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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只有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　　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　　中国青年报讯每一个个体最平凡的日常经历都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每一个底层孩子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未来中国。　　然而，今时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吗？他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　　抗争“知识权威” 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乡间少年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小子们(lads)更甚。农村老师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少年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抗争“关系权威” 课堂中的混乱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如果九年级是因为少年们渐趋明确的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会不会情况好一点呢？笔者来到八年级课堂，随班听课半个月。与九年级相比，八年级确实有所收敛，但尴尬的是：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八年级少年日趋稀少，大多数八年级少年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与九年级几乎全部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乡校如此庞大的住宿规模，云乡学校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云乡学校附设幼儿园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丽共同兼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住宿，张丽则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比如，究竟什么时间段内学生应该学习、吃饭、锻炼、休息、起床或睡觉，究竟什么时间段内老师应该作为师者传道授业、作为朋辈谈心解惑、作为父辈关心体谅。正是在这种内隐作息时间表内权力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规蹈矩中，少年们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与被控制。一方面少年们被集体训导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认可与遵循，从而加快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达成；另一方面，少年们则在对既定规定性时间的个体化抗争中，加速实现着底层的再生产。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抗争“空间权威” 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难以被发现。然而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则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集体抗争，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中国老师教英国学生体验中式功夫扇　　随着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学》第三集在当地时间今晚(北京时间19日凌晨)播出，最具悬念的结果即将公布。在最后这集里，分别经历了一个月中英教学方法的两组学生将迎接数学、自然科学的考试，来看看哪种教学方法更行之有效。此前，BBC发言人在给晨报发来的一纸声明里声称“最终结果引人深思”，而英国教育部的学校大臣(school　minister)尼克・吉布直言他没看这部片子，因为“娱乐性太强”，不作“研究”之用。也许，谁赢谁输也不能说明哪种方法更适合谁，它只是注定将引发另一个问题：分数就能衡量一个月的教学吗？　　[结局]　从“妖魔化”冲突到关系温馨　　BBC拍摄的名为《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中式教学》纪录片拍摄5名中国顶尖中学教师赴英教学一个班一个月的全程，在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国内舆论纷纷“声讨”纪录片作秀和炒作，认为该片夸大中英教学冲突。对此，该片制作方称全程完全真实。BBC发言人瑞秋・巴芙向晨报发来的声明称：“拍摄尽可能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完成，我们在教室里安装隐蔽式摄像机，拍摄过程一步步按照学校日程表进行，这些都是为了表现出学生们在经历中国式教学时的真实反应。有些学生很容易就能适应下来，但有些学生会反抗，而最终的(教学和考试)结果引人深思。” 　　对于该片引发的轩然大波，制作方似乎也有所预见，声明称“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实验项目，不但要考察中英两国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的不同之处，还要考察两国文化上的冲突。片子表现的内容都是引人思考的话题，在英国国内也引发了教学方法方面的大量争议。” 　　BBC还回应称第一集主要是将师生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展现出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会可能给人一种“妖魔化”的错觉，不能仅凭第一集的印象就认为是“妖魔化”中国老师，但只要看完三集，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在慢慢解决。比如第一集里出现的学生被“训哭”的引子，在后面都会随着“剧情”的展开而慢慢抚平，而中国老师逐渐掌控课堂、师生关系令人感觉十分温馨。　　声明强调，这部片子的拍摄目的“仅仅是为了考察中英教育模式的有哪些方面差异，因为在过去几年里英国在国际重要科目考试当中均落后于东亚国家，我们希望探索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复制到英国课堂。” 　　[收获]　老师和学生都十分有成就感　　BBC之所以找到博航特公立学校进行教学实验，是因为它“最符合要求、最理想”，该校学生的汉语成绩很好，其他学科成绩在公立学校中也位居前列。　　对此，博航特中学校长尼尔・斯托格在向晨报发来的声明中也进行了证实：“本校汉语教学已经超过20年，与中国学校有交换生项目，所以我们不但对中国的教学模式，甚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一直以来都非常有兴趣。我们参与BBC教学实验的主要原因是学校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而且也想让学生体验一些富有挑战性和特殊性的学习感受，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实验很成功。” 　　BBC与校方一致认为，拍摄完毕后，英方学校、中国老师与英国学生们都十分有成就感，并非开始那样冲突不断，师生双方最终将总结自己的学习成果。斯托格声明称：“有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确实发现中式教学挑战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天12小时的学习时间比起英式教学的七八个小时要长得多，对有些孩子来说受不了，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也大不相同。尽管如此，参加实验班的学生还是非常喜欢这段经历，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中国老师也是如此，我最近刚刚与其中一位老师通信，她告诉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和孩子，在这里的经历对她本人今后的教学很有益处。” 　　[考核]　“实验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有说法称欧美教育重视综合素质，不重视学习成绩。不过，在参加这次教学实验的中英双方老师都希望在最后的考试结果中胜出――多少能证明一个月的教学不是白来的。　　在纪录片的第一、二集中，中国5位老师初来乍到时对此自信满满，甚至在博航特中学校长举办的接风晚宴中宣称：“最终将有90%以上的学生得A！”这句话震惊了校长斯托格，并开始担心英方老师将落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斯托格经常溜到中国实验班的后门偷看中式教学情况，课堂纪律的糟糕既让他很吃惊：“孩子们平时很有礼貌、学习专心和勤奋，老师在说话的时候，学生不应该插嘴。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把学校教导员叫来。”不过，他越看越觉得“放心”，因为英方教学肯定会在考试中获胜。他与学校的其他教师都不赞成高强度学习，有自主精神的学生会产生叛逆行为，也不可能取得优秀成绩，斯托格甚至宣称“自己有强烈的预感认为中国式教学已经在崩溃边缘”。　　参加实验班的中方老师在纪录片中看上去遭遇了很大挫折，但在完成纪录片拍摄回国以后，有的老师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随着节目的进展，会出现学生表现很好的镜头。尽管暂时因签订保密协议不能透露最终结果，但南京外国语学院的李爱云老师告诉《现代快报》：“我们的实验班在最终考核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英方态度　　英将大范围推广中式数学教学　　英国教育部决定坚决贯彻中式教学，让孩子建立“我会数学”的自信　　中英教学的两组学生最终考试结果将在今晚播出的第三集里公布，但英国教育部负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学校大臣尼克・吉布对此并不关注。他已经宣布要在英国更多的学校里推广中式数学教学，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感”。　　近日，吉布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直言：“没有看过BBC拍的这部纪录片，因为这种片子娱乐性太强，不供科学研究之用。” 　　“数学成绩极大提高” 　　去年，由英国教育部主持的一个交换项目邀请了60名上海数学老师赴英格兰教学，帮助提高当地中学生的数学水平并培训英国的中学数学老师。　　这些上海老师去年秋季抵达英国，至今快满一年。“这项实验是英国教育部有史以来做得最对、最成功的一件事，我希望把这样的实验推广到更多学校。”吉布公开对《卫报》表示，“中国老师对他们教学取得的巨大成功也非常惊喜，有些孩子原来在数学方面能力不足，但经过中式教学以后成绩得到了极大提高。” 　　他认为中式数学教学将解决英国学生数学水平落后的大问题。据介绍，即将在英国校园大范围推广的中式数学教学模式既会涵盖智商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也会帮助中等和能力偏下的学生。另外，对需要特殊关注的学生还可“一对一”数学辅导、留有针对性的家庭作业等，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孩子建立起一种“我会数学”的自信态度。　　中国老师的目的主要是向英方老师示范教学，但这种模式也必然挑战英国传统教学，比如在6岁的孩子在专门的数学老师指导下已可以接触长除法和乘法。此外，一年的教学实验成果虽然提高了数学成绩，但仍然受到一些争议，因为“还需要更多实验来证明中式教学确实行之有效”。　　英国老师将组团赴上海　　但英国教育部决定要在数学学习上坚决贯彻中式教学，为此，由英国中学老师组成的代表团已在准备赴上海实地观摩中国老师的教学和课堂情况，还有30名中国老师将再度赴英在小学里推广数学教学，会有英国老师协助教学过程，达到师生共同培训的目的。　　吉布本人也将在明年二月赴上海观摩中国教学，因为英方“还需要学习更多东西”，“我已经访问过英国很多学校，孩子们算算术的时候很害怕，似乎无法完成。但中国孩子不会这样，他们认为努力学习就能学会而不是靠个人天赋。” 　　一半英国人数学小学水平　　无论是英国教育部还是BBC，无论是一年的交换教学还是一个月实验比赛，提高英国孩子学习成绩和未来竞争力才是最终目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的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上海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排名第一，而英国学生的水平落后三年。　　英国国家数学能力中心负责人迈克・埃利科克说，78%的英国成年人的数学水平低于初中考试的及格标准，而其中半数只具备小学毕业生的水平。　　“我们生活在经济快速增长、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环境下，如果要在今后更具有竞争力，就必须让孩子们学好数学，接受好的基础教育。”去年访问上海的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官员莉兹・特鲁斯说，提高数学成绩不但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国家经济。(晨报记者：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