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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财长Bill Morneau昨天在密西沙加宣布联邦政府增强退休金的议案C - 26已获总督签署﹐成为法律﹐进入落实的过程。这意味着修订后的退休金制度将从2019年开始分7年逐步推行﹐届时退休金计划的供款雇主及雇员都要多交1个百分点，由目前的各自4.95%逐步增至2025年各自供5.95%。这样未来加拿大人退休金，领取退休金将从现行的每年最高13370元增加到约2万元。不过这个增加部分至少要40年后才能全额领取，目前已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无法享受到。 原本安省政府计划推出安省退休金计划（ORPP），但是2016年6月20日，加拿大各省的财政厅长和联邦财政部就退休金（Canada Pension Plan，CPP）改革达成协议。除魁省和曼省之外，所有省份的财政厅长都已签字认可。这样ORPP寿终正寝，安省损失了已经开始ORPP的开销7千万元。 根据联邦政府增强退休金的议案，按照目前的供款标准，雇主和雇员各交雇员年薪的4.95%。用于计算供款数额的年薪上限为54900元，超出的部分不需供款。在2019年之后，一位年薪5.5万元的加拿大工人每月的退休金供款将增加7块钱，而雇主也将做配比供款。其后供款逐年上涨，至2023年增至每月多交34元。这样到2025年的时候，退休者一年最多能从CPP领到17478元，比现在多三分之一。 联邦财长Bill Morneau曾表示，本国30岁左右的人正面临“退休危机”，这个群体的退休生活面临双重威胁：个人储蓄不足，而且没有多少人享受公司退休金。对这些人来说，CPP将是他们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按照目前的标准，退休者每月最多能从CPP领到1065元，而平均支付额仅有618元，远不够生活。在大选中自由党就将加强CPP做为竞选承诺之一。 Bill Morneau称，联邦政府增强退休金计划的初衷，是因为担心未来加人退休时财务准备不足，影响生活。这种担心来自三大因素。一是目前人们寿命延长﹔二是长期低利率﹐储蓄收入不多﹔三是过去许多行业都有稳定的退休金，现在这情况已经改变。联邦统计局资料显示，1971年时获公司发出退休金的人有48%﹔到了2011年该比例已下降至25%。 退休金(CPP)是加国退休收入系统的基础。目前每年向520万加人提供373亿元退休金。

　　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退休计划是RRSP (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注册的退休储蓄计划)。总的来说就是鼓励人们为退休进行储蓄，政府对此“赏赐”一些报税上的好处。 　　对 RRSP 供的款，可以从人们当年的收入中“减掉”，即不必马上交所得税，等人老了退休后，从 RRSP 中取钱时再交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通常人们的收入减少，因此交的税也会有所减少。 　　加拿大政府允许人们每年最多把自己年收入的 18% 供给 RRSP。 　　本周三，是加拿大人为 2016年纳税年度减税而对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供款的最后期限。 　　回顾过去一年的低利率和低回报率的市场，加拿大人选择投资的眼光需要放在低成本上。而长期低利率对于固定收入投资者而言，回报率更低。 　　而加拿大从今年1月1日起也开始实行新规，投资公司和理财顾问必须向客户说明其购买的理财产品的管理费(management fee)。这也促使投资者寻找更低成本的选择。 Rico Dilello 　　Rico Dilello早年是一位理财顾问，他称，投资互惠基金并不能为客户提供好的回报。 　　“我感觉很糟糕，我在赚他们的钱，而我的客户在亏钱。” 　　这是因为理财顾问在卖出互惠基金时，都能赚到管理费，不论这笔投资是赚还是亏 巴菲特 　　美国投资家、股神巴菲特在年度致股东信中提到，资产管理公司收取的佣金太高。他认为，购买一个低成本的被动型指数基金，都好过想要跑赢大市的管理型基金。 　　但是巴菲特认为，现今多数管理互惠基金的基金经理在玩“愚蠢的”游戏。 　　“还是那个老故事，找1000个基金经理，让他们每年年初做出预测，其中至少有一人连续九年都能猜对。让1000只猴子这么做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没人排长队、大把掏钱让他们来猜，”巴菲特在信中说。 　　多数互惠基金由一篮子股票组织，由专业人员管理，目的是购买升值的股票，减持亏损的股票，从而通过买卖跑赢大市。 　　他建议低成本指数基金，即那些跟踪主要股指表现的基金，而不是主动挑选股票买卖。 　　这些指数基金未必能跑赢大市，但长期而言也有足够利润，因为这些基金不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 　　举例而言，把$1万元投资于5%年回报的基金，如果是无管理费，20年后增长为$26,533元，如果是2%的管理费，20年后增长为$18,061元，管理费高达$8,472元，接近最初的投资成本。 　　Dilello后来辞职，目前他已退休。他听取巴菲特的建议，把自己的钱投入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ETF类似于互惠基金，也是由一篮子股票组成，但是不需要理财顾问来买卖。它可像股票一样交易，交易成本低，主要是借助于算法和资产筛选器等技术，从而为投资者留下更多回报。 　　目前加拿大所有基金中，ETF只占8%，但是增长迅速。 　　根据加拿大ETF协会的数字，至去年底，加拿大ETF基金的市值为$1,136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27%。同期，互惠基金的市值仅增长7.7%。 　　其实为退休进行储蓄是绝对必要的，为此RRSP是重要途径。在加拿大这个万税之国，不好好利用RRSP是要吃亏的。尤其是在整体家庭财务规划中，量身定做的RRSP计划是实现退休梦想的重要部分。

2016报税季的注册退休储蓄账户（RRSP）投资期限刚刚结束，回顾过去一年的低利率和低回报率的市场，加拿大人选择投资的眼光需要放在低成本上。 尽管多伦多股市过去一年强劲反弹，但是多指也只是回到2014年的水平。 而长期低利率对于固定收入投资者而言，回报率更低。 加拿大从今年1月1日起实行新规，投资公司和理财顾问必须向客户说明其购买的理财产品的管理费（management fee）。这也促使投资者寻找更低成本的选择。 巴菲特与猴子理论   美国投资家、股神巴菲特在年度致股东信中提到，资产管理公司收取的佣金太高。他认为，购买一个低成本的被动型指数基金，都好过想要跑赢大市的管理型基金。 “还是那个老故事，找1000个基金经理，让他们每年年初做出预测，其中至少有一人连续九年都能猜对。让1000只猴子这么做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没人排长队、大把掏钱让他们来猜，”巴菲特在信中说。 Rico Dilello（下图）早年是一位理财顾问，他称，投资互惠基金并不能为客户提供好的回报。 “我感觉很糟糕，我在赚他们的钱，而我的客户在亏钱。” 这是因为理财顾问在卖出互惠基金时，都能赚到管理费，不论这笔投资是赚还是亏。 管理费吃掉多少 多数互惠基金由一篮子股票组织，由专业人员管理，目的是购买升值的股票，减持亏损的股票，从而通过买卖跑赢大市。 但是巴菲特认为，现今多数管理互惠基金的基金经理在玩“愚蠢的”游戏。 他建议低成本指数基金，即那些跟踪主要股指表现的基金，而不是主动挑选股票买卖。 这些指数基金未必能跑赢大市，但长期而言也有足够利润，因为这些基金不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 举例而言，把$1万元投资于5%年回报的基金，如果是无管理费，20年后增长为$26,533元，如果是2%的管理费，20年后增长为$18,061元，管理费高达$8,472元，接近最初的投资成本。 Dilello后来辞职，目前他已退休。他听取巴菲特的建议，把自己的钱投入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ETF类似于互惠基金，也是由一篮子股票组成，但是不需要理财顾问来买卖。它可像股票一样交易，交易成本低，主要是借助于算法和资产筛选器等技术，从而为投资者留下更多回报。 目前加拿大所有基金中，ETF只占8%，但是增长迅速。 根据加拿大ETF协会的数字，至去年底，加拿大ETF基金的市值为$1,136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27%。同期，互惠基金的市值仅增长7.7%。

  　“目前个人携带入境物品的免税值是5000元，是多年前制定的标准，为什么不能提高一些？” 　　2月28日，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有网友问起了入境免税额调整问题。对此，邹志武表示，“现行标准是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的，目前这种限额还是比较符合情况的。” 　　按照当前国家对进出境旅客监管物品的规定，中国旅客在境外获取总价值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自用合理数量的物品可以免费进境。 　　邹志武表示，这个限值和大多数国家免税限值基本相当。“比如美国，入境免税额是800美元，约5000元人民币；澳大利亚900澳元，合4000多元人民币；加拿大750加元，合3000多元人民币。” 　　“跟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我们国家这个数值并不低。但是我们也会根据今后发展的实际需要再做些调整。”邹志武说。 　　此外，针对有网友提出的“国际邮包滞留在海关的时间太长、补税窗口排队长、处理过程繁琐”问题时，邹志武说，近年来进出境国际邮包数量大幅增长，海关监管面临巨大压力，每天要处理几百万件邮包。各地海关正积极通过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提高通关效率，减少邮包滞留时间。目前，海关总署已开发了全国统一版的海关进出境邮递物品信息化管理系统，正在广州、黄埔两个海关试点，下一步将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全国推广使用，缓解通关压力。

温哥华华裔律师郭红(Hong Guo，音译)已经发出资不抵债通知 在温哥华房市火热期间，国际洗钱成了加拿大政府反洗钱机构的重点关注内容。期间有很多漏洞被发现，包括律师行业的监管问题。 加拿大反洗钱机构Fintrac从2012年至2016年6月间，对全加823家地产公司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在执行反洗钱及反恐融资控制政策时，468家公司违规“严重”，28家公司违规“非常严重”。 按加拿大反洗钱政策规定，银行、地产经纪及开发商等，如果发现可疑的金钱交易，须要向Fintrac报告。不过，法规对律师网开一面，理由是律师须要保守客户的秘密。卑诗省的律师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律来应对洗钱风险。 不过，越来越多的国际行家认为，加拿大律师在运作中的漏洞，在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得加拿大政府增加了防止洗钱的难度。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导，来自渥太华的消息来源称，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门正在制定法律修正案，把加拿大律师加入到国家的反洗钱系统。虽然政府部门不透露详情，但涉及的改变，可能是要求律师在报告可疑交易时，需要提供更多信息。该修改将如何解决客户保密问题，尚不清楚。 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透明度国际报告的作者罗斯(Adam Ross)说：“必须有一种解决方案，使律师在不牺牲律师 – 客户特权(客户保密)的前提下，在尽责及符合反洗钱规则上达到更高的标准。” 律师自律不够  执法力度不足 温哥华房市曾经的疯狂，反映出卑诗省相关法规的漏洞及执法力度不足问题。地产行业不但有规则漏洞，也普遍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面对国际洗钱可能性大的房市，卑诗省政府加强了对地产从业者的监管力度，收紧了规则，也加强了处罚力度。 按《温哥华太阳报》报导，对于自称通过自律能应对洗钱问题的卑诗省法律界，罗斯说：“律师公会声称他们有防止洗钱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强，不透明，几乎从未被执行。” 他说：“除非律师公会要求其会员做更多，并开始执行这些规则，否则，数十亿元的资金将继续通过律师信托账户洗白，不会有任何后果。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所说的自律不起作用。” 卑诗省律师公会发言人佐丹(David Jordan)表示，律师必须提供信托账户活动的年度报告，以证明他们符合卑诗省律师公会的规定。如果公会在这些报告中发现有不合规问题，可以对有关的信托账户进行审计;信托账户也会受到随机审计。律师公会也有针对大额现金交易的规则。 2014年，Fintrac聘请会计师行Grant Thornton调查洗钱问题，并优先调查地产业。结果发现，地产业的洗钱风险，包括涉及律师和法律信托基金的买家隐瞒漏洞、“大量现金交易”、缺乏“质量或道德基础”及不遵守规则。 因为对地产行业报告可疑交易不满意，Fintrac大幅增加了对温哥华地区的审查。但当地地产业解释，大部分地产公司不再收超过1万元的现金，而是由律师收这些钱，但律师不受Fintrac要求报告的规定约束。 温哥华华裔律师被告上法庭 温哥华华裔律师郭红(Hong Guo，音译)，因其信托账户被盗走了750万元(加元，下同)，现在正被一些华人投资者及卑诗地产专业人士起诉，要求她赔偿210万元的损失。 郭红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因为银行信托账户被盗，无法完成客户委托的事务。在法院文件中，郭声称她的前记账员与法律助理勾结，非法盗用了其信托账户上的钱。郭红因此提起一宗民事诉讼，控告这两名前员工盗取几百万元，并在本拿比赌场将部分钱财换成现金，然后逃回中国大陆。 数千万现金来历不明 据卑诗省 最高法院的文件显示，大约4年前，郭红的中国投资客户从海外将数千万元现金汇入她的法律信托账户。 然后，由郭红个人拥有或持有股份的各种卑诗省空壳公司，被用来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各种土地和资源交易中。 其中最大的一个交易是，中国投资者在2013年购买了列治文Minoru大道上的3个土地物业，用于公寓开发。该项目后来因财政原因停顿。投资者想在当地借钱，但因“整个交易看起来可疑”而遇到困难。该项目的一些投资者想出售土地拿回投资，另一些投资者则想留住土地，他们正在法院里争辩，到底是谁投入了这些资金。 郭红和她的业务伙伴孙艾伦(Allen Sun)对簿公堂时，孙艾伦质疑汇入郭红信托账户的2,000万元的真正主人。郭的一名客户徐中平(Zhongping Xu，音译)声称他是主人，但其他投资者称，这笔钱大部分属于甄立(Li Zhen，音译)及2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孙艾伦的代表律师在法庭问徐中平，证据显示这些钱来自甄立，甄立是谁?徐中平回答说，甄立是他的朋友。当律师继续问这笔钱是否来自中国及如何获得这些钱时，徐中平说：“我不会给你提供在中国的文件。” 来自孙艾伦的的证词称，“为做这笔交易而汇入的资金来自离岸的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来源”，“数十万流入和流出郭红信托账户的钱，收款人身份不明，其中有35万元给了徐中平”。 《温哥华太阳报》的报导称，郭红在接受Postmedia采访时坚持认为，她和她的客户在相关的列治文土地交易中没有犯错。她从这个交易中没赚一分钱。 佐丹称，卑诗省律师公会正在告另一名温哥华律师格尼(Donald Gurney)，指他在2013年5月至11月间，允许25,845,489元的离岸资金流入他的信托账户，但并未提供大量的法律服务。公会称，格尼没有问金钱来自何处就接受了。 律师公会的代表律师在听证时称，如果他们没有保护法律账户免受滥用，必须有强有力的专业处罚，以确保公众对律师行业的信心以及这行业的自我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