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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Ma在她纽约唐人街店里和顾客合影。她时髦的形象刷新了不少人对中国大妈的印象。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一间半地下商铺里，正上演着一场无声的讨价还价。两个嘻哈打扮、一米八的壮硕男人站在白色的柜台前，其中一个穿着印有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头像的夹克和裤子。他们的对手看起来并不势均力敌——柜台另一侧是一位身材娇小的亚洲女性。大家都叫她Og Ma，她是这家叫Unique Hype Collection服饰店的老板，卖潮牌衣服、帽子、配饰，滑板，柜子上和墙上充斥着Supreme的醒目logo。三双眼睛都定格在Supreme刚出的自行车锁上。这两个男人刚从Soho区的Supreme官方店花66美元的单价买下新品，然后来到几个街区外的Og Ma店里，想以三个400美元的价格卖给她。但她很快对这两人摇了摇头，然后从柜台下拿出计算器，敲了三个数字，递给他们。屏幕上写着375。 “这可是这周最新发售的，”其中一个男人想努力抬价。Og Ma不为所动。她马上把头转到左边，用下巴指了指堆在角落的一堆货。她把手别在胸前，身上那件Supreme是最炙手可热的box logo卫衣。Og Ma不多言，即使她的对手是两个看起来彪悍的男人。他们放弃了。Og Ma很快数了数一叠现金给他们。“我不讲价，”Og Ma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我说多少，就是多少。” Og Ma本名姓谢，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深圳市工商局安安稳稳当国家干部。如今她是纽约街头潮牌圈中大名鼎鼎的Og Ma，以倒卖Supreme闻名。Og是Original一词的缩写，在街头文化里代表首次发行的的正版产品，Ma（妈）则是对50多岁的谢女士的亲切称呼。在纽约这个时尚圣地和文化熔炉里，这个一直打零工、英文也不流利的中国移民，在儿子的帮助下成为世界各地Supreme粉丝心中货最全的卖家之一。 Og Ma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深圳市工商局当国家干部。如今她是纽约街头潮牌圈名人，以倒卖Supreme闻名。和Og Ma同一个年代的移民，很多都在唐人街做生意，大部分开杂货店或者餐馆。十年前，不管是在唐人街还是在中国，大妈们开的店总会让人想到廉价的地摊货和名牌山寨款。那类生意直到现在仍有很大市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卖山寨Supreme的实体店与网店这两年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在logo右上角多出的“NYC”字样暴露了它们的真实身份。不过，随着中国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成熟，坚持正版的倒卖商在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过程中赢得了不少拥趸。有机会到纽约的中国潮牌爱好者，被Og Ma的名声吸引，也会到访这家位于唐人街的小店。时髦的Og Ma刷新了不少人对中国大妈的印象。独特的形象定位营造出的反差感，让她成了美国社交网络的网红，在Instagram上，她穿着各式Supreme限量款的照片吸引了17万粉丝。照片里的她总是做着“yeah”的手势或者招牌式的面无表情，有时候身旁还站着她从未听说的明星客人。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做生意，但是从没想过我会卖这个，”Og Ma说。有机会到纽约的中国潮牌爱好者被Og Ma的名声吸引，也会光顾这家位于唐人街的小店。从唐人街到上西区 1994年，Supreme由英国人詹姆斯·杰比亚(James Jebbia)创立于曼哈顿Soho，它的旗舰店很快就成为纽约滑板文化的圣地，原来它只是风行于滑板迷、朋克和嘻哈圈中，而近几年在各国青少年当中人气暴增。Supreme引以为傲的logo——红底白字、Futura字体，借鉴了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特色。其招牌的纯白色box logo T恤原价175美元，自从被各路明星穿过后，网上炒到数千美元，假货在世界各地泛滥。每个Supreme粉丝都知道买一件货真价实的Supreme有多难。每周四Supreme发布新品的时候，旗舰店门口排队的人一直排到下个街角。Supreme的每件产品都是限量发售，购买也受到严格限制——在店里，每个人每个款式只能购买一件；在网上同样严格——每个IP地址只能买一件。 Supreme在全球只有11家门店。如果想在网上买，你必须盯着屏幕等待网上开放抢购。点鼠标和敲键盘听上去容易，但你不仅要比人快，还得比机器人程序快——这种程序从2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便宜的程序只能帮你自动填写订单信息，贵一点的则帮你实时监控特别款式和内存。 Supreme对转卖市场似乎深恶痛绝，在网站的条款页面直接写明，“你的订单仅供个人使用，不得用于转卖......我们保留取消订单并且无须解释的权利。”但这些打击投机倒卖的行为反而陷入了某种僵局——越来越严格的购买限制，让普通消费者发现Supreme越来越难买到，所以他们只能转而投向灰色市场。对于很多不想花几个小时排队或手不够快的人来说，Og Ma与儿子开的店成了他们的选择。在这里随时可以买到最火的产品，当然，这是有代价的——他们得付双倍，甚至20倍于原价的价格。“唐人街有个中国大妈卖Supreme，她什么都有，”一个Supreme常客卢梦雨告诉我。她在旧金山留学，趁来纽约玩的时候来Supreme官方店外排队，说起Og Ma时，她的语气像是在谈论圈内的传奇。与社交网络上高调、炫耀式的Og Ma不同，现实中的她并不很多言。卖了Supreme十多年了，Og Ma把自己与儿子的成功归结于好时机。他们在Supreme还没活跃在大众视野前就开始做这门生意了。“2006年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岁的大人来买，他们都真的懂这些东西，”Og Ma说。“现在呢？都是小孩子拿着爸妈的信用卡来刷。” 倒卖Supreme不是一般的生意。根据纽约的投资公司Wealthsimple的一篇报告，倒卖Supreme的人可以从每件产品中平均获利67美元。不难想象，入行十几年的Og Ma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光在店面和后面的小仓库里堆积的Supreme货品，估价值六位数的美金。（靠墙快堆到天花板的衣服中间，还贴着财神爷的画像。）刚来美国时，她和亲戚们挤在一起。而现在，她住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公寓里，每天晚上由司机送她回家。生意刚起步的时候，店里会雇人去Supreme店排队买，买到后把最火爆的款式立刻加价卖一部分，自己再留一部分等着日后升值。现在店里已经有固定的买手和源源不断的新货源，保证几乎所有产品在官方旗舰店一抢而空后总能出现在Og Ma的店里。随着中国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成熟，坚持正版的倒卖商在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过程中赢得了不少拥趸。美国移民之苦在街头时尚这个男性主导的圈子里，有艰难的谈判和激烈的竞争，Og Ma不是对每个人敞开心扉的人。但如果她一旦打开了话匣子，距离拉近，你会觉得格外珍惜。Og Ma也有柔软的一面，但你得有所付出才能领会到。笔者去店里拜访了几次后，她看到我也会微笑跟我打招呼，用招呼老朋友的口气说，“你来了。” Og Ma一开始并不屑于接受采访。她在圈内已经名气太大，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宣传。《纽约客》杂志在2013年写过一篇关于她跟儿子Peter做Supreme倒卖生意的文章，成了她的噩梦。“我们接到了好多好多电话，我都得把电话线给拔了。好多人想要给我们卖东西或者从我们这里买东西。但当时我们只想要低调。”Og Ma不愿意细聊，但是她知道这个二手市场是个灰色地带。何况随着Supreme产品日渐升值，她不可避免地担心被抢劫等安全问题。 Og Ma是自己的造型师。你会惊叹于她如何驾驭那些设计夸张的潮牌。有一天她穿着一件深蓝色T恤，配了一条Supreme的骷髅头围巾，嬉皮士的帅气和女性的温柔相得益彰。衣柜里Supreme衣服多到她记不清数量，那件box logoT恤只是她的日常着装。但她说自己最喜欢穿西装，那种职业范的黑色外套，并不是Supreme风格。 Og Ma的潮牌店每天都开门。门店后面的仓库就是她和其他员工吃饭、休息的地方。小店12点开门后他们会叫午饭外卖，而晚饭一直到8点关门之后才会吃。Og Ma几乎从不做饭。即使是在后面仓库吃饭的时候，她也会用一只眼盯着墙上的屏幕，8个摄像头实时监控着店内。Og Ma指了指路对门，就是警察局。她把警局旁边的门店也盘了下来，今年初开了Unique Hype Collection 2.0.，出售更为稀缺的Supreme爆款，只对VIP顾客开放，并更注重网上订单。 “我从来没见过Og Ma休息。”给Og Ma工作了十多年的麦克说。他总是站在店门口，像个保镖似的。他是店里十几个人当中唯一一个非华裔店员。他在2004年就认识Og Ma，那时候他还在念高中，对街头文化感兴趣，一放学就喜欢去Og Ma的店里逛逛。接着他跟着Og Ma打下手，从小摊搬到了这个门店。麦克说为Og Ma工作的时候，他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他从小在贫民区和奶奶一起生活。现在他叫Og Ma“妈”。 Og Ma敏锐的商业头脑被埋没了多年，直到她儿子Peter开始卖Supreme并请他妈出山。Peter在7岁的时候和她一起搬到美国，是这门生意的幕后大师。像很多其他上世纪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和她在深圳稳定且受人尊重的政府机关工作相比，刚来美国时的Og Ma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参加社区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做几份保姆工来维持生计。“来纽约的前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哭，”Og Ma说。“但是慢慢就习惯了。” Peter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从小钻研低买高卖的生意经。18岁的时候靠卖电子游戏赚了第一桶金，之后逐渐对Supreme有了兴趣。他一边买来自己穿，一边转手卖。眼看着大家对这个牌子的热情高涨，他嗅到了商机。在圈内货多的人会带来很多关注，但是Peter似乎并不想要这些可能会带来风险的名气，于是他让自己的妈妈管理地下商城的一家小门店，Og Ma成了坐在收银台的店长。笔者去店里拜访了数次，从未见到Peter本人，连店员都说极少见到这位幕后的创始人。我想让Og Ma给我介绍，她摆摆手，“他不会跟你聊的。”又加了句，“我都很少能见到他。” Og Ma有时也会在地铁上和大街上被人认出来。“我以前会担心太多人知道我，但是现在我不在意了，”Og Ma说。店长到“代言人” 生意越来越好，Og Ma在收藏圈内逐渐积累了名气。她对潮牌文化了如指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是否是正版，哪一年的什么款，值多少钱。来美国快30年了，Og Ma的英文词汇量仍然有限，她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广东口音，念Supreme的名字时像在念“supin”（苏聘）。但是她对于Supreme的历史，每个合作款都有着百科全书一样的了解。社交网络把Supreme从一种亚文化带入了主流视野，也帮Og Ma成了网红。店里打工的数个年轻人轮流管理门店Instagram的内容，他们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给Og Ma跟她不认识的明星客人拍合影，美国当红说唱明星特拉维斯·斯科特(Travis Scott)、Rich the Kid，还有Wiz Khalif都来过她的店里。周杰伦今年8月去纽约的时候也携妻子昆凌一同探店。 Og Ma是店里的代言人，每过几天就会有一张她坐在最火的衣服旁边的照片，配文一般还会加上一句“价格到店可知”。因为Supreme的倒卖市场就和股市一样波动（当然，这个更像牛市），所以Og Ma不想让自己的价格太透明，以免让竞争对手知道。即使没穿Supreme，Og Ma也会有在地铁上和大街上被认出的时候。在她从上西区的家里去店里的路上，人们拦下她问好，要求和她合影。以前倒卖Supreme还只是很小众的生意，她经常拒绝这些人。“我以前会担心太多人知道我，但是现在我不在意了。” Og Ma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卖家，她可不是为了钱什么都卖。“我喜欢那些，”她指着一个上锁的玻璃柜里的T恤。“这些不管别人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有一个爸爸想买给儿子做礼物，她回绝了；特拉维斯·斯科特也开了好几个价，她还是说不行。卖这些收藏品是Og Ma对一个顾客的最高认可。麦克说：“现在买Supreme成了一种最容易让自己看起来酷的方式，但是每个人需要慢慢努力才能一步步得到Og Ma的尊重。只有那样她才愿意拿出一些真正的好东西。” 21岁的约瑟夫·克里斯蒂安(Joseph Christian)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周日晚上，他把几个新发售的Supreme的包包卖给Og Ma，然后在店里呆着，和每个人闲聊。这是他几年来获得Og Ma信任的方法。“我总是来店里，和她聊天，买点东西，卖点东西。”他奶奶也来给他买过生日礼物，他还给Og Ma看自己和女友的合照。有一天，Og Ma突然打开那个上锁的玻璃柜子，说他想要买什么都可以拿。“他是我们的朋友，”Og Ma说，“所以我们给他一点钱赚。”

“委内瑞拉崩溃的不只有货币，还有选美冠军” 2017年委内瑞拉小姐选美决赛现场如果你生在委内瑞拉，而且还是一名女性，那么你打小就得接受一整套关于颜值的苛刻评判，举国选美风气早已进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美或者不美，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美女，是委内瑞拉除了石油之外拥有的另一个巨大的标签。在这个地球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每一次出门是否可以安全到家，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食品和药物来生存，唯一闪耀生光的、绝对能确定的是，永远站在高跟鞋上像安第斯山脉一样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委内瑞拉小姐。拥有最多选美冠军的国家根据世界人口统计数据，2017年委内瑞拉仅有3.2千万人，位列世界第44位。想想北京市就有2千万人假装在生活，委内瑞拉确实人口不多，但是这个南美国家目前一共拥有7位环球小姐（1979, 1981, 1986, 1996, 2008, 2009, 2013），6位世界小姐（1955, 1981, 1984, 1991, 1995, 2011）和7位国际小姐（1985, 1997, 2000, 2003, 2006, 2010, 2015），折桂次数为世界之最。这背后的原因来自于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选美文化。委内瑞拉本国的选美比赛形形色色，各式各样，从汽车驾驶协会、小镇、大学，到女监狱甚至养老院都有选美冠军。而最重要的“委内瑞拉小姐”始于1952年，已经成为了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每年九月的选美之夜，是该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有三分之二的国民会观看，届时，整个城市都瘫痪了，汽车停运，街上几乎没人。2005年，选美直播被当时的总统查韦斯用电视讲话中断了15分钟，首都加拉加斯成千上万的观众愤怒了，拿起锅子猛敲窗户，还有人朝空中开枪来抗议。 2005年委内瑞拉选美小姐现场同时，委内瑞拉人大多混血，五官深邃，具备了在国家赛场夺冠的先天优势，叠加上全民参与的热情，造就了贯穿整个国家深厚的选美文化。可以这么说，委内瑞拉女孩都是在“成为委内瑞拉小姐”的梦想中长大的，获胜者的皇冠镶嵌着奥地利水晶、日本珍珠母贝和俄罗斯锆石，闪闪发光，是她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在这里，每个女孩都梦想成为一名选美冠军，委内瑞拉人认为那才是完美的女性。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美丽外表远远比职业技能和教育背景更有发展前景的国家，你就会被迫拥有这样的心态：没有什么比美丽更重要了。” 对于所有梦想着的女孩来说，成为一个选美冠军，回报是如此最直接而丰厚。2007年赢得委内瑞拉小姐和2008年环球小姐的Dayana Mendonza得到了价值23500美元的钻石头饰、纽约公园大道上的一间公寓以及长达一年的生活费用，她还获得了纽约电影学院表演计划的两年奖学金，一个完整的衣帽间，一系列鞋子和个人造型师，奖金总额超过390,000美元。另一位1997年加冕环球小姐、1981年的委内瑞拉小姐Irene Sáez从选美获胜开始一路开挂，后来从政多次当选为市长，还曾与查韦斯竞争总统职位。 Irene Sáez 2014年的委内瑞拉小姐Mariana Jimenez在选美学校待过一年，去参选环球小姐时她带了一支全天候专业团队，包括营养师、私教、礼仪指导、时装造型、演讲教练、才艺助理、化妆师和服装设计师，最后进入了前十，现在她在纽约继续模特事业，实现了所有委内瑞拉女孩的终极梦想——成为选美小姐，然后离开她们的国家。 Mariana Jimenez 她们要离开的这个国家虽然坐拥着巨大的石油储备，2017年委内瑞拉人均GDP 仅为6850美元。空荡的超市当下，委内瑞拉更是面对着超级通胀带来的挑战：这个可能是当今世界上表现最糟糕的经济体，已经达到了全球最高的180%的通胀，CNN报道，目前，委内瑞拉85%的公司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停产状态。从4岁开始准备的冠军之路逃离的代价是巨大的。从四岁开始，委内瑞拉女孩就为选美不惜一切代价做准备。首先，得去专业的选美机构培训。首都加拉加斯有上百家选美学院，号称选美工厂，其中历史比较久的Belankazar学院有六百多名学生登记在册，年龄跨度从5岁到29岁。选美小姐和模特的要求不一样，模特是衣架子，重点是展示衣服，而选美小姐自身就是被展示的对象。选美学校将训练女孩们穿高跟鞋走秀，学礼仪、化妆、演讲、搭配服饰、程序化微笑，以及最重要的——达到完美的三围：90，60，90。选美学校将女孩们分组，只有top组和Mini Top组才有可能进入选美小姐的竞争行列。“如果在十三四岁时，身高一米六八，体型瘦削，漂亮，并拥有某种风格，那么机会就在向她们招手。” 女孩们在选美学校身高是进入选美比赛的第一条件。甚至有极端的想法认为，只要身高够了，就能利用其他手段塑造出一个美女。如果在九、十岁时身高达不到预期数值，父母们可能会出一笔钱让女孩接受激素注射，以延缓女孩的正常发育，让她的腿能有更多时间来变长。极端减肥法之舌头上缝块东西下一步，就是变瘦。为了达到效果，许多女孩选择在舌头上缝上一块塑料网布，这样就没法摄入固体食物了，更有一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切除了一部分肠道减少食物吸收。减肥+塑形方法之石膏缠腰 21岁的奥里亚娜·戈麦斯在全国体育小姐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在一次采访中，她掀起衣服，肚子上缠着紧紧的黑色带子（内有石膏），将她的腰压到25英寸（约63厘米），还是被认为“太胖”而不能参加委内瑞拉小姐选美，她换了更紧的带子，压出了瘀伤。十二岁起，女孩们就得在母亲的监护下接受整容手术，常见的是塑臀和整鼻子。刚整完鼻子的女孩胸部整形一般在16岁，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平，倾向于在形状上做微调。委内瑞拉美容行业的核心人物Bruno Caldieron说过，“我们不想创造雷同的东西，但是总有一种模样是我们需要生产的，为了达到选美巅峰做一点修饰没什么问题。如果女孩的肚子不平坦，就应该抽脂；鼻子曲线不完美，就做个手术；头发太薄了，可以移植；我们还能给她换一口牙……每场选美的标准都不同，一位体育小姐想去选委内瑞拉小姐，她至少得减掉六公斤，在鼻子和下巴上做点手术显得更瘦更美。” 一位委内瑞拉小姐为了去选环球小姐，预约了Bruno Caldieron的鼻子整容，以适应新的选美比赛。“几乎所有的选美冠军都接受过整形，这不是作弊，这是一种赢家策略，况且，也没规定不能这样做，那就没问题了。” 委内瑞拉其实不一定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他们有决心整出最符合选美比赛标准的女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国家形象工程。为这个工程所牺牲的，是无数个家庭举家之力付出的金钱和万千少女的身体。在加拉加斯郊区的贫民窟里，一位刚被委内瑞拉顶级模特学校录取的女孩给自己的侄女带上王冠为了每周花半天时间去选美学校训练，女孩们有的得从偏远的贫困地区花好几个小时赶到，学校的费用是每月10美元，另外还需要服装和化妆品，每月平均花费25美元左右——对很多家庭而言，这是一个月的工资，父母将此视为一种投资，在女孩身上寄托了整个家庭摆脱现状、寻求富裕的强烈愿望。家里没有钱怎么办？有女孩辍学打好几份工来支撑自己的选美费用，如果她很美，也可能去找一个愿意赞助她的男朋友，花光了对方的钱再换一个人，她们在“美”上投资越多，找到愿意“投资”的人也越容易。想要进阶，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镜头之外的故事并不会像女孩们小时候憧憬的童话那样发生，一些年轻女孩最终会选择寻求“守护者”的帮助——用美色和有金钱权势的人发生关系，获得价格高昂的衣服、珠宝、健身费用和整形手术，支撑美丽的幻觉。索萨和委内瑞拉小姐委内瑞拉“选美沙皇”奥斯梅尔·索萨（Osmel Sousa）对整形之风的盛行功不可没，他掌控选美四十多年，一手塑造了委内瑞拉的选美成绩，第一个获得环球小姐桂冠的委内瑞拉小姐就被他建议去做鼻整形手术，“上帝创造了美女，但他也创造了整形医生……如果能用手术轻松搞定，为什么不去做呢？” 选美大赛甚至有专用的整容医生，索萨说：“我们总是一起工作，讨论美女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鼻子、胸部以及身体不同部位的脂肪等。但我们不是完全改造美女，只是做少量工作，去掉美女身上的瑕疵。这些女孩本来就很美，我们的工作是让她们的优点更加突出”。等待选美试镜的女孩们付出了所有金钱，但手术永远有风险，对芭比娃娃外观的追求导致每年都有数十名少女因整容手术而死亡。索萨的朋友圈广泛，为美女和赞助人提供联系。他经常合影的朋友都是政界高官或者商业大亨，比如委内瑞拉国内一个银行的接班人，通过索萨结识了2015年莫纳加斯州选美冠军Valeria Véspoli，还在推特上晒度假照。一些选美参赛小姐会在二十多岁时找到有权势的五六十岁男人结婚，在委内瑞拉，这大概是非常理想的出路了。但并非有权的男人和有抱负的美女之间的关系都会十分顺利。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前总裁尼尔森·梅伦特斯身边常年包围着选美小姐，他在Instagram发文说曾与一位选美大赛的参赛小姐关系密切，女孩的堂兄从他家里偷了钱和珠宝。因为被谴责存在钱色交易，今年2月索萨离开了委内瑞拉小姐选美组织，委内瑞拉小姐选美这一最悠久的传统比赛宣布停办。但大批大批尚未逃离的美丽女孩们，在无以为继的生活里仍然严苛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只是希望桂冠能劈开生活的另一个可能性——哪怕这个可能性也被乌云笼罩。就像委内瑞拉作家Francisco Suniaga小说《再见，委内瑞拉小姐》里说的：“几十年来，一片黑暗的云层在这个国家各地徘徊，现实已经被污染，曾经美丽的东西变得可怕，道德已成为不道德，委内瑞拉小姐也不例外，它无法摆脱这场瘟疫，没有一样东西能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