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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港味。最近寰亚影业发布了《无间道》20周年宣布重映的预告片，满满的无间道经典场景，真的只有场景，一个人物都没有，而且还不是搭的景，是CG动画渲染的。弹幕评论区严重两极分化，有说浓浓港味，虽然一个人物都没有出现，但感觉都存在的。也有大批CG动画背叛了港味灵魂的。这就有个话题能装逼了。到底，什么是港味？这就是一个很有逼格的问题了。值得聊一期大公带你来装逼！那么我们开始。注意，我要开始装逼了。首先，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两个玩法。第一个玩法是需要阅历基础的，适合高端玩家。俗话说，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香港娱乐市场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市场，不同的时期当然会诞生不同的味道。我们不是香港人，对于TVB电视里每天晚上都放的粤语长片应该不是很熟。对于那个“七日鲜”的美妙年代应该是完全没有印象的。什么“如来神掌”“黄飞鸿”“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的奇怪名词根本反应不过来。我们这代人根本不可能经历那个时代，但是对香港影坛对那个时代的一次怀旧有点印象。做为80后的大公心目中的“如来神掌”不是曹达华，而是1990年叻哥陈百祥和华仔刘德华主演的《摩登如来神掌》，那时候还小，根本意识不到那是在致敬当年的大侠龙剑飞。同样的，我们这代人对当年的四哥谢贤也没啥印象，第一次看见四哥这个形象也是一部致敬的电影《精装难兄难弟》，饰演四哥的是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痞的吴镇宇。对比于广东地区对于粤语长片的执念来说，我们对那个如来神掌的时代是一脸懵逼的。我们这代人最初的“港味”，来自香港左派电影人对于市场的关爱。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成功，香港即将回归已成定局，香港电影界，尤其是左派电影人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群体，以银都机构为主的左派电影人北上开始利用大陆的电影资源合作拍片，利用大陆电影厂的资源，为香港带来了秀丽的祖国山水，和大气的演员资源，让原来扎根摄影棚“过家家”的香港电影制作忽然上了一个台阶。这些电影在由香港电影人拍摄并带回香港上映赚钱，大陆合作方当然也能分一杯羹，得到一部电影。这也是我们这代人见到的最初的“港味”。这种香港风味的电影首先就是翻译腔，而且是译制片风格的翻译腔。很多年之后我们重看这些老片大概能从口型里推断他们拍摄时在现场应该是粤语普通话混杂的方式完成的，然后各自配音成粤语国语在各自市场上映。而大陆方面对于这种“国产片”的翻译团队和译制片应该是通用的，这就造成了一副盯着中国人的脸但说翻译腔国语的奇妙场景，使得这类中港合拍片的风格独特，一听就能辨认出来。这是一段独特的回忆，那段时期的优秀作品比如《自古英雄出少年》和《百变神偷》都是儿时的美好回忆。当然，香港第一部三级片《黑太阳731》也诞生于这种合作机制，这个回忆就不太美好了。在那个时代，港味还体现在剧本上，至少在台词编写上那时候的中港合拍片非常时髦。有那么一种“都市感”。注意，这种“都市感”只是相对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大陆各城镇来说的，并不是现在经过TVB港剧洗脑出来的那种“香港式”都市风格，台词遣词造句比较前卫现代，重点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现在纯国语和中英文混杂的那种差异。那个时代的港片和中港合拍片还没有那种特色。这个特色是大概1995年《刑事侦缉档案》和《壹号皇庭》等TVB刑侦港剧大火后才带来的。属于TVB特色职场剧的遗风。在职场剧里，白领们个个衣着光鲜，满口中英夹杂，也是香港影视的一代特色。但其实这也并不接地气。这几天做《赌神》，看见刘德华王祖贤还在新界围村的破房子里谈恋爱，感触颇多，同样差不多的场景隔了几年在成龙的《超级警察》里就变成广东佛山了。香港人那时候的优越感是挺强的。实际上香港围村和新界丁户等下层打工人，在港剧早期，白领和底层生活氛围不同，在台词上还是能听出区别来的，具体就是去看警察还叫皇家香港警察的时候的老电视剧，后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种中英混杂的说法逐渐流行，才最后下放到基层，近期的TVB港剧街边小贩也这么说了，彻底失去了以往的阶级特色。时代，在变化。现在回首看30年前的港片，会发现《赌神》里小刀住在新界围村，和王祖贤谈恋爱的破屋可能还不如我们小时候的房子。会发现《赌圣》里吴孟达住在高层老破小，周星驰发达了也就是午餐肉煮泡面出前一丁。小时候看沈殿霞和董彪彪叔的《富贵逼人》系列，只觉得是个和我爱我家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现在等自己996了，猛然意识到彪叔早在30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做“社畜”。有的时候，人没有那些经历，也就意识不到那些场景的意义，没有阅历，就没有对比。 30年前觉得香港就是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自己住在大农村里。现在发现香港也就是个普通都市，只是资本主义发达，提前告诉了我们一些可能存在的未来。只是当时我们的阅历不足以理解这点。于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香港并不曲高和寡，而是那么接地气。现在80后们忆童年，会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爱我家》里的主角们是个体制内中层，会计算《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家的资产，甚至连《小猪佩奇》都在网友的强大考证下现出了爸爸工程师，爷爷海盗农场主的惊天事实。唯有《富贵逼人》里的彪叔，经得起考证，接得起地气。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上面那些是文艺工作者们虚拟的故事。而彪叔，则来自血淋淋的现实吧。这或许也是一种港味吧。它一直存在，但我们当时意识不到，现在想起来怀旧了，却猛然发现的事实。这就是我所说的需要一定阅历才能有感悟的港味。但如果你只想装个逼的话。。。。。。我这也有方案。下面就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一个港片特殊的港味。不是美食，黄沙猪润那种，那种也是特色，但首先如果你不是广东人，聊港味美食你是聊不过广东本地靓仔的，文化不一样。其次食在广州，食在深圳和食在香港有什么些许差别你根本不知道。你甚至连酿鲮鱼是顺德还是潮州你都不知道。这没法玩。装逼要装大的。我们来聊聊港味女神。首先，抛出一个正确但令人震惊的事实。香港没有美少女！是的。香港没有美少女！这是港味美女的第一个特色。我刚提出这点的时候很多我的同龄人都说我疯了。我说你们仔细想一想，能想得起来的港味美人，有没有美少女？于是他们举出了徐若瑄、杨丞琳、SHE、Twins等他们印象中的美少女，然后惊讶的发现似乎除了Twins以外都是台湾人。没错，香港影坛有且只有一个萝莉，那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叶蕴仪。除此之外，哪怕再娃娃脸儿的美女，都不走这个路线，别说萝莉了，少女路线都不走。蔡卓妍好多年在电影里都演雏妓，钟欣潼在彭浩翔的《前度》里演了个什么玩意大家清楚。除她两以外，我印象里娃娃脸最严重的就是李丽珍了。她的《蜜桃成熟时》大家很熟哦！比她年代还旧的，是黄百鸣追女仔时代的柏安妮。脸蛋是清纯。但走的明显也是成人路线。香港大美女们塑造的角色都是现在青年男女，成年的那种。和台湾动不动就穿上高中制服那是天壤之别。年龄段不一样。这并不是香港大美女们的风格问题。你能叫的上名字的港味女神级美女，李嘉欣、钟丽缇、关之琳、王祖贤、梅艳芳。他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梅艳芳17岁演艺圈出道，拍《胭脂扣》演技一鸣惊人，片中她的眼睛似乎总是睁不开，充满了一种另类的沧桑，有种混迹风月20年的老鸨感，当年她24岁。在日韩台战区，24还是能穿上水手服装嫩的，但梅艳芳已经在《胭脂扣》里演出了42的沧桑。当然梅艳芳是个例外，她那年确实才刚24，但却已经混了19年。阅历决定一切吗？你会不会觉得《倩女幽魂》里的王祖贤很奇怪，明明演个女鬼，却表现得仙风道骨，在出色的服化道面前，如果不说，你还真以为这是瑶池仙女下凡尘。有没有少女感？你感受的到吗？那年王祖贤没记错的话刚20岁。王祖贤可没有梅艳芳的阅历，所以那应该就是导演调教的。不止如此，刘嘉玲、莫文蔚、李嘉欣、关之琳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都很年轻。他们在少女的年纪，却过早的成熟，演出了他们不应该有的阅历。港式青春片也不是台湾式的高中脑残青春片，虽然因为剧情需要偶尔也要脑残一下，但主要的战场在职场，基本都处在职场新人青春片的阶段。最典型的就是杨千嬅的《新扎师妹》。杨千嬅做为一个颜值一般般，身材一般般，演技也一般般的女演员，28岁才靠《新扎师妹》大火，引出了港式青春片的经典角色－－－傻大姐。郑秀文又何尝不是呢？香港市场就是孕育不出台湾式的脑残青春片。不信你看香港为数不多的婴儿脸－－－twins。他俩出道早期，还是未成年属性的样子。当时给她们对接了一部叫《这个夏天有异性》的所谓“港式青春片”。你去看看当时和阿娇谈CP的是谁？是王杰。注意这部电影是2002年拍的，不是1994年《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里已经有个女儿的亚洲第一快手王杰。王杰老师1962年生人，时年40岁。蔡卓妍也没好到哪里去，她比较火的一部爱情片叫《我老婆未够称》，大陆翻译比较直白《我老婆未成年》。也是02年的。饰演她老公的是郑伊健，1967年生，时年35岁。 twins组合在两部不同的电影里和两个不同的熟男谈恋爱。这当然不是巧合。是绝对的市场原因。在这里要和小哥哥小妹妹们普及一个常识，别看你们现在的港剧里郑嘉颖长的还算匀称，当年大公我那个时代，港剧里都是熟男的天下，欧阳震华一个矮胖秃那是承包了几届港姐，陈小生一个人谈过彭佳慧、滕丽名、蔡少芬，20年都没结婚的那种。另外火的演员比如罗嘉良、陈豪、陶大宇等都是中年气质男类型。那是因为据说当时电视台只有中年妇女看，所以号称师奶台。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师奶来操作。但不知道为什么？师奶们喜欢陈小生。喜欢的可以抛弃17岁嫩到出水的谢霆锋。港剧是这样的，我以为港影不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以为。但今天回过头来想象，香港电影其实也没有青春的影子。你看那些所谓的青春片比如《同班同学》《囡囡》，几乎都围绕着老泥妹和雏妓打交道，人家其实是社会片，青春只是个噱头而已。只是当年的市场，港台深度绑定，大多数港片我们看到的也是台湾团队配音的台湾版，因此风格上趋同比较明显，大家分辨不出来。那些当年十七八岁的少女，刚满20的少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在电影里，提前早熟，被迫早熟。因此我们看见了一点少女感都没有，仙气飘飘的王祖贤，一副混迹江湖浪荡模样的莫文蔚，一副高贵气质冷艳逼人的李嘉欣。那个时代的香港女神，王祖贤也好，李嘉欣也好，都是一出场就奠定了自己今后十年的样子。过分早熟，被迫成熟。哪怕脸色再青春，气质再清纯也好，都一样。不是只有杨紫琼才没有自己的少女时代的。可以说那个时代大多数香港女神都没有。这，也算是港味。一个没有纯真、青春、清纯，只有干练、独立、自由、成熟的早熟女人。香港没有女生，只有女人。这个观点够你装逼了吧！对了，本文说的香港电影里的熟女味，其实港片还有一个更大的味道，就是搞基。换句话说，就是港片喜欢玩双雄模式，从早期的狄龙姜大卫，到后来的周润发李修贤，乃至于梁朝伟刘德华，等等等等，简直不能再多，是一个特别大的坑，这里就不多说了。以后有机会再盘它。

马玲清楚地记得2010年遭受网暴的感受，“好像站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黑色的浪头从四面八方不停向我涌来。” 彼时，马玲是国内知名杂志的文化主笔，受邀参与了某档著名的综艺节目。因为马玲在节目中质疑主持人，天涯论坛上盖起了高楼，网民指摘马玲在综艺中的“小丑”表现，马玲的同事也在帖子里留言，编造她的工作细节和私生活。这段经历给马玲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余波，她在同一时期辞职和离婚，随后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焦虑状态。直到2013年马玲重新参加工作，生了一个孩子，避免把自己始终放在一个自闭的环境里，她才逐渐走了出来。十多年里，越来越多和马玲类似的人被网络暴力吞噬，这个怪兽也显现出越来越多新的特征。网暴事件发酵的时间开始变短，呈现出的形式变得多元化，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网暴发起者挖掘他人隐私和“黑料”变得更加容易，启动一场网暴的成本不断降低。相应地，规制网暴的法律法规也在变多。不过，网络暴力的内核仍没有改变，而那些被网暴伤害的人，仍在艰难地重建生活。大数据“加持” 2010年，互联网BBS论坛是言论的主要汇集地，新浪微博才上线一年，刚刚开始流行。马玲参与那一期节目的收视率冲上了同时段第一，而那档综艺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他们在天涯论坛里投入“战斗”，反复咀嚼马玲与主持人的互动。同事随后的“爆料”让网民对马玲的攻击拥有了更多现实生活的支撑，让话题越炒越热。马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初她想用笔捍卫自己，她在博客上发表了长文章，从自己的角度复盘了录制节目的前前后后，讲述她的话语被曲解的部分，但这篇文章中的个别表达被摘取出来，继续被曲解和指摘，成为她被攻击的新素材。她在微博写下参加这个节目的感受“就像是被人强暴了之后又甩了一耳光”，但有人转发的时候，却成了“要让网友被强暴之后再甩一耳光”。不过，这起12年前的网暴事件没有蔓延到更广大的网络空间，网民对于马玲的攻击许多都停留在天涯论坛内。马玲回忆，后来她联系过天涯论坛，那条“黑贴”就没再出现在主页上。“其实就跟现在在微博买热搜一样，只要平台不推，就不会再引流，事情就沉下去了。”她总结道。如今，网暴事件几乎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平台，而是会在多个平台扩散。“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是近几年一个典型的网暴案例。2020年7月，杭州吴女士在楼下取快递时，被便利店主偷拍照片和视频，偷拍者在微信群聊里编造了“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内容，这些内容很快被转发到了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抖音等平台，引发多个平台的网民发表侮辱性评论。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迅速增加。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互联网用户数量为4.57亿人，人们主要通过宽带上网。截至2022年6月，随着智能手机所携带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10.51亿人。海量的平台为超过10亿互联网用户提供着各种细分方向的内容，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长视频，再到直播。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发展，也为网暴信息的跨平台传播提供了基础。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王四新教授团队在2022年7月发布的《网络暴力现象治理报告》指出，网络暴力容易在不同平台间相互跳转，网络暴力信息在不同平台之间的跳转，已经成为网暴事件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如果谩骂侮辱的信息只是在一个群组里传播，危害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这种有害信息是跨平台传播，“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 平台用以吸引用户的技术手段，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网络暴力的发生。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在技术支持下，平台得以计算每个人的喜好，再据此分发推荐内容，这种“投其所好”的内容可以增加用户黏性，但也造就了“信息茧房”——用户不断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难以被其他观点唤醒。其后遗症是固化偏见，加剧对立。而大数据加持的精准推送真正在实践中大规模应用，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推送逻辑是“给你我想给你的”，而不是“给你你想要的”。两者在网暴上带来的不同是，相比以前，当下的网暴相关信息，更容易推给那些容易实施网暴的人，而以前推给的那些人，很可能对网暴无动于衷，这会造成网暴烈度的巨大差异。紫茄在2019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网暴。那一年，曾被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他因为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心里那根绷得特别紧的弦断掉了。”那年2月的某个下午，紫茄吞下了300多粒安眠药，躺在床上等待的过程中，紫茄拿起手机，发了条微博，只有两个字“再见”，发完微博后，他就失去了意识。紫茄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微博，报警之后，还转发了紫茄的微博，微博被转了几千次，上了热搜。紫茄很快被送到了医院。一个星期后，紫茄办理出院，再度登录微博，却发现微博充满了谩骂的留言。甚至有人给紫茄打电话，“电话里那个人告诉我，如果要死，就不要占用公共资源，真正想死的人都是沉默地离开，我这样子明显就是作秀。” 紫茄说，那段时间网络上有许多新闻反转事件，如果在网上直播自杀的人被挽救，关于作秀的质疑也会层出不穷。紫茄认为，别人可能也对他做了这样的判断。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紫茄开始做一些理性的总结。他如今供职于互联网企业，了解推荐算法背后的逻辑，“有的时候，和流量比起来，价值观不那么重要。”紫茄说，网民很容易被第一眼看到的信息带着走，形成主观偏见，而有的平台喜欢推荐耸动的内容吸引用户，当用户带着偏见去搜索时，系统又会给他推荐更多相似的内容，加深偏见。“最后用户在同种类型的信息里走不出来了，这就叫信息‘茧房’。” 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和平台技术的不断更新，让网暴事件得以更快地发酵，传播得更广。不过，无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互联网平台作为网络暴力产生的温床，有些特性始终是不变的。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侯玉波在《中国网民网络暴力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写道，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导致网络发言者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其次，由于网络发言的门槛低、信息鱼龙混杂且真假难辨等因素，加之网民素质良莠不齐，鲜有网民理性地对网络事件的真伪进行调查，或进行批判性地思考，造成网民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同时，网络群功能又会导致负面情绪在同质性群体中的大肆蔓延，受到情绪感染的人们又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强化，产生心理学上的广场效应，并进一步导致网络暴力的产生。网暴的成本越来越低自2000年初出现的人肉搜索，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网络暴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人肉搜索意味着通过对被搜索人信息的披露，实现对被搜索人的惩罚。而相比十年前，获取个人信息的难度已经显著降低了。 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大数据元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个人信息不断地被收集、挖掘、分析、传输，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随之增加，而人们实际上无法左右别人收集和使用自己信息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智能穿戴设备的广泛适用，特别是全网用户实名制的推行，个人信息的搜集更加频繁和密集，“实名制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许多国家机关、商业机构和网络平台都掌握着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这些机构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事件，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害后果都是非常巨大的。” 在大数据时代，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或加剧的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2020年12月，成都公布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赵女士的活动轨迹很快引起了网民的注意——近14天内，她前往过多个酒吧，也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烫店。有关赵女士活动轨迹的微博评论区，充满“转场皇后”“一人之力，干翻整个成都”等嘲讽性回复，赵女士的身份证号、居住地、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很快也被扒了出来，网民对她的私生活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个人信息泄露对于网络暴力的助长，还体现在一些不易被察觉的联系上。李怀胜长期研究网络犯罪，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络黑灰产业的源头实际上就是个人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个人信息做很多事情，例如水军公司就会大量收购个人信息，用个人信息批量注册账号，这些账号外表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它们都是网络水军，一旦得到指令，就能有组织地左右话题的方向，煽动大众情绪。实际上，十多年前的网暴事件就已经有水军推波助澜的痕迹，但由于缺少大数据的加持，水军产业链不完善，水军所能造成的影响相比当下要小得多，也很容易灭火。马玲记得，2010年经历网暴时，最初她认为事情是网民自发推动的，但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她说，当时有组织的水军与“散兵游勇”不同，后者基本只是单纯的谩骂，而有组织的网络水军是有导向的，既有歪曲抹黑的话术，也有层出不穷的攻击点，看起来很有章法。后来，马玲找了一位在电影圈经常组织水军的“大牛”，请对方交涉，果然令天涯的盖楼速度缓和了下来。不过，无论网暴发起者挖掘他人隐私的方式和引导话题走向的工具发生了什么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网络暴民借以攻击他人的话术。马玲说，在被网暴时，她发现网友的谩骂中浮现了许多谣言，她的同事披着“马甲”出现在网上，披露她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并进行攻击。“说我在单位里人缘不好，还造谣我工作上收受贿赂，编的数字足够让我蹲进去了。” 马玲认为，网络空间对男性的攻击多从政治、金钱和性丑闻出发，但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比男性多，所以当女性遭遇恶意的评点时，会被攻击的方面更多。” 从2010年的马玲，再到2020年的成都赵女士和杭州吴女士，网暴者攻击她们的话术几乎一脉相承——羞辱外貌、贬低能力、人品辱没，统一使用的手段是“造黄谣”。这些话术和手段总是能够奏效，引发暴力的狂欢，让她们遭遇“社会性死亡”。 2020年7月7日，浙江杭州的吴女士（中）在取快递时被便利店老板郎某某偷拍，后郎某某与朋友何某某虚构“视频中已婚少妇”与“拍摄视频的快递小哥”的对话并发到网络上，经转发造成大量传播。网称“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例。 2020年12月14日，吴女士诉郎某某、何某某诽谤案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当日，吴女士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视频表示，不接受道歉和赔偿，并会追责到底。十多年来，不变的话术源自于网暴施暴者始终不变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 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刘绩宏通过调查研究指出，网民在依据网络谣言进行道德判断时，调用的道德标准水平越高，越可能实施网络暴力。刘绩宏还发现，网民在消极舆论中有明显的道德审判和道德伪善倾向，而道德判断和道德推脱在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过程中，也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立法不断完善，但维权仍然困难 2010年的网暴风波过后，马玲曾想过起诉，但先前打官司的经历，让她认为令网暴者承担法律责任十分困难，加上考虑到起诉要消耗时间和精力，她最终放弃了通过司法手段维权。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是“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她代理了许多与网络暴力相关的案件。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络暴力只是对侵权行为的现象描述，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法律层面，会根据网络暴力表现形式的不同将其认定为诽谤或是名誉侵权等。中国立法对于网络暴力的规制力度在不断增强，其中，201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这份“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清网”专项行动，抓捕了“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这些网络推手都有“大V”身份，是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但有时利用其影响力传播谣言。随着立法的完善，越来越多网暴受害者开始寻求司法的救济。2018年，在被网络放大的辱骂声中，四川德阳的安医生自杀了，肇事者因侮辱罪获刑。2020年的“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在检察院介入下，诽谤的刑事自诉转为公诉，造谣者承受了刑罚。郑晶晶说，在刑事罪名中，侮辱罪和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即需要受害人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之所以立法如此设置，是因为对于侮辱和诽谤行为，需由受害人自己评估伤害究竟有多大，“每个人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这是作为第三方的公安机关没法判断的。另外，许多侮辱诽谤的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甚至是亲朋好友，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提起诉讼。但如今，在针对个体的“网络暴力”中，通过刑事自诉维权获得立案的仍是少数，大多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起诉对方侵害名誉权。郑晶晶说，如今网民加强了通过法律维权的意识，也令一些侮辱诽谤行为有了新的变化。“改变了表达方式。”她说，由于谩骂者意识到语言过激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谩骂时开始使用“黑话”，这是某些小圈子内部才知道的表达，或是使用反讽和嘲讽的表达方式，“这种时候就比较难认定，或者说认定了，侵权责任非常轻微。” 2021年，正是看到“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的报道之后，陈军找到郑晶晶，委托她代为维权。陈军是地产公司高管，2020年5月，他的下属张女士的丈夫史先生在微博发布举报信，实名举报陈军与张女士“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经济违纪”，并附上了一段录音。据陈军说，张女士在2019年底入职公司，2020年1月调入他分管的部门，至事发时张属于下属部门的运营专员，“差好几个层级，没什么交集”。最初看到网上的指控，陈军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很快事态发酵，上了热搜，公司启动调查。后来，张女士在微博上回应，称自己是为了和史先生离婚，编造了许多事实。2021年7月，事隔一年后，张女士又出具了手写的《情况说明》，标明“与上司陈军仅工作关系，未有过任何不正当关系”。但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司人事找他，要他承认此事，并解除劳动关系。“我是迫于压力签字，我背锅了。” 2022年1月，陈军将材料递交给上海普陀区法院，要求追究史先生诽谤罪的刑事责任。不过，即便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网暴发起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越来越多，现在，网暴受害人利用法律武器维权的难度仍然不低。陈军的维权已经遇到了瓶颈。由于法院联系不到史先生，立案陷入停滞。“也不出裁定，也不予回复。”郑晶晶认为，法院联系不上史先生，就认定他“下落不明”，这可能令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她得知，史先生和张女士的离婚诉讼案件近期开庭，虽然是双方律师出庭，但这意味着两人并非下落不明。“我觉得要重新审视下，是下落不明还是恶意逃避？如果不接听法院电话，就可以逃脱刑事自诉的制裁，那么刑事自诉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郑晶晶说，公诉案件可以通缉，民事案件还可以缺席判决，但自诉案件联系不到被告人，看起来就毫无办法，这样刑事自诉制度成为了没有牙齿的纸老虎，有违立法初衷。但积极的信号也在出现，“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 就作为诽谤的刑事自诉转为公诉的案件。郑晶晶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当自诉案件损害国家利益或者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时，是可以转为公诉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