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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还得从32年前说起。1982年7月，中国女子网球队出征美国旧金山，那里将要举行的是第20届联合会杯比赛。　　这是中国队第2次参加联合会杯。上世纪80年代的联合会杯，还没有进行分组，所以由一个国家主办。1981年的主办国是日本，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那年11月9日盛大的开幕式上，日本子妃殿下常陆宫华出席，各队入场顺序按字母排列，中国和中国台北排在第4和第5位，海峡两岸的运动员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上相遇，大家都显得喜气洋洋，中国队一号余丽桥和中国台北队一号何秋美热情握手的照片被登在了各大报刊上，《人民日报》11月10日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标题是：大陆和台湾运动员在东京握手。　　那一届联合会杯，中国的两个姐妹队分别在首轮击败泰国和新西兰队，携手晋级16强，是亚洲唯一出线的两支队伍。第2轮两队分别不敌强队澳大利亚和瑞士。　　到了82年联合会杯，中国队阵容不变，仍然是两老余丽桥、王萍加两新胡娜、李心意，只是领队由杨明训换成了金恕，教练由梅福基换成了沈建球。　　按照以往惯例出国参加体育活动，都是领队（或翻译）比教练职高权重。本来杨明训十几年来一直出任女队出国任务的领队，但这次是出访美国，因种种原因临时调派外交部国际司欧美处处长金恕担纲领队，教练则由1974、1978年两届亚运会女队主教练沈建球出任。　　距离旧金山市仅70英里的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硅谷所在地）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县城，第20届联合会杯的比赛秩序册上，里根夫人南希热情的欢迎词赫然纸上。　　各支队伍下榻的是一个矮层的花园式酒店，中国队被安排在一楼。后来回到北京，领导问沈建球：“不是说好要严加防范吗？你为什么不把门锁上？”沈建球不吱声。他心想：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队，把运动员的房门锁上，外人看了会怎么想？再说，门锁了，外面就是大花园，不能开窗户出去吗？　　出征前，让不让胡娜去，体委领导确实权衡了半天。胡娜之前已经去过两次美国。其中一次是1979年，中国国家队回访美国，小队员男女各选了一个，男的是刘树华，女的是胡娜，那次访问，让16岁的胡娜眼界大开，她当时已经在亚洲各级青少年赛事所向无敌。　　1981年，胡娜参加了白宫杯，勇夺女单冠军。于是美国网协给中国发函，邀请胡娜去美国训练。中方因为美方的邀请名单里有中国台北队员等原因，未予批准。多年以后李心意说，当时胡娜得知了这个消息，告诉李心意说，国家不让去，咱们自己找赞助去美国怎么样？　　鉴于美国方面对胡娜的“重视”，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方不得不犹豫再三，但为了中国队的成绩着想，国家体委还是决定让胡娜随队出征，只是要求领队和教练“做好预防，一切行动集体化”。　　中国队确实是尽一切可能集体行动，一起训练，一起吃饭。7月15日，当地华侨为中国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晚宴结束回到酒店大概10点钟，队员们回房睡觉，胡娜和李心意住一屋。　　7月16日的第一轮比赛，中国队迎战日本队。　　胡娜率先登场，6-1、6-2横扫冈本久美子。余丽桥接着4-6、7-5、6-3逆转柳昌子。第3场，胡娜/李心意6-3、6-2打败柳昌子/井上悦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以绝对优势淘汰日本队，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让各国侧目。大家都期待着下一轮中国和4号种子德国队的遭遇战。　　中德之战在7月21日举行。那天早上，队员们和教练照例在酒店吃早餐。金恕先去组委会递交出场队员名单。吃饭的时候，大家发现就缺胡娜一人，等了5、6分钟还没见出来，沈建球就让同屋的李心意回房去叫。李心意说，早上起床就没看见胡娜，可能是去花园跑步去了。这时候金恕递完名单回来吃早餐，还没见胡娜回来。沈建球一下子觉得不对劲，就让腿快的王萍赶紧去房间看，王萍很快就回来了说，沈指导，房间没人！　　金恕一听没人就急了，立马招呼大家：赶紧，分头去找！结果偌大的花园和酒店，根本找不见胡娜的影子。　　沈建球后来去胡娜房间，发现被褥几乎没动，球拍什么的都还在房间里。原来胡娜是合衣而睡，是等李心意睡着后离开房间的。　　这时金恕终于意识到：胡娜跑了。赶紧回房间打电话，他是欧美处的老处长，此时在电话里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领事在电话里说：你别紧张，我马上就到。一小时后，总领事来了。正在房间商谈的时候，有人敲门。来人是大赛组委会的官员，他说：“胡娜已经通过她的律师打来电话说，她在外面很安全，你们不用找了。她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政治庇护，同时通过大会通知你们，希望你们保密。” 　　总领事一听“政治庇护”，就知道问题要搞大了。他说：“我们可以保密，但是我们要求，第一，你们要负责把我们胡娜找回来，交给我们，第二，你们要保证我们现在留在这里的其他人员的安全。” 　　当天进行的中德之战，队员人心惶惶情绪有所波动，再加上实力悬殊，余丽桥3-6、6-4、3-6输邦奇，王萍1-6、2-6输考德，余丽桥/李心意3-6、5-7输邦奇/考德，三战皆墨败下阵来。中国队决定不参加随后的安慰赛，第2天就返回旧金山。　　回到旧金山，中国队本来要住进总领事馆的招待所，但刚好赶上广州粤剧团红线女100多人在当地演出，房间客满，于是被安排在外面的旅馆里。旅馆位于黑人区，领事馆交代晚上要注意安全不要外出。　　7月22日晚，半夜两点，领队和教练房间的电话响了。原来是这次陪同中国队参赛的美国教练，他说：“你们要注意了，我刚刚得到消息，早报要公开胡娜的消息，你们要做好准备。” 　　金恕一听，这关系重大了，不是说好要保密吗？他立即向总领事馆汇报，结果电话打不通。没办法，他就从旧金山打长途电话到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一等秘书）接的，一秘马上就说：“既然公布出来了，领队你就别走了，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事实真相，跟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其他人员按原计划回国，我会跟机场交代好，以防记者追堵。” 　　早上大家一起去吃早餐，发现一份别人留下来的报纸，拿起来一看，头版头条，登着胡娜的大幅照片，标题是：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要求政治避难。　　问题终于搞大了。事已至此，金恕留下来开记者招待会，沈建球带着3名队员赶到了旧金山机场。没成想到了机场，记者们早已架起长枪短炮恭候多时。沈建球质问带着媒体来的民航工作人员：不是说好了吗，怎么还让他们进来？答：他们逼得太紧，您就应付应付吧。　　沈建球是印尼华侨，英语不在话下，当时已经当了快20年国家女队主教练，但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碰到。他按照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秘的交代，回答了各种尖锐的提问。　　1982年8月16日，全国网球单项甲组比赛在秦皇岛举行，赛前，国家体委贴出通告，宣布网球国家队改组，总教练张大陆（主管男队）、副总教练沈建球（主管女队）、队员李心意离开国家队。　　1982年8月17日，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指出了胡娜事件的严重性，敦促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出发的大局出发，认真解决这一问题。1983年1月31日，中国网球协会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发函表示，如果胡娜回到祖国，仍将选派她参加当年7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女子网球赛。　　1983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给予胡娜“政治庇护”。　　1983年4月6日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召开了特别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于当晚9时30分召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所谓“政治庇护”。此照会最后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在行动上真正遵守国际关系准则以及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所规定的原则。　　4月7日，文化部宣布自当日起，中国政府停止执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　　　　沈建球自述：我不恨胡娜　　1 　　当时从美国一回来，我立刻就向国家体委领导汇报。　　汇报完了以后说，跟我没有关系，跟同房的运动员也没关系。散会后我想，跟我没关系我就可以回去了，因为没有国家队的任务，我还要回广东带队参加下个礼拜开始的全国比赛。　　结果又不让我走，说问题还没搞清楚，要等领队回来。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我只好等了，等了两天后，万里来打球了，他当时是副总理，把我喊去了。那些年只要几位领导打球，基本都是我陪打。他说，沈建球，给我汇报。我就给他汇报了。他说，叫李梦华来，好像是当时的体委主任，结果李梦华不在，就叫了他秘书来，就是现在管田径的主席，他来了后，万里说，他下周有个比赛，先让他回去。　　本来我以为没事了，结果我带队去秦皇岛，通告就贴出来了，今天几点几点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开大会。我一看，大概有事了。当时其他球类处处长，也是国家队的支部书记，她宣布了国家体委的决定，国家队改组，怎么改呢？原来总教练张大陆，我是副总教练，大陆管男队，我管女队，宣布全部减下去。减下去之后，本来亚运会是我去的，这样就不能去了。张大陆也没去，他运气很不好，亚运会他一次都没去过。李心意，也不能去。也没说原因，也不提胡娜的名字。她说了，有意见可以提。　　第二天，我就找了这个书记，提了三条，第一，胡娜这个事情，我认了，我做为带队教练，我有责任，因为金恕是临时抓差，他以前根本不在网球队，我说你给什么处分，我认了。但是你是不是搞扩大化呢，男队教练张大陆和这没关系啊，你把他也减下来，是没有道理的。第二，运动员李心意，也没关系，她怎么也减下来了？第三，胡娜出国，政审是你签字的，你同意她出去的，你负什么责任？我亚运会不能去了，你为什么能去？　　我心里很不平衡，讲话也直接，尽管是面对面单独讲。我64年就当国家队教练了，我有什么话不能讲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人不太懂政治，我说的这3条里面，前两条都没事，这第3条说得不好，伤了她了。提完意见后，我还是下去了，离开了国家队。　　2 　　1983年第5届全运会，我带队去上海打了。5运会后，我就由原来的女队主教练变成了广东队教练组组长，实际上就是挂起来了。国家队都不要我，广东敢要吗？之所以没在5运会前换我，是因为时间太紧任务当头，所以打完了才换。　　84年全国比赛，吕老（中国网协主席吕正操）一来就问，沈建球来了没有啊？他经常看全国比赛，每次看比赛都要开会，第一句话就是问，沈建球来了没有啊？到！听到我喊一声，他才放心，就说，好好总结思想教育工作，带好队伍的思想。以前只要我在北京，他打球就找我。这个关系一直维持到2000年以后，我后来都离开了专业队，他冬天到广东，还是我接待。万老、李瑞环也是，李鹏也去过一次。6、7个中央的领导，一到广东打球，我都在二沙岛接待。　　后来1983年还有件事。香港有一个亚洲青年网球国际赛，让我带国青队去香港。我打电话说，我要带就带国家队。回答说让你去你就去，国家体委有文件的。去之前要学习政策，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是家庭内部问题，是兄弟的问题，不能按国际准则行事。　　后来到了香港，晚上大会宴请，正在吃饭，大会官员带着中国台北女队的教练来找我说，明天的比赛，他们的队员签证拿不到，要求推迟，看看我的意见，同不同意。　　我是领队又是教练，翻译是国家体委派的，翻译是大一级啊，我得听他的。胡娜事件刚刚一周年，所以我难免有些紧张。翻译就在我对面，我就看他，他小声说，你是领队，你定吧。那么一个瞬间，我心里想，如果是同意推迟，这球输了的话，我这人不就成了内奸，去年丢了人，今年又输球。按国际惯例，我完全可以不同意，依照ITF的规则，你签证拿不到关我什么事？你拿不到你可以弃权啊。但这么做违反了家庭内部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碰到这问题。　　后来我就说同意。然后打电话打到新华社，把情况一摆，新华社驻香港媒体，当时是代表政府的。副主编带着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立马就来了。结果好悬的，我们的运动员打得非常紧张，打到决胜盘，小分赢2分（抢7）。比赛一完，马上两边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上台，到网前合影留念，第2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海峡两岸同台竞技，赛后合影。你说，什么意思啊，刚好一周年。亚洲的一个青年比赛，怎么能上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呢。后来我分析，这就是一个信号，给美国看的信号，我两岸解冻了，胡娜事件解冻了。　　因为胡娜事件之后，两边的关系非常紧张，中美两国的文化体育交流都中断了。那边里根出来讲话，美国肯尼士公司一年出20万美金给胡娜，我们这边，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你里根政府有三条罪状，第一，卖军火给台湾；第2条，派官员参加台湾的双十节；第3条，你拐骗了我的干女儿。因为刚好胡娜也是四川人。这么讲是因为里根曾说胡娜是他的干女儿。　　3 　　我曾经有一次开玩笑说，如果胡娜见到我，她要赔我100万。其实我不恨她，她那时候太年轻，那么热爱网球，打得也是国内甚至是亚洲最好的，发生那样的事不能怪她，要说恨，我更恨那个吴岱勋。　　胡娜当时才多大，19岁她懂什么？她哪里知道什么是政治避难？她哪里知道政治避难的后果是什么？她一心只想打好网球，想出国训练，没想到找错了门。据我们事后分析，应该是吴岱勋主动找的她。1981年在日本打联合会杯，两队相遇，吴岱勋是中国台北队领队，一来二去，胡娜受蛊惑的概率大大增加。可能胡娜透露过自己的叔公（祖父的弟弟）在中国台北，吴岱勋就承诺替她找，结果就把胡娜钓上船了。吴岱勋本身就是有家室的人，有老婆有小孩，他才不管你胡娜能打进世界前多少，他看中的完全就是男女之情，看中的是胡娜的年轻美貌，而不是说要培养她。　　胡娜失踪的当天早上，在找的过程当中，我还碰到了这个吴岱勋，他见到我就问：“沈指导，找到没有？”我说：“还没找到。”我心想：你怎么知道？你这不是贼喊捉贼吗？后来我听说他带胡娜去了香港，也去了台北，而且把胡娜捧为“反共英雄”四处招摇撞骗。　　我父亲沈美镇原来在印尼当记者，喜欢网球，后来是中国网球协会的委员，他给我起的名字就是建设网球的意思。这些年下来，有时候我就想，胡娜事件让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这些年还是有不少的收获。我教会了广东5任省长打球，我在天河网球学校当校长那几年很成功，每年的国少国青队，都有我的队员，还给国家引进了几名外教，我在深圳办了无数的培训班，在东莞，我让网球走进了中小学校。　　胡娜事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网球在亚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推迟了4年。当时国家队他们63年这一批，是阵容最为齐整的一拨，是文革以后我们选的运动员，因为文革耽误了几年，所以我们那几年的突击教学，这批队员的成绩上升得很快。男子以刘树华和马克勤、女子以胡娜和李心意最为突出，82年亚运会极有可能拿到女单或女双或者团体的金牌。结果呢，两人都没能参加。　　虽然我不是女队主教练，但李心意有问题都找我。她原来反拍打削球，老让人攻她反手后上网，所以让我给她改成双反，我就给她改过来了。李心意参加了1986年在汉城举办的第10届亚运会，拿到了女单和女团金牌。87年6运会，广东是东道主，我是总教练，竟然不给我报名，也就是说我成了编外的人。李心意和她妹妹拿到了双打金牌，发奖的时候，有人献花（眼红泛泪），她说，这花首先要给我。　　　　胡娜：我太想成为职业网球选手　　1 　　事件发生时，胡娜19岁，是亚洲网坛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　　胡娜出生于中国著名的网球世家。她的外祖父温岭（原名温振华）是中国网坛泰斗之一，16岁赴上海求学，在1926年慰劳北伐将士运动大会上，获得网球锦标赛男双冠军。当时在上海江南女子学校就读的杨渝君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是胡娜的外祖母。1930年，温岭自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后，近20年的时间，先后在湖北职业专科学校、浙江杭州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四川广安体育专科学校、泸州川南师范学校以及成都县中等学校，担任体育主任和体育教授。之后，并曾受聘担任四川军事将领杨森的网球教练。 1950年到1965年，温岭先后在大陆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与重庆市政府人事局从事文体工作，教会很多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打网球。在这一阶段，胡娜的舅舅、姨妈也进入专业网球队。　　1965年，四川省网球队成立，当时特别指明从重庆将温岭调往新成立的省队当教练，温岭任职7年后退休。胡娜出生于1963年，4岁开始学网球，后来她的1个弟弟、3个表弟、2个表妹相继拿起球拍，其中4人后来进入省网球队。　　胡娜自小生活独立，经常一个人拎着行囊搭火车四处参赛。得益于良好的遗传基因和网球抱负，身材出众的胡娜很快便在国内各级青少年赛场脱颖而出，15岁那年夺得全国青少年女单冠军，16岁拿到全国甲组女单冠军。1979年年底国家队回访美国，胡娜做为新秀入选（男子为刘树华），第一次去美国让她眼界大开。　　当时她已经打遍国内无敌手，相继获得全国几乎所有类型的冠军，还有亚洲赛事的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比赛冠军，苦于自己无法再提高。国家本就不多的出国比赛机会基本都有她的份儿，但是这对于一心渴望打更多国际大赛的胡娜来说远远不够。　　1981年拿到白宫杯后，美国网协、用品商、网球学校等等都先后表示邀请她去美国训练，尼克·波利泰尼答应每年至少出一万美元奖学金给胡娜。时任领队杨明训回忆说：“其实我们当时都和尼克谈好了，我们这边除了胡娜另加3个人去，尼克也同意了，不过因为82年底有亚运会，所以双方谈好亚运会结束后再去。我们那时候没到成行前都不宣布的，所以胡娜不知道这个事，还以为我们不让她去呢，结果就发生了后来的事件。” 　　和胡娜年龄相仿的国家队教练傅众说：“像我们很多队员，能拿个全国冠军就挺知足了。她不甘心，不满足现状，特想去国外打球。”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越来越开放，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甚至赴国外受训的越来越多，胡娜原来的双打搭档李心意不久也去美国接受训练。傅众感慨道：“她哪怕晚走半年，就能赶上国家送运动员出国训练和比赛了。” 　　胡娜2003年7月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我只是太想成为职业网球选手了。1979年，我在温布顿中央球场观看了著名选手艾弗特的比赛后，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梦想，我一定要站在中央球场代表中国比赛。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 　　2 　　事件发生后，胡娜一开始没能如愿获得身份，训练参赛一度中断半年多，身材也略有发福，开始训练后又受了轻伤。　　直到1985年，胡娜才踏上她梦寐以求的全英俱乐部草地赛场。她从资格赛一路打起，连赢3场打进正选，并在正选赛杀进了第3轮。“当我站在温布顿中央球场比赛时，心里很激动。因为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胡娜说，更令她难忘和感动的是，在温网肃穆又嘈杂的现场，她突然听到有人用汉语向她大喊：“胡娜，加油！”听到这声音，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打球的同时，胡娜就读在圣地亚哥的一所大学里。1991年因伤退役后，她读了经营管理，同时考取了教练员资格证书。后来她在洛杉矶近郊的罗兰岗买了房子，并把父母接去同住。　　后来她去了台湾，被当地媒体当成“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大肆炒作，胡娜对此义愤填膺：“我又没拿台湾一毛钱，凭什么这么说我？”其实她是受台湾鸿禧大溪及地中海国际中心的聘请，出任网球顾问，同时也为香港Star TV担任网球球评。　　1996年迁居台湾后，胡娜开始积极寻找机会。先后得到那鲁湾、兄弟饭店及声宝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机构的支持，她选择了一处位于台北县碧潭的网球俱乐部参与经营。出任董事长后，俱乐部改名为胡娜碧潭网球俱乐部。“我一直想要有自己的俱乐部，而不只是充当顾问、教练。这样，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思经营，场地优先供选手练习，而不是付费的会员。”她说。　　2000年，胡娜挑了3个10岁出头的女孩，开始长期在她的俱乐部练球，詹咏然便是其中之一。2年后，她在花莲小学几百个孩子里，挑选了3个8岁的阿美族小女孩，带回台北县训练。当时这些孩子连网球都没见过。她想找的正是这种像张白纸的孩子，这3个女孩叫谭华娟、孙惠玲、杨佳贤，胡娜说，除了原住民天生的好体力，3人都有极高的运动天赋，也很单纯，爱好美术，也都家境清寒，其中有个孩子是孤儿。　　最近几年，胡娜至少每年陪父母回大陆探亲一次。对于有外界传言说她早年在美申请回中国，但多次被政府拒绝的说法，胡娜澄清说：“1993年，父母来美后不久，我的弟弟在中国出意外不幸过世。家人都想瞒着父母，所以在美多年，都没有提回中国的事。04年，父母还是知道了，要求回中国，所以才与他们一起回去。” 　　胡娜现在居住在台北县新店，依然单身。她说：“我真的没开什么条件呀！不一定非得是大陆或台湾人，但最好会运动，这样可以有共同话题。” 　　2008年夏天，她带着一手栽培的3位女孩回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胡娜说：“中国的14岁组竞争激烈，有200多人参加，这3个孩子没积分没排名，只能从预选打起，加上水土不服，不过有一个能打到复活赛第2名也算不错的经验。” 　　那一次北京之行，胡娜去了自己原来在国家队的老领队杨明训的家里，同时也请来了当年因为她而命运发生转折的老教练沈建球。阔别26年的恩怨牵挂，似乎都在那一天悄然溶解。杨明训开玩笑说：“如果那次我是领队，你还会不会跑？”胡娜笑不作答。　　2009年6月上旬，胡娜现身天津网球中心和塘沽滨海网球学校，她打算让3位女孩在天津训练一段时间，以备战接下来的全国青少年比赛。胡娜说自己的下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大陆再开办一所属于自己的网球学校。

中共著名特工潘汉年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堪称传奇，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潘汉年却遭到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1963年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劳改农场，1963年6月因“内奸”、“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7年3月关回监狱。1975年5月送往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1976年1月，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中国共产党籍，最终在1977年含冤病逝。潘汉年的人生结局可谓悲剧，然而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几乎贯穿中共历史，许多大事件他都参与其中，并在复杂的斗争中与毛泽东有着鲜为人知的恩怨。《钟山》杂志2011年6期发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撰写的文章《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披露潘汉年早年经历与其悲剧结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着，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二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2）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3）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这样，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成了以王明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从秦福铨的上述说法，可知潘汉年不但与博古莫逆于心，与王明也颇有“渊源”。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应该说是王明和周恩来共同的决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据说，正在宣传文化战线上长袖善舞的潘汉年，起先并不愿进入“隐蔽战线”。是在博古的劝说下，才当起了“特务”的。秦福铨也强调：“博古找潘汉年，谈到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央特科工作。”（4）三当博古向王明推荐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时，潘汉年已在王明手下当了数月宣传部长。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议，让潘汉年成为新特科的领导人之一，也一定因为这数个月的宣传部长，令王明很满意。这也就意味着，潘汉年也已获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时候，潘汉年就深得“国际派”头两号人物的宠信，他后来的命运其实就已注定了。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铨书中说，王明临行前，单独与博古谈话，要博古“切记”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断而又有特别严重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报告时，须派一秘密联络员到莫斯科。这个秘密联络员全权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产国际报告情况，王明也只相信这一人的话。这样，这个秘密联络员就必须事先约定。而博古又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潘汉年。所以，当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汉年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5）1933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潘汉年便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这样，6月间，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在这种时刻将潘汉年调离上海，也应该视作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潘汉年的特别爱护。情报工作是潘汉年的本职。越是形势险恶，越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在上海为党工作。但博古显然不愿意潘汉年出事。潘汉年此时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还是王明与博古约定的秘密联络员。当然，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博古当然不能拿这秘密联络员冒险。秦福铨书中说，看到潘汉年也终于到了瑞金，博古喜形于色，“留潘汉年同宿”，连床夜话，亲如兄弟。王明赴苏联前要博古“切记”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苏区”，要确保这块“苏区”成为中央的根据地。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这块地盘，本来实际掌握在毛泽东这一派人手里。现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当然中央要把这块地盘直接管起来。如果中央信任毛泽东，那毛泽东的日子还会好过些。但王明、博古这些在苏联的油锅里炸大了的面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泽东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确信毛泽东不可能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便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实际权力。博古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四岁，但他是中央负责人，又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毛泽东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心情是极其郁闷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党史常识。潘汉年虽然没有到苏联去吃过面包，但他一到瑞金，就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打得火热。张云所着的《潘汉年的一生》有这样的叙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6）这真是几家欢笑几家愁！正在“愁”着的毛泽东，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笑脸，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他当然也看见和听见了潘汉年的笑，并且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击。虽然反击的力度很大，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拉下了马。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取代博古的，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知道，现在还不是与“国际派”决战的时候。现在还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因为在此前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国际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拉下马。毛泽东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党首，但毕竟回到了最高决策层，尤其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夺回了。这当然是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前任党首博古，于公于私，都必须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说，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决议，也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通讯早已中断。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在这一点上，王明还真算有先见之明。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便找来潘汉年密谈。据秦福铨书中说，博古将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博古本就是要潘汉年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汉年记在脑中，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会议过程，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说明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权力中心。秦福铨说：“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7）放弃最高权力，对于博古来说当然不好受，否则就没必要哭了。而作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让潘汉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反正这一天，两个小同乡相对而泣了。博古派潘汉年赴苏联请示，毛泽东当然十分关心。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会议决议，那就一切都是白费劲。当然，潘汉年被博古选中，无疑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潘与王明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仅仅派潘汉年一人赴苏联，毕竟很不保险。万一潘汉年途中出事，岂不糟糕。博古与周恩来商定，再派陈云赴苏，由周恩来向陈云交待任务。潘、陈两人当然分别行动。1935年2月上旬，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出发，于是年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个多月。据秦福铨说，王明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对博古交出最高权力表示遗憾；但最高权力交到了张闻天手中，又让他觉得情形还不算太糟。张闻天毕竟也是他那个集团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政治上毕竟还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张闻天的最高权位，很快便形同虚设。此后，他那个“国际派”将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无呼风唤雨的可能。四在潘汉年、陈云奔赴莫斯科途中时，共产国际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号召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根据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国民党建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顺便说一句，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全部成员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意味着，王明与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日而语”了，可以“并驾齐驱”了；意味着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了。据说，在宣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样，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8）这一刻，王明一定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没错，这种幸福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不过，当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从天而降时，还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延安，还是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来到延安。这也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对其表现得那样恭敬。国际共运的领袖，这身份令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出某种敬畏。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时传达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也必须尽快让国内的中央知晓。1935年10月，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这些指示和精神。当然，潘、张两人必须分头行动。在潘汉年离开中央赴苏联期间，中共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变故，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中央发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张、周们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会合后，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毛泽东们与张国焘发生根本分歧。毛泽东们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后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独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他手中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毛泽东们。这时，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中央负责人，但实际的决策者已不知不觉间成了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泽东的中央为非法，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极为头痛的事。毛泽东与“国际派”较量，依靠的是在军中的威信。“国际派”在军中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他们终于败给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却无法靠军中的威信战胜张国焘，因为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数倍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正在毛泽东忧心如焚之际，张浩从莫斯科来到了他身边。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产国际工作。这次，王明派其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张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张浩是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使毛泽东心头一亮，马上想到了制服张国焘的妙策。秦福铨书中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张浩密谈，请求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说明自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一开始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因为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的这档子事，根本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一个中央。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约张浩密谈。毛泽东强调，分裂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共产国际既然已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没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产国际不能承认的。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授权张浩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即便“假传圣旨”，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的“圣意”。应该说，毛泽东这番话，并非全无道理。张浩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于是连连致电张国焘，声称共产国际要求张国焘取消他那个另立的中央，归顺陕北的中央。张国焘不能不买共产国际的账。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他那个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军队就会被国共两党都视作是“匪”。秦福铨书中说：“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四方面军的指示，全是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9）张浩致电张国焘事，肯定是真的，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说到了此事。当然，说法与秦福铨稍有出入。张国焘说，张浩一到陕北，“立即致电给我”，并且此后“电报源源而来”。据张国焘说，张浩向其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关于分裂问题，张国焘这样叙述张浩的电报意见：“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10）从张国焘回忆看，张浩出面解决分裂问题，确有其事。按张国焘的说法，张浩并未劝其“归顺”陕北，只是说双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张国焘的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就意味着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当然有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张浩如果真的提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那倒真是在对抗共产国际的“旨意”，张浩应该不会干出此等事。再说，这样的提议，十分滑稽，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不管张浩致张国焘电报具体说了些什么，反正张浩在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帮了毛泽东的大忙。那么，理应与张浩同时起程回国的潘汉年呢？五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一种新的密码编制方法，并默记一套新编密码，以供回国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之用。密码不能记于纸上，只能牢记在脑中。背熟、默写、烧毁；背熟、默写、烧毁，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一字一码，都必须钉子一般钉在脑中。做到这一点，便用去了三个来月。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令王明十分兴奋。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一定是因为已知晓了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如果与中共再次携手，就可能在抗击日寇中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援助。在王明与邓文仪的晤谈取得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汉年尽快回国，向张闻天汇报与邓文仪接触情形，并要张闻天将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当作头等大事。潘汉年于1936年2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腊，但因希腊发生政治动荡，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汉年才从陆路到巴黎，再从马赛乘船，五月中旬才到达香港。到达香港后，潘汉年才获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陕北。但潘汉年并未立即与陕北联系，而是按与邓文仪约定的方式，向陈立夫发出信息。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潘汉年顺利到了南京。潘汉年到南京时，已是七月下旬。潘汉年本来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当陈立夫弄明白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当潘汉年在香港与陈立夫联系并试图在南京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陕北的中央在他眼里仿佛是不存在的。这其实颇有些违背常理。而潘汉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王明的命令。陕北的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本是王明集团的要员，听从王明的命令就等于听从张闻天的命令。在潘汉年看来，在时间很紧急的情况下，执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经张闻天同意，张闻天决不会怪罪。但潘汉年不知道，陕北的中央，名义上以张闻天为首，但实际上已是毛泽东掌门。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的此种行为，说明他眼里只有王明而没有他毛泽东，说明潘汉年只认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不认陕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说明潘汉年仍将王明的话当作“最高指示”。这当然会令毛泽东极其不快。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际情形，似乎比潘汉年更清楚。蒋介石、陈立夫知道，与中共的合作，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没有陕北中央的同意，没有陕北中央的授权，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就没有实际的合法性。再说，潘汉年试图代表中共直接与陈立夫谈判，也同样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两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根本不对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际掌管者，而潘汉年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情报专家，一个信使。陈立夫派一个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相见，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汉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国共正式谈判开始，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先期与陈立夫接触，又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了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种种应该汇报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汉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秦福铨书中说：“但潘汉年在向张闻天汇报中，回答张闻天的询问时，说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11）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将与国民党谈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秦福铨书中说，在决定派谁先期与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过争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都主张派潘汉年，而毛泽东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2）这让我们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指令，如果能够，潘汉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审查了。争议的结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意见占了上风，还是决定派潘汉年先期与陈立夫会谈。这说明，在1936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是中共实际的核心，但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后的“整风”或许就没有必要了。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铨告诉我们，临行前博古约潘汉年密谈。我们记得，当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启程赴苏联前，博古与潘汉年有过一次深谈。那一次，博古把遵义会议的详情、把党内斗争的最隐秘的细节，都对潘汉年和盘托出了。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党内又有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共甚至几近分裂。博古此番约潘汉年谈话，首先就是要把这期间党内斗争的详情以及现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向潘汉年说明。不过，博古这次向潘汉年交底，与上次性质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汉年详细介绍最高层的斗争内幕，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潘汉年传达给王明和共产国际，因此也不能说是违反组织原则。但这一次，博古向潘汉年透露高层机密，却纯粹是出于私人友情，是为了让潘汉年知道在党内应该怎样立身处世。从这也一点也可看出，博古与潘汉年，的确交情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