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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这次密谈中，博古也对潘汉年有所批评。秦福铨说，博古首先指出潘汉年不该比张浩晚九个月才到陕北。张浩一到陕北，就问潘汉年是否到达。毛泽东等人才知潘汉年也要回来。他们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汉年仍杳无音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装在潘汉年脑子里。潘汉年的脑袋不出现在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就联系不上。这期间，急不可耐的毛泽东只得又派邓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以，博古对潘汉年说：“你说毛能不生气吗？”（13）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后，言必称王明，这也被博古认为不妥和失策。当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令毛泽东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抑或仅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机构抑或仅仅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时期，毛泽东开始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王明仅仅是一个派出机构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有权撤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成员。一年多之后，王明到达延安。博古还向潘汉年介绍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怎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鸣”的方式获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从而在军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张国焘闹分裂的内情，博古也对潘汉年做了说明。据秦福铨说，博古如此告诫潘汉年：“你这次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一概不要谈到我。毛泽东生性好疑，最近他对周恩来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4）博古之所以告诫潘汉年凡事要向周恩来请示、不要擅自行动，当然是针对潘汉年擅自往南京、试图以中共代表身份与陈氏兄弟会谈而言。如果考虑到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擅自与汪精卫会晤，就该认为博古的这番告诫是十分宝贵的。博古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汉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张而祸从天降，会痛惜不已吧。博古要潘汉年从此与自己少来往，用今天的话说，要潘汉年与自己进行“切割”，确实是出于对潘汉年的爱护，不愿看到潘汉年的政治命运受自己连累。秦福铨说：“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15）可以想见，潘汉年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陕北的。以后，随着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击日益沉重，潘汉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自己很没有好感、很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内核心人物，潘汉年的心头不可能不有着一片阴影。此后，毛泽东的权势越来越大，并最终成神成圣，而潘汉年心头的阴影当然也越来越浓重。潘汉年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心头的阴影，潘汉年参加了国共和谈。国共再度“合作”后，潘汉年又回到了情报战线。1939年，潘汉年重返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年在上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国民党为对象。如今，上海已为日军和汪伪控制，潘汉年的使命则是获取日伪情报。此时的上海，日本人和汪伪都建立了情报机关。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伪的“76号”，都臭名昭着。“梅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基地，其创办者和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是日本在华的特务头领。除“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先任副领事后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汪伪的“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甚至当面接触，甚至与影佐祯昭也见过面。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接触，是想获取情报。要从日伪特务手里得到情报，就必须用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交换。潘汉年这时期与日伪特务的情报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骐所着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样叙述潘汉年与日本特务的交易：“数日之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潘汉年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信息，而大多属于新闻背景资料和时事观察分析，但潘汉年的侃侃而谈和独到的评述，还是令岩井听得津津有味。”（16）按这位作者的说法，潘汉年是在用没有价值的信息从日本特务那里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日本人的“特务水平”之高、间谍技术之强，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堪称日本通，他曾说过，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岩井英一是一个特务机关的首领，他的上司是影佐祯昭。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被骗。如果潘汉年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也一定从潘汉年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不可能做亏本生意。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17）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18）七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19）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糊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20）潘汉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21）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22）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23）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1939年后，潘汉年在沪宁一带与日军人和汪伪特务来往，生活是舒适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顺利的。但心情却未必是畅快的。“延安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在1942年初。但实际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毛泽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整风”，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史“罪错”，从而让他们不再作为党内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1942年以后，他们就更是饱尝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了。王明后来写了《中共50年》一书，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说得像是在地狱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须不停地做检讨，必须深刻地否定自己。共产国际当时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屡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挨整的记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到博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地批评特区的政局，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并说：“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视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24）从弗拉基米洛夫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博古的所有检讨，都是在说违心话，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我们更知道，“整风”已成功地在延安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以致于博古这样的人终日胆战心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谈话，都要不时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听。王明、博古，与潘汉年是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是王明集团中的一员。1941年12月，潘汉年定居于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沪宁的情报工作。此后，潘汉年还将往返于淮南和沪宁之间。“整风运动”当然也在淮南根据地展开。许多人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整。这一切，都足以让潘汉年心生悲戚。八潘汉年有做诗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读“整风时期”潘汉年写的诗，可知这时期他的心境之阴郁。潘汉年与扬帆是一对难兄难弟。扬帆于1938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时，扬帆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整风运动中，扬帆锒铛入狱。潘汉年对扬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写《怀炎》诗抒发内心的愁绪，“炎”即扬帆的字。诗曰：“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其中的愤怨是强烈的。这是在表达对扬帆的同情，但又何尝不可认为是在怀念远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数恩仇”，难道不也是在为正被“煎”着的王明、博古鸣不平？虽然心有郁结，虽然时感不安，但工作还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汉年从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亲自与李士群见面。到上海后，先见到胡均鹤。胡均鹤说李士群现在苏州，要见李，须到苏州去。于是，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到苏州后，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见他，须去南京。到南京后，终于见到李士群。见面后，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见潘汉年。潘汉年当然愣住了。但稍事考虑后，还是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馆。现在的一些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在解释潘汉年为何同意见汪精卫时，都强调当时向上级请示来不及、拒绝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响汪公馆的门铃。也就是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完全被动和被迫的，是被“绑架”和被“挟持”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应付一下而已。我以为，这种解释，未必十分合理。首先来看看拒绝是否可能的问题。李士群、胡均鹤都曾是中共党员，对中共的组织纪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卫，又何尝不了解中共纪律之严明。如果潘汉年坚持不见汪，并向李、胡说明，若擅自见汪，则意味着自己不再能担负与李士群联络的职责，意味着此前经潘汉年建立的关系网将被废弃，而自己也可能受到严厉惩处。这后果当然很严重。这后果当然也意味着李士群此前在潘汉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汤。明白了这些，李士群应该不会强迫潘汉年赴汪公馆。再说，汪精卫要见潘汉年，当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潘向中共高层传达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层对时局的态度，这需要谈话在比较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如果将潘汉年“绑架”、“劫持”到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的目的又岂能达到？至于说如果潘汉年拒绝见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脸，就可能扣押潘汉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测。试问：这样做，对李士群有什么意义？他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所以我认为，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半推半就的。当得知汪精卫想见自己时，潘汉年当然很惊讶，但惊讶之后是兴奋。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者，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体会特别深。机会稍纵即逝。能否经常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往往取决于能否敏锐地看到机会的到来并牢牢抓住它。这往往容不得过多的权衡、估算。所以，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难免养成一种赌徒性格。在潘汉年身上，这种赌徒性格就明显存在。从苏联回到香港后，不向陕北中央请示就擅自与南京方面联系，并试图独自代表中共与陈立夫商谈国共合作事，就是赌徒性格的表现。这一回，赌徒性格又发挥了作用。在潘汉年看来，汪精卫主动要见自己，说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从汪精卫口中得到对中共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岂不是一种奇勋？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请示，就不值一提了。与汪精卫见面，当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应该事先得到批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本身，却又并非绝对不可。潘汉年在上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与影佐祯昭见过面。影佐是日军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是侵华日军的首脑人物之一。潘汉年与李士群这样的汪伪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见影佐祯昭、能与李士群“交朋友”，见一下汪精卫，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举。赌徒总有赌输的时候。这一次，潘汉年输了。看来他并未从汪精卫那里得到什么令中共高层感兴趣的东西。汪精卫见他，不过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卫自己当然不会认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辞，在潘汉年看来，无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过。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却连虎毛也没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从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汉年一定沮丧不已。本来，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馆，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也是可以向饶漱石解释清楚的。但潘汉年终于没有说。对此，与潘汉年同时期参加中共的“老革命”陈修良有这样的解释：“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25）其实这正是潘汉年1955年的解释。潘汉年这样说，是能让人相信的，是他的心里话。但是，潘汉年的心里话却又并不只有这些。还有更重要的话，他没法说出来。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在整人整得热火朝天的整风运动中向饶漱石汇报擅自见汪一事，更因为自己本是与王明、博古关系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势的毛泽东一派视作是王明集团的人。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眼里，他潘汉年本就是有历史旧账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汉年如果向饶漱石说明擅自见汪一事，饶漱石当然会立即向延安汇报。毛泽东极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汉年切实把柄的毛泽东，很可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那时就下令铲除王明、博古的这个“党羽”，而他也就同扬帆一样镣铐加身。正是这重原因，让潘汉年有了深重的顾虑，并终于把见汪一事瞒了下来。——但这一层原因，1955年的时候，潘汉年是没法说的。他怎么能够对毛泽东说这些？可以说，如果“根正苗红”，如果与王明、博古集团没有什么实质关系，如果本没有证据抓在毛泽东手里，如果不是已经被毛泽东目为“不可信用”，潘汉年不会隐瞒在南京见汪一事。他终于决定把此事瞒下来，应该说，是赌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汉年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间秘密。他更知道有无数秘密被永远地掩盖了。因此，在擅自见汪一事上，他决定赌一把。当然，他又赌输了。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潘汉年应该是闻讯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潘汉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兴。李士群、汪精卫，是潘汉年在南京见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见证人。这两人一死，真正能证明此事的，就只有一个胡均鹤了。九即使没有见汪一事横在心中，潘汉年的心情也是抑郁的。有了这件事，他觉得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锋利了，落下的可能性也更大了。潘汉年这几年写的诗中，常见一个“愁”字。1943年6月29日，是一个雨天，潘汉年写了《雨夜有感两绝》。其一曰：“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这是在南京见汪后不久写的诗。在这样的雨夜，潘汉年满怀愁绪。其二曰：“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这一首就更让人感叹唏嘘了。潘汉年投身中共后不是屡建功勋么，怎么成了“岁月蹉跎”？怎么说是“万事空”？投身中共后，潘汉年不是十分受重用么，不是早已成为中共对外谈判和情报方面的要人么，怎么说是“落魄”？怎么反而“信心穷”？至于“荣辱何妨一笑中”，莫非潘汉年已感到巨大的屈辱、侮辱、羞辱、耻辱、凌辱迟早要到来？1944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潘汉年写了《农历除夕》：“云黯风狂岁暮天，淮南作客又经年。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过年了，应该高兴些吧，潘汉年怎么感到那样“惘然”？1944年6月，潘汉年写了《淮南闲居有感》：“狂豪不若少年时，嫉恶如仇自笑痴。历历丑恶收眼底，春秋难续独吟诗。”（26）读潘汉年的诗，我们知道，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他的内心其实是异常愁苦的，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是总有着不祥之感的。1949年5月，中共开始了对上海的接管。中共中央，从毛泽东开始，都对接管上海极其重视。能否成功接管上海，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视作中共能否在大陆站稳脚跟的前提。陈毅成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分管公安、政法、统战。这实在是知人善任。对付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以及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潘汉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49年4月底，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三人一起离开香港，赶往北京。夏衍、许涤新也被选为接管上海官员。5月上旬，三人到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据夏衍回忆，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巧的是，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开会，住的也是这303号房间，他就是穿着拖鞋，从这间房间走进监牢的。（27）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分头接见了他们，可见中共高层对接管上海如何重视了。毛泽东是在5月12日夜接见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夏衍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28）毛泽东这时期心情很好，那是十分自然的。这时心情不好，还有什么时候心情能好。十几年前，在陕北时，毛泽东曾说过潘汉年“不可信用”，莫非现在改变看法了？当然没有。毛泽东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恰恰说明他牢牢记住了潘汉年，这对潘汉年来说并非幸事。眼下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当然是一种高度的“信用”。但这与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不矛盾。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非指能力方面，而是就政治态度、政治派系而言。接管上海，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这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对潘汉年的成见。在副市长任上，潘汉年干得有声有色。潘汉年领导下的市公安局，成立了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值得一说的是，当年陪同潘汉年到汪精卫公馆的胡均鹤，被任命为这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在潘汉年衣锦荣归上海滩时，胡均鹤也“重现江湖”。我们现在不知道，潘汉年是否与胡均鹤有过私下密谈，不知道潘汉年是否叮嘱过胡均鹤要守口如瓶。也许并不需要密谈，也不需要特意叮嘱。潘汉年只要在某个场合不经意地说一声当年见汪一事并未向上级汇报，胡均鹤就什么都懂了。写到这里，我要说，潘汉年毕竟未失书生本色，毕竟不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恶棍。否则，依他的智谋和那时在上海滩上的权势，要做到让胡均鹤永久消失，并非不可能的。胡均鹤活着，擅自见汪精卫一事就随时可能暴露。1954年9月，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的心一定提到了嗓子眼上。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通报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饶漱石是潘汉年的老熟人、老上级，他的落难，自然也会令潘汉年惊心。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敦促与高、饶有牵连的人赶快坦白，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人也应该从速交待。会上又印发了关于上海逮捕胡均鹤和将扬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一切，足以令潘汉年坐卧不安。扬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这两人都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太平下去吗？潘汉年有理由怀疑，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正是对自己在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潘汉年觉得，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他必须尽量争取主动。他不能等到被审讯时才交待当年见汪一事。他知道，他已无法说清楚为何将此事隐瞒了十几年。他感到百喙莫辩。但说不清楚也要说。瞒了十几年，没法再瞒了。于是，1955年4月1日夜间，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时隔十九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可信用”的断语。不知道毛泽东这天午觉是否睡着。反正陈毅告辞后，毛泽东肯定在思考潘汉年的问题。他一定先回忆着潘汉年的历史。他想起了当年在瑞金自己大权旁落、向隅而“怨”时，潘汉年却与博古、张闻天们打得火热。他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欢歌笑语。他想起遵义会议后博古派潘汉年到莫斯科向王明汇报，出发前更面授机宜。他想起潘汉年在苏联迟迟不归，自己急得团团转，只得又派邓发赴莫斯科。他想起潘汉年好容易回到了香港，却不立即到陕北找中央，竟擅自与南京政府联系，并跑到南京试图代表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他想起潘汉年到了陕北后，总把王明挂在嘴上，似乎王明仍在主宰一切。他更想起，潘汉年到陕北后，竟然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想到这一点，毛泽东有理由皱眉切齿。想完了历史，就要想现实。现实是，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上海大局早定，中共不但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整个大陆也政权稳固。那么，是该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时候了。本来要如此，还要费点心思。现在，他主动送上了绑他的绳索，这真是太好了。于是，毛泽东拿起了笔。于是，悬在潘汉年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一医院病亡。“萧叔安”是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时用过的化名之一。死后，骨灰埋葬在长沙市郊，墓碑上的姓名也是“萧叔安”。人们习惯于认为，潘汉年当初如果没有擅自见汪并长期隐瞒此事，就会终身太平无事甚至官运亨通。这是大错特错的。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擅自见汪一事，也决不会善终，更不会官运亨通。即便潘汉年能平安地把官当到“文革”，他也决不会逃过“文革”这一劫。在“文革”中，像潘汉年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因为1955年便进了班房，潘汉年还能苟活到“文革”结束，还能偷生到古稀之年。如果没有在1955年便退出历史舞台，潘汉年可能死得更早，也死得更惨。——潘汉年其实是在劫难逃的。顺便说一句，当年与潘汉年同样被王明派回国的张浩（林育英），1942年3月病死在延安。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当时的“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张浩的丧事，实际上就是“国葬”。毛泽东为张浩题词曰：“为国而死，虽死犹荣”。众多中共要人为张浩抬棺。抬棺者排成两行。左边第一人是毛泽东。这样的事，毛泽东一辈子就干过这一次。2011年6月27日注释：（1）（6）（20）见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48页，第75—76页，第160页。（2）（8）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7页，第272页。（3）（4）（5）（7）（9）（11）（12）（13）（14）（15）见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36页，第137页，第139页，第141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6页。（10）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95—296页。（16）（17）（18）（19）见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3页，第114页，第114—116页，第148页。（21）（22）（23）见《周佛海日记全编》，张德金编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下编，第713页，716页，784页。（24）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36页。（25）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6页。（26）所引潘汉年诗均见《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7）（28）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580页，第585页。

核心提示：出狱后，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以寻求庇护，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本文摘自：《博客天下》第160期，作者：卜昌炯，原题为：《红色娘子军的背面》由于阿尔兹海默症，卢业香的晚年坠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只有电视里偶尔传出的枪炮声会让她一个激灵“醒”过来，但更多时候，她只是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昏昏欲睡，要么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双眼茫然地望向远处。卢业香今年100岁。她的儿子翁祚雄说，母亲前两年还能在家人的搀扶下走标准的行军步。她摆起手臂时，左手残缺的中指格外明显，那是70年前的热血战场留给她的残酷印记。 4月19日，这位中国最后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于海南琼海的家中病逝。卢业香曾是娘子军二连二排二班的班长。在知情者的描述里，她是第一个把耳环摘下来扔掉的女兵，曾赤手空拳俘虏过国民党的两名团丁。她的离世，意味着中共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妇女武装彻底谢幕。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自幼成长在娘子军的诞生地，为了还原和记录她们的命运沉浮，14年来他走遍了琼海。崎岖的路途上，迷路、体力透支、摩托车发生故障都是常事，甚至他还“被狗咬了6次”。在打捞娘子军历史的同时，近年来他还多了一项工作，即为新逝的娘子军战士举办追悼仪式。“卢业香的追悼词就是我写的。”庞启江告诉《博客天下》。不过由于家里正在修缮房屋，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他没有出现在卢业香的追悼会现场。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红色娘子军仅存在500天即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此后再没有恢复编制。她们中除一部分人死于战场、少数人被抓捕外，剩余的人大都回归了世俗生活，隐而不露。直到很多年后她们的故事被意外发现，相继成为报告文学、电影、舞台剧的主角，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群女兵的存在。然而不管何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只浓墨重彩地渲染她们人生中的短短一瞬，即如何走上革命之路，而对她们放下枪后的遭遇及此后的漫长人生鲜有提及。由于被国民党俘虏的经历，或是嫁给了“政治不正确”的人，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跌入人生的低谷。就在这些娘子军战士命运多舛的“文革”时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领导人招待外宾的必备剧目，还被指定为革命样板戏，重新拍成了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这是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舞台上，她们是革命的英雄；现实中，她们是革命的对象。在那样的年月，创作红色娘子军系列艺术作品的文艺工作者，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吴琼花最早的扮演者白淑湘曾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和“反革命”的帽子，一度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该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李承祥则被打为“走资派”关进牛棚—后来掌权方考虑到还需要他饰演剧中反角“南霸天”，才恢复其工作。现实中的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塑造者，两个原本相去甚远的群体，由此有了命运的交集—莫名其妙就一同成了阶级敌人。他们是银幕和舞台上光辉、英武、荣耀的红色娘子军的背面，历史的阳光在这里突然转暗。革命之路红色娘子军最初在党史中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 1956年，当时还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在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这句话，觉得女兵连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题材。在征求上级领导同意后，他开始四处寻访幸存女兵及熟悉此事的红军老干部。这段隐匿的历史遂开始浮出水面。红色娘子军成立于1931年5月，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此前的女兵大多是卫生员或文工团演员，绝少担任作战任务，而女子军特务连肩负的正是这一特殊使命。在距离琼海市西南阳江镇中心约10里的深山里，如今还保留着红色娘子军的成立旧址。据当年活跃在海南的武装力量琼崖纵队原负责人冯白驹回忆，此前部队上就有少数女兵，“为了唤起妇女觉醒，增加革命力量”，他们决定吸收更多普通妇女加入队伍。女子军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叫庞琼花。为逃避父母为她定下的婚约，她在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一次肃反运动中，庞琼花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遭撤职审查，随后由冯增敏接任连长。同年，特务连扩建至两个连，下辖4个排、12个班，共140余名女战士。是年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之下，琼崖（即现在的海南岛）红军组织被迫化整为零，转为地下斗争，女子特务连也因此解散。在深入调查了这段历史后，1957年，刘文韶写出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全文以冯增敏的回忆为视角，讲述了特务连从成立到作战再到解体的全过程。在冯增敏的记忆里，特务连成立3个月后，开始投入战斗。沙帽岭伏击战和火烧文市炮楼是娘子军初亮相时打出的两场漂亮战役，前者活捉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后者生擒民团大队长冯朝天，这两人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反面角色“南霸天”的故事原型。但战争也很快让她们付出了代价。1932年夏，国民党部队派出了一个旅的兵力进攻中共琼崖特委。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退，女子连配合红军的一个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在坚守了3昼夜后，女子连弹药濒绝，最后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二班的10个女兵，其他人撤退。一场残酷的战役就此发生。等冯增英带着一个班回去接应时，二班的10位女战士已全部牺牲。在被炮火犁过的山地上，她们紧握着枪把或拳头横七竖八地躺着，班长梁居梅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冯增英猜测，可能是国民党发现她们是女兵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搏斗。在之后的追剿中，女子连越走越散，冯增敏等9人为甩掉追兵，退进了原始森林。浩瀚的森林在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将她们置入新的险境—为走出森林，她们餐风饮露，跋涉了七天七夜。其间，女战士王运梅还生下一名男婴，出世不到3天就夭折了。女兵们重聚后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和国民党打游击，要么化整为零，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归。冯增敏想到被杀害的兄长及被国民党盯上的母亲，觉得无家可归，选择留在山上继续战斗，直至被捕。冯增敏被抓前后，另外数名娘子军成员相继落到国民党手中，包括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战士林尤新等。庞琼花被俘后的一张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时代》画报上。照片中，庞琼花身穿浅色上衣，短发，双手被绑在背后，像在游街。这次被捕前，她刚从红军的肃反监狱中被“无罪释放”。负责琼崖“围剿”工作的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对这些被俘的女战士挨个提审，但收效甚微。1934年，陈汉光部奉命离琼前，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请示娘子军的处置问题，陈济棠复电：“审核该犯性情及其环境状况，仍应施以感化处分。” 此后，冯增敏等8人被送往“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继续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她们才被放出。不完美的婚姻虽重获自由，但一年多的硝烟考验和5年的牢狱之灾已为她们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冯增敏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生有一女，后来丈夫病故，她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一个人又重返组织。对战争心灰意冷的庞琼花则选择了一个文化人，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后来日军打到她的家乡，要求她丈夫出任维持会长。遭拒后，日军将其杀害。不久，逃至深山的庞琼花也命丧日军之手，年仅31岁。庞学莲被捕前就已结婚，但她出狱后发现牙医丈夫已另娶妻室。后来在丈夫的要求下，庞学莲只能接受现实，与他们组成了特殊的一夫二妻家庭，直到她1999年去世。王时香和黄墩英的命运更为曲折，失败的婚姻选择令她们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庞启江向《博客天下》表示，按照琼海农村习俗，女孩很小就会被送往别人家里当童养媳，15岁前要生孩子；25岁之后若还没嫁人，就要在族谱上除名。而这些娘子军被释放时，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冯增敏都已经25岁，加上她们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人愿意娶她们。另外，“女人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的传言也让她们难堪。于是国共合作后，这些身份和经历特殊且年纪偏大的娘子军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地方乡绅，成为一种可能。王时香就是其中一例。她19岁就加入娘子军，因为上过3个月夜校，被上级任命为连指导员。被捕前，她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一次排雷任务中丧生。出狱后，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以寻求庇护，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后来海南解放时，刘恒应被琼崖纵队击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墩英身上。回到家乡后，她被已有妻室的国民党区长李昌厥看中，对方多次托人向黄墩英的母亲带话，自称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想娶黄墩英为妾。在黄墩英身陷囹圄的日子里，她同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哥哥、弟弟和妹妹死的死、逃的逃，深深地刺激了她的母亲。为求平安，母亲极力劝服她接受了李昌厥的求婚。不管王时香还是黄墩英，庞启江认为她们的婚姻都是出于极端被动的人生宿命，“王时香不可能喜欢一个大她很多岁的瘸子”，“黄墩英漂亮、高大，区长又矮又丑，两人完全就不般配”。但在那样的年月，为了求得暂时的安稳，很少有人会顾及到日后的风云突变。其他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娘子军战士也一样不乏波折。在行军中失去一男婴的王运梅回到家庭后，和丈夫庞隆焜又生了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丈夫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远避马来西亚。后来日军占领海南，两人通讯中断，庞隆焜听闻妻子在战乱中离世，遂重新娶妻。王运梅却不知情，守着女儿等了他一生，直到1980年代才获知丈夫的消息。有邻居称，有一次王运梅家里着火，她逃出来时，什么都没拿，只拿了丈夫的一张照片。更多的人埋藏完枪支后则过起了平淡的生活，像守着一个秘密一样将往事深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另一副面孔 1957年，刘文韶的《红色娘子军》发表后在军内引起很大反响，很快有电影制片厂约他写剧本。就在他写完同名电影剧本的同时，广州军区话剧团创作员梁信也写出了一部反映海南女兵连的剧本，名字叫《琼岛英雄花》。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后者搬上了银幕，并更名为《红色娘子军》，导演为谢晋。故事背景发生在1930年代，海南贫家女吴琼花遭遇大地主和民团总指挥南霸天欺压，多次出逃未遂，后偶遇扮成华侨的红军干部洪常青从而获救。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吴琼花参加了娘子军，一番波折后，最终依靠集体力量消灭了南霸天地主武装。与报告文学及现实里的娘子军相比，电影的最大特色就是“党代表”洪常青的植入，暗示了党在其中的领导和指引作用。这部电影在当年8亿人口的中国创下了6亿人观看的纪录，还荣获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4个奖项。影片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那燃烧着怒火的眼睛，几乎成了无产阶级的形象代言，深入时代与人心。拍摄期间，为还原娘子军生活的真实场景，谢晋特意邀请了冯增敏担任影片顾问。冯增敏跟随剧组几个月，教演员们如何持枪、打绑腿、穿草鞋。谢晋回忆，看过影片后冯增敏泪流满面。很多时候，银幕上荣耀、神气的娘子军遮蔽了现实中困顿、柔弱、流离失守的女兵。红色娘子军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是在被改编为芭蕾舞剧之后。 1963年，刚刚观赏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的周恩来，提出中国应当有一部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随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召集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李承祥提出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建议。此前因主演《天鹅湖》等芭蕾舞剧就已经小有名气的白淑湘毫无悬念成为女主角吴琼花的扮演者。今年3月，做客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时，白淑湘回忆了当年他们一行10人去海南采访、体验生活及如何排演《红色娘子军》的往事。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版《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看完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十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集体观摩了这部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最高领导人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定性，决定了其日后的命运。不久，江青也介入进来，从舞蹈设计、人物塑造到服装、化妆、音乐、道具等，都给予了具体指示，以“突出毛泽东思想，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还将女主角的名字吴琼花改成了吴清华。再之后，江青将其作为革命样板戏搬上了银幕。《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剧目中，芭蕾舞剧版是命运最好的一个，还成了当时外交活动时的一项重要观赏剧目。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江青就层陪同他观看过此剧。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　除芭蕾舞剧外，1972年，由杜近芳、冯志孝等人主演的京剧样板戏版电影《红色娘子军》也开始公映。艺术形式多样，但内容、情节趋同的“红色娘子军”在高度政治化地广泛传播后，固化了人们对这一特定群体的认识，让她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概念与符号。命运的交集舞台上“又红又专”的娘子军们，并不代表真实的人生，她们中因为曾经被国民党俘虏或是嫁“错”了人，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反革命、特务的案例并不少见。厄运早在1949年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中就陆续降临到一些人头上。二连连长黄墩英与国民政府区长李昌厥结婚后，主动动员他辞去公职，到一所中学当国文教师。但这并未洗白他之前的政治派别，1951年土改时，李昌厥被共产党处决。此后，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典型。除了各种阶级帽子，黄墩英还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是“藏匿黑枪”，因为抓获她丈夫的时候没有搜到枪，认为是被她藏起来了，留着以后“报复无产阶级”。背负着这些“罪行”，黄墩英成了“文革”时“最危险的人物”，被游街、拷打，度日如年。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牵连。与黄墩英经历相仿的王时香的命运也不难想象。绝望的时候，王时香企图自杀以逃避现实带给她的苦痛，被她大儿子及时发现救下。由于和王时香是战友又是邻居，且一同坐过牢，庞学莲也被戴高帽游街，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为什么会放她们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不揭发？冯增敏在1949年后历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刘文韶的报告文学一度让她成了名人。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她，授予她自动步枪一支、子弹100发、学习笔记簿3本。不过这种荣耀并不意味她就能够获得政治豁免。“文革”开始后，她的历史问题引起了别人的怀疑，特别是在她当年的狱友们一个一个都被批斗的情况下，作为这些人曾经的连长，冯增敏没有理由能跟她们划清界限。被打倒的冯增敏先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被遣送回家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11月，她因胃穿孔加阑尾炎病发去世。死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中原“五七厂”被人监视着“哐当哐当”地打铁。庞启江和不少娘子军战士都是同村甚至同姓，因此对她们中一些人的身世和经历相当熟稔。他还不惜自曝曾是一名红卫兵，参与过对个别娘子军战士的批斗。后来真正读懂了这段历史后，庞启江决定为她们中的蒙冤者正名并修补军史中的遗阙。 2000年开始，庞启江专门配置了一套采访设备，四处寻访健在或已离世的娘子军战士及她们的家属。 14年间，他一共采集了70余名娘子军战士的生前档案，并写成了刚刚付梓出版的《红色娘子军传》一书。在这本书里，能看到更多娘子军后来的不幸遭遇，比如战士黄胜容、蔡亲民等，一样承受着“嫁错夫”给她们带来的麻烦。在娘子军原型们一个个被打倒时，娘子军的扮演者之一白淑湘也难逃厄运。受家庭出身影响，各方面都表现优异的白淑湘被揭发为“反革命”。对政治不敏感的艺术家天性，使得她的言行处处都被挑刺儿。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看完她们的演出后，上台与她们合影。大家都拥着向前跟毛泽东握手，白淑湘因为记着之前被交代“要保持秩序”，而落在了人群后面，结果被指对毛泽东不热情。后来在刊发的一张照片上，大家都在笑，唯独白淑湘紧闭嘴巴，离毛泽东稍远，这也成了一条罪名，说她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想起了被镇压的父亲。白淑湘有口难辩。一旦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1965年，26岁的白淑湘被禁止演出。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迎接白淑湘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各种脏话累活。1969年，她被送到北京小汤山的干校劳动改造。插秧、割麦子、养猪、养马、半夜起来拿大铡刀铡草、挑大粪、挖河泥……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农活的白淑湘什么都干过，中间还时常被拉出去挨斗。白淑湘自嘲好在练过功，“坐喷气式”时被按着头，弯着腰，一站好几个钟头，她都挺过来了，但内心的伤痛很难弥补。接受劳动改造的日子里，白淑湘把自己的化妆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没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了罪证，“说你还想着回到舞台上跳呢”。 “在我最倒霉时，连男朋友也不相信我。我被劳改，他也同样被戴上了帽子下来改造，可他却自以为比我红一些，也来批判我。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当时痛苦得麻木了。”多年后，白淑湘向媒体回忆。白淑湘的遭遇只是娘子军艺术形象创作群体在“文革”中的普通一例。电影《红色娘子军》主唱张启秀在被打为“反革命”接受劳动改造时，亲眼目睹自己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孩子被狗从土里刨出来拖到家门口撕扯。编剧梁信曾在采访中表示，“文革”时他收到过被打倒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的求助信，因为无法提供帮助，这成了他至今未能抹去的隐痛—他连自保都不能，遑论保护别人。远去的娘子军和活着的“琼花” 1974年，被禁演9年的白淑湘在中央芭蕾舞团缺人及周恩来的过问下，重新回到了舞团。 “记得那天我握着练功杆的时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积攒近10年的眼泪在一刹那都涌了出来。那么多年没练功，我的体重达到65公斤。可为了重返舞台，我在两个月中拼命地练，体重掉到53公斤，脚痛得每晚都醒，但一上台就忘了。我是不是很傻？还是我将舞蹈看得太神圣？”在被下放的日子里，白淑湘一度认为再也不会回到舞台上了，但一旦回归，就不由自主立刻切换到了过去拼命练功时的状态。两个月后，恢复到了正常身材的她在民族宫参演了《红色娘子军》。之后，白淑湘还陆续出演了《杜鹃山》、《蝶恋花》、《沂蒙颂》、《草原儿女》等革命题材芭蕾舞剧，但每逢重要场合她都不能上场，只能在后台拉幕。 1978年，白淑湘终获平反，此时她已经过了跳芭蕾舞的黄金年龄。9年的劳动改造不仅耽误了她的事业，也耽误了她的婚姻，直到1977年她38岁时才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为了不耽误跳舞，他们没有生养孩子。白淑湘历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晚年的她虽然已经离开了芭蕾舞台，那份眷念之情却从未消逝。 1978年后，曾经被打倒的冯增敏、黄墩英、王时香等人也相继被平反。1979年春，中共海南区党委为冯增敏补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这时，当年英姿勃发的娘子军战士们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据海南省党史部门1984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健在的娘子军已不到60人。 1986年12月，国家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对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却因各种原因失散的人员进行经济补助。娘子军群体位列其中。庞启江向《博客天下》透露，这些被确认的娘子军战士每月能从民政部门领取固定的生活补助，海南省妇联也常年为她们提供医疗补贴，另外还有一些公司、企业等社会单位的资助。除了衰老、疾病带来的不便，她们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娘子军战士中最后一位被确认身份的是符月雅。1967年，她上街时发现红卫兵正在批斗昔日的战友王时香和庞学莲，忍不住说了一句“她们不是叛徒、特务”，结果引来了红卫兵的追查。为避祸，她只得远走他乡，去昌江投奔亲戚，一走就是30多年，错过了填写申请的时间。 1994年，符月雅在庞学连和黄墩英的提醒下，向琼海市民政局补写了自己是红军失散人员的申请。不过由于民政局当年办理此事的机构已经撤销，使得此事的认证经历了很多波折。直到2011年，符月雅的娘子军身份才获得确认，这时距离她离世已不到一年。平反后娘子军也再次获得了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98年“八一”建军节，王时香、庞学莲、黄墩英三位老人应邀赴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年后，86岁的黄墩英再次获邀进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受到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 2000年，“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琼海市白石岭景区落成，被中宣部批准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运梅、卢业香、欧继花、王先梅4位幸存的娘子军获邀入住。卢业香在纪念园度过了4年时光。2004年，她患上多动症，后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认知能力逐步退化，连家人都无法分辨。在儿子翁祚雄的印象里，母亲卢业香难得的一次清醒是在去年103岁的王运梅去世时。获知消息后，卢业香噙着泪说了一句：“运梅婆，你先去了，为什么走得这么早？” 今年1月，卢业香因右脚趾烫伤，被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出现心电图异常、心肌梗塞等状况。4月19日8时40分左右，卢业香停止了呼吸停止。至此，世上再无红色娘子军。真实的红色娘子军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但艺术作品中的红色娘子军，仍生生不息。今年，正值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从年初起，中央芭蕾舞团就启动了全国范围内“50年50场”的纪念巡演，一个个青春、美丽的“琼花”正奔赴在赶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