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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中产韭菜，加拿大离共产主义还有远？

万众瞩目的CERB政策，已经越来越显露出美剧一般的属性，从政策定性到改变，从严查欺诈到延长周期，百转千回、悬念迭出，无一不是众人热议的焦点。而最近，CERB又有望迎来质的变迁。最新新闻披露，新冠疫情下，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计划$1740亿元的开支来支持商家和个人。目前，提供基本收入的呼声越来越高，联邦财长Bill Morneau和其他内阁高官已经受到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反复质询。支持者认为这是在$800亿元加拿大紧急救济金（CERB）基础上，将福利范围扩大。据加通社报道，CERB和一项450亿元的工资补贴计划（CEWS）定于10月份到期。从该月开始提供6个月的基本收入，可能花费$475亿元至$981亿元，具体取决于那些其他收入增加的人士所领取的福利金减少了多少。预算官Yves Giroux的报告说，年龄在18至64岁之间的加拿大人，平均可领到$4,500元至$4,800元。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18至64岁之间的人口约有2400万人。我的天呐！CERB一旦蜕变为基本收入，那么共产主义在加拿大就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了。总共3700万人口，近65%都可以躺着拿钱，其余35%其实也不闲着，那么这个社会不是高福利社会又是什么？假如以$4500来计算，发放一次基本收入就要达到1080亿元，这不可谓不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资金。问题的关键是：钱从哪里来？最新新闻称，自由党定期向国会议员们通报有关紧急援助总支出的信息，其总金额超过1740亿加元，但尚未对本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进行估算。议会预算办公室表示，赤字可能高达2520亿加元。其他部门估计3000亿加元并非不可能。反对党表示，他们希望莫尔诺能够提供一份在今秋调整紧急措施，并保证支出和赤字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计划书。就业率空前低迷和政府经济支出也加剧了财政赤字，这样的状况将会让政府降低今年的收入预算。莫尔诺还提供了政府对未来几个月经济的看法。他表示，由于疫情的发展趋势不确定，他的预案中暂时不会有未来五年计划。很显然，即使是目前的CERB计划，已经是政府支出严重超出预算。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未来经济不太可能有大的起色，其次税收这块也肯定不会理想。那么即使是现状都很难维系下去，不要说再增加千亿级别的支出了。与其高喊基本收入，倒不如把一部分资金集中支援最贫困、最弱势的那部分人群，可能只要几十亿就差不多了。2400万人中，或许20%以上对4500元的锦上添花根本不会敏感，而20%可能就迫切需要这笔钱来雪中送炭，那么即使面面俱到，估计也就200亿出头，应该是可以承担的。现在需要强调的已经不是发多少钱，再发多少钱，而是政府未来如何平衡赤字的问题。抵抗新冠疫情任重而道远，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短时间集中发钱其实意思不大，细水长流，做好未雨绸缪的打算才是正确道路。最近多市已经透露出政府亏空严重的信息，明年新一轮中产割韭菜行动在所难免。我们希望政府还是要脚踏实地，把钱用在刀刃上，尽量做好预算平衡，减少赤字。否则，加拿大还没实现共产主义，中产阶层却都已经歇菜了。

6年前
加国承认赤字超3400亿但钱还照发

昨天，加拿大财政部长Bill Morneau面对媒体的各种质疑，直言，联邦政府很清楚目前所面临的财政赤字。但是面对各种反对党和其他方面的质疑，自由党政府表示，这些钱都是出于对加拿大公民的保护而花费，是帮助加拿大人顺利度过这次疫情危机所必须的花费。是该花的！杜鲁多表示，面对突如其太的疫情，政府可以选择坐视不管，也可以选择给加拿大人提供支持和帮助。只有政府承担起债务，才能有效减少加拿大人、普通家庭自己去负担债务。联邦政府预计2020-2021财年将出现3,430亿加元的赤字，因为COVID-19的支出将继续增加，这一赤字将远超过之前的估计。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在周三的财政更新中表示，到2021年，政府总支出将激增至6120亿加元，几乎是2019年3460亿加元支出的两倍。赤字飞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联邦政府的两项针对COVID-19财务援助计划：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CEWS）和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CERB）的预计支出增加所致。财长的这番言论也得到了总理杜鲁多的背书，Trudeau在发言中表示，这些钱花在让加拿大人顺利度过困境，是值得的。而且杜鲁多表示，之所以有底气这么做，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加拿大经济的基础扎实，净债务与GDP比率相比其他七国集团的成员国要更低。加拿大已经为经济复苏打好了基础。不过此前，包括保守党、NDP等反对党和一些行业团体一直在向自由党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何时开始控制其支出计划提供更多信息。反对方警告说，联邦政府这么随意的花钱，最终会影响加拿大经济的整体复苏。 CERB每月为因COVID-19失业的人们提供每月2,000元，最初预计花费约250亿元。该项目不仅申领人数超出了预期，还被NDP和自由党政府号召延期到10月，周三的财政更新会议上透露，这项开支的实际支出将有望超过805亿元。 CEWS有效地覆盖了加拿大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员工工资成本的75％，现在预计将花费823亿元，比当初预计的730亿要大幅增加。

6年前
央行调查：加拿大公司企业计划重聘员工

加拿大中央银行 – 加拿大银行星期一（7月6日）公布了对企业的季度调查，调查显示出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也有令人担忧的趋势在 COVID 疫情中进行了裁人的公司企业在调查中说，计划今年重新雇用员工。这些公司企业告诉加拿大央行，他们计划在今后一年中重新填补一些职位，但由于与 COVID-19 相关的不确定性，许多招聘计划现在还不明确。在服务业和能源业，许多公司认为招聘的员工人数不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加拿大零售业开始重启 (Jessica Doria-Brown/CBC) 与此同时，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说，联邦政府提供的工资补贴项目，帮助他们减少或避免了裁员，但一些正在重新招聘的公司则称，联邦政府的工资紧急福利对他们的招聘工作构成了障碍。担心失业加拿大央行同时发布的一个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对失业的担忧正在上升，对于是否容易找到一份新工作，人们的信心为自2015年油价大跌以来的最低点。另外，许多消费者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工资增长将会赶不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6年前
真绕！阿尔伯塔石油要经巴拿马运河海运加东

由于缺乏输油管道、加拿大能源公司Cenovus Energy采用绕大弯的办法，先把其在阿尔伯塔省生产的石油跨越落基山脉运到太平洋沿岸，再用油轮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urnaby市南下太平洋，经巴拿马运河北上大西洋，最后把原油运到新布伦瑞克省Saint John市Irving公司的炼油厂。这一海运行程1万1千9百公里，还要经过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不过，这一用海运方式运送阿尔伯塔石油到加东地区的决定是加拿大最主要的炼油公司、Irving公司的石油采购战略选择的结果。两个月前，Irving公司做出的石油采购决策出乎加拿大石油业众多人士的预料。Irving公司不但决定采购更多的阿尔伯塔石油，而且决定从今年夏天开始用大型油轮海运的方式经巴拿马运河把加西地区的石油运送到加东地区的炼油厂。阿尔伯塔省长肯尼一方面赞扬Irving公司增加购买阿尔伯塔石油的决定，另一方面指出三年前被下马的东向输油管道项目本来能够成为让加拿大西部和加拿大东部地区共同受益的双赢项目。目前加拿大出口的石油99%被运送到美国的炼油厂，由于缺乏输油管道能力和美国炼油厂能力的饱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石油不得不深度打折才能争得美国客户。

6年前
BC省民本月别忘收这笔福利几乎都有份

卑诗省大部分地区居民会在7月份获得每年两次的气候行动税收抵免额（climate action tax credit ）。省府今天宣布7月份发放气候行动税收抵免额，一个家庭最高可以获得$564！80%BC省居民都有份收到这笔福利，如果已经提交2019年所得税申报都会符合资格自动获得这笔福利。这项福利也是卑诗省COVID-19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省长贺谨（John Horgan）3月份宣布了一项50亿加元的行动计划，以帮助BC省民和企业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实施该计划之前，原定的7月份成人每人最多支付$ 43.50，每个孩子最多$ 12.75。符合条件的四口之家将获得最高$ 112.50的补贴。根据BC省府今天周四（7月2号）发布的消息，符合条件的个人现在最多可获得$218，而儿童一次最多可获得$64。符合条件的四口之家将获得最高$564的补贴。就是说，这笔福利每个人增加$174.50元，儿童增加$51.25元，四口之家增加$451.50元。从本周开始，卑诗省有80％的居民会自动获得这笔提高额度的气候行动税收抵免。财政厅长詹嘉路表示，提高这笔气候行动税收抵免额，可以有助BC省民在疫情期间分担家庭支出，也成为共同努力恢复省经济的必要动力。 BC省府的新冠COVID-19福利计划，包括BC省“工人紧急福利金”，最近扩大到包括在3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受到大流行影响失去工作的工人，都可以一次性获得1000元的新冠福利。根据省府网站的信息，BC省“工人紧急福利金”的资格包括“ 您在2020年3月15日或之后失去了工作或自雇收入，并且符合资格获得加拿大紧急救济金（CERB），并且您尚未偿还，也不需要偿还所有CERB利益要么：从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4日，您连续至少14天失去了工作或自雇收入，并且在这连续的14天里，您没有：合并就业或自雇收入超过1,000元根据省计划获得由于怀孕或照顾新生儿或新收养的孩子的津贴，金钱或其他福利，以及您已在2019年或2020年3月15日之前的12个月中，获得至少5,000元的就业或自雇收入。

6年前

险资举牌杠杆并购在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并不少见。扑克投资家注意到，有消息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11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至11月28日期间大量购入格力电器股票，持股比例由2016年三季度末的0.99%上升至4.13%，持股排名由公司第六大股东上升至第三大股东。当然，恒大买了更多万科A的股份，或许涉及宝能从万科出来。这种景象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也非常火热。“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或许，我们应该对资本更清醒一点。 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杠杆并购里根、撒切尔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的确是立足于振兴供给侧的。但是却没有达到效果。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发展停滞，金融行业开始在“存量发掘”上做文章。这是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里根、撒切尔的败笔，在英国是片面私有化，在美国，则是让摘桃子的人（Value Taker）凌驾于价值创造者（Value Makers）之上。这里面，钻监管空子而未被制止是一大原因，毕竟摘苹果比种苹果容易的多。这些现象，集中体现在传统工业等领域。同期，信息技术产业开始起飞，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很快加上通信技术产业）和其他大型产业（能源、交通、电力、钢铁、建材等等）之间走势的差别就此出现。在80年代，美国也并非全然没有出现产业强人，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李·艾柯卡就是典型的美国英雄。但是，由于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大公司的发展被压制，沉闷的局面仍未改变——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1988年问世的“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做了次带有投机味道的事，她为了压制自己的长期对手——英国国有煤矿而推动核电，成为该理论站台的第一个国际重要政治人物（需要指出的是，里根和老布什并没有大力支持这一运动，尤其是里根从未支持过，精心把它扶上台的是此时还很年轻的政客——戈尔），结果在后来反噬了自己——该社会运动一旦扩散，核电由于“安全因素”也被干扰，在西方几十年没有新的建设，对此，撒切尔在21世纪的回忆中后悔不已。这一运动在克林顿时代发扬光大，这是后话。 80年代美国产业英雄李·艾柯卡，在日本汽车长驱直入美国市场时奋起直追在50-70年代技术推动的新市场需求突然消失后，大量西方大型制造产业成了停滞行业，这时候金融新兴势力来了，而且逐渐蚕食并长期统治西方这一产业领域。这就是KKR为代表的私募股权（PE）公司。他们启用连环高杠杆（通常是养老基金成为基金LP，保险公司提供过桥贷款，银团贷款，垃圾债券，形成四级杠杆）现金收购上市公司，退市后折腾一番再上市。这种行为连带激发了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等寄生行为（并购通常使标的公司股价上涨，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具体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将为并购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和并购对象合为一体，这样工具性法律实体为收购借的大量债务就变成并购对象的债务。并购对象通过大量削减成本——包括日常开支、员工及研发开支来还债。在这一过程中，起先利润会很低（因为还债有利息），但避免了税收（利息在交税前扣除，记住，原来公司被并购前没有高负债也就没有这笔利息，那利润是要交税的）。随着利息逐渐偿还，净利润就重新增长，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两-四年的记录，再拿去上市。而美国资本市场由于摆脱了高通胀，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是有个持续的牛市的，市盈率本来就比原来高，而做出增长的上市前利润记录能搞个好估值，如此卖出，并购型PE就赚钱了。当然，在经济上衡量，利润很高，所以后来有些经济学家拿着这资本进出的利润说PE如何如何“提升了经济效率”，如果真的靠提升效率赚的钱，那应该不受时间限制，但其实并购型PE都是集中在某一时段爆发，到今天也就三次热潮。 Merchants of Debt，已经翻译为中文《门口的野蛮人2:KKR与资本暴利崛起》，写于1992年，详细记录了KKR在80年代的几个案例请注意这种并购和普通并购的不同。并购是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种常见行为，本身是中性的（但并购后的整合从来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有价值的并购是互有所需，比如一些本身太小但有独到技术的公司通过被并购整合到具有系统能力的大中型企业里面发挥价值，这在科技领域是常见的。但上述并购是纯财务公司并购实体经济企业，而且大规模动用杠杆（而非自身现金或换股并购）。很显然，这在本质上没有对企业的长期研发尤其是长期战略路径进行什么考虑，这样一种短期操作，对企业少有改进，甚至摧毁了企业的长期研发体系。李·艾科卡本人就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但在欧美，PE成为传统行业公司的股东的现象持续了20多年，在80年代中后期、2005-2007年及最近有三轮热潮，拿在手上的更多——现在中国公司海外并购会发现大量企业的卖主都是PE。平庸是这些产业近30年的主要特点。这也是规律：从产业史看，凡是进入金融性资本来全面主导局面的行业，往往是技术进步已经停滞的行业（新技术不出现，才比谁的钱更雄厚）。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避免停滞。那么为何那时“积极股东主义”能得到相当的公众赞同，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管理结构正好处于一轮青黄不接的状态——大部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创立的大中型企业创立者及其家族多已退居二线，经过60年代的管理层接管，大部分企业的经营很波澜不惊。另外，80年代初沃尔克治理通胀时的高利率也让一些企业经营困难，80年代中期大量制造领域的美国企业全面受日本冲击，非常窝囊。这时有一批像《华尔街》电影的盖柯这样的人振臂一呼，“贪婪就是好”，舆论就会一片倒，再加上小股东天生墙头草，有人出高价收购股票当然愿意卖。结果，门口的野蛮人并没有振兴美国企业打败日本人——当90年代初这场泡沫破灭时，他们就一窝蜂跑去相对保守的房地产（REITS）市场了。美国80年代中后期并购方面的教训给今日中国的警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者在海外留学时，正好赶上了这一浪潮，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那时这些活动的不利后果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这一情节导致了设计能带来“中国版的野蛮人之争”的制度（如高收益债）一直是一些群体的情怀。但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差别仅在于：美国并购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是银团贷款和垃圾债券，可以以工具性法人实体借债，中国不允许，所以中国财务举牌/并购的主体成了保险公司——靠发售等同理财产品性质的万能险的保险公司，再和背后出资人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融资结合在一起，瞄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股权分散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不是典型国企，而是有强人执掌的民营）进行举牌。而且这种举牌不像美国那样要全盘并购，只需要成为最大股东（对那些股权分散的公司，通常20%以上即可）就可以介入公司的经营。 2015年年底以来，在宝万之争中，华生（8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设计者之一）出来反对“谁钱多谁说了算”，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万科是过去20多年本身搭顺风车的房地产企业，还不是特别典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对格力电器、特变电工这样的由能人一手领导带大，具有重要科技产业制高点意义，同时因为出身集体所有制而股权分散的公司的举牌——其中格力电器在2016年底的股价异动说明它已经成为目标。为什么不能放任靠发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无节制的举牌企业并查收企业经营？因为只有一手带大企业的能人能最准确的评估企业下一步战略应该怎么走——这种为企业奋斗几十年乃至企业的实际创立者，一般都视企业为自己的生命。而企业的每一次决策尤其是重大新产品研发，有必需的投入时间——在中国最近很多案例中是2-5年（指物质领域或真正高技术领域的新产品，不包括媒体性的互联网“产品”），一般3年较常见（越是从无到有的越难，越是没有国外先例的越难；比如康得新搞增光膜、欧菲光搞新型触摸屏、摄像头模组，2-3年；比亚迪从无到有搞“云轨”，5年；京东方搞扩产走出困境，3年；特变电工搞超高压、特高压产品，3年左右；华为从提出“云、管、端”搞高清图像传播，研发了三四年了），而后这个重要产品能给企业带来3-4年的回报期，同时又用于维持新一批“下一代产品”的研发。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多代产品迭代式研发，多领域同时研发等情况，但每个产品研发消耗的时间是硬要求，很难改变。由此可见，企业本身的产品研发-收获/下一代研发-收获是一个连续流，正是这种不断滚动的企业决策推动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生活边疆的开拓。简单的把企业看作现金奶牛，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对于大部分企业，现金奶牛（如他能达到的话）只是一个假象：如果它不投入研发，那种稳定的利润-分红撑不过5年——那么即便按照每年分红率占市值6%计算，也不过能分出市值的30%，一旦5年后企业败落，持股者企业价值的损失更惨（不要提巴菲特，巴菲特分红型企业的典型是喜诗糖果，这种非科技民生行业不多且美国不是靠糖果立国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很多被私人寡头控制的前苏联大型系统性企业逐渐落后的原因——俄国大亨大多不做再投资，有了利润就汇到国外，俄国现在已经陷入国内技术相比国外落伍，寡头性企业把持国内物品高价人为维持利润的局面（更惨的是败落，比如乌克兰，前苏最高尖端的技术因为私人大亨没有兴趣参与——太难榨取现金，扎波罗热的电力传输技术就由特变电工系统性吸收）。明白企业运转的基本原理，我们再比较一下“举牌”相关的两个群体所做的事情：一个是辛辛苦苦做了20年乃至30年的企业，一心为企业长期发展着想（比如格力电器董明珠，比如南玻的曾南），一个是对外发理财产品，短时间内囤积几十亿、几百亿的现金，被堆着的现金推着“不得不”到处搜寻大规模投资对象，“不得不”举牌眼中的“类债股”。谁会为企业长期命运着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举牌型金融资本的钱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钱，而是通过调动小投资者心理倒腾过来的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小投资者的心态——即便万能险可以滚动。举牌型金融资本可能在敲门时会允诺不干预企业一把手战略决策——但一到企业要有重大战略动作的时刻，他们经常会犹疑，因为这会减少当年的分红，这在南玻的案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根本上看，举牌型金融资本不愿意对企业进行长期投入，因此对举牌行为必须在法律上有所约束。事实上，这关系到一个经济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真正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强盛秘诀是鼓励并保护它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现代企业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统帅——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总是要带起一群团队，再在其中历练出下一代企业家，如此代代传承，不断裂变。金融资本在企业发展上应处于辅助性角色，当二股东、中小股东、不话事股东，提供资金，分享企业逐渐壮大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