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在多数人还挤破头找打工、卷副业、拼学历的时候，一批加拿大年轻人却悄悄靠买下“无聊小生意”实现财务自由：洗衣店、洗车场、自动售货机公司……这些看起来不酷也不时髦的行当，却能带来稳定现金流、低风险投资回报。 随着加拿大迎来“银发退场潮”，超2万亿加元的小生意即将易手，年轻人正抓住这个机会，不创业、不打工，靠买生意逆袭。这不是“风口”，而是真正跑得通的低调财富路径。 图源：Isabella Falsetti/The Globe and Mail 据Globe and Mail记者Julia Stratton报道，吴小姐（Maureen Ngo）在UBC大学读到大四时退学，她没有创办科技公司或经营生活方式品牌，而是买下了一家自助洗衣店。 她今年25岁，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性感”的行业。相反，她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无聊”才决定入手。 从来没有梦想过经营洗衣业务的吴小姐，无意间受到了一位网红的启发。这位网红鼓励人们通过“无聊生意”实现低风险财务自由，她彻底被说服了。 一年半后，吴小姐已经收回了她的初始投资，管理的小型团队正在扩张，并计划未来继续收购更多业务。现在，她唯一的遗憾是：“我早该更早买下这家洗衣店。” 图源：Isabella Falsetti/The Globe and Mail 年轻人涌入“无聊生意”赛道 吴小姐属于一群正在兴起的加拿大年轻创业者，他们纷纷买下那些看似“无聊”的小生意，比如洗衣店、自动洗车店和自动售货机公司。这些生意虽然不光鲜，但这正是它们的优势： 与从零开始创办企业相比，购买已有稳定客户群、收入清晰、运营成本低、能抵御经济衰退的小企业，成为新一代“创业者”的热门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逃离朝九晚五“打工人”有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生意就像买房收租一样，是一项不辞职也能经营的被动收入投资。 他们被称为“搜寻者”（searchers），年龄多在20至40岁之间。相比从头创业，收购企业显得更稳妥、更直接。 老一辈退场，带来2万亿资产转手机会 SuccessionMatching创始人兼CEO艾莉森·安德森（Alison Anderson）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与市场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这些稳定小企业的收购兴趣正在快速上升。她表示，这一趋势在2025年初就已显现。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2023年报告称，76%的企业主计划在未来十年退出企业经营，这波“银发浪潮”预计将带来超过2万亿加元的商业资产易手，其中许多是家庭式经营的小生意，他们更希望找到能延续生意的接班人。 不需要MBA：年轻人用积蓄+贷款买生意 有商业背景当然加分，但现在许多网红，如YouTuber Codie Sanchez（吴小姐的启发来源）正将“买下小企业”的理念推入主流视野。 吴小姐还经营一家游泳学校。她从UBC退学的理由是：知道自己不想一辈子为别人打工。 她花了8个月时间研究洗衣行业，听了不少专门讲洗衣店的播客（“对，真的有这种播客”），然后亲自递送了20多封信给温哥华的洗衣店老板，表达购店意愿。最终，一位计划退休的老板回应了她。他在温东拥有一家小型洗衣店，售价不到10万加元，吴小姐用积蓄将其买下。 图源：Isabella Falsetti/The Globe and Mail 更多例子：年轻夫妻俩买下洗车场 35岁的杰夫·马丁纽克（Jeff Martinuk）和37岁的妻子米歇尔（Michelle）在详细研究财务报表后，决定收购位于萨斯喀彻温省Grenfell镇的一家自助洗车场，距里贾纳约1.5小时车程。 前老板迈克尔·佐恩（Michael Zorn）年过五旬，经营这家店超过20年。有天看到马丁纽克在洗车时，半开玩笑地说：“要不要干脆接手？” 两人起初犹豫，但详细核查账目后发现，佐恩记账一丝不苟，企业结构简单、财务透明，于是他们动用积蓄和贷款买下了这家生意。 成交金额为“六位数”，这夫妇用储蓄支付三分之一，剩余部分通过抵押贷款和多笔小额贷款支付。他们计划用15年还清按揭，7年半还清贷款。“从第一天起我们就能收支平衡，”马丁纽克说，他计划保留公务员的工作，洗车场的收益将用于偿还贷款。 图源：TATUM DURYBA/The Globe and Mail 他们也坦言，运营远比想象中劳累。刚上任第一周，大门马达就坏了，修了一个多星期。 不像大型收购案那样有律师、投行或顾问团队，小买家往往靠自己做尽调、找卖家、谈价格、签协议。 “这更像是西部拓荒，”多伦多专注接班规划的交易顾问布雷特·米勒（Brett Miller）提醒，买家要警惕过度依赖原老板个人关系、客户资源的生意，还要注意行业是否正在经历剧烈变革。 但他也指出：“虽然不酷炫，但这些生意现金流极好。而那些看起来‘很性感’的创业项目，往往既烧钱、又迟迟不能盈利。” 搜寻基金（search fund）等机构投资者也在收购小生意，往往由商学院毕业生和投资人合作运作，但小买家有一项天然优势：人情关系。 很多退休老板更看重买家的“人品”，愿意把自己一手经营的生意交给可信赖的人。 例如，洗车场原老板佐恩就帮马丁纽克提前实习、熟悉设备，甚至亲自协助采购零件。 “我一开始就说清楚，我不会马上走人。我想帮他成功，因为我对这家店很有感情，”佐恩说，“我很欣赏他们夫妻俩，希望他们也能从这门生意中获益。”

上个月发生造成11死20多人受伤的温哥华街头音乐节汽车撞人惨剧，而嫌犯在案发前一直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事发时出院休假，引发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危害社区安全的关注。 本周一项庭审又曝光两年前UBC奥肯那根校区女保安遇害案，嫌犯也有精神病患史。 24岁的丹特·奥尼贝内-赫伯恩（Dante Ognibene-Hebbourn）因于2022年2月26日袭击女保安、来自印度的哈曼迪普·考尔（Harmandeep Kaur）致其死亡而被控二级谋杀罪。 他于本周二上午在基洛纳法庭上承认过失杀人罪。 在一份双方同意的事实陈述中，检察官大卫·格拉巴瓦克（David Grabavac）表示，行凶者奥尼贝内-赫伯恩当时在校园担任管理员，死者考尔则担任保安，两人在袭击发生前就认识。 监控录像记录了袭击过程 根据法庭文件，校园内一栋建筑的监控录像记录的袭击过程，袭击发生在凌晨5点刚过。 当时奥格尼贝内-赫伯恩赤身裸体地穿过大楼，一只手拿着刀。 视频显示奥格尼贝内-赫伯恩一度接近考尔，用脚踢她的身体，导致她摔倒在地，在大约9分钟内反复踩踏她的头部和脸部，共进行了三次。 考尔第二天因袭击造成的钝器伤在医院去世。 之后他被另一名校园保安发现赤裸上身，行为举止如同精神病患者。他被送往医院，并根据《精神健康法》被拘留。 后来接受皇家加拿大骑警（RCMP）的讯问时，奥格尼贝内-赫伯恩告诉一名警官，考尔（Kaur）曾透过窗户目睹他自慰，他不想让考尔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不想被视为变态。 精神健康问题史 法庭文件也显示奥格尼贝内-赫伯恩在袭击发生前的几年里，曾有精神健康问题和自杀企图。 2021年9月，他停止了注射处方抗精神病药物。 法庭获悉，奥格尼贝内-赫伯恩的父母在凶杀案发生前约一个月联系过他的医疗支持人员，报告了对他精神健康的担忧，包括谈论死亡以及说出粗俗无意义的话。 一名紧急响应小组的护士在袭击发生前一天与奥格尼本-赫伯恩进行了交谈。 这名护士打电话给奥格尼本-赫伯恩的父亲，建议他如果有任何紧急的安全问题，就带儿子去基洛纳综合医院。 法庭获悉，一份精神病学报告发现，奥格尼本-赫伯恩袭击考尔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这是由于非法和处方药物的极度中毒造成的。 检察官表示报告发现他在犯罪时负有刑事责任，但他形成谋杀意图的能力可能受损。 奥格尼本-赫伯恩最初被控二级谋杀，后来被降为过失杀人罪。 死者考尔的家人表示，她于2015年从印度来到加拿大，并在大学打工，筹钱重返校园，准备成为一名护理人员。 她在去世前几周刚刚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法官宣布休庭，预计将于周三复庭时宣判。

时间对孙芸芸格外宽容，让她在生活中展现了不同寻常的优雅与从容。她不仅将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维持得如姐妹般亲密，甚至将丈夫廖镇汉视作长辈。她的脸上，仿佛写着她的过往：从外貌到经历，每一处都透着她光彩照人的人生。 从小，孙芸芸便是湾湾顶级名媛的代表，外界视她为上流社会的佼佼者。她的高贵身份源自家族的积淀。爷爷孙法民创立了太平洋电线电缆集团，父亲孙道存曾是集团的大老板，母亲何念慈则是元大证券的二把手。她的出生无疑带着金汤匙，8岁便佩戴上钻石首饰，12岁便拥有了自己的香奈儿包包，身边总有司机和佣人围绕，13岁才首次独自走过马路。 孙芸芸的日常生活似乎就是“奢华”二字的代名词：她翻阅时尚杂志，穿着定制服装，做着美容SPA，闲暇时光则是与闺蜜们共度精致下午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她，给人一种温柔、聪明、乖巧的印象，举手投足间都能感受到优雅气质。最难得的是，她一直都没有玩弄心机，而是让人感到温暖与舒适。 尽管从小生活在豪门，孙芸芸也有一颗恋爱至上的心。13岁时，她在家中一场派对上邂逅了年长自己七岁的廖镇汉，并对他一见钟情。廖镇汉不光是商业奇才，24岁时便创办了微风广场，首年赚取了60亿台币。两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配对自是家长们一致支持。 1999年，21岁的孙芸芸与廖镇汉步入婚姻，婚礼极为盛大，邀请了台湾的各界名流。婚后，孙芸芸接管了丈夫的微风广场，并且担任时尚顾问，亲自为商场代言。她的事业并未止步于此，还创立了微风帮，在台湾的名媛圈中大放异彩，带领名媛们进军时尚界。 孙芸芸还推出了自己的时尚品牌YUNYUNSUN，迅速崛起成为时尚界的宠儿，各大奢侈品牌纷纷争抢与她合作。去年，她在巴黎时装周期间推出的联名首饰系列吸引了不少业内大咖。2012年，她更是将“微风之夜”年会打造成为了顶级盛会，短短6小时便创下了13亿营业额。 虽然事业辉煌，但孙芸芸的家庭生活同样充满了温暖。她曾陪伴孩子玩游戏，也常亲自下厨为丈夫做饭，丝毫没有豪门千金的架子。她对孩子隐私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直到孩子们成年后才让他们公开露面。如今46岁的她与孩子们站在一起，仿佛是三兄妹般的亲密。 然而，豪门生活并非尽如人意。孙芸芸的父亲孙道存是个花心的男人，外面有无数情妇，还有私生子。孙芸芸也常常为家庭财务的清理而头疼。2003年，父亲因投资失败导致公司破产，背负了225亿的巨债。为了帮父亲度过难关，孙芸芸不得不出售房产和车子，并拿出自己的信用卡来帮父亲还债。然而，父亲却没有停手，反而继续与情妇纠缠不清，甚至公然在2005年的微风广场开业庆典上带着情妇出席，孙芸芸忍无可忍，在公开场合为母亲争取尊严。 最终，2011年孙道存因癌症去世，孙芸芸选择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彻底与父亲的债务告别。尽管有着父亲的种种烦恼，孙芸芸依然用她那温婉的气质，稳稳地度过了人生的风波。 相比之下，孙芸芸的姐姐孙莹莹的婚姻生活则显得坎坷许多。她嫁给了电脑工程师张汉扬，却在婚后不久频频传出离婚的消息。2008年，两人悄悄签署了离婚协议，直到2011年才正式承认分开。虽说她的爱情故事以离婚收场，但她在2015年再婚，成为瑞福集团的太子妃。婚后生活低调，尽管她不像妹妹那样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但每一次出现都引人注目。 然而，婚后的孙莹莹与丈夫的关系似乎并不和谐，尽管婚后六年一直没有孩子，但她也始终不放弃。直到2019年，孙莹莹被媒体拍到去妇产科医院，几个月后却传出她离婚的消息。她以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公开离婚，似乎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离婚后的孙莹莹并没有因此而郁郁寡欢，反而带着儿子过得十分愉快，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母子合影。她在照片中紧紧挽着儿子的胳膊，温馨的画面让人不禁感受到她的母爱。 不论是孙芸芸的活跃与光彩，还是孙莹莹的低调与温暖，她们依旧是公众心中的不老姐妹花。你是否也被她们的故事所打动呢？ ?

“ 本 期 导 读 ① 从“艳门照” ② 到“冻龄女神” 姐妹们，大家好哇~ 2006年，一场“手机丢失”风波让陈紫函深陷“艳照门”，事业跌入谷底。17年后，她不仅重回荧幕，更与小9岁的戴向宇活成了“姐弟恋天花板”。 1994年，陈紫函以文化课第一、专业课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与蒋勤勤、金巧巧并称“北电三朵金花”。 她塑造过《大汉天子》的平阳公主、《倚天屠龙记》的殷离、《白蛇传》的小青，演技备受认可，却始终未能跻身一线。 2006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手机丢失，私密照外泄。 照片中她与“京城四少”之一汪雨的亲密合影被曝光，舆论瞬间炸锅。 尽管她才是受害者，却被贴上“小三”标签，事业一夜崩塌。 “那段时间，工作没了，男友跑了，连闺蜜都背叛我。”陈紫函后来回忆道。 她沉寂多年，直到2010年才凭借《活佛济公》的“胭脂”一角重回观众视野。 2015年，陈紫函在拍摄《珍珠耳环》时认识了戴向宇。 这个比她小9岁的新加坡演员，最初连和她搭戏都紧张到念错台词。 但戴向宇的真诚打动了她——他会在凌晨三点接她下班，会记住她爱吃的每一道菜。 2016年，两人结婚。 外界并不看好这段“女强男弱”的姐弟恋，甚至有人嘲讽陈紫函“老牛吃嫩草”。 但戴向宇用行动回应质疑：他亲手写了365封情书，承诺“永远不会让世俗压力伤害你”。 婚后，陈紫函因身体原因无法生育，两人选择丁克。 面对“迟早离婚”的唱衰，戴向宇公开护妻：“她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 2023年，综艺《家务优等生》曝光了他们的日常——戴向宇煎牛排煎出血水、踢垃圾到角落，被网友吐槽“陈紫函像养了个儿子”。 但陈紫函却笑着说：“婚姻里哪有强弱？不过是互相迁就。” 2024年，戴向宇被卷入“PC谣言”，陈紫函第一时间力挺丈夫，还调侃：“我老公终于红了！”这份信任，让谣言不攻自破。 2024年，陈紫函在《玉骨遥》中状态惊艳，与小9岁的丈夫同框毫无违和感，被赞“吃了防腐剂”。 如今的她，不再执着于“女主角”，而是享受演戏本身。她说：“人生没有永远的配角，只有不断努力的自己。” 17年前，她被舆论打入谷底；17年后，她用实力和爱情证明——时间从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陈紫函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演员的逆袭，更是一个女性在世俗偏见中活出自我的传奇。正如她所说： “人设崩塌又怎样？配角又如何？只要活得通透，人生处处是主场。” 她怎么这样了？ 他怎么这样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支出记录，加拿大国会议员在2024年共花费了创纪录的1.878亿加元，其中包括3200万加元的差旅费用。这一数字比2023年增加了1270万加元。 图源：51记者拍摄 这笔纳税人资助的支出还包括： 1.141亿加元用于议员助理的工资； 3980万加元用于第三方合同； 190万加元用于接待和宴请开销。 2024年，议员平均每人花费约54.7万加元。有10位议员的年支出超过了70万加元，其中包括4名保守党议员，3名自由党议员，2名新民主党（NDP）议员，1名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议员。 支出最多的是前魁人政团议员克里斯蒂娜·米肖（Kristina Michaud），她一共花费了77.5万加元，其中差旅支出高达32.8万加元，是所有议员中最多的。 米肖代表魁北克东南部的Avignon—La Mitis—Matane—Matapédia选区，她已于2025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她的差旅支出甚至比代表加拿大最偏远地区之一——努纳武特的新民主党议员洛莉·伊德劳特（Lori Idlout）还高出4.6万加元。 2024年支出最多的10位国会议员 克里斯蒂娜·米肖（Kristina Michaud），魁人政团，Avignon—La Mitis—Matane—Matapédia选区：775,017.54加元 弗兰克·卡普托（Frank Caputo），保守党，卑诗省Kamloops—Thompson—Cariboo选区：769,158.93加元 迈克·莱克（Mike Lake），保守党，阿省Edmonton—Wetaskiwin选区：744,594.76加元 洛莉·伊德劳特（Lori Idlout），新民主党，努纳武特选区：732,496.44加元 卡拉·夸尔特罗（Carla Qualtrough ），自由党，卑诗省Delta选区：714,287.57加元 埃里克·梅利洛（Eric Melillo），保守党，安省Kenora选区：712,662.86加元 罗恩·麦金农（Ron McKinnon），自由党，卑诗省Coquitlam—Port Coquitlam选区：712,550.24加元 伊冯娜·琼斯（Yvonne Jones），自由党，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Labrador选区：708,441.91加元 瑞秋·布莱尼（Rachel Blaney），新民主党，卑诗省North Island—Powell River选区：707,762.05加元 伦·韦伯（Len Webber），保守党，阿省Calgary Confederation选区：704,987.11加元 最省钱的议员 在排除党魁及2024年内上任或离任的议员后，2024年支出最少的国会议员是不再寻求连任的自由党议员伊夫·罗比亚（Yves Robillard）。这位来自魁北克省拉瓦尔（Laval）的前议员全年总支出接近37.8万加元，不到克里斯蒂娜·米肖和弗兰克·卡普托的一半。 按党派平均支出：新民主党居首 按政党划分，2024年各党议员平均支出情况如下： 新民主党（NDP）：平均每人58.3万加元，位居首位 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56.5万加元 绿党（Green Party）：接近55.9万加元 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接近55.6万加元 自由党（Liberal Party）：超过53.2万加元 自由党作为执政党、保守党作为官方反对党，拥有更多联邦资源，部分议员支出可因此被抵消。 员工工资支出最多者：保守党议员迈克·莱克（Mike Lake），支付员工薪资近48.6万加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5万加元。 宴请招待支出最高者：四位自由党议员位居前列，其中国际贸易及省际事务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居首，支出近1.6万加元，约为全国平均值的三倍。开销中包括在泰国餐厅和The Keg等地进行的多次公费会议。 图源：cpac 第三方合同支出最高者：魁人政团议员马里奥·博略（Mario Beaulieu），用于广告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合同费用接近27.3万加元，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偏远选区差旅支出普遍较高：例如西部、北部或偏远地区的议员因选区位置而差旅费用更高。但若剔除差旅支出，支出最高的议员是来自多伦多Etobicoke-Lakeshore的自由党议员詹姆斯·马洛尼（James Maloney）。即使不计差旅，保守党议员卡普托和莱克依然排在支出前五。 党魁支出远超其他议员： 数据并不包含议员作为党鞭、反对党领袖等“众议院官员”角色的额外支出。若计入这些职务开销，2024年国会议员总支出还需增加2450万加元。在这些扩展角色的支出中，党魁的花费远高于普通议员。 其中，支出最多的是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总支出为8,832,375.53加元，其中员工工资高达740万加元，绝大多数与其官方反对党领袖的身份相关。他作为普通议员及选区办公室的支出反而非常低，仅为24.1万加元，为全国最低之一。 图源：X@Right Blend 其他党魁支出如下： 杜鲁多（自由党）：4,194,564.39加元 辛格（新民主党）：3,798,681.92加元 布朗谢（魁人政团）：3,706,058.42加元 该数据不包含议员个人工资、部长职务开销、总理办公室支出，或议席空缺带来的预算影响。 支出增长背后的原因？ 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名誉教授、政治学专家凯西·布洛克（Kathy Brock）**指出，议员角色的演变也是开支增长的重要原因。 她对CTV新闻表示：“虽然部分增长可归因于差旅成本上涨等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议员对自身职责的认知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积极参与议题研究与宣传，这也带来了更高的办公室及差旅支出。” 她还指出，公众对财政赤字的容忍度提高，也助长了对政府支出的更宽松态度。 非营利机构“民主观察（Democracy Watch）”联合创始人达夫·康纳彻（Duff Conacher）认为，尽管支出整体与通胀水平基本一致，但在支出监管上仍有漏洞。“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督支出规则的是由各党议员组成的内部经济委员会（Board of Internal Economy），其运作过程是不公开的，议员之间可以任意决定是否公开某项滥用行为。” “例如在宴请支出方面，议员只需提供‘原始收据’，却不需提供详细列明具体消费内容的明细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