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人物新闻 - 温哥华天空

“尽管中美两国发生贸易纷争，习主席跟我永远是好朋友。我们两国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8日晚，特朗普最新的推特这样写。一会儿杀气腾腾，一会儿横生指责，一会儿又打个巴掌揉三揉，特朗普的推特真的可以看作是情绪转化的范本。不过，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一以贯之假期左右，有不少岛友在侠客岛的用户群里发一个小视频，内容是1988年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对时年42岁的特朗普的一段采访视频。整整30年前，当时的老特还是中特，但发型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之所以大家都在转发这个视频，是因为人们惊讶地看到， 30年前，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对美国政客的批评中，已有许多观点与今日惊人地类似。其实，在这段视频前一年，1987年，41岁的特朗普在连线CNN、接受名记者Larry King的采访时也是类似的观点，只不过那一次他反复在强调，美国通过当下的世界贸易体系，“每年都在损失2000亿美元”，“很亏”。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倒是30年来“一以贯之”。其上台后的诸多手段，倒像是在践行着30年前就已成型的世界观、外交政策观——只不过当下他眼中的“挑战者”、“不公平贸易者”，从日本变成了中国。这个视频也给我们一些启发意义。在没有当上总统之前，特朗普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同时也是一名畅销书作者。他的《The Art Of The Deal》，曾经数十次登上《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这本书的中译本有很多名字，“交易的艺术”，“做生意的艺术”，以及“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总统的成功之道”，等等。这本书也是在上述两个视频那个年代写就的，当时特朗普刚过完40岁生日。既然30年前的特朗普已经形成了一些今日得以实践的“政观”，那么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这本书中，寻得他当下依然在践行的“交易观”、“叫价法”、“商战守则”。知己知彼。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这种梳理大约也是有益的。计算与强硬 40岁时的特朗普比较谦虚。当然，在书中提到的，都是他的得意之作、经典案例。他时刻把自己称为在纽约“市郊”长大的孩子，记得自己刚入行时手里只有20万美元，第一次跟Tiffany的老板谈生意让他觉得自己真的没见过大世面，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给穷人造廉价房起家的普通地产商。但从今天看，如书中所言，他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质：精于计算、遇事强硬。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认为其他国家占了美国便宜，直言不讳地向军事盟友和贸易伙伴要钱、要弥补逆差，可以看作是这种作风从商场到政界的延续。在书中，40岁的特朗普这样说—— “我父亲知道这行的所有价格，没有人骗得了他。” “我从不乱花钱，从父亲那儿我学到了积少成多的道理，每一分钱都是有价值的，它们积聚起来就是财富。直到今天, 如果我觉得承包商跟我要价过高，我都会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哪怕是为了5000或1万美元。有人不理解，问我：何必为了这些小钱斤斤计较呢？我的答案是，如果哪天我不能拿起电话，花25美分的电话费讲下1万美金的价钱，我就该破产了。” 这种强硬和好斗来自于每一次与人的交锋，以及胜利。交锋对象，包括政府，包括下游商人、干活儿的工人、租客、律师、以及生意伙伴、对手、媒体——“我从父亲那里学到，棘手的生意要强硬”。有一次，他的承包商想要在原来要价的基础上索取额外报酬。特朗普直接打电话，“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把活儿给我干好，立马走人。你听着，你提的这些额外报酬简直就是在宰我。有事直接联系我，如果你再敢玩花样，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同样是这座大厦，对付工人，他则软硬兼施，强硬不行就“利诱”—— “特朗普公司以后会有很多活让你们做，这一点任何其他一家公司都办不到，别人破产的楼我都会接手重建，所以把这次活干好，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他评价自己是“基本来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谁对我好，我也对他们好”。 “但是，如果有人对我态度恶劣，或者不公平，甚至想利用我，我的原则就是有力反击”。他坚信，虽然这一过程可能有风险，可能疏远某些人，但是“事情到最后都会出现转机。” 如果对照今日特朗普在军费、关税、贸易等事上，对欧盟、对亚洲盟友、对北美、南美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手法，就会发现这一手法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对象从具体的人变成了国家。有的服软了，有的疏远了，但总体都在他的利益框架之下。国际政治这个舞台，看上去就像是特朗普对纽约地产市场的看法： “跟你打交道的，都是业界最厉害的人物。幸运的是，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跟他们斗智斗勇，然后打败他们。” 要价与牵制在商业谈判、营销自己和项目上，特朗普也有自己的交易原则。作为商人，他擅长“追涨杀跌”。比如买海湖庄园。这座别墅也是他招待习近平主席的地方。1982年，他开价1500万美元想买，但是当时卖方的要价则是2500万。特朗普了解到，之后卖方跟多个买方洽谈过，这些人的出价都比他高。但每一次交易谈崩，特朗普就再报一次价，一次比一次低。很匪夷所思？但最终，1985年，特朗普用“500万现金买房+300万买室内家具”的方式就最终买下来了。 “做生意讲究时机。光那些家具都比我买整个房子的价格贵。再喜欢的东西我也要等到价格合适出手。” 当他自己卖特朗普大厦的公寓时，他信奉的则是“欲擒故纵”。在当时，这种营销手段还比较反常规。他会告诉买家，很多人排着队等着买，自己看上去则一点不着急。用这种方法，他一共提价12次，高层住宅价格翻了一番，大厦还没盖好，房子就卖出了大半——当然，这种手法，帝都的人民见得多了。特朗普有自己的原则：“做生意，一定要想办法牵制对手”。这个对手，就是交易对象——在今天，对手的涵义则可能更广。所谓“牵制对手”，就是“你手里要握有对方想要、需要、离不了的东西”。特朗普在畅销书里写， “在一笔生意中，千万不要表现出你为了生意奋不顾身，这会让对手轻而易举地把你干掉。在生意中，要善于发挥优势，能够牵制对手，就是一大优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方面的手段，“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营销手段”。比如他在大西洋城建赌场，有投资者感兴趣，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相信赌场已经基本建好了”，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他“所做的，只是将他们脑中预设的情景进行了确认，从而成功牵制了对方”。营造幻象、制造名词和噱头，抓住交易对手心理，特朗普成功地在地产市场上闪转腾挪，这种商场成功的经验，没有理由不用到现实政治当中来。他也喜欢并且享受“虚张声势”—— “很多人不敢从大的方面想问题，但是当他们看别人这么做，自己也会跟着兴奋。所以，适度的夸大可以接受，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些’最大型、最重要、最气派’ 的东西。我把这叫作真实的夸大，它是夸张的温和手法，也是营销当中的一种有效策略。” 30年后，当特朗普在竞选时和上任后喊出一个又一个让政客和媒体目瞪口呆的“离经叛道”的口号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初写下的这段话？特朗普大厦与强者相处岛叔也想起了40年前一个中国人写下的话。最近正好在读他的书，也有感。虽然时移势易，但是依然有参考价值，值得美国听一听。 “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美国有）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美国有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其后果）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 “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对，这种语言风格你们也看出来了，是邓小平。 40岁的特朗普也在书中回忆了当年自己在纽约军校时的经历。他提到了一个教官，学校棒球队的教练，当时特朗普是队长。这个教练很严厉，尤其对那些有背景的学生如此。特朗普“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身体上不是他的对手”。结果呢？有一部分不服，都被收拾了；大部分则对教官唯命是从，成了胆小怕事的人。但特朗普呢？他自己总结的秘诀是，“以智取胜、讨他喜欢”。 “我让他知道，我不怕你，但是非常尊敬你。这是一种微妙的制衡。……这样强势的人，如果你跟他对着干，一旦他发现你的弱点，就能轻而易举击败你。但是，如果你也很强势，却又尊重他，他就会真诚对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有趣的是，当时他写在书中的一段颇有点“不堪其扰”之感的话，今天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拿来给当下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注脚—— “即使我不犯人，也总有那么一些人想置我于死地。要知道，当你成功之后，别人的很多羡慕和嫉妒就会接踵而至。这种人认为阻止别人成功就是本事，我称他们为生活的失败者。如果他们真的有本事，应该去积极构建自己的人生才对，而不是处处给别人使坏下绊。” 看来，都是经验之谈。文/公子无忌资料整理/百里云鹤

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他选择了蜀道独行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陈文茜（右）与李敖他不想被国民党拉拢，但又必须维持生活，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台湾那时很穷，他就想办法“勾结”（我讲他就用他的字眼）美军顾问团里的人，把美国进口的二手冰箱、冷气机拿出来卖。他卖的时候会把价格抬高，这是他赚钱的第一个方法。他赚钱的第二个方法是，谁惹了他，他就告谁。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一个很爱告别人的人，动辄兴诉。别人从这里看到的是鄙夷，我刚好相反，看到的是佩服。因为我知道他的不肯妥协。在他50多岁之前，他所有的书籍和文章全部被查禁。我23岁的时候，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我想可不可以找李敖来写文章。因为他坐牢前写过一本《传统下的独白》，非常轰动，那我想约他写一个《独白下的传统》，谈他对传统的反思。我以为谈传统比较不牵涉时政，所以很可能过关。结果，登报的第一天，台湾的警长就来了。可见，李敖连一篇文章都登不出来。现在的人，对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李敖经历的事情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如今的台湾社会只好用虚弱的方法，来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李敖1985年开始最后这段婚姻时，他还处于经济上负债的状态。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直到台湾解严，可以让他上电视节目，他的书能够在台湾正常出版，他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年代，很多评论他的人，从来不曾为他们想要的开放做任何奋斗。有的人懂得在体制里如何生存、得到名声，获得理所当然、正正当当的金钱利益。李敖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选择攀爬最困难的峻岭，所以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也因此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非议。所以，我与他友谊的建立基础之一是这条主轴。如果没有这条主轴，我可能落入与凡夫俗子一样，只看到他的怪异、刻薄、阴暗面，甚至有时不近人情。当你没有一个大环境，看不到他这个人的主轴时，就会继续去看他的那些古怪。可是，你要了解，当一个人走蜀道的时候，他的气是喘的，他的肌肉是酸的，甚至他的人格会有一定的扭曲。我属于家境比较好的人，我知道做那种倒卖生意，还有经常起诉别人，会真的快乐吗？其实是不快乐的。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活得不一样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于楚众摄）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1982年2月，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我20岁出头的时候认识他，那时的我把头发染了七个颜色。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李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后来他请我吃饭，讲他换女朋友、遇到的事情，我就挖苦他，他听到后觉得我把他挖苦得很好，他嘻嘻哈哈地觉得特别好玩。我心里也有对他的崇拜和肯定，但我们之间不是晚辈与长辈的关系，而是我奚落他、他奚落我。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跟别人活得不太一样的女性，已经比一般人辛苦很多，更何况他呢？很多人将我视为“有争议的女性”，我不偷不抢、一生正直，我争议什么？我只是和一般女人活得不一样而已，或者说，我跟他们希望的样子不太相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位”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不是政治议题的压迫，而是以无形的方式，压制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不可以与众不同、不可以活出精彩。一旦你做了不同的选择，别人不会理解你、佩服你，反而会在你身上挑毛病。那李敖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的门神，他站在我前面，他千夫所指，我百夫所指。他挡在我前面，做我的盾。我每次觉得被压力压迫到不能呼吸的时刻，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李敖，属于我的生命就回来了。周到的朋友说到我跟他的友情，基础也正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李敖有多少的争议，他为信念所做的，对我而言，我做不到。这就是我对他的佩服。至于其他的一些争议，他身上的缺点、阴暗面、男女关系里的自私，比如说他对女性的不够尊重等等，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他缺点的一部分，但有些事情构成人生的主轴。他对待朋友，是很周到的。在我的生日，他每一年3月25号早上8点半送礼物到我家门口，每一年都送，而且一定是早上8点半。我总是说：“李大哥你搞错了，我是11点57分生的，所以请你11点57分过来。”他说，他做这件事，人家都会感动，而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还跟他说应该是11点57分。我跟他对历史的兴趣都比较深。他英文资料看得比我少，我中文资料看得少。他就对我讲：“千万不要告诉民进党的杜正胜，因为陈文茜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要练文言文，文章也好。”我就对他讲：“我是被你毒害的，因为以前《文星》杂志你们提倡全盘西化，那我就相信你啦，我们今天没有你的中文造诣，除了你很优秀外，还有你留下来毒害的种子，我应该向你请求精神赔偿的。”所以，我们花时间的地方不一样，会彼此分享见解。他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我讲给他听，他会觉得有趣。他看到的，我是不懂的，他会讲给我听，我觉得特别逗。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他转念不过来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李敖参加《康熙来了》节目的剧照李敖要竞选台湾“立委”，是发现患前列腺癌之后。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疾病会打倒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养生的人，他每天一定在他们家前面健走一个小时，他总是对我讲：“文茜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躺死。”我就说：“我没听说过躺死，我听说过走死。”我们就这样经常吵架。他一生都在控制他的体重，他对我这种好吃、迷恋巧克力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当他患前列腺癌之后，这对他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癌症的面向，一个是男性的面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我不要再当这个‘立委’了，请问你要不要当？”他就说他想想看。有一天，我主持《文茜小妹大》出来后，一堆记者围过来，我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李敖刚刚宣布参选‘立委’，还说你是他的总干事。”他要参选也不跟我讲，以我和他的交情，他不需要和我讲的，可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是李敖的总干事，我是他总干事的妈。因为李敖送给我一只狗，那只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他的总干事是我的那只狗。”后来，李敖去登记的时候叫我陪他去，我就带着那只狗上电视，人家拍的都是那只狗。李敖就说：“你完全模糊焦点了！是我要选，怎么最后变成你的狗在选？” 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我了解他这个人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令人佩服的价值。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第一，多数的人不敢牺牲；第二，要牺牲就要变成圣人，但可能连教堂里的圣人都经不起检验；第三，不牺牲的人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信念差别太大。最认真的写书在50岁之前李敖发现他身体不好后，就搬下山来住。不过，他认为，“他身体不好”是错误的医疗信息。他是很注重养生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活到100岁。那时，我举办了一个青年论坛，隔一段时间我们的公益项目会找娱乐明星、文化名人来，周杰伦、蔡康永、张忠谋等人都来过。我找李敖过来的时候，我秘书去接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不太会走路了”。我那时常常离岛，大概一两个月没有见过他。李敖对我说，他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就说：“你今晚讲完话，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在那天晚上的讲话，他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这个人的脑袋是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脑。” 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我最熟悉的台湾骨科权威那里，医生判断可能是脊椎压迫神经，最不好的情况可能是脑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立刻找了脑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最终判定是脑瘤。此后，他每三个月去复诊，但他仍然不肯请外佣。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请外佣的，他绝对不准。他跟他太太讲：“你要用，我就跟你离婚。”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固执，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李大哥，我告诉你，你如果走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发言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我不能代替你发言了，所以你死了也没办法起来反驳我。你只要走了，我就说李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他是笨死的，因为他不肯请一个外佣来照顾，所以就死了。”他就只好说：“好，我同意，我接受。” 到了生病的第二阶段，他吃了太多激素，全身的抵抗力都变零了，脑瘤还没有恶化，很快就变成了致命性的肺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呕吐，他的癌细胞已压迫到他的吞咽功能，最后只能插胃管。等到第三阶段，他有一段时间肺炎控制得比较好，他在医院吃了很多苦，曾经短暂回家。我去看他，拉着他的手，他跟我谈了一些话。李敖很疼自己李戡和李谌，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他们能不能过得很好。但他又不愿意跟家人一起过年，他在某些部分很不传统，我也不是很懂。他有很深的家庭观念，他可能有妻子还交女朋友，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就是“我太太就是我太太”。另外，他跟他妈妈处得并不好，他妈妈个性很古怪，大家都不敢照顾，可是他一定要照顾他妈妈到终老。他帮他妈妈的房子做很多细心周到的设计，是专为老年人用的，一个用人可以住在那里，开门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对他讲：“我觉得很奇怪，你每次讲这些，是很孝顺的。”他就说：“你搞错了，我不孝顺。”他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白白就有看到。李敖之女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摄）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注定孤独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