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教育，新闻，培训机构，热点时事 - 温哥华天空

尹希陈天石李巨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尹希2015年9月初当选哈佛大学最年轻华人正教授后，沉寂数年的少年班再次回到公众眼前。之前媒体关于少年班的最后一次大讨论，是在2008年。当时，南方周末刊文《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讲述昔日“第一神童”进入少年班后，“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最终遁入空门。一时，少年班“拔苗助长”的声音一时铺天盖地，不少观点认为，少年班已成“黑洞”，令部分“神童”泯然众生。真实的少年班，是否是急功近利的试验场？近日，澎湃新闻走访数名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曾经的江西省高考状元、在中科大与少年班混合编班共同接受少年班教育的刘志峰回忆，“ 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program（项目）。” 从少年班近代物理系毕业21年，李巨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终身正教授，他认为自己在少年班收获了异常扎实的基础理科教育。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专家陈天石回忆少年班生活说，他们当时一样踢球、看电影、甚至打架，非典时跳窗翻墙到网吧打游戏。这些少年班成员也不认可“神童在少年班普遍变平庸”的说法。刘志峰每年都与少年班同学聚会，他们“有的是公司董事长、行业的领头人，或是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平均生活幸福指数不错，极少有生活状态非常差的”。他也略知宁铂近况，他说，当年出家的宁铂在佛法上的造诣颇深，还俗后在学校教学量子力学课、中医课，佛学课，“依然是优秀的大学教师”。还原真实的“少年班” 1978年，21名15岁左右的早慧少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时间，少年班名动天下。中科大少年班堪称中国学术精英的黄埔军校。从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庄小威、9月跟随习近平访美的百度总裁张亚勤，到打破了华人年龄纪录晋升的哈佛教授尹希、发明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法的卢征天、发现世界上最小的纳米碳管的秦禄昌、兰亭集势CEO郭去疾，目前，超过70%少年班校友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一般30岁左右就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37岁的中科大少年班已从单独的班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院。少年班针对早慧儿童设立，招收年龄16周岁以下的非应届高中生。之外还有针对高考成绩优异学生的“教学改革试点班”、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办学理念也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转向培养“能引领中国发展的创新性人才”。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负责人刘志峰自称是全世界最了解少年班的人之一。1995年，他以江西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教改试点班（也称“00班”）。刘志峰那一届，中科大将少年班和“00班”的学生混合编班，共同接受少年班的教育。“这样有利于互相借鉴。年龄大的孩子自制力好、基础也扎实，年龄小的特别聪明、有灵气。” 比他高5级的学长李巨也成长于混编班。回想当年，他说：“30名少年班同学跟30名大两三岁的00班同学混住在一起，一起上课。总体来说，相当友爱，气氛融洽。我中高级计算机的编程技巧基本都是从同学那里学到的”。李巨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正教授、核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兼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一晃，他从少年班的近代物理系毕业也已经21年了。他告诉澎湃新闻，少年班的学习节奏可谓相当紧张，可当时他不觉得，“也许是因为除学习没有别的想法和压力”。大学四年，李巨收获了异常扎实的基础理科教育。“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program（项目）。”李巨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他自愿修习了36门研究生课，这是该校核工系博士学分要求的4倍，涵盖了7个理工系，并且，李巨的成绩单没有B——36课全A。“天赋和勤奋之外，还需要好的运气。”李巨觉得自己运气不赖。 “讨论少年班没有意义” 然而，让李巨至今难忘的却是同班“一号学霸”狄雨的一则轶事：“室友狄雨记忆力超好，过目不忘。有次中考，狄雨回寝室后大哭。问之，曰考砸了。不饮不食。相劝良久。后发卷，狄雨仍考全班第一。我等无语。” 狄雨确实也不寻常，读书拿学位如砍瓜切菜。2014年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念完他的学位竟花了差不多一分钟。刘志峰也提到了狄雨：“少年班确实出了很多奇人，我们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高中时期，刘志峰也曾头顶“聪明人”的光环，进少年班之前，他本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再也考不到第一，成为班上很普通的学生，“整个人的自尊还是会崩溃的”。这方面，2003级少年班的胡磊万城和2001级的陈天石同样深有感触。胡磊万城记得，同学彼此间的特质差异很大，颇有一些“奇人异士”。而陈天石还一度产生过自卑情绪，“一开始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了，再后来发现同学里有的记忆力特别好，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强，有的反应迅速，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各有所长而已，也就释然了”。 “这社会上一定有一部分人的智力、体力是普通人赶不上的。我们每天要学习到晚上11点，但少年班一定会有些人，成天不学习、踢球，考试之前我还去请教解题方法，他就一边看武侠小说一边写给你，说‘拿去背吧’。”因此，刘志峰认为，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少年班为何桃李遍天下胡磊万城是玩蟹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当初报考中科大少年班，吸引他的是两点：入学一年后自由选择专业；不用再上高三。少年班四年时光里，胡磊万城多次被震撼“三观”。中科大的风气在思想上推崇自由独立，同时也偏重学术。入学的头两个月里，就连续开设了多场学术泰斗大牛专门针对少年班的讲座和座谈。 2004年的一天，系里安排一位少年的师兄给新生做讲座。“这是第一场不以学术开头的讲座。其中有一段，讲到人生有三大简单易得但极为愉悦的享受，分别和三样东西有关，‘书、食物、床’。师兄对第三样享受阐述颇多，应该是我之前、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公开听过的对性和人生关系的讨论。”那时候胡磊万城刚16岁，因而印象尤深。而生活上，少年班系里对学生年龄偏小的情况，考虑得很周到，胡磊万城“基本都忘了想家”。但大学毕竟是很多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独立生活，胡磊万城的班里，也有因不适应独立生活举家搬来合肥的同学。外界对少年班总有好奇，也有诸多误解。刘志峰告诉澎湃新闻，多年来，真正的少年班从未扩容。自科大少年班开办以来，少年班模式一度被众校效仿，到现在，仍坚持开办的却寥寥无几。 “那是因为中科大太牛了，做出了品牌，形成了垄断性。”刘志峰调侃说，“最聪明的人几乎都被中科大弄走了。每一年上清华北大的高考状元，都有前一年被中科大刷下来的，所以少年班的学生基本上是比高考状元还聪明一个数量级。” 而对于西安交大少年班，刘志峰却指出，该模式实为以大学名义招收初中毕业生，“是让学生到大学再念两年高中，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品质也和中科大少年班不可同日而语。” 从入学选拔、课业安排到心理辅导，中科大少年班摸索出一套成熟的体系，采取独立建制、集中培养，不惜成本以书院式为早慧少年提供量身定做的路径。 “中科大少年班多年下来做了很多工作和积累了很多经验。为少年班配备的师长，有相当比重的泰斗，年轻的老师也都是一时之选。”胡磊万城说。李巨也对少年班的用心满怀感激。“如果没有少年班、中科大老师全心全意的培育，没有同学们的潜移默化，不可能会有今天。” 此外，1978年，中科大就施行了“通识教育”，学生先不分学院和专业，打下扎实的数理基础，之后才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平台，是中国内地历史上的头一次。 “没有比这更互补、更亲密的学科交叉式的同学互动关系了。”刘志峰感慨，与他同屋的有学计算机、统计，也有学生物、物理的，时常交流，使得他们大大扩宽了视野。“现在，我同学里有牛津的物理系教授、清华的化学系教授，多伦多的地质学教授，我有任何问题都能找他们。” 连刘志峰的毕业论文也是得益于此。在加拿大读计算机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以计算机来研究蛋白质结构，“我的导师只懂计算机，对蛋白质结构其实是不太懂的，后来是依靠当年住在隔壁研究生命科学的同学，他能解答所有生物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我论文生物领域的导师。” 大部分配偶年龄大过自己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专家陈天石和哥哥陈云霁是少年班历史上不多见的亲兄弟。按陈云霁的说法，少年班的孩子适合搞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陈天石也赞同，“除了智力的优势，年龄小杂念少，对科学研究的动机和恒心更强大。” 然而，课业之外，这群15岁的孩子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高分低能”。和同龄人一样，他们踢球、看电影、打游戏，甚至打架，而且由于习惯了总和年龄稍大的人相处，他们的心智、思维其实成熟得更快。有一点可以为证——大部分少年班毕业生的伴侣年龄都大过自己。“并不是恋母情结或是流行姐弟恋，而是他们一直都比和他们大两三岁的女孩子在一起。就像张亚勤比太太高四个年级，年龄却其实是更小的。” 也有逃课的。陈天石的班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拨特别勤奋的，还有一拨特别爱玩，两拨人平时不怎么来往。”陈氏兄弟属于爱玩的那十来个。 SARS爆发的时候他和玩伴跳窗翻墙到附近的网吧打游戏。因为逃课，考前必须突击，通宵看书。结果是，由于玩得过于开心，之后陈天石就不太愿意多玩了。陈天石说：“在中科大，老师对少年班的学生还是比较偏爱，不会因为成绩差，就一无是处了。虽然我是一个本科的学渣，但是读研时老师还是认为也许我努力一下还是能有一定发展前途。从这个角度，中科大其实是很好地照顾了我们这样的学生。” “一大堆人过得相当不错” 跟任何一个班级一样，也有学生无法适应少年班模式的个例。2013年，两起“神童退学事件”相继曝光，17岁考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硕博连读的魏永康，19岁时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被退学；14岁考入沈阳工业大学的王思涵，因为多门成绩零分，也被学校“责令退学”。对于少年班模式的争议时有发生。2005年，南方周末一篇《追寻昔日神童》的报道引起社会哗然。该文报道了少年班学生宁铂出家的故事。3年后，南方周末又在《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一文中称，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餍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然而，刘志峰说，宁铂在佛法上的造诣颇深，同样获得了周围人的钦佩。还俗之后，宁铂在学校教学量子力学课、中医课，佛学课。“好的大学一定不会缺少疯子和神经病。我对早期少年班的学生是怀有敬意的，因为他们是改革的先烈。他们曾激起一代人尊重知识的观念，社会和公众为何不能多给予宽容和祝福呢？” 近期，从少年班毕业的尹希以31岁的年纪晋升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打破了华人纪录。消息传来，给同学圈带来了喜庆和振奋。除了热烈庆祝，已是计算机材料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的李巨还表示，“我强烈觉得社会（人类文明）给我的多，我返回社会的少。希望这个状态在下个十年有所改观。” 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李巨笑称，“对科学家来说，‘不惑’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确实还是经常‘惑’的。”每天游泳半小时帮助减压，从不熬夜，李巨觉得状态不错。有人问，现今，那些功成名就的名字以外，少年班毕业的其他人如今过得如何？泯然众人，平庸地生活着？也并没有。刘志峰说，少年班不是有人想象的以牺牲很多人来成就一小部分人。除了为人所知的杰出人才，还有一大堆在常人眼中过得相当不错的人。“我们同学每年聚会，有的是公司的董事长、行业的领头人，或是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取得尹希一样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平均生活幸福指数不错，极少有生活状态非常差的。” 而且，即使最早的一批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目前也才大约50岁，论断为时尚早。十年之后，也许会有更多惊讶和欣喜。

　　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美国Value Engine公司创办人，Zebra对冲基金三大股东之一）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等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