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作者朱敏怡：温哥华，一座美丽的城市，一直雄踞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榜首。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的地标一再拔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日出日落的更替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有这样一群身影：她们和我们一样，或上班，或带孩子，同时还要操持家务，只是她们的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她们所需要付出地更多。生活中的她们既当爹，又当妈，唯独没有当过自己，在寂寞孤独的夜晚，只有滴答的雨声听得懂她们心的叹息。 　　留守妈妈也是移民大潮中的独特现象，她们也困顿，也迷茫，但是为了孩子，她们选择留下，选择陪伴，选择暂时放弃自己。 　　笔者接触过几个留守妈妈，也体会到她们的不易。K是我曾经的同学，她一个独自带着孩子在这里上学，孩子现在慢慢大了，和她的交流越来越少了，她越发感觉到无聊。每天都在考虑怎么打发时间，后来去上了成人高中，一直在5-6级徘徊，问她为什么不接着一口气读下来，她说，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没有用心学，也没有动力学，又不用上班赚钱，上课总比一个人呆在家里好。再后来，她帮助姐姐的孩子申请过来读书，用她的话说，家里多了一个人就有点人气了，侄女大些，也比自己孩子懂事些，她也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了。我问她老公每年过来几次？她说不定，每次2周左右，一是不习惯这里，二是因为国内有生意。她说长时间这样，她觉得和老公越来越陌生了，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见面聊得还没有他和孩子视频的时候多。对于常年的分居会不会造成感情的空窗这一问题，她也表示无奈，至于老公在国内的应酬可能产生的意外，她也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想那么多了。”她说，看着她一脸故作轻松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酸酸的。   　　薇，相对于前者来说幸运一些，她的母亲或者婆婆轮流过来帮她照顾孩子，她起码不用为了做饭带孩子操心，每天也是去成人高中上学，她说她想学完12级英文，然后读个专业，但是还不知道自己能读什么专业，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不急着找工作，而且她老公在国内也有足够的钱寄过来，最近她想把Townhouse卖了，再买个Single House。她老公每年圣诞节和春节飞来这里和他们聚聚，春假和暑假她带着孩子飞回中国。问起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她也无奈地说，孩子回国发现已经无法适应国内小学的节奏了，国内孩子的竞争压力太大，为了孩子考虑，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至于夫妻关系，她说现在的这种飞来飞去的方式，也是为了缓解夫妻长期分居的状况，目前也只有这种解决的方式，因为她先生不可能马上放弃国内的工作到这里来。她望着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期许，自言自语道：也许有一天，他会选择过来的吧，目前先这么维持着吧。 　　相对于这种孤独的留守妈妈们，还有一群真正单打独斗的人，那，就是单亲妈妈们。她们也是特别群体中的一员，比起那些老公不在身边留守妈妈们，她们所面对的困境和压力就更大了。她们除了要独自照顾孩子以外，还要养家糊口，事无巨细，任何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实在是对体力和身心的巨大考验。 　　燕是这个群体中的一种代表。离异后自己带着女儿生活，因为英文不好，所以只能去一个华人的菜场上班，女儿上学放学就托给朋友接送（因为是朋友，所以象征性地给一点钱）。自己早出晚归，很辛苦，赚得是最低时薪，全年无休。没有时间陪女儿，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没有时间带孩子参加课外班，长年累月，孩子和妈妈疏远了，不懂得妈妈的辛苦，还埋怨妈妈，几次为了买东西和妈妈吵了起来，觉得妈妈小气，什么都不给她买，女儿的做法令燕好伤心，只能自己默默地流泪。燕说，她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生活要维持就必须打工，自己有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懂英文，只能做最基础的苦力工，她觉得也对不起孩子，现在每天母女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她好无助。言语中含有自责，也有伤感和无奈。当问起为什么不再组织一个家庭，有多一个可以分担辛劳的人的时候，燕摇摇头说，好难啊，一是孩子不一定接受，二是哪里有好的人选会留给她自己。我问她在生病或者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谁来帮她，她一时语塞，眼睛中隐约有一抹泪光，她努力地仰起头，吸了一口气，跟我道别，瘦小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去上班的路上。 　　莉，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儿子生活，孩子每周末去和爸爸在一起。她和燕不同，她在这里读了一个会计的证书，找到了一份适合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她应该比燕生活要好一些，其实她和燕的压力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生活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莉在工作中会产生很多压力，同事的，老板的，有时候让她喘不过气来，身体状况也随之下降，下班回家后面对孩子莫名地哭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让她整个人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后来她走进了教会，从信仰中找到了力量，让她慢慢学会释放自己，学会好好和孩子相处。虽然每天工作的压力仍然存在，但是她知道了如何去应对。她的儿子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优秀，这也是让她欣慰的一方面。生活渐渐地步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轨道，按照她自己说的，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她的心灵已经空虚到无。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妈妈们，她们每天都在经历自己，都在独自面对不同的问题。她们在生活的漩涡中兜转，在命运的天平中寻找出口。请不要把选择，勇气，改变等字眼加在她们身上，你我不是她，又焉知她之难？苍穹下，天地间，只能让磨难在岁月的河里静静地流淌，划过坚硬的石面，渐渐变得平缓……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过去两年中有超过两万人放弃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其中以华人最多，其次是印度人和韩国人。 许多人是在落地五年、需要更新枫叶卡时决定任其作废。 2015年，时任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改变了有关规定，简化了自愿放弃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手续。加拿大移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那时起到2016年9月这两年期间，共有5407名中国公民放弃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接下来是印度人(2431人)，韩国人(1681人)，台湾人(1129人)。 Reuters/Mark Blinch 《温哥华太阳报》记者Douglas Todd采访到的移民律师介绍说，许多放弃枫叶卡的人属于“空中飞人”，他们带着妻儿移民到加拿大，但是工作和收入来源还在中国国内。作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他们需要在加拿大境内住满一定时间，要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海外财产和交税。如果入籍，则必须放弃中国国籍。种种不便，反而不如让妻子儿女住在加拿大，自己放弃枫叶卡，用十年签证来来去去。 反正如果他们退休以后想在加拿大养老的话，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的妻子和孩子都可以担保他们。

　　【林谊廉(Ammy Lim Cuccia)从马来西亚来美国时，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埠小礼品店打工，幸运的是她抽奖抽中了美国绿卡，接着她努力学习英文和法律，让自己不断增值，在一个偶然机会邂逅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律师，两人合作经营律师楼，如今她是律师楼经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曼哈顿白领。】 　　 　　林谊廉和丈夫爱德华·古奇。 （侨报记者林菁摄） 　　初来美国 礼品店打工 　　我刚来美国时，只带着一个梦想，口袋里只有200元，我拿的是旅游签证，一下飞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赚够了钱回马来西亚做小生意。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坚尼路一家礼品店。来到美国第三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那个老板不是很有同情心，因为他是偷渡过来的，觉得你坐飞机来，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我吃饭的时候都没地方坐，只能站着，很辛苦。第五或六天，我边吃饭边服务一个老外客人，他问我，你懂英文吗？我说会一点。他把我拉出去，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么在这里？我吓死了，以为是移民局的。他说，你应该去上学。 　　后来我就去上学了，我知道如果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读书，不一定要读名牌大学，但要懂英文，要有诚信，不要为了赚钱做不道德的事情。我来的时候大概28-29岁，后来念过法律助理。刚开始很辛苦，但只要勤奋，就会成功。 　　来美国不到两个月，我竟然抽奖抽中了绿卡。来之前，姐姐告诉我说可以参加美国绿卡抽奖，当时离申请截止日只有一个月，我姐姐说既然你要去美国，就去试试吧。我觉得希望很渺茫，但还是递了一份表，我想碰碰运气吧，于是把信件丢进邮箱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两个月后，家里人说你有一封移民局寄来的信。那封信是手写的，很简单，内容是：恭喜，你被OP-1 program 选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别人建议我找个律师，可是我要上班，要养两个孩子，哪有几千元请律师啊。 　　 　　参加缅甸华侨泼水节。 （林谊廉提供） 　　抽中绿卡 遭老板刁难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42街，每天下班我舍不得坐地铁，只能跑几条街去上英文和电脑课，刚开始几年很累，有时候想要放弃。那时候我大儿子才六岁，二儿子四岁。可转念一想既然来了，为什么总想着回去呢。抽中奖后，又拖了一年，我才去申请绿卡，还好抽奖没所谓的过期。我那时候一周的薪水200元，一周工作六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那家店卖收音机，老板叫我把装在箱子里的收音机搬到二楼，我一盒一盒地搬，一直在流泪。我想，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有好几次，我真想放弃。 　　后来我受不了，换到另一家鞋店卖运动鞋，老板是犹太人。申请绿卡时，移民局要我的雇佣证明信和高中毕业证书，我让老板给我出证明，老板说可以，不过你拿到绿卡后要在这里做两、三年。我说，我有绿卡了，为什么还要呆在这里。我第二天就要去问话，老板也已经把证明写好了，但他对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是Ammy的工作证明，但是她不想为我们工作。老板说完就把证明当场撕掉。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第二天我去移民局问话，移民官很快就让我通过了，可能那时候刚开始抽奖，还没什么人，比较容易过关，不需要我的工作证明。移民官说，欢迎到美国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前后不到一年就拿到绿卡。　　 　　法庭偶遇 与丈夫结缘 　　从1989年开始，我边学法律边给一个老外做兼职，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开了个办公室，帮人家申请移民抽奖和考公民。有一天，我带一个客户去法庭考试。那个客户是个女孩，她妈妈已经是公民，女孩满18岁之前，可以申请N-600入籍。那天，正好碰上女孩18岁生日，移民法官说她必须自己考公民。我说24小时还没过，移民法官说，你不是律师，你要去找一个律师来跟我辩论。 　　我想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在打电脑，我问他能不能帮忙，他问我是哪个法官，别的什么也没问，15分钟后，他拿着公民纸出来了。我问他，你向法官讲了什么理由？他说，24小时还没过呀，她还没满18岁。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问，你收费多少？我以为他要收我300或500元，但是这个案子我总共才收150元的手续费。他看都不看就说不用了。我觉得这个律师很不错，不计较，觉得可以跟他合作。这个律师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律师，在百老汇有一个小办公室。刚开始我们一起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结婚，我们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之前我与两个律师合作过，有一个律师不可一世，我带客人去见他时，他让我在外面等几个小时。爱德华很好，没有给你这种压力，后来有几个案件我介绍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律师蛮好的。刚开始我为他管理办公室，只有三个员工，现在我们有十多个员工。 　　我先生很随和，不会摆架子，他的父母也是律师，三个姐姐两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技师，他外公是移民法官。我婆婆今年90多岁，1946年就当移民律师，她很尊重我，也特别疼爱我的孩子。 　　 　　参加情人节活动。（林谊廉提供） 　　融入社会 自己帮自己 　　我们帮了很多人，他们没有身份、被人骗，能帮他们把身份办好感到很开心，特别是对华人社区有感情。我亲眼见过很多新移民很苦很累，但不懂用什么方式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他们来了之后，在餐馆工作，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即使拿到身份后，与孩子和社区也有隔阂。我觉得除了赚钱过日子，至少要懂英文，在美国生活，至少在日常生活上你要与人沟通，不然千辛万苦来美国干吗。 　　我刚开始接触法律时，向客户解释法律很困难，因为我不是律师。那时候移民局对面有个书店，卖一本书叫《如何拿到绿卡》。那本书好像29.95美元，我不舍得买，每天下班就去书店看书，后来书店里一个白人女店员对我说，你天天来看，我老板会不高兴，你想要哪部分，不如我给你复印。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你好学，就会有人帮你，但你也要自己帮自己。 　　 　　和台湾红星杨燕（左2）合影。（林谊廉提供） 　　帮助穷人 存恻隐之心 　　刚开始，很多人要考公民，我和我先生一天带十几个人去考试，每天五、六点就要起床，自己开车带客户去考试，移民局七点开门，考完试再带他们回来。 　　有个客户，他来美国后被关押，40多岁了案件还做不出来，躲在黑暗的阴影中，我们给他开案、关案。开案那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默寡言，我问他的故事。他说：“我出来时是个年轻人，现在是中年人了，身份还没办下来。”他有两个在这里出生的女儿，女儿跟他关系不好，他说女儿只跟他讲英文。他坐船过来，在海上漂流几个月，途中看到有人死了，他心里有障碍。 　　那天去问话，正好是他来美国的纪念日，相隔20多年，我把他的故事说给移民官听，移民官听了后说：“我们通常都是过后才发通知，今天我就当场给你盖章。”客户高兴地拥抱我说“谢谢！谢谢！”我也很感动。 　　有时候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也尽力帮他们。有个华人客户的小孩有自闭症，孩子爸爸把他们母子抛弃，我们以配偶受虐待为理由，成功给小孩的母亲拿到绿卡。 　　我先生移民法很精，做每个案件都很用心，即使上诉的案件，也很用心做。他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如果你问我老公对我的看法，他会说，我老婆很聪明，会讲几种语言，会做生意。我先生从来不知道费用是多少，他不想让费用来干扰他，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政治庇护收费多少。有时候他会说，老婆，这个客户很穷，我就知道应该减少点费用。当然，我们不是伟人，我们有十多个雇员，要吃饭要发薪水，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我也不想让孩子觉得钱不重要，但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会尽力帮忙。 　　有个客户做十年案件，已收了一些定金，后来客户和丈夫孩子搬到外州，没联络了。过了一段时间，客户打电话说，她先生去世了，她不想做了，想回马来西亚。我先生在旁边听到了，什么都不说，马上叫我把2000元支票寄回去，说“她需要钱”。 　　 　　丈夫古奇（右）家族三代是律师，婆婆（左）也是移民律师。 （林谊廉提供） 　　努力拼搏 成功的关键 　　来美国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开了个小礼品店，有一天，一个老人拿着公文包，在我店里转来转去，当时天气很热，我说老伯你过来，我给你倒杯茶。老伯让我把手打开，他给我看手相。他说，你老公很英俊，是个外国人。那时候我还没想过来美国，二儿子才几个月大。老伯说，你心肠很好，你老公将来会对你很好，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来美国之前我还去过荷兰，我哥哥在那里，但呆了两个月觉得不适应就回了马来西亚，然后才来了美国，后来认识我先生，我觉得缘分真是很奇妙。 　　我们的家庭还OK，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大是MBA，曾经到马来西亚做生意，现在回到美国。老二去马来西亚，接管老大开的饼干厂。我先生非常疼他们，其他三个孩子我都送他们去马来西亚几个月去磨练。老三跟着老大做自闭症儿童辅导治疗，老四在加州，最小的女儿在长岛。 　　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之前有过不开心的时期，但我比很多人幸运，但幸运不是必然的，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更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靠走捷径获得成功，要懂得自我增值，这样才能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大家的尊敬。

  2016年2月，数名中国人因微信表情包“太黄”、入境加拿大时遭遣返。 当时，这个消息令不少吃瓜群众着实震惊了一把：原来玩微信也是有风险的啊！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那之后短短1年时间，微信，这个火遍大江南北、深受海内外华人喜爱的即时通讯工具，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诸如“遣返”“关小黑屋”等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微信谈论海外生活，父女双双被遣返 微信透露求学目的，留学生返美时被遣返 在校生合伙开微信私厨，被举报或面临遣返 …… 还没等有些人醒过神来，最早提出严查社交媒体的美国，最近又“发大招”了。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据《纽约时报》报道，上周，美国所有大使馆都收到了来自国务卿蒂勒森的一份外交电文，其中明确要求领事官员全面加强签证审核，并毫不掩饰地表示：获得签证的过程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时间也会更长！ 而加强审核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明确指出了签证面谈时要求被问到的领域，其中包括过去5年使用过的社交媒体账户名称。 至于对象，游客、商务旅客和美国公民的亲属统统在列。 其实，针对这一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John Kelly）早在2月就曾表示，各地使馆未来进行背景审查时，可能询问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帐号的密码。 图片来源：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令某些人更加心惊胆战的是，加拿大最近也首开先河，把社交媒体审核的时间从入境前延长到了入境后、甚至是在加生活数年后；审核的执行单位也从移民局扩大到了国税局↓↓↓ 图片来源：加拿大广播公司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一位移加多年的老移民最近感觉被国税局“盯上了”，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报税一切顺利，今年却被税务局怀疑漏报收入，要求他提交几年的银行账户记录和信用卡资料。 他自己分析后发现，可能是社交账户被国税局查到了，上面有他一家人常常驾驶名车出入，时不时吃高级料理，一年几次国外旅游的各种记录…… 在大家眼中一贯“土气”的加拿大终于洋气起来，连国税局也在与时俱进，通过翻看各种社交媒体，包括Facebook、Twitter、微信等等来追查逃税。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 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在入境前将微信等社交媒体卸载，的确可能避免一些隐患，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入境后长期居住，再遭遇国税局检查，这一招就不灵了。 毕竟，微信在海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目前看来是无可替代的，总不能一直删了不用吧？ 有人感叹，自从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了国外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参考，微信就成了“烫手的山芋”，舍弃不用是不可能的，但用时又必须小心翼翼。 但小侨认为，烫手的不是微信，而是某些人心里的小企图；微信只是如实记录了这些你不希望被某些对象（如海关、国税局）看到的小秘密，它绝不应该为“遣返”“查税”背锅。 比如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些遣返案例，背后都有其重要诱因： 被遣返的父女：海关官员发现，在这位中国爸爸与妻子的微信对话中，大量提及了在美国买房、生活，女儿在美国上学等信息。于是官员认定，这对持旅游签证入境的父女有移民倾向，不仅当场遣返，还责令他们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被遣返的留学生：在微信聊天中向朋友透露，“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下身份”，因而被海关质疑其所在学校不正规，且认为她有移民倾向，让她进了“小黑屋”，随后遣返回国。 被举报的在校生：30多名中国留学生合伙开了一家微信私厨、售卖甜品，本身就违反了美国法律，包括公司注册、收入报税等等。 再比如那位被查税的老移民，如果不是被怀疑其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报税情况不相符，加拿大国税局也不会找上门。 看到这里，你还要怪微信吗？ 最后，小侨想给出境游客、留学生和华侨华人们提两个建议。 首先，无论身处何方，坚守诚信准则。 包括微信在内，社交媒体编织的信息网络虽给生活带来便利，但同时也制造了更多透彻了解一个人的渠道。 入境也好，报税也罢，一时蒙混过关并不等于一世安稳，事后被查出、接受惩罚，后果可能比一开始就坦白要严重得多。 第二，拿什么签证，就干什么事。 留学生就要以学业为重，代购、微商虽有商机，但若因眼前利益而影响了学业，无异于丢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真想打工或开公司，也请务必遵守所在国相关规定。 想拿绿卡，就应凭本事争取、按流程申请。一开始就抱着“黑”下去的想法，揣着旅游签证“一去不返”，除了自己要面对一条遥遥无期、充满艰辛乃至危险的异国之路，长此以往，还会给整个族裔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警车停泊在案发现场附近。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3月2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一旅法中国公民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打死案有关情况》通报称，3月26日在巴黎19区，一名中国人因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被打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立即启动领保应急机制，联系法国警方了解情况，要求其尽快查明真相。 澎湃新闻记者独家采访到法国青田同乡会会长陈少奇，据他介绍，死者为一名刘姓57岁中国浙江青田籍华侨，事发在法国巴黎19区Aubervilliers街上的一栋Villa Crucial寓所内，事发时家中还有刘某的妻子、四个女儿和 1个儿子。 据陈少奇转述死者21岁大女儿的话称，3月26日晚8点左右，当时她父亲正在厨房里用剪刀杀鱼，而楼上发出非常嘈杂的声音，她父亲忍受不了，剪刀没放下就上楼理论。因为其父亲当晚喝了酒，说话很大声导致楼上法国邻居报警，报警时他已经下楼继续回厨房杀鱼。过了一会门口有人急切敲门，（后确认是两男一女三位便衣警察，在法国有人冒充警察犯罪情况），但是他们没有开门。 “当时我爸爸也不想让警察进来，之后警察按门铃几分钟我们没有开，我爸在厨房杀鱼所以手上刚好有剪刀，警察之后就开始想破门而入，大概10来秒他们就进来了，刚好我爸在门那里，我妹妹也在我爸爸旁边。我爸爸就被门打到，倒退了，警察当场马上向我爸爸开枪。 一切的过程我两个妹妹都目睹了。我爸爸几秒的时间就死亡了。开枪后我妹妹就被轰进房间了。”刘某的大女儿说道。 据陈少奇介绍，警方和家属的说法并不一致，家属表示警察一进门尚未按照法国法律规定警告两次以上就开枪射杀父亲。而警方表示是刘某用剪刀切伤了一名警察后，警方才开枪还击！”但是，因为是便衣，所有没有执法记录仪器。 据陈少奇介绍，目前，中国大使馆方面已经和当地侨领开会，法国警察封锁了现场，被害人的五个孩子和妻子在酒店暂住。 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通报称，3月26日20时左右，在巴黎19区发生一起不幸事件，一名中国人因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被打死。接报后，使馆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启动领保应急机制，领事部马上联系法国警方了解情况，要求其尽快查明真相。 警方随后表示，目前法方司法警察和督查已经介入，正在调查此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将继续与法方保持密切联系，督促其尽快查明真相并公正处理。另外领事部已派人代表使馆前往看望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据法新社报道，警方称26日接报警后接入一起位于巴黎19区的家庭纠纷，门开后一名男人持一个冷兵器袭击警察，另一名警察为了保护而开枪，袭击者重伤而亡。 2016年8月7日，旅法温州籍华侨张朝林在位于巴黎北郊的93省奥拜赫维利耶市遇暴力抢劫，被殴打后因重伤不治辞世。此事在法国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多次举行悼念和维权活动。9月4日上万名华人走上街头抗议针对华人暴力犯罪，要求法国政府改善地方治安，严厉打击抢劫犯罪，保障华侨华人和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联邦政府"快速通道"移民申请最新抽签结果出炉，最低移民分数标准略有上升。移民顾问建议申请人等待期间提高自己的语言分数，增加被抽中机会。 　　3月24日加拿大移民部公布了新一轮"快速通道"移民申请抽签结果，被抽中的最低移民分数标准，从上轮的434分增加到441分；被抽中的申请人数是3749人，比上轮略有减少，但依然多于以往的人数。 　　移民顾问吴冰指出："今年以来，移民部已经进行了7轮抽签，有大约2万多申请人获得移民邀请，这个数量大大高于去年同期，去年全年移民部发出移民邀请的人数才3万多。从最近几轮抽签结果看，我判断，今年移民部每次抽签的人数可能掌握在3500人上下。3月份只进行了两次抽签，抽签时间间隔长一些，所以每次抽签的人数相对多一些，上一轮的被抽中人数是3844人，本轮是3749人。" 　　"对于被抽中的最低移民分数标准，我觉得仍然有降低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每次被抽中的人数，移民部今年计划吸纳更多申请人，自然会不断降低分数标准。另一个因素是申请人的条件，移民部会根据所有申请人的分数情况，依据每次要吸纳的申请人数量，适时调整移民分数。" 　　吴冰还特别提醒申请人，"虽然移民部的最低移民分数标准已经降低，但是从提高被抽中的成功率看，你的移民分数越高越有可能被抽中。对于广大中国留学生申请人来说，申请等待期间能够提高自己移民分数的唯一途径是提高你的语言分数。所以，我建议留学生朋友们如果有能力考取更高的雅思成绩，在申请网站更新你的语言分数。 　　根据目前的申请条件，雅思成绩最好在7分以上，如果你能考到7.5分以上，那么被抽中获得移民邀请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外界普遍预测加拿大会出现一波移民新风潮。但令众多华人移民没有料到的是，一波又一波和华人有关的移民诈欺案，慢慢的开始浮出台面，成为各大媒体注目的焦点。 　　无论如何，所有因为无知、或是明知故犯“抄近路”接受“造假”的人，不论是富是穷，到头来都得面临恶果。之前华裔无牌移民顾问大规模伪造申请文件，而取得身份的上千名中国移民，即使已经获得加拿大身份多年，无疑也都将面临着身份取消和遣返的下场。 　　男子申请造假两年后被查出 　　日前，根据加拿大联邦法院审理的资料显示，一名来自中国的华裔男子，在担保母亲和姐姐移民时，便提供了虚假资料，虽然两名亲属一度获得了加拿大身份，但后来移民部查出了他作假的事实，还是将他们取消身份遣返回国。 　　据了解，该案件当事人是一名唐姓男子，2006年5月以配偶团聚移民的身份登陆加拿大，并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一年多以后，该男子与担保人离婚。2007年10月，他自己作为担保人，开始为母亲和姐姐申请家庭团聚类移民，2013年1月申请通过，母亲和姐姐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直到2015年，移民部发现唐某在担保家人的移民申请中夸大自己的收入，并伪造工作记录。 　　日前移民部以法院判决申请移民过程中虚假陈述为由，取消了唐某及其母亲和姐姐的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同时加拿大边境局对这三人签发了遣返令。但唐某表示不服，向移民及难民上诉庭提出司法复核，声称他不能被遣返中国。理由是，他离婚后，和新的女友产下一子，孩子现年只有两岁，而女友身体不好不能照顾儿子，唐某提出以同情与人道主义原因，继续留在加拿大。 　　唐某向联邦法庭称，虽然他在担保申请的文件中造假，但是程度并不算严重，这个理由不应超过他所提出的人道理由。但上诉庭可不这么看，法官则认为虚假陈述是性质非常严重的行为，其本质是损害了加拿大移民制度的严肃性，日前联邦法官已经做出判决，否定了唐某司法复核的请求，边境部门的遣返令有效! 　　加拿大史上最大移民诈欺案 　　2010年，加拿大移民局正在审核永久居民申请身分更新案，意外发现竟有63位申请人登记的地址都一样，后来证实那正是王迅本人的住址。CBSA后来展开调查并采取突击行动，在王迅的公司查获90箱文件、200本伪造护照、18台计算机和上万封电子邮件。全案在2014年10月15日正式起诉;被起诉的人除了出生中国上海的47岁业主王迅，另有7名雇员共犯。 　　这宗移民诈欺案，不论涉案人数、造假规模和涉案金额之大，在加拿大都是史无前例。王迅在去年底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90万加元。王迅之后提出上诉，已遭到驳回。 　　而在他帮助之下以虚假文件获得移民身份的1200多名客户，即使已经获得加拿大身份多年，也都陆续面临着身份取消和遣返回国的命运。资深律师William林表示：“联邦政府如果有给任何人公民的身份以后，再发现说这个人有诈欺的行为、或者有犯法的行为，跟申请的过程有关系的话，那么联邦政府有权力来取消他加拿大的身份，不管是移民也好、公民也好都可以被取消。” 　　2017年加拿大预计将接纳30万名新移民，在全力维护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多元文化价值之际，加拿大移民顾问监管委员会(ICCRC)特别录制了包括简体中文在内的多种语文宣传短片，呼吁有意移民的人士，切勿伪造虚假资料挑战移民制度，同时如果决定找人代办移民事项，务必选择有牌照的合法移民顾问，好好“保护自己的加拿大梦”!

3月21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大使馆接受了《环球邮报》渥太华分社的专访，讨论了加拿大人最关心的中加自贸协定（FTA）的相关看法。 卢沙野表示，中方希望在加拿大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能够得到与加拿大企业同等的待遇。“中国对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采取了公平、公正的政策，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企业在国外受到同样的平等待遇。” 图源：环球邮报 有关中国国有企业进驻加拿大的部分采访实录： 记者：过去六、七年，加拿大政府十分抵制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产品进入加拿大政府和商业领域，不允许他们的产品进入一些电信、数据等安全要求高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在目前中加关系发展新环境背景下，您认为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否和其他西方电信设备供应商一样得到同等对待？ 卢沙野：你认为用信息安全的理由来排斥、排挤中国企业的产品，这合理吗？华为和中兴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为什么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担心，却在这里和你们的邻居美国有那么大的担心呢？更何况西方电信高科技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售卖并未受到任何阻碍。如果不恰当的滥用国家安全这个理由，那就是一种保护主义。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不仅在加拿大能资领域进行投资，而且投资领域扩大到农业、卫生和高科技产业。那是否意味着加中达成FTA后，任何中国企业都可以来加投资上述领域？ 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加拿大国有企业很少，但中国国有企业很多。加拿大并无太多国有企业相关经验，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中方是否希望中国国有企业来加投资时享受与西方企业同等待遇？ 卢沙野：这些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它们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应该适用同一个标准。希望你们不要对国有企业有偏见。据我所知，加拿大也有国有企业，只不过叫法不同，功能和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一样。但是不能因为不一样，你们就不承认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 据《霍芬顿邮报》报道，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希望在加拿大进行投资，而且希望派遣自己的雇员随项目一起来到加拿大。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在接受CBC采访时称：“总理小杜鲁多非常清楚我们有多需要加强和中国的联系，这无疑会为加拿大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很多贸易专家却对此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中国提出的“全面进入”（Full Access）加拿大经济，牵扯的范围可能非常宽广。 2015年中国和澳洲实现双边自由贸易后，规定在澳投资金额超过1.5亿澳元的项目，中国企业就可以派驻工人参加项目建设，由此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澳洲的投资额度。布洛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政治科学教授伯顿(Carles Burton)指出：“中国投资企业派驻自己的雇员来加拿大是很正常的行为，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投资项目也是如此，并不会给加拿大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支持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的受访者比例从2014年的36%上升至去年的46%，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支持政府欢迎中国投资的政策。    

  事件引起当地华侨的高度关注。（互联网图片） 法国首都巴黎一名华裔中年男子周日晚上疑醉酒后，与楼上一名法国老翁就噪音问题起争执，警方接报上门调查，但中年汉拒绝开门。警察最终破门而入，发现中年汉手持剪刀，遂开枪将他轰毙，当时死者的两名女儿近在咫尺，全程目击。事件在当地 华人社区间引起轰动，认为警方处理的手法大有问题，30多人于周一早上到警局聚集，以示不满。大陆驻法国大使馆之后证实，死者是一名旅居法国的大陆公民。 现场为巴黎19区，案发于晚上8时许，57岁刘姓户主共育有五名子女，介乎15至25岁，事发时只有大女儿外出，其馀四子女均在屋内。据公寓的保安员指，一名法国老翁与刘姓户主争执后报警，随即有约50名警察到场，老翁带警员到6楼，即刘姓男子的家外。 死者其中一名女儿表示，父亲当时在厨房劏鱼，手上刚好有一把剪刀；警察要求内进时，父亲一直挡住房门，警方破门而入后，立即向其父亲开枪，将他击毙，当时死者的二女及幼女在场目击。但《巴黎人报》报道指，一名警员被人捅伤肋骨，另一名警员才开火还击，击中刘姓户主的胸部，一枪毙命，属正当防衞，报道明显与刘女的说法有异。 警察轰毙死者后，将其四名女儿软禁于房中，没收她们的电话，令她们无法与外界联络，至11时半才将她们逐出公寓。一名亲属指，至当晚10时才得知事件，质疑警察有足够时间与同僚串供、伪造证据，又形容法国警方视华人性命如草芥。 巴黎警方回覆本报记者查询时证实案件，指一个单位发生「家庭纠纷」，警方上门调查时，住户内一名男子手持剪刀击伤一名警员，另一警员开枪射击男子，但不肯确认死者是否大陆籍。警方表示不会发新闻公布，以上属「非官方」资料。 最初有消息指，死者与邻居理论时怀疑持刀，但后来有华侨反驳称，另有邻居证实死者当时并无持刀。当地华侨对事件议论纷纷，有网民指传媒掩饰事实；亦有人指法国警员对着投掷燃烧弹的匪徒甚麽也不敢做，对一个醉酒闹事的华人却有胆开枪，必须追究到底。 据死者家属的朋友表示，大陆领事馆人员正与家属联繫，了解事件，家属已聘请律师。案件也交予法国国家警察局总督察署（IGPN） 作内部调查。有华人周一早上在巴黎警局门外集会表示不满，但暂时未知华人团体会否有进一步行动。大陆驻法国大使馆就指，已启动应急机制，联络法国警方了解事件，以求尽早查出真相；亦已派员看望死者家属以示慰问。

据多伦多警方消息，一名61岁华裔男子周日上午离家后至今未归，家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非常担忧其人身安危，现向社会寻求男子线索。 照片中男子名叫Zhong Wang，失踪前身穿黑色连帽外套，外套胸前有“Adidas”品牌logo，下身穿蓝色牛仔裤。失联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周日上午10点左右在Vaughan Rd与Oakwood Av路口附近。 失踪男子身高5'5''，体重160磅，黑头发棕色眼睛。如有线索请联系416 808-1300。

据多伦多警方消息，77岁疑华裔男子Hung-Soon Chung自3月24日与家人失联后，警方经过搜寻，周日在Don Mills附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老人尸体。 警方称照片中的老人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3月24日深夜11:30，地点位于Don Mills Rd与Duncan Mill Rd路口附近，老人家属于3月25日晚向警方报了失踪。而有网友在警方官推下留言称，老人失踪前曾在北约克购置过一套200万元的房产。 据警方描述，他们搜寻到Duncan Mill Road与Lesmill Road地带时发现了老人的尸体，地点很靠近Highway 401与Leslie Street路口。目前警方已通知家属这个噩耗，警方称稍后还要进行验尸，以便确认死因。  

夏华斯和养母 　　她叫Jenna Cook，中文名叫夏华斯。1992年3月24日，这个刚刚出生1个多月的女孩被遗弃在武汉的一个繁忙公共汽车站，随后被送往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几个月后，夏华斯被一位美国女教师收养。 　　20年后的2012年，昔日的女婴已经考入耶鲁大学。为了寻找她的生身父母，夏华斯从美国来到自己的故乡中国武汉。在寻亲的过程中，她见到了50多个家庭，可惜最后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2014年，夏华斯从耶鲁大学毕业，并成为富布赖特中国学者。2016年，夏华斯曾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寻亲过程中的一些遭遇和感受。 　　她说：在寻亲的过程中，我见到了50多个家庭，他们每一个都在1992年3月在武汉的同一条街上遗弃过他们的孩子。这隐含的意义迫人心扉。那个月中在其它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遗弃？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还有多少家庭选择沉默，没有出来同我见面？ 　　这个问题，细想一下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恐怖。 　　BBC也报道了夏华斯的故事，文章称夏华斯当时是被人遗弃在一个长途汽车站的，把她留在汽车站的人有可能一直站在安全地方观望，一直等到有人把孩子捡走。 　　很多人会选择在长途汽车站遗弃孩子的原因之一，应该是福利院就在车站附近。不过，这个汽车站每天的客流量有上万人，人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来到武汉，因此寻亲的难度也很大。 　　夏华斯一直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但她有时还是禁不住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 　　夏华斯还有一个妹妹，也是从中国领养来的。她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里没有什么中国人。但她的养母尽其所能让她们学中文，让她们了解中国并与其他从中国领养孩子的家庭交往。 　　十几岁的时候，夏华斯曾和另外3名中国被领养的孩子一起成为2011年一个纪录片《中间地带》（Somewhere Between） 的主角。 　　纪录片的制片人自己也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她想纪录这些被领养的中国女孩的生活，而片子的名字则来自夏华斯说过的一句话："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彻底的美国人或是彻底的中国人，我总是属于中间的"。 　　15岁的时候，夏华斯已经成为一名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她总是受一件事的困扰：为啥她父母要抛弃她，难道她做错了什么吗？ 　　可能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她处处上劲，力求完美。 　　纪录片播出之后，夏华斯曾经在暑期去中国做志愿者工作，就在那家曾收留她的儿童福利院工作。 　　20岁时，她从耶鲁大学得到一笔研究经费，让她可以去中国寻亲并把这作为一个研究项目，于是，夏华斯让自己的养母陪她前往中国。 　　夏华斯的故事很快在中国引发强烈反响，网上的留言和信件像雪片般地飞来。夏华斯和认亲的50个家庭一一见了面。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是她的亲生父母。 　　通过与弃婴父母的交流，夏华斯了解了他们行为背后的种种无奈：他们的经历、悔恨以及他们对被遗弃孩子的爱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据悉，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的法律之后，大约有8万名中国孩子被美国家庭领养，其中大多数是女孩。此外，还有4万名儿童被欧洲的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家庭领养。 　　夏华斯希望自己寻亲的经历能够帮助到更多，和她有着相同背景和困惑的孩子，更好的爱自己，爱生活。她也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团圆。 　　不过，对于被不少中文媒体形容为幸运的女孩，夏华斯显然也颇有微词。要知道，她几乎是一出生就被遗弃了。夏华斯写道：中国媒体对于我的故事大肆报导。我很快被贴上了标签：我是一个“去了发达国家,” “上了耶鲁”的“弃婴”。一个中国记者对此表示赞叹：“你是如何从如此不幸变得如此幸运？在一分钟内，你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执拗地关注着我的幸运和常青藤名校，但却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中国领养儿童的不幸。虽然我们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们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语言和国籍。因为在这些白人社区里很少有其他种族的人，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种族歧视。每年都有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自杀，他们的经历深深地撼动着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夏华斯在和一位前来寻亲的母亲拥抱，后面是这位母亲的女儿。楚天都市报 　　还是让我们来读一下她的文章吧。“被领养的孩子，其实一生都在挣扎”，夏华斯说，我也没想过寻亲这件事会揭开一片已被遗忘许久、但是遍布中国的伤痛。 　　我返华寻亲却意外成为全国隐痛的焦点 　　原题：A Lost Daughter Speaks, and All of China Listens 　　作者：Jenna Cook  夏华斯 　　翻译：孙韵 　　原载：Foreign Policy 　　中国武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手捧着一块红色格子的破旧蓝布，“你见过它么?” 她问道，“你记得这块布么?” 　　我拿起那块褴褛的蓝布对着光看，它的边缘因为已经日久磨损而起了毛边。“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嗫嚅着，“我们需要个儿子。我们很穷，我攒了很久的钱才买了这块布，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你缝了小衣服和小帽子。生下你50天后，我把你丢在了一座桥边。”她说不出“遗弃”这个词。 　　“我给你穿上新衣服，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剩下的这块料子，我保存了20年用来记住你。我的孩子，你肯定见过这块布料! 你一定还保留着那套衣服吧?”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这布料做的衣服。她的面容变得悲伤。她开始啜泣。 　　这一切发生在2012年夏天，空气沉闷潮湿的工业城市武汉。我在马塞诸塞州长大，当时和我的养母回到武汉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对于我来说，找到亲生父母是我欠他们的。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欠我自己的。我从没想过我的寻亲之旅会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还会引出几十个家庭悲伤的过去――这些家庭都认为我是他们遗失的女儿，我也没想过这会揭开一片已被遗忘许久、但是遍布中国的伤痛，这个国家至今仍在同这段历史和解。 　　美国妇女Margaret Cook是一名小学教师，热爱中国文化，并于1991年向中国方面提交了收养申请。图为资料照片：分别时，夏华斯(英文名Jenna Cook)的寄养妈妈（右）对她依依不舍。 　　当年我二十岁，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我是借助大学奖学金才回到中国的，在奖学金申请书中， 我提到“我会记载寻亲的过程，以此为其他8万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领养儿童提供有用的帮助。”我本来计划前往中国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寻找我的领养记录，还计划在武汉的街头发放寻人启事。我想要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因为不论结果如何，经历这寻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个解脱。抵达中国以后，我和养母如计划中地那样去了政府机构，在街头发放寻人启事。但一星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位记者友人在当地的《楚天都市报》工作，她表示愿意帮我们写篇关于寻亲之旅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于2012年5月25日在《楚天都市报》第5页见报，标题是：“爸爸，妈妈：我多希望拥抱你们，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几周之内，媒体疯狂报导着我的寻亲之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我的故事，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几台节目都播放了关于我的纪录片，湖北、湖南和重庆的地方台，还有土豆和腾讯等网络媒体也播放了我的故事。在微博上关注我的人猛增到了几十万，《楚天都市报》的热线电话也因此响个不停。 　　我收到了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电子邮件，包括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来信中还有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德国和英国的华人。有些祝我好运、鼓励我要“永不放弃”，还有一些认为我应该感激我的美国养母，建议我放弃寻找，别浪费时间。 　　其中一些来信饱含着遗弃孩子所带来的深切悲怆。一个大学生来信说他在街上捡到了一个弃婴，但是他的父母不许他把婴儿带回家。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写信回忆道她的父母90年代遗弃她妹妹的经历，但是她从来不敢问及此事。还有一位朋友为我写了一首歌，名叫《风中的蒲公英》，他把歌曲的MP3，歌词和乐谱寄给了我。 　　中国媒体对于我的故事大肆报导。我很快被贴上了标签：我是一个“去了发达国家,” “上了耶鲁”的“弃婴”。一个中国记者对此表示赞叹：“你是如何从如此不幸变得如此幸运？在一分钟内，你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执拗地关注着我的“幸运”和常青藤名校，但却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中国领养儿童的不幸。虽然我们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们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语言和国籍。因为在这些白人社区里很少有其他种族的人，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种族歧视。每年都有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自杀，他们的经历深深地撼动着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我相信我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了中国公众，是因为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的听闻或经历过遗弃孩子的故事。在寻亲的过程中，我见到了50多个家庭，他们每一个都在1992年3月在武汉的同一条街上遗弃过他们的孩子。这隐含的意义迫人心扉。那个月中在其他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遗弃？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还有多少家庭选择沉默，没有出来同我见面？ 　　在1992年到2013年间，有统计表明中国共计有139,696起国际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案例。 　　他们遗弃孩子的原因繁复各异，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是为了要个儿子，有的因为太贫困，有的则是因为未成年怀孕，还有的是因为孩子或家庭成员有残疾。虽然想要确定弃婴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但这数目可想而知非常庞大。 在1992年到2013年间，有统计表明中国共计有139,696起国际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案例。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在2000年到2013年间，中国还发生了494,616起国内收养，而这些只是通过正规渠道的国内收养，非正式的国内收养并不包含在内。 　　2012年，我去了一个长途汽车站，距离我被遗弃的那条街很近。我问那里一个年长的工人她是否曾记得在1992年3月捡到一个婴儿，她叹息着回忆道：“在那个年代”她和她的同事经常在长途汽车站捡到婴儿。附近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表示同意：弃婴那时候如此普遍，以至于政府都不再浪费时间进行信息登录。 　　即便大部分中国人没有遗弃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也都听说过类似的故事。实际上，我发现几乎所有人――从餐馆服务员到出租车司机――都有熟人遗弃、弃养或者收养过孩子，再或是他们本人就是领养来的。但是他们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孩子有可能被外国人领养。有一个男人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他说：“我们从农村来到城里（遗弃你），就是希望一个富裕的城市户口家庭能收养你。我们从来没想过你最后会被送到国外。” 　　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国内领养制度，这才发现美国人关于领养和家庭的看法同传统的中国观念是如此大相径庭。在2012年，我记得自己完全不能够理解中国记者的问题。他们会问：“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领养来的?” 在美国，被领养的子女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同养母种族不同的孩子。 夏华斯（右）与一位前来认亲的疑似妈妈拥抱合影 　　他们会问：“你的养母怎么可能支持你寻亲呢?” 在美国，领养中国儿童的家庭非常注重子女寻亲，以至于有很多讨论会、活动和书籍专门指导养父母如何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他们会问：“如果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将来你怎么为两边的父母养老呢?”美国父母通常会为退休生活攒钱，而不会指望儿女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中国人通常认为我的寻亲之举会伤害我的美国养母。 　　我现在可以理解，当时中国公众为什么对养母支持我寻亲的决定感到震惊不已。在后续研究中，很多大陆养父母私下表示他们觉得让养子女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对孩子是最好的。中国大陆的养子女在成年后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通常会被两个家庭撕裂，因为两个家庭可能都会要求养子女给予他们关心、爱护和忠诚。 　　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街头会有陌生人停下来称赞我养母的无私而谴责我的“忘恩负义”。中国人通常认为我的寻亲之举会伤害我的美国养母。 在后来我采访过在国内收养儿童的中国父母，他们普遍担心养子女在发现自己的身世后会不再认养父母。 　　一位中国老奶奶最近给了我一个解释：“你好奇怪。在中国，只有生活悲惨的孩子才会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你的养母对你那么好，你上了好学校，身体健康，生活快乐，你找亲生父母干什么?” 在中国媒体报道的评论区和我收到的短信、邮件中，这种观点异常普遍。但是，在美国，领养专家和专业人士认为寻找亲生父母是被领养人群的正常发展阶段――所有人都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一位疑似母亲的妹妹与夏华斯（右）拥抱 　　中国公众对于我的寻亲决定争议如此巨大，也源于他们对我亲生父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那些支持我寻亲的人认为我的亲生父母是善良的，只不过除了遗弃女儿别无他路。那些反对我寻亲的人将我的亲生父母视为残忍贪婪之辈。有人在信中说道：“你的亲生父母如此残忍、毫无心肝才会干出遗弃你这样的事。你根本就不该找他们，你什么都不欠他们。” 还有人警告我说我的亲生父母可能会要占我便宜：“你不应该找他们，当你找到他们后他们可能会对你不怀好意，比如向你要钱，或者要求去美国等。” 　　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关于他们为什么在1992年3月将我遗弃在武汉的那个街头，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证明，我所见过的50多个家庭都生活在深切且真实的悲怆中。他们拥抱我、他们痛哭流涕、他们对我鞠躬、他们祈求我的原谅。 夏华斯（左）与一位疑似妈妈拥抱 　　见到这些家庭让我质疑这些父母是否真的在传统意义上“遗弃”了他们的孩子。他们所有人都强调他们选择了安全的地点，好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很快被发现并得到照顾。很多人在孩子身边留下字条或者特别的衣物，希望有一天这些信物能够帮助他们再找到她。一个家庭在一张卷烟纸上写下了女儿的出生日期，说“这是我们的全部”。另一个家庭为女儿起的名字结合了父母的老家城市名称，希望有一天她长大后知道到去哪里找他们。一些母亲选择了特别的衣物作为记号，比如前文中那位拿着红蓝格子布条的母亲。 　　当我问这些家庭为什么想和失去的女儿重聚，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想念她，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活了下来。一位父亲眼含泪水的告诉我：“在我妻子心里，她非常想要找到我们的女儿。不论我们去哪儿，她都觉得街上的女孩儿’也许就是我的女儿!'”另一位父亲告诉我：“我只想看她一眼，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来自另一个家庭的母亲说：“如果她过得好，我就不会再自责了。” 　　在见到这些家庭的时候，我们――失去孩子的父母和我――是相互人生中残缺的那个部分。他们会哭泣，会说：“我真的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 而我则答，“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在那个时刻，我就是他们今生也许再也不会谋面的亲生女儿。 　　我问：“如果我没有那么爱哭，如果我长得更好看，你们会留下我吗?” 他们会说：“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们是如此想你。” 夏华斯（右二）与前来认亲的家庭合影 　　我也发现自己会对着这些家庭发泄我的情绪。我终于有机会问：“20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你们记得我吗?” 他们会说：“我们当然记得你。” 我问：“如果我没有那么爱哭，如果我长得更好看，你们会留下我吗?” 他们会说：“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们是如此想你。” 我们互相拥抱，我们彼此安慰。我们没有同样的血脉，但是我们体会彼此相同的伤痛。 　　在那之后过了四年，这些场景依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和其中一些家庭仍通过短信和微信保持着联系，但是通常只是在春节时简单地祝福彼此“春节快乐”。 　　2015年夏天，我和2012年�r见到的第一个家庭见面吃了午饭。他们仍然未找到他们的女儿。拥抱告别后，那位妈妈抓住我的胳膊，哭着说：“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放弃，答应我你会一直寻找你的亲生父母，答应我你会尽一切努力找到他们。” 我本想说我已经把寻亲一事搁置一阵子了。现在我的故事仍然登在网上，如果我的亲生父母和我此生注定有缘再见，我们会再见。 　　但是在那时刻，这些话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看了一眼站在她身旁的男人――那个本来可能会是我父亲的男人――他眼中饱含着同样的绝望。他们需要听到我说他们的女儿不会放弃寻找，正如他们不会放弃找寻。在那个时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 我点头说，“我永远不会放弃。”

      虽然加拿大政府承诺并加快了经济类移民申请、配偶团聚申请，甚至外国劳工申请的处理时间，但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等候时间之长，仍使不少人感到十分沮丧和困惑。        据近日媒体报道，从2017年3月份移民部给国会的移民申请处理时间数据来看，包括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平均等候时间，在2015年底长达75个月（超过6年）。而对于不少申请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消息：2015年处理的15489名父母和祖父母申请人中，大约10%已经是75岁或以上，59%是60岁或以上。考虑到这些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或许有些已经无法等待如此漫长的时间了。        更有甚者，那些被转到香港签证处处理的申请个案，等候的时间异常久，而且原因不明。因为被延迟，有些申请者父母的体检报告已经过了12个月的有效期，不得不重新进行体检。而部分老人住在农村，没有子女的帮忙，再加上身体不佳，自己长途旅行去体检十分不便。        等候时间太长 香港批审尤甚        据报道，李女士今年42岁，正在申请父母移民。父母在2016年6月22日做了体检并提交了结果报告，然而至今未确认申请已经获批。而李女士的丈夫父母的申请移民在渥太华处理，他们在去年10月接到了体检要求，12月移民便获得批准，现在已经在加拿大安居乐业了。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任何消息，李女士十分担心自己父母的体检会在获批移民迁过期。我想让父母与我一起住，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我要照顾他们。”二老住在农村，若要重新体检必须跋涉千里渠道上海，体检费用2000元人民币，再加上来回路费和生活开支，每人的话费至少要7000到8000元人民币。更让她担心的是，由于父母年事已高，身体经不起折腾。        而一个关注担保父母移民的微信群参与者们认为，这些申请个案被转送香港是带来延迟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的申请等候时间已经超过6年。        李女士目前加入了一个拥有163人的微信群，群里的参与者都在担保父母们移民，而申请材料都在转到香港后被延迟了。她甚至还听说过有人已经等了超过10年。        一名加拿大资深移民顾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中国人的申请在香港处理属于正常。渥太华处理中心的作用，是用来分担海外签证处的工作量。原则上，申请应该在申请人的原居地处理，中国人的申请就是在香港，因为香港签证处负责处理所有永久居民签证的申请，北京则负责所有临时居民签证的申请。移民部有权按需要，将部分申请安排在渥太华中心处理。有理由相信，在渥太华处理的个案会比加快，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资源比较好＂。以前上诉的个案获得成功后，会被退回原来的签证处（比如香港）重新审理，现在是全部都交给渥太华中心处理。        华裔女议员叫板 关慧贞（Jenny Kwan）        如今，一群关注父母移民等候时间的人正在网上征集请愿签名，要求加拿大移民部加快香港签证处的永久居民申请处理速度，避免申请人重新体检。        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新民主党（NDP）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Jenny Kwan）在上周致信加拿大移民部长Ahmed Hussen，建议延长体检报告的有效期，或者等到审批最后再通知体检。        她还提到，目前每年只有一万个名额给父母和祖父母移民，而实际申请人数远超过次数，政府应该取消限额。但也有声音表示 ，不能增加移民部的资源，取消限额只会造成更多个案积压。        虽然父母们的等候时间很长，但是近年来，移民部的积压个案确实是减少了。加拿大政府2011年底暂停接受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申请时，积压的申请人超过16万，有些人的等候时间需要10年。，到2015年底，已经减至50,661份。而移民部的目标是在2016年底把积压个案减少至46,000份。        加拿大政府2011年底暂停接受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申请时，积压的申请人超过16万，有些人的等候时间需要10年。政府在2012及2013年将每年接收人数增加到2.5万，之后减至2万。2014年政府重开父母和祖父母移民计划，改革使担保要求大幅提高，同时，2014及2015年都只接受5,000个新申请。到2015年，积压人数已经减至5万多人。        2016年自由党当政第一年，将新申请加倍至10,000个，这可能意味着有接近2万个申请人，显然会使等候的队列更长。        团聚移民不受重视        虽然联邦自由党政府声明，父母和祖父母移民采用的是先来先得的原则，但移民部网站上的信息是，政府已在处理2014年1月递交的申请。很显然，这并不是“先来先得”的状态，不然也没有要等流年甚至十年的说法了。新的申请并非在旧申请后排队。        留学移民专家认为，等75个月的个案，应该是那些改革前的旧个案。他说，他手头上已没有旧个案，没法对比，但改革后的新申请，在1年半至2年内已经获批。客观的推断是，现在等候处理的队列有2条，一条慢队（改革前的旧申请），一条快队（改革后的申请）。        目前很难估测移民部按什么比例来处理新、旧个案。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新申请要求担保人提交3年的收入证明，收入要求提高了30%。旧申请只需要1年收入证明。加拿大挑选移民时通常会考虑对社会及经济的贡献。而夫母和祖父母移民是一个有相当大争议的类别，他们不是经济类移民，而且年龄比较大，所以不太受到重视。如果等的时间长，担保人的财政状况可能要重新审核。如果是改革前的旧个案，担保条件会继续用旧的标准。        目前移民部报告给国会的目标是，2017年底前，平均等候时间减至35个月。        合法移民煎熬等待 非法偷渡者却获得优待 兰迪.博尔特        兰迪.博尔特过去是曼省移民提名项目的官员，现在是一家温尼伯移民咨询公司的老板。他在3月23日在当地纸媒上撰文，表示对近来非法越境者数量大增并获得多项优待表示了担忧。        他表示，自己的员工和客户每个星期都看到非法入境者的人数统计，听到他们的难民申请如何在提出60天内得到审理，而且即使申请被拒大部分人也不会被遣返。反观他的200多名客户中，有等了六年的伊朗投资移民，等了五年申请团聚的菲律宾移民，还有等了三年多的技术移民，而其中不少申请难民身份的客户即使不被拒，等个五六年也是常有的事。        对此他感到十分不解：面对非法越境者慈悲为怀的特鲁多总理，在对待这些居住在加拿大本地，合法纳税，并对国家做出了经济贡献的客户，同情心又在哪里呢？        加拿大拿大接收的移民和难民中，有97%的申请材料是由专门的签证官员审批的。他们仔细查核所有材料，排除安全隐患，确保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如果资料不全，申请就会被拒。提供合格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税务，银行账户等资料是申请人的责任。而剩下的那3%的非法入境者非但免去了这些麻烦，还在进入加拿大前特意销毁身份文件，以便让人查不出他们的身份和来处，以至于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有犯罪前科、是否构成安全威胁是加拿大的责任。        他说，媒体把非法入境者捧成了英雄，而与此同时，他那些守法的客户却在“等待，等待，等待”，这是不公平的。

华人父母为了移民加拿大，等得太苦。 申请材料转到香港签证处后就开始拖延，连体检快过期都还没批下来…… 年迈的华人父母通过家庭团聚移民加拿大，等候审批的时间一度长达6年多之久。 现在，不少担保父母的加拿大华人又遇到了新问题：那些被转到香港签证处处理的申请个案，等候的时间异常久，而且不明缘由。 因为被延迟，有些父母的体检报告都过了12个月的有效期。有些年迈的父母住在农村，没人帮助，自己长途旅行去体检很不方便。 香港渥太华的悬殊 42岁的李女士(Shirley Li)担保贵州乡下的父母移民加拿大。 她加入一个有163人的微信群，这个群里的人都在担保父母们移民，而申请材料都在转到香港后被延迟了。 李女士的父母接到体检通知后，在去年6月22日做了体检。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是否批准的消息。 相反，李女士的丈夫申请父母移民的材料在渥太华，去年10月接到体检通知，12月移民签证就批下来了，目前她丈夫的父母已经登陆加拿大。 李女士担心自己父母的体检报告马上要过期。她在多伦多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真是很头痛。” “我父母住在农村，去上海做一次体检，体检费一个人二千元人民币，加上来回路费，总共七、八千元人民币。” “我想让父母与我一起住，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我要照顾他们。” 李女士说，微信群的人都认为，延误是因为他们的材料被转去了香港，有人等了超过6年。 而关议员说，她还听说过有人等了超过10年。 这个微信群已经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处的移民部门加快审批，以免体检过期。 请愿书上说 ：“我们多数都是独身子女，急切想要与父母团聚。我们的父母等不起，也消耗不起精力重新体检。” 请愿书称，送交渥太华的申请，比送往香港的申请处理快得多。 “问周边的同事和朋友，那些转往渥太华的申请，多数是父母已经身在加拿大了，然而，我们的父母却还在等， 等，等……” “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被要求提交出生证明，但是渥太华的审批就没有要求。我们都是纳税人，这太不公平，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和不同程序?” 请愿书已有143人签名，家住卡尔加里的Anita Wu是其中一位。 她说 ，我的父母要奔波两天赶去体检。体检费花去他们半年的退休收入。香港签证处不能在体检到期之前批下来，“实在说不过去!” 请愿书下还有人留言，家住安省Guelph的Kai Luo说，2016年提交的申请，渥太华都已经批下来了，这太不公平。 家住卡尔加里的Wenting Zhao说，应该平等对待来自同一地区的申请人。如果不能在体检失效前完成审批，只会带给申请人假的希望和更多的麻烦。 据《南华早报》报道，加拿大移民部没有回复该报就这一问题的采访。 不过，从移民部一贯做法来看，父母和祖父母移民虽然属于家庭团聚移民类别，但是与配偶、同居伴侣和子女移民的处理完全不同。 父母不享受“标准服务” 根据移民部今年3月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配偶和子女团聚移民的审批期限是12个月，这是移民部定下的“服务标准”。但是父母和祖父母移民没有这个标准。由此，他们的等候时间是最长的，2015年底平均审批时间为75个月。 然而，对于很多父母而言，时间是最重要的： 在2015年处理的15,489份申请中，有10%是75岁以上的老人，59%都在60岁以上。 报告显示，在75个月的等待时间里，61个月是审核担保人的资格，14个月是评估申请人，即父母。如果在审核担保人时就要求体检，很容易在签证批下来之前，体检已经过期了。 华裔女议员叫板 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上周致信加拿大移民部长Ahmed Hussen，延长体检报告的有效期，或者等到审批最后再通知体检。 关议员是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她还认为，目前每年只有一万个名额给父母和祖父母移民，应该取消限额。但是不能增加移民部的资源，取消限额只会造成更多个案积压。 虽然父母们的等候时间很长，但是近年来，移民部的积压个案确实是减少了。2011年最高峰时，积压的父母申请个案多达167,007份，到2015年底，已经减至50,661份。 移民部的目标是在2016年底把积压个案减少至46,000份。   国会移民事务委员会解释，正是因为往年的积压个案太多，导致一些申请人等了近八年时间。 2011年，加拿大政府冻结了父母和祖父母移民，以便尽快处理积压的申请，到2014年重开，但是限定每年只收五千份申请。之后增加到一万份。可申请人仍是太多，以致于每年一开始接受申请，名额就被填满了。 移民部表示，希望在2017年底时，父母和祖父母的审批时间可以减少至35个月。  

年纪 新来的移民都比较年轻 2011年，新来移民的平均年龄为31.7岁。 总移民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7.4岁，加拿大本土出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3岁。 图表：加拿大 – 永久居民，按年龄和原籍国划分 – 2014年 男性或者女性 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的统计，在经济移民的所有类别中，主申请是女性的人数略有增加。 2015年，男主申请人和女主申请人之间的人数差距为10 380人，与2005年的男女差距22894人相比，降幅达到55%。 在2015年加拿大安置的难民中，52% 为男性，48% 为女性。 另外，向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数年保持稳定。 2015年，向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人中，56% 为男性，44% 为女性。 学历资格等级 有高学历的移民越来越多。在2010年，移民中47% 的人在抵达加拿大时已经拥有大学学位。 15岁以上永久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作者若言：常有人不无羡慕地对我说：“你真是好福气！早早的移民拿了身份，回流后正赶上国内发展最好的十年，现在又舒舒服服在温哥华享福了。”真的这样吗？每次想解释一下，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好吧，今天先回顾两个早年初到温哥华时的经历，随我一起来体验一把拍案惊魂的滋味儿。 　　1999年10月1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对我而言，那一刻已深深定格在记忆中：即将启程飞往温哥华，不是旅行，是移民定居。一众亲朋好友前来送行，欢声笑语。唯有母亲双眼红润、言语哽咽，而父亲则背转身去偷抹着眼泪……我仍然强挤着笑容，挥手告别大家，俨然像一个胜利者一般。直到过了海关，泪水再也止不住地奔涌…… 　　上世纪末，移民一词似乎更多见于港台同胞身上。而我，第一次离开祖国，第一次只身坐长途飞机，便是要移民了。那一年，我24岁。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个性，一直是父母的乖女儿，并没什么雄心壮志，在此之前，从未想过出国移民的我竟顺理成章地移出去了。许多人眼中，我的移民过程太幸运了，先生（下文中的“枫”）已在加国定居，且有不错的工作，我无非是去团聚享福的。只有自己知道，“享福”之前得放下许多：优越体面的工作，熟悉的朋友圈（那时通讯远不及现在发达），养育自己成人的父母双亲！…… 　　尽管在飞机上独自胡思乱想了许多，走出温哥华机场时，第一眼见到的景象着实吸引了我：先生接我“回家”，沿途参天绿树，之间掩映着一幢幢精巧的小别墅，家家门前花草盎然点缀，时而还有山坡路，让人觉得恍如在画中穿行。那时真以为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禁脱口而出：“这就是加拿大呀！” 下图：Deer Lake一景 　　然而，在我为温哥华美景开始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第一天晚上便来了个“下马威”。为了给我接风，枫特意在山顶的餐厅订了晚餐。当我们结束浪漫的烛光晚餐回到住处，刚到前院车道时，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当时枫与人合租了一栋House，我们租住的二楼灯全亮着，可出门时分明全关好的呀！“是房东来了？”我问。“不可能！”枫的口气极严肃。一阵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随后看到的屋内景象，整个人都懵了，客厅未动，卧室内一片狼藉，我所有的贵重物品（首次登陆加国不限所携带物品的价值，包括结婚时的一套钻石首饰和特地兑换金额不小的美元现金）都归放在一个高级拉杆箱内，本想着第二天再好好收整，这下倒是给窃贼行了方便，整个箱子一起拿走了……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我，吓得都忘了哭泣，只怯怯地反复说着一句：“我要回家！~~~” 　　还是枫冷静，立即拨打了911。大约5、6分钟之后，来了两个身形魁梧的警察，一个蓄着小胡子，屋里屋外比划着查看，不时地拍着照；另一个光头，不紧不慢地询问做笔录。最后的唯一结论是：窃贼从后院通过厨房落地窗入室的（即使不说我们自己也能看出来）。临走前，“光头”耸耸肩，对我们的损失表示遗憾，说一旦有线索就立即通知我们的（不过似乎至今都没有线索），并提醒我们马上与保险公司联系。事后了解到，在加国大多数人家都会购买家庭保险，我们也有，虽说“十赔九不足”，但也算个心理安慰，只是万万不曾料想我到达温哥华的第一天便用上了！ 　　初到温哥华就遇此一劫，纵是景致迷人，也让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好在我自认算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毕竟，日子总还是要好好过的。很快，友人给我们介绍了另一处房子，屋主是一家香港人，97移来之后又回流了，房子空着，听说我们是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便以很便宜的价格（$650/月）租给我们整栋房子，顺带也让我们帮着照看一下。朋友说我们如此优惠租到这么好的房子真是好运当头了！于是，立马搬离了原来的那个“不祥”之地，入住新的“好运”之屋。 翻拍的当年所租房子照片 　　异国他乡的新生活正式开始，我又满怀憧憬。我告诉自己当务之急是火速进修提高英语。虽说自己的读写都挺不错了，但真要开口，还是犯怵。于是听从老师建议，日常生活中就得“脸皮厚”，抓住一切机会跟当地人“练口”。我发现了最有效的一招，在超市购物时，“逮着”洋人老伯/老太太就能聊上好一阵，通常他/她们是最有空闲也最渴望有人交流的一群。从询问某个菜的名称，到这个菜怎么做来吃，继而就会“勾引出”各种话题。这些老人大都十分热情善良，是他/她们让我渐渐忘却“阴影”，渐渐爱上了加拿大人。 　　然而，也正是我对练习英语口语的热忱，让我有了第二次的惊魂一遇。 　　那是初春的一个雨天，我独自在家正翻着一本杂志，忽然门铃响起。从窗户往外望去，并没见到有陌生的车辆或人，枫也在工作时间，那会是谁？推销员？邮差？可他们都应该有车停着呀。正猜想着，门铃又响了两下。好奇心使我下楼。正欲开门，隔着磨砂玻璃看见两个高高的黑影，顿时心头一紧，壮着胆问：“Hello? Who’s there（是谁）？”门外声音答：“We’re missionaries.”我更好奇了，竟不自觉地开了门。眼前是两个面貌清俊的白人男子，着装一致，从头到脚一身熨烫整齐的黑色衣裤。更让我意外的是，其中一人浅褐色的头发束了一根小辫，他一开口竟然是标准的普通话：“小姐你好！我们都是传教士。”许是久未听到如此熟悉国语，尤其是从一位文质彬彬的西人口中说出，我所有的戒备瞬间消除了，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客厅。倒上茶水，一番交谈之后，他们称自己是M教派的基督徒（当时我对基督教的概念只停留在名字上，并不甚了解）。得知我正在努力练习英语口语后，他们表示很愿意帮助我。继而，我们的交谈切换到了全英语模式，说真的，两人谈吐非常绅士，礼貌而耐心，口音也好听……临别时，他们说第二天还会来，但要我先别把今天的事告诉先生，说过些时候，等他发现我的口语突飞猛进时，一定是个大惊喜。我认真地点头同意，心中窃喜不已，觉得自己果真好运临到，有这么好的老师还免费上门。 　　第二天，他俩真的按时而来，简单寒暄之后，便给我解说了一些他们的教义，同时解答我的问题。从他们的解说中我似乎看到了类似共产主义的生活画面。随后，那位“辫子男”提议说，要带我去他们的基地亲眼看一下，这样会有更真切的感悟，并说应该马上就去。那一刻，或许是第六感在告诉我：有点儿不对劲！当时唯一的念头便是拖延时间，告诉自己冷静…冷静……我故作镇静说需要去一下卫生间，随手偷拿了无线电话进去（那时我还没有手机），不料，怎么也拨打不通！想来俩人已在外把主机线拔了！！“完了！彻底完了！”当对方不惧显露真面目时，表示已经摊牌了。只听其中一人在重重地拍打厕所门，催我出来，声音明显变了一个人似的十分不耐烦。我吓得呼吸都颤抖了，又不敢哭出声，几近于崩溃。就在这一刻，又一个声音：车库的卷门开动声！随后，“咚咚咚”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原来那天枫有些头疼，午饭后便早早地提前回家了。他从车库门进屋，俩人估计听到车库的声响，自知不妙，于是从前门夺路而跑……见到枫的那一秒，我整个人扑到了他怀里（尽管他一脸的疑惑不解），之前所有的惊恐都化作泪水，口中只念着那句：“我要回家！~~” 　　之后不久的新闻中有报道：当地两名女子神秘失踪，疑是跟邪教组织有关，云云。 　　时隔多年，再回首惊魂往事，不禁笑自己太傻太天真。然而，哪个移民没有故事呢？看似平静安逸的人生，说不定正是有许多的“惊心动魄”沉淀而来。

  华埠长巴成为不少跨州走私枪支嫌犯的运输工具。（记者高梦梓/摄影） 华埠长巴成为不少跨州走私枪支嫌犯的运输工具。（记者高梦梓/摄影）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万斯(Cyrus Vance, Jr.)与纽约市警总局局长欧尼尔(James ONeill)，22日宣布起诉六名涉嫌往返纽约和南卡走私、贩卖百余非法枪支的嫌犯。欧尼尔透露，这些嫌犯利用某价格便宜的华人长巴往返两州，但并无证据显示该公司与此案有关，所以暂无逮捕行动。不过警方也提醒，任何协助走私枪支、毒品等违法物品的行为也属犯罪，如果长巴或快递公司知晓客户携带、邮寄违禁品却不报警，也恐被起诉。 万斯透露，市警和其办公室员工已对此案进行了长时间调查，终于在嫌犯于近日再次犯案时将其一网打尽，并提控非法运输、贩卖枪支等数个刑事重罪。起诉书显示，杰克森(Levon Jackson)等六名嫌犯在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3月7日间，多次在南卡购买枪支，随后携带这些在纽约属违法物的枪支，乘坐州际长巴进入曼哈顿，最终在布朗士以每把枪800至2000元的价格在黑市销售。万斯表示，由于各州控枪法例不同，某些不法分子会在较易购枪的州大量进货，再偷带进纽约销售，对纽约的安全是极大隐患，所以必须严厉打击。 欧尼尔指出，和以前的很多枪支走私案一样，这六个人也选择了票价相对便宜的华人长巴作为走私工具。“他们带着枪支从南卡坐车进入曼哈顿华埠，然后四处散卖。”欧尼尔表示，目前警方并没有逮捕嫌犯常坐长巴的负责人，因为无证据显示两者有合作。“但任何运输非法枪支或知情不报的行为也属违法。”警方表示会对一些长巴及快递公司进行调查，防止他们与走私嫌犯合作。 在东百老汇经营纽约往返佛州的长巴公司的经理陈先生22日透露，枪械走私犯利用华人长巴作为交通工具已非首次，华裔业者虽知晓此情况，但很难杜绝。“我们没有权利检查乘客行李，所以无法知晓谁携带了非法物品。”陈先生透露，其长巴从佛州出发，沿I-95高速路途径乔治亚、南卡和北卡，路上经常遇到警察临检，但有时就算查到行李中有非法枪支也很难抓人，因为乘客都是自行将行李放在车侧部的行李舱内，没人会认领被查出藏有违法物品的行李。 “以前还有华人司机在乘客都下车后，发现行李舱内有一袋枪支，吓得赶快报警。”陈先生认为不会有华裔业者为了利益知法犯法，与走私犯合作，但无奈华人巴士以价廉闻名，最容易成为常年往返两州间的走私犯的交通工具。“我们愿意配合警方的临检，只希望这些调查不会令客人对华人长巴印象打折扣，让我们背走私犯的黑锅。” 六名跨州走私枪支嫌犯在纽约被起诉。（记者高梦梓/摄影） 华埠长巴成为不少跨州走私枪支嫌犯的运输工具。（记者高梦梓/摄影） 华埠长巴成为不少跨州走私枪支嫌犯的运输工具。（记者高梦梓/摄影） 万斯(右四)与欧尼尔(右三)宣布起诉六名跨州走私枪支嫌犯。（记者高梦梓/摄影）   万斯(右二)与欧尼尔(右三)宣布起诉六名跨州走私枪支嫌犯。  

本月13日4名中国偷渡客藏匿在轿车后备箱，非法入境美墨边境时被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查获的消息，引发了中美两国读者对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剧增现象的高度关注。为此，记者联系了CBP媒体部，请他们就这一现象作出详细介绍。 偷渡美墨边境被抓的中国非法移民。（CBP提供） CBP媒体部主任海特雷格（Daniel Hetlage）表示，2016年仅在圣地亚哥边境一段就有8000多名偷渡客被捕，比2015年增加了225%，这8000多偷渡客中大约有10%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而2014年CBP只抓到48名中国偷渡客，2013年更是少到只有8人。 圣地亚哥CBP发言人李文迪（Wendi Lee）表示，偷渡美国是个暴利行业，蛇头向偷渡者每人收取5至7万美元，如果想要深入美国腹地更远的地方，收费会更高。“过去中国非法移民可能采用坐船等别的办法进入美国，所以之前在美墨边境看不到几个中国偷渡客，但从2016年下半年起，尤其是川普上台至今这段时间，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客明显增多，已引起CBP的高度重视。” 企图翻越铁丝网进入美国的墨裔小女孩被CBP巡逻队逮个正着。（CBP提供） 李文迪表示，以前的偷渡客多是墨西哥人，但近年来墨裔偷渡客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入境者，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人增幅最大。这些人经由南美国家进入墨西哥，因为很容易获得这些国家的签证，有些国家甚至免签。 CBP圣地亚哥分局负责人赫南德兹介绍说，中国籍非法移民来美的途径近2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搭船偷渡的方式逐渐减少，通过合法方式入境美国逾期居留者越来越多。自从川普当选声称要修建一条美墨边境的“万里长城”后，从这里偷渡的人潮顿时暴增，很明显这些偷渡客是怕“长城”建好后再没机会了。 据介绍，那些成功入境美国的偷渡者被带到安全地方后，人蛇让偷渡客打手机向国内家人报平安，之后立即派人到偷渡客在中美两国的亲属家中收取服务费。然后，这些偷渡客便乘坐巴士前往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去追寻各自的“美国梦”。 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4月有一个路人发现一群年轻男子走在加州94号公路上形迹可疑，于是向CBP巡逻队举报，执法人员随即逮捕到7名中国籍偷渡客。经调查，这些偷渡客都是在跨国犯罪组织的掩护与配合下实施偷渡的。 赫南德兹介绍说，美国与墨西哥有长达3141公里的边界，美国的4个州与墨西哥的6个州接壤。边界线两边有都有城市、山地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偷渡客一般都是翻山越岭或在沙漠中跋涉越境。而蒂华纳边境是偷渡最活跃的地区，因为从这里偷渡能很快混入美国社区。CBP巡逻队在这里驾驶越野车、或骑马、或步行巡逻，对偷渡者严加防范。 德州CBP发言人莫兰表示，德州边界地区由于没有设置障碍物和防护屏障，致使这里的偷渡十分猖獗，偷渡者或借助汽车轮胎或游泳泅渡到美国河岸。在墨西哥一侧，常可看到蛇头开着多功能车来到边界河边，一些人从车上走下开始过河偷渡，他们把个人物品顶在头上，朝着美国一侧趟水过河，一上岸就有蛇头接应把他们用车拉走。2016从德州偷渡的人数比2015年增加了95%，多达7.7万人，其中无人陪伴小孩就有5.9万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川普上台后开始施行强硬移民政策，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加强了在各地对无证移民的抓捕及递解行动，甚至不定期在国内航班出口查验移民身份。根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应雪城大学TRAC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执法数据，从川普上任至2月底，执法人员对至少11,040人施行了逮捕并开启法律递解程序。在中国籍的无证移民方面，面临递解程序的人数从去年10月至今已达1,867人。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抓捕无证移民 来源：ICE 对于无证移民的抓捕及递解行动的执法趋势仅开始于两个月前，因此目前尚缺乏全面的数据，但根据ICE目前公布的数据，执法人员明显加强了对无证移民的逮捕力度，被捕后均迅速送至移民法庭开启听证及递解程序。 图为无证移民未收押比例在川普上台后降至最低——20%,80%被押。(TRAC) 根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应雪城大学TRAC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执法数据，从川普上任至2月底，执法人员对至少11,040人施行了逮捕并开启法律递解程序。而与以往不同的，这些递解程序开启时，多数人(80%)处于被收押状态，而不是以往允许回家等待传票。 川普就职后收押比例升至80% 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财年至川普上任前，无证人士在被执法人员发现后，基本采取逐年宽松的政策，即当场被收押的比例逐年降低，数字从2012年的66%逐年下降为61%、49%、49%、43%，但自2017年年初开始，这一趋势被扭转，收押的比例在今年1月1日-20日为54%，而自川普就职后，这一比例骤升至80%。上述数据均不包括没有出庭而直接被遣返者。同时，加州、得州、纽约居于被捕人数的前三位，其中加州被捕者增幅最大。 而回顾过去几年，2012-2016财年全美面临递解的移民总人数为1,116,370人，外加自去年10月至今年1月20日的新财年的人数57,233人。而川普上任后面临递解者为11,040人 —— 由于移民被捕后和法庭数据录入通常有滞后，因此这一数字仅为初步数据。而这一数据显示被递解的人数较前几年同期尚无大幅增加，只是执法人员对无证者已不再采取允许其回家候审的宽松政策，而是当场逮捕收押。 在面临递解的原因中，多数均为逾期居留或没有合法身份证明，而犯有重罪者比例并不高，在2012财年比例为4.2%，2016年财年这一比例为2.2%。 中国籍临递解者排前五名 此外，在中国籍的无证移民方面，面临递解程序的人数过去几年几乎稳定排在前五名，即排在墨西哥、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后，自2012财年至今的人数分别为10,222人、7,195人、7,405人、6,000人、5,171人，1,867人(去年10月至今)，其中543人是在川普上台后被捕。 洛市市长签署行政指令 加大对移民保护力度 在贾希提市长周二（21日）签署了一份行政指令后，洛杉矶官方承诺不会对联邦移民官员提供帮助。 洛杉矶警局一直以来都奉行不要询问市民移民身份的政策，现在洛杉矶市消防局和洛杉矶机场警方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 20号行政指令还会对那些待在城市设施里的居民的信息保密。 贾希提说：“洛杉矶市不会询问有关你从哪里来，说什么语言，是否信上帝等问题，我们会尽力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自2014年以来，除非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洛杉矶警局不再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相关的帮助。 联邦政府曾说，将会削减那些不合作的城市和机构的经费。 洛杉矶警察局长查理·贝克（Charlie Beck）说：“在洛杉矶，我们不在乎你的肤色，你的父母来自那里或者你说什么语言，我们都会一视同仁提供服务。” 贝克还说，在拉丁裔社区，家庭暴力案件已经下降了10%，而性侵犯案件也下降了25%。 不过他也承认，这些变化与对移民身份的恐慌没有直接关系。市长则说，洛杉矶市的青少年中心、图书馆和公园的登记人数也在变少。 贾希提说：“我们认为，很多本地的家庭开始将孩子限制在家中，或者让他们躲开执法和维护公众安全的官员，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的移民身份会带来麻烦。” 城市官员说，他们保护市民最好的武器是提供明确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努力告知移民社区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原因。

罹患食道癌的65岁华裔老者林存熙的小儿子22日再次前去广州美领馆申请签证时又被拒，得知消息后一直靠着坚强意志苦撑着，等着小儿子来美和自己见上一面的林存熙当天溘然长逝。针对近来不断有求助的华裔同胞远在中国亲友被拒签的状况，美国亚总会主席陈善庄表示，川普上台后实施的严苛移民政策已经显现，令该会今年协助遭遇困苦的乡亲申请签证的成功率已从之前的95%下降至50%。 65岁华裔老者林存熙，四年前由在纽约的大儿子从福建连江申请来美。谁知，去年8月他不幸被诊断罹患了食道癌，之后他接受了几次手术，也被医生两次下病危通知，但一直惦念着家乡小儿子的他，却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力熬了下来。 眼看着父亲的生命已经倒计时，本月初林存熙的大儿子向美国亚总会求助，希望能让家乡的弟弟来美与父亲见上一面。为此，林存熙的小儿子林仁楷于本月14日前去广州美领馆申请签证，却被拒。 一心想来美与父亲见上人生最后一面的林仁楷和美国亚总会没有放弃努力，又安排林仁楷于22日再次前去美领馆面签，但依旧被拒。据悉，早已在医院重症监视室的病床上气弱游丝的林存熙当天听到小儿又被拒的消息后溘然长逝，留下悲痛欲绝的家人。 对于林存熙的小儿子再被拒，亚总会主席陈善庄表示，22日林存熙的小儿子再次前去广州美领馆申请签证时被领事馆拷问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直围绕的一个问题就是询问他在纽约的哥哥当年是怎么到美国的。在林仁楷回答说不知道哥哥当年是如何到达美国后，领事官认为他没有说实话，因此当场拒绝了他的申请。 陈善庄还表示，相信林仁楷先后两次被拒的原因，也和川普上台实施收紧的移民政策有关。据陈善庄介绍，亚总会今年先后帮助了6名因生活遭遇突变而希望让家乡的亲人获得签证来美的同胞，但到目前为止成功率只有50%，像在马里兰餐馆中被非裔同事枪杀的陈进父母，也是先后两次申请签证被拒。在之前奥巴马执政时，该会帮助乡亲申请来美签证的成功率达到95%。 陈善庄指出，自川普上台后，遭遇生活突变而求助的乡亲能拿到签证的明显难多了，对于没有亲人在这边的病亡者，其亲友申请签证时还能得到美领馆的同情。但对于这边有亲人的，像陈进和林存熙案，均是在美有直系亲人，今年以来这些人的亲友申请来美签证时往往得不到美领馆的同情和人道主义帮助，且签证时领事官会更多地对申请人已在美亲属当年通过何种途径来美而加强盘问，这些都是川普实施的严苛移民政策在发酵。

根据日前加拿大联邦法院审理的资料显示，一名来自中国的华裔男子，在担保母亲和姐姐移民时提供了虚假资料，虽然两名亲属一度获得了加拿大身份，但后来移民部查出了他作假的事实，还是将他们取消身份遣返回国；而之前经华裔无牌移民顾问，大规模伪造申请文件而取得身份的上千名中国移民，即使已经获得加拿大身份多年，也都面临着身份取消和遣返的下场。 据加国法院近日审理的一宗案件，一名华裔男子担保母亲和姐姐移民的时候，资料造假，虽然两名亲属获得了加拿大身份，但之后移民部发现了申请移民文件作假。尽管此人和亲属都已移民加拿大9年和2年，但移民部仍然取消了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遣返回国。 此案当事人是一名唐姓男子，2006年5月以配偶团聚移民的身份登陆加拿大，获得加国永久居民身份，但一年多以后，该男子与担保人离婚。2007年10月，他自己作为担保人，开始为母亲和姐姐申请家庭团聚类移民，2013年1月申请通过，母亲和姐姐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在2015年，移民部发现唐某在担保家人的移民申请中夸大自己的收入，并伪造工作记录。 日前移民部以法院判决申请移民过程中虚假陈述为由，取消了唐某及其母亲和姐姐的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边境局对这三人签发了遣返令。但唐某表示不服，向移民及难民上诉庭提出司法复核，声称他不能被遣返中国。理由是，他离婚后，和新的女友产下一子，孩子现年只有两岁，而女友身体不好不能照顾儿子，唐某提出以同情与人道主义原因，继续留在加国。 唐某向联邦法庭称，他在担保申请的文件中造假程度比较轻微，这因素不应超过他所提出的人道因素。但上诉庭认为虚假陈述是性质非常严重的行为，损害了加拿大移民制度的严肃性，日前联邦法官做出判决，否定了唐某司法复核的请求，边境部门的遣返令有效。 而之前大温哥华地区爆发了加拿大规模最大的移民诈骗案。华裔无牌移民顾问王迅，多年来大规模伪造申请文件，帮1200多名申请人骗取了加拿大移民身份。这宗移民诈欺案，不论涉案人数、造假规模和涉案金额之大，在加拿大都是史无前例。王迅在去年底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90万加元。王迅之后提出上诉，已遭到驳回。 而在他帮助之下以虚假文件获得移民身份的1200多名客户，即使已经获得加拿大身份多年，也都陆续面临着身份取消和遣返回国的命运。资深律师William林表示：“联邦政府如果有给任何人公民的身份以后，再发现说这个人有诈欺的行为、或者有犯法的行为，跟申请的过程有关系的话，那么联邦政府有权力来取消他加拿大的身份，不管是移民也好、公民也好都可以被取消。”

来加拿大后第一次回国，大概是从飞机上的一句“hot chocolate"开始真正意识到的，说了三次，美丽的空姐连问了三个“什么？”，旁边坐的可爱的小妹妹也对我和空姐的对话一脸懵逼， 突然惊醒，妈的，说中文！！ 我确定这样无形中……智障……了的不止我一个上次在朋友圈就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她回国后买咖啡身不由己的就蹦出了一句“double double” 总的来说就是，出国留学的每个孩子都经历了第一次回国，第二次回国，以及之后的很多次回国这篇文章，旨在基于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大胆的猜测，留学生回国的一系列反应 首先，从下了飞机开始……虽然听起来有点的没话找话的感觉，但是从出了机场坐上车回家后，隔一会就要说一句“这条高速没怎么变啊”，“还是老样子啊“其实变没变也没看得那么仔细，以前的样子也有些模糊了，大概只是为了应一下自己久别归乡的景况且不过也就大半年，能怎么变 其次，是到家了……老想去翻翻以前的东西。当然，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翻翻以前的书柜，以前的抽屉，看看以前的教科书，以前的明信片感叹一下自己书怎么读的越来越少了，中文怎么写的越来越丑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吃喝玩乐的日子不由自主的就活在加国的时区里面，一到下午有国内小伙伴给我发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这么晚了她怎么还不睡”巧的是，有一次下午我给一个小伙伴发消息，她说她第一反应也是，我怎么还不睡 对于那些没见面的国内小伙伴，总觉得我们依然还有12个小时的时差 然后，总觉得看什么都便宜，看什么都好久没吃过了，好久没用过了于是什么都想买，成双成对的买加拿大的小伙伴大概也太久没用过国内的东西了，一听我要回国了，要了地址，早早就开始刷着淘宝，思考要买些什么于是回国后就开始了隔两天收一个快递，隔两天收一个快递的日子 最后，就是最明显的回国综合症……饮食，气候这些差异都不足以挂齿了重要的是，回国前前后后完完整整没有丝毫水分的颓废了一个月作为一个在飞机上睡到不需要倒时差的人，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其实一直都是会间歇性偷懒颓废的人，偶尔偷懒一个星期也特别正常，但是这次颓废周期格外的长，无法接受的长…回国前雀跃兴奋，想着该做的事从国内回来后又做回加国后还沉浸在国内每天吃喝玩乐的日子，什么都不想做关键是在学期中间回国，伤害值可以直接X2了 如何抱着期待开心的心情来的加拿大，就如何抱着相似的心情回国，再抱着一颗放飞的心回来继续学习考试…但从帕尔森机场起飞的时候，想着如果这一回国就再也不回来了，又突然有些不舍，矛盾又贪心… 大家回国后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住家保母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比例最高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14年的年底，超过21%的海外临时劳工获取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分。其中，住家保母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比例最高，达56%。 　　在过往10年内，住家保母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比例更高，达83%。 　　加拿大统计局的上述研究报告还指出，能够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临时居民的人数，自2010年初以来翻了3倍，超过50万人。然而，拥有高技能的海外临时劳工所占比例大幅减少，从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的67%，减少至本世纪初后期的40%。 　　联邦政府在近年来还推出了包括加拿大经验移民、省提民计划等在内的多项移民计划，让那些在加国接受教育以及拥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移民申请人从中受惠。 　　统计数据还显示，海外临时劳工完成过渡成为永久居民的比例，根据他们所属的类别而有所不同，其中，住家保母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比例最高。但在过往10年内，住家保母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比例，也从83%降低至56%。 　　而在其他的类别，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抵加、低技能的海外临时劳工，成为永久居民的比例为31%。相比之下，高技能的海外临时劳工成为永久居民的比例只有23%。 　　研究报告还发现，自不发达国家的临时劳工并不倾向于寻求在加拿大成为永久居民，例如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海外临时劳工，他们完成过渡成为永久居民的比例，远远低于来自菲律宾、印度和中国的临时劳工。 　　上述报告是首次针对加拿大吸纳和保留海外临时劳工的全国性政策开展研究。 　　在前联邦保守党政府执政时，加拿大的移民体系已发生了变化，转向于吸纳海外临时劳工成为永久居民，这些海外临时劳工最初来到加拿大是为了满足本地劳工市场的需求。上述模式与过往采取的"兴建国家"的模式截然不同，后者是让海外移民在抵加后立即成为永久居民。 　　前联邦保守党政府对移民体系进行上述改革，是为了确保新移民的就业能力以及解决海外移民无法在本地发挥专业所长的问题。 　　然而，上述变革也引发了担忧，那就是制造了两个体系，因为海外临时劳工无法与移民一样获得同样的保护，他们为了获取移民身分，不得不忍受被虐待和被剥削的工作环境。

加拿大统计局周三(3月22日)公布报告显示，加拿大移民制度日益倾向临时外劳，加拿大以前挑选移民，多是在国外挑选，按学历、语言能力、职业、工作经验等挑选经济移民。现在，加拿大更喜欢从已经在加拿大工作的外国人中挑选移民，比如发展最快的加拿大经验类别计划(CEC)，都是从外劳(包括持工签的留学毕业生)中选移民。这份政府分析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 以前加拿大移民采用的是建国模式，即一落地加拿大就成永久居民。前保守党政府后来进行改革，根据劳工市场需求向外国人发放临时外劳工签，以此引入临时外劳，这一改革目的是确保新移民来了就有工作，避免再出现博士只能开出租这一现象。但有人担心这一做法会造成2级就业问题，使得外劳得不到本土工人同等保护，易被雇主盘剥。 1990年代中期，最终获得永居身份的临时外劳占所有临时外劳的9%，到2014年底这一比例已飙升至21%，相当于每5名临时外劳中就有1人成为永久居民。 《多伦多星报》报导，联邦即将公布的预算案，估计会对现有临时外劳计划进行进一步修订。数据显示，自2010年代起，国内外劳(包括临时外劳和大企业外国员工)人数翻了3倍至50多万，超过每年26万移民引入配额。其中，高技能外劳比例却自1990年代末的67%降至2000年代末的仅40%。 外劳成为移民的数量会更多 国际流动计划的工签有效期只有一年，不需要加拿大雇主支持，但不能续签。临时外劳的工签需要雇主支持，需要通过劳工市场评估才可获得，但可以续签。多伦多资深移民顾问黄国为称，持国际流动计划工签的人，工作满一年后如果条件符合，也可以申请移民。但移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临时外劳，包括毕业后拿到工签的留学生，还有住家保姆，他们中有更多人符合移民条件。 渥太华此前改革中，陆续推出加拿大经验移民类(CEC)和省提名类(PNP)，倾向于引入有加拿大教育和工作经验的移民，其中外劳因加拿大工作经验占了极大便宜。 低技能与发展中国家外劳申请永居比例高 批评人士表示，对于临时外劳来说，仍有高达79%的人难以申请永居身份。外劳争取改善联盟(MWAC)负责人Chris Ramsaroop说，加拿大外劳政策就像个旋转门，需要时候就开门，不需要时候就关门。要解决目前这一不人道和欠公正的制度，政府应为所有移民提供同等机会，为所有登陆的移民提供永居身份。 不同工种差别很大。如住家保姆申请永居身份成功率过去10年中虽从最初的83%降至56%，但在所有工种中比例仍最高。 抵加的低技能外劳中，31%成功转永居身份，同类高技能外劳中，这一比例仅23%，比例最低的是农业季节外劳，不到3%成功转永居身份。 数据还显示，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等欠发达中国家临时外劳，更有可能申请永居身份，英美法日等发达国家临时外劳，申请永居身份比例较低。5名低技能外劳中有4人通过省提名计划获得永居身份，远远高于高技能外劳的38%这一比例。对于农业外劳来说，移民加拿大唯一途径是和加拿大人结婚。

因涉嫌在中国欺诈上亿人民币被中国通缉的疑犯沈士渊(Shiyuan Shen)在潜逃北美15年后，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法律程序，最后的难民申请被拒，这意味着他面临遣返的境地。 据CBC报道，联邦法院昨日公布裁决，法官Simon Fothergill表示，沈士渊称政府隐瞒资料，联邦政府辩护指公开保密文件内容可能影响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并有损加国的国际合作声誉。法官认为相关保密资料仅为沈士渊案提供小量额外证据，即使没有这些资料，沈士渊的代表律师也具备良好的条件抗辩。因此裁定政府有权保密部分资料，驳回沈士渊的要求。 据报道，沈士渊早年在中国从事钢铁生意，2002年从中国到美国，住在纽约市。不久，中国当局对他提出欺诈指控。2007年，沈士渊来到加拿大，定居温哥华。他与一名加拿大公民结婚，并做起了厨柜生意。沈士渊之后提出配偶担保移民申请，但在申请后不久，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以怀疑他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为由将他拘捕。沈士渊随后提出难民申请，理由是中国当局的指控有政治目的。 沈士渊在加拿大结婚并生有一女儿 2014年，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局的难民保护处(RPD)对沈的难民申请展开聆讯，聆讯中，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干预此案，认为在加拿大以外犯下严重的非政治罪行的人，不能得到难民保护。有关证据来自中国公安部，称有理由相信沈士渊在中国犯有欺诈罪。 由于中加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新任中国大使卢沙野在不久前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方非常愿意同加方商谈并签署引渡条约，但目前还未启动，可能加方还有一些顾虑。我们希望同加方在司法、执法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包括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各种犯罪，让任何违反法律的罪犯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藏身之地。 杜鲁多总理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曾表示，加拿大对于有死刑的国家引渡合作非常谨慎，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包括在内。不过他说加拿大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有明确的时间表。 只要钱还在，沈士渊就可以多赖几年 在沈士渊之前，另一个难民申请被拒的中国通缉犯程慕阳至今仍在走加拿大的司法程序。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只要程慕阳请得起律师，他就可以利用加拿大的法律程序赖下去，而程慕阳恰恰就是个身家过亿的富豪，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沈士渊也完全可以沿这条路走下去。 2015年7月15日，温尼伯法院做出裁决，判定程慕阳司法复审案获胜，其难民申请将被发回加拿大难民署予以重新考虑和决定。联邦法院法官Yvan Roy不满移民及难民局(IRB)未能验证中国法庭证据的真实性就已接受中国的法庭提供指程涉及不法活动的证据，因此接受其司法覆核申请，并给予程重审机会。法官说中国的指控在加拿大不算数。 加拿大司法程序运转缓慢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有财力、精力反复申诉，就会进入俗称的“法律死循环”：1999年入境的赖昌星2005年难民申请被拒，同年进入遣返程序，直到2011年7月才遣返成功，“走程序”走了6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