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对于在美国留学工作的国人无疑这一改变将是雪上加霜。 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享受社会福利难拿绿卡，今年3月流出的移民草案里更有提到收入不达贫困线的250%，则无法获得绿卡批准。 最近，美国的移民专业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日前发布新分析结果，发现美政府通过遵循“公共负担”规则(“Public-charge” Rule)的行政手段，进行事实上的“财务测试”，可能会极大改变未来的合法(亲属)移民格局。 原本有3%的非公民可能面临因为“公共负担”规则而被递解的风险；但根据流出的相关行政令草案，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7%之多。这使得该规则引发极大关注。 MPI分析了这份协议发现，如果拒绝收入或金融资产低于贫困线250%——大约相当于一家四口年收入约6.2万刀的人入籍或取得绿卡！ 按照这个标准，过去5年抵达美国申请绿卡的400万人中，有56%，也就是230万人达不到这个标准。 其中，亚洲移民、拉美美洲移民和非洲移民的数量将减少，而亚裔移民所受负面影响最大。 MPI列出的不符合财务标准的人数排名前15的移民来源国中，中国有大概25.4万人，高居榜首。 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有20.5万。 来自印度的非公民则有13.7万未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在不符合这项标准的人中，有71%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 69%的非洲移民； 52%的亚洲移民未能达到这一门槛； 而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只有36%没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即使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也有40%的人达不到这个门槛！ 这意味着，在美华人，一半以上都会被拒。 这个形势看上去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单身者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标准。其实，按照联邦的贫困线标准，单身只要年收入达到3.1万美元也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年3.1万，平均每个月的收入是2583.3美元。 按照美国的经济情况，在餐馆、按摩店这样的行业打工，只要勤劳吃苦，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有一项新规广受华人关注：凡曾使用公共福利计划的合法移民，其合法移民身分恐被剥夺，并将难以拿到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在美国合法居留的移民，如果个人或家庭成员曾曾享用过奥巴马健保、使用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儿童医疗保险、粮食券(food stamps)、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计划(WIC)以及其他福利计划，其合法移民身份可能被剥夺，申请绿卡时也将面临更大阻力！ 这一政策也是遵循了“公共负担”规则的行政手段。 川普表示，“那些进入我们国家的移民必须至少在5年之后养活自己，并不享受美国的福利。” 该份文件也指出，“获得公共福利的非公民是无法自给自足，并且仰赖美国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源，而非由他们的家人、赞助者或民间组织。” “外国人所接受的公共福利，是由纳税人负担费用，而获得公共福利的机会，可能鼓励外国人移民美国。” 据悉，这个变化是美国合法移民制度的最大变化，并估计可能会有超过2000万移民受到影响！ 并且，这样的规则可以允许政府从“后台”进行，合法移民制度的全面改革，根本无需通过国会批准！政府将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想在美国拿绿卡或是入籍真的越来越难了，反观邻国加拿大，移民政策却越来越宽松。加拿大就真的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公共负担”吗？

  受加拿大《公民法》修订案《C-37法案》限制，一位加籍日裔母亲表示，她在日本生下的两个孩子无法获得本国公民身分。这类加国家庭还有许多，维权人士呼吁改革相关法例。 据CTV News报道，加籍日裔母亲丸山（Vicki Maruyama）的父母为加拿大公民，因此她在香港出生后依然获加国公民身分，随父母搬去亚省爱民顿居住，并在该市长大。 后来她回到日本教英语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却在怀孕八个月时才得知加拿大订立了《C-37法案》，该法案限制了她在日本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该法案2009年通过，规定加拿大公民的子女，如果在海外出生，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分，但如果子女的下一代，又是在海外出生，则不能获得公民身分。 两孩子只能获旅游签证 该法案似乎正是针对丸山的例子。她的父母是加国公民，她虽然在香港出生，但她可以获得加国公民身分，而她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就不能自动获得加国公民身分。 目前丸山的两个孩子，只能凭借旅游签证进出加拿大，在很多方面无法享受等同于公民的福利待遇。例如：旅游签证要求他们定期出境，孩子也无法在亚省公立学校就读，甚至可能不能免费注射疫苗等情况。 丸山表示，自己的子女出生地不在加拿大，却被当成外国人来对待实有不妥。反之，他们只是在日本出生，就已获得日本的公民身分。 丸山已联系联邦保守党前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寻求帮助。然而在加拿大此事并非单独个案，有类似家庭等待逾一年时间，子女的移民申请才获批准。 联邦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也表示，她曾收到大量类似案件的求助，并曾在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以协助该批人士。 她的私人法案在2016年提出，但仍未获通过；如果得不到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该私人法案似乎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维权人士查普曼（Don Chapman）表示，国会应该立法帮助这批“被遗忘的加拿大人”。目前有28万加国公民在外国生活，有些人在外国出生的子女，以后可能依然面对相同问题。

  中国月前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深入实施，中国已开始由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国际移民目的国，海外人员“赴华逐梦”趋势持续上升。洛杉矶地区前些年一度出现放弃绿卡海归故乡重新加入中国籍的风潮，不过现在似乎愈来愈多华人更多考虑中国现状、物价、生活环境等种种因素，对放弃绿卡和美国国籍更加谨慎。不过华人民众也表示，中国允许重新恢复中国国籍，毕竟给侨民更多选择，来去更加自由。 阿罕布拉市来自广州的陈女士表示，十年前她的兄长就是放弃了美国国籍，在退休之后重返家乡广州定居，重新加入中国籍。 陈女士的兄长在中国工作大半辈子，90年代为孩子来美读书，在将近50岁时排到家庭移民，举家连根拔起移民来美。但毕竟是老树挪根，陈先生在美将近十年，备感工作和心理重压，最终在孩子们完成大学之后，告别妻小，独自踏上回国飞机。 陈女士表示，当年她兄长来美时已在中国工作届满15年，所以尽管他离开中国将近十年，最后还是拿到原来单位的退休金，再加上在美十年打工积累的一些资金，最终在广州购一小屋，安度晚年。 “不过我绝对不会走我哥哥的老路”，目前正面临退休和美中之间去留选择的陈女士表示，这些年中国物价飞涨，“我在美国奋斗几十年的积蓄，都不够回国买半个房子”，陈女士表示，她大学之后来美攻读研究生，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美国，“更重要的是出国将近40年，对中国环境的种种不适应，我绝对不可能放弃美国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国公民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且累计居留时间不少于18个月，回中国定居，应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侨务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省级或设区的市级政府侨务机构签发《华侨回国定居证》。华侨本人凭证在拟定居地县级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曾因户籍注销而失去居民身分证的华侨可领取身分证，该证体现了对外籍人士“身分”的认同，定居证在功能上与中国“身分证”接轨，延伸到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社保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过，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经批准取得或恢复中国国籍的，将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我当年出国留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雇主答应办理绿卡，前后折腾11年才变成了美国公民”，钻石吧一位来自上海的电子工程师表示，他奋斗20多年，最近几年才算安居乐业，儿女初成，“美国不仅是我孩子的家，也是我的家了”，他表示，目前比较头疼的是已经年迈的双亲，一年总要来回几趟飞机回大陆看望老人，在大陆停留的时间可以长一点，照顾老人会方便得多。

  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项目昨天进行了最新一轮抽签，3750名申请人获得移民邀请(ITA)，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自今年6月13日以来每一轮抽签获邀的人数都为3750人。 8月22日联邦移民部「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17轮随机抽签，抽签结果显示，共向3750名申请人签发ITA，与前5轮抽签签发ITA数额相同。被抽中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40分，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出现440分最低分情况。 本轮抽签继续采用「中断链接」(Tie-breaking rule)规则，即参与抽签的移民申请人不仅要满足最低移民分数最少要440分，而且必须是在2018年2月21日以前递交移民申请进入「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候选人库(pool)的申请人。 今年以来，联邦移民部透过「快速通道」申请系统基本上保持在每两周进行一轮抽签的节奏，已经向54,700申请人发出了移民邀请，CRS要求始终保持在440分以上。从6月13日以来，每轮抽签签发ITA的数量都是3750。 从本轮抽签的候选人库情况看，截止2018年8月16日，入库候选人总人数为88,215人，主要集中在两个分数段：申请人的移民分数在351分到400分之间的有34,542人，移民分数在401分到450分之间的有29,011人。

据National Post报道，Angus Reid Institute 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加拿大人认为应减少移民数量，支持增加移民数量的加拿大人仅为6%，为1975年以来最低。 据Angus Reid Institute执行总监Shachi Kurl介绍说，这份报告将2018年的统计数据与此前由Gallup和Harris/Decima公司所做的调查数据相比较，以了解这几年加国人民对于移民的态度变化。因此，数据并非完全准确，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今年参加调查的1500人来自Angus Reid论坛。 与2014年相比，认为移民数量应该减少的人数上升了13%,而希望增加的人数则减少了17%，均为历年之最。 The report notes that immigration targets have risen steadily since the 2014 survey, from 260,000 then to 310,000 now. However, immigration as a proportion of the Canadian population has stayed roughly the same since 1975, at between 0.5 per cent and 1 per cent annually. An exception is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hen the percentage of immigrants was well below 0.5 per cent annually. 报告称，从2014年，目标移民数量稳定增长，从26万到31万，但移民占加拿大人口比例却几乎不变，在0.5%与1%之间。 总体而言，过去保守党支持者更倾向于减少移民数量（67%），而自由党与绿党则倾向于增加移民。

  余女士从中国广东移民到旧金山整整十年，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华埠一个不足100平方英尺(约为30.48平方米)的散房。由于夫妻两人收入不稳定，又长时间无法通过抽签获得平价房屋，已经迈入晚年的她惆怅不已。 旧金山这座散房公寓楼只有不足十个炉头，却要满足100多人做饭的需要 余女士所住的这座散房公寓楼有上百个散房单位。她在2009年8月入住时，月租金是480美元，由于有租管条例的限制，十年之后的今天，月租金微涨至570美元，这是让她在寸土寸金的旧金山唯一还感到可以接受的地方。 然而，周边几个散房公寓已经换过不少房客，面积几乎一样的散房单位月租金在最近三年已由500美元左右飙涨至超过1200美元，让众多近年来到旧金山的新移民难以负担。 旧金山华埠充满狭窄的散房公寓楼 在这座公寓中生活，余女士抱怨得最多的，是公共厨房过于狭小。她说，每天早中晚餐时段，要来抢位置做饭的邻居有100多人，但能做饭的炉头位置只有不到十个，有时候丈夫急着上班，她又无法抢到炉头做饭，不得不让丈夫饿着肚子外出，让她感到无比心酸。 公共洗手间和浴室的数量加起来不足20个，却要应付整座公寓楼超过300名居民的需要，时常让余女士感到不便，有时要排队超过一个半小时才能获得10分钟的洗澡时间。 她说，年老了，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这样的生活不知道何时熬到头，而且这座公寓中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家，限制洗澡时间的措施显然也不人道。 余女士希望多建一些极低收入的可负担房屋，让她们有更大机会改善生活环境。 维权活动者抗议川普政府将在2020年人口普查时，询问受访者是否为公民。(Getty Images) 许多亚裔居民因为分租，人口普查时不易被计入。图为纽约华埠街道。(欧新社)   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全美人口普查，亚裔移民族群是否可能由于住房因素，被遗落在调查人员无法接触到的死角，如今成为人口统计专家的关注议题。据统计，亚裔美国人无家可归的比例正在上升，单从2016年至2017年当中就增加了44%，在所有族裔当中增加比例最高，其次则为非裔美国人，无家可归民众比例多了23%。 联邦住屋及都市发展部(HUD)资料显示，以2017年1月为例，平均每天晚上露宿街头或住在游民收容所的亚裔美国人，全美累计约6700人。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有超过1万名亚裔美国人则是住在紧急收容所，或专为24个月以内的游民短期安置而设计的中途之家。 十年一度的全美人口普查，关系到高达6750亿美元的联邦年度预算分配，但由于亚裔移民经常搬家或分租、许多人挤在一间房子，种种住房因素可能在让这些民众被遗落在普查调查人员无法接触到的死角。 加州橘郡亚裔社区联盟(Orange County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Alliance)执行主任傅玛丽(Mary Anne Foo，译音)说，辅导问题学生长达15年的资历当中，亲眼目睹住房问题对亚裔族群的严重冲击。 她说，聪明绝顶的亚裔学生成绩却被当，甚至进出青少年监狱，学业表现不佳经常都与缺席次数太多有关，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却有着让学生难以启齿的因素，那就是每隔30天全家人就要换一间汽车旅馆入住，旅馆地点常常则离学校愈来愈远。 傅玛丽说，住在汽车旅馆开销超过租下公寓，但许多亚裔家庭还是选择前者，因为汽车旅馆不需要租屋押金，也不需预缴首月与最后一个月的房租给。她表示，近年来由于住房成本一路走高，许多亚裔移民选择另类住房方式过日子，或者沦为街友，届时将在人口普查里无法列入统计。 中国城社区发展中心(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执行主任方诺曼(Norman Fong，译音)指出，在旧金山中国城里，愈来愈多家人一起挤进单人房，平均一个房间住了一家四口。 方诺曼指出，某些家长可能不愿让家庭居住环境的真相曝光，害怕孩子因为住在没有用水或厕所的房间，而被警察带走，因此面对人口普查时不愿如实回答。

以亚洲人物为主题的好莱坞浪漫喜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已经上映数日，围绕这部具有符号意义的电影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该影片系1993年《喜福会》以来25年内第一部以亚裔导演和亚裔演员主导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不过它是根据美国观众的口味和视野进行拍摄的，亚洲（特别是中国）新兴的财富，成为观众猎奇的目标。 因为影片全部选用亚裔人员，以及选取亚洲作为猎奇目标，上映以来，不同角度的评论文章也陆续涌现。比如，有分析认为《疯狂的亚洲富豪》的上流社会有两个世界，一个以尼克（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影片中旧富的代表）的祖母为代表，认为有钱也不能买身份和地位；另一个以许家（影片中名列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的榜首）为代表，认为有钱才能换来身份和地位。电影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处理中国社会，但是还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国的社会现实钱作为价码的重要性。   移民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加大了亚裔内部的贫富差距（图源：新华社） 此外，近些年围绕好莱坞电影“洗白”作法（由白人演员扮演非白人角色的作法）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认为亚裔演员的演出机会被频频剥夺，此时这样一部全部都是亚裔角色的电影上映，某种意义上来讲，具备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有声音将之与《黑豹》在当时的意义相类比，该电影当时打破了好莱坞英雄片没有黑人主角的现状。 而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疯狂的亚洲富豪》里面的华裔女主角，代表的则是美国观众的眼睛，从这个视角去感受和碰撞不一样的文化。正如电影中不断出现的场景，其中的人物都是亚裔的面孔，但与纯正的亚洲人仍然是显著的差别，通过美国人的视角，其实影片中的华裔人物只是亚洲皮肤的美国人。 以上诸观点都是围绕着亚裔在美国本身的地位展开的，但是，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与融入，亚裔族群内部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却呈现出差幅越开越大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富裕的亚裔已成为美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但贫困亚裔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没有增长。同样的情况在其他族裔群体中也存在，但亚裔人口中的收入不平等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 美国独立民调机构和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份发布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平均来说，亚裔仍是美国所得最高族裔，但在所有主要族裔中，亚裔的所得分配差距从最平等之一扩大至差距最大。亚裔美国人取代了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现在经济状况差距最大的种族或民族。 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皮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akesh Kochhar表示，“亚洲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成就最高的群体，但很明显，他们实际上也是经济上最分裂的族群”。过去50年间，顶层和底层亚裔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番。顶层10%亚裔人的收入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33,529美元，在所有族群中是最高的。而在此期间，底层10%亚裔人的收入仅增长11%，至12,478美元，还不如低收入的白人，后者2016年的平均收入为15,094美元。 造成亚裔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主要原因，根据报告分析，是移民和教育水平。1990年代以后，专业移民增加，因为移民政策转向青睐技术移民，加上H-1B签证计划带动的科技业荣景。 而现在与过去相比，亚裔移民群体的构成已不再那么单一。1970年，亚裔移民大多来自东亚，但南亚移民正推动着亚裔移民人口的增长，使亚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亚裔在1970年的美国总人口中还不到1%，而如今，亚裔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 从亚裔这一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移民浪潮的起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移民群体内部人口从事职业技能的变化也影响到族群内部的经济变化。而这背后，旧富新贵之间的冲突，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等，是在亚洲经常被讨论的现象，也是《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映后引发思考的一个方面。

　平时在澳洲，大部分关注的都是澳洲的事情。今天谭保又要提出新政了，明天肖顿诱捕满了。可是，平时很少有人关注澳洲的邻居—新西兰的一举一动。 　　可最近，新西兰的总理，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突然火了！ 　　有华人就拍到了新西兰总理 　　和老百姓同坐一架飞机的画面！ 　　我平时坐飞机，想偶遇个明星都难，现在竟然能有人偶遇总理！以前一直以为总理都是要坐私人飞机或者包机的，新西兰总理竟然是这么不走寻常路的！ 　　这张照片一出，立马引发了大家对新西兰总理的讨论！有人开玩笑说总理太“穷”了，也有人为新西兰的廉政而拍手称赞。 　　华人飞机上偶遇总理 　　下图中身着白衬衫的男子正是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当时他似乎正在寻找自己的座位，被同乘的一位华人乘客看到，并拍摄下照片。 　　据了解，当时这趟航班是从奥克兰飞往首都惠灵顿的。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但是首都是惠灵顿，也就是总理办公的地方，所以比尔.英格利希经常往返于奥克兰和惠灵顿之间。 　　一般来说，乘坐飞机是最方便也是最快的一种交通方式。很多人以为作为一国总理会乘坐私人飞机，但谁也没想到—— 　　人们在普通的民航客机上 　　能偶遇一个国家的总理！ 　　这张照片被那位华人发布到微信群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他开玩笑说，总理是“穷B”，亏得名字还叫Bill（账单）。 　　也有人回复，真是被刷新了三观—— 　　总理还坐普通舱，一点也不像干大事的人！ 　　其实吧，这事如果发生在澳洲，那么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事发生在澳洲 　　一句话，如果在发生澳洲，那情况会更惨！ 　　举个例子吧，在6月28日早上，澳洲总理谭保在墨尔本坐电车，坐在他对面的女子都没抬头看他一眼。谭保几次微笑示意，然而，对面的女子依然纹丝不动，继续看着手机。 　　最后总理只能自娱自乐，自己自拍一张，发上了社交媒体Snapchat，“墨尔本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坐109路到Box Hill。” 　　去年初，他也被墨尔本市民“活捉”过一次。孤零零地排队等公交，根本没有人理他。 　　上车后遇到的小哥，戴着耳机，迷之微笑，就是不和你自拍！ 　　还有一次， 　　谭宝乘坐公交的时， 　　身边一位女乘客抱着一束鲜花。 　　谭宝看到后立刻搭讪： 　　“这花真好看！！” 　　本以为女乘客会面露羞涩 　　但女乘客只是瞟了一眼谭宝 　　冷淡地回了一声 　　“哦，谢谢。” 　　就转身走了。。。 　　走了。。。 　　而谭宝… 　　除了公交车，火车也是谭保的最爱， 　　之前谭宝坐火车， 　　看到一个老奶奶行动不太方便 　　就一个箭步上前， 　　顺手扶了一下门。 　　然而！就在谭宝等着老奶奶说谢谢的时候 　　老奶奶却疑惑地看了一眼他 　　问到： 　　“你谁啊？！” 　　谭宝哭笑不得 　　只能赶紧说道 　　“列车引导员，我是列车引导员。。” 　　听完解释， 　　老奶奶明显很满意，微笑地说了句： 　　“哦！OK！”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谭宝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被无视其实也还好， 　　至少不会挨骂… 　　大家看看谭保被人认出来的时候有多惨吧，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谭宝来到Central Station坐火车 　　本来刷了卡，打算上车的 　　结果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一个大姐 　　指着他就是一顿臭骂！ 　　“我是农村人， 　　现在被困在火车站出不去了！ 　　我又不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就是本地人， 　　还被困住了！ 　　WHY！WHY！WHY！” 　　原来，这位大姐是因为Opal卡有问题 　　被卡在检票口出不了站台… 　　就这样，谭宝就当着媒体和其他官员的面， 　　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尴尬的红着脸， 　　赔着笑。 　　总理：... ... 　　....... 　　........... 　　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当然，比起下面这些事，被骂还算是好的… 　　因为谭保出一次门，经常要被陌生人拉着做体力活。有一次他去一家餐厅考察，他一进门，刚寒暄了没几句，就听见到老板娘抱怨： 　　“楼上的水把我们厨房都淹了，每天都要打扫，可外面的水还是不停在往里面进…”于是谭宝就提出要去厨房看看： 　　原本会以为厨房已经清洁好了，万万没想到！这里真的一片狼藉，而且洗碗池上正放着清洁工具，还有一把拖把…… 　　此时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谭宝一个人身上…… 　　按照正常的剧情设计，是不是会有人开始现场清理？NO！NO！NO！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等着谭宝反应呢。 　　谭宝只能硬着头皮，一边说着“我来我来”，一边一脸不情愿地拿起了拖把 　　脸憋得通红！ 　　随后，谭宝立即开始清理洗碗池下面的污垢 　　擦得很是仔细。。。这熟练的动作，一看就是平常在家经常被罚做家务吧！ 　　整个清洁过程谭宝都是亲力亲为，其他人也只是站着围观。。。 　　好不容易擦完以后，谭宝还以为自己解脱了，连连说：“确实有点脏哈哈哈哈” 　　然而……这时候又有一波水漏了进来！刚刚清洁的地方又脏了！这时现场的气氛开始微妙了，谭宝只好再一次拿起了拖把。。 　　气得那是龇牙咧嘴…… 　　可没办法，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这一次，谭宝真的跪了！他拿着一块抹布，就这么单膝跪地，整个脑袋都伸到了水池下方… 　　认真地擦了半天… 　　擦个过程后谭宝也是累得满头大汗，老板娘还上来拍了拍他的后背，可依然没有帮忙…… 　　去年，谭保和大批随行去渔人码头参观，路上买了杯咖啡，刚开始喝得还挺高兴的，结果一转身就手滑打翻了... 　　尴尬的是，围观群众依然相当耿直，完全没有因为他是总理就要上前帮忙。谭保只好自己弯腰擦地，直到把咖啡擦干净了才离开... 　　其实在澳洲和新西兰，不管多大的官，都没有任何的特权。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有点可怜。 　　不仅上台以后要成为受气包，而且出门也毫无存在感，满足不了虚荣心，同时自己手里也没什么强力的特权，不仅没人会来跪舔，还动不动就被人骂脏话，并且身为总理对待普通民众，还必须做到骂不还口.... 　　 　　 　　而这样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少有腐败的现象。因为，政府行政透明，舆论监督有力，民众也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不把总理当总理。 　　这样看来，能有这些“不像干大事的”国家官员，正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大好事啊！

穿白色T恤，扎马尾辫，刘璇抱着厚厚的文件袋，站在咨询台前，同女警官交谈。她笑起来有酒窝，一眼望去，并不像年过三十的母亲。 实际上，她已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四岁，全都出生在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国籍。 这是7月23日，刘璇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正为小女儿申办中国“绿卡”。文件袋里装满了父母双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儿的出生证、护照及签证复印件......不过，她还是不确定是否齐全，也不知每份资料有无纰漏。女警官也拿不准，需要请示领导再通知刘璇。 6月27日，北京，由武警站岗的公安部大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牌子是4月2日正式挂上去的（@视觉中国网） 刘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拥有“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离成为加拿大公民，只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独生女，求学出国。到如今，父母年事渐长，需要人陪伴、照顾。两三年前，她便考虑带着女儿一起回国。 女儿是加拿大国籍，回国后，不但出入境等手续繁琐，想在国内上学，也有很多限制，这一直是她和丈夫头疼的事情。 今年3月，刘璇的丈夫从网上得知与中国“绿卡”新政相关的消息后，立马告诉刘璇。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其中提出组建由公安部下辖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职能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担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等。 刘璇一直都知道这张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认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难申请的”。但这次政府机构调整，让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飞回北京。 飞回国内的不只是刘璇，已经移民国外的众多华人，同样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曾想尽办法，通过留学、技术、投资等各种方式，移民国外。 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咨询、申办中国“绿卡”，希望能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 “有种井喷的感觉” 刘璇是2001年出国的，到现在已经17年。她还记得，刚到加拿大时，大陆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湾地区过去的移民看不起他们。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近几年，一说中文，好像大家都认为你挺有钱。” 现在，刘璇发现，这些“有钱人”又在返回中国。她有一个朋友，妻子和女儿已经入籍加拿大，他事业在国内，于是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几年，妻子实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后，带着女儿又回到中国来上学，现在也在为女儿办中国绿卡。 据刘璇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中国人移民国外，主要事业、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于是妈妈陪读，爸爸像太空人一样两地飞，“好多陪读妈妈不是特别愿意为了孩子牺牲家庭，或者牺牲自己的事业，入了籍以后，就又回国了。” “现在，申请最多的就是华人。真正的外国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佳欣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之前申请“绿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后，大大降低了中国“绿卡”的门槛。工资、税收两项达到一定数额，满足居留时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请。 事实上，早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绿卡”的政策就在放开。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庆等自贸区，以及京津冀、广东、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人员提供居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据李佳欣介绍，通常，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的方式一般有五类——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以及亲属团聚和投靠。此前，利用亲属团聚申请者最多，现在，以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行业专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推荐的高精尖人才为主，人数与过去相比， “有种井喷的感觉”。 对此，上海费戈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夏凌华颇有同感。费戈曼成立于1951年，全球设有40多家办事处，为170多个国家、地区提供移民咨询服务，早在中国“绿卡”制度建立之初，他们就开始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和办理。 “申请中国绿卡的人数一直处于递增趋势。”接受本刊采访时，夏凌华介绍，从2016年起，客户的咨询量跟之前相比涨幅高达40%—50%。今年以来，来公司咨询的华人比例明显增加，占绿卡咨询总数的50%。 当下，海外华人华侨总数超过6000万。约六分之一是改革开放后走出中国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新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一书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写道，在美华人已经突破400万，其中，近350万加入美国国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 中国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的计划。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进701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以2011年7月入选南京“千人计划”的海外专家为例，48人全部为华人、华侨。 今年四月以来，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华人博士的绿卡申请。接受本刊采访前一周，多数申请已成功获批。在她日常接触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韩国派驻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国停留四年便会离开。“欧美人可能会觉得中国适合居住，但很少考虑定居”。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遭遇排挤、限制。相较之下，会觉得国内的资金充裕，创业的条件也好，政策开放。当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对高知夫妇。两人都是博士，以亲属投靠方式申请“绿卡”。材料递交了两三年，“绿卡”却一直没批下来。 “他们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请，递材料。”最后没办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两人从李佳欣那里撤销申请，转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优势 李佳欣偶尔在网络上回答网友出入境相关的提问。在一条外籍华人博士如何申请中国“绿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华人博士绿卡申请的案例，引来不少人咨询。 7月份，在英国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询问绿卡的事情。他已经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有机会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在犹豫、权衡。他长期关注着中国“绿卡”新政动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询问籍博士申请中国“绿卡”能否在海外办理。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放弃中国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绿卡”新政，给很多移民国外的华人，提供了多一种可能性。 刘璇在加拿大接触到很多朋友，要么是保留中国国籍，拿了加拿大绿卡，“像我这样”，刘璇说，要么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国籍，再计划拿中国绿卡，“回来以后就没有限制了”。 王辉耀在《国家移民局》一书提到，与此前单纯关心出入境问题不同，如今，环境、生活便利性、社会福利、人文关怀等问题，已经成为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关注的新热点。 提及中国“绿卡”的含金量，夏凌华认为，这也是申请绿卡的外籍人中华人比较多的原因。她的客户中除了外籍华人，还有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但他们申请绿卡，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本身就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对国民待遇问题就不太感兴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后，长海博文回到江苏，担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同时还在中国铝业、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机构任职。“虽然我还是外籍，但回到国内，国家却能给我国民同等待遇。”长海博文撰文回忆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获得了江苏海外高层人才居住证，自己就在其中。获得这一证件后，他不但能够申请各种各样的国内科研资金、项目，还能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长海博文坦陈，“这一点，是对我们海外回来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亮点之一是将“绿卡”的身份证件功能与当地的优惠政策结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获得者除了可以享受买房、子女教育等相关福利，针对浙江创业的经济特点，持证人还可以技术入股，以商标、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出资等方式创办企业。 虽然女儿在加拿大成长，但在刘璇看来，她回国读书，最大的优势并非语言，而是在高考问题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国一直读书，你可以在中国参加高考”，刘璇说，关键在于，外籍学生迈入国内顶尖大学的门槛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曾透露，北师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学生，“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材料，再参加比较简单的测试。” 不过，刘璇回国，主要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父母。 她是80后，“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比较多”，刘璇说，父母现在年龄大了，缺少人照顾，她想过为父母申请加拿大那边的移民，但要求比较严格，父母也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他们只好考虑回来，“孩子年龄大一些，她们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 每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对很多老人来说，故土感情确实是很常见的原因。 李佳欣在处理“绿卡”申请时，碰到过很多五六十岁，在国外工作了大半辈子，如今通过“人才计划”回国的华人，“华人有落叶归根的感觉”。 在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问题上，海外华人、华侨历来是工作重点。 “ 外籍华人，是我们引进全球人才的绝对主力和重点人群。”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刘国福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与生在国外的外籍人士相比，华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国，他们“对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思乡情结”。（刘璇、李佳欣、王皓为化名。本刊记者陈光对本文有贡献。） 一场特殊的座谈会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作为中国“两会”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铁道大厦酒店，参加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公安部、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国侨办等机构的官员，目的是听取海外侨胞关于华侨政策的意见。 据徐静波回忆，座谈会现场，一些华人、华侨提到了“华裔卡”的问题。“这个事情讨论了很多年了”，徐静波说，很多华人、华侨希望政府能针对已加入外国国籍，以及长期居留海外的侨胞，发行“华裔卡”，以方便他们回国，在国内办理各项事务。 2016年，北京实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时，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就曾谈及这个问题，他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制度。 这个消息传出，立即在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但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于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等机构审批。 在这次座谈会上，公安部官员再次回应了这个话题。“目前不具备发行条件”，徐静波向本刊回忆道，华人华侨虽然数量庞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门，情况比较复杂。公安部官员也承诺，在中国工作华人申请绿卡问题，会降低门槛，放宽条件。而针对华侨回国使用护照的问题，也将会把护照纳入国民信息系统，以保证护照在国内办事能够通用。 “中国的护照其实有两个部门在发”，徐静波说，在这次座谈会上，相关人员也介绍了这个情况，中国人第一次出国时获得的护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放。出国后，很多人常住国外，护照用完或者到期后，回国不便，通常在中国驻外使领馆换发新护照。因此，中国的护照发放与管理，出现了公安部、外交部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的护照信息并没有在国内实现完全联网，因此，很多华侨回国时在住宿、换外汇甚至申办公司等问题上，常遇到很多麻烦。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实施了一个出国人员必须注销户口，以身份证换护照的做法”，徐静波介绍道，当时的身份证不起什么作用，许多人都不在意。但现在，这些华侨频繁返回国内，没有身份证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听说过好几次，华侨带着日本人回国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办好入住手续，住进了房间，而这位领队的华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住不进酒店，因为酒店不认他的中国护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开临时身份证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国人回到中国来，怎么还这么麻烦？” 徐静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证问题困扰，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公安部相关人员承诺，要推进解决这个问题。但徐静波也知道，这个事情牵涉不同部门，想要推进，还是要耐心等待。

香港近年出现新一浪的移民潮，而加拿大仍然是申请移民的热门选择。本国的移民数字自2007年起一直上升，去年更达到高峰，在11年间的增长幅度达88%。在移民人口当中，不少是年轻人士且拥有专业技能，也有二次回流的加拿大公民。而在此消彼长下，香港去年的人口增长只有0.4%，创10年来的新低，特首林郑月娥认为有必要作相应措施以增加就业市场的劳动力。 有放弃香港优薪厚职，申请移民加国的香港人，和以工作假期模式在加拿大打工的香港人现身说法，讲述去与留之间的艰难决定。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指出，迁离香港的人士大多为30至40岁，当中不少人拥有专业技能，且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这意味着香港将会面临人才流失的状况。除了这批移民外，香港亦有大批加拿大护照的人士选择"二次回流"： 即以往曾移民来加的香港居民，再次迁回加国。   卑诗大学社工系系主任殷妙仲表示，现时在香港约有30万名拥有加国护照的市民，倘若当中部分人士选择迁回北美生活，他们均会是拥有相对高的资产和学历。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单在去年，已有24,300人离开香港。而在本国，去年成功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数字，对比十年前有明显增长，增幅高达88%。移民数字日渐上升亦意味着加国将成新一浪移民及"二次回流"潮的受益国。 殷妙仲提到，大量香港居民迁移来加国，将会为本地移民社区带来影响。因本国曾经出现回流潮，当时曾经出现本地香港人社区缩小的现象。倘若接下来数年，愈来愈多香港人移民或迁回本地，或将扩大香港人群体在本地社区的影响力。 除了一众具备专才和资产的人士迁移，殷妙仲亦指出，他观察到不少在香港拥有加国护照的家长把子女送来加国读书。此外，也有愈来愈多居于香港，未拥有其他国籍的中产阶级人士把子女送往外地就学，而有多少年轻人会在毕业后回到香港仍然是未知之数。 在香港，受移民潮和出生率低的影响下，去年的人口增长低见0.4%，属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社交网络的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中亦承认，香港即将面临劳动人口短缺的危机，她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但未有提出具体政策。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认为，新一代移民不乏年轻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士不惜收入减少，仍选择一个生活环境更理想的地方迁移。 有透过专才移民计划来加的本地新移民司徒先生表示，虽然来到加国要面对寻找合适工作的挑战，但本地的政治制度开明、生活质素和空间均比香港要好，因此决定在加国定居。   司徒先生原先在香港一家非牟利机构担任政策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作倡议的工作。而他认为，香港政府的施政步伐缓慢，且政制发展不明朗，社会气氛亦渐趋紧张，作政策倡议工作难成气候，因此，对其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他亦提到加国拥有开明且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为理想的居住空间和空气质素，这亦成为了他选择来加的原因。   然而，移民不是没有代价，对司徒先生而言，放弃稳定的工作收入，走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重新建立事业并非容易的事情。不过，他指自己平衡过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生活压力、空气质素和居住空间等因素后，认为在较健康的环境下过活，比起在香港收入稳定来得重要，因此毅然决定申请专才移民来到加拿大。 不过，他亦指出，身边不少曾考虑移民的朋友，虽然对香港的生活环境有许多抱怨，但大部分未有切实行动申请移民。皆因考虑到移民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工作和收入均难以保障，因此仍然选择留在香港。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去年宣布该市为一座“避难城”（sanctuary city）之后，近日一群移民律师提出一份建议清单，确保那些没有身份的居民可以得到所需的服务，其中主要建议是实施一项对移民身份“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   　据CBC报道，魁北克移民律师协会（AQAADI）主席表示，避难城是指当地居民无论是否有移民身份，都可以获得市政服务，而且不需要害怕获得这些服务会导致他们被拘留和被遣返。   　　不过，“避难城”这个词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定义。 　　蒙特利尔前市长科戴尔（Denis Coderre）最早在2017年1月将该市称为一座避难城，他在推特上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时，表示蒙特利尔作为骄傲的“避难城”，欢迎新移民和难民，多元化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DNA“。 　　魁省移民律师协会主席Guillaume Cliche-Rivard表示，当时，特朗普颁了一项又一项针对移民和难民申请者的政策。在加拿大，我们的政策完全相反或接近完全相反。 　　2017年2月，蒙城市议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动议，宣告该市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是一座避难城。 　　但是，去年秋季新上任的女市长Valérie Plante在今年3月否认了前市长的说法。她说，蒙特利尔还不是正式的避难城。 　　据律师协会主席称，女市长曾表示市府正在努力提供新的服务，实现这一目标。 　　这促使律师协会提出建议。该组织表示，目前的制度意味着，在蒙城没有合法身份的居民无法得到与其他居民相同的服务。 　　协会主席Cliche-Rivard（下图）说，无身份的居民实际上也在为市政服务付费，包括交房租、使用公交，在超市购物时交税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我们一样在为经济做贡献。 　　没有身份影响到他们不能获得市政服务，比如为孩子报名上游泳课或者去公共图书馆，也包括更必需的服务，如警方的保护。 　　还有许多女性因为没有身份，在遭到虐打后不敢报警，因为担心会被报告给加拿大边境局而导致被遣返。 　　移民律师协会的报告称，这些问题都将导致女性和儿童被边缘化。 　　协会表示，已经与市政府展开讨论，市府对这些建议持合作、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不过，还不确定市府何时会采纳协会的建议。 　　另据市府发言人对CBC表示，有关问题仍在研究中，评论还为时过早。

移民，其实离你很近 有一些华人在入籍外国之后，为了在享受其他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还能在中国居住发展，享受中国各方面的福利政策，而保留了自己的中国国籍。但是，在明知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依然抱着侥幸心理试图保留自己的中国护照，势必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移民用奇招 保住加中双重国籍 有些中国移民移居加拿大之后，为了仍保留塬居地所获的方便和福利，他们想出了很多方法。 在入籍加拿大前，报失旧有中国护照，同时报失枫叶卡，令自己手上能持有新旧两张枫叶卡，是很多人钻空子想出来的奇招之一。 入籍加拿大，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当事人手上此时就有4个证件：加拿大护照，一本已报失的中国护照、一本获补发的中国护照和一张获补发的枫叶卡。 具体操作就是： 当这人要回中国时，他不会用刚领的加拿大护照去申请签证，避免中国领事馆将他的中国籍取消，此时他使用获补领的中国护照，以中国人身分进入中国。 当他离开中国时，他向边检人员出示他的中国护照及枫叶卡，以证明他有合法进入加拿大的证件。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近日，就有新闻报道，有双重护照的华人，在离开中国时拿成加拿大护照而被发现。因他护照上并无中国签证，没理由可进入中国。更何况后来调查发现他手上还有中国护照。 对此，中国大使馆发文：入外籍者不注销中国护照，证件作废被拒入境! 同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加拿大。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外籍华人拥有中国护照涉嫌诈骗 很多华人拿了美国护照发现，去全世界更方便了，可是回国却更难了。 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人，在中国的出入境、学习、工作、旅游、购房等方方面面，都增加很多麻烦： 外籍华人难以在华买房子，是因为房屋贷款和过户更改手续非常繁琐。 在中国找工作对外籍华人来说也不容易，手续复杂极耗时间，对聘请的公司也有复杂的要求。 外籍华人想要续签中国签证，首先需要离境，之后再重新申请入境。每次签证都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包括金钱。 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华人，没有中国身分，只能够享受外国人的待遇，孩子上学，只能上天价学费的国际学校了。 很多华人在国内退休后，一旦入了外国国籍，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国内的社保、医保福利和退休金。 有一些华人在入籍外国之后，为了回国方便，以及在享受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的同时，依然可以在国内居住发展，享受国内的创业、买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福利政策，而保留了自己的中国户籍。 在明知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依然抱着侥幸心理试图保留自己的中国护照，势必会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出了特别提醒，部分已加入外国国籍并且持有中国签证的申请人涉嫌骗取中国护照。 针对这一部分外籍人士，大使馆已经根据中国的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进行了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第九条则写道：定居外国的中国国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在国籍问题上，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加拿大现行“公民法案”(Citizenship Act)承认双重国籍。在现行法案下，取得他国国籍的加拿大人仍可保留加拿大籍，除非自行申请放弃加国国籍而获公民法官核准。 但是，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当你移民加拿大，拥有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后，你的中国国籍便自然消失，移民美国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我国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公民同时拥有我国的国籍，在中国与他国国籍之间，你只能选择其一。 而对于那些违反了相关规定的申请人，中国驻外大使馆将对其证件进行注销，并宣布作废。持证人将会被拒签或是拒绝入境。 中国海关出台新政策 严打双国籍 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已经入外国籍的华人必须立即将自己的中国户籍注销。 此前对入外国国籍的打击可能并不大，而现在，一旦发现了手持外国护照但没有注销中国户籍的人，持证人将会被暂时禁止出境。只有在返回原居住地注销了中国户籍之后方可出境。 因为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指纹信息会在公安部门有存档。在回国按指纹的时候进行比对时，很容易就能发现户籍是否已经注销。 早在2013年至2014年6月期间，全国范围内就有106万个户口因此而被注销。随着中国海关打击力度的增强，被注销户口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现如今，由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犯罪现象越来越多，为了更加方便地对中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管理和审查，中国海关针对外籍人士出台了很多新政策。 包括留存入境的14岁至70岁的外籍人士的指纹、虹膜、面相等人体特有的生物识别信息，并据此来对照是否为特征人。 目前，全国各大海关已经全面实行这一政策，中国海关未来的检查会越来越严格。 这项规定也被认为是“严打双重国籍”的风向标。如果有外籍华人在入境的时候被查出“双重国籍”，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在这里也提醒那些想要获得、即将获得或是已经获得了外国国籍的华人们，在取得他国国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销自己在国内的户籍，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如果被查出双重国籍，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移民他国的华人，他们可以办理的常用的中国签证种类有以下几种： L字签证 (旅游签证) 赴中国旅游的旅游签证。 签证有效期：120天 (注1：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已开始对中国公民发放十年多次签证。根据对等原则，现在美国公民也可以申请中国十年多次签证)。 (注2：十年多次签证，你每年在对方国家居住时间不能超过6个月，也不可以在对方国家工作)。 Q2字签证 (短期探亲签证) 这是为赴中国短期探亲的签证。 签证有效期：120天 注：此类签证与上面的L字签证很象，但好处是申请此类签证你不需要提供酒店、航班等信息。 Q1字签证(家庭团聚签证) 家庭团聚签证，申请赴中国居留的中国公民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的父母)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的父母)，以及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居留的人员。 此类签证有效期为：180天至5年 Z字签证(工作签证) Z字签证(工作签证)是发给来中国任职或就业的外国人员的。 申请此类签证的外国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工作期限不超过90日的，还需提供《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且申请人须在《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上注明的起始工作日期前申请签证，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所注期限。 2. 外国专家局签发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 3.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明》。 4.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商业性文艺演出批件(只适用于来华进行商业演出的申请人)：演出期限不超过90日的，还需提供《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且申请人须在《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上注明的起始工作日期前申请签证，演出时间不能超过《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所注工作期限。 5.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发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海上石油作业邀请信》。 此类签证有效期为：1年 D字签证(定居签证) 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此签证是发给赴中国入境永久居留的人员的。申请人需事先获得公安部签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确认表》。此类签证多用于亲属投靠申请。 申请条件：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外国人，可以申请办理亲属投靠人员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1. 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的,直系亲属指父母(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已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已满18周岁的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配偶; 2. 年满60周岁的; 3. 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 4. 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此类签证有效期最长为5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本周提起的集体诉讼中公布的文件显示，联邦移民机构发起了一项协调行动，以逮捕和驱逐寻求通过婚姻成为合法美国居民的移民。 这些文件包括联邦官员的证词和信函，显示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的官员与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ICE）的同行协调，以便在新英格兰的入籍办公室进行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论点中批评这种驱逐行动是一种“陷阱”，它侵犯了移民的宪法权利，否则就会按照规定成为合法居民。 “政府为他们创造了一条申请绿卡的途径，”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总监马修·西格尔（Matthew Segal）周二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不能创造这样的道路，然后逮捕那些追随这条道路的人。” 图为2018年2月14日，一位女子在被拘留期间哭诉自己的经历。据悉，该女子的丈夫为美国公民，该女子是危地马拉人，于3岁跟家人来到美国。2002年，在她的父亲被拒绝庇护后，她被命令离开。（图片来源：美联社） ICE的一位发言人回应说，这两家机构之间“不协调”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约翰·莫汉（John Mohan）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国土安全部内部的这种例行协调，与我们与许多其他联邦合作伙伴保持的合作努力类似，是合法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对未决诉讼不予置评。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诉讼认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制定的国土安全法规允许拥有美国公民配偶的移民在寻求绿卡的同时留在该国，即使他们已经被驱逐出境。“这项规定仍然是美国的法律，”西格尔星期二说。“因此，逮捕这些人与法律和秩序无关。这些人有合法的道路，政府正试图阻止。”在试图驳回诉讼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辩称，联邦地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

本周一(8月13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发言人宣布，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下图)将不再负责处理难民事务。评论指出，本国现行的难民政策惹来巨大争议，而第一大省安省更是明确摆出“不合作”态度，这令小杜鲁多不得不审视这一政策，并做出某些程度的妥协，而将力挺接纳难民的胡森调离，只是其中的一步。 本地英文媒体《多伦多星报》从联邦移民部发言人加内斯(Mathieu Genest)处证实：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将不再负责处理难民事务。相关工作将交予边境安全部长、前多伦多警察总长布莱尔(Bill Blair)。 据悉，布莱尔刚刚成为内阁成员，并被总理任命为边境安全兼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长，将着手治理加拿大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难民安置以及滥用枪支。 被调离的胡森还是会对布莱尔的工作提供支持，但不会直接参与其中。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Ralph Goodale)也将配合布莱尔处理难民事务。 评论人士指出，安省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对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摆出不合作的态度，这令小杜鲁多总理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才能换取本国第一大省的支持。 胡森对接纳难民一直持“力挺”的态度，并曾同安省新任省长福特大打口水仗。 一个月前，福特曾将进入加拿大的申请难民人士称为“非法越境者”，称其引致多伦多的住房危机，对“安省家庭所倚赖的服务造成威胁”。胡森随后抨击福特，说他的言论是 “用词不当，而且危险”。 在那之后，胡森还多次批评福特关于非法入境者的言论。 此番小杜鲁多将力挺接纳难民的胡森调离，可能是向安省做出妥协的一步。 安省方面很快做出积极回应。省儿童、社区与社会服务厅长麦克雷德女士(Lisa MacLeod)表示，“(胡森被调离的)消息令人鼓舞”。 “我确实认为联邦政府在一开始就安排错了人，我很高兴见到他被调走了”，部长女士说。 麦克雷德女士还敦促联邦政府尽快向安省支付接纳难民的相关开支，总计两亿元，这包括在多伦多为难民安排临时居所的费用7400万元，难民占用的社会福利9000万元，以及难民儿童占用的学校资源成本2000万元等。

最近在纽约地区发生了三起与“亚裔”和“种族”有关的事件，想和大家聊一聊。 一 第一件发生在华人聚居的布鲁克林班森贺。8月5日，这个地区的四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同样的涂鸦，都是一句不堪入目的侮辱华裔的标语： 被涂鸦的地方都是华人的住宅或华人商店、超市外，而从统一的字样来看，这些涂鸦显然是有人提前做好了模板，再到各处去喷涂的，是一场有策划有准备的歧视。 第二天，布鲁克林区政府召开记者会，纽约州众议员寇顿、纽约市议员崔马克、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等民选官员都对这样的行为表示愤怒，并且要求警方将此作为仇恨犯罪，严厉查处。记者会上也有很多华裔民众到场，举着“停止仇恨”“仇恨不属于这里”的标语以示抗议。 二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布鲁克林。8月3日，在Flatbush区一家华人开的美甲店里，店员和非裔顾客起了冲突，大打出手。 （目击者上传在Facebook上的视频） 事情的起因据悉是这样：当天晚上，一位非裔妇女带着孙女到这家店，在店员做完指甲、修眉修到一半时，孙女突然表示不满意，称不会付钱并大骂起来。店主林先生对她们说修眉可以免单，但美甲已经完成，必须付钱。在遭到拒绝后，店主打电话报警并拦住想要离开的祖孙二人，对方又叫来另一名非裔女子。据林先生表示，本来双方没有肢体冲撞，但来增援的女子先动手打了他太太，几名店员才合力出手打走了她们。 （目击者上传在Facebook上的视频） 这场店家与顾客之间的矛盾，却在警方查看监控并带走林太太和这名孙女后，似乎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冲突的后半段场景被目击者发上Facebook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非裔民众认为，视频里是华人店员举着扫帚围攻三名顾客，最后被逮捕的却只有林太太，是警方处事不公。 几天后，非裔民众与当事人之一的非裔妇女在美甲店门口抗议，要求店主关门，示威者甚至多到警方不得不设置路障并增援，后来还让美甲店临时关门以防现场失控危及人身安全。但关门也无济于事，当天傍晚，不少民众又在非裔女州众议员Diana Richardson的号召下，赶到出事店面附近的另一家华人美甲店前示威。 目前这件事还在发酵，非裔民众的抗议仍在继续，而林太太将于9月25日出庭。 三 第三件事的主角叫Sarah Jeong，是一位韩裔记者，专职于科技类的报道和写作。8月第一天，《纽约时报》宣布Jeong将在9月加入他们的团队。 虽然Jeong已经是科技网站Verge的资深作者，不是第一天入行，但她要加入《纽约时报》的消息一出，就掀起了一片抗议——有人翻出了她的Twitter记录，指出她从2013年起，就经常发布针对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的内容。 对Jeong的抨击声一夜之间就愈演愈烈，第二天她发布了一份声明，解释自己作为亚裔女性一直受到诸多骚扰和敌意，而她从前采取的应对方式，就是用和对方一样的激烈语言来进行讽刺，但她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方式是错误的：“虽然我的本意是讽刺，但我使用的语言正是那些骚扰我的人所用的，对此我很后悔。这些言论并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做出过骚扰行为。我能理解对那些不知道我所指上下文背景的人来说，这样的推文有多伤人，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声明发出的同一天，《纽约时报》也表态称不会改变雇佣Jeong的决定。这被不少批评者认为是“左翼媒体”《纽约时报》一次赤裸裸的“护短”。 四 这三件事之间当然没什么联系，但从这里面，似乎可以看出亚裔面对种族问题的三个层面，或者说，是三种难处。 第一起“涂鸦”事件里，亚裔是纯粹的受害者，而且从中不难看出亚裔在许多情况下所处的弱势地位。事发的班森贺地区是华人聚集之处，过往的大多是华裔，敢在这样的地方公然喷涂辱骂华人的标语，无异于“找上门”来欺负。星期二警方公布了监控录像，呼吁民众提供有关嫌犯的线索。警方没有说明嫌犯是什么族裔，但无论是白人、非裔或是西裔，在移民人口占比多达36%的布鲁克林，亚裔/华裔都再一次成了被特别针对的对象。 第二起美甲店互殴的事件，这周才似乎有了对店主有利的“反转”。被包围抗议到关店的林先生表示很冤枉，他说，事件上周五晚上发生，在周末期间被媒体争相报道，但主流媒体采用的来自Facebook的目击者视频，只录到了后半段店员用扫帚反击顾客的部分，没有记录前因后果；他还表示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其实也有试图澄清，这些最后却没有出现在报道里，他觉得很不公平。因此在前往当地华人组织求助时，林先生公布了店内的完整监控录像，以证明是顾客先动手。 （林先生提供的店内监控录像） 我们试图联络过涉事的非裔女子及其家人，希望他们也能出面讲述当时的情况，但还没有回应。这件事的是非黑白暂时还没有定论，顾客声称不满意是否在理，究竟谁动手在先，动手理由是什么，店员围殴是否反应过激，这些都要等待更多证据。 但抛开结论不提，这件事里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首先，为顾客“维权”的视频在主流社交网络上迅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林先生却因为英文不好被主流媒体“忽视”，如果他说的是实情，这无疑再一次说明华裔、特别是新移民的发声渠道十分有限，需要整个华人群体的更多协助。 其次，无论过错方是谁，华人业者（尤其是不谙英文、不熟悉社会环境的移民）的沟通技巧、面对特殊情况的应急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乃至对美国商业和社会环境和规则的了解，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再次，许多非裔在抗议时手举“Black lives matter”的标语，让事件有了一些上升为种族冲突的趋势。联想到梁彼得事件，这个走向不免让人担心，尽管抗议者也有明确表示“这不是种族冲突”，但多多少少会在两个族裔之间造成某种对立情绪。其实自梁案以来，在美华人群体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理性维权的重要性，知道华裔必须团结其他族裔，不能把自己孤立于外；但在有这样的具体事件发生——尤其是现在非裔民众示威大大升级，发展到附近另一华人美甲店遭无辜牵连（据悉是因为店名相似而被误解），被堵住店门无法营业的情况下，硬碰硬显然不是办法，忍气吞声却又不公，在维权的同时如何妥善处理与另一族裔的关系，对于华人又是一次考验。 最后，非裔州众议员Richardson在事件发生后的作用非常明显，组织抗议，发表声明。此类事件发生后，民选官员——尤其少数族裔官员的表态往往很受注意，Richardson是积极为非裔受害者发声，还是带有个人政治目的的站队，这很难下结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华裔官员又应该持何立场，能够做些什么来调和矛盾，也很值得思考。 第三起韩裔记者Jeong的事件与前两起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自然是她美籍韩裔（生于韩国，3岁移民来美）的第二代移民身份。在亚裔群体中，像ABC一类的非一代移民，常常被认为是对种族问题认识最多、也是最具“女权”等进步思想(progressive)的一群人。 之前我们报道过一次白人高中女生因为穿旗袍参加舞会被抨击的事。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对此不满、指责该女生不尊重或亵渎中华文化的，有不少都是ABC，而所谓“新移民”们，则普遍表示可以谅解或是并无不妥，甚至认为有其他族裔对中华文化感兴趣不是坏事。当时在网络上也有关于少数族裔有时是否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的讨论，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亚裔受到歧视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否偶尔反应过激，大胆指出并反抗种族歧视，总体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说回Jeong的事例，这件事反映出的又是另一个问题：亚裔应该如何看待其他族裔，又如何表达有关他们的观点。不管Jeong是真心懊悔或只是想平息事态，她的道歉声明说得很有道理，即：无论本意为何，用激烈语言无差别针对整个族群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在笔者看来，一些支持Jeong的媒体用“右翼媒体忽略她的初衷，只抓着激进推文说事”来为其辩护，也并没有必要，毕竟很大一部分被她骂到的“白人”或“白人男性”确实是躺枪，说到底，对任何族裔的歧视都叫种族歧视，何况以冒犯回击冒犯，也未必是聪明的做法。然而，Jeong纠正了她的错误，但还有一些亚裔可能仍在用着这种“以暴制暴”的反击方式。 一直以来，华裔群体对于其他族裔其实都有一些无意识的轻微歧视或微侵犯(microaggression)，这在第一代移民里尤为明显，诸如“老黑”“老墨”一类的称呼就是一例。就像Jeong一样，即使我们知道自己讨论的是某一部分非裔和西裔，但养成这样的语言和心理习惯，显然无助于我们与其他族裔的相处。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也确实需要多一些对所谓“政治正确”的敏感度。 如今的华人普遍对种族歧视已经有足够的意识，但在消除歧视之上，妥善处理更多与种族相关的问题，与各族裔真正和谐的交融，也是更高的目标。

罗添福(白衣者)和信诺森(着警服者)呼吁民众勿聚众赌博、买卖私烟。(美国《世界日报》/牟兰 摄) 中国侨网8月9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班森贺贺塞斯露公园(Seth Low Park)，常有买卖私烟和聚众赌博等现象，更有华裔耆老表示，多年来长期遭外族裔青少年扔水球和石子，但因语言不通，不懂当地法律，只能保持沉默。市警62分局社区协调警员(NCO)信诺森(Jean Innocent)当地时间7日到公园巡逻时，承诺警探将侦办这类案件。 针对贺塞斯露公园的乱象，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罗添福、信诺森联同公园工作人员，7日上午和公园内的耆老沟通。居住当地多年的梅先生表示，每日放学时段，附近外族裔青少年常对他和其他华裔耆老扔水球和石子。 “上周日才丢过，丢完了还做鬼脸。”他说，这些外族裔青少年只针对华裔耆老，扔石头和水球的行为已长达数年；由于不会英文，他和其他耆老只能保持沉默。 信诺森表示，他已将该问题记录在案，并承诺日后和警探合作，侦办此案。 罗添福也说，由于华裔民众不懂法律，公园内常出现赌博和买卖私烟等不法行为。他表示，民众应善用公园设施，勿触犯当地法律，“第一次被警察发现只是警告，累犯将被逮捕，面临法律制裁”。 罗添福说，若民众遇到问题，应积极和警察沟通，该辖区“建立邻里安全会议”(Build the Block Neighborhood Safety Meeting)将于8月16日(周四)下午7时，在班森贺犹太人社区(Jewish Community House of Bensonhurst)礼堂举办。(牟兰)

  为避免外族裔抢劫，一些商家甚至装上防弹玻璃。(记者牟兰／摄影) 为店中安全，信Peter不但安装防弹玻璃，店中还有两个监控录像。(记者牟兰／摄影) “在人家地盘做生意，就是要低头”，为讨生活，许多英文不好，没攒下太多积蓄的华人移民，只能选择在治安不靖的地区开中餐馆，为了安全，店中不仅要安装监控摄像头，甚至要装上防弹玻璃。华人店家表示，每日经营十个多小时，除了面对客人无理要求外，外卖郎还要忍受被抢的危险。 在布碌仑(布鲁克林)弗莱布许(Flatbush)诺斯丹大道(Nostrand Ave)经营一家中餐外卖店的潘云霞，如今已有七个月左右的身孕，9日中午仍挺著大肚子和丈夫一起为客人烹饪餐食。 潘云霞说，她和丈夫都来自中国福州长乐，打拼多年后，一年半前和丈夫盘下这家中餐馆。她说，为了节省成本，夫妻俩只能既当老板又做员工，每日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为生计打拼，“以前1万元一个月杂七杂八都包括了，进货3000元，请一个师傅3000元左右；现在光是进货就要4000元，人工费至少7000多元，这还不算报税和被抢的损失”。 因常遭遇打劫，夫妻俩不得不取消外卖服务，让客人上门自取。潘云霞说，丈夫和店中的外卖郎至少被抢两次，其中一次一家三口去警局报警，警探答应翌日上门侦查，但之后毫无音讯，“中餐馆被抢劫那么多，警察都冷漠了”。她表示，虽然怀孕，但邻居总在抽大麻，一到夏日店中需要开窗，气味更是难闻，但投诉多次都不能解决问题。 潘云霞说，一些非洲裔顾客的自尊心过强，店中要求先付钱再做餐，就遭到莫名的辱骂。夫妻俩表示，中国人在外族裔多的地方做生意，只能无奈低头，“脚踩着这个地方，你想赚他们的钱，永远就是要低头”。 同在一条街经营中餐外卖的郭Andy表示，十多年前接下这家中餐厅，也遇到过前来刁难的非洲裔顾客。他说，曾有一次一位非洲裔顾客餐食已经吃了一半，但突然表示不好吃，要求退款，他拒绝后，竟被这位非洲顾客将餐食扔到厨房中。为了生意，自己也只能忍下这口气。 今年刚盘下教堂大道(Church Ave.)一间餐馆的信Peter，8日上午收到一位西语裔顾客的恐吓，威胁他“想不想像和‘红苹果’美甲店一样关门营业”，让他感到生气和无奈。翌日上午，他通知附近七家中餐业主，近日不要和其他族裔的顾客发生冲突。 虽然自己脾气比较火爆，但信Peter说，面对客人的无理和刁难，每日只能忍耐、沉默以对，“不和他们好好说，看着他们闹，生意更做不成”。除了刁难餐食不好吃要求退款外，原先的手写帐单也成了客人抵赖不愿付钱的理由，高Andy也只能安装电子收据解决这一问题。而为了解决店中夏日酷热的问题，他也只能安装大风扇应对，“后厨都是排气扇，装了空调也没用”。 信Peter说，过去该区的治安不好，前店主的大门玻璃都被打破过，店内的厨房外安装了防弹玻璃，还特地放了两个监控录像头记录店内情况。虽然近期治安刚有所改善，附近美甲店出现店主和非洲裔顾客风波，让平静的社区再次出现动荡。 作为同胞和邻居，信Peter表示，希望这个事件尽快平息。他说，像自己一样的华人店家都是辛苦打工，再攒钱开店，没人愿意和客人起任何冲突。但如果助长此次非洲裔顾客行为，他表示，其他顾客也会有样学样，让生意更难做，“我们中国人也要团结站出来发声”。 信Peter说，无论是中餐馆还是美甲店，华人商家打拼都不易，他几次看到美甲员工上班很早，晚上11时左右才下班。他希望，此次美甲店风波的不良影响可降到最低，解决涉事店家和其他商家的担忧。 潘云霞顶着孕肚、冒着酷热在餐馆工作。(记者牟兰／摄影) 为避免外族裔抢劫，一些中餐馆甚至装上防弹玻璃。（记者牟兰/摄影）

  　　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我们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可这却让一些西方国家以及他们的媒体很不爽。 　　于是，他们也一直在拼命妖魔化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除了抹黑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我们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侨务服务和联谊活动也成了他们歪曲和丑化的一个对象。 　　这不，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的一个名叫Amy Qin的记者，昨日就写了一篇抹黑中国在新家坡侨务服务的文章，并被《纽约时报》用英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一同呈现了出来 　　 　　其实，《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挺简单的，就是污蔑中国的侨务工作，称中国在利用文化和民族情感渗透新加坡的华人群体，好让华人背叛新加坡，为中国这个祖国服务。 　　而这篇文章的论据也很套路化：一方面找来厌烦中国的新加坡政客炒作中国威胁阴谋论，比如前不久刚刚被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专门驳斥的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另一方面则捕风捉影般地把中国政府表示要做好侨务服务、要让全球华人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和中国梦的言论强行解读成是要渗透新加坡乃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圈。 　　比如新加坡一个名叫华源会的民间组织与中国南昌侨办在2014年搞的一个仅有40名中学生参加、行程仅为11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就被这家美国媒体当成了中国在拉拢新加坡人为中国效力的证据。 　　 　　甚至于连一张新加坡华人过华人新年的图片，都被《纽约时报》用在了这篇拼命妖魔化中国侨务工作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文章里。 　　 　　另外，中方的声音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被大大压缩。尤为讽刺的是，这篇报道一边说有证据证明中国就是在利用侨务工作渗透各国华人圈，一边却并没写明这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更根本没有采访任何中方人员去交叉核实其报道中很多单方面的陈述说法。 　　更令耿直哥深感同情的是，报道中一位对中国很有好感的新加坡华裔人士恐怕没有想到，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在这篇报道居然把他写成了一个令新加坡政府很担心的坏典型。 　　不过，比起耿直哥这些针对这篇《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真正精彩的是新加坡人特别是新加坡华人的反应。 　　比如，在境外社交平台Facebook上，《纽约时报》的官方账号在发布了这篇报道后，就遭到了不少新加坡人的吐槽。 　　 　　其中，一位名叫Frank Young的华裔网友就讽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不仅是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更是在把新加坡人当傻子，以为新加坡人分不清楚文化归属感与国家归属感的区别可实际上分不清楚这两者的恰恰是《纽约时报》这种西方媒体。 　　这位评论获得很多点赞的网友又以二战为例说，二战时美军里有不少日本籍的士兵是忠于美国打日本的，更有艾森豪威尔这位祖籍是德国的美国将军在轰炸德国城市。 　　他还表示中国在新加坡施加的影响与美国和英国的没什么不同。他甚至调侃说，如果美国人真对中国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这么担忧，就多投钱啊。反正新加坡人也很欢迎美元外交。 　　 　　一位名叫Elissa Roberts的网友则从西方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质问：如果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一些做法在全世界被人接受，那么中国和华人就也应该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在中国和华人的事情上玩儿双重标准。 　　 　　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这两位网友这么理性。比如下面这位网民在读完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就立刻写下了一段种族主义色彩的评论：赶走所有华人。 　　 　　这恐怕也是为何网友Steven Geralt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其实是在支持种族主义。 　　 　　另外，还有新加坡的华裔网友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那些自己富裕后仍不忘自己贫穷的祖籍地，并想为那里的发展提供帮助的人更值得信赖，还是那些离开自己的祖籍后就完全数典忘祖的人更值得信赖呢？ 　　 　　这位网友的话也令耿直哥想起了前不久我们《环球时报》才刚报道过的发生在德国的一件事：德国著名的土耳其裔球星厄齐尔因为在英国踢球时与土耳其总统合影，遭到了德国足协和德国政客乃至媒体的抨击与打压，理由认为他对自己的国家不忠诚。可厄齐尔在球场上却从来都是对德国队尽职尽责，他也表示与土耳其总统合影只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会忘记自己根的人。 　　有趣的是，当时很多西方像《纽约时报》这样持自由派立场的媒体都纷纷表示支持厄齐尔的表达自由，可怎么面对华裔和中国的时候，这些西方媒体却拿出了另一幅面孔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耿直哥还去了几个新加坡本地的网络论坛看了下《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在那里的反应，结果同样很搞笑：那里的网友也觉得这篇文章挺扯的，并纷纷表示自己被中国人了。 　　 　　毕竟，与《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同，这些网友都明白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的崛起和海外文化影响力的进步，与想当中国人和为中国效力，完全是两码事。  

  据加通社报道，联邦政府正在调查爱德华王子岛一起大规模华裔移民文件涉嫌造假案件。 加拿大边境服务处(CBSA) 称在过去4年中，发现有462名通过省提名（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获得永久居住证的移民在申请材料中使用的Charlottetown一处住址有可疑。该住址属于2名华人。 首席调查官 Lana Hicks称她怀疑这些移民可能没有在爱德华王子岛上定居，他们实际上可能居住在加国其它地区或者是中国。目前这一指控还未在法庭上被证实。 就在2个月前，两名Charlottetown酒店经营者就因协助移民欺诈被指控。CBSA指控有566位移民使用了两名嫌疑人的酒店和家庭地址编造了移民材料。   根据 P.E.I项目规定，申请者向爱德华王子岛政府提供了$20万存款（可退款），并承诺将在当地投资$15万加币，并经营公司。符合这一规定的申请者将获得省提名。 2016至2017年间，该省已经认可三分之二的PNP公司，一共有177人未获得退款，大部分人没有开设公司。 6月的搜查结果显示，有462位移民在材料中使用了3个Charlottetown的地址，令移民局感到“不合理”。 去年，温哥华的华裔移民因协助1，600名移民造假获得永居证而被罚款入狱。涉案人员曾“伪造在加拿大居住的假象”，其中81人被遣返，160人有待遣返。

美加边界很长，边防极为松散。图为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居民跨过这条人行步道就进入美境的佛蒙特州德比蓝镇(Derby Line)，右边三座花坛就是美加边墙。(美联社) 美加边界很长，但边防极为松散。图为来佛蒙特州居民坐在德比蓝镇(Derby Line)，背后就是加国魁北克。右边三座花坛就是美加边墙。(美联社) 美国边境巡逻人员2018年上半年逮捕了445名自加拿大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与去年同期184人相比，在北部边境非法入境美国的人数，足足增加了142％。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北部边界容易穿越，因此难以确保安全。 纽约州的一个偏远角落，阻止走私者跨州入境美国的唯一障碍物是一个无人看守的金属栅栏。而这只是北部边境安全基础设施沿线的一小部分。 边境巡逻队负责人拉固(Norm Lague)表示，美加边界是全球最长也最繁忙的陆地边界，全长5525哩，不可能完全覆蓋。拉固说：“以有限资源在如此辽阔地区工作，挑战艰钜。” 每天约有40万人、逾16亿元货物合法跨越边境。去年，北部边境巡逻队逮捕非法入境者3027人。南部边境巡逻队的逮捕人数超过3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部边境被捕的人，近一半(1489人)来自墨西哥。墨西哥公民无需签证即可进入加拿大，单程飞往多伦多和蒙特娄费用仅为300美元，“溜进美国很容易”。 此外，在北部边界，许多建筑物和企业实际上横跨美加两国。佛蒙特州德比线(Derby Line)就有一排花盆标志着北部边界，此边界通过哈斯克尔(Haskell)免费图书馆和歌剧院，连接魁北克省斯坦斯特德(Stanstead)。走私行为在此频频发生。去年1月，一名加拿大男子承认透过图书馆走私手枪进入加拿大。 许多官方入境口岸如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附近的浮船坞，夜间无人值班。边境巡逻队得依靠当地居民和感应器来提醒他们可能有人过境。有时候，走在树林空地上或划过湖泊，无需向任何人办手续，就跨越了美加边境。 “北境：沿着美国被遗忘边界的4000哩旅程”作者福克斯(Porter Fox)说：“它是全世界最友好的两国边界……但人们普遍同意，恐怖分子更易越过北部边境潜入美国。”

胡元豹周六就“贸易战及中加经济贸易关系”发表演讲。 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不单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影响，也为众多海外华人带来挑战。   加拿大华裔参议员胡元豹指出，随着中美因“国际权力转移”引发的冲突升级，加上西方国家如澳洲立法防止“外国势力”干扰，加国华裔及华社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特加国华人的身分，包括植根加拿大，为中华文化自豪但不倚赖与中国的关连，以及积极参与及领导本国事务。 胡元豹周六在列治文应“加拿大华裔百人会”邀请发表演讲，题目是“贸易战及中加经济贸易关系”。在马来西亚出生、新加坡长大的胡元豹说，他的家族三代前已经离开中国，他自己是华裔，更指本国华裔历史与加拿大历史同样悠久，华裔也是加拿大“遗传基因”的一部分。 美忧战略经济优势不保 他表示，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国崛起引致“国际权力转移”，中国由1978年占全球经济生产力的2%到现在的15%，在权力转移中涉及供应链以及对科技的操控。不过，他指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主要忧虑不是贸易战，而是战略上经济优势以及谁掌控好像谷歌地图(Google Map)和宽带(Broadband)等足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科技。 胡元豹称，中国过去40年发展主要倚靠廉价劳动力、调配资源和内需市场，但这些优势已开始枯竭，下一步就是发展创新科技，所以中国在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令美国感到忧虑，也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胡元豹指中美贸易冲突也将加国牵涉其中。他举例加国政府早前以“国家安全理由”，阻止中交建的子公司CCCI收购加拿大建筑服务供应商Aecon。 他指虽然不知道真正原因，但从媒体得悉，有加国官员透露说：“如果给美国知道，他们会怎样想？”说明加拿大、美国及中国间，已形成一个三角形关系，任何两方进行交易都要考虑第三方。他说加国政府这样做不是错，他也可以理解，因为加美关系实在重要。 海外华人面对反华挑战 此外，近年不少西方国家掀起“中国怀疑论”和反华行动，好像澳洲就立法禁止外国势力干预。胡元豹指这不单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华人也被形容为“受影响的代理人”。 他指中国正在崛起及影响力冒升中的事实，为身处西方国家的华人带来了挑战，更令他们夹在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全球竞争中间。 胡元豹认为加国华人应该寻找一个独特身分，当中包括植根本土、对中华文化引以自豪、参与及领导本地各级事务、对华裔血统感到骄傲但不倚赖与中国的关连，认识日渐重要中国的机遇及风险，以及基于加国长远利益，有信心地就中国事务定出自己的立场。  

  　　当地时间8月3日下午，美国华盛顿机场警方发表声明称，2日失踪的12岁中国女孩马金晶（Jinjing Ma，音译）已与其父母在纽约平安团聚。 　　北京时间8月4日上午，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警察局（MWAAP）的一份声明称，调查现在由FBI处理，感谢几个执法部门的协助。MWAAP负责人David Huchler说，“马金晶现在很安全，她和家人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她，确保她安全无恙，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 　　马金晶的团友也向南都记者确认她现在已经和父母在纽约见面。 　　纽约安娜律师楼告诉南都记者，马金晶和她的父母目前一起在美国，由安娜律师楼的律师代理他们的案子，小女孩和她的父母都是安全的。“马金晶已和父母团聚，平安快乐。”目前他们会配合联邦调查局调查。负责案件调查的FBI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目前尚不能透露带走马金晶的男女身份信息和其他信息。 　　 　　女孩与父母在纽约安娜律师楼。 　　当地时间8月2日上午，马金晶在美国华盛顿里根机场失踪，疑似遭遇绑架。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发布会，称她可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并于当日下午启动了安伯警报（美国儿童安全警报系统）。 　　弗吉尼亚州警方表示，马金晶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之前拿到了护照，然后离开了该旅游团。她说要去洗手间，但监控显示，她遇到一名身穿黑色裙子的亚裔女性，该女性帮马金晶换了衣服，然后两人一起走到机场的“抵达”区域，最终从摄像机监控中消失。 　　南都记者获悉，马金晶此次来美是参加一个游学团，大多为12、13岁的学生，他们于7月26日抵达美国，主要参观美国的景点和学校。旅行团原计划8月2日由华盛顿里根机场前往美国西海岸。 　　与马金晶参加同一个游学团的吴先生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女孩曾提到她的父母在美国，她会说一点英语。也有目击者向警方透露，此前旅行团在纽约市游览时，看到过一位亚裔女性与马金晶交谈并递给她食物。 　　8月4日，美国华人律师刘龙珠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确认从华盛顿机场带走女孩的就是她的父母，且女孩平安，并在其签证有效期内，那么这只是一起乌龙事件，女孩的父母不用负法律责任，“但如果之后女孩想在美国转身份，可能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据外媒报道，据Team Blind公司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硅谷，房价已完全失控，就连科技员工也买不起房子。 Team Blind公司经营着一个针对工作场合的匿名网络社区。它的调查报告发现，59%的科技员工——包括13家主流科技公司的很多员工——都表示，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买不起房子。 人们都知道在硅谷居住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这些科技员工的反馈信息表明，就连那些从逻辑上来说应该买得起房子的人也买不起。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称，旧金山房子的平均售价超过了150万美元。在2017年底，只有12%的旧金山家庭买得起中等价格的房子。 在附近的圣马特奥县，只有14%的家庭买得起类似价格的房子。在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只有15%的家庭买得起当地的房子。相对而言，该协会称，在2017年第四季度，在整个加州，有29%的家庭买得起房子;在全美国，有56%的家庭买得起房子。 尽管一些科技员工的年薪超过了30万美元，远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他们仍然表示在湾区买房很吃力。据湾区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46%的居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搬离这个地区。Team Blind的调查活动从7月24日持续到了7月28日，采访了超过2326人。 上周，Team Blind表示，61%的科技员工希望涨工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报酬过低。 在13家主流科技公司中，有超过50%的受访者称，他们买不起房子。思科说买不起房子的员工最多，占72.07%;其次是购物和拍卖网站eBay，说买不起房子的员工占70.63%。 就连Facebook和谷歌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多数员工也表示买房很吃力。但是，在说买不起房子的员工中，这两家公司占比最低。 “居民们纷纷搬到更便宜的城市去，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Team Blind说，“从今年初以来，人们就开始大规模地搬离该地区。这一度导致U-haul搬家卡车供不应求。由于需求上升，供应短缺，搬家卡车的费用也飙涨到了2000美元。在湾区生活成本很高，但是离开它的成本也同样很高。”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NewYork) 报道，一名12岁的中国女孩马金晶(JingJing Ma)，在美国旅游时在华盛顿里根机场被指失踪，引发涉及全美的“安伯警报”(“美国失踪人口：广播紧急回应”的缩写）)，警方一度认为她可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不过，当地时间周五(8月3日)，马金晶被确认身在纽约皇后区并且安全，她其实一直和父母在一起。 据马金晶家庭的代理律师介绍，她一直很安全，只是被居住在纽约的父母接了过去，并且向媒体公布了她与父母的合影保报平安。 据媒体此前报道，马金晶于7月26日起随团到美国旅游，旅游团先在纽约停留，然后前往华盛顿。而8月2日早上，在华盛顿里根机场，马金晶向领队取回了自己的护照，脱团去了洗手间。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马金晶从洗手间出来时已经换了衣服，并且身边有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中年亚裔女子。 2人一同走出机场并进入一辆SUV，车上还有一名身份不确定的男子，过程中马金晶没有遭受胁迫的迹象。 马金晶家庭的代理律师表示，视频中的男女就是她的父母，他们也是看电视才知道原来自己女儿被“绑架”了，这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是合法的。 警方表示，马金晶是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据记者了解，马金晶父母两年前移居美国，而她和亲戚们留在中国生活，这次来美国旅游是一家三口时隔两年首次团聚。目前，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已经会见了马金晶的父母，并让他们照看好孩子。 美警方发安全警报：疑似12岁中国女孩在机场被绑架 处境危险 弗吉尼亚(Virginia)警方当地时间2日下午发布一则安伯警报(美国儿童安全警报系统)认为，“一名来自中国的12岁女孩马金晶(Jinjing Ma，音译)在华盛顿里根机场(DCA)遭人绑架”，处境危险。 美警方披露: 疑遭绑架12岁中国女孩被带走时未反抗 8月3日早晨，一则12岁中国女孩疑在美国机场遭遇绑架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媒体拨打美国华盛顿机场警方及当地警局电话进行核实了解。对方向媒体确认称，目前警方已知悉此事，并将全力进行追查。“从视频来看，女孩当时确实没有反抗，警方也确有怀疑是否两人此前就‘关系亲近’。”华盛顿警方告诉媒体，“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只是怀疑，警方现在非常急迫想通过一切手段，获知女孩下落。” 相关报道：在美疑遭绑架的12岁中国女孩被找到，系父母接走 机场管理局2日晚间曾发布通报儿童绑架案的“安珀警报”(美国儿童安全警报系统)说，马金晶在华盛顿里根国际机场与旅游团分开，与一位亚裔女性一道离开机场，当局将此案视为儿童绑架案，紧急寻人。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警方表示，监控视频显示，马金晶最后出现在华盛顿里根机场的时间是早上8点15分左右，最后一次露面时正离开机场，与一名身高约1米52的亚裔中年女性同行，之后，两人乘坐一辆纽约牌照的白色英菲尼迪轿车离开，驾车者为一名亚裔男性。事发前，有人看到亚裔女子和该亚裔男子一起。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3日上午，这名女孩和她的亲生父母出现在纽约法拉盛一间律师事务所，经美国联邦调查局确认，她的父母正是在前一天将她从里根机场接走的男女。 据马金晶的母亲介绍，带走孩子的是自己，她和丈夫因为工作关系，与孩子分隔中美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这起事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令马金晶的父母始料未及，因而才前往律师事务所咨询。 至于为何在机场带走女儿并未告知游学团，马金晶一家人在纽约的代表律师安娜·黛蜜琪在接受自媒体“华府进行时”采访时介绍，“这其中有很大的误会，父母对于事情闹成这么大的新闻也很讶异。但这是进行中的调查，我不能再进一步评论。” 有关马金晶未来一段时间是长久留在美国还是回国，该名律师称，他们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马金晶现在是以合法的旅游签证留在美国。“马金晶的身份还能合法停留一段时间，这不着急。” 据了解，马金晶目前持旅游签证和父母同住，而她的父母在两年前来到美国，目前在纽约合法居留。 马金晶7月26日跟随一个中国游学团来到美国东岸，参观数间学校和景点。她的父母在该团于纽约世贸大楼观光时，曾与她会面并递送食物。 该旅游团定于8月2日上午从华盛顿里根机场飞往美国西岸，之后离境。本月2日，在旅游团准备办理登机手续之际，马金晶在拿到护照后，以上洗手间为由离开团体。接着她和母亲会面，更换了衣服，便坐上其父在机场外等候的轿车离去，托运行李和机票都未领取。 马金晶失踪后，机场当局对她的安危表示非常担心，包括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联邦调查局、维吉尼亚州警局以及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都加入了此案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