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孩子从清迈回到广州上学的第6个月，李女士做了一个梦。梦里，有清迈一如既往的鸟叫声，贯穿了儿子曾经上课的蒙特梭利学校手工课教室，儿子在室外看着她，忽然哇哇大哭：“妈妈，我想回学校。”“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从广州回到了清迈。”李女士说。2021年，李女士带着3岁的儿子来泰国上学，随后因为夫妻异地的原因回到广州，“我觉得孩子已经习惯泰国的环境和教育了，2025年我们回来大概半年多，因为教育环境的变化，孩子看起来都不爱说话了。没办法，还是以孩子为主，我们就又回到了清迈。当时还和我老公抱头痛哭了一场，异地可能是我们俩咬着牙也要走的路。”2021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彼时，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焦虑恐慌的情绪在每个人心间挥之不去；在国内，“鸡娃” “内卷” “996”成为众说纷纭的网络热词，促使最为重视教育的东亚家庭不断寻觅新的升学路径；而升温加剧的中美竞争与博弈、疫情期间的全球阻隔，也让赴美留学变得遥不可及。彷徨的不安的家长们需要新的航向，而泰国，成为了那个暂时的落点。也正是在2021年前后，中国在泰留学生迎来爆发。据Statista和Fulcrum数据，中国在泰学生总数从2016年的约6200人激增至2024年的约28000人。其中，59%的增长发生在2020年至2023年之间，而这些新增的中国生源中，3-15岁（幼儿园至初中）的儿童占比显著提升。泰国，被看作是家长们逃离“鸡娃” “内卷” “996”的乌托邦。无论是生活成本、地理位置，亦或对于学生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在泰国接受教育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近期却有好多泰国陪读家长表示“此路不通，打道回府”，那么，这个被捧上神坛的东南亚避风港，滤镜碎裂后究竟剩下了什么？小红书网友分享截至2024-2025年，泰国已经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学校，成为亚洲国际学校数量最多、课程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之一。如果追溯泰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国际学校，可以溯源到1951年成立的曼谷国际学校 (ISB)，只不过，彼时的泰国教育法规定，国际学校严禁招收泰国国籍的学生，学校的设立主要为了解决美国外交官和外籍驻泰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1992年，可以说是泰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泰国政府首次允许泰国籍学生入读国际学校。进入21世纪后，泰国政府意识到国际教育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开始推动泰国成为“东南亚教育中心”。大量英国和美国的百年名校开始在泰国开设分校，如哈罗 (Harrow)、舒兹伯利 (Shrewsbury)等。这也就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周边邻国（如缅甸、越南）的学生。据Nation Thailand 2025年的报道，中国已成为泰国国际学校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占比11%）。泰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创新部 (MHESI)数据也显示，相比2016年（约6200人），在泰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规模翻了近 5 倍。不仅人数持续增长，低龄化现象也显著。以往赴泰留学主要集中在大学（读博或硕士），但现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阶段的中国“小留学生”比例大幅上升。“疫情的时候，不少家长打算去美国的，然后特朗普不给签，所以转到了东南亚。疫情结束那会儿，全球都在抢生源，泰国也在抢生源。”在清迈陪读的家长小露露表示，疫情是促使更多家长选择泰国的一个因素，“2016年是高出生率的一年，正好当时汇率不好，泰国物价很低，这么算下来2018-2019年来泰国读书也是数据高峰。”就算是从费用上看，相比于国内大城市每年40w-60w RMB的高昂开支，泰国的顶级国际学校学费加生活费通常在15w-25w RMB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取同样质量的英式或美式教育资源。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泰国飞行距离较近、签证政策相对友好，同时文化兼容度高（生活便利、饮食习惯接近）。对于需要长期陪读的家庭来说，这里的心理落差和适应成本远低于西方国家。但更多家长仍是把泰国作为去欧美教育的跳板。泰国国际学校的 IB/A-Level 成绩在国际上认可度很高，学生申请海外大学时往往比国内普通高中更有优势。因此，部分家长希望避开国内极度内卷的升学压力，将泰国作为减速带，直接完成国际化的转变。Regents芭提雅国际学校广告在北京生活近20年的家长Jayllen就较早为孩子规划了海外求学的路径。“因为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体制学校承受过大压力，希望孩子有更多选择，国际学校升学相对容易。”他向霞光社表示，当时也遇上了疫情的阻碍，原本考虑美加等国，但疫情后导致出国困难，东南亚国家相对容易，做隔离即可。而在东南亚的国际学校中，他认为新加坡国家小，国际学校少，生活成本和学费高，性价比低；马来西亚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学校数量不及泰国；而泰国有近200个国际学校，选择性大，且国际化程度高，环境气候也更适宜。也正因更多家长选择带孩子来泰国“过渡”，泰国房价的租房价格要比买房涨得更快。一名在清迈生活的学生家长向霞光社表示，自己小区的房产在2019-2020年租金为13000泰铢/月，疫情后涨至22000泰铢/月。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把国际化教育作为终生目标，也有人因为泰国教育的优势，恰好踩进了泰国国际学校，而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泰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他们有句话是，在700年的历史没有饿死过一条狗。”李女士这样形容她眼中泰国的“茂盛”。对于清迈家长小露露来说，这一感受更深：“我们来泰国的很大原因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我们之前在重庆，小朋友几乎每个月都会生病，来热带地区就好很多。当时本来计划来上个幼儿园，疫情之后国内封锁了就没回去，后来就一直读到了2-3年级。”另外一个吸引家长们的因素是泰国的多元和包容。就学校来说，许多外国投资者会通过合资（Joint Venture）的形式，由泰国合伙人持有多数股份（通常要求泰方占股 51% 以上），而外国投资者则通过合同安排掌握实际的教学管理权。目前泰国国际学校的所有者主要来自以下四个群体：泰国本土财团与家族 (Thai Conglomerates & Families)、新加坡教育集团与个人 (Singaporean Investors)、英国与美国的传统教育信托/集团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s)，以及随着中国学生大量涌入后，中国资本也开始通过收购或新建的方式进入泰国国际学校市场。多元化的股东构成丰富了教育的选择，同时，国际学校对于来自不同国籍的学生比例也会有控制，通常学校设定的国籍红线为 20% - 30%，在Jayllen的分享中，儿子所在的班级同学中，中国学生占比大概5%，泰国学生约40%，其他国家占比约50%。“在泰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有快乐的能力。”举家搬到清迈的学生家长清清向霞光社表示，几乎所有家长来泰国国际学校的第一感受就是宽松。“比如我们在英制的国际学校上小学，一年有三个学期，也就是每两三个月一个学期，全年假期差不多占一半。”泰国国际学校教育理念与国内公立学校不同，更强调释放孩子天性，不过多干预学生性格和学业压力，给予孩子更多自由，培养创新性思维。学校分类也多样，包括英制、美制、蒙台梭利、新加坡、法语、德语等，泰国教育部会要求国际学校每周上一节泰语课，但课程设置、教材和考试体系各有不同。在对学生的考核标准上，也更为灵活，Jayllen告诉霞光社，这里的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获得鼓励。“小学每学期或每年结束有测试，结果会以report形式发给家长作为参考，也没有硬性的分数要求。”“另外，这里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各种选修课了，就是给小朋友很多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清清认为，国际学校的教育是更多按照孩子的性格发展去培养。最让Jayllen感到满意的是孩子的英文水平提升很快，“相比初到泰国时英文较差、不太适应全英文环境，仅半年左右，孩子就可以英文沟通无障碍了。”Jayllen告诉霞光社。曼谷但是，如果说追求国际教育、按部就班的发展是一条轨道，在泰国追求国际教育的家长就无法不焦虑。尽管泰国的教育理念整体很佛系，但当地的中产阶级要求并不低，“关起门来还是有竞争意识的”，清清说，“焦虑孩子的下一步规划，去欧美的话也需要早做打算。”而就当下的国际形势来看，清清说，“未知更多，也很难说等她（孩子）到了年纪，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欧美的签证还能不能发。”教育行业的独特性在于，付费的是家长，而用户是孩子。事实上，更多的压力也在陪读家长的身上，因为泰国不允许在当地打工，这里大部分的陪读的家长没有工作，做炒股/自由职业/代购之类的比较多。就像是一只努力划水的鸭子，脚蹼在水下使劲扑腾，水上看起来云淡风轻、岁月静好。而面对更多的未知，清清认为自己和小朋友都没有退路，“国内的教育环境大概是适应不了了，只能就是看其他更多的可能性。”就泰国来说，全球化合作也催生了泰国更多的经济发展，一名泰国房产中介向霞光社分享，目前他们自己的房产客户，第一大买家是中国人，第二大是缅甸人，第三是俄罗斯人。“购买公寓无特殊条件，有外国人名额即可持护照购买，拥有永久产权。”他向霞光社表示。长期居住在清迈的小露露表示，泰国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家，自己和家人未来都定居在泰国也是一个选项：“我们很会去融合国内的文化，比如像我们小区，我春节会在小区做春节活动，邀请泰国邻居一起来参加。我已经连续办两次，跟物业合作的，每次都是我自己出钱出力找朋友、找各种东西来布置场地，他们很开心地来玩。”最难过的是坚持到一半然后折返的家庭。折返的原因，要么是家长撑不住了，要么是孩子适应不了。在曼谷读书的Tyler妈妈向霞光社表示了启程泰国留学之前的三层顾虑：1.担心孩子到清迈还是不爱学习；2.担心周围有中国孩子，孩子只选择中文舒适圈；3.担心吃饭不习惯。Tyler是小学毕业来曼谷读书的，“不爱学习又赶上国内新出台的初中分流政策，觉得国际学校可能是条路”，结果是，Tyler不适应英文教学的方式，上课听不懂学校也并不会管，期中考试之后，有三科成绩不及格。Tyler妈妈觉得，泰国国际学校适合年纪更小、且坚定选择国际路线的家庭。不然多半会成为一场“试错之旅”。“另外就是，Tyler很难像在国内一样交到稳定的朋友，但这对孩子的成长更重要。”换句话说，常常在轨道上行走，也许会羡慕远处的风景，但拥有一起同行的朋友和看得见的方向，这是轨道的踏实。而从轨道上走下来，尝试在旷野中漫步，也会感到孤独和失焦。清迈难交到稳定朋友的，还有陪读家长依依。在到清迈陪读之前，依依有着一份管理岗位的稳定工作，“但考虑到孩子成长更重要，我还是辞职陪孩子来了清迈。”但在清迈的陪读生活，让依依觉得丧失了“自己”。“除了当地有一些中国人的陪读群，我在清迈几乎是零社交的状态。每天的生活就是送娃、采购食材、收收东西就要接孩子放学了，一些休闲大概就是找咖啡店看看小说，几乎没什么属于自己的空间。另外因为我和老公异地，距离也确实影响了我们当时的情感关系。”去年，依依带着孩子回到国内读书，在她看来，教育更是家长的课题，更需要接受考验的是家长而不是小孩。除了社交难撑，经济上也是家长们的另一个压力来源。2025年年中开始，随着泰铢汇率波动和泰国物价（尤其是租房和国际医疗）的上涨，“高性价比”的泰国留学，确实让一部分预算紧凑的家庭捉襟见肘。特别是疫情期间涌现的一批专门收割中国家庭、中国学生占比过高的“华校化”国际学校，出现了明显的退学潮。除此之外，泰国的陪读签（Non-O）严禁工作，不少是父亲留守国内、母亲单身陪读的模式，许多辞职陪读的家长在经历了两三年的异地生活后，家庭矛盾爆发，或者由于国内收入下滑，无法支撑每年对于教育的刚性支出，只能选择止损回国。也有在泰国留学后收获想要结果的家庭，他们多数会在泰国停留3年左右的留学时间，然后前往欧美。一名泰国留学中介向霞光社透露，“前来咨询从泰国到欧美这条国际化路径的顾客，甚至还有单身的人，只是提前做好了准备。”谈及自小在外求学会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人不一定都要有故乡的，一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想要的身份，想要成为欧美名校精英，抑或是与故土文化建立链接，这也是一种选择。”她说。《他乡的童年》依依妈妈认为，“泰国国际学校像一个阶级过滤器。”更适合资产结构全球化、即便长期陪读也不影响国内现金流的“真中产”，而阶级跃迁本身就是一项长跑，如果无法承受最终去欧美读书的压力，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不如不要离轨。对于这群在他乡求学的家长而言，更像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努力为孩子寻找一块能平稳着陆的礁石。围城内外，没有绝对的乌托邦，而无论走向何方，“我和其他学生家长交流时有一个共识，就是真正的教育就在家里，就来自于父母。”清清说。这才是真正的彼岸。

一对华人夫妇，在美国纽约长岛那顶级富豪扎堆的地方，像是被上帝用橡皮擦从地球上抹去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更诡异的是，当所有人还在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自己“长腿”跑了...... 这到底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犯罪，还是一起已经发生了的、没有尸体的谋杀案？或者说，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一种新型危机？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夜晚。 2025年3月31日，晚上10点15分。美国纽约州拿骚县，警方的接警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不是哭哭啼啼的亲属，而是一个高端社区的安保人员。他的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冷静，但说出来的内容却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老布鲁克维尔，一栋价值390万加元的豪宅，大门敞开，屋里灯火通明，但人，没了。住在这里的是一对华人夫妇，范某和张某。他们就像是走进了一个魔术师的箱子，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警方随后展开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排查。你知道，在2025年的今天，一个人想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有手机、有信用卡、有摄像头、有出境记录。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但这对夫妇，没有。没有出境记录，没有航班信息，没有酒店入住，没有任何刷卡消费，手机信号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一通拨出去的电话都没有。没有人看到他们离开，也没有人看到他们回来。他们就像掉进了另一个维度的缝隙里。我们先来看看这对夫妇的背景。他们不是什么偷渡客，也不是什么躲债的逃亡者。恰恰相反，他们是在2022年带着两个孩子，正儿八经移民到美国的中产以上家庭。大儿子考上了纽约大学，小儿子在长岛念公立小学。 2023年11月，他们全款390万加元，在长岛老布鲁克维尔买下了一栋独栋豪宅。朋友们，那可是长岛最昂贵、最封闭的社区之一，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纸醉金迷的现实原型地。能在那里全款买房，说明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相当稳健。邻居们回忆，妻子张某性格很温和，每天就是接送孩子，虽然不会说英语，但总是对人微笑点头。在他们失踪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遇到了什么财务危机或者人际冲突。一切看起来，都是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最后见到他们的人，是他们的两个儿子。3月30日，周日晚上，一家人和小儿子的朋友们吃了顿普通的晚饭。晚上10点半，兄弟俩跟父母说了晚安。第二天一早，大儿子带着弟弟和女朋友去卡茨基尔山脉度假。因为那天是开斋节，学校放假，孩子们出门时甚至没有跟父母当面告别。为什么？因为房子太大了，在那个家里，不见面很正常。但就在大儿子度假的途中，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击中了他。他收到了父母发来的几条短信，那些短信很奇怪，像是被人硬生生截断的“碎片”，语句不完整，意思断断续续。虽然内容没有公开，但律师后来分析，那很可能是在极度紧张、慌乱的状态下发出的。紧接着，社区的安保人员打来电话：“有人去了你家，情况不太对。” 大儿子立刻让朋友赶过去查看。朋友到了之后，看到的场景是：大门敞开，屋里空无一人，灯光还亮着，仿佛房子里的人只是出门倒个垃圾，但永远没有回来。报警。然后，就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等待。案件陷入了僵局。警方动用了FBI，查了通话记录、银行流水、监控录像、出入境信息，结果都是零。前纽约市警察局副督察斯图尔特·卢都感叹，按照常规手段，这案子简直没法查。时间一天天过去，几个月就这么耗没了。豪宅里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儿童保护局每三天上门一次，确认他们还活着。大儿子获准用父母的部分账户维持生活，邻居们只能看到外卖小哥进进出出。 2025年暑假，两兄弟返回中国暂住亲戚家。就在所有人都快绝望的时候，转折来了。那天，大儿子打开父母的银行账户，他发现——钱在动。你可能会说，钱在动不是很正常吗？不，在这之前，警方已经反复确认过，这对夫妻失踪后，所有金融活动都停止了。但现在，账户突然“活了”。大儿子几乎是跳起来报的警。警方顺着这条线追查，发现了一件令人头皮发麻的事情。有人拿着文件，出现在了纽约法拉盛的两家银行分行。他们绕过了银行的审核，成功拿到了范某和张某账户的访问权限。最诡异的一步发生在6月29日。当天，其中一个账户被悄然改成了“联名账户”，还勾选了“共同所有并享有生存者权利”这个选项。朋友们，这个选项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旦其中一方死亡，账户里的全部资产，将自动归另一方所有。不需要遗嘱，不需要公证，甚至不需要打官司。而那个被加进来的联名账户持有人，是一个叫吴秋菊的女人。接下来的几天，这两个账户像被人按下了清空键：89万加元、50万加元、86万加元、63万加元……一笔笔巨款被打进吴秋菊的账户，同时还有大量的现金被提取。短短几天，288万加元不翼而飞。而警方调出吴秋菊的背景时，更是倒吸一口凉气。这个56岁的女人，在此之前账户里只有1919.26加元。她长期非法滞留在美国，住在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强的华人社区，没有稳定的工作记录。这样一个社会边缘人，是怎么接触到几百万加元资产的？她又是怎么知道这家人失踪了，可以动手了？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她拿到钱之后的反应速度。那笔89万加元刚到账，她几乎立刻开出支票，提走70万加元现金。剩下的19万加元，被打进了一家叫QJW Trading Inc.的公司。这家公司是什么来头？成立时间是——2025年6月5日。也就是说，在失踪案发生两个多月后，在钱开始流动前，这家公司就成立了。公司的法人、唯一的联系人，都是吴秋菊本人。这哪里是什么贸易公司，这分明就是一个为了洗钱而临时搭建的“壳”。这家公司没有仓库、没有员工、没有业务，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钱继续消失，让人查不到钱的最终去向。银行监控录像很快又给了警方新的线索。画面里，每次吴秋菊去法拉盛的银行取钱时，身边总会跟着一个年轻男人。他不怎么说话，但始终陪在旁边，像是在“盯场”，又像是在壮胆。这个人很快被锁定——王寅业，36岁。他跟吴秋菊住在同一个地址，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登记地址，在长岛北岸的罗斯林。那个地方，离失踪夫妇的家，近得让人不寒而栗。随着王寅业的出现，这个案子从“离奇失踪”开始向“蓄谋犯罪”倾斜了。因为王寅业，根本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里。时间回到2023年12月20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安检人员拦下了王寅业。他们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一大堆不应该属于同一个人的东西：多部手机、大量身份证件、银行文件，以及十几张署名不同的信用卡。当执法人员准备进一步检查时，王寅业试图丢掉一个“垃圾袋”。但他没成功。袋子里是什么？是12份不同人名的银行开户文件，17张用12个不同姓名办理的信用卡，多份驾照、账单，以及几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社会安全号码和密码。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王寅业自己的。当时，由于证据链不够完整，他被放行了。但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系统打上了“高度可疑”的标签。而现在，他再次出现了。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出现在一对失踪夫妇的银行监控里。到这里，警方的思路已经清晰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踪案，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盗窃案。这是一个彼此配合、分工明确的团伙。有人负责接触目标，有人负责伪造文件，有人负责跑银行，有人负责转移资金。他们不是临时起意，他们是在执行一个计划。问题只剩下一个：这张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织的？是在夫妇失踪之后，还是在失踪之前？甚至，这对夫妇的“消失”，本身是不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04 法庭上的沉默与逃亡 2025年9月4日，案子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突破。吴秋菊在得克萨斯州准备登机，目的地是中国香港。就在她即将离境的前一刻，警方拦下了她。几乎同一时间，王寅业也在加州落网。检方随后宣布：吴秋菊、王寅业以及其他同伙，被控合谋盗窃失踪夫妇账户资金，金额超过300万加元。但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王寅业——这个早就被贴上“高度可疑”标签、涉嫌重大金融犯罪、曾有身份盗窃记录的人——法院竟然只要求他缴纳5万加元保释金，就把他放了。没有电子脚环，没有限制行动，甚至没有要求他必须留在当地。法院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自行前往纽约出庭。” 王寅业说，自己没有办REAL ID，没法坐飞机，会开车去纽约。然后，人就没了。开庭那天，被告席上空的。法院发布了通缉令，但直到今天，王寅业仍在逃。他像之前消失的那些证据一样，再一次从这个系统的缝隙里溜走了。相比之下，吴秋菊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她没有合法身份，而且被捕时正准备出境，法院认定她存在高度潜逃风险，直接拒绝保释。于是，她成了这起案件里，唯一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据《新闻日报》报道，根据认罪协议，她将面临19个月监禁、100万加元罚款以及180万加元的赔偿金。她的量刑听证会定于7月1日举行。截至2026年初，范某和张某仍然下落不明。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签证问题无法返回美国，那栋390万加元的豪宅无人维护，律师正在申请临时托管，否则连地产税都交不起了。邻居们感叹，在这个时代，怎么可能有人凭空人间蒸发？是啊，怎么可能？范某和张某还活着吗？没有人知道。王寅业跑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吴秋菊背后的那张网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个故事留下的问题，远比答案多。那两个孩子，在失去父母的同时，还要面对银行的烂摊子、签证的麻烦，以及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那个夜晚，那扇敞开的大门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才是这个故事最残酷的部分：在很多悬案里，最煎熬的不是寻找真相的过程，而是永远等不到一个句号。我们只能希望，时间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