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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东选区示意图。加拿大选举局网页 由今日开始，本报将陆续介绍温哥华、列治文和本拿比等10个联邦选区，让读者更了解各选区资料，首先介绍温哥华东(Vancouver East)与温哥华南(Vancouver South)两个选区。 温哥华东选区于1933年由当时的温哥华南(Vancouver South)与温哥华-布拉德(Vancouver-Burrard)两选区合并而成，2012年选区重新划界，温哥华东选区范围没受影响。该选区是本国最贫穷的选区，按2010年的资料显示，选区内的个人收入中位数只有24,374元。 温哥华东选区是联邦新民主党(NDP)于全国最强的选区，历届大选，其候选人只曾在1974年与1993年落败，两次大选均败给自由党，但自由党候选人都不能在下一届大选中连任，席位又重返NDP手上。保守党方面，从未在此选区获得超过20%选票。 温哥华东选区范围包括温市中心东端(Downdown Eastside)、快乐山(Mount Pleasant)、格兰维-伍德兰(Grandview-Woodland)和喜士定-日出(Hastings-Sunrise)等区域，其中包括华埠与市中心东端，选区总面积达21.53平方公里。 人口逾11万 选民约9.2万 按2016年的人囗普查资料显示，该选区人口逾11万，上届大选时的选民约9.2万名。 族裔分布方面，按现有人口普查的数据，区内欧裔有超过6.1万人，比率占56.2%，是最大的族裔群体，其次是华裔和原住民，分别占22.1%及6%。 温哥华东选区以工业与劳工阶层居民为主，选区的居民中，移民占42%；此外，选区内有63%居民为租户、37%拥有自己物业；25岁以上居民中有两成四持有大学学位或证书；55.1%居民没有宗教连系。 区内行业方面，该处主要以制造、旅游、住宿和餐饮业为职位来源；家庭平均收入超过6.1万元，失业率约7.7%。 该区近年受毒品问题困扰，令各级政府要推出多项措施应对。 上届大选由联邦新民主党(NDP)的关慧贞(Jenny Kwan)以52.6%得票率胜出，她在本届大选角逐连任。 温哥华东选区在上届联邦大选的投票率是61.1%。 角逐该区议席的候选人除NDP的关慧贞外，还有保守党的Mauro Francis、自由党的Josh Vander Vies、人民党的Karin Litzcke、绿党的Cheryl Matthew、自由意志党的Golok Buday、犀牛党的Derek Macdonald及共产党的Natasha Hale。

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形势越来越胶着，曾经民调大幅领先的自由党不仅优势消失，甚至在个别民调中还被最大对手保守党超越。像以往一样，越是到了选举的紧张关头，偏离跑道的选举手段也越有可能出现，在这方面一马当先的正是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Freeland)女士。 8月22日方副总理发推称：保守党党领奥图尔会将私人和营利性的医疗系统带到加拿大。方慧兰把奥图尔一年多前竞选党领时的发言略去要点、掐头去尾、精心剪辑泡制了一个奥图尔是私营医疗倡导者的视频，以此攻击他的坚持公营医疗系统的立场。由于方慧兰推文中的视频有太过明显的编辑篡改痕迹，被网民大量投诉后，推特经过审查发出警告，将此推标签为“被操纵媒体”(manipulated media）。 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方慧兰应该知道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必须求真、求实，她虽然早已不是记者了，但准确引用发言材料还是最起码的要求。作为副总理又是财政部长，还曾经是国际记者的方慧兰本不应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她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其原因无非就是现在的民调离杜鲁多追求多数政府的梦想越来越远，方慧兰因此大失方寸、胡乱出招了。 与方慧兰副总理的举动相类似，在这次大选中，我们华人社区也有人因为自由党选情不佳而沤心沥血、编谣传谣。日前在多伦多某中文小网上，出现了一篇没有作者名字的攻击保守党党领奥图尔是加拿大特朗普的文章。此文不讲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复苏、债务负担、环境保护、医疗健保等问题，也不提在第四波疫情中选举怎么做足防范，却洋洋洒洒用了大量篇幅写了很多加拿大选民不关心的哪位党领对华人祖籍国好不好的问题。为了加强文章蛊惑华人、煽动拉票的效果，这位匿名作者还臆想创作了：如果奥图尔上台，他将会禁用微信的谣言。 在加拿大竞选中，各党政策上的互相攻击一直都有，但绝大多数政党、政客还是会恪守底线，尽量避免为了选举而无中生有杜撰故事。翻开奥图尔的从政记录，他没有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表示过要在加拿大禁用微信，也没有认同过其他国家禁微信的举措。实在不知那个华文网站匿名文章作者的造谣灵感究竟来自何处？如果他(她)觉得美国特朗普曾经要求禁微信，现在奥图尔被他加冕为加国特朗普了，所以也应该安上这条禁微信罪名，那么这位作者就真的脑抽筋得太严重了！ 戈培尔曾经讲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目前此文的浏览量已经过万，有关奥图尔要禁微信的谎言会不会因此变成真理呢？但凡有正常思维的华人都对此付之一笑。 与往年历次联邦大选不同，今年的大选是在第四波新冠疫情的威胁之下，在绝大多数选民不想选举的情况中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杜鲁多总理出现了民意下滑。这个时候作为自由党的助选团队应该加强正面宣传，比较各党政纲的利弊，而不是用低劣手段编谣、传谣攻击对手拉选票。这样做不仅帮不了总理大人，反而给他个人及自由党再度抹黑，让他的民意下滑更快。 加拿大选举关注的就是内政，经历了严重的疫情和哀退，目前的国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什么经济发展、巨额债务、气候环保、医疗保健、昂贵住房等几箩筐问题函待解决。这个时候有人不讨论正题，却在中文网竖立一个加拿大特朗普的靶子、还编写禁微信的谣言挑拨煽动，华人参政议政发展到如此地步，实在有损社区形象，丢人丢到了家！ 华人在加拿大参政的历史不算短了，杰出的华裔政治人物也不少见，但是与其他族裔社区相比，华人的参政成绩还不尽如人意。每到大选时总有不规矩的助选事件发生，诸如拔对方选举牌，煽动族裔情绪、大打外国牌、编谣传谣等等。今年大选国内议题尤其多，为什么还有反对党党领要禁微信的谣言出现？说穿了就是因为执政党选情看跌，有人开始发急、不顾一切蛮干了！   本文来自读者投稿，不代表本网立场  

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加拿大各行各业深受打击，数百万人被迫失业，经济一蹶不振，直至各省相继解封，才稍微有些起色。 在众多经济领域中，唯一“逆风而行”的，就是加拿大房市，销售数量不减、房价一升再升，不少华人都希望搭上顺风车，却也有许多人因意外赔了个精光。 家住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华裔男性居民周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不仅家里遭受巨变，至亲接连病倒、自己受伤失业，就连准备入手的房子，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烟雾！ 更令人心塞的是，他近日还被法庭判向开发商赔31万加元！ 2017年4月份，周先生在安大略省奥沙瓦市Park Ridge小区一片500间住宅的楼盘中找到了心仪的房子，并与开发商Tribute签署合同，买下一栋独立屋的楼花，成交价为109.999万加元，交屋日定在了2019年9月17日。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先生有2天的时间，请律师审查所有合约条款。若律师有异议或周先生无法按时按揭，这份合约将不会开始生效。 周先生的律师表示没有问题，银行按揭也已拿到，合同开始生效。 一开始，事情进展地特别顺利。周先生先支付了11万元的押金，并在2017年10月4日至7月8日期间，要求物业对房屋进行多项升级改造工作，总成本50125元。 开放商还特别为周先生打了折，只收取46641.26元，而周先生也同意，并事先支付了7000多元部分费用。 谁知道，买房这件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周先生正式签约的几天前，安大略省政府颁布一项新令——在大多伦多地区实施15%的非居民投机税（NRST），遏制飞涨的房价。 这项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当地房市，几乎是一夜之间，房价开始迅速下滑，周先生的房子还没到手也跟着贬值。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就在2019年1月份，也就是交房前的8个月，周先生的父亲罹患癌症，不幸去世； 同年5月，周先生在装修房屋时弄伤了手，无法正常工作，进而遭到解雇失业； 随后，周先生前妻和儿子相继病倒，需要住院治疗，需要大笔费用；不仅如此，就在这时，周先生远在中国的母亲也因为摔倒需要治疗。 种种不幸，接连发生在周先生的身上，将其压倒。 原本要帮他买房的父亲去世，自己又失去了生活来源，家人接连生病需要钱，买房这件事毫无疑问地被搁置了。事实上，周先生也无力支付剩下的费用了。 然而，购房合同签了就是签了，开始生效。 2019年3、4月份，周先生向开发商提出请求，因为他面临经济困难，还拿不到按揭贷款，希望他们能够降价卖楼，遭到拒绝。 但作为赚钱之上的开放商，他们也不希望就此流失掉一笔交易，提出向周先生放贷的建议，前提是周先生必须将首付金额提高至成交价的25%。 结果，周先生还是没能在交房日完成付款，反而要求开发商解除合约，并退还部分押金。 他表示，在经历了种种不幸之后，自己实在是买不起百万的大宅，但是可以改购同一开发商的2居室公寓单位。如果开放商不愿意，就要求退还一般押金，也就是5.5万加元。 被逼无奈，开发商只好先将这栋住宅在内部挂牌销售，但由于当时房市正值低迷期，叫价只有82.9万。 2019年12月16日，这栋房屋才被最终售出，成交价81.5万，比最初的合约价低了许多。专业地产评估师表示，这栋大宅在成交日的市价为80万元。 开发商气不过，一纸将周先生告上了法庭。 法庭虽然也同情周先生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但房屋合约签了就必须执行。周先生在交屋日既没有支付余款，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表明自己的处境。 最终，周先生被判必须赔付开发商中间差价和利息，加上装修升级等七七八八其余的费用，共31.61万加元。 买房乃人生大事，生老病死也是无法预料之事，希望周先生能够顺利渡过难关，也希望所有正在或打算买房的华人可以顺利买下自己心仪的房子。

植梅与哥哥植接班。（植梅提供）照片：RADIO-CANADA 回想这三十年，人生的无常，让我更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感觉那些经历的灾难让我内心更打开，更有一颗慈悲的心。 移民故事·本期嘉宾： 植梅，出生于70年代的成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1997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中国画教师。去年，疫情开始后，她以远程视频教学给当地学生，包括一些艺术家，教授中国写意画，工笔山水花鸟等等。 植梅：从小就喜欢安静滴作画 “说说我小时候。我爸爸是个艺术家，是个画家，也是教师。所以，对我有很大影响，而且可以说，我从很小的时候，绘画的天分就显示出来了，就是偏科。 那时候，正是文革，我父亲被发配到了一个小县城，他要上课，他就把我放在他讲台下的一个框子里。扔张纸和一支笔，我就在里面安静画画。   等课上完了，学生们就看到一个小孩儿从里面钻出来。 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也不大出去玩。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通过了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的考试，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当时，有几千人考试，还是挺吓人的，最后只收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我还是很幸运的。 四年附中之后，我考入了中央美院国画系，也是爱上了国画。 中央美院毕业之后，我本来是要留北京的，单位都已经找好了，是徐悲鸿艺术学院，那个时候留北京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哥哥出事了，我就放弃了留北京，回去照顾我哥哥。 植梅的哥哥、小提琴手植接班。（植梅提供）照片：RADIO-CANADA / SUBMITTED BY ZHI MEI 人生转捩点：哥哥受重伤 我哥哥的名字是植接班。 我和我哥哥感情很好，他从小也特别爱护我。而且，他给我的人生带来启迪。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他看的书， 他给我推荐的书，他的思想和他的为人，都对我影响很深。 记得我十二岁，他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傅雷家书》，我一看就喜欢上了。他还会给我写信，告诉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人要坚守一些原则啊，不能太任性啊。 我哥哥是搞音乐的，他是小提琴演奏家。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学习，后来，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他最终回到成都，进入成都的交响乐团，而且，出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副团长了，他是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我记得，他对周围所有的人都非常好。比如剧院里看门的罗大爷，我哥哥会在过年的时候，拿瓶酒去陪他喝两杯 —— 所以，罗大爷到现在，提到我哥哥还是会眼泪汪汪的。 再比如，对我奶奶。我奶奶喜欢听川剧，我哥哥上四川音乐学院的时候，如果有川剧的演出，他就去把我奶奶背去看川剧 —— 那个时候，奶奶已经瘫痪了。俩人很享受看完演出，他再把她背回去。 我哥哥就是这样，他比同龄的人要成熟，他是个自带光的人。当时，从他的外表气质到为人，都很出众的。他受伤的时候才28岁。 所以，我听到他受伤的消息，觉得我可以放弃一切，觉得什么留北京、我的工作都不重要，回到成都。 我哥哥的意外发生在一次演出结束之后。那幢大楼电梯在维修，他走楼梯下去。那时候，国内建筑工地都非常不规范，楼梯也在修，但完全没有标识 —— 它靠外的一边是没有栏杆的。当时也比较黑，他一手提着琴，结果就从29楼掉到了27楼，才被栏杆拦住 —— 但人就昏迷了。 等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哥哥是处于昏迷不醒的阶段，医生诊断他就是个植物人，醒不过来了。 植梅的哥哥、小提琴手植接班。（植梅提供）照片：RADIO-CANADA 这消息对我真的是天崩地陷，对我们家里人都是。 我觉得，我妈妈是非常了不起的，她就守在医院一年，陪伴他，为他按摩，呼唤他。 所以，一年多之后，他奇迹般醒过来了。但醒过来之后，面临更大的挑战，我哥哥一切都要重头开始，从走路、认字开始 —— 等于是一步步用母爱吧，把他救回来了。 我哥哥的能力慢慢恢复，但始终无法恢复到从前了，一直不能自理，需要一个人照顾。 但是，我知道，他的头脑是很清楚的，只是头部负责语言的部分被摔坏了。 我哥哥出事的时候，他妻子怀孕五个月。后来他的女儿爽爽出生。然后在他女儿五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之后，一直是我和我妈妈照顾他。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 决定出国：我的心撕成了两半 后来，我遇到了我先生（一个加拿大人），决定出国。 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哥哥后来一直需要人照顾。 你想，人生中的爱情和自己的哥哥，是个很大的选择。但是，当时有我妈妈的支持和支撑，她让我不要为了这个而放弃。我就来到了蒙特利尔。 植梅的作品。（本人提供）照片：RADIO-CANADA / SUBMITTED BY ZHI MEI 但是，我来到加拿大之后，依然是很挂念他，这么多年，我一直放不下的也是我哥哥，感觉我的心撕成了两半。 很多年，我都是每年有三、四个月在成都，陪伴我哥哥，然后，要回来陪伴家里。 我先生早些年，一直是和我一起回去看望我哥哥的，他非常理解我的状况。后来因为孩子长大要上学，他才没法回去。他是非常善良而有同情心的人，这点我非常感激。 疫情开始之后，我更担心我哥哥了。他现在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前一段医生说，他吞咽能力下降了。再加上疫情期，不许家人探望。 每次视频，他都会问，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啊。 我在这边真是太着急了，只要他有什么状况，坐立不安，晚上也睡不好。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国看望我哥哥。 帮哥哥找回了女儿 五年前，我妈妈去世了。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我哥哥的日历，以前每一年在他女儿爽爽生日的时候，他都在日历上记下：爽爽生日快乐，爸爸爱你，爸爸想你 —— 一直写了十五年。我看得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侄女爽爽跟着她妈妈离开之后，我们是非常挂念她的，但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 我妈妈去世，对哥哥打击很大，他拒绝吃饭，可能就是不想再活着了。 我就想帮哥哥找到女儿，或者会成为他的一个支撑。所以，再次开始寻找爽爽。 过程不是很顺利，用了两年，才终于和她联系上了。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在图书馆，收到她的回音，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童年时代的植梅和哥哥。（植梅提供）照片：RADIO-CANADA / SUBMITTED BY ZHI MEI 爽爽后来随妈妈到了温哥华，那时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告诉她，她爸爸的状况，试探着问，你能不能来看看你爸爸。结果，她放下手边的工作就来了。 我内心其实一直不想打扰她，觉得我和我们家承担这些已经够了，不希望她继续承担。但她是非常有爱心，她的性格和我哥哥很像，是个心中有大爱的人。 我看到她和我哥哥见面拥抱，那情景，特别的感动。 感谢上苍。 我以前一直觉得，对孩子成长，教育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见了爽爽，我要感叹遗传基因的强大 —— 她和我哥哥性格一模一样。 植梅的作品。（本人提供）照片：RADIO-CANADA 三十年：人生无常 回想这三十年，人生无常，让我更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我是个很乐观的人，尽管我个人和我家出了很大的事情，但是，感觉这些灾难让我内心更打开，内心开放，让我更有一颗慈悲的心，去关注别人，因为我们一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毫无回报的帮助我们，让我看到人性更美的一面。 我曾经一度以为，来到加拿大是个错误的选择。但是回想起来，加拿大给了我无数的滋养，这个社会，它的价值观，我的艺术家学生们，我是非常有收获和充实的。 但这个意外最终给我的启迪是，苦难对人生是个财富，让我变得更坚强。它让我更加去探寻人性灵魂的一面，介入更深层次的人生的探讨。 它让我体会到别人无法体会的幸福，人生可能也无所谓得和失吧。 对未来，我希望等孩子长大，我可以回归到我的创作，慢慢作画。我自己很清楚，我离不开绘画，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代表我，可能只有绘画能代表我，最终的出路可能也是由绘画来表达自己和安慰自己。

加拿大虽然有引以为傲的全民医保，但其医疗系统因为其等待时间过长遭到许多人诟病，疫情期间更是因为资源紧缺雪上加霜。在阿尔伯塔省居住的张女士几个月前因胆囊结石发作不得不在疫情中前往医院急诊室。因为对当地医疗条件的不信任、对疫情的担心，以及长期以来坚持“保守治疗”的想法，她一开始顾虑重重，入院后也只是打了止疼针缓解症状。但在病情复发后，她最终在医生的耐心讲解下消除误解，接受了手术并顺利康复。听说加拿大医疗系统效率低，从中国带药 早在来到加拿大之前，张女士就在互联网上看过许多关于加拿大全民免费医疗系统的讨论。很多人都说，急诊的等待时间实在太长了，不是在排队过程中症状消失了，就是在排到自己以前就已经病情加重撒手人寰了。 听了这些故事，张女士在出国时携带了大量的常备药，落地加拿大之后虽然在一位家庭医生处登了记，但平时几乎不去就诊。很多次生病都是咬咬牙，服点药就撑了过去。 然而，今年5月的一天，张女士半夜中从疼痛中惊醒。她说自己“坐也不成，站也不成，各种姿势都没办法缓解疼痛。”但当时疫情正严重，她担心去医院有暴露在新冠病毒中的风险，所以只是在微信群里向朋友咨询病情。 经过群友“指点”，她翻出了热水袋和胃药，却发现从国内带来的胃药已经过期了。她让先生去购买了加拿大常见的胃药，服用之后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疼。 此时，群中一位护士表示，看她的描述不像是普通胃疼，有可能是胆囊结石发作。她这才想起来，之前在国内体检的时候确实检测出胆囊结石，只是从未发作，医生表示可以定期体检观察。 Photo by camilo jimenez on Unsplash 一直“自力更生”的张女士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她想不到有别的办法，只能登陆公共卫生网站查询医院急诊的等待时间，发现普遍都需要3到4个小时。无奈之下，她也只好选择了一个车程较近的医院。 等了四个小时，就为打一剂止疼针 下午两点，张女士来到这家综合医院。在此之前，她只去过家庭医生的小诊所，她感到这种设有急诊的医院看起来才有点国内大医院的样子。医院大堂处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服务台，一看到她，就有一名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过来进行询问是否有新冠症状。 第一次在加拿大看急诊的张女士有点发怵，问工作人员能不能让家属陪同。但工作人员表示，疫情特殊时期，安全起见不允许家属陪同。她更紧张了：“在中国看病，家属都能陪在身边，现在硬要一个人应对实在感觉有点不踏实。” Photo by Irwan iwe on Unsplash 然而腹部的剧痛让她没心情争辩，只想赶快见到医生。当接待的护士开始询问她的症状时，她本以为用英语表达医学词汇的对话会非常困难，但护士把语速放得很慢，表达也很清晰，让她很容易就理解了内容。 此后，一位工作人员打印了她的基本资料，并在她的胳膊上套了一个腕带，便表示可以进入候诊区了。她等待了近一小时才有护士来给她测量血压，并在胳膊上扎了针头抽血。让她惊讶的是，这个针头在诊疗过程中就一直挂在了她的胳膊上，方便后来的工作人员直接注射药物。 又过了三个多小时，当张女士都已经觉得疼痛没有那么难忍的时候，才终于见到了医生。医生表示她有可能是胆囊炎，为她安排了止疼针和超声波检测。 护士动作很快，在之前抽血的针头处直接上药。短短几分钟，疼痛就消失了。到晚上八点，她拿到了超声波的结果，医生证实是胆囊结石，建议手术。医生为她开了转诊单，让她自己打电话安排手术。 张女士心想：“折腾了这么久，最后还是止疼针管用”。 没过几天，“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她就把医生叮嘱要手术的事抛在脑后了。 再进医院，医生讲解后同意做手术 两个星期后，张女士再次感到胃痛。晚上九点半，她直奔医院找到护士解释情况。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两小时内她就打上了止疼针。 等待其他检测报告时，医生特意来跟她表示，这种一个月内反复发作两次的病情，之后也会继续发作，建议她直接留下来等待胆囊结石切除手术。 再次听到要做手术，张女士担心起来。她说：“我之前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都是抗一抗就好了，一直以来我也坚信能不动手术还是尽量不动手术。之后有机会我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中医，说不定开些中药调养下就好了。” 可是病情并未减轻。一个周末后，周一凌晨五点，张女士再次从剧烈的疼痛中惊醒。这次连护士都认识她了，更迅速地安排了止疼针和超声波。医生再次建议她留下来等待手术，她仍犹豫不决。 周一中午，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来询问了她的病历，并问她为什么不想做手术，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张女士表示，一来是害怕手术风险，二来她还是更倾向保守治疗。实习医生请来了手术医生为她讲解。 这位女医生耐心地向张女士解释，这是一个低风险的手术，其他的治疗方案都有复发的风险。她还特意从手机里找出微创手术的图片，表示就是打三个小洞而已，一两个星期就长好了。反复的疼痛，加上女医生令人信服的讲解，让张女士最终签署了手术同意书。 “隔着太平洋，我们做父母的也帮不上忙” 一旦下了决心，张女士盼望赶紧动手术。但直到周一下午六点多，才有护士推着轮椅来接她，询问她的病史。她本以为这是马上就要手术的讯号，结果护士表示，现在要等待医生通知，什么时候有空了才能进行手术。 一夜过去，夜班护士换成了早班护士，周围的病人也换了一波新的，可手术始终遥遥无期。 这期间，张女士和丈夫，以及在国内的家人通了视频电话，告诉他们只是微创手术不必担心。无奈是一家人共有的情绪。张女士疼痛难忍，只能做手术。丈夫没法进医院陪伴妻子，只好在家盯着手机随时等待消息。父母远隔重洋，只能干着急。 她的父母在电话中不无担心地说：“要是没有疫情的话，你还是回国做手术最让我们放心。但现在隔着太平洋，我们做父母也帮不上忙。” 到了周二晚上八点多，护士终于通知她今晚可以手术。临到手术室门口，张女士又开始紧张起来。手术室内的正中间是手术台，头顶是巨大的医用灯具，她有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在护士和麻醉师对话之后，她被套上了一个吸氧罩，很快便失去了意识。 Photo by Arseny Togulev on Unsplash 周三上午醒来，张女士感到腹部还是有疼痛，但比之前明显缓解。护士为她带来了粥、三明治和果汁。张女士很惊讶，她原以为手术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的，反复确认得到了肯定答案后放心吃起来。从周一清晨入院算起，除了周一晚上吃了两块小饼干和一杯果汁，她已经三天没好好进食了。 一位术后医生前来询问她的状况，看了伤口便表示一切正常可以出院。这又让张女士惊讶了，国内手术后一般都得在医院待几天做后续观察，而这里却是“不留人”。此时护士过来，给了她一份非常详尽的注意事项清单，同时也为她预约了术后第一周以及术后一个月的两次电话回访。 医生也嘱咐了几句，同时让她不要有太多心理压力。 打破对加拿大医院的偏见和误解 周三中午，在急症室经历了三天两夜的张女士顺利出院。回顾这段经历，她表示虽然等待时间过长让人烦躁，但加拿大医生和护士认真耐心的工作态度让她十分敬佩。她后来还听说其他人预约的胆囊结石手术等待了超过三个月，庆幸起自己当初在急症室听了医生的建议。 她表示：“之前我一直道听途说加拿大医疗系统如何低效，所以哪怕生病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现在亲身经历之后，周一入院周三就能完成手术，我对他们的效率还是挺满意的。” 对于有和她类似顾虑不愿去医院的患者，张女士说：“我去之前也担心沟通不畅、医生效率低、医院有疫情风险这些问题。但经过这次，我发现很多顾虑都是莫须有的。我理解大家疫情期间能少去医院还是尽量少去的想法，但真的有病也不能讳疾忌医。我建议大家接种疫苗后再去公共场所，会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