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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时离奇失踪，如今已经过去6年，关于马航究竟遭遇了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然而，据《每日星报》10月21日报道，最近一些国际顶级航空专家表示，在搜寻马航上，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基本确定了马航MH370坠毁最可能的地点。在2014年3月，马航MH370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离奇失踪，机上239人杳无音信，关于其失踪最普遍的猜测就是MH370遭人劫持，故意坠毁在南印度洋。在失踪数年内，海岸线上陆陆续续发现了波音777-200ER的碎片，这也为马航失踪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据称，此次有3名航空专家们称已经确定了一个可能的坠机地点，声称要对海底进行新的搜索。其中一人，维克多·安内洛（Victor Iannello），曾经在之前马航搜索行动中协助澳大利亚官员，他表示飞机应该就在他们估算的坠毁地点100海里以内，几率很高。维克多称马航本来是要飞往中国，结果途中突然返航，飞回马来西亚，随后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班达亚齐以西115英里的地方飞行，马航坠毁地点很可能与此有关。 “我相信飞机残骸肯定就在我们估算地点的100海里以内。其他地区的可能性都低太多，其实这里有些区域已经被搜查过一次，但是由于海底地形太过复杂，所以就算是以前搜索过，但是依旧可能存在数据不准确的情况。” 为了还原MH370最可能的飞行路线，维克多联合其他两次专家Bobby Ulich和Richard Godfrey开发了一个模型，专门研究民用和军用雷达。 2020年3月是飞机MH370失事六周年，人们举行了纪念仪式，以哀悼239人丧生。关于马航的官方搜索，目前已经暂定，但是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如果出现了关键性新证据，他们会考虑重启马航搜索计划。大马运输部发言人称：“马来西亚政府再次重申，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MH370。只要有新的证据出现，能确定飞机坠毁地点，我们就会考虑重新搜索马航计划。” 关于MH370失踪之谜，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飞机遭到了恐怖分子劫持，还有人认为马航机长嫌疑最大，他身患抑郁，所以操作了飞机实施自杀。甚至还有人表示机长是马来当局政府的反对党成员，所以马航失踪是机长对马来西亚当局的一次报复行为。马来西亚警方关于马航的最终报告中，还刻意回避了机长的个人问题，又为此事增加了一丝疑云。不管马航MH370失踪之谜究竟为何，相信在未来终究会水落石出… 相关阅读： 5国联合调查马航事件独立记者爆新料:1架神秘战机让事件反转？时钟拨回到2014年7月17日的下午。6年前的那天，从荷兰史基浦机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波音客机MH17，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境内坠毁，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这起事故中，超过2/3的受害者是荷兰人，普洛格的3位亲人也在其中。而坠机现场附近，就是一片向日葵花田。6年过去了，依然无人对这起悲剧承担责任，而国际社会对于事故真相的探究，仍在进行…… 图为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坠毁地。5国联合调查的报告，能代表真相吗？空难发生后，受影响最大的五个国家：荷兰、马来西亚、乌克兰、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团，对此次事故展开调查。但对于调查的结果，各方却存在争议。2016年9月，联合调查团公布报告称，MH17客机被一枚“山毛榉”导弹击中坠毁，导弹来自俄罗斯库尔斯克的俄军第53防空导弹旅。3年后，调查人员又宣布对1名乌克兰人和3名俄罗斯公民提起谋杀指控，称他们需对“将击落客机的武器运入乌克兰境内负责”。 2015年10月13日，荷兰方面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用坠毁的MH17碎片拼接而成的残缺机身。不过，这一调查结果并未能服众。首先，俄方屡次坚决否认对MH17航班坠毁事件负有责任，并指责联合调查团对俄罗斯“抱有成见”。分析称，既然俄罗斯是“重大嫌疑方”不能介入调查，那么乌克兰作为事故发生国则更需要接受调查，而非成为联合调查团的一员。俄罗斯外交部称，鉴于俄方被排除在联合调查团之外，俄方对该调查的公正性深表怀疑。俄副总检察长温尼琴科还指出，俄方不仅向荷兰提交了本国雷达数据，而且提交了能够证明乌克兰列装的“山毛榉”导弹击落波音客机的文件资料。但，这一情报被调查人员无视。事故的另一攸关方，马来西亚当局也对此结果表示怀疑。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表示，从一开始，关于空难的调查就被政治化，俄罗斯正成为此次事件的“替罪羊”。他还透露，“出于某种原因”，马来西亚未被允许调查事故飞机的飞行记录仪。因此，他对调查结果表示怀疑。图为马航MH17客机在顿涅茨克地区坠毁现场。1架神秘战机让事件反转？独立记者爆新料联合调查团还称，其调查结果以观察到导弹发射的目击者证词为基础，还有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电话录音等为证。然而，这些证据也存在疑点。独立记者平台Bonanza Media披露称，当年MH17客机坠毁时，有许多目击者称其附近曾出现一架战斗机。一位名叫鲍里斯的男子表示，他先是看到了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之后又看到了一架。“有那么一会儿，一切都很安静。但两分钟后，天上传来一声巨响……然后我看到一架飞机从云层后面落下，像树叶从树上掉下来一样。”Bonanza Media还称，空难发生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伊夫希娜(Olga Ivshina)也抵达事故地附近。她原本试图寻找看到导弹击中飞机的目击者，却意外发现许多人目睹MH17坠落之前，其附近有另一架战斗机。其中一些人还说，战斗机用客机作为盾牌。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是，BBC还撤下了伊夫希娜有关此事的报道。关于所谓“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电话录音等证据，也有专家表示质疑。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马来西亚OG IT Forensic Services公司数字资料鉴定高级调查员阿卡什·罗森(Akash Rosen)认为，乌克兰安全局所提交作为证据的马航MH17航班空难事件谈话录音，曾被该局进行过编辑。德国分析师诺曼·里特尔也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电话录音是通过9个不同的处理阶段伪造的。里特尔直言：“我真的怀疑这些录音的真实性。” 荷兰调查人员指控3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参与制造了此次空难。荷兰检方对此4人提起诉讼。0位“嫌疑人”出席，荷兰庭审意义何在？尽管证据存在诸多漏洞，调查结果也颇具争议性，当地时间2020年3月9日，荷兰海牙地方法院还是开庭审理了MH17空难案。法庭内，与受害者亲属、记者等熙熙攘攘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庭的被告席上人数寥寥。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法律均禁止向境外引渡本国公民，虽然荷兰国家检察院已指控并传唤4名嫌疑人，但除了其中一名被告委托律师为其辩护外，4位被告均未出庭。对遇难者家属而言，或许案件的审理未必能还原真相，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在空难中失去了长子、儿媳和孙子的受害者家属安东·科特表示，他对4位被告不太感兴趣，他只想听一件事——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他说。 2014年11月10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马航MH17航班失事四个月后，遇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电视剧）进行悼念。6年过去，298位遇难者还能等来正义吗？在史基浦机场附近的郊区，马航MH17空难纪念碑的入口处，几株枯萎的向日葵低垂着头，似乎是在向遇难的无辜生命默哀，为阿哈姆斯特丹平添了几分悲凉。纪念碑附近，还栽种了298棵树，每棵树象征着一位遇难者。当以生命为代价的悲剧与各国的利益搏杀在政治迷雾中交叠，真相，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为亡者讨公道，和为生者寻公理的任务也只能退居次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MH17坠机事故发生6年后，仍有悲伤的哀悼者，在向日葵旁哭泣。（来源：中国新闻网）还在寻找马航MH370碎片的人 ▲ 2016年2月28日，吉布森在莫桑比克海岸找到边缘印有“NoStep”的残片，在官方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这块碎片被认定“几乎肯定来自MH370”。（受访者/图）从找到那枚“No Step”碎片起，吉布森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我希望被载入史册的最终理由是，这些碎片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 许多马来华裔家庭已经为失联乘客立了牌位，法国家属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一部分中国家属则坚信失联者还活着。迄今为止几十枚被基本确认为来自MH370的碎片中，大概1/3是吉布森找到的。莫桑比克海岸上有时能接收到印度洋漂来的“礼物”，譬如浮标、旧渔网、几根绳子。美国人布莱恩·吉布森（Blaine Gibson）想在那里找到一样东西。为了寻找它，他去过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这一次又来到莫桑比克。他雇了一位当地船夫，陪他在“海洋废弃物”区域一道搜寻。2016年2月28日那天，船夫突然捡起一枚碎片问，吉布森，这是什么？那是一枚很大的灰色三角形残片，很轻，断口处像复合蜂巢，边缘有印刷体“No Step（禁止踩踏）”单词。这一字样吉布森在飞机上见过很多次，他觉得，它很有可能是自己想找到的东西——失踪的MH370残骸。吉布森与这架飞机和上面的旅客并无任何关联，他只想探求真相。他的判断是对的。那枚碎片来自飞机的右侧水平稳定器面板。在官方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No Step”碎片被认定“几乎肯定来自MH370”，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块被证实的残片之一。为了寻找飞机碎片，他去过12个国家。从找到那枚“No Step”碎片起，吉布森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并未满足，“我不想成为历史上发现这架飞机大部分残骸的人。我希望被载入史册的最终理由是，这些碎片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吉布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找到碎片不是终结，找到飞机才是。 2020年3月8日，距离马航MH370从雷达中凭空消失过去了六年，它依然是个谜。 1 “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 莫桑比克是吉布森去过的第177个国家。他在中美洲的伯利兹和危地马拉做过玛雅考古学，在埃塞俄比亚寻找失落的方舟，还在西伯利亚东部探寻通古斯陨星爆炸谜团。这个拥有法律学位的中年男人，将自己定义为探险家，目标是游历各地探寻真相。他过世的父亲曾任加州首席大法官，母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热衷于旅行。受母亲的影响，吉布森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母亲过世后，他想卖掉家里的旧房子，离开位于加州的卡梅尔小镇，继续探险。2014年3月8日这天，吉布森正在待售老屋收拾那些装着童年回忆的箱子，电视机里传来一架飞机失联的消息。他本以为那是一次普通的空难，但几天后，事情变得“非常奇怪”。他从新闻上得知，那架MH370本该由吉隆坡飞往北京，但它飞了7个小时，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消失了。两个月后，吉布森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父母的房子，准备与人合伙在老挝开餐馆。同时，他也加入了Facebook相关群组，了解MH370失联情况。他惊讶地发现，官方没有在海岸线搜索被冲上岸的飞机碎片，而是花费了数亿美元水下搜索。“这太疯狂了。”吉布森心想，如果不知道飞机在海里的位置，就很难找到它。它的第一块残骸很可能会被一个在海滩散步的人发现，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他想得很简单，去到一个海滩，在海滩上散步，与当地人交谈，询问东西冲上岸的位置。飞机消失的地方在泰国湾，如果它坠毁了，柬埔寨和泰国可能会有很多碎片。这是吉布森找碎片的起点。但事情比他想象的复杂许多。在找到“No Step”碎片前，将近一年时间里，吉布森一无所获。官方搜查由南中国海转移至印度洋深处，同样没有任何发现。到了2015年7月29日，第一块碎片出现在印度洋西南部的法属留尼汪岛。吉布森想，那意味着，那架飞机的下落应该在南印度洋。他先去了澳大利亚海岸，相比于非洲海岸，那里更受关注。因为最初锁定的方向在南纬40°左右，如坠毁在那里，澳大利亚南部和新西兰就会有残骸。但那里没有。他去拜访了澳大利亚的海洋学家斯托克·切里和大卫·格里芬，他们告诉他，洋流和风将那片残骸由坠机区域带到了西部，并冲到了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随着越来越多证据浮现，人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可控的迫降。当飞机坠毁的时候，它在一个完整的飞行位置上。它撞成了无数碎片，而不是完好无损地沉入海底。“我可以肯定地说，飞机是在南印度洋坠毁的。在南纬36°到南纬28°之间的某个地方。” MH370究竟因何失联，吉布森不愿猜测。在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被找到以前，也没有人能真正给出答案。 2 “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 决意全力以赴寻找马航，是在参加2015年3月8日MH370事件一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吉布森坐在观众席，听一位内森女士（Grace Subathirai Nathan）发言。她是马来西亚人，职业刑辩律师，是失联家属团队核心成员。内森演讲时，他哭了。 “每天都像活生生的噩梦。”内森穿着一件印有“继续搜索”标语的T恤，情绪激动地说。“我非常想念我妈妈，她是我的一切。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不放弃我们所爱的人是如此重要。”吉布森在那个瞬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演讲结束，他走上前问内森：你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拥抱吗？他意识到，这一次探寻真相的行动将是特别的。他想，如果找到失踪的MH370，就能给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带来答案。 239位失联者中有154名中国人。吉布森向南方周末记者推荐道，“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和姜辉谈谈，他是中国家庭成员中的领袖，非常敬业，非常聪明，非常投入。” 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他也曾在留尼汪岛和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与吉布森的意图不同，姜辉最初去留尼汪岛，是为了“打假”。他记得很清楚，2015年7月29日，留尼汪岛东部圣安德烈市的海滩清洁工贝格（Johnny Begue）在海岸边发现了一块疑似MH370的残骸。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飞机一定是没有坠海的。”姜辉觉得这可能是个乌龙消息，“因为多国政府搜索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发现，将近一年半之后，突然在那儿冒出了一块残骸，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但他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等待着调查结果。两个多月过去，没有调查结果。他等不及了，叫上另外两个家属，买了机票，打算去现场核实外媒公布的信息。他们认为残片更像是人为放置的。 “清洁工发现（残骸）的位置太蹊跷了，他沿着海岸去清洁，中间有一个休息点，残片就在休息点正对着的海边上。”太多的巧合让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瓶子摆在你家大门口，只要你推开门，一定会听到瓶子响。” 得知家属要来，圣安德烈市长做了特批手续，派工作人员直接带他们去了碎片发现地，并联络了发现者贝格。姜辉找借口到这位清洁工的家里转了转，发现他家里的摆设简单，能看得出条件只属于社会中下阶层，但“很虔诚，很干净”。姜辉反复询问有关残片的细节，它的位置，搬运它的方式，参与的人数，放置及运载的地点。他想找到“事发现场”。当时有人剪辑了媒体拍摄的警察搬运残片镜头，根据太阳光线的角度、人影方向和海滩方位分析，“残片绝对不是从海里搬到陆地上的，相反，是从陆地到海里，有人为作假的可能性”。姜辉觉得那个热帖说得有根有据。那个镜头拍摄地，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们快要放弃了，在一条海沟附近，他们看到一块有特殊标记的石头，上面的裂纹跟视频里完全一致。根据石头的位置，姜辉一步步还原视频的情景。他发现，当时警车应该是停在了那条沟的另一侧。想要将碎片搬到车上，确实需要从它的发现地先回到海滩，从海滩穿过那处水浅的小入海口，再回到陆地。视频分析的搬运顺序没错，是由陆地到海里，但不是作假。留尼汪之行，姜辉排除了一些阴谋论，但没能确认什么。又等了两个月，调查结果有了——贝格发现的碎片属于波音777的襟副翼（flaperon），即安装在机翼后缘的一块操纵面。来自失联的MH370。 3 碎片最大的特征棕色六边形蜂窝人们常问吉布森，发现飞机碎片时是否开心。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去到某处沙滩，发现239个人在喝椰子汁，问我怎么这么久才来，那我会感到开心。” 然而，他发现的是飞机残骸。他心里清楚，自己为MH370的搜索和调查做出了贡献，但其指向的结果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他带来的消息相当于是在告诉家属，飞机可能坠毁了。他能感知到，家属们的情绪充满矛盾，“他们似乎对我所做的事充满感激和恶意”。但至少姜辉心里并无恶意。“我很感激他为MH370所做的一切。”姜辉特意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你一定要帮我加上这一句。” 在姜辉眼中，吉布森“人高马大”，常戴一顶宽檐牛仔帽，有西部牛仔般的粗犷，曾就着姜辉打包回来的半盒麻婆豆腐，吃掉一碗米饭，算作晚餐。他们曾共同寻找碎片，因此相熟。作为家属，姜辉寻找MH370碎片的举动同样惹怒了部分中国家属，他们坚信亲人还活着，认为那是种伤害和背叛。采访中，姜辉刻意避免提及失联者的下落，不作猜测，不予置评。他发现，各国家属的认知不同，许多马来华裔家庭已经为失联乘客立了牌位，法国家属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一部分中国家属则坚信失联者还活着。姜辉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答案，“这几年，我尽量不去设想飞机或者我的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就是有些人说的，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沙子里，躲避一些事情。”家属们的共同点是，所有人都想要一个结果。 2016年12月3日，包括姜辉在内的中国、马来西亚、法国共计8名家属组队，向往马达加斯加寻找碎片。这个“神奇的组合”让姜辉印象深刻。在当地沟通流程复杂，他说完一句话，马来西亚的华人帮他从汉语翻译成英语，法国家属再转译为法语，当地人再解释给当地渔民。他们制作了印有残骸图片的英、法文宣传册，上面记录着飞机碎片的特征、包装和保存方法，附有联系人的邮箱与电话，打算挨个部落分发。跑了快十个部落，姜辉在一家超市里，遇到了一位华人老板，“他说你把这小册子放我这就行了，他们每个部落都会跟我这买东西的，我到时候给他们就完了。” 姜辉的目的很简单，“当时我们听说搜索要停止了，所以想做一些推动搜寻MH370的事情，希望能通过行动感动官方，让他们持续搜索。”他真的发现了一枚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圣玛丽岛上。 2017年1月17日，MH370搜索工作中止了。那时，吉布森已经在马达加斯加搜寻到十几枚残片。相识十年的老友康奈特（Nicholas Connite）曾在圣玛丽岛陪着吉布森找了一个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觉得吉布森的眼睛里“有火花”，他知道吉布森的心意非常坚定。但康奈特自己没指望找到任何东西，一架飞机，即使碎成一百万个小碎片，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找到其中一片，看起来也像是不可思议的任务。他们住在附近的度假村里，租了两辆小型沙滩车（ATV），在沙滩上分头搜寻。在海滩上来来回回走了三天，康奈特发现了很多船和塑料的碎片。第四天，吃过午饭，突然下起大雨，康奈特想要避雨，将沙滩车开得飞快。冲下海滩的一瞬间，他瞄到一样“看起来不像海滩上任何东西”的物体，那时他突然意识到，它就是飞机碎片。他摸了摸那枚碎片，将它放进袋子里，在雨中像印度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更多碎片的发现，主要归功于热心的当地人。吉布森展示了自己找到的碎片照片，告诉他们，碎片最大的特征是，断口处有棕色的六边形蜂窝。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找到了疑似飞机碎片，就会得到一个小奖励。吉布森会根据碎片的重要性支付奖励，金额10至60美元不等。有刻字或编码信息的，价格更高。这对非洲当地人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数字，尤其对于孩子而言。《大西洋月刊》记者威廉·兰格韦什指出，迄今为止几十枚被基本确认为来自MH370的碎片中，大概1/3是吉布森找到的。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吉布森身在老挝，他在那里开了一间酒吧。世界上有195个国家，他去过其中的185个。随着搜索脚步放慢，他打算将环游世界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走遍剩余10个国家。 “如果有人从我去过的任何地方发现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飞机的一部分，他们会通知我，我会尽我所能确保它被收集和调查。”吉布森说。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碎片被发现了。 4 无法被识别的私人物品 2020年3月7日，MH370事件六周年的前一日，姜辉在微博呼吁恢复悬赏搜索。美国私营公司“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曾在2017至2018年进行过水下搜索，他们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合同，没有找到飞机，就不必支付费用。但2018年5月，“找不到，不要钱”悬赏搜索行动被叫停。 “那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我希望他们回去搜索一些以前没搜索过的领域，查看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也许能找到它。”吉布森认为，碎片透露出的信息已然足够，来自海面和海岸线的新碎片不会对现阶段调查造成很大改变。“现在是集中精力继续水下搜寻的时候了，试着找到真正的坠机地点。” 诉求反复表达，进展却几乎为零，随着时间推移，MH370渐渐被忘却。姜辉曾在2020年1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家属推进，中国民航局在2019年年底向马来西亚民航局发出了公文性质的邮件，要求他们注意满足家属的几个合理诉求：第一是要提供《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文翻译版；第二是尽快恢复家属的心理援助；第三是见面会不能停，与马来西亚政府的沟通渠道不能断；第四是给家属设立的先期赔偿款要恢复执行，不能设置任何障碍。姜辉说，这是“五年来一直在催促的”事情。但现实是，每一个时间节点，家属们都会提出相应诉求。这些未实现的诉求，继而被堆积至下一时间节点，再次重申。 2020年3月1日，马来西亚政府再次更迭，“几年的诉求又要重新来过”。 “世界上发生了太多事情，但那239个人，我不想他们被忘记，不想让这个谜团和悲剧继续下去。”吉布森说，这是他决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理由。他相信，只有找到那架飞机，才能解答失联谜团，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身为普通人，他无力完成水下搜索任务，但他在投入精力做另一件事——找飞机上的私人物品。他最想找到信用卡、护照或身份证，能够明确透露身份信息。但它们很可能已被海水破坏。每次他在海滩上看到一件夹克或一个包，他都会去翻找，希望找到手机、SIM卡或USB，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他在发现飞机残骸的海滩上，找到过一些手提包和一条皮带。他将这些可能的私人物品通过官方渠道辗转交给马来西亚政府。但没有结果，这些物品甚至没有被调查报告提及——它们不能被识别。唯一的方法是——吉布森已经想好了，如果有一队志愿者能仔细看看乘客登机录像，将被发现的物品与影像资料核对，就能找到答案。 2016年6月6日，他曾经在马达加斯加的海滩上，找到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只要坐经济舱，就能在前排座椅靠背上看到它。他捧着显示屏，没忍住泪水。他意识到，如果它属于MH370，说明飞机主舱已经被撞坏了。他将破碎的显示屏握在手里，想象着坐在显示屏背后的那个乘客，“这可能是他看到的最后一个东西”。（来源：南方周末）

他们总是在半夜上课，动物也被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屏幕，全班人都知道了。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在网课上，“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小北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就讲述了被“困在”国内的留学生们，真实的网课故事...... 01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调休和年假，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在他们不长的人生里，有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申请国际知名高校本科这个清晰的目标上。如今，他们拿到了理想offer，却由于疫情、签证和旅行限制，被留在了家里。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他们只能上网课，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和高高鼻梁的同学一起，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一个介绍，一个提问，一个互动，现在都困难重重了。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累、焦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下课了，准备睡觉，晚安”。2020年9月的一天，清晨五时三十九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位熬了一宿没睡的留学生在社交媒体打出一行句子——“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nk and soul（光亮穿过这座城市，带着一丝恐惧和灵魂）”。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长久过纽约的时间，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老是睡不踏实。而要上早课的时间，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烤几片面包当早餐，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强迫自己醒神。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大一新生，刚刚满18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艺术课网课 ?若羲同龄人中，她是那种“likes dressing in her way”的女孩，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腰部拴着一根带铆钉皮革腰带的古典修身旗袍，大腿处被撕掉一圈儿的宽松运动裤，被简单的白T恤和高高扎起的马尾代替了。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叫人猝不及防。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画面卡了好几次，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这节课开始前，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她说，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那是她的室友，请大家不要见怪。有时候，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ZOOM——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她冲着耳机听筒说：“我来自中国的北方，现在晚上十点半。”重复了三遍，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电脑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没有学生进入，有人给老师带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老师说：“谢谢你，我知道了。” 关于空间的概念，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网课上，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走10分钟就到了”。若羲无法理解“皇后区”意味着什么。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选择学校时，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第50多个的时候，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South of Houston)，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那有很多买手店，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人。她想象着，自己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的去玩了。她对纽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纽约街景 ?视觉中国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开阔的视野、更好的前途、不同的文化……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今年九月，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是她仔细挑选过的“有冬天的城市”，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那是个“特别烂”的球队。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她都不在乎，她就是想踢足球。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现在，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Grace也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她是西北大学的经济系新生。学校临近芝加哥。她在心里盘算过很多次，想到要去逛逛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的主城区，去看看著名的美术馆。学校在密歇根湖边，景色特别地美。开学后，她还要在那的沙滩上，跟新认识的同学一起学习、野餐。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大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他们互相交谈。她还早早地买好了装饰新宿舍的物品，跟另外两个小伙伴约好，到时候大家买同一班飞机票一起去。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突然所有人都过不去了，太突然了”。对于这些最新的变化，留学生们缺乏准备。一开始，他们以为疫情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后来，这件事情覆盖了一整个学期。开学的时间是中国半夜十二时，Grace一点都不困，她神志清醒地坐到电脑前，看到无人机航拍的直播：美国同学们敲着鼓、吹喇叭，从学校标志性的拱门下穿过。这时，她在北京的家里，捧着碗毛血旺外卖，心潮澎湃。Grace总是在半夜上课，她的房间养了一只狗和一只兔子，动物们被她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Grace的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我的屏幕，全班人都知道我了。” 02 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通过邮件，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有时候是隔几天，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若羲收到过一个party邀请，但她并没有参加，“对着镜头party，无聊”，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之前的新生破冰日（orientation），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她只参加了一个。再往前的开学典礼，她干脆直接缺席了。9月22日，一名大三校友去世，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欢迎大家加入，送他最后一程。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另一位大一新生，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她想了半天说，“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但视频缓冲不出来，我就删掉了”，她对此并不在意。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作为短期的过渡，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大二学生朱朱（化名）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但朱朱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朱朱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可能是熬夜的原因，朱朱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我吓坏了，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网课里的老师（左）和同学们（右）?朱朱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朱朱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一共30个学生，其中亚裔有3人，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还有一部分课程，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亲戚朋友问起朱朱，你去清华了呀，她往往要跟他们解释一通，“其实我也不是来清华了，因为我就在这儿上一门课”。康奈尔的课业压力并没有因为网络和时差减小半分，她很难再分出精力来参与清华的社团和认识新朋友，“挺遗憾的，觉得来清华白来了”。一些辗转多地，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双边隔离，加上等待面签预约，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有人签到了”、“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再入境美国成功了”，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他们也劝说，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折腾完挺累的”，一个母亲对我说。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早上一睁眼，刷完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睡觉前又再看一遍，每天都在重复”。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网课远远满足不了，本来三小时的课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实验步骤被略过，老师直接给数据，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广州领事馆开放了”。她站起来把碗一放，拔腿就往家跑，路上把脚崴了，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结果还是没约上，“很难受，很难受，很失望”。她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公司帮忙约签证，成功约到8月面签的时候，刘孟卓算了算“还能赶上9月开学呢”，随即松了一口气。结果临到头又收到一封邮件，和前两次的内容一模一样，“由于疫情原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只限制很少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仅维持日常工作，加快加急等签证业务都无法办理”。好不容易预约上的签证，第三次又被取消了，“我的内心爆炸了，太难过了，感觉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开朗热情的刘孟卓至今只在大学交到了一个朋友，跟她同是东北老乡的中国同学，比她大两届。她当时花了大量时间收集资料、仔细甄别才选中的学校足球队，在能够拿到签证、到达美国之前，也没有机会加入了。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 2020年7月8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这种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一个留美新生的母亲告诉我，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有的还在继续等待。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若羲最近告诉妈妈，如果下学期还是网课，她希望defer（推迟）一年，但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很茫然。 03 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决定放弃入学，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选择休学一年，回国创业开工作室。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现在他留在中国，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我在这遇到了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他今年18岁，是那种会开口谈“苏格拉底、笛卡尔、拉普拉斯”的年轻人。在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录取后，由于不想上网课，他递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随后，他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和朋友一路旅行到云南，再到云南和西藏边界的明永冰川。这段时间，他“深刻地理解了一件事”：缺乏跟人交流的话，会让自己变得闭塞，英语口语也会下降。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这后来成为Abraham、Grace和Charlotte三位美国大学本科新生的创业项目。参与创业，也让Grace成长了不少。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想象，他们要去找场地，组织报名和接待来参观的人。每一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她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 Grace觉得，自己有时很疲惫，但会挺过来。她把这个经历当成一次锻炼。一个周六，留学生们在那搞了披萨派对。在场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吃披萨聊聊天，大家想想做什么，以后有什么人生理想，互相聊一聊。”之后，他们玩了德州扑克，那是一种策略游戏，“好像玩得挺嗨的”。有一个类似写作导师的同学也在这里。在Grace的世界里，那是她见过“写东西写得最优美，对文字特别擅长的同学”。他来这边，如果大家有学校里要写的论文，或者是自己写的东西，都可以拿给他看，然后他帮忙修改一下，或者提一些意见。 Grace参加了一次创意写作的分享课。他们读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卫·大众特·华莱士的《forever overhead》。那是英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例子，导师分享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里面特别出彩的语言在哪里，它的主题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还有什么样的象征手法。最后，导师鼓励他们回去仿照这个来写一篇。我遇到Grace的时候，她正在写她的那篇。Abraham也喜欢分享。9月17日下午，我在这个自习室赶上了一次他组织的seminar（研讨会）。Abraham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一个理论，他举了化学的勒夏特列原理、物理的楞次定律，还有生物里的正面和负面循环反馈——“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就比如说生物、社会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社会，它有一套自己稳定的机制，那它这稳定机制就是我们人刻意去营造出来的吗？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生物它有这套稳定机制，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刻意地去设计了一套这样的机制让我们活下去吗？” 自习室里的seminar ?陈明辉在这次讨论会上，他遭遇了挑战。一个叫韩雨果的女孩盘腿坐在桌上聆听，有时候站起来走来走去，时不时与他争论两句：“你确定生物有稳定的机制吗？”“从你的逻辑层面来说，这算一个逻辑谬误。”他们在尝试消化对方的思想。结果可能不是重要的，韩雨果鼓励他继续讲，“你试着讲吧，用你的理解讲。” 韩雨果毕业于人大附中，被乔布斯的母校里德学院录取。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月，他们本该分别前往美国东西海岸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现在，他们每周会花费一些时间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看书、讨论、自习，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好几个月——他们都把大一推迟到了明年秋季。一年的时间是漫长的，为了不让自己荒废，韩雨果是最早来的一批自习者。她不想在家学习。猫咪成了她学习的最大阻力，因为它“特别黏人，特别可爱，特别漂亮，每当我看书的时候它都会趴在我书上。”延迟出国是她和妈妈共同作出的决定，“她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干，她心里也焦虑”。妈妈会假装出不介意的样子。有时，她会抱怨韩雨果不会做饭，上厕所太久。当她晚上想看书的时候，妈妈会对她说，“没事，你看你的书，但是我觉得你的灯光太亮了，” 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她又说，“雨果，你要不睡个觉吧。”为了避免矛盾，韩雨果开始尝试着减少在家的时间，她常常在自习室待到午夜才回家，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她带了许多哲学书籍，放在自习室的公共图书角。看书累了的时候，她就到天台的躺椅上透透气。有时候会睡一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她就看那个天。“哇塞，看那蔚蓝的天，胖乎乎的云，国贸在我右边儿，有时候看到飞机从左边飞过来，我就想，等它飞过国贸了，我就继续回去看书，然而它飞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就走了，接着看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