。事实上事主是在本地长大，她对于被人以带有种族的话语谩骂感到不安。

　　第8轮抽签431分 3753人获邀办移民 　　联邦移民部的"快速通道"计划(Express Entry)前日进行了今年1月以来的第8次抽签，最低分数线下探至431分，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获邀请的中签人数总共达到3,753人。 　　华裔移民顾问吴冰预期，"快速通道"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抽签分数还可能继续下调，最低分数可能降低至420分左右。 　　自进入2017年以来，"快速通道"计划已完成了总共8次抽签。今年第2季度的第一次抽签在前日进行，是次抽签的最低分数线设定为431分，创下了该计划自2015年1月31日首次抽签以来的历史最低分。 　　至于中签人数仅比在今年3月1日创下历史新高的3,884人减少了131人，达3,753人。 　　针对联邦移民部在今年以来的短短数月内大幅下调"快速通道"计划的最低分数线，且过往7次的中签人数每次均超过3,000人，吴冰认为，将最低分数线设定为431分是正常的。 　　她说："在今年的1月至4月初，因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尚未毕业，故未进入『快速通道』的人才库。加上打分高的候选人本身人数有限，且早已在前几轮的抽签中被抽中，因此，最低分数线的下调是在预料之中的。" 　　她又指出，现时在"快速通道"人才库中的候选人，分数在400分左右的占大多数。如果分数能够达到431分，意味着候选人的条件并不差。 　　她说："能够达到431分，意味着候选人要拥有大学本科的学历。与此同时，拥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候选人，英语雅思成绩要达到7.5分至8分；拥有两年工作经验的候选人，英语雅思成绩要达到7分。" 　　吴冰建议那些已进入"快速通道"人才库中的候选人，在提高语言能力的评分后应及时更新自己的资料，因随时可能有新一轮的抽签机会。 　　共24,652人 清积压兼多收人 首季获邀移民急增160% 　　今年首3个月，共有24,652人获邀通过快速移民通道(Express Entry)申请加国永久居民资格，较去年同期的9,465人急增160%。 　　2015年首季则有6,851获得这份移民邀请(Invitations to Apply)。今年首季的获邀人数是快速通道在2015年1月创立以来新高。虽然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去年已表明，预计秋天的邀请数增加；但今年首季对比去年和前年同期的增幅仍显着，也拉低了综合排名系统(CRS)分数。 　　其他导致获邀人数上升的因素包括，清理联邦经济移民计划的积存个案，及加国接收更多移民的政策。 　　2017年初可被视为快速通道的转型期。去年11月，当局修改CRS评分制度，拿到聘书可获分数从600分减至50或200分，同时放宽资格，令更多人达到获得50分或200分的门槛。在去年12月中至今年4月初，分数门槛便从497下降至431。 　　快速通道下一阶段改革将在6月6日实施，有兄弟姊妹是加国国民，或操法语的人士，都可获加分；另外当局不再强制申请者在加拿大人力银行(Canada Job Bank)登记。但预计这些改革的影响会较轻微。 　　自去年11月的改革后，省提名(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因拿到提名已稳袋600分，是总分的一半。预计今年通过省提名移民加国的人数，会比去年的目标高出7%。在2015年获邀申请移民的人士，约有13%是获得省提名。去年头3季，比率已上升至23%。 　　移民部在今年3月31日披露，加国的快速通道至今已接收超过43,000名移民。在2015年头6个月，由于计划刚开始实行，每周只有平均16人抵加；后半年则上升至每周361人。去年1月起每周抵加人数为514。快速通道已被当局视为接收经济类移民的主要渠道。

  　　对于很多人而言，FIFA这个词并不指代国际足联，而是一款他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在玩的电子游戏。FIFA足球游戏也・伴随着无数人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而不为人知的事，FIFA这款游戏竟然来自一个中国人25年前的脑洞大开。 　　1992年，一位中国工程师加入电子游戏巨头EA，怀着对足球的热爱，他开发出了如今累计销量达到1.5亿套的FIFA系列足球游戏。作为核心团队成员，他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奠定了今日FIFA游戏的成功。 　　他就是FIFA创始团队成员田嘉庚，FIFA游戏之父。 　　老田的“留洋梦想” 　　三月的温哥华总是阴雨绵绵，这里有EA Canada最大的分部，1300多名员工在此工作，游戏迷们耳熟能详的FIFA足球和极品飞车，就出自EA温哥华。 　　到达采访地方后，田嘉庚已早早在门前等候，和过去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要消瘦一些，虽是一身运动装扮，但还是透着高级工程师的书卷气息。 　　采访还没开始，我们就在大堂就聊了起来，田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和高大上的“FIFA之父”头衔相比，眼前的田老师更像小时候邻家的叔叔，这种亲近感，让我不禁想称呼他为“老田”。 　　1983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老田踏上了未知的旅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温哥华。当时加拿大经济状况很糟，随处可见凋零破败的工厂和忧心忡忡的求职者，就连麦当劳都在门口贴出告示：“我们不招人”。 　　这一切出乎老田的预料，与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的梦想相比，眼下最重要的，却是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那个年代，电脑在国内还是稀罕物，读语言专业的老田有幸在出国之前，在北京计算机学院(现已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旁听过软件方面的课程，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EA Canada在温哥华的分部，FIFA系列游戏在此制作。 　　来到温哥华后，老田先是在温哥华理工学院学习软件开发，然后在温哥华社区学院学习硬件研发。毕业之后，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硬件维修和维护。 　　“做硬件维修就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工作，哪家公司的电脑坏了，我们就带着主板和零件去维修，后来台湾出了一种特别廉价的主板，公司自己的员工都可以直接把坏的主板换成新的，根本用不着我们去修了。而那时候软件还处于新兴的状态，挑战更大，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我就想在软件方面试一试。” 　　后来一家猎头公司介绍他去一家名为Distinctive Software的公司工作，而这家小公司，就是EA Canada的前身。 　　老田起初还对这家小公司心存疑虑，但当他见到了那个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年轻团队，体验了公司出品的一款赛车游戏(Test Drive)后，他便选择加入了这家生气勃勃的新兴公司。 　　Distinctive Software当时主要是承接软件外包和翻译工作，老田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迪士尼外包的一款游戏。 　　梅西代言游戏封面。 　　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潮 　　1991年，EA公司以1100万美元买下了Distinctive Software，将其更名为EA Canada。 　　作为一家北美游戏公司，EA对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候的北美还是足球荒漠，橄榄球、棒球、冰球和篮球才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 　　不过，美国将承办1994年的世界杯的消息，让北美的足球市场慢慢热了起来。当时在负责网球游戏开发的老田，一直建议EA开发一款足球游戏。 　　老田说：“我自己其实不打网球，所以开发的时候并不觉得享受，但我是个足球迷，在大学的时候经常踢球，来到温哥华后，一有空也会踢球，我就想该做一款足球游戏，因为这才是我喜欢的事。” 　　开发完网球游戏后，老田就被任命为EA第一款足球游戏开发的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这个项目组最初只有老田一个人。 　　老田先是买回了世面上所有的足球游戏，玩过这四五款足球游戏后，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他认为当时的足球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球都是粘在脚上的，而且视角都是从球门后看台望过去的，毫无纵深感和立体感可言。 　　老田自己是球迷，当然知道这样的游戏和真实的足球相去甚远，所以老田在自己开发这款足球游戏时，最重视的不是画面，不是音效，而是游戏性。 　　老田说：“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让游戏里的球员像真正的球员一样思考，该传球的时候传球，该跑位的时候跑位，这涉及到很多人工智能的设计。” 　　田嘉庚介绍自己开发过的游戏。 　　他如何创立FIFA初代模型? 　　老田花了两个月写了一个小样，球员是一根白色的小棍，足球就是一个白点，这根小棍会把球往前踢，然后自己追上去，这就是最初的球员带球动作。 　　而在传球方面，当时的游戏控制只有8个方向，当传球方向上有两名球员时，老田通过植入人工智能修正，让应该接球的一人主动接球。 　　老田说，与玩家控制的球队相比，电脑AI控制的球队在编程方面的难度更大，按照老田的想法，每个AI球员都有一个自己的任务处理器(Task Manager)，当处于无球状态时，AI球员需要选择站位，而如何站位就是一大难题。 　　老田的解决办法是一套阵容编辑系统(Formation Editor)，让球员根据阵型选择站位，比如边后卫就应该在防守时站在本方后场边路的位置，而不是冲到对方禁区抢球。 　　后来，老田和同事在公司试玩这个小样，吸引了很多同事围过来观战，很多同事直接站在桌子上围观这场小小的赛事，其中就包括当时EA Canada的副总裁，他也被这一与众不同的足球游戏所吸引，并要求老田在1993年的圣诞节让这款游戏上市。 　　于是，老田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负责这款足球游戏的开发。 　　球员在游戏中的数值体现。 　　叔叔，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 　　老田为了这款游戏废寝忘食，回忆起游戏开发之初，老田说：“当时我经常连续工作48个小时，后来心脏偶尔会感觉不舒服，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在公司感觉不舒服时就自己偷偷吃药，还担心被同事撞见。” 　　“后来有一次，找药的时候才发现随身带的药吃完了，我就强撑着自己开车到了附近的医院，和医生说明情况后，直接就被送上了担架车住院了。医生说我过于疲劳了，必须休息两周。可我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感觉好一点后，就继续工作了。” 　　“那时候，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见到我五六岁的儿子，因为每天我回家时，孩子都已经睡觉了，而孩子早上起来时，我已经走了。”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正在公司加班，正巧经理在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工作，忽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的经理就随手接起电话，居然是我儿子打过来的。他和经理说：‘叔叔，你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听到这话，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逼真的游戏人物设计。 　　中国队10号――Tian Jiagen 　　1993年的圣诞节，EA的首款足球游戏《FIFA国际足球》上市了，过百万的销量、球迷们的热情让EA公司都吓了一跳。 　　《FIFA国际足球》是一款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改传统的鸟瞰视角和俯视视角，而是采用了等尺寸视角，球员卡通形象活泼，甚至还有观众在场边呐喊助威。 　　一经发售，游戏就在欧洲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玩家给EA公司发来信件，老田对其中一封信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收到了一封英国来的信，里面说他在商场逛街的时候，远远看到橱窗里的电视在播足球比赛，当他走进一看，居然是足球游戏的画面，这种体验是过去的足球游戏从未做到的。” 　　而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应该还记得中国国家队的10号球员叫“Tian Jiagen”，没错，老田用这样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足球梦”。 　　最新FIFA17封面。 　　醍醐灌顶，重塑FIFA辉煌 　　到了1990年代末，已经离开FIFA项目组，正在开发其他游戏的老田听到同事说，FIFA系列的销量已经被科纳米的实况系列赶超了。 　　EA公司因为FIFA的销量一直不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惰性，新一代的游戏往往和上一代相比，只有数据方面的更新，在1997、1998年，FIFA系列甚至依然在使用一些老田在1992、1993年写的代码。 　　另外，与直来直去的FIFA相比，实况的操作要求更加细腻，更容易得到玩家的垂青。 　　老田回忆到：“当时我家里住进来一名国际交换生，是一个15岁的西班牙男孩，他非常喜欢踢球，但是他不玩FIFA，而是玩实况。我问他为何不玩 FIFA，他说：‘FIFA不够有挑战性，实况才有自己控制一支球队的感觉，田先生，您能不能让经理把您叫回去，重新搞一搞FIFA呀?’这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后来，老田找到了FIFA团队，团队中很多成员都是他当年的下属，和他们聊了FIFA面临的不利局面。老田还鼓励FIFA团队要打破传统，不破不立。 　　后来的FIFA系列终于另起炉灶，重新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游戏引擎，才有了如今重新超越实况，在足球游戏领域一枝独秀的FIFA系列。 　　老田看待FIFA系列，就像慈父看着心爱的孩子。一个父亲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而现在的FIFA，就是一个让老田感到骄傲的孩子吧。

　　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申请，今年开始改为抽签制，但至今仍未公布结果，让不少申请者焦急等待。联邦移民部长胡辛周四解释，当局现正剔除系统中重复递交申请意愿的申请者，迟些就会公布抽签结果。 　 　移民部长：不少重复递交情况 　　胡辛周四到访中侨推广"新移民专属就业计划"时接受传媒访问。当被问及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何时有抽签结果时，他表示："移民部收到大量申请，发现有不少重复递交的情况，我们现正把这批人剔除出系统。稍后会有结果，如果未来几周没有结果的话，过几个月，一定会有消息。" 　　此外，卑诗省长简蕙芝早前一直促请联邦能放宽卑诗省提名(BC PNP)项目名额。对此，胡辛表示了解这样的诉求，移民部向来会对各省提名项目进行研究和检讨，确保合理的资源分配。 　　另一方面，联邦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党参议院，要求渥京修改《公民法》，允许未成年人士独立申请入籍。胡辛表示，理解这个建议，因为根据现行法例，有人担心若有未成年的父母，由于信誉纪录问题无法入籍，将牵连无辜的孩子。他说："移民部欢迎任何人提供建议，我们也会对提议展开研究。" 　　加国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接受记者访问时称，若提议纳入《公民法》，就将变为一条法例，会为加国青少年赋予更多权利。 　　李克伦又说，重大的移民变革早在1年至2年前已完成，胡辛现在做的基本就是让这些移民或入籍项目更趋完善，这也是他暂时无法在移民议题上提供详细资料的原因之一。

联邦保守党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与自由党参议员Mobina Jaffer联合提案，建议修订正在审查的C-6法案中有关未成年子女入籍的规定，让未满18岁的永久居民无需一定要跟着父母一同申请入籍，如果法律修改，未成年人可以单独申请入籍。这对那些担心英文欠佳无法通过入籍试、或父母需要经常飞回中国的太空人家庭来说是大好消息。 胡子修说，加拿大寻求庇护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越来越多，2016年人数增长超过50%，达到3400人。加拿大完全可以学习挪威的做法，使未成年人能够与其父母分开申请公民身份。 该建议将适用于加拿大的一些青年人，包括寻求庇护者，父母疏忽的儿童，有犯罪嫌疑的年轻人，以及不想跟随父母回到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的年轻人。 何议员的议案，得到B.C.参议员Mobina Jaffer回应了去年对温哥华东部新闻党甄enny wan和温尼伯保守党议员米歇尔·雷佩尔的温哥华公民委员会提出的类似建议。 温哥华移民律师理Richard Kurland说，他帮助参议员起草了这项建议，他认为这将是几十年来加拿大儿童权利的最大改进。目前，18岁以下的加拿大居民自己申请公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同情”的理由，但很少有人能使用这个理由。移民部长Ahmed Hussen现行的《入籍法》已有在个别情况下单独考虑未成年子女申请入籍的机制，但Richard Kurland不同意部长的说法，他表示，这类特别申请案件每年只有数十宗，而所需要等待的时间是3至4年，这些未成年子女往往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长到18岁，已有单独申请入籍的权利。 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表示将会研究这项建议。Ahmed Hussen说，参议员在审查C-6法案时，有权可以提案作出建议，但是否可行，移民部需要研究，而移民部也愿意检视其可行性。 据悉目前参议员目前正审查联邦《入籍法》C-6法案，该法案是自由党上台后，将保守党作过的修改调整回之前的规定，例如将现行6年内住4年才能入籍的要求，放宽至4年内住3年，以及入籍考试适用年龄从14岁至64岁改回18岁至54岁。(作者：谈海)

　　为协助新移民更快融入加国社会、获取本地资格认可，可以重操故业，联邦政府推出"新移民专属就业计划"(Targeted Employment Strategy for Newcomers)，未来5年内每年拨款550万元，用于帮助在其他国家取得专业资格的新移民，在抵达本国前(pre-arrival)开展本国的有关认证过程，以及抵埠后向他们提供小额贷款，用于申请认证的费用。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入籍部长胡辛（Ahmed Hussen），周四到访位于温市华埠的中侨互助会，推广上月联邦预算案中新推出、旨在协助新移民海外专业资格认证的"新移民专属就业计划"。 　　未来5年 年拨550万元 　　早前宣布的联邦预算案中，针对这一计划承诺由2017/18年度起，未来5年内每年拨款550万元、5年合共拨款2,750万元，协助新移民加快海外学历认证过程，及尽快融入本地职场，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加国经济作出贡献。 　　胡辛强调，计划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强新移民抵埠前服务，让他们到加前就获得必要资讯，提前着手办理专业资历认可事宜；第二是向抵埠后的专业技术移民提供小额贷款，令他们用以支付与海外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相关的申请费、考试费，以及为获取专业资格及顺利进入职场而接受培训、提高改善技能等所需支出的费用。新移民找到理想收入的专业工作后，才归还贷款。 　　提供小额贷款 助移民受训考试 　　第三是推出实验计划，帮助新移民专业技术人士，获取融入职场所必需的加国工作经验，包括为他们提供有工资收入的实习以及学徒机会，对聘用新技术移民的雇主提供经济支持等。 　　中侨互助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表示，中侨在中国北京、南韩首尔和台湾等地，都设有提供抵埠之前服务的办事处，现在联邦政府重视加强这一环节，对于提供移民安顿服务的中侨而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此外，中侨也是海外资历认证贷款试验计划的执行者。据统计，自2012年2月该项目实施以来，已惠及近544个申请者。周潘坤玲欢迎联邦重视该计划，她也希望有朝一日，这个试验计划能转为一项永久措施。

“USCIS要拿码农开刀了！”   图片来源：Pinterest 看到这样的消息，文科生们，你们心里是不是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 CS一直以来都被认为留学最吃香的专业，给人印象永远是只要想留在美国，就没人敢把他们踹回去，而且他们通常都是听话又多金，非但雇主们爱他们，妹纸们也很乐意把码农列为自己的择偶标准之一。   图片来源：Giphy 万万没想到，码农也会有今天！   图片来源：Giphy   程序员从此以后真的申不了H1B了？  各位，别急，咱们先来看看USCIS这次是要整什么幺蛾子。 根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3月31日，USCIS通过了一个新的备忘录（Policy Memorandum），旨在对计算机程序员（Computer Programmer）申请H1B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备忘录的内容即时生效。也就是说，今年申请H1B的计算机程序员需要额外证明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并且具备更高阶的知识水平（学历）和经验，同时，对收入水平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图片来源：USCIS 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USCIS这次通过的只是一个新的备忘录，主要目的是对已有的政策进行解释说明，并非推出新政策，更不是将码农们一竿子打死。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今年抽签中，Computer Programmer这一职位的审查一定会比往年严格。 说来奇怪，往年人们都说计算机相关领域的人才供不应求，硅谷的那些公司们恨不得抱着USCIS爸爸们的大腿，哭着求着多给点名额，可今年为什么别的专业一点事儿都没有，偏偏程序员被盯上了呢？ USCIS突然翻码农牌子，这锅谁背？   其实这也不奇怪，翻看最近几年的抽签情况，有没有发现，抽中H1B的公司里面，前几名除了那几个大家都认识的大公司以外，还有好多平时听都没听说过的公司，尤其是那个叫Infosys的，每年都是第一。 图片来源：myvisajobs.com 出于好奇，小编wikipedia了一下这家叫Infosys的公司，然而，当页面打开时，小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家公司竟然是一家印度公司，总部位于班加鲁尔……再一看公司业务：商业资讯、信息科技，以及……外！包！服！务！   图片来源：Wikipedia   原来，这就是江湖上统领H1B中签的印度外包公司！也就是坊间流传的ICC！   图片来源：PandaWhale 这就不奇怪了，印度外包公司一向以搬运印度程序员作为廉价劳动力闻名，很多程序员即便是没有美国的学历，也没有特别强的编程能力，靠着低廉的工资，每年也能拿走很多H1B的名额，甚至他们中很多人在抽中H1B以前从来都没有来过美国。   图片来源：Hire Indian Programmers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通过的备忘录会特别强调学历和收入的原因，另外，这些印度外包公司搬运过来的廉价劳动力虽说干的是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其实技能要求并不高，是该行业最底层最简单的工作，也就是Programmer……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用美国本地人，而是要用你们这些“进口”劳动力呢？   图片来源：Infragistics 怪不得这条备忘录一出，外包公司的股价都抖三抖。   看看这家外包公司周五消息出来之后的股价吧 说来也巧，小编有位好朋友，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有家所谓的猎头公司找上门来，说是可以对他进行培训，教他专业技能和面试技巧，帮他成功找到工作。没错，这种主动送上门的所谓猎头公司就是印度外包公司——ICC！ 印度外包公司，来自东方的神秘组织     ICC是什么？全称叫Information consulting company，有的又叫IT consulting company，总之就是计算机、统计相关产业的外包公司，由于这些公司通常都是印度公司，因此大家都叫他们Indian consulting company。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你正毕业求职无门，想找个ICC碰碰运气又不知道上哪儿找，没关系，不用你自己找，他们日常工作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上网找那些需要找工作的人，不信你们去自己的LinkedIn上看看那些你没有accept的人是谁。 ICC经常会找一些毫无工作经验的人对他们进行培训，包括前期的视频教学，再到实战practice，后面还有面试培训、模拟面试，一切都通过后，便开始改这些人的简历，并将简历投到相应职位，一般会同时投好几人去同一个position。   图片来源：Youtube 这样，不管是谁被录用，ICC就可以通过多人去参加同一个面试来收集该公司的面试题库。更神通广大的是，行业中大部分公司面试的HR和manager是谁他们都知道，什么人爱问什么问题，他们也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ICC要这么不计成本地培养这些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呢？ 为了卖个好价钱呗（本来ICC在民间就被叫做印度人贩子公司），ICC之所以对他们从技能到面试的全面培养，是为了好在他们的简历里多加几年的工作经验，那么一旦录用，公司开的工资就会比应届毕业生高出很多。不过，别想太多，这些钱不会完全到应聘者兜里，而是会被层层扒干净，只剩一点渣。   图片来源：Register 这中间，除了ICC以外，还有一环叫做vendor，通常大公司的职位一经放出，就会都被vendor拿走，ICC再去vendor那里要这些职位。而且虽然你是被大公司录用，也在大公司上着班，但其实你身份上并不属于这家公司，而是依然属于ICC，大公司相当于是雇佣别的公司派人来上班而已。也就是说，一旦进了ICC，你以后的H1B抽签和绿卡申请都还得靠着它，你的工资也是由ICC给你发，ICC的钱来自于vendor，vendor的钱才是来自于你所在的公司。   图片来源：Best Animations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印度外包公司每年中签的人数要比硅谷巨头们还要多的原因了，原来他们的人，遍布在全美各大公司。 但是不是说，进去印度外包公司顶多只是工资少拿一点，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呢？当然不是，ICC从一开始对你的包装就埋下了祸根：通过短短两三个月的培训，你简历上的工作经验就会变成两三年，甚至更多，而做过的项目也会凭空多出来许多。但是这样简历虽然好看了，ICC也教会了你如何在面试中假装自己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但这毕竟是虚构出来的，今天撒的一个谎，以后需要撒无数个谎来圆。而且，面试中的不诚实行为是触犯法律的. 可是随着美国留学人数的增长，工作签证的名额越来越不够用。 （图片来源：CNN Money）   就拿2014年USCIS公开的数据为例，12.5万的中国留学生申请H1B签证，最后拿到签证的只有1万多人。这可怜的11%的中签概率和外包公司的40%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图片来源：USCIS）   每年四月，中国留学生们都只能默默祈求自己人品爆棚，才没准能在85,000个名额里中一个。 尽管USCIS反复强调抽取H1B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事情，但是还是架不住有人钻空子。 大部分外包公司钻的最大的空子就是通过篡改雇员的简历，让多个公司为同一个雇员递交多份申请，这样变相提高了雇员最后中签的概率。   （图片来源：Kendba.com) 不但如此，外包公司还采用压价的方式挤走美国人，让更多公司选择雇佣外包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图片来源：LinkedIn) 对很多人来说，用外包公司是件实惠的事情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今年二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裁掉了近80位的员工，54岁的Audrey Hatten-Milholin只是其中的一位。 图中间的是Audrey Hatten-Milholin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印度HCL外包公司接替了这些工作。   Hatten-Milholin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技术部工作了17年，万万没想到，代替她的是位“外籍青年男性”，尽管她和其他被开除的八名同事一起联名把这件事投诉给了California's Department of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但这并没办法改变他们被裁掉的现实。 对此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表示从2011年到2016年，员工们的医疗保障费用翻了三倍，而雇佣外包公司可以为学校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省下三千万美金（约合两亿多人民币）。   图中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 Janet Napolitan （图片来源：AP） 美国政府最初决定发行H1B这种签证，是为了保证优秀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政策却影响到了美国人自己，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发现，通过外包公司雇佣持有H1B签证的外国人特别划算。 一方面，外包公司用工作机会作为诱饵，让外籍人士“自愿接受”底薪资成为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美国本土员工为了保证工作机会不被外籍人士抢走，只能尽量少提加薪这类的事情。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近年来南加州的电力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裁掉了500位IT员工，其中有100位是“自愿”离职。 （图片来源：KPCC）   而代替他们上岗的是来自印度外包公司的H1B持有者。 Edison公司IT员工的平均年薪在$80,000到$160,000之间（这还不包括其他福利），而有经验的IT专员的平均年薪能达到$120,000美金；可他们雇佣的印度IT员工的平均年薪资只有$65,000到$71,000，这一举动可为Edison公司在薪资这块节省40%。‘   （图片来源：Ocregister.com） 这样一来，公司用最少的钱雇佣到了他们最需要的人才，极大程度上压缩了他们的人力成本。      话说到这里，H1B签证怼的是谁，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 改革能让理工党分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造福广大文科生啊！鬼知道，这些年文科党是怎么拿着一年的OPT在美帝找工作的。。。大家都是一样出来读书，吃的苦、挨的累都一样，谁都不比谁少。如果不改革，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外包公司拿走40%的工作签证？凭什么？！ 我们不是非要在美国工作不可，可我们就是不甘心！公平地一较高下，我们久等了！ Referenc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5/business/h-1b-visa-tech-cheers-for-foreign-workers.html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hiltzik/la-fi-hiltzik-20150222-column.html http://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Chasing-dreams-and-dollars-India-and-the-H-1B-7382822.php http://news.sinovision.net/society/201502/00330880.htm

谷歌高层海因斯(Forrest Hayes，左)遭蒂克曼(Alix Tichelman，右)注射海洛因后死亡。图源：网络图 近日，加州高级妓女艾利克斯·凯瑟琳·蒂克曼(Alix Catherine Tichelman)在监狱服刑将近两年后被释放，随后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监押，即将面临递解出境。蒂克曼于2013年为谷歌高管弗里斯特·蒂莫西·海因斯(Forrest Timothy Hayes)注射过量海洛因，致其吸毒过量死亡，随后逃离现场。 之前许多媒体报道，蒂克曼持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双国籍，她出生在加拿大，很小就随着富有的父母搬来美国，在乔治亚州长大。蒂克曼的父亲是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ICE在2015年就要求对蒂克曼进行24小时的监禁审问，但是遭到警方拒绝。狱方表示，根据《信任法案》，不得将犯罪移民交给联邦递解机构。蒂克曼于本年3月29日离开加州监狱，随后被ICE拘留。据悉，ICE官员凌晨5点就已经等待在监狱外。 蒂克曼在法庭上。图源：AP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詹姆斯·施瓦布（James Schwab）告诉人民犯罪（PEOPLE Crime）的记者，机构不会把美国公民列入移民进程之列。施瓦布说，蒂克曼将在ICE监押，等待递解。 蒂克曼和谷歌高管通过网络认识，2013年11月23日，当二人前往海因斯停泊在圣克鲁斯小船港(Small Craft Harbor)的游艇。警方称，蒂克曼将海洛因带上了这艘50英尺长的游艇，并为海因斯注射，导致海因斯因吸毒过量而死亡。 海因斯游艇上的监控视频拍下了海恩斯吸毒过量及随后发生的事，警方称：海恩斯出现了医学并发症并最终失去知觉。蒂克曼没有实施帮助，而是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包括海洛因和针头)并整理了船舱。她几次跨过蒂克曼的尸体，其中有一次是为了去将一杯喝了一半的葡萄酒一饮而尽。离开时，她又折返回来拉下了一扇百叶窗帘以遮掩尸体。 警方靠着假扮嫖客，花1000美元，和蒂克曼约在酒店性交易，当她一现身就被捕。蒂克曼最初否认罪行，终于与检方达成协议后认罪，当年，蒂克曼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并且还承认使用违禁物品罪、隐藏证据罪和卖淫罪；作为交换检方撤销原来的误杀指控，改为较轻的过失杀人罪名，法官最终判处被告六年监禁。 此非首起与蒂克曼相关的吸食毒品过量死亡案例。蒂克曼的前男友迪奥·里波列（Dean Riopelle）曾由于海洛因吸食过量而在米尔顿住院，一周后死亡。根据KSBW，里波列死亡并非偶然，但未有人因其死亡被起诉。

移民局仍然将每年发放8.5万个签证名额。其中拥有学士学位的申请人限额为6.5万人，硕士或以上学历的申请人为2万人，申请者通过计算机随机抽取。H1-B签证允许雇主，其中大多数为高科技公司雇用熟练的外国工人在美国工作3年。 但在对H1-B签证的审查上，如今政策越来越严格了。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CIS）表示，将严格审查计算机程序员的资格，上周五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提出了一项新的备忘录，要求外籍计算机程序员申请H1-B签证时证明其拥有专业技能。 新备忘录废除了内布拉斯加州服务中心（Nebraska Service Center, NSC）前主任Derry Way于2000年发布的“H1-B计算机相关职务指导备忘录”。它将计算机程序员统归为一个大类，未将程序员之间不同的级别和技术能力进行区分。 同时，移民局还将严查公司H1-B雇员人数高于美国雇员的企业，和那些为H1-B雇员提供在公司以外地点许可的雇主。 这个变化，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那些大量雇佣低级技术人员的外包公司，其中印度IT外包公司将受到最大影响，过去他们拿到了85% 的H1-B签证，大量聘请低级技术人员，支付较低的薪水，让他们留在美国工作。 DeepDive Equity Research的首席研究员Rod Bourgeois表示：“如果这些印度公司在聘请基础的程序员岗位上变得越来越难了，那么其他公司实际上能够聘用更多拥有高新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 对于Google、Facebook 、以及微软这些科技公司来说，新推行的H1-B签证政策反而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更多的低薪职位留不住，也意味着越多的位置空出来给了真正有技术的科技人才，科技公司招收海外人才的比率反而可能升高。                           根据美国劳工部所统计的数字显示，过去美国市值前五大的科技公司包括微软、Google、Amazon、苹果以及Facebook总共提交的H1-B签证申请总数只不过15184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前两大外包公司单个申请的多（Infosys和Capgemini这两个技术外包公司提交的申请数分别为25323和16725人）。 在薪酬方面，五大科技公司聘请的科技人员都至少在13-15万美元/年之间，外包公司的科技人员收入则普遍在6万-7万美元之间。 由于总人数有限，最终会抽签决定谁能拿到签证。外包公司申请量更大，中签的人自然也比硅谷巨头们更多。这也是为什么Facebook需要把没抽中的人安置在海外，然后第二年继续抽。 H1-B签证的审查变得严格之后，外包公司能推荐的申请人变少了。硅谷公司请来的员工抽中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了。 也难怪调整的消息出来后，Google在内部让员工放心，说它招的软件工程师不会受影响。其它硅谷公司也不像此前入境禁令出来后一样申明反对。

  印第安纳州妇女贝利斯坦(抱小孩者)，去年11月投票给川普，但是本周震惊发现，联邦政府把她在美国住了近20年的无证移民丈夫(浅蓝上衣者)，遣返回墨西哥。(网络图片) 印第安纳州一名妇女，去年11月投票给川普，但是本周震惊发现，联邦政府把她在美国住了近20年的丈夫遣返回墨西哥。 川普竞选时矢言打击非法移民，海伦．贝利斯坦 (Helen Beristain)决定投票给他，“我们不要毒贩、杀人犯在美国，所以我投票给川普，我相信总统会让所有好人都留在这里”。 虽然她丈夫罗伯托是无证移民，但是贝利斯坦以为，川普不会遣返与她生下四个孩子的丈夫。 没有犯罪前科的罗伯托今年3月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报到时被拘押，贝利斯坦当时还认为，移民局不会任意抓人，拆散家庭。但是移民局5日把罗伯托押送到美墨边界，他徒步从艾尔巴索的关口入境墨西哥。  

亚裔移民是美国最早的定居群体之一，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始于1849年的淘金热，到1880年的30年间，有超过20万的中国人扎根美国。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人的体力劳动，当时美国的跨洲铁路工程将会延迟很多年。而当经济衰退，他们遭受歧视和排挤，最著名的就是《1882年排华法案》，大幅缩减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数量。 但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移民，藏在火车车厢里，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或是躲在船里，从古巴和牙买加进入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数量发生了井喷式的增长，他们和第一波非法移民，只能从事底层劳动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英语证书和大学文凭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和办公大楼，挤进美国中产，给祖国不断输送外汇，不再是太平洋彼岸很多人想象的弱势群体。 据美国移民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120万移民中中国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地，一共147,000人，其次印度为129,000人，墨西哥人为12.5万人。在当年的年度财政报告里，中国和印度还是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地，113万人中有331000名中国学生，占比近三分之一。 不仅人数上占优势，从全美最具竞争力的高中和精英大学的亚裔美国人的比例看，亚洲人在读名牌学校的热情也是无法撼动。在2014年秋季，纽约著名的斯图维斯高中入学的学生中，超过70％是亚洲人，20％是白人，其他人种不到10％。此外高等教育中，亚裔美国人的总人数占常青藤联盟大学的五分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亚裔占40％以上。 同时中国是H-1B签证的第二大受益国。H-1B是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员工的非移民签证，主要对象是科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程序员，或企业高管等。2013年，中国是获批H-1B申请签证的第二大国，占比全部签证数量的8％。尽管给他们分发的H-1B是非移民签证，但印度和中国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从就业签证录转为绿卡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合计超过同类签证移民的三分之一。此外，中国人获得投资移民签证的人数，在同类移民中已超过占比80%。     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华人移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甚至高于整体美国人的平均学历，凭借高学历华人移民从事医生、科研人员，或其他有一定专业门槛的职业比例格外高。据2013年美国移民局统计数据，50%的华人移民从事经管、科技和艺术等高收入行业，远高于全部移民群体的30%水平以及本地美国人的38%。 因此，他们的平均收入比美国其他移民群体更高，社会地位也更高。据皮尤数据研究中心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统计，亚裔移民18岁以上群体的收入中位数约为66000美元，其中中国移民在亚裔中收入中位数65050美元排名第四，在亚裔中处于中上水平，远高于全体美国人的49800美元。 华人在移民群体中收入高，医保覆盖率也超过全部移民平均水平。据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华人公共医保和商业医保的覆盖率达到87%，未覆盖的占比18%（总数超过100%因有些人拥有多种类型的保险）。18%的未覆盖率虽然高于本地美国人的12%，但相对于全部移民群体的32%未覆盖率，华人在移民中的参保率依然较高。 此外，华人移民还在不断地为中国输送外汇，截止2011年10月底，据世界银行《移民汇款报告》，海外移民汇入中国的资金已经超过623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仅占当年的GDP1%不到，但相比1995年，已经上涨了近67倍。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举行会晤。 首次“习特会”时间表的落地，让“中美关系”这个老话题，再次成为两国共同关注的新闻热点。 在美国，有这样一群“中国人”，他们渴望成为“桥梁”，推动中美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并积极为华人及亚裔移民争取政治领域的话语权。近期来深圳的阿尔汉布拉市市长沈时康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市长不用天天“坐班” “每年我都会回国好几次，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我非常高兴。”初见沈时康，是在深圳南山的一间咖啡馆内。他身着整齐的衬衣，精神气十足，普通话流利，甚少夹杂英语。 沈时康祖籍广东潮州，1965年出生于北京，后举家迁往香港。1981年他只身来到美国读高中，随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毕业后，沈时康定居在阿尔汉布拉市经商至今。 阿尔汉布拉位于洛杉矶以东约15公里，人口近十万，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这里半数以上居民都是亚裔，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 沈时康在美国的社会工作从当地商会开始，后来逐渐参与城市管理。2005年，他宣布参选市议员，次年成功当选，并于2010年和2014年两度连任。 阿尔汉布拉市有五位议员。市长由这五人轮流担任，任期9个月。沈时康是该市自1903年建立以来的首位亚裔市长。 “我这个市长其实是‘兼职’的，本职工作还是商人。”沈时康笑称，阿尔汉布拉的市长，一不管教育、二不管医疗，能“管”的都是一些公共事务，比如治安、道路维修、图书馆运营维护等。 在美国，除了洛杉矶、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中小城市的市长一职都不是全日制，不用天天“坐班”，与中国的市长相比要轻松的多。 同时，市长和议员的收入也并不丰厚，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奉献和服务。其主要职责是主持市议员开会，听取并解决市民的诉求，代表市政府发表演讲等。“可以说是城市的代言人。”沈时康说。 1.5代移民最了解中美国情 拿着美国护照，却说得一口极其流利的普通话；在推特上高谈阔论，也时不时发几条微博；用苹果手机，戴华为的智能表……在沈时康身上，中美两国元素融合得十分自然。 “像我这样高中时到美国的移民，对两国情况最了解。”沈时康笑着说，第一代移民是指在国内出生、到美国工作的人，第二代移民则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我这样的就是1.5代。” 在他看来，第一代移民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原因，在接受和认识美国政治、文化时会有一定的困难。而第二代移民尽管对美国了解，但由于长期远离祖国，对中国却比较陌生。 “比如，阿尔汉布拉市虽然移民众多，但他们政治参与度并不高。”沈时康介绍，2014年选举时，当地华人选民投票率只有25%，甚至更低。“白人在阿尔汉布拉总人口中只占20%，却拥有近五成的选票比重。” 沈时康分析，亚裔居民之所以政治参与度的较低，主要因为第一代移民很难理解和融入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如果没有在美国念高中，我也不会去竞选议员和市长。”沈时康解释，美国只有高中阶段会开设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课程。缺了这一课的移民，首先是对选举不熟悉，再加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因素，自然就会远离政治生活。 对沈时康而言，当初参与竞选市长和议员，主要是为了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工作，提高亚裔移民的话语权，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这样，下一代亚裔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他表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华裔移民能够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因为不投票就没有话语权。在美国，没有话语权，会让自己损失很多权益。” 企业“走出去”还需更多努力 作为中国人，沈时康当上美国市长后的一大心愿，就是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其实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他提出，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能让美国民众了解到现今的中国，了解到两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性。 以创新为例，他指出，美国人人都知道加州有个硅谷，但他们不知道当今中国有很多城市也在奋起直追。比如有“中国硅谷”之称的深圳。 “作为国际创新中心，尽管硅谷在各方面都更成熟，但后起之秀的深圳也有自己的优势。”沈时康认为，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发达的制造业和完备的产业链，能够使创意和想法迅速落地。这无疑是对创新最有力的支撑。 此外，深圳既背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又毗邻香港和东南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市场和地域的双重优势，对创业创新人才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沈时康认为，硅谷的形成，得益于周边众多一流大学对其提供的智力支持。人才的聚集和碰撞，让硅谷不断在创新上取得突破。“深圳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 “高等教育对深圳的长远非常非常重要。”他表示，近年来，深圳大力引进了许多知名大学，必将进一步引导高学历、高能力人才在此聚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深圳的创新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长期在美国生活、经商和从政经历，让沈时康对美国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今，他也时常为进军美国的中国企业出谋划策。 “‘走出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沈时康说，买张机票能够“走出去”，在美国投资一间公司也算“走出去”，但企业要发展，还需要“走下去”和“走进去”。 他认为，“走下去”就是要了解如何在当地生存，而“走进去”则是要能融入当地的文化，成为当地的一份子。 “其实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沈时康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他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拓展时，常常因为急功近利而导致事倍功半。“如果只给人‘我是来做生意’‘我是来赚钱’的印象，产品性价比再高，也很难得到广泛认同。” “比如，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广告语可以是‘可口可乐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中国商家为什么就不能打广告为美国的奥运健儿加油？”沈时康说，形成品牌，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走进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恐怕还需要有更多努力。”

  联邦探员从事务所带走大批资料。(Getty Images)   联邦调查局(FBI)、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5日联手对加州圣盖博谷投资移民(EB-5)诈欺突击搜查，三名华裔嫌犯位于圣盖博市的一处投资移民办公室、一处移民律师事务所及亚凯迪亚和南艾尔蒙地的两处民房遭到搜查，目前暂无人员被捕；联邦执法部门表示，该起投资移民诈欺案受害人多达百人，其中包括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在逃的经济案嫌犯。 联邦执法部门在“川习会”的前一天，大动作打击投资移民诈欺，是否美国协助中国惩治在逃经济犯的风向标，引人注意。 执法人员当天上午对位于圣盖博谷希尔顿酒店挂牌的加州投资移民基金会、夏利士律师事务所以及亚凯迪亚和南艾尔蒙地的两处民房和嫌犯拥有的保时捷多功能汽车突击搜查。执法机构的三名嫌疑人分别为亚凯迪亚居民陈莹莹(Victoria Chan)、陈达(Tat Chan)和库卡蒙加牧场居民曾芳(Zeng Fang)。 侦办移民诈欺案的联邦探员突检南加州一家移民事务所，并展开蒐证。(美联社) FBI秘密跟踪调查五年多 FBI探员对三人的投资移民诈欺，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秘密跟踪调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从2008年至今，加州执业律师陈莹莹与其外国身分的父亲陈达，以通过协助外国人投资移民的方式，收取50万至100万不等的投资款，欺骗美国政府，同时欺骗投资人。 据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调查报告，陈氏父女于2008年建立加州投资移民基金(CIIF)，将近十年间欺骗逾百位中国投资人，总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陈氏父女以及陈达的女朋友曾芳在投资人的投资款到手后，向政府提出投资移民绿卡申请，一旦移民局批准临时绿卡，就把部分投资款还给投资人，或全部据为己有，用以购买豪宅名车。但实际上，投资项目都是空壳，完全没有为美国创造任何就业机会。 图为探员进入事务所，展开蒐证。(美联社) 前武汉发改委主任获绿卡 报告指出，100多名投资人中获得绿卡者，有三人为中国政府正在通缉的经济案在逃犯，包括前武汉发改委主任徐进与其太太、原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副处长刘芳等。 目前陈莹莹等三名嫌犯可能被控的罪名包括：阴谋欺骗美国政府、邮政诈欺、电传诈欺、移民签证诈欺、洗钱、非法协助外国人进入和居住美国等。 侦办移民诈欺案的联邦探员突检南加州一家移民事务所，并展开蒐证。(美联社) 三人分赃 狂买私人房产 联邦调查局探员跟踪调查发现，陈氏父女2008年设立“加州投资移民基金”，并以该基金会为名承接中国和相关投资移民案。从2009年1月至于2016年8月这七年中，该基金及其相关机构先后在圣盖博谷华洋银行设立72个帐户，吸收投资人资金总额高达5000万元，由陈达及其女朋友曾芳签收。 这些投资款少部分以移民投资基金会的名义购买物业，包括2011年11月200万元在工业市哈仙达冈大道上购买一家银行建筑，2012年7月225万元在棕榈泉购买一块地，2014年3月67万5000余元在安大略购置地皮，2015年2月和2016年4月在库卡蒙加牧场分别以520万元和460万元买地等，作为投资移民区域中心的幌子。其余的将近4000万元，由三人分赃后，短短四年中在华人聚居地区狂购至少十处私人房产，价值从47万至483万元不等。   

  联邦探员突击移民事务所，引起媒体关注。(美联社) 被执法部门查搜的美国加州投资移民基金办公室中海报上有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嘉奖信。(记者李雪／摄影) 联调局和移民局特勤人员，5日突袭搜查了加州华人移民律师陈莹莹(Victoria Chan)的住家和办公室，指控她涉嫌投资移民签证诈欺；知情者指出，加州地区EB-5投资移民案，涉嫌诈欺的惯用手法是“假投资、真借贷、拿绿卡、返还款”，诈欺案件占投资移民案件的比率高达70%，相当惊人。 在圣盖博市执业的刘龙珠律师指出，陈莹莹涉嫌投资移民签证诈欺相当具有代表性。据初步统计，她接受的投资客户超过100人，金额高达5000万元。具体来说，每位投资人的金额至少50万元，钞票进了她的帐户以后，存入银行生利息，这笔利息就给陈莹莹作为报酬。过一段时间，再将一部分投资返还给客户。如此，可以吸引大量投资者，使他们只要花很少钱就可以拿到移民签证。在她的客人中，已有三人拿到了绿卡。 刘龙珠分析，陈莹莹涉嫌诈欺案的披露，和她本人做事“动作太大、用力过猛”有关。例如，在她的客人中有一位是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第66号人物刘芳。陈莹莹过早地将刘芳的投资款大部分返还，这笔钱根本没有用于商业开发。名义上有三块地，但都没有开发。她主要通过投资存款利息和私下另行收费获利。 刘龙珠透露，在联邦法庭刚解密的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红通令”上第13号人物徐进和第66号人物的刘芳还是夫妻，都涉及陈莹莹办理的投资诈欺案。经查询，徐进是前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主任，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刘芳是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副处长，涉嫌受贿。他们两人携带大量赃款出境。 刘龙珠指出，最近几年来，陈莹莹透过骗局赚进了大笔金钱，买了三栋房子，其中价码最贵的一栋320万元在亚凯迪亚市。她还买了两部保时捷名车等。 另一位华人律师李斌也指出，政府每年通过移民投资计画发行数千份签证。为了符合签证资格，移民必须投资至少5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的新兴或传统的商业，设计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一个项目最终符合签证计画的要求，投资者将被授予在美国的永久合法居留权。 他分析，目前EB-5投资项目一般都申请L-1签证。诈欺者惯用手法之一，就是串通投资者去一家美国公司开个帐户，将投资款汇进去，并借用该公司的名义合伙经营，约付给5万美元报酬。但是，这些金钱并没有真正用于投资项目，而是做文件程序(Paper work)，为投资者申请合法居留身分。等到纸面程序完成后，再将这笔钱挪用到其它项目去，或是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等。 红通13号徐进原本为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主任。(网络图片) 红通66号刘芳原为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副处长。(图片取自中共纪检委官网) 嫌犯之一曾芳。(网络图片)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USICE）国内安全调查处（HSI）和联邦调查局FBI探员突击查搜嫌犯位于艾尔蒙地的住宅。(记者李雪／摄影)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USICE）国内安全调查处（HSI）和联邦调查局FBI探员突击查搜嫌犯位于艾尔蒙地的住宅。(记者李雪／摄影) 加州圣盖博市投资移民诈欺案嫌犯陈莹莹(Victoria Chan)、她的父亲陈达(Tat Chan)以及父亲的女朋友曾芳(Fang Zeng)，以投资移民(EB-5)名义收取每名投资人50至100万元不等的投资款共5000万元，在部分以投资基金会的名义购买土地作为所谓投资基地、部分退还给投资人的同时，大部分都用于购买私人房产。从2011年至2015年短短四年间，三人狂购在圣盖博谷多个城市至少十处房产，每项房产在46万至483万余元不等。 这些房产包括：陈莹莹2011年9月以99万3888元在钻石吧购买四房三浴住宅；2011年10月曾芳以320万在亚凯迪亚购买五房四浴7000多呎豪宅；2012年7月陈达以483万余元在圣谷高尚住宅区布瑞普莱(Bradbury)购买三房三浴住宅；2013年11月曾芳以96万4000元在库卡蒙加牧场市(Rancho Cucamonga)购买五房四浴；2014年3月陈莹莹以92万在库卡蒙加牧场市购买5房四浴；2014年9月曾芳以46万9950元在河边县购买四房三浴；2015年2月曾芳在以47万元在库卡蒙加牧场购买土地准备建房；2015年曾芳再在库卡蒙加牧场买地，花费50万元；2015年7月陈达以120万892元在库卡蒙加牧场购买四房四浴；2015年7月，陈达在以111万余在库卡蒙加牧场购买四房三浴；2015年8月，曾芳在以108万6500元在库卡蒙加购买四方三浴。 据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陈莹莹在2008年1月写给移民局申请成立以华人移民投资基金会名义成立洛县区域投资移民中心的信中表示，“陈达从1976年开始从事移民咨询业务，将在移民区域中心中担任主管角色，他目前是广州大国集团负责人，该集团主要提供移民咨询及相关服务”。当时陈达的地址广州，而陈莹莹地址则是圣塔安纳。此后两人于移民局的申请投资移民的签证往来中，至少使用了14个不同的机构名称。 但据FBI探员跟踪调查，多年来父女根本没有执行他们向投资人许诺的投资项目，他们买了一些土地作为幌子，但都未兴建，也未创造EB-5所要求的就业机会，两人却不断误导移民局，称这些投资人会投资开发美国和创造就业机会。 比如一名HX的投资者在2010年7月时给了加州投资移民基金50万149元，这些钱有陈达和曾芳签字后存入他们的银行。几天后移民局接到了陈莹莹和HX共同签名的投资移民申请表I-526。申请报告表示，HX的钱是用于投资在工业市的圣盖博谷中国文化中心。次年3月，移民局通过了申请案，发给HX临时绿卡。然而在2013年11月，移民局收到陈莹莹签名的I-829表，表示圣谷中国文化中心的投资项目没成，但HX的钱还是投资了，转到了工业市的一个投资项目。陈说，转了新项目，陈的投资在新项目中创造十个就业机会，并且会维持两年，以此方法避免移民局的后续追查。 后来FBI探员到所谓的工业市的第二个转移投资项目地点，发现是一个空楼，没有任何活动。但是上面挂了加州投资移民基金会的牌子，并且写着欢迎合伙人等等。2016年探员再次前往调查，还是原样。与此同时，三嫌遍布圣盖博的豪宅，一处处地增加。 三人利用类似方法，多年来骗过了移民局，也骗过了投资人。 被执法部门查搜的美国加州投资移民基金办公室中海报上有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嘉奖信。(记者李雪／摄影)   被查机构所宣传的位于库卡蒙加牧场市的“夏利士广场”EB-5项目效果图。(图片取自该公司宣传资料)   5日被联邦机构突击搜查的“美国加州投资移民基金”(CIIF)，属于“美国夏利士商业集团”旗下针对EB-5投资移民的分支机构。该机构宣传资料看似十分专业正规，而且似乎与众多民选官员和各级政府都有交情，各类认证齐全，令新移民难辨真假。前国务卿喜莱莉．克林顿与该机构人员合照，也挂在墙上。 根据该公司的网站显示，机构除了在圣盖博市的办公室以外，还有位于中国广州市的办公室。其开发项目，号称主要位于洛杉矶以及周边的河滨县、圣伯纳汀诺县、帝王县等，包括酒店、零售、混合住宅、商业或工业以及餐饮娱乐等。该公司的脸书和网站于2014年大力宣传的项目“夏利士广场”，号称洛杉矶华人东区最新“中国城”，是集餐饮、酒店、超市等为一体的项目，位于库卡蒙加牧场市(Rancho Cucamonga)，但该项目似乎再无下文。 除了投资移民以外，该夏利士商业集团还提供律师、会计、保险经纪、留学中介甚至汽车进出口贸易等服务，号称旗下还有英语学习集团、升学咨询、月子中心。因此在“美国加州投资移民基金”的宣传视频中，也提出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此外“美国华商会”(America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简称ACBA)也是由该集团创办的机构。 不仅看似业务涵盖广，该机构的各类宣传材料上，似乎和各级政府和民选官员也有交情。在其位于圣盖博市希尔顿酒店的办公室内，一张海报上印满了各级政府对“加州投资移民基金”或“美国华商会”的表彰信或推荐信，这些信来自加州州议会、国会议员、国会参议院、阿罕布拉市、圣盖博市、洛杉矶市长等，其中包括不少华裔社区熟悉的民选官员如国会议员赵美心、罗伊斯，前州参议员夏乐柏等。 此外，网站上还有来自中国地方行业协会或商会的支持信，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贺信，不过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无从验证。办公室墙上还有与官员的合影，甚至包括前国务卿喜莱莉．克林顿。 嫌犯之一曾芳(右三)和民选官员合照。(本报档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