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在中国大地上，江姐这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而说出的“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这振聋发聩的话语，被无数人们引为战胜困难的座右铭。江姐钢铁般的意志让人肃然起敬，而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柔肠百结的情感故事，更是催人泪下。组织决定让他们假扮夫妻 1943年5月，在成都工作的江竹筠接到了组织给她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回重庆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当时彭咏梧的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十几个人的单身集体宿舍，这对开展地下活动非常不利。恰巧在这时，中央信托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彭咏梧以家属要来的理由申请分房。作为业务骨干，彭咏梧的申请得到同意，他分到了一套住房。但是，彭咏梧要求把在云阳的妻子、孩子接来的请求却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根据地下党组织决定，彭咏梧从云阳、万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重庆。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而妻子谭正伦借钱与人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也刚刚开张，无法脱身，于是她回信给彭咏梧，希望过段时间再去重庆。谭正伦的这封回信，却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因为，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破坏和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彭咏梧来重庆时，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过职员，因此，如果他与云阳老家的通信被特务邮检发现，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而现在，正需要有家庭做掩护，彭咏梧提出把妻儿接来，本应是可以的，可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江竹筠，1920年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入由慈善家刘子如和李铭义合办的孤儿院小学读书。 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向来文静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坐不住了。暑期到了，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潜心帮助母亲谋生，而是和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话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 1939年春天，江竹筠读高中。就在这年的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命。 1941年，21岁的江竹筠完成了中华职校会计专业的学习，被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她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1942年下半年，江竹筠与她的上级区委书记魏兴学接头时，两次发现有人监视，于是党组织立即决定她转移撤退。江竹筠离开慰劳总会，考入綦江铁矿当会计。 1943年初，组织决定安排江竹筠到成都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合作社工作。一种特殊情愫在他们心中悄悄滋生对于彭咏梧来说，他与江竹筠虽未曾谋面，但却是神交已久。从1941年8月起，彭咏梧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的上级魏兴学向彭咏梧经常讲到新市区女区委委员江竹筠，说她虽然年轻，却稳重、干练，不仅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而且把沙坪坝一带高校的工作领导得隐蔽且卓有成效。可是没想到，他和江竹筠的相见竟会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对于江竹筠来说，这份任务的困难绝不亚于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扮假夫妻确有很多具体问题。朝夕与一位男同志在同一间屋里共同生活，白天是一套，晚上是另一套，又要使旁人看不出是假的，这毕竟不是在舞台上演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万一露了馅怎么办？还有，假扮的时间有多久，要是时间长了，真的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假扮夫妻的生活考验着彭咏梧，也考验着才23岁的姑娘江竹筠。刚开始时，她是那么不习惯。邻居称呼她“彭太太”时，她差一点忘了自己已“为人妻”，以为不是叫她。她立即警觉起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有强烈的掩护组织领导的责任感。那时，彭咏梧有严重的肺病，工作担子重，急需合理调配膳食。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送到他的桌上。邻居们发现，彭咏梧虽是白领阶层，却没有当时那种成功男人们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对江竹筠十分尊重和爱护，除了必要的应酬外，他总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帮着做一些家务。家里的重体力活，他总是抢着干。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去散步。邻居称赞说：“这对年轻人真有教养，没听见吵半句嘴！” 为了使这假戏真做到位，江竹筠毅然决定把彭咏梧以她“丈夫”的身份介绍给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江竹筠还带着彭咏梧去拜访三舅李铭义，稍闲时还将亲朋好友约到一起聚会。她亲热地叫彭咏梧“四哥”，亲友们也跟着她这么称呼，而彭咏梧也亲热地称她“竹”。人们都以为他俩是一对真夫妻，就连江竹筠的母亲也一直以为彭咏梧就是自己的女婿。在这个“家”里，她关起门来就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彭四哥的指点，这样的机会到哪里找呢？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后，她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联系实际扎实地学习整风文件。她总是不断地向他的“假”丈夫、“真”领导虚心求教，彭咏梧也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解释。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身上悄悄地滋生，但是，谁都没有捅破感情上的最后一层薄纸。两地分离，剪不断、理还乱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被特务跟踪。她们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于是江竹筠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庭”。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次分离，也让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这种情感的折磨很快就结束了。当时组织上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组成正式的家庭！当得到这一喜讯时，江竹筠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从内心里，她是那么地爱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期盼已久的。但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他的妻子——幺姐谭正伦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付出那么多的好女人。虽然彭四哥也深爱着自己，但他是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如果是这样，她岂不是陷自己最爱的人于不义之中吗？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他俩都万分激动。这迟来的蜜月让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俩的心中又都深藏着另一份复杂情感——对谭正伦深深的歉疚。转眼暑假就过去了。亲历了重庆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盛况，带着新婚蜜月的喜悦，1945年8月下旬，江竹筠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学继续读书。在学校，江竹筠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运中。这时，她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他们爱情的结晶也悄然来到了。但当时不能通信，为了让丈夫及早知道，她甚至步行几十里路从成都九眼桥到金牛坝，将这一喜讯告知在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好友何理立，希望她能有机会带信给彭咏梧。但何理立此时已回重庆，不再到成都，只有好友王珍如。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珍如。怀孕后的江竹筠，克服了妊娠反应带来的痛苦，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习和投身于学运之中。这个寒假，江竹筠没有返回重庆与丈夫彭咏梧团聚，而是留在了成都。为革命，生子后坚持做了绝育手术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生产了。她借住到川大附近文庙街姓丁的中学女同学家里。4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难产，她的同学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由于难产，需要做剖腹手术。手术前，江竹筠作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在做剖腹手术的同时，为自己做绝育手术。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孩子，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如今斗争越来越残酷，前方的道路更加艰辛，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只能忍痛割爱啊！在她的再三坚持下，好友董绛云签了字，医生才给她做了绝育手术。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虽然很难过，但对江竹筠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看了看一旁的董绛云，说：“孩子是云阳人，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又是在董绛云她们帮助下生的，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 1946年7月中旬，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返回重庆，负责布置好市委的机关，协助老彭搞宣传和学运工作。江竹筠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丈夫彭咏梧的身边。江竹筠以丈夫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江竹筠舅父的帮助下，她去了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江竹筠和彭咏梧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感情一天天深厚。但他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叫他俩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大儿子彭炳忠。 “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 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堂弟谭竹安！自从收到丈夫的信后，谭正伦就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 1941年，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临行前，谭正伦紧紧抓住堂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 到了重庆，谭竹安除了读书，假日时间几乎都用在寻找姐夫的事情上。他四处托关系打听姐夫的下落，但都是无功而返。 1943年冬天，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进了社址在较场口附近的《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开始，谭竹安只说是打听亲戚的下落，方卓芬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并对他违反地下组织纪律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谭竹安只好把他和彭咏梧的关系以及他姐姐的情况和盘托出。他震惊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决定干脆对幺姐瞒下这件事情。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老彭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豪不影响我对你的爱，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 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你能谅解吗” 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才轻轻地说：“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种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竹安弟，你能谅解吗？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的助手，对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在这艰险的地下工作中不能替代的啊！江竹筠的人格力量，终于化解了谭竹安心中潜存的幽怨。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一别成永诀 1947年，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的手中。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泪水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整整6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结果！谭正伦理智地思索着这情感的变故，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我答应，我会很快来重庆的…… 在谭正伦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回来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1947年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他们扮做夫妻还乡，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彭咏梧和江竹筠在那里与地委商定：由彭咏梧指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涂孝文负责万县、开县为第二线。会后，彭咏梧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同时，彭咏梧决定江竹筠立即回重庆，一是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二是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三是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临行前，她把带去的鱼肝油交给老彭，再三叮嘱他要坚持吃，同时她还嘱咐同去的吴子见提醒老彭按时吃药。那一天，江竹筠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又罩上来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他俩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看见“表姐、表姐夫”这样子，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消息到重庆后，江竹筠强压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谭正伦是否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姐姐已来信了，就在这几天到重庆。”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着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抱着云儿，抬头痴痴地看着云儿，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叫了一声：“妈妈。”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好不容易说服了王珍如，江竹筠连夜带云儿回到市区，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4名干部启程返回下川东。23日，他们一行到达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按约定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31日，他们在这里呆了整整7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说，虽然未经证实，江竹筠却已经预感到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当听到彭咏梧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的情节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卢光特的一句话，使江竹筠猛地止住抽泣。卢光特说：“还是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吧。” 强作镇定的江竹筠，忍着内心的悲痛与卢光特、吴子见一起研究应变措施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根据商量后的决定，江竹筠等一行立即撤离。她和带去的4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8人分头离开董家坝。按照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去云阳、奉节一带开展工作，刘德彬、周毅继续留在万县。江竹筠则和卢光特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暴动失败的情况。 1948年2月7日晚，江竹筠和卢光特到了重庆。当晚，江竹筠便设法与川东临委联系。第二天，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的情况后，江竹筠向组织表示：希望派她继续到下川东去工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痛苦的江竹筠却独自一人在十分冷清的大街上徘徊。四周不时传来的零星爆竹声，触发了她压抑已久的痛苦，想起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她也懒得克制，任凭泪水流淌。但她很快警醒，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是容易招致怀疑的，必须找一个住处。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但是，何理立发现，一向乐观的江竹筠今天却显得情绪压抑，闷闷不乐，时时失神，答非所问。大年初一母子两人哭作一团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告诉何理立，她准备到蒋一苇家，一来看看云儿，二来也顺便给蒋一苇家拜年，感谢他们对云儿的抚养。蒋一苇家在枣子岚垭。这天，蒋一苇和陈曦带着两个孩子到亲戚家拜年，因为亲戚知道他们有几个孩子，所以不便带彭云，就特意让陈曦母亲留在家里照看小彭云。江竹筠到了蒋家，向陈妈妈作了自我介绍，道了拜年的话。当见到儿子彭云时，她一步跨上前去，一把抱起儿子，亲他的脸，吻他的腮。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她就是把自己从王珍如妈妈那里接出来的那个亲妈妈，便欢快地叫起来。“妈妈！”这一声呼喊，触动了江姐对丈夫的哀伤，她一把搂紧彭云哭泣地说：“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痛哭失声，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小脸上。小彭云见妈妈这样恸哭，也撇着小嘴放声大哭起来。云儿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整理家务的陈妈妈，她连忙跑出来，发现母子两人哭作一团，大惊失色。当她告别陈妈妈和云儿的时候，云儿却紧紧抓住江竹筠，说什么也不放手，并大声哭喊。此时，江竹筠心如刀割，她一下一下地抹去儿子脸上的泪痕，一边不停地哄劝，但她自己却已是泪珠涟涟。好不容易哄儿子放了手，江竹筠赶紧离去，途中，仍一步一回首，一步一饮泣，直到听不见云儿的哭声。蒋一苇夫妇回来后，陈妈妈对他们说：“江竹筠才怪呢！老大初一跑到这里来哭，莫非是怪我们没有给她把孩子带好？”陈曦也感到不理解，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何理立。何理立也不理解一向沉静的江竹筠为何失态，问道：“今天大年初一，你到别人家里哭，为什么？” 面对朋友的责难，江竹筠沉默了片刻，突然向何理立问道：“二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何理立很觉奇怪，便说：“江竹筠，你在想啥子呀？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那时你们住在一起，不就熟悉了吗？” 这时，她才将老彭牺牲的情形告诉了女友，两人抱头痛哭一场。

许光是开国上将许世友的长子、前河南省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其他一些位高权重的红二代不同，一生低调的他一直蜗居在县城里一套70平米的老式单元楼的居室里直到去世。本文摘自2014年4月5日《河南日报》，作者胡巨成，原题为《将门布衣——追记许世友将军长子许光》。年轻时的许光新县小潢河边，一栋普通的单元楼里，一套简单的居室。泛黄的墙壁，斑驳的裂痕，上世纪60年代的军旅皮箱、70年代的老木柜子、80年代的简易木床，一根看不清颜色的绳子下吊着昏黄的灯泡…… 惊叹、感慨、质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这不到70平方米的“蜗居”，竟是开国上将许世友的长子、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光的“寓所”。 3月下旬的一天，许光之子许道仑领记者造访了这间小屋。小屋客厅里的挂历，还停在2013年1月5日那一页。道仑说上一页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亲手扯掉的。翌日，84岁的老人就永远离开了小屋，离开了他的至爱乡亲，离开了他毕生不愿离开的大别山。山人同悲。大别山松涛阵阵，为老人的离去悲泣，同时也述说着她忠诚的儿子——许光忠孝两全的动人故事，解读着这位“将门布衣”的不朽传奇…… “我想当兵，像父亲一样报效祖国” 1931年冬天，大别山峻冷的山道上，一位老妇人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几件锅碗瓢盆，一头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大革命失败了，鄂豫皖根据地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妇人许李氏就是其中的一员。丈夫早逝，儿子许世友随红军转战川陕，家里只有她和媳妇带着两岁的孙子逃亡度日。孙子小名黑伢。两年前，红军将领许世友与结发妻子朱锡明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中，给了他生命。但仅仅两年相对安生的时光，鄂豫皖根据地失守了，大别山血雨腥风。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7岁的黑伢就参加了儿童团，边逃难，边斗争，在大别山深山老林中九死一生。有一次敌人扫荡根据地，下令放火烧山，姑姑带着黑伢躲在山洞里三天三夜。姑姑的头发都被烧焦了，终于保全了黑伢。后来，姑姑冒险下山给黑伢讨来几块硬窝头，饥饿的黑伢一口吞进去，被噎得眼冒金星。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期盼中的黑伢在解放时仅有5万人幸存的新县大别山区顽强地活了下来，他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传说中的父亲。 1948年映山红盛开的时节，在父亲老战友王树声将军的帮助下，黑伢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当时和他一起到山东去见父亲的还有一位亲戚的孩子，许世友拿了两个名字让他们挑，一个许光、一个许辉，黑伢挑中了第一个。从此他有一个很敞亮的名字：许光。当父亲问及许光想干什么时，许光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当兵，像父亲一样报效祖国！” 许光的春天真的来了。参军入伍后，许光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第十二步兵学校、第五航空兵学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本科学历的海军军官、北海舰队的首批舰艇长。在山东上文化速成中学时，许光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班主任李心田老师，他结合几位将军后代传奇故事，创作出的小说《闪闪的红星》，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黑圆脸、大眼睛的“潘冬子”成了一代中国青少年向往的偶像，许光就是潘冬子的原型之一。在北海舰队，许光始终在一线战斗部队接受摔打磨砺，始终向战友隐瞒自己是许世友将军长子的身份，始终用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学习、训练，出色完成了海防巡逻、重大演习等战备训练任务，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嘉许，先后6次立功受奖。从逃难少年到共和国优秀的舰艇长，脱离苦海的许光可谓否极泰来，风鹏正举。就在此时，许世友将军却遇到了一个生活中不小的难题：将军的母亲十分惦记一手带大的许光，经常长途跋涉到部队探望，但又不习惯在城市长住，执意回老家。母亲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再来回奔波如何是好？许世友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艰难的决定：让许光回家照顾奶奶，替父行孝。然而，对许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在海军13年，留下，肯定前程无量；回家乡，就意味着舍弃，意味着牺牲。但面对父亲的殷殷重托，许光不能说“不”。他知道在父亲的情感世界里，占有绝对位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是奶奶。“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替老母守坟。”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父亲常为自己参加革命后，奶奶遭受的灾难和折磨而深感不安，常为自己不能侍候老人而倍觉歉疚。父债子当还。许光敬重父亲，也离不开含辛茹苦的奶奶。那天，许世友将军摆下家宴，叫上工作人员，为许光送行。父亲含着热泪对许光说：“你是我的好儿子！我现在军务繁忙，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许光含泪允诺。家宴之后，许光默默打点行装，回到了新县。从此，共和国的军营里少了一个聪颖干练的“帅才”，而老区新县，却多了一名勤勉踏实的干才。 “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回到穷乡僻壤新县，巨大的落差被许光很快“削平”了。这位县人武部普通参谋，除了工作，照顾奶奶成了他的全部使命。奶奶习惯生活在乡下老屋，不愿来县城，为了奶奶，许光用父亲寄来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经常来回跑。奶奶喜欢吃什么，许光就想方设法给奶奶做什么。一有时间，他就住在乡下，陪伴奶奶。半年后，94岁的奶奶驾鹤西去。许世友正在东海前线指挥海防备战，实在无法分身，许光代父为奶奶送终。其时，家里生活十分拮据，为了安葬奶奶，许光从乡供销社借来300元钱，安葬完奶奶已所剩无几。后来，父亲安排人送来了200元钱。欠下的100元债，许光和妻子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才慢慢还上。办完奶奶的后事，部队有意让许光重返军营，但却被许光谢绝了。后来有人猜疑是不是和父亲怄气？对此，许世友的夫人田普说：“肯定不是，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听过许光在他爸爸面前抱怨过一次，许光这一点，和他爸爸非常相像。” 父子连心啊。当年父亲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那是乡亲们需要革命，需要改天换地。而今天，家乡需要建设，乡亲们需要富裕生活，乡亲们需要他留下。“出走”和“留下”是两代共产党人无私的选择！除了家乡的建设外，许光留下的理由还有父亲极其看重的一个“孝”字。奶奶去世一个月后，许光的伯母（许世友将军的嫂子）也不幸去世。许光送走伯母，又要照料膝下无子的伯父，许光的心中有太多的难以割舍。当年父亲一走数年杳无音信，是奶奶强劝母亲改嫁，解放后那家“成分”不好，母亲日子难过，从部队回乡的许光承载着母亲的全部希望。许光能撇下他们走吗？ 1965年至1977年的这12年间，许光在家乡送走了奶奶、母亲、伯父等五位亲人，还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孀养老送终。若干年以后，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有一集专门演许光替父行孝的故事。正巧被回家探亲的大女儿许道江看到了，她就把父亲拉到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讲你的故事呢。”许光眯着眼睛，看了看电视里的父亲和自己，非常平静地说：“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有啥可演的！”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有所作为” 大别山，英雄山。这里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首府所在地，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数十万大别山儿女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托起了新中国太阳，也为家乡赢得了革命老区的光荣称号。然而，老区也意味着贫困，意味着百废待兴。从军营回来的青年干部许光，为改变老区面貌，一头扎进家乡建设中，在新县这张“白纸”上添加了绚丽的色彩。 1969年夏天，许光担任新县人武部军事科长兼县邮政系统军事代表，负责建设千斤乡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没有任何道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上山全靠肩挑背扛。许光带领民工们在山间荆棘丛林中摸爬滚打300多个日夜，最终建成了微波站，新县与外界的电话全通了。后来他又带领民兵架设高压线路，几吨重电线杆，他和民兵们一根根往山上扛，一根根往山里“栽”，35千伏的高压线路架通了，华中电网的电能不断地输向新县。明亮的灯光下，老区人对山间架线的那群后生满怀敬意。全县的几千个有线喇叭也是许光领着民兵安好接通的，山里人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一天深夜，突发山洪。许光担心军事设施遭水毁，来不及照料高烧中的妻子，把水和药往床边一放，“自己喝吧”，说着就消失在雨夜里。等抢救完军事设施回来时，天已放亮，许光俨然成了一个泥人。还是一个雨夜。已担任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许光凌晨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暴雨警报，便迅速赶到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处理险情。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猛然陷入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里，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许光摔到前挡风玻璃上，昏迷了三天三夜，头部5处伤口，缝了近20针，牙齿也被磕掉了几颗。经过十多天的全力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伤情稍有好转，许光又上前线了，他跑遍了全县水库的角角落落，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面前，新县所有水库没有发生任何险情。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有所作为。”这是许光写给父亲许世友信中的话。父子俩家书不断，说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新县的建设、乡亲们的生活。儿子总在信里说，新县很好，发展很快，家乡又有新变化，每次接到家书，许世友都特别高兴，常常免不了为此多喝两杯。 “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你们更不能再戴！” 许光去世后，亲人在整理遗物时，打开了他从不让别人看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多年来与父亲的来往信件，连信封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 1979年和1980年，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长子许光写了亲笔信，立下遗嘱，死后要埋在母亲身边，并分两次共寄了250元钱做棺材。将军非常看重长子，长子也无比热爱父亲。多少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年许光都要到南京看望父亲，但回来却从不言语，有人问起，他顶多就一句：南京情况很好。许光有四个孩子，两子两女，都是爷爷取的名，“昆、仑、江、海”，爷爷希望他们都能自强自立，磊落大气。这也是许光的“精神堡垒”。光明磊落做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半点私利，已成为许光一生没有逾越的“清规戒律”。回到新县40多年，许光先在武装部一干就是20年，历任参谋、科长、副部长，直到转业，还是一个老副团。许世友将军去世后，武汉军区的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军区机关工作，被他婉拒了。1982年，由于工作突出，省军区拟提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但许光主动提出要转业到地方工作。 “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你们更不能再戴！”许光经常这样严厉告诫子女。这是许家近乎苛刻的“家规”。大儿子许道昆1978年高中毕业，恰逢许世友将军的老部队——江苏省军区在新县招兵，时任该县人武部副部长的许光又是全县征兵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因为道昆不满18岁，他拒绝了儿子当兵的请求，让他下乡当了一年知青，翌年才应征入伍，去的也不是许世友的下属部队。二儿子许道仑在新县高中上学时，每天夜晚9点钟下晚自习，许光要求儿子9点20分必须到家。学校离家足有3公里远。下课铃一响，许道仑就跑步回家。即便这样，还是有两次超过了规定时间，许道仑吃了“闭门羹”，只好借宿在邻居家。后来道仑也到部队当兵，当了几年大兵就复员了。复员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许光高兴地告诉儿子，“回来好啊，回来还是二级工啊！” 两个儿子至今都是县里的普通职员。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每次回家探亲下了火车从信阳到新县，还要坐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已经是县领导的许光也没有用公家的车接送过一次。许道江说，因为父亲的“苛刻”，她养成了从不向父亲开口的习惯。在部队，她牢记父亲教诲，依靠组织培养和个人努力，一步一步成长为二炮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二炮第一个军事学女博士。小女儿许道海信阳师院专科毕业时，有机会到河师大继续深造，或者留在信阳工作，但许光却说，“回新县有什么不好，新县教育正需要人呢。”就这样，道海成了新县一名普通教员。妻子的堂弟杨定根是许光的忘年交。两人喜欢一块儿喝酒、打猎、摄影。许光鼓励杨定根，“年轻人干工作，一要入党，二要得奖。”后来杨定根入党了，也被省文化厅评为“先进工作者”，便向许光提出能否帮他从泗店乡文化站调到县里工作。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刚刚还和他聊得很投机的姐夫“风云突变”，十分严厉地批评他，“你个人搭梯个人上，想让我给你搭梯，没门！” 对待别人，许光却乐意帮忙。一次，有外地人到新县买化肥，找到了素不相识的许光。许光亲自跑到县化肥厂，协调了几吨化肥。为了表达谢意，对方买了些时令水果，许光说什么也要对方拿走，妻子怨许光不近人情，但许光却说，“帮他买化肥，是为了不耽误生产。但如果收了人家的水果，就是搞不正之风！” “你上山砍柴，我以一斤一分钱的高价收购” 怨归怨，但在妻子的心里，丈夫就是一座山。 1958年，许世友回家看望母亲。老家田铺乡完小不到20岁的年轻女老师杨定春，被叫到将军跟前，将军说了六个字：人很忠厚，可以。从此，命运之神就把这位扎着小辫子的潢川师范高材生和英武帅气的将军之子许光绑在了一起，半个多世纪相依为命，善解人意的妻子，山一般宽和的丈夫，相濡以沫。那年，许光从部队回来照顾奶奶，杨定春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有过随军的梦想，但丈夫回来了，不愿再回部队，她坚信丈夫一定有他的道理，丈夫的决定就是她的安排！几年后，父亲一度遭遇噩运，南京的造反派们不依不饶，老家新县也有人叽叽喳喳，许光百思难解，一言不发，成天被纠缠在自己喷吐的烟雾里，剧烈地咳嗽着，思索着。妻子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帮他把烟叶揉碎，用报纸一根一根卷起。她理解丈夫，沉默可以让混乱的心变得清澈。那时候，许光夹着烟卷的手常常在颤抖，而身边的妻子正是抑制这种颤抖的最好良药。杨定春在50来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发作时，生活不能自理。20多年来，许光一直细心地照顾妻子。杨定根有一次去看望生病的姐姐，见姐夫正在洗衣服，炉子上还煨着汤。杨定根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英雄还会干这些家务。姐姐告诉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帮着洗澡、洗脚都是许光。 2013年1月6日，许光在弥留之际，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不愿松开。杨定春读懂了丈夫的话：没想到我比你先走，我走后，谁来照顾你呀？杨定春也握着丈夫的手，哽咽着告诉他：你放心吧，为了你，为了孩子，我会坚强地活下去……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们眼里，严厉的父亲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许道仑小时候身子骨一直较弱。1980年暑假前，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要和儿子做一笔生意：“你上山砍柴，我以一斤一分钱的高价收购。”道仑一听，高兴坏了，市场上一斤柴才五厘钱呢！那个暑假，许道仑都是在西大山上度过的，每天至少能砍两大担柴。有一天，为了多砍些柴，天黑了许道仑还没下山，不曾想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熟悉的大山。正在担惊无助时，听见了母亲熟悉的声音……难忘的暑假过去了，许道仑收获颇丰，不但瘦弱的臂膀有了肌肉块，而且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得了“巨款”。从父亲手中接过“巨款”的那一刻，许道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到青海当兵临走时，道仑兴奋地坐上了大解放车，同伴们和家人依依不舍地分别让他心里酸酸的，突然，在送行的人群中，他看见了父亲在向他挥手，眼眶一下子湿了。道江小的时候，父亲就坚持让她学打乒乓球。为了不耽误上学，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亲自把女儿送到体委，打完球再把女儿送到学校。寒冬酷暑，从不间断。而在同事们眼里，许光敦厚、仁爱，有时善良得像孩子。梅雨季节，人武部军事科科长许光对同事说，房子有点漏，咱们一起上去“检检”吧，还没等把大伙召集齐，科长自己就上了房顶。县城有一个高个乞丐，据说是退伍兵，有些好逸恶劳。许光每次看见，都得给些钱，同事都说他“纵容”。有时和同事们一起路过，他不好意思，就说还有点事，让同事先走，其实又转身给高个送钱去了，有年冬天还专门为高个买一套被褥送去。他说，看不得这些苦难中的人，会牵动少年时的苦难记忆，每次看到就生出深切的痛苦与同情。 “比起有的红军后代，我们应该知足了” 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的小潢河，穿过新县县城，静静地向下流淌。小潢河边，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在散步：一身干净的军便装，一双解放球鞋，手里经常掂一把20年前的黑雨伞，下雨时撑开挡雨，天晴当拐杖。这，就是退休后的许光。怀旧，商人会去他发迹的街市，演员会去他成名的舞台，而许光，只能在故乡小潢河边徘徊。小名黑伢的许光就像大别山中一块与华丽绝缘的石头，在他外拙内秀的心里，生活在故乡是一种幸运。一年四季，大别山中的鹅黄嫩绿、姹紫嫣红都寄托着许光的无限情愫，那是他的父辈们用鲜血染就的啊。在新县匆匆人流中，他不过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过客，一袭布衣，一把雨伞，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垂垂暮年。 1992年，许光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办手续时有同事提醒他，退休和离休在待遇上相差较多，如果能够证明是解放前参加工作，就能享受离休待遇。事实上，早在1948年，许光就在部队穿上了军装，许多证人仍然健在。这本来是一件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许光却没有证明。当时一位县领导感慨地说，有的人伪造简历办离休，而许光符合条件却不去争取。许多身边的朋友对此不理解，许光却淡然地说：“比起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红军后代，我们应该知足了。离休和退休有什么区别？到了马克思那里，不都一样吗？”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淡定。在许道江的办公室里，一直存放着父亲的一套军便服：蓝色的上衣是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时的海军军装，领口、袖口已经泛白，军绿色的裤子也泛着岁月的白光。许道江说，这是她多年来为父亲做衣服的样板。父亲一生简朴，几十年一直只穿军便服。这衣服没地方买，她就在北京找了一家裁缝店，定期为父亲定做军便服。许光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当年孩子接二连三地生病，许光没有办法，忍痛割爱，80元卖掉了陪伴自己十来年的自行车。1974年，曾有恩于许光的王树声大将在北京不幸逝世，许光在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瞬间脸色苍白，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他多想到北京送王树声大将最后一程啊，但无奈囊中羞涩，竟连前往的路费都没有。许光抽的烟是人武部里最便宜的，自行车卖了以后只能走路上下班。常常有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私下里询问，他真的是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吗？在大别山深处，这个将军之子的身影显得深邃、费解，像一个谜。尊敬的目光中常常带着猜疑，但许光从不解释。然而，贫穷的许光有时却非常慷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到新县拜谒许世友将军墓的游客大量增多，新县旅游管理部门把将军故里开发成旅游景点并收取门票。对此，许光不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反而把住过多年、属于自己的“祖业”：许世友将军故居无偿交给了政府。为关爱生活困难的老红军，多年来，许光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节余”，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有人估算不下10万元。物换星移，新县已不是过去的新县，许光却还是原来的许光。一般说来，搬家都是越搬越大，越搬越漂亮。许光一生搬了几次家，却越搬越差。在人武部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干事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了他。 1982年，许光从人武部转业到新县人大，住房面积不增反减，当时许光迫不得已，还向人武部打了张借条，临时借用了两张木板床、一把靠椅和一个茶几。后来，县里条件有所改善，就将较宽敞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可没过两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二话不说，就带着家人租房住，把地皮无偿让给了人大，还动员一位县领导邻居也让出地皮。朋友提醒他要折价交换，许光却罗列单位和组织的一堆困难。家属楼建好后，许光一家就搬到了二楼西边只有6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尝遍了人生苦辣酸甜的老人，最后就栖身在小潢河边上这个普通的单元房里。前几年，许道江觉得父母年事已高，就争取县里补贴一点，自己负担一点，买了一处带院子的“小别墅”。许光知道后，对女儿大发雷霆：“你要想买房子，别打着我的旗号！”并且坚决拒绝去住。在这套许光居住了20多年的单元房里，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简朴”的震撼。客厅内，没有空调，卧室里的一台老式空调和墙壁一样变成了黄色。子女曾经提出给他更换液晶电视、安装空调，他坚决反对。一排排蜂窝煤整齐地码放着，已经落满了灰尘。一台当年300元还带安装的老式煤气热水器修了好多次，再打电话的时候，人家懒得理你。很多次，子女提议换掉，但许光坚持：“能用就行！” 在固执的父亲面前，子女们毫无办法，只好任父母和小屋一起“渐渐变老”。2012年11月，许光住院期间，许道仑请人重新粉刷了房间，但父亲的卧室最终原封未动。在这个“亮堂了许多”的老房子里，病重的许光只生活了个把月。 “这个钱我们要自己掏，别给县里增加负担” 2012年5月的一天，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主任医师蔡克银和心胸外科主任殷桂林被许道江领进了许家小屋。小屋的寒酸让客人震撼。更让他们震撼的还在后面：听女儿介绍说来了两位专家，许光不客气地说：“专家呀，专家应该到基层多给老百姓看病，怎么专给我看病来了？” 原来，此前许光在体检中被查出肺部有阴影，许道江十分担心，便邀请两位专家对父亲的病情进行会诊。许道江深知父亲的脾气，想让他们来说服父亲到大医院就诊，没想到，还是被父亲断然拒绝了，“我这个病在县里看看就行了，你们回去吧！” 许光的拒绝治疗让他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肺部癌症进一步发展。几个月后，蔡克银第二次来到了许家小屋，许光没再像上次一样不听劝，而是叮嘱子女，“这个钱我们要自己掏，别给县里增加负担。县里钱是有限的，给我花多了，其他人就少了。” 总算到了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入院时，医院考虑到许世友将军曾经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病人是许世友将军的长子，费用可以照顾缓交，许光坚决不愿意，非要二儿子道仑去交，最后亲眼看到儿子交了两万元才肯住院。住院后许光又和大女儿许道江较起真来。女儿想让父亲去住条件较好的一科病房，父亲坚持住在条件差些的二科病房，“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享受的！”二科病房的伙食标准是每天38元，国家补助一部分，个人只需掏10多元。但许光也拒绝享受这项待遇，他早晨吃馒头，中午也吃馒头。他常对医生说：“我级别不高，你们这样做，就违反了政策。我心里不安。” 为避免“待遇超标”，许光特别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住院20多天就闹着要回新县。许道江劝多了，他极不耐烦：“行了，二炮的领导，你回去吧，这儿也不归你管！” 女儿能不管吗？道江又设法从北京请了三位专家给父亲会诊。北京专家的忠告依然没有动摇许光要出院的决心。从1965年回到新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他是想家了，想新县了。他说，“我要回新县，新县多好，有山有水。”“这要花很多钱，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那么多钱。” 许光出院了。许道江十分痛心，“我个人一直从事卫生工作，服务过许多首长，对自己的父亲却无能为力。”她觉得自己白忙活了一个月，父亲非但不领情，不配合治疗，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呵斥她，她委屈啊。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回到新县一个月后，突发心肌梗塞，连夜又送到武汉，6点钟到医院，7点半心跳骤停，医院多方抢救无效。父女再见时，已是阴阳两隔。许道江哭得死去活来…… 隆冬时节的大别山，寒风凛冽。在许光家乡田铺乡许家洼村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坳里，林木葱郁，云雾缭绕。2013年1月10日上午，这里庄重肃穆，哀乐低回，新县县委、县政府在这里隆重举行许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严寒挡不住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们。他们中有许世友将军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许光生前亲朋好友，有全国各地了解许光生平事迹的仰慕者，还有数千名许光一生难以撇下的父老乡亲也自发地赶到现场，敬献的花圈摆满了许家洼的道路两旁，绵延数里。许光的墓地离许世友的墓地只有几十米，他最终回到了父亲的身旁，永不离开。李德生将军的儿子李和平感慨地说，“中国，难有许世友这样的父亲，也难有许光这样的儿子。” 心理学家陈文敏说，我觉得许光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的世界很光彩，也很充实，但我们一般人走不进去，他的价值观、幸福观和人生目标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尊敬也好，猜度也罢，仍旧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等待历史的结论。每一个站在许光墓前的人都不能不叹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为了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毫无保留地将灵魂和肉体一起奉上。而留给后人的只有宽厚和质朴，正气和忠诚。在共产党人许光看来，这已经足够了，这就是“将门”最好的传承，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