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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全面回应针对自己的质疑，包括日记海外出版、日记命名、日记真实性、写作动机、个人身份、个人财产等等。（作家方方，资料图） 1月25日，大年初一，作家方方发出第一篇日记，她写道：“不知道这一条能不能发出来，先发了试试吧。” 随后两个月，方方发表了60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受到广泛关注，但公众对方方的态度在这60天里出现了明显变化。早期，大家将方方日记当做关注疫情发展的一个窗口，一些人每天都等着方方更新日记，还有不少人在日记下面发布求助信息。一位读者留言称“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方方说，看到这句话，心里的感动真的是无词形容，“这些读者是我在封城生活中最大的温暖。” 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川鄂接受财经十一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方方身处疫情中心地，每一天经历着感受着，“把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很有责任心，很有担当。” 后来舆论分裂，坚挺方方的人依然众多，质疑方方日记充满道听途说的假消息、认为方方日记在传递负能量的人也不计其数。两位一直坚守在一线的武汉志愿者告诉财经十一人，他们曾经非常认可方方和方方日记，但后来他们觉得失望和气愤。“所有人都在为抗击疫情努力，只想让武汉变得更好，但她写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沮丧。”其中一位志愿者表示。另一位志愿者在微博上发布了两篇批评方方的文章，获得了数百万阅读量和上万条留言，他说，“阳光下有阴影我们都知道，我从不反对揭露丑恶，但如果都是丑恶，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 4月8日，英文版《武汉日记》上架亚马逊预售，确定在海外出版后，已然分裂的舆论骤然撕裂，关于方方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无数对骂和绝交。对方方的质疑也从日记蔓延到了她过往的经历，她被冠以“崇洋媚外”甚至是“卖国贼”的帽子，大加挞伐。方方今年65岁，在武汉生活超过60年，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100多本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代表作《软埋》2017年获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琴断口》2010年获鲁迅文学奖，《风景》1987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至2015年，方方共获得12次百花文学奖，是获百花文学奖次数最多的作家。 4月9日到4月16日，方方接受财经十一人书面专访，陆续回应了针对她的质疑，包括日记海外出版、日记命名、日记真实性、写作动机、个人身份、个人财产等。方方的回答坦率而锐利，时而透出激愤。她说自己只不过是人在疫区，记录了一些封城中的日常生活和即时感想，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对自己如此仇恨。她说，“除了很小的地方有错（次日已澄清的不算），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不介意普通老百姓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但那些编造谎言挑唆老百姓仇恨自己的人，一生的耻辱都会被“钉起来”。她说，自己有几套房子，家里有几人在国外，这都是私事，“但悲哀的是，如果我不‘交代’，谣言就永远没个完。我说了，谣言恐怕仍然不会停止，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说什么，就是要造你的谣，就是要骂你。” 她说，武汉人很快就会恢复元气，武汉也会像过去一样生机勃勃。“但我还是会想，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他们将怎样走出难关？” 她说人类应当有共同的价值观，惜小怜弱、悲天悯人、正直诚实、勤奋善良，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美德，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武汉日记》国内出版不了财经十一人：为何《武汉日记》没有出中文版？方方：本来应该先在国内出版，之前也有十几家出版社向我提出。但是后来有人挑动公众对我叫骂，而且谁帮我说话就去围攻谁，从而导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财经十一人：在国外出版书籍的周期普遍比较长，但这一次很快就出版了，这是什么原因？方方：我的翻译白睿文先生是著名汉学家，他正在翻译我的小说。同时他也有微博，我们互相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我在记录疫情，而且那时已经写了好多篇，所以他提出能不能先翻译？那时是2月17日，因为我心情不太好，无意出书，所以回绝了，他也表示理解。那个时间找我的国内出版社，我也都回绝了。最早找我的是译林出版社，我说我有心情的时候，如果出书，肯定给你。到了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了，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这时疫情也得到缓解，所以我就回复了白睿文先生。他马上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我也是图省事，三月初，便把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而我这边的日记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相当于，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前面所写的，这并非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应该翻译得也比较快。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所以越快越好。我昨天（4月14日）才将最后的稿子交上，而翻译也刚完工。国外有预售这个过程，是我所不知道的。真正出版，是八月，另外，也有国家是六月。这个时间以国内出版社来看，也是做得出来的。如果抢时效，在现在这样科技发展的时代，两三个月出一本书并不难，有的几天就能出版。财经十一人：“三月初，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为什么代理人最后选择了在国外出版？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开出的条件太苛刻吗？方方：国内自然是先谈定的，稿也是先交的。国内有十多家出版社来约稿，我答应的第一家出版社是正在出我新长篇小说的译林出版社（所有的微信记录都还在）。理由没别的，他们第一个来约稿的。我答应的同时跟他们说，所有的稿酬我都将捐出去，希望他们能尽可能给高一点（同样有文字记录）。但是后来我发现译林社比较谨慎，所以，我就表示不在那里出，而交给了其他出版公司。但是，因为叫骂，国内无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了。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我最愿意在国内出版，国内的版税收入应该比国外高很多，我需要这笔钱，为武汉那些拼过命的人做一点事。现在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为此事奔波和争取。当然，日记的全部文字都在网上挂着，实在出不了，也无所谓。而海外有人联系出版，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人会拒绝。这是好事，我也不会拒绝。这个过程，我在“学人”的采访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编者注：方方向我们展示了部分与白睿文及译林出版社的聊天记录截图。）财经十一人：《武汉日记》出版，您能拿到多少收入？跟您之前出版的书籍相比，这次的收入会高很多吗？方方：我刚交完稿，还不知道有多少收入。因为目前只是在预售。但是此书如果国内不出版，收入应该不多吧。外版的总收入分为三份，即代理人、翻译和我。如果国内出版，稿酬应该更高一点。但无论多少，我在签协议之前就已经说过：这份稿酬我全部捐出来。因为考虑到稿酬不会太多，所以想定向捐给牺牲的医护人员遗属。为何叫《武汉日记》而非《方方日记》，日记是送“炮弹”吗财经十一人：有人说，应该叫《方方日记》而不是《武汉日记》，因为您并不能完全代表武汉，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方方：当然不认同，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上海日记，北京日记，巴黎日记，纽约日记，都有人写过（并不是在疫情期间），难道他们都代表着那个城市吗？有部著名的电影，写的是几个美国年轻人的事，叫《美国往事》，你说这代表了美国？所以，要理解为，这是方方的《武汉日记》。这份个人日记，只代表她本人记录的武汉。别人也可以写他自己的《武汉日记》。财经十一人：如果书名改为《方方武汉日记》，是不是争议会少很多？方方：我无意改。我没有改的理由，我从来不会被他人绑架。财经十一人：出书前您会对网络版做修改吗，比如删掉一些不合适的内容？最后正式出版的版本您满意吗？方方：只作了一点小修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内容。所以，基本内容与网上登出的差不多，我保持它原有的样子，保持它原始记录的形态。正式的还没有出版，我才交完前言部分，另外加附了一个介绍武汉的内容。目前中文版没有出版社出，外文版一本都没有出，所以，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满意不满意。财经十一人：前段时间中国和美国因为病毒起源有一些争执，国外也有人对中国进行高额索赔，因此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武汉日记》海外出版，给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中国的“炮弹”，您对此是怎么看的？方方：且不说是否会有人提出索赔，即使有人提出了，律师有这么蠢吗？他不在官方媒体找记者实地调查的内容，那里面证据链完整得很，即使华生写的那些文章，也比我的完整一百倍呀。还有官方通报，官方文件，这些是不是更靠谱？你觉得国外律师要寻找证据战胜中国律师，他是会选用官方的正式通报或是经过记者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还是会选用一个作家在家写的带着自己感想的日记？这样的想法完全是缺乏常识的想当然，但居然那么多人相信，这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财经十一人：胡锡进先生认为《武汉日记》国际版“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对此您如何看？方方：胡总编说出这样的话，起到了煽动无数人仇恨我的作用。因为他告诉公众：我是牺牲了他们的利益来让自己在西方出名。这是阴险恶毒地罗织罪名，是指责我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个帽子何其之大！他说这话的后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好多人果然行动起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不光有了文艺节目式的表演，还有了上门收拾我的企图。财经十一人：有人猜测《武汉日记》会得今年的诺贝文学奖或者诺贝尔和平奖，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您如何评价您日记里的文字？您觉得自己跟哪项奖更沾边？方方：这纯粹是瞎扯的，赚流量而已。书都没有出版，谈什么获奖？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最初记录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的事。因为这就是在微博上随手写的，连草稿都没有打，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所以非常随意。那时看的人也不多，自己的平台，自己随便写写而已。事情的走向，出人意外。国内连书都出不了，就不要谈任何一个奖了。而国外，又能有什么奖。好在本来就是自己的随记，能出书已经是意外收获。所以我根本不考虑也不介意什么奖不奖的事。 “我记录大多数媒体忽略的，每一件事都真实” 财经十一人：有不少人质疑日记中的一些细节和事实不符，包括使用二手的信息和图片，还有人统计，日记中，“听说”、“好像”、“一个朋友告诉我”这样的词句出现频率特别高，您对此怎么看？方方：对我有一种说法，叫作“足不出户”、“道听途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才可以写出来。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来，又是怎么知道我是“足不出户”或是“道听途说”的？理由很简单，你们是从网上得到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信息，我为什么就不能从网上得到信息？互联网给我们极大的沟通方便，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获知信息。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我从熟人朋友处获得的信息，会比记者采访的信息更不准确吗？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都是常识嘛。我当过两届湖北省青联副主席，两届全国青联委员，从省人大常委到省政协常委，我开了整整二十五年常委会，你们觉得我的信源会少吗？其实，更多的内容我没有写，我怕吓着大家，我记录的，多是已经公开的事。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难道不了解？那些比我懂互联网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这是愚蠢，还是坏？什么叫二手信息？如果我用的是二手信息，其他人可能是三手四手五手了。一个相同的视频，大家都看到了，记者也看到了，记者写出来就是一手，我写出来就是二手？这个没道理呀。至于那张二手手机照片，纯粹就是构陷了。我的文字没有配任何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为了诬蔑我加上去的。而我的确看到一张一地手机的照片，是与那张完全不同的照片。文字统计就更可笑，十多万字的东西，那几个词语本来没那么突出，可有人刻意把它们拎出来说事，他们干嘛不把“的地得”拎出来，那更多呢。至于为什么不写告诉我信息的人的名字，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复杂，尚且在位的某些人是很恨我的，我不愿意给同事朋友造成麻烦，所以都虚写了。但重要的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除了很小的地方有错（次日已澄清的不算），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财经十一人：您在2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个细节遭到的质疑可能是最多的，您怎么回应？方方：这也是我一直想说明的。我的记录中，反复提到医生朋友。我要说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是四个人。来自三家大医院，是四个不同专业的领军人物。为了不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干扰，所以，我统一用“医生朋友”代替。其中一位医生朋友传给我一张照片，就是那张一地手机的照片。但是，我并没有贴照片出来，在文中也只是一句感想。有人为了诬陷我，找了一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配上我的文字，然后说我看到的就是那张照片。我发出声明后，那人删了他的微博，也道歉了。可惜，谣言却传播出去了，无论我怎样解释，仍然有很多人至今还认为那张二手手机的照片是我配发在日记中的。然后，他们要求我必须亮出真实的照片才能认定我不是谣言。这就可笑了，你们造谣，我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示自证清白？当然，未得到医生朋友同意，我也无权披露这张照片。对我越来越多的叫骂，正是从这张照片开始。他们的诬陷成功了。以武汉疫情早期的情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的情况，难道人们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吗？就手机的事，湖北也有专家们写了内参，希望保存好那些手机，疫情之后，交给电信部门，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如果实在找不到的，以后作为历史证物留在纪念馆里。其实，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我已经两次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们愿意听吗？估计我这次跟你们说了，他们仍然不会听。财经十一人：广西援鄂的梁护士尚在救治过程中，而您的日记称她已经去世。网友质疑您的日记较为随意，不够真实，对此您有何回应？在国外出版的日记中，这段内容是否已经删去？方方：不需要删除，因为我第二天的日记就作了澄清。他们不看日记，只是听说，所以他们天天提这件事，却绝口不提我第二天即把这个过程说清楚了，并且还为此作了道歉。这些他们从来不提。就像我一直澄清，说我不是厅级干部，但他们明明知道，却每次写文章，都一定要写我是厅级干部。他们就是要利用普通百姓“仇官”和“仇富”的心理。我在记录中，多次谈到我住在文联大院内，这是职工宿舍。他们却咬定我是“住在豪宅里写封城日记”。他们要不要拿这栋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房子去与其他作家的房子作个比较？春天来了，白蚁又开始活动，我每年都要为白蚁的事烦心，今天恐怕更甚。财经十一人：很多人认为您日记里情绪多于思考，多于您的个人经历，仅能反映一种社会心态，是“耳闻的历史底稿”，并无记录之功能。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方方：不同意。其实写日记的初衷，就是为写《封城记》作一份记录。所以，我以记录为主，记录我有可能会写的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当然也会在记录的同时加入自己当时的感想。既然是记录和随想为主，所以肯定没有深入思考。有几篇是有情绪的。前期的情绪是因为疫情给人民带来太多伤害，那些惨烈的事情，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很多内容我都没敢写，没敢写不一定心里没有，是忍着。 “耳闻的历史底稿”这样的用词，在我看有点搞笑。我想我更多的是现场记录，尽管我没有在小现场，但我在大现场，这个现场就是武汉。视频和音频，以及各种微信和电话，市民的生活，其实天天都在眼前。我作的是实录，我的实录有所选择。还有一条，大多数媒体记录过的宏大场景，我会尽量绕开。这很简单，如果以后我需要那些，可以轻易查到。而媒体忽略的，我要记下，因为这些细小的个体的东西，或许不记下就永远流逝了，比如媒体不会记录的常凯一家，比如我的同学，我邻居的亲人以及那一个个死去的人。财经十一人：有哪一篇或者哪几篇日记是您个人觉得很特别的，或者说很满意的？为什么？方方：有一篇写灾难的，是我那天很生气。他们攻击我的言论，是完全不顾忌我所处在什么时间什么状态下。所以在一怒之下，我来告诉人们，灾难是什么。灾难和他们日常想象的不一样，这种对灾难的感受，也只有在灾难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身边不断有信息传来某某死了，才能体会到。财经十一人：您如何保持内容的独立性？是否有意识地在日记中设定议题迎合您的目标读者？方方：不存在独立性的问题，也没有目标读者，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没有其他意图，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那么多人会阅读。知道有这么多人阅读，我的直觉首先是“太奇怪了，太反常了”。财经十一人：期间有多篇日记遭删除，被删稿是什么感觉？您有没有分析过那类日记容易被删，之后的写作是否有意识地避开了“雷区”？方方：遭删稿，对任何一个作者，感觉都不会好。而且不知道原因，所以会有愤怒。后来微博被封，我找二湘帮忙，用她的公众号来发表，自然也担心她被封号，肯定会小心翼翼很多。我也不想她的号因为我而被封掉。财经十一人：您是在什么心态下写日记的？方方： 60天时间，随着疫情的变化，心态自然有变化。之前有愤怒无助悲哀，后来疫情缓解，心情慢慢平复，而且那时知道很多人阅读，也会鼓励大家继续坚守。遇到攻击者，自然也会通过自己的记录进行反击，这都是预先未曾想到的。比方，准备写到第54天停笔，却来个高中生写信。那么龌龊的信，但却流传那么广，所以只能回复。财经十一人：这段时间有不少知名学者对您的日记内容发表评论，有哪篇评论您特别认可？有哪些您觉得非常不理解或是匪夷所思？方方：很多学者支持我，是我的荣幸，但有些公众号说过头的话，我也蛮尴尬。我非常感谢那些在我被许多人攻击时，仍然支持我的朋友，虽然很多我都不认识。不能理解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只不过人在疫区，为了写《封城记》而作准备，记录了一些封城中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即时的感想，怎么会引发他们对我的如此仇恨？这种仇恨仅仅从日记文本上来看，是说不通的。至于扒我家几代人，扒我的房子，公开我的家庭住址什么的，简直不可思议到极至。冒高中生名写信，更是低劣下作。一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攻击，发动不明真相群众攻击。我的书翻译成外文，这有什么问题？我正在写的过程中，有人来约，我为什么不能给？重要的是，我写的内容是什么，很多攻击者看都不看。 “我不是正厅级，家人基本都在国内，没有六套房子” 财经十一人：有人质疑，您身为正厅级干部却批评体制，是吃里扒外。湖北省作协主席相当于厅级干部吗？方方：我已经反复说了，我不是正厅级干部，我的作协主席是兼职主席。我拿的工资是职称工资，如果公务员分房，我也是没有资格的。我也想住公务员小区呀，那里一切服务都很周到，有暖气有食堂，吃菜又便宜又安全，但是我也没有资格分到那里的房子呀。公务员人人都有车贴，正厅级似乎每月有一千好几百，我也是没有的。我当省作协主席多年，就算有天大的事，我也没有资格要求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开不开主席团会，这得由书记说了算。再三要求，都不可能。那么，如果没有正厅级的权力和待遇，那是以什么来显示正厅级呢？所以，我只算一个兼职主席。财经十一人：日记陆续发表后，您的个人生活有受到影响吗？包括家人、朋友。方方：有一点影响，一是安全问题，受到暴力威胁，尤其家庭住址被暴露，自然要小心一点。二是回复各种提问，也有一堆媒体采访提纲，所以事情也多一些。我的家人全体支持我，无论我父亲家族还是我母亲家族的人，都支持我。这点很幸运，也很温暖。他们的生活跟我的写作没有关系，所以，对他们的生活不曾有任何影响。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择友也是很严的，谈得来的，三观相近的，才可能是朋友，所以我的朋友几乎一律支持我，没有一个对我提出批评（当然也有提建议和疑问的）。或许有悄然疏远的，这样也很好。财经十一人：有人说你“待在豪宅里足不出户连次志愿者都没当过，居然好意思代表武汉人民写日记”，并把你和同是武汉作家的池莉做对比，认为池莉更有资格代表武汉人民。您对此怎么看？方方：你们也看到，这就是攻击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武汉人民。疫情期间，我待在文联大院里，这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宿舍，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房。二十多年前分配时，排在我前面的六个人都没有要，轮到我，于是我要了。这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137平米（我自己后来封了阳台，面积增大了一些）。他们要说我躲在豪宅里，我也就由他们好了。其实，在湖北，作家有别墅的人不少吧？我今年65岁，糖尿病人，而且腰椎尖盘突出刚刚恢复，可以坐下来写几个字，他们好意思让我去当志愿者？当然，池莉也不年轻，她怎么当的志愿者我不知道。但是，我是退休人员，退休前也只是一个作家，从来都不是干部。而池莉目前还在武汉市文联主席的岗位上，作为在职的正局级公务员，她应该有自己的工作职责，恐怕不会仅仅只去做做志愿者，她应该还做了更多的工作。拿我们俩来作对比，是挑唆手段。他们决定要推倒一个人时，不择一切手段进行诬蔑，而他们想要为我树立一个对立面时，也同样不惜一切手段美化。这都是害人的手段。而实际上，我们俩都是受困的武汉人一员，所作所为，都再正常不过。财经十一人：有人把您过去几年发的微博内容都翻出来讨论，这种行为您怎么看？比如说，有人在您的微博上翻出了您针对美国小孩说的“杀光中国人”评论，当时您说：“小孩说话好玩，别太认真当回事”，有人因此抨击您崇洋媚外。方方：他们就是靠翻烂人家微博起家的。靠干这个，已经整了很多人。也让无数人见他们即退避三尺。我们单位的一个作家，还被他们中的某人公开到网上冒名诬陷，都是翻微博截屏寻找什么反动内容，手段真的很下三滥。有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什么内容，有些人会随意转发，这种转发，有些情绪化，并没有深思过。所以，转发微博或发几句牢骚，都不应该成为打倒一个人的证据。而我的微博几年前就被他们翻烂了。他们总觉得可以从中找到攻击我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靠这个打倒了好几个人。可是他们找到我的什么了？找到一个我对美国小孩子言论的评论，那孩子5岁，我觉得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太当回事。5岁孩子的话难道不要包容？然后又找到我批评中国青年的一些话，于是得出结论，我对美国人好，对中国人不好。他们用混淆的手法，无视美国的孩子只是5岁，中国的年轻人呢？尤其是共青团员，多少岁？大多过了十八岁吧？对5岁的孩子是可以包容的，但18岁以上的年轻人呢？做了坏事，比方恶意举报老师，当然是需要严厉批评的。他们这种对比本身就说明问题。对于国外，我用不着崇，也用不着媚。无论中国外国，做得好的，我都会喜欢，做得不好的，一样批评。价值判断不会因为国内和国外另有标准，但是可能会因为年龄大小有所变化。所谓“双标”，人人都会有。比如对幼儿和对成人标准肯定不同，对残疾人和对健康人标准也会不同，对老年人和对壮年人标准同样会有差别。拿一个5岁孩子说的话和拿一个18岁以上人做的事来进行比照，这不是崇洋媚外，而叫爱护弱小。我一直呼吁大家要懂得常识，这就是常识呀。但是他们翻烂我的博客和微博也就找到这点东西吧，还有什么？我写了十几年博客和微博，他们就挑出这点东西，反过来，如果我用同样的手段去挑他们的呢？真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当然，我也不屑这样的手段，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财经十一人：有人说你的家人大部分都移民国外连中国人都不是了，你就是在“消费（中国人）的苦难”。听到这些指责您愤怒吗？您对此有何回应？方方：我是懒得理他们。谣言而已。但悲哀的是，如果我不作“交代”，这样的谣言就永远没个完。我家有几口人？什么人算我的家人？我自己的小家，全部在国内。好，现在把我三个哥哥的家都算作我的家人。那么，我们四家人中，只有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在国外，其他所有人都在国内。这个比例是多大？这是大部分都移民了吗？而我女儿跟我一样，喜欢武汉，她哪儿都不想去。财经十一人：利用厅官身份让警察在封城期送侄女去机场是网上对你的激烈批评之一，对此事您之前辩解过了，但没有说服反对者，这里您还想再回应下吗？方方：这件事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相当于，我有几个熟人是警察，他们中的一位利用休息时间送我侄女去机场，如果这也叫特权，非特权又是什么？我不理解，你说我的“辩解”没有说服我的反对者，你是否可以再问详细点，哪一点没有说服？我再做次详细说明：第一，我侄女是新加坡侨民，接侨是中新两国说好的事，不是以权谋私违规出城；第二，武汉所有交通工具停运，侄女无法去机场，我决定亲自送她；第三，当天下了私车禁行令，但有些私车仍然可以通行，因此我向洪山交管局相熟的警察问询我的车能不能通行；第四，虽然我的车可以通行，但我的警察朋友认为我年龄大了，又是晚上，来回路程也长，而肖警官正好休息，让他帮我跑一趟；第五，我跟肖警官所有的联系，都是短信，这些记录全部都在。肖警官不是官，是辅警。我出于礼貌，文字上对所有警察都称为警官。我再次说明了，但那些想要攻击我的人仍然会抠出东西来攻击，他们就是为了攻击而攻击。财经十一人：线上争议热火朝天，线下的作协同事们对您是什么态度？有没有政府相关人士找过您？有朋友因此疏远您吗？方方：我退休了，与作协同事联系不多。但我知道，支持我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只是不方便公开表态，因为那些在暗中当操盘手的人，还在台上呆着。所以，出于保护，我也希望他们不作声。官方有人找过我，但是官方的人大多有文化，我谈了我的观点，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我的朋友本来就不算多，他们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非但没有疏远我，而是发声力挺我，这真是让我很感动。当然也有属于熟人类的，有些害怕，会有疏远一点的架式，这个我可以理解。几个我曾经给予过帮助的人，也有些攻击我的言论，还是可以理解，因为有些人一直都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对他们更有利，这些人反正也是我几乎不交往的人，所以失去也一点都不可惜。别人的选择不用介意，尊重这种选择就是了。财经十一人：您的日记引发了热烈讨论，无数个微信群因此而撕裂，您怎么看您日记引发的社群对立？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您认为双方还有求同存异的空间吗？您会给双方什么建议？方方：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求同存异的空间。他们的价值观跟我完全相悖，也缺乏人类的基本同情心，比方我在疫区写这些文字，他们也并没有等我度过难关再来批判，而是在我被困在家时，就不顾一切地开始批判、开始构陷。至于受他们影响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还年轻，没有经历，人生的路还长，而且他们只是受人蛊惑而叫骂，是为骂而骂，也从来没有看过我写了什么。他们缺乏的只是独立思考能力，毕竟他们还要成长。这个不需要我跟他们计较，与他们计较的，将是他们自己未来的人生。财经十一人：有人爆料，您把国有土地变成了别墅用地，自建了大别墅，办理了产权证，这是造谣还是事实？您在武汉一共有几套房产？有人说您有6套。方方：当然不是事实。 2003年，当年江夏区藏龙岛，还是一片荒野之地。至少我去的时候，汽车的底盘都嫌低，过不去，要到处绕路。开发区邀请几个画家入驻那边，画家们拉我加盟，我才参与进来。当时是四个画家加上我，成立一个艺术村。开发区自然是要我们来提升整个区域内的文化品位。这样的事，全国各城市都有人在做。四个画家都是著名人士，唐小禾老师更是名声在外。他以前画油画，后来画壁画。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都邀请唐老师夫妇做壁画，唐老师将要画的是“中山舰纪念馆”入门处的壁画，而唐老师的夫人程老师，要画的是秭归新建的屈原祠的壁画。这都必须要有大的工作室。所以，开发区与当地的商业小区协商好，划出八亩地来给我们五个人（这里面并不包含他们反复提到的刘丹丽。印象中，我们从头到尾都与刘丹丽没关系）。可能是地价太高，其中一位画家退出，后来剩下四个人。因为画家都需要工作室，而作家不需要，所以我的面积略小一点，应该是一亩三分地（不记得公共地算没算）。并且也不是他们说的9万一亩，而是13.5万一亩。我印象中总价是19万多（这些票据都还能找到）。在当时，那么偏远、又是成片荒野的地方，19万应该是很贵的。另一处画家比较集中的“创业农庄”（也在江夏）我也曾去看过，是3万元一亩地，一个人可买三亩。但我很喜欢与唐老师这边的几个朋友为邻，所以选择了这边贵的。我们都不希望以后有麻烦，所以宁可多出点钱，也要保证是合规合法的。我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的，400多平米。设计时，我曾要求不要超过360平米，我也不喜欢房子太大了。但设计师还是弄得超过了四百平米。所有的手续完全合法。他们可以通过国家任何一个机构去查。我没有六套房子。在武汉，除了这套别墅，单位这个八十年代建的宿舍算一套。另外，我朋友在汉口设计的房子，拉我们参观购房。这个小区正好在我小哥上班的旁边。时间应该是2003年左右，考虑到当年我小嫂在深圳工作，我小哥的住所离他的单位很远。他的身体也不算太好，我即买了一套，约79平米。精装房，让小哥去那里住着方便一点。武汉房价在2009年以前一直很低。这套房子原本是精装修，把家具配好，一共花了50万元。这些，都可以去武汉市房管部门查。我在海南还有一套房子，是同学们相约老了去那边过冬而买的，127平米左右吧。正如他们“人肉”的，在临高县。2012年买的，是我的大学同学帮我挑的房，我都没去看。当年临高的房价如何，他们自己可以去查。我写这些，脑海中浮出我父亲当年写交代材料的场景，心里满是悲凉。这原本是我的私事，我无须向公众交代这些，但是我不说，谣言就永远不止。我说了，谣言恐怕仍然不会停止，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说什么，他们只在意自己要说什么。他们表达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恨你，我们就是要造你的谣，我们要骂你，没什么理由。尽管我知道这样，我还是怀着这份悲凉，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依然等着他们用这些老话来继续攻击。还想说的是：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工作了这么多年，出版了一百多本书，也卖了不止十部影视版权，每年都有作品获奖，所以这些稿费、版税和奖金，足够我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可以买更多的房子。其实，国内作家中，比我富足的人应该更多吧？湖北作家比我富裕的也多的是吧。一介文人，有了自己的书房，可以有安静的环境写作，这不正是说明国家的强盛富裕吗？而我努力工作，勤奋写作，让自己有了安宁的晚年，不正是我们提倡的励志吗？ 2001年，我在作协买下第一辆车时曾指着车跟同事吹牛，说这里面每个轮子每个螺丝，都是汉字！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就是我的自豪。人类应当有共同的价值观财经十一人：这期间您情绪崩溃过吗？方方：没有，从来没有崩溃过。因为对手水平太低，而且无一不是造谣。一些老百姓跟着骂我，是建立在他们的谣言上，只要谣言一破，民众自己会明白。就算民众永远不打算明白，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影响的不是我，而是中国的言论生态环境。那些挑唆批判我的人，大量使用反革命、汉奸、卖国贼、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词汇。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警惕的事。财经十一人：您对武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疫情是否使您对武汉有新的认知？方方：我在武汉生活了63年，连续离开它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50天。我一直在这里生活，求学以及工作，相当于根扎在这里，我从来没有离开武汉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应在这座城市生活。武汉人，也相当于我的亲朋一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听到武汉话我就觉得亲切。疫情早期，看到那么多武汉人四处求救，听到那么多人去世的消息，我却无力提供任何帮助，那种无助和难过非常折磨人，也是人生从来没有过的残酷体验。至于新的认知倒也没有更多。武汉人的表现，就跟我一向认识的武汉人一样。很快他们就会恢复元气，武汉也会像过去一样生机勃勃。只是，我还是会想，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他们将怎样走出难关？财经十一人：人类有没有、需不需有要共同的价值观？您认为哪些价值观是人类应当共同拥有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那种肤色。方方：惜小怜弱、悲天悯人、正直诚实，勤奋善良等等，可以写出很多，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美德，应该是人类共有的。臧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1972年生的鲍某明，一米九左右，200斤上下，又高又壮像座山一样。他是一个擅长与孩子打交道的人。李星星的母亲回忆与鲍某明认识的过程。2015年4月份，两人通过网友介绍，相互认识了。鲍某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组成家庭”。见了面之后，她发现对方年过四十而未婚，有些动摇。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时间，鲍某明就彻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关怀倍至，以及律师、名校毕业生的身份，让李星星的母亲相信，鲍某明“可靠”，“确实就像个爸爸”，他的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强。 2015年11月，鲍某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李星星，到北京上学。 2016年，鲍某明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2018年又兼任国内另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独立董事。而李星星，却从14岁开始了自己的噩梦，她近3年处于半失学状态，期间多次自杀未遂。 2019年4月9日，烟台市芝罘区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李星星报案，掀开了这张父亲的“画皮”。 1、这是犯罪吗血已经止住了，但李星星的下体一直疼痛。她安静了好些天，鲍某明终于把手机还给她。 2016年初，刚满14岁的李星星拿到手机，在百度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看头像是一位“医生奶奶”。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 “你被强暴了。” 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这句话。她想了一会儿，是什么意思，然后听从“医生奶奶”的指导，报警了。先打110的电话，然后又听从指引，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李星星向警察讲述了包明对她的伤害。第一次是在鲍某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晚上，“爸爸”鲍某明把灯关了，却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他指示女儿，不要做作业，过来坐下，看电视。坐下。黑暗中，鲍某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本能地推开，但当时只有70多斤的李星星，与近200斤的鲍某明，根本无法抗衡。她用尽力气，“爸爸”却像铁桶一样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觉不健康”，鲍某明一边说，一边强行脱掉李星星的衣服，然后侵犯她。巨痛，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她流血了。李星星一整夜没有睡。第二天，肚子还是痛，去洗手间一看，又流血了，她懵了。鲍某明没有给她时间清醒。他给李星星洗澡，收走她的手机，把她从天津又带回了北京，整天关在家里。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给李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里面有很多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鲍某明家中电视上的色情片，大多是未成年人性题材鲍某明说， “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别人家都是这样，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直到多天后意外的报警。警察到家里搜东西，却几乎什么都没搜到。鲍某明从家里“消失”了。消失了多久，李星星不记得，她也不确定：鲍某明是不是被警察带走了？懵懂的她只记得，鲍某明再次回到家时，自己非常恐惧，但是鲍某明对“报警”只字不提，好像从没过发生任何不愉快。反而，他又变回了刚认识时候的样子，和蔼开朗，认真地照料她，“真的就像个爸爸”。随后的2015农历年假，鲍某明把李星星带去了外地旅游，没有让她回老家陪妈妈。 “他到底犯罪了吗？”李星星想不清楚。他如果犯罪了，警察叔叔为什么不抓他？如果没犯罪，那我怎么还是觉得被伤害了？她不知道为什么鲍某明曾经那样对待她，如今又变得这么好。李星星不敢追究。悄悄地，鲍某明暂停了李星星的课业，不再送她去学校上课。原本说好的，鲍某明的父母会经常来照料这个“小孙女”，却也几乎从未来过。亲生妈妈经常的来电，她只能在鲍某明的注视下接听。鲍某明给李星星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里面只加了一个好友，不是妈妈，而是“爸爸”。慢慢地，李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某明”的世界。 2016年4月左右，鲍某明获得了一份新工作，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他带着李星星离开北京，搬家到了这座海滨小城，美丽的山东烟台。 2、逃烟台的天空湛蓝湛蓝，时常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但是李星星从来不往窗外看。她说：“没有意义。” “父亲”鲍某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拥有“两幅面孔”的人。但凡身边有一个大人时，鲍某明都是开朗、得体、有学识的，而独自面对李星星时，就瞬间换了一副样子。最开始，鲍某明不让她出门，随时收走她的手机，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不许她哭，也不许她问为什么。刚满14岁的李星星，还没有发育，个子也瘦小。但是鲍某明会突然掀开她的衣服，嗲着声音，叫李星星“妈妈”，说自己是“宝宝”。很多次，鲍某明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压得她怎么也起不来。她出血，晕厥。这些画面，是李星星日后半夜常至的噩梦。她给记者看一些残存的照片，照片上，鲍某明脱了衣服正在粘胶带，准备给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还有一些床单，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烂。 “我反抗，他拽着我的双腿，把我从这头拖到那头。”李星星说。图为李星星踹破的床单在李星星的口中，鲍某明到了烟台之后，日益的喜怒无常。 2017年，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鲍某明很高兴，叫李星星去试。李星星说现在没有，还不想上厕所。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间，扒下她的裤子，按坐在马桶上。李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QQ。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李星星给《南风窗》记者听一些语音。在这些语音里，鲍某明大声呵斥李星星不应该在朋友圈诉说自己的痛苦，“微信发完朋友圈发，你就不能不说吗！”他告诉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他都不让我说出来。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要我说。”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李星星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瓦解。鲍某明一开始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后来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最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鲍某明欲把胶带粘在李星星身上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让她不敢离开。类似的话，还有鲍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李星星回忆一些场景。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鲍某明问她，“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种事’”；她去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鲍某明悄悄凑过来，说，“人和动物也能做”；李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鲍某明也告诉她：“你妈妈和你也能做”。李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鲍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时，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李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鲍某明就对她发脾气，“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 李星星提供的，她与鲍某明的一些聊天记录小女孩的一切爱好、热情，都逐渐臭了，死了。李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鲍某明好像就是对的。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后来会“发病”，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苦。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某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这些话是牢笼，是炭火。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3、“给我现在的女儿，未来的妻子”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当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 4月9日，李星星在烟台山医院做了简单的外科检查，上图是医生手写的诊断书鲍某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很快，烟台市芝罘区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鲍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称为“坏蛋”。但她仍旧保留着很多13岁时的习惯，总是很尊敬地称呼其他每一个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李星星向《南风窗》记者回忆做笔录时的场景。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她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中间有叔叔在抽烟，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一位警察叔叔问她，“鲍某明打你了吗？” 李星星说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只手突然过来，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问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忆到这里，李星星突然哭出声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后来的记忆是有一些混沌的。李星星只记得快做完笔录的时候，芝罘区检察院也来了一位刘检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区检察院一女性检察官在电话中，向李星星证实，对这一案件，当时实行了检察院提前介入。再后来，她发烧难以支撑，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她却睡着了。她醒来之后，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他向李星星挨过来，李星星向旁边让，他又靠过来，连续靠过来两三次，李星星还是让。她很惊恐，抬头望向对面的“警察叔叔”。李星星记得，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当时正坐在对面，一切看在眼中，没有出口制止。鲍某明开始细数自己对李星星的好，“我是对她最好的人”。 4月9号，就这样过去了。鲍某明被放回家了。后来的事，对于李星星来说，每况愈下。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给警察看。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对方却告诉她，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她要求再次报警，该派出所没有接受。直到4月中下旬，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叫她去领《撤案决定书》。李星星拒绝。但这份《撤案决定书》，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对此事的撤案决定书 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心一横，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 在鲍某明的家里，他们厮打起来。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这件事的结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4、再次立案从派出所出来后不久，李星星跳进了黄海。她又被人捞了起来。从6月起，她开始住院。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老家东南某省会，接受治疗。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李星星多次自杀期间曾发布的朋友圈李星星的妈妈周娟，从4月8号接到警方的第一个来电“惊雷”后，立刻从外地赶到烟台。她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自己不想活了，“想拿把刀劈了鲍某明算了”。但等她见到女儿时，只想先让女儿活下来。 4月份报警失败之后，李星星频繁地试图自杀，每一次都折磨着周娟。她生性内向，不善交际。女儿闹自杀的时候，她经常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女儿去哪里她就去哪里，跟在身后，跟着就自己在后面哭。周娟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几乎阻碍正常沟通。她带着女儿去南山路派出所、芝罘区刑警大队、检察院，找信访部门、找律师、找人大代表，到处找人帮忙请求再次立案。她们还找到了鲍某明的父母、亲人和公司老板，有人报以谩骂，有人回馈以善意，但终究石沉大海。异乡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艰辛。周娟回忆说，“人都在，就是告诉我不上班”“我打了好多电话，都不接”。她们母女俩不断地跑、等、求，四处碰壁。后来，一位曾经对她们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 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周娟才意识到，女儿已经病了，必须接受治疗。在烟台治病，人生地不熟，又处处害怕，她只能带女儿回老家。她辞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专门料理女儿。此后母女俩人反复在老家、烟台之间往返，李星星的反复崩溃，催着她们拼命维权。一开始，她们坐高铁去烟台，后来觉得高铁太贵了，就改坐大巴，“半年下来，十几趟”。 “撤案没有道理”，她们希望再次立案。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她们找到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李律师。李律师回忆初次见到李星星母女的场景，在济南河西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小姑娘还只有17岁，但是脸上土黄色的，很憔悴。类似于面黄肌瘦的那一种。妈妈话也不多，看起来情绪很低落。” 李律师听了李星星的讲述之后，跟烟台市芝罘区办案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沟通，“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 9月6日，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先后辗转多个部门，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一份《立案申请书》。终于，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决定立案侦查。” 这份盖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书》上如此写道。 2019年10月9日，李星星的案子二次立案随后，李星星在派出所连续做了两个周的笔录，事无巨细。期间，她多次崩溃，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但坚持配合，做完了笔录。李星星多次自杀期间曾发布的朋友圈她之前认识的一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在她每夜做完笔录，回到家里时，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这些病友，有时候比医生和警察还活跃一些。她们陪伴李星星至今，也记录着这个小女孩近一年来的遭遇，和心路历程。罗希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她在中学时被老师性侵。她的老师对她说，“我伤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 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样，李星星手里保留了很多证据，她鼓励李星星说出来。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她告诉李星星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类”，帮助李星星很多。她告诉李星星，“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在两周笔录中，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头上所有的证据：另一袋带有血迹、精液的卫生纸、卫生巾，还有录音、照片、聊天记录。这里面有几张鲍某明的手机QQ浏览记录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上显示，在当年2月18日，鲍某明连续访问了近数名“送养”“送养小孩”“送养女宝宝”的用户空间。鲍某明的QQ访问记录李星星告诉记者，“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儿，现在我受伤害，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 警方为李星星开具了一页接收清单。这一次，希望来了吗？事实上，从二次立案到现在，已经6个月过去了，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从2020年新年之后，李星星本人、律师多次联系办案刑警臧警官，但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拨通。 2020年4月1日，《南风窗》记者打通了鲍某明的电话。正在取保候审中的鲍某明，获知记者身份后，立刻将电话挂断，再也无法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