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自由党正设法支出超过10亿元未申领的福利，那些福利金本意是帮助低收入家庭，为子女专上教育省钱。 　　渥京多年来设法提高加国教育债券(Canada Learning Bond)的接收率，但只取得有限成功。这种债券为合资格儿童提供最多2,000元补贴，用于"注册教育储蓄计划"(RESP)。 　　据估计，180万儿童没有获得这种福利，占合资格儿童约三分之二。政府估计，至少9亿元福利金没有申领。政府最近采取实验措施，试图减少这一比例，调整向家庭发出的福利信件，令其更加个人化。这引致在7个月的实验期中，申请该福利的比例升4%，约118万元。 　　自由党计划从2018年年中开始，3年中耗资700万元，来推动这笔未申领福利金的支出。也会从2021年中开始，再花费500万元，资助社区项目，刺激福利领取比率。 　　联邦官员说，第一波开支，有助解决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其他福利项目低申领率，包括自由党打算2019年扩大工作入息税福利(Working Income Tax Benefit，WITB)、加拿大儿童福利(Canada Child Benefit)，而在2021年后，也有为低收入租客打造的住宅福利。 　　增加现有福利及税务优惠的接受率，其障碍在其他政府文件中也曾提及，那包括：低收入及原住民家庭首先要提交完整的纳税报表。个人要想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工作入息税福利，以及加拿大教育债券，报税是必须步骤。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到达中国北京展开他的第二次访华之旅，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公平的贸易伙伴关系是杜鲁多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是与中国公开渴望尽快进入实质性的自贸谈判不同，杜鲁多此行刻意降低两国开展正式自贸谈判的可能性，因为在自贸谈判前，杜鲁多需要中国政府给予保证，谈判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商贸领域。 　　在杜鲁多访华前，两国政府已经开展了数轮的"探索性"(exploratory)贸易谈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杜鲁多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杜鲁多此行首先想要中国政府同意一个自贸谈判的框架，这个被称为"积极性贸易议程"的谈判框架，包括了环保、劳工保护、性别平等和政府管理等中国政府十分敏感的诸多议题。早前，中国政府已反覆重申自贸谈判不应包括人权问题，但杜鲁多政府想要中国政府看到加拿大的"积极性贸易议程"已经成功在与欧洲、泛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国)的自贸谈判中取得成功。 　　这名匿名官员还说："『积极性贸易议程』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想在谈判中要其他人建立规则。加、中两国在前几轮的探索性谈判中都在收集信息，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条件。加拿大不感兴趣与中国签署像澳洲与中国签署的那种自贸协定，也不感兴趣零碎地、分领域地与中国谈判，因为如果两国只是签署不同商业领域的贸易协定，一个商业领域的原则很难适用另一商业领域，结果无法解决贸易纠纷。"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尚帕(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最近在演说中提到，加拿大希望"积极性贸易议程"能解决加中两国分歧，成为双方谈判的最高原则。他续称，今次的谈判对手虽强大，但加国不会放弃"积极性贸易议程"，反而会坚定不移地捍卫加拿大价值观，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然而，一些加拿大的智库专家对此并不乐观。卑诗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分析指："杜鲁多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不仅敢于反对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明确主张中国的未来肯定不会接受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模式；因此，中国政府在谈判人权问题上将更加收紧。" 　　多伦多大学Rotman商学院共同主任多布森(Wendy Dobson)认为，加拿大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展开自贸谈判，"因为两国需要事先建立一些谈判指导线，以避免双方因为互不理解而生枝节。" 　　加拿大驻中国前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说："和他的前任相比，习近平很少感兴趣市场的力量，更主张国家干预政策，更倾向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所以我认为杜鲁多与习近平的谈判会十分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马大维还表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白求恩大夫"以及老杜鲁多总理(杜鲁多的父亲))率先建立加中正式外交关系，都是杜鲁多在谈判桌上可以打出的感情牌。

  　　一名卡尔加里的摄影师在飞机上遇见了“一生只有一次”观看极光的体验，他乘坐飞机在36,000英尺的高空中看到了北极光。 　　这位摄影师名叫Neil Zeller，上周他受邀乘坐北部航空公司(Air North)波音737去北极圈上空观看极光，历时4个小时绕北极圈360度旋转的航行，并没有终点站，此次航班就是为了搜寻夜空下的极光。 　　这位摄影师说，他很荣幸能够在飞行的途中拍下照片。 　　“我很激动，感觉都不像是真的，”他说道，“像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就一次吧。作为此次航班的摄影师，我的任务就是抓拍美景，然后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此次观看极光的航班是北美首次，是北部航空公司、育空旅游局和育空天文协会共同努力的成果。 　　与Zeller一起的90名乘客来自17个不同的国家，他们齐聚在育空地区的Whitehorse，11月25日午夜，航班起航，九分钟后，乘客就看到了窗户外五颜六色的天空。 　　“北极光非常昏暗，但是当你飞到36,000英尺高的时候，很轻易地就能看到极光，”Zeller说道。 　　鉴于第一次飞行的成功进行，北部航空公司官方宣布2018年将会开启下一次360度极光之旅。  

　　正如加拿大房市已经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现在加拿大的职场也因经济向好和就业强劲，打工者也变得越来越牛：收入不高或是工作条件不好，那就走人！ 　　难怪加拿大最知名的招聘机构Hays Canada也发出慨叹：现在不是雇主市场，而是变成了被雇者市场（It's an employee's market right now）。 　　据联邦统计局上周五发布的数据，今年11月份加拿大净增工作职位79,500份，不仅比10月份净增职位数35,300高出一倍多，而且将失业率一举拉下0.4个百分点，从10月份的6.3%降至5.9%，这是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失业率低于6%还要追溯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2008年2月，该月的失业率曾经低至5.9%。 　　再从最近12个月来看，就业增长率为2.1%，净增工作数量为390,000份，其中大部分为全职工作。全职工作增加数量为441,400份，增长率更高，达到3%，这是近18年来最佳表现。 　　Hays 的区域经理Louisa Benedicto对赫芬顿邮报（HuffPost Canada）表示，现在情况真是变了，完全不是雇主市场，而是被雇者市场，从业这么多年，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 　　Hays Canada在报告中警告，既然现在就业如此强劲，已经是雇员市场，打工者就会有更多选择，一旦他们感觉收入不高或是工作条件不好，那就可能抬腿走人！因此雇主们也该警觉了：现在是提高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的时候了，也是聘长期工的时候了，如果雇主不愿这么做，那明年就可能遭遇用人“荒”――换句话说，很难在职场招到人了。 　　Hays Canada表示，他们发出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小题大作，因为他们的调查发现，现在90%的打工者都有意离开现在的岗位“高就”――为了更高的薪酬，或是长期永久的岗位，或是更开心的工作环境。 　　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很多雇主仍然没有睡醒，对职场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或是毫无应对之策，仍然是老一套思路，老一套做法，能多请兼职工或临时工就尽量多请，能把工资压多低就压多低... 　　Hays 的区域经理Louisa Benedicto指出，Hay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雇主们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准备不足，反应也很迟钝。逾一半（52%）的企业或公司在明年也不愿多增加薪资，计划提薪幅度不到3%。她说，雇主们的做法令人忧虑。 　　而 Hays Canada的主席 Rowan O'Grady则评论说，当经济向好就业强劲之时，雇员们对无法达到期望值的容忍度会急剧降低，由于市场工作好找，因此一旦他们对薪资或工作条件不满，就很容易作出决定：离职走人，另谋高就。 　　O'Grady分析说，雇主们不愿增加全职职位，以及提供更好报酬的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与加拿大的职场文化有关，那就是怕冒风险并因循守旧。换句话说，很多公司及企业不愿意在招聘方面赌一把，担心万一失败，那么企业成本就会大幅上升。 　　O'Grady不忘提醒加拿大雇主们：几乎所有的预警及征兆已经出现，若雇主们拒绝承认这一现实，那么至少在未来五年内会承担很大的风险――公司或企业会招不到人，特别是称职且能干的雇员。

　　安省伦敦市一名下月临盆的孕妇原本参加高温瑜伽班（hot yoga），但近日怀疑遭歧视被要求离开。涉事瑜伽中心称孕妇会令其他学员分心，而且担心高温瑜伽对孕妇和胎儿也不安全。 　　据CBC报道，怀孕女事主罗斯（Hayley Ross）在9星期前和朋友到Yoga Shack参加高温瑜伽班，但近日被瑜伽中心通知她不能继续上堂。她说，导师向她表示，怀孕会令班上的其他同学感到不安，而且高温瑜伽对孕妇不安全，要她在分娩后才能回来上课。 　　声称高温瑜伽对孕妇不安全 　　罗斯的预产期是下月5日，她表示学习瑜伽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她认为，该中心对孕妇歧视令人感到震惊。 　　她又表示，根本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高温瑜伽对孕妇不良，而她本身对这个议题已经做了大量资料搜集。 　　另一名女子Vanessa Romphf在2015年怀孕时，在Yoga Shack也有相同遭遇。她说："我感到受歧视、尴尬和受罪。" 　　Yoga Shack老板沙克尔顿（Lisa Shackleton）则说，中心开设产前瑜伽班，但她不会允许孕妇上高温瑜伽，因为她收集到的研究显示，高温瑜伽可能使孕妇有并发症。 　　其他学员担心孕妇晕倒 　　对于罗斯声称自己职业是助产士，并已经得到为她接生的另一名助产士许可，容许她做高温瑜伽。 　　沙克尔顿回应说："那是我们的政策，你的职业并不能决定你未出生的孩子对高温会有甚么反应。" 　　她又表示，关心导师和其他学员，不想他们在上堂时紧张该名孕妇会不会晕倒。

加拿大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尽量将类似的问题法治化，而不应故意渲染问题，招致各个族裔之间的相互猜忌。 2017年11月23日，《环球邮报》发表整版文章，称“中国阴影”已经笼罩在西方上空。该文主要介绍澳大利亚人Clive Hamilton的著作《无声的侵略：中国是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的》，进而结合其他研究和言论，指出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借助海外华人，扩张中国的国际影响。 Clive Hamilton是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的一位教师，致力于研究“中国间谍是如何将澳大利亚华人改造为中国外交在该地区高效武器的”。他声称澳大利亚90%的华人媒体坚持亲中立场，并且很多亲华者都接受了中国组织的资助。《环球邮报》发表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加拿大华人亦成为了中国有关部门争取的对象。该文还引用其他资料，试图证明中国干涉加拿大地区选举，培养支持者，并对加拿大部分政治家施加压力。 说实话，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这篇文章所渲染的“中国阴影论”老调重弹，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坚持多元文化、强调族裔平等的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这种可能招致族裔仇恨色彩的片面文章，还是让人觉得十分惊讶。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加拿大近180万华人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加拿大多元文化国策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兴衰，所以必须要说个清楚。 《环球邮报》文章片面引用诸多材料，用以说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华人接受中国资助，采取亲中国的立场，却没有给出具体证据，只有一个笼统的定性。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证据，指出哪些华人接受了哪些组织的哪些资助，这样的定性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可能是无中生有。即使真的有个别华人这样做，那也不是一个族裔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应该从司法角度去弥补，而不是以偏概全，将目标指向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华人。《环球邮报》文章模糊地给出定性，既违背了证据原则，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完全没有说服力。 其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华人媒体亲华，是不是一定就损害国家安全?“亲华”和“损害国家利益”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相互替代。华人第一代移民大都来自中国，那里有自己的童年记忆，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有自己的文化寄托，他们对中国抱有亲切感是正常的。没有哪一个族裔，不留恋自己的故土和同胞。加拿大境内的各个族裔，恐怕都会有这种倾向。 华人媒体受制于语言等条件，只能以华人为主要读者，当然会不可避免地报道，甚至肯定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损害加拿大利益，更谈不上威胁加拿大的政治生态。如果有华人媒体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加拿大法院恐怕早就发传票了。而《环球邮报》文章将对中国的偏见，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华人和华人媒体，将其都视为潜在的“不忠诚者”，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加拿大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尽量将类似的问题法治化，而不应故意渲染问题，招致各个族裔之间的相互猜忌。 最后，《环球邮报》文章引用没有说服力的论据，暗指加拿大华人参选议员接受资助，成为外国代理人，更是有故意抹黑华人之嫌。该文援引了Financial Time翻译的两个事例，一是2003年多伦多25华人参选、6人当选，二是2010年多伦多等地41华人参选，说明华人参选者受到了中国影响，可是文中却没有给出任何可靠信息，说明华人参选者与中国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文章作者甚至都没搞清楚在2010年参选的41个华人中，有几个获得了成功。 按照《环球邮报》文章的上述逻辑，印裔政治家已经当上加拿大国家反对党党领，在内阁也占据了好几个席位，难道是印度处心积虑的安排?但向来没见主流媒体就其他族裔参政发表什么“阴影”论调。可只要华人参加选举，似乎主流媒体的神经就格外兴奋，大呼小叫，总认为背后就有中国的支持;而且参选成功比例越大，受到中国的支持力度越大。这样一来，华人怎么都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选。可是，这符合加拿大的民主精神吗? 如何确保政治家不受外国影响、忠诚本国利益，是一个全球性政治课题。但是，这个应该从健全制度、完善法制角度去解决，而不是蓄意上升到族裔角度任意揣测，随意扣帽子。今天给华人扣帽子，明天就可以给另一个族裔扣帽子，扣来扣去，政治就成了族裔问题，而不是法治问题。没有了法治的政治，就离法西斯不远了。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像多大(University of Toronto)和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这样的学校的学生平均分才应该比较高?然并卵…… 麦考林杂志根据2016年9月入读加拿大大学的新生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平均分做了一个排名，排名第一的居然不是多大也不是UBC，而是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 你们心目中排名应该考前的多大和UBC又在哪里呢?UBC新生以88.6的均分排名第6，而多大以86.5的均分排名第15。学生比较青睐的BC省其他两所学校：SFU(Simon Fraser University)以87.5的平均分排名第12，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以均分86.3排名第18。 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类似麦考林这样的大学排行榜有好几十种，每种排行榜也都不尽相同。比如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2018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多大就排在加拿大第一，是唯一一所跻身世界前20的加拿大大学。 所以也并不是仅仅靠一个排行榜就能定论一个学校的好坏，像多大和UBC这样的学校，虽然入学平均分没有特别高，但是能从这两所学校毕业也是实力不凡的。  

1917年12月6日，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发生了一件令人刻骨铭心的事：一辆载有2400吨TNT炸药的法国货船与挪威船舶SS伊莫在海峡发生碰撞，20分钟后，法国货船在港中爆发，摧毁哈利法克斯列治文区，并触发18米高海啸，大约有2000人当场死亡，9000多人受伤。截止到2017年12月6日，这场悲剧已经发生了整整100年了。 事故发生的9天后，Mary Nehiley走进了当地的Chebucto Road School ，走下楼梯，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地下室。当时，这栋建筑静谧的可怕，教室空无一人，全是死亡的气息。但Nehiley有一些她需要做的事情，在她离开临时的太平间时，此项工作已经完成了。 除了哈利法克斯，周围的城市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大到已经不能像公众隐瞒所发生的一切。当时一堆崭新的，堆积如山的松木棺材能一直延伸一整个街区。大约有2000人死亡，其中500人都是儿童，除此之外，在受伤的9000多人中，很多人都吓了，当时无家可归的人们就在飞雪中，睡在搭建起来的帐篷中。更糟糕的是，爆炸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一场暴风雪，天气变得非常寒冷。 我们不知道Nehiley需要多少张白床单，在踏入地下室时，不知道她是否准备好了准备来接受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也不知道她花了多长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她发现了她的两个侄子，7岁的James Fraser和6岁的Colin Fraser;以及两个侄女，4岁的Margaret Fraser和还在蹒跚学步年龄的Winifred Fraser。她能为他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被下葬之前写下他们的名字。(两天后，当地官员不得不埋葬了一大群身份为名的孩子)   当相关记者与King’s College journalism school的师生一起描绘出在Halifax Explosion中死亡人数的地图时，发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由爆炸本身引起的。这次爆炸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1945年美国原子弹爆炸之前最大的人为引爆。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建立了一些新的街道系统，人们对街道进行了重新编排。在新斯科舍省已知的1836个死亡名单上，只有1439个人能在现有的地图上找到。 以下只是死亡人数聚集地的一部分： 从Richmond St & Barrington St到比较靠近Mont Blanc爆炸地点的地区，几乎附近地区所有房屋内都有死者，死亡人数大约在10-11人; 从3115 Veith St到Protestant Orphanage，大约有28人死亡，大部分都是孩童; 从3340 Barrington St到Frasers街区，几乎每个街道都有人死亡，1408街道死亡人数为4人，1410为7人，1412为4人，1414为3人，1416为3人，1418为5人; 在Robie Street以西地区，死者通常是儿童、老人或者是在港口或船厂工作的成年人。 儿童死者地图 除了死亡地图，记者和师生们还绘制出了一份住在哈利法克斯的12岁以下死者的地图，共有437个地点。 该地图上没有标出居住在Dartmouth的64个儿童，他们也受到了冲击波和海啸的袭击，但是现有的Dartmouth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他们的住所。 还有55名死者来源于新斯科舍省的其他地方，West Pubnico, North Sydney, Black Point。其中一个Curaca蒸汽船上的厨师，来自中国。几乎所有Curaca的船员都在船被冲到港口时死亡。 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记录在案了吗?当时很难知道，因为这座城市陷入如此混乱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直到1919年才发现了一个未被发现的尸体，但是他们的身份现在也不可能知道了。新斯科舍省的档案中表示“...不可能将所有的受害者都记录在案。这场灾难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严重的时期，当时该市有许多新来者和暂居者;有可能他们的一些名字被漏掉了;整个家庭也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在外。” 地图是如何制作的： 这张地图上的这些点对应的是那些住在哈利法克斯的“新斯科舍省”档案里的爆炸纪念册里的受害者的家庭地址。 地图上的点是1917年哈利法克斯旧地址的近似地址。由于数字地图距离现在还很遥远，地址的位置必须从历史记录中得到。所以这张地图只是大概位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确切的位置。 在这个被摧毁的地区，最主要的地址来源是在1917年和1915年的McAlpine的城市目录。 灾难的启示 如果有教训，那就是战争一旦开始，其所释放出的力量是无法预测或控制的。这场战争给哈利法克斯中心带来的影响堪称是毁灭性的。 例如，Mont Blanc没有发出信号，表明其载有危险的货物，如果它之前发出了信号，可能就会引起德国潜艇的注意，那么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但是，世间不存在如果...只有疯狂地向Dartmouth划船并大声发出警告的少数官员和Mont Blanc的船员，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和平时期，载有如此强大破坏力的船只根本不允许出现在港口，但在战争中，这条规则意味着在外面的船只将会受到u型潜艇的摆布。 所以，一个决策一个决策之后，所有小错误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就像这次爆炸，其实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只是有一些匆忙、误解和运气不好。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率百余人商务代表团30日抵达深圳寻求合作，签署了价值逾1100万加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深圳市政府副市长高自民在会见加拿大“世界可穿戴计算之父”、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斯蒂夫·曼恩等科技精英时表示，你们肯定能在深圳找到“知音”。 斯蒂夫·曼恩是世界公认的首位利用机器增加感知的“电子人”赛博格(Cyborger)，被誉为世界可穿戴界的传奇领袖。斯蒂夫·曼恩在硅谷和斯坦福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早在1998年，他提出了可穿戴计算的6条设计原则，并将可穿戴设备的理念和人工智能进行了结合。 斯蒂夫·曼恩此次造访深圳，目的是考察深圳“可穿戴研究院”的落地环境，推动中加创新科技战略合作。当日，作为“中加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斯蒂夫·曼恩还出席了“2017中国(深圳)—加拿大(安大略)高科技创新峰会”，并以“人机互融的未来”为主题作主旨演讲，分享可穿戴产业与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深圳是中国可穿戴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拥有从传感器、柔性原件到交互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条。深圳也是可穿戴设备企业的最大聚集地，相关企业已逾千家，华为、酷派等企业及其产品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领跑。此外，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体系日益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深圳及周边地区产业发达，也为可穿戴设备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凯瑟琳·韦恩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是我作为安大略省省长第三次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虽然我们远隔重洋，但每一次的访问和其中促成的每一项商务合作都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此自然，这有很多的原因。人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正在将安大略省的经济推向新的高度。在深圳，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这也让我们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机会。  

12月1日凌晨，天津市河西区一栋大厦38层单元房突发火灾，事件共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遇难者均为男性，其中9人是装修工。幸存的5名伤者分别被诊断出急性咽炎、一氧化碳中毒等病症。目前，这起惨重火灾已引起人们的警惕，中国消防协会专家委员会表示“安装套内感烟式火灾探测器已成当务之急”。 或许，加拿大华裔家庭早已对“感烟式火灾探测器”不陌生，更有甚者干脆将“感烟器”用塑料袋蒙上，避免炒菜油烟四起时，灵敏的“感烟器”哔哔叫个不停。殊不知，此举虽图得一时清静，却悄悄埋下诸多隐患，严重时更会引发火灾。因此，本文希望借由这些真实事件，重新唤起华裔家庭对火灾的防范意识，以免灾难来时束手无策。 温哥华华裔未曾在国内家中安装“感烟器” 12月2日，加拿大头条(ID：Canadanews)采访了一位温哥华新移民张女士，她曾在中国武汉居住超过三十年。张女士表示，她于2013年在武汉购入一套全新四居室，因考虑到室内装修格调等因素，而听取了家居设计师的意见，将天花板安装上一层吊顶，同时隔绝烟雾报警器的默认部位。问其是否曾考虑火灾等意外危险时，张女士莞尔一笑答道：“怎么会呢?我们家不会发生火灾的。我们平时可都是非常小心的。” 其后，加拿大头条(ID：Canadanews)又进一步询问了张女士来温哥华居住时，会如何处理烟雾报警器等问题。张女士无奈地表示：“回温哥华后最害怕的就是做中餐了，饭菜油烟稍稍大一点，那个烟雾报警器就响个不停。有时饭做得好好的，它却突然叫了起来，我就得赶紧关火，跑去把门窗都打开，然后拿着一把扇子对着报警器来回扇风，差点没把人累死。” “租房时一定要把烟雾报警器用塑料袋套上!” 对此，加拿大头条(ID：Canadanews)又采访了另一位温哥华当地留学生John，他表示目前正与两位室友合租一套公寓。平日里，三个男孩相处得非常愉快，周末闲暇时还会邀请别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几个大男孩亲自下厨，以满足空虚已久的中国胃。待香喷喷的饭菜上桌后，他们便开始喝酒聊天侃大山，生活倒甚是惬意。 至于烟雾报警器等问题，他们早就不太关心了。因为三人刚搬进来时，便将烟雾报警器用塑料袋密封得严严实实。“有时炒菜油烟一大，烟雾报警器就开始疯狂地叫。同学说如果15分钟内没有让报警器消停下来，大楼的管理人员甚至消防队就会冲过来!消防车一来，我们就得给出勤车缴罚单，据说一辆车就要$350加元!算了，我们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让报警器安静地闭上嘴吧。”John如是说道。 报警器安装不当 多伦多一家四口葬身火海 虽然，加拿大华裔大多对“感烟器”百般厌恶，但也不能因此对火灾意外掉以轻心。据报道，2017年8月中旬，多伦多Peterborough市北度假屋内曾发生严重火灾，一家四口及两只宠物狗皆葬身火海。消防部门调查起火原因时发现，该房屋内的烟雾报警器安装位置不当，致使消防救援中心未及时接到火灾情报。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起火原因竟是家中宠物狗碰倒了一支点燃的蜡烛。由此可见，因加拿大房屋多为木材建筑，一旦有火星窜出便会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加拿大有关研究显示，火灾发生时，无烟雾报警器地区的死亡率比有烟雾报警器地区的死亡率高出74%。而一项针对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及安大略省的5万起火灾分析表明，若所有家庭均安装有效的烟雾报警系统，加拿大每年火灾死亡人数预计可减少32%。 此外，另一份数据则显示，卑诗省2006至2011年所发生的1.1万起火灾中，近70%的事故现场要么无烟雾报警器，要么烟雾报警器失灵。研究表明，加拿大烟雾报警器的功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丧失，其中包括电力不足等原因。 不要随意给烟雾报警器套上塑料袋! 以上事实及数据表明，危险离我们如此之近。随意给烟雾报警器套上塑料袋完全是骇人之举，它可能将你和家人置于一场烈焰火海之中! 除此之外，加拿大华裔家庭更应做到防患于未然。注意以下细节，让家人离危险更远一步： 小孩家庭：对于有小孩的家庭，建议家长将可点火的东西都收起来。家长需保管好火柴、打火机等物品，让这些危险因素离孩子们远一点。 宠物家庭：对于有宠物的家庭，建议将厨具、取暖器等可加热的东西都遮盖好，以免宠物从上面经过时引发意外火灾。据加拿大火灾预防协会数据显示，每年有1000起家庭火灾是由宠物引起的。 烟雾报警器：加拿大每户家庭必备烟雾报警器，很多家庭因厌烦报警器持续鸣响，而索性将它们用塑料袋等包起。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面临严重惩罚。 再次提醒华裔家庭增强防火防灾意识，最好在室内每个房间都安装烟雾警报器。同时定期检查它们的有效性能，以使家人得到全面的保障。  

周六，美国参议院以共和党人多数票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税改草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据金融时报作者Jack Mintz较早前报道，美国全面降低公司税率，将导致加拿大完全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在留住企业人才方面。 报道指出，正当加拿大还在讨论对小企业加税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和国会已经开启税改进程，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现在税改方案先后在美国国会和参议院获通过，加拿大将明确被赶超，特别是在挽留企业家这方面。 Mintz指出，如果我们继续对技术人才收取重税，让他们为了扶持加拿大公共预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听到的呼声就是：“年轻的创业者们，南下吧”。 以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加拿大收入最高的群体，即年收入在$100,000以上，约占所有纳税人的7.8%，他们缴纳的联邦和省的个人收入税达50.8%。私营企业的税率更高。 相比之下，美国税改之后，中产阶层的联邦个人收入税率大幅减少，从原来的七个税阶，最高US$415,000以上的36.9%，简化为12%、15%和35%三个税阶。 另外，一些标准的减税优惠会加倍，房屋按揭贷款的利息和慈善捐款继续可以抵税。(编者注：美国的房屋贷款利息可以抵税，同时在美国卖房时，不论自住或投资的收益都要纳税 。) 退休收入补贴也会增加，还增加了儿童税收福利金，取消了遗产税。 而在加拿大，个人收入税的最高税阶，针对US$160,000以上收入，按省份不同，在48%至54%之间。由于税率的差距，一些流动型技术工人很可能被吸引到美国去工作，造成加拿大的人才严重流失。 从公司税的角度来看，美国税改将给加拿大带来巨大压力。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率降至20%，配合各州的税率下降，使得美国联邦和州的公司税率之和，比加拿大联邦和省公司税率之合，目前约27%，还要低1.5个百分点。 至此，加拿大多数行业在吸引大型企业投资上，将完全失去公司税的竞争优势。 美国还计划对在海外设厂的跨国企业征收至少2.5万亿美元税收，此举不仅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企业回归美国，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巨变，可能导致现金流向美国，压低加元，未来可能迫使加拿大提高利率。 此外，美国非企业型小商家(S Cororations)的联邦所得税率低至25%，不按更高的个人税率征税，这远远低于加拿大小企业的所得税。而加拿大目前还在设法给小企业加税，与美国背道而驰。 最后，Mintz也认为，美国税改对加拿大并不完全是坏消息，因为一个强劲的美国经济将会有助于加拿大的出口，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留住这些企业。 美国市场正在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却因为低税率和简化监管而更具吸引力。作者最后认为，两国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美国的税改政策侧重发展，而加拿大只想要压榨创造就业的商家。  

　　多伦多出台2018年初步预算，该预算对多伦多市民有哪些影响？财务专家提醒市民可针对这些变化，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市府在周四公布的预算显示平衡，但是不包括市议会通过的价值4100万的工程项目。因此这部分财务支出就是市长庄德利和市议会需要想办法解决的了。 　　对市民来说有一点很明确，就是2018年房主们要多准备些钱了。 　　以下这些是市民需要知晓的几件事： 　　哪些东西要涨价？ 　　市议员们已经核准了垃圾清理费和水费的小幅上涨，差不多每家得多准备50块钱，具体要看自己家的垃圾箱有多大，以及每次冲澡的时间有多久。 　　房主们要面临至少2.1%的地税上涨，最终税率只会比这个初步预算更高，因为还要把教育费用和城建资金加进去。   　　Jessica Moorhouse运营个人理财博客，善于根据市府的税单来积极计划，预算开支。她建议房主们记录自己的花销，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未来市府提高税费，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   　　如果政府账单是自动从你的账户里扣钱，那么最好让自己的账户里富余些。 　　Moorhouse的另一个建议是老生常谈，但却永远也不会过时，就是一定要有“过河资金”，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即便是基本不受地税上涨影响的租客，也需要有这个意识。 　　如果你有计划买卖房屋，那么市府最喜欢了，正是因为有持续增长超过预期的土地转让税收入，市府财政才不至于亏空而保持平衡。 　　相关阅读参考：2017年多伦多市府预算平衡全靠土地转让税！ 　　花了这些钱能得到更多的服务吗？ 　　不大可能。 　　市府的计划是保持现有的服务水平，因此你社区里的游泳池开放时间并不会增加。相反，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泳池会更加拥挤，想要报名才加游泳课也更难了。 　　市议员Good Perks对记者说，所有迹象表明新移民交的税更多了，但在多伦多得到的服务质量却会下降，因此他呼吁市议会考虑提高地税，“我选区的居民表示，如果市府的服务水平能够提高，他们愿意多掏钱付地税。”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比如TTC会有改善吗？ 　　如果市府信守自己的两项承诺，那么乘坐TTC的乘客能省一些钱。 　　第一，公交基本车费不再上涨，而是冻结在单程$3.25 （Presto持卡者、学生和老年人继续享有优惠） 　　第二，应广大乘车者呼吁，TTC实行两小时内无限换乘。该举措将方便乘车者，增加乘客人数。不过即便市长宣布要实行该政策，关键是需要议会找到门路支付这笔开支。 　　最终预算什么时候定？ 　　明年2月，市府会对目前的预算进行一些小修小补。 　　市长庄德利已经宣布寻找租金的措施，包括上面提到的补贴TTC，此外还包括投资儿童保育、减贫和缓解气候变化。 　　广大市民也有机会表达公众意见，时间在1月8、9、10号三天，届时市府将举办说明会。

尽管总理杜鲁多今次访问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未列入官方议程，但加中在环境保护及气候改变领域的合作，则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据了解，陪同杜鲁多访华的加国官员，包括联邦环境部长麦肯纳(Catherine McKenna)，而环境部长办公室表示，麦肯纳将与中国官员商谈双方如何在清洁能源和全球暖化等事务，加强合作，互补长短。 麦肯纳也会在北京出席一项国际部长级环境与发展合作会议。此外，超过15家来自加拿大各省的环保清洁科技公司，也分别派出代表随团访华。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中国预料会在全球气候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1月曾表示，中国政府致力落实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报记者  

多伦多地区近月发生多宗“一楼一凤”被假扮嫖客歹徒行劫案件，部分事主更被劫财劫色。有经营“凤楼”的业内人士称，曾接获电话声称支付“保护费”后不会再被人行劫，觉得歹徒无法无天。有遇劫性工作者害怕报案后被警方调查背景；有前警员则鼓励事主勇于报案，协助警方把歹徒绳之于法。 开设色情及卖淫场所虽然属违法，但大多伦多及邻近地区的黄色事业仍然如雨后春笋，在互联网上稍作搜索，伴游服务、按摩院及“一楼一凤”广告比比皆是。有由华人经营的色情埸所已经深入华人聚居的住宅或商业区，有些设在独立屋、镇屋、柏文单位甚至商埸里。从事性工作的女子有来自中港台的华裔、韩国、日本、东南亚或东欧等国，也有一些是新 女子或留学生。 由于这行生意交易都是用现金，经营者为了避免遭执法人员扫荡，多数采取化整为零经营方式，即多采取“一楼一凤”，就算在民居中的独立屋经营妓寨，通常只有一至两个性工作者工作。由于避免嫖客尴尬很少聘用男保镳。正因如此，容易成为匪徒抢劫对象，特别是这些性工作者遇劫后多数不敢报警，令匪徒更为猖狂。有业者表示，宁愿多做熟客生意，都不轻易接些来历不明的新客。 最近几个月，多个由华裔经营的架步屡遭华裔伙同外籍匪徒抢劫。他们扮作嫖客先用电话约定时间登门；先由一假扮嫖客的匪徒拍门，当小姐应门后一涌而入，将屋内所有人制伏再洗劫，有人稍作反抗就会遭暴力殴打。 “毛毛”是多伦多市内一大厦单位经营应召站的主持人，有一天周末她和两名小姐在屋内，接到一男子来电表示将与一友人光顾，她不虞有诈把大厦入门密码及单位号数说给客人。 “毛毛”称稍后有人拍门，她开门后一个华汉及两外籍男子冲入，一人持利刀，另一人持枪。歹徒入屋后她遭其中一匪殴打，两个小姐吓得伏在沙发上，匪徒洗劫她们的现款，然后抢走她们的手提电话、名贵皮包、首饰和名牌羽绒外套等，并向她们拳打脚踢，逃走前更向她们性侵犯，临走时还声称会再来。 几天后毛毛接到一操带乡音广府话的男子电话，问她上次遇劫“怕不怕”，并声言如果每月愿意付出500元保护费，保证不会有人上门打劫。毛毛明白为甚麽匪徒抢劫手无寸铁女子时仍使用暴力，主要是希望吓怕她们，愿意每月交保护费。 毛毛事后与同行谈及这事，很多人都表示遇过类似事件，毛毛表示自己不会屈服，正寻求保护自己的方法。  

致力于为亚裔性工作者维权的民间组织“迁蝶”创始人、社会工作者林依玲表示，经常接到安省的性工作者受到暴力虐待个案，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安省有四名华裔性工作者被杀。约60%的华裔性工作者曾被嫖客或有关人士以不同程度暴力虐待，包括被劫、殴打及性侵犯。   大部分被暴力对待的性工作者都不敢报警。林依玲称，由于警方对嫖妓案采取刑事化处理，性工作者被劫或暴力侵犯后如果报案，警方反而会调查这名性工作者的背景、从事工作的朋友、或色情行业的主持人。虽然大部分警队是有“不问及不查背景政策”（Don’t Ask Don’t Tell），但实际上有些警员没按这个政策，来处理一些涉及性工作者被欺凌的案件。所以一些性工作者被嫖客打劫及虐待都不敢报案，恐怕警方反过来调查报案者背景。   林小姐又称，以往警方的特别受害人调查组，时常与关注性工作者组织有联系，并会接手一些性工作者被虐打或抢劫案件，但最近这个调查组表示专注调查人口贩卖案，已经不接手侵犯性工作者案件。   另一方面，亦不愿意接纳社区服务组织的查询及联络。她举例说，去年一华裔女子失踪，当时该组织接到其他性工作者报告，怀疑失踪者从事性工作，也知道疑犯仍然找性工作者寻欢，她们与警方联络及查询，但警方未有回应。   林依玲指出，时常接到性工作者被嫖客抢劫及勒索事件，当有这类事件发生时，有些警员仍会愿意跟进，有些接受报案后不了了之，更有警员调查时对受害人不尊重，查询她们的背景。   “迁蝶”亚裔及性工作者网络有见及此，曾为一些性工作者开自卫术班，教导性工作者一旦遇袭如何反抗及保命；同时亦开班教育性工作者拥有的权利。从事性工作者行业在法律上并非犯法，就算没有合法身分遇事也可报案，“迁蝶”网络现接受匿名报案，可以拨该组织热线电话416-906-3098求助。   林依玲强调，性工作者已经有加拿大工作者法律改革联盟，该组织目前致力争取政府把卖淫案件非刑事化，以保障性工作者人身安全。    

2015年(加拿大统计局有关数据的最新一年)，落地加拿大满一年的移民的年收入中位数达到24000加元，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然这是平均数。不同类别和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的收入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 中位数指的是位于数列中间位置的数据。用中位数体现平均收入水平的好处是计算结果不受极高或极低收入的影响。 在由不同类别移民的年收入组成的数列上，难民的年收入位于最低端，尤其是由政府担保的难民，仅为8700加元。私人担保的难民的年收入为19800加元。技术移民的年收入为26000加元。在被移民部接受以前就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移民年收入更高，达53000加元。 从原籍国来看，来自欧美的移民的收入大大高于来自亚非和中东地区的移民。另外还有性别差异。2015年，欧洲男性移民的中位年收入为50000加元，亚洲男性移民为30000加元。欧洲女性移民为34000加元，东亚女性移民为24000加元。 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英语或法语能力和在外国获得的学历是否得到承认。

在加拿大，如果你想要买房，就必须要去找一位地产经纪，完成交易后要支付一笔不菲的佣金。 而最近，这一现象将成为历史，在12月1号，联邦法庭作出了一项裁决，结束了关于房屋成交价数据是否应该公开的长期争议。 裁决维持了早前由竞争仲裁庭作出的一项判决——多伦多地产局(TREB)必须允许其成员在网上公开发布房屋销售的数据。 这场官司的始于2011年，加拿大竞争局(Comepetition Bureau)将多伦多地产局告上了法庭，指责地产局信息不够透明。竞争局认为，房屋销售数据不够透明是房价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这些信息应该免费公开提供给消费者，帮助消费者做出选择判断。 在此前，加拿大地产行业的许多信息都属于“保密”级别，只有地产经纪人可以查看，包括已经出售房屋的销售信息，成交价是多少、历史销售记录，还有地产经纪人从中获取的佣金等。 可以想象，如果房屋销售记录的数据公开，买家和卖家的心中都有了一杆秤，完全可以绕开地产经纪自己买卖。 地产经纪行业将更加难做 信息不透明就可以产生一定的利润空间，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买卖双方的决策。而如果信息完全公开，那么地产经纪拼的就是服务和经验了，只有那些服务细腻、做事细致、经验老道的经济才能在公开的情况下获得欢迎，而许多不具备这些素质的经纪人就只能被行业淘汰。 买卖双方更加便捷 目前加拿大的经纪服务费用十分的高昂，信息公开后，消费者将得到更多的信息。买方可以了解自己周边房屋的挂牌价以及成交价，对自家房屋的市场价做一个大概的估算，这样售卖就可以节省大笔佣金，甚至绕开经济自己售卖。而对买方而言，虽然费用方面的影响不大，但信息的透明使得买方可以自由查阅房价信息，筛选自己所需要的房屋，知晓自己心仪的小区具体成交价，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 多伦多地产局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地产局，这项裁决势必将对全国各地的地产行业产生影响，甚至将动摇整个加拿大的地产经纪行业。多伦多地产局始终认为，他们需要对房屋销售数据进行保密，如果公开这些具体信息，将涉及到隐私问题。 地产局的执法官John DiMichele去年曾经表示，仲裁庭去年的裁决“打开了个人财务信息的大门，”将导致敏感的个人财务信息以及尚未完成交易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的信息被滥用。他说：“消费者拥有隐私权，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他们的个人财务信息是否可以公开。” 当然，如果数据公开，经纪人的收益收到影响，那么代表地产经纪的地产局，也会直接受到冲击。 这项最新裁决不单单会影响多伦多的房产市场，还会对全国各地的地产局如何在网上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带来全面的影响和后果。 多伦多业主Shashi Khatri说，人们得到的信息越多，对所有人都越有利。他近期正在设法卖房，一些基本的服务费用让他很震惊。 现在上网搜索就可以完全取代经纪们的工作，他们收取的佣金已经完全脱离了时代。 他表示，希望法庭裁决支持竞争局，让消费者更容易获得更多数据，完全取消中介的佣金。 周五的判决决定维持一早的判决，维持竞争法庭决定：命多伦多地产局公开数据。 多伦多地产局还有最后60天的时间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距离数据的公开只有最后一关。 这虽然只是多伦多地产局与竞争局的一场诉讼，但此次裁决势必将影响整个加拿大，房市或许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地产经纪界也将迎来一场洗盘。

　　心安处，即是家，余莉的故事 　　余莉，大学外语系毕业，做过大学老师，电台英语主播，1998年9月移民加拿大，翌年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英语播音、配音等课程并获得播音专业证书。期间在外贸公司，多伦多多元文化电视台CFMT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她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传播学并取得硕士学位。2004年年底回国，现居北京，任知名英语杂志《英语沙龙》编委会主任，还开设了自己的针对中小学生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工作室。余莉在温哥华有自己的住所，她说退休后她还是会回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和余莉很早就认识。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小我两届，她读外语我读中文，我们算是同学，后来我们又在同一所音乐学院当老师，她在基础部教英语，我在师范系教教育学，我们算是同事，再后来她去了电台成了英语主播，我去了报社做了纸媒编辑，我们算是同行。再再后来我们都是以编辑的身份递交申请并成功移民加拿大，我们算是同路人。 　　余莉的英语非常好，你闭上眼睛听她朗读一段英语文章几乎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外国人”在用“外语”朗读，整个就是一母语为英语的播音员在朗读。《英语沙龙》杂志的的音频朗读者男声是一个加拿大白人，女声就是加拿大华人余莉。 　　1986年大学毕业后余莉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当英语老师，1991年调到沈阳音乐学院在外语教研室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这期间也在电视台帮忙做些译制片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兼职在一些教育机构教英语口语课。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某电台的台长，他发现余莉的音质很好，英语发音标准，就问她想不想去电台工作。 　　那时正是电台直播节目大热的年代，那家电台正好需要一名英语节目的主播，于是她就去应聘了。虽说是台长推荐，但招聘的决定权在某大学外语系的教授们手里。笔试，教授们瞪着眼睛看，录音，教授们闭着眼睛听，最后一致拍板：就是她了! 　　余莉被录用了，她兴奋了很长时间。余莉说播音是她儿时的一个梦，她说17岁那年经学校推荐她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招生考试，初试复试都过了，但政审时被拿了下来，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是个资本家。资本家这个词现在听起来颇有些令人羡慕，可在那个年代资本家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是要批倒批臭的，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永世不得翻身的。 　　我问余莉：你那么喜欢这个职业，把它当成一个梦想，梦想成真了，从物质上来说当时电台的待遇不错，从精神上来说那会儿的直播形式也轻松愉快，怎么就想起来要移民了呢? 　　余莉说她上大学那会儿就有过将来要出国读书的想法，因为学的是外国语言，外国文化，当然想有机会能出去看看。还有，所谓的梦想成真过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起初还有些新鲜，还有些挑战，时间久了，业务熟了，工作期间轻松愉快，工作之余吃吃喝喝，内心深处反倒有种危机感，总想着应该再学些新的东西，不能这样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移民公司搞了一次移民推介讲座，余莉也去了，听着也动心了，当场就把自己的情况跟公司说了，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条件是否可以移民。 　　工作人员说NO，余莉不死心直接问洋老板，洋老板仔细查看了有关移民要求的材料后说YES。于是余莉就开始办了，但她没找那家公司而是托朋友直接找了一家加拿大本地的移民公司，她说在加拿大办理移民收费要便宜很多。 　　1998年9月，余莉独自一人到达多伦多，她来的身份是移民，来的目的却是留学，由于没赶上秋季入学季，所以几个月的时间她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为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急着打工，她说反正她是来读书的，也有些积蓄，并且迟早要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还不如趁着刚来没什么事儿多了解了解。 　　她说她那时走在街上，见店铺就进，见人就打招呼，很快地她对这个城市有了初步的印象，也把在国内所学的中式英语转化成了加拿大英语。1998年年底余莉回国，如果说她这次独自一人来加算是短登打前站的话，那么接下来丈夫跟单位请好了假，家里的事情也安顿好了，两人应该算是正式移民加拿大了。 　　1999年1 月，余莉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播音，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因为大多数新移民都会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来学习，而余莉学播音只是因为她喜欢。毕业后余莉没有找到相应的工作，便去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外贸公司上班，接接电话，记记账，工作轻松，收入也不错。 　　但她还是想继续学习，学些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说会计、电脑、编程、网页设计等都是将来找工作的热门专业，可余莉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传播学。传播学涉及许多公共关系的内容，仅靠死读书是学不来的，所以余莉在学习期间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曾帮着新民主党市长候选人参加多伦多市长竞选(主要帮助候选人写中文竞选稿子，参与宣传策划，翻译有关竞选材料，争取华人社区支持)，在互联网刚刚火起来的那几年余莉还和几个美国朋友注册了一个中文网站，她负责新闻版面。 　　回国前余莉一直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这期间她有了孩子，与很多国内的人希望把孩子尽早地送出去让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相反余莉却选择带着孩子回了国。 　　她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何从加拿大带孩子回国就读》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 　　文章提到：“在加拿大时，曾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二十几岁就随老公陪读到加拿大，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孩子生长在加拿大，期间回国也就是短暂停留，对中国和自己的姥姥姥爷没什么印象。朋友的妈妈偶而去加拿大探亲，偶尔也会帮助女儿照看两个孩子，看到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也像所有的中国姥姥一样责备或批评一下。 　　可小孩子却不以为然，眼睛翻了翻，不满地嘟囔着不要这个”Old Chinese lady“(中国老太太)来管。我在一旁，看在眼里，心里有些凄凉。孩子没有和这个本是有着深深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一起生活过，自然感情淡漠，更可悲的是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少了感受更多的爱的机会。“ 　　“ 让孩子在亲人中间长大，让孩子从小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余莉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 　　余莉选择回国除了孩子的考虑，也有对父母的牵挂。2002年余莉回国老爸送行时老泪纵横的画面让她难忘，老爸的一句：“见一次少一次”的话语都深深地装在了她的心里。 　　2004年年底，余莉全家回国，先是去了上海，后又到了北京。去上海是因为丈夫在复旦大学的建筑设计院找到了工作，去北京则是因为那时父母已随弟弟在北京定居。随后丈夫便从复旦大学到了北京大学，还是在建筑设计院工作。 　　由于孩子小，余莉希望有一个弹性的工作，可以兼顾到孩子，于是她和朋友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为企业做电视晚会和专题节目，她本人也承担英语专题片的配音工作。后来她又以制片人的身份为驻京的一家美国电视台工作，做些中国文化类的英文节目在美国播出。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英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英语班，余莉便在北京四处听课考察英语机构的教学，曾经做过多年英语教师和新闻 主播的她对英语教学有着与当时许多教育机构不同的理解。最后在身边同事和家长的怂恿下，决定自己租教室开班授课。她研究了不同的英语原版教材，借鉴英语为母语的儿童英语教学方式并结合中国孩子的学习状况编选教材，自己亲自上课。 　　她的学生由最初的几个到后来几十个，现在全国很多英语大赛的领奖台上都少不了她的学生的身影。余莉也被新浪网等北京其它几家媒体联合推荐授予“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几年前老牌的英语杂志《英语沙龙》和美国合作，他们聘请余莉做编委会主任。余莉提出增加英语原版阅读的想法，她认为很多英语文章是无法准确地翻译成汉语的，常年的英译汉的教学方式教出来的英语难免有中式英语的缺憾。改版后的《英语沙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语爱好者。 　　余莉十分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每天忙着自己喜欢的工作，闲暇时参加些社会活动，会朋友，陪家人。最近她正在积极筹备线上教学以满足更多的希望上她的课的家长和孩子的学习愿望。余莉说，移民的身份，其实就是给你多了一种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无论居住证哪里，只要喜欢，并享受自己做的事情就好，心安处，即是家。

　　11月29日，加拿大移民部提醒可申请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的人，必须在12月8日前递交申请。否则，他们将错失良机。 　　移民部9月6日进行第二轮抽签后，已向中签者发出邀请申请的电邮。他们需要在90天内提交完整的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的申请，最后期限是12月8日。 　　按移民部现行计划，有意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的公民与永久居民，必须在网上登记。今年初，移民部收到约9.5万份登记后，随机抽出一万名幸运儿。不过，截至6月中旬，政府只收到大约700份移民申请。如果这次不能按时递交申请，估计要等到明年再参加抽签了。 　　如果有人想确认自己是否被抽中，可登录移民部官网查询www.cic.gc.ca/english/immigrate/sponsor/parents.asp。 　　没被抽中的人不会收到政府的电邮，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按照惯例，联邦政府将在2018年初重新开放网络登记系统。 　　加拿大明年接受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名额有2万个，随后的两年每年增加500个名额。 　　谁有资格担保父母或祖父母? 　　移民部对于担保人和共同担保人有收入上的要求。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收入，能在3年～20年内向被担保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他们不需要寻求社会福利。 　　另外，担保人还需要至少18岁、住在加拿大、已成为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持有工签、学签或探亲签证的临时居民，没资格成为担保人或共同担保人。例如，王女士是加拿大公民，但她丈夫持有工签，在加拿大上班。那么王女士有资格成为担保人，她先生不能成为共同担保人。

　　现在加拿大有许多老人在步入退休年龄时，不再有轻松感，而是带着担忧和害怕的心情。他们表示，存钱不足是延迟退休，甚至放弃退休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更多人在过了传统退休年龄65岁以后，仍然在继续工作，至少是打兼职工。统计局的报告没有说明这些加拿大人是出于健康原因工作到老，还是因为财务问题，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工作。 　　据环球邮报报道，上月一项网上调查显示，许多加拿大人对他们何时可以退休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总共3,296名受访者的平均退休年龄预期是62岁，这一数字在退休人士、80后和00后中间都很一致。但是受访者各自的评论却描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 　　有些老人拥有健康的退休金计划，投资成功，房屋在低价时购入……可以让自己享受一个舒适的退休生活。 　　但是也有许多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完全退休，称他们的股票回报差，欠债太多，担心没有足够钱生活，还有人面对意料之外的离婚或疾病，生活开支上涨，以及要为自己的成年子女提供财务支持。 　　来自蒙特利尔的一位61岁女子说：“生活开支高到把我吓死了。” 　　来自安省Goderich的一位70岁男子说：“虽然我已经很仔细地规划了我退休后的财务事宜，但我还是非常意外费用高出了这么多。” 　　来自安省Bowmanville的一名女子说，她在52岁时确诊患上癌症，之后失去了工作。她说自己至今还在努力找工作。“这应该是退休前最后冲刺的十年，退休看起来完全不同了。” 　　烈治文山市一名51岁的女子说;“原来计划是55岁退休，但是被公司解雇，还有退休金计划的损失，已经影响到这个日期。” 　　卑诗省Kamloops市一名53岁女子说，因为离婚，她的退休时间已经被推后了20年。 　　为成年子女提供财务资助，也是许多老人的另一大负担。 　　多伦多一位56岁女子说：“孩子上大学的开销已经影响到我们退休……我们的孩子租不起房，也买不起房，现在又和我们住在一起。” 　　Newmarket一位55岁女子写道：“我害怕将来我的孩子会来向我求助。他们两个都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不可能在几十万的按揭贷款下联名签字(co-sign)。” 　　受访者们反复提到的是退休金，有人充足，有人不足。 　　多伦多一位68岁女子说：“教师的退休金计划和定期RRSP供款，已经让我的退休梦想成真。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很舒适的退休生活。” 　　多伦多一位1960年出生的女子说：“我没有个人退休金存款，RRSP也没有足够存款，所以会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不允许为止。” 　　卡尔加里一位60岁男子说，没有退休金是巨大的压力，我必须要有很高的年收入来填补。 　　尼亚加拉瀑布地区一位66岁女子说，退休金收入不足让她考虑是否要一直工作到70岁。“我无法想象20-30年后的生活开支要多少，很担心。” 　　安省Port Perry一名74岁男子说;“我在退休时有固定收益的退休金，也有咨询理财顾问，我现在每个月都有正现金流。” 　　对很多人而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继续工作，延迟退休。 　　埃德蒙顿市一名71岁男子说：“65岁后继续工作到现在，让我有了一大笔净资产，不用太担心钱不够。” 　　一位1951年出生的温哥华女子说：“我因为担心再也赚不到钱，所以在退休后又返回去做兼职。” 　　温哥华一位90岁的男子说，他一直工作到80多岁，“完全是因为我很享受工作。” 　　安省Kitchener一位73岁男子说：“我原本可以在65岁退休，但是财务上有些担忧。推迟到75岁退休，我就能做所有想过要做的事了。” 　　渥太华一位71岁的男子说，他早早退休后，又做兼职做了整整16年。之后赚的钱让他可以负担旅行和各种花销。“自从我的妻子在64岁退休以后，我一直工作到70岁，因为钱紧张啊。” 　　安省Grimsby一位68岁男子说，他最大的成就是管理自己的退休投资。“我超额完全自己的财务目标，去年回报有24%，今年不会这么好，但也比银行的强。” 　　与此同时另一位52岁密西沙加男子说：“低利率回报已经延迟了我的退休时间。”

　　随着“天堂文件”的曝光，有位亿万富翁的入籍方法也引发质疑。 　　Wafic Said出生在叙利亚，是一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他在蒙特利尔租了一个地下室，但是大部分时间实际生活在酒店里。之后，他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按照当时的规定，入籍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加拿大居住三年。公开的纪录显示，他当时在蒙特利尔租了一间地下室公寓。 　　Said表示：“我是一名加拿大公民，我很骄傲。在入籍的时候，我采纳了专家的建议，符合了相关入籍条件，成功入籍。” 　　他的发言人表示：“Said在加拿大居住已经满三年，符合入籍要求。在1989年至1990年，他仅离开加拿大几周。” 　　Said在加拿大的第一个线索是1988年，当时他在加拿大注册了几个公司，随后被重命名为Safingest Inc.，然后自称是总裁和唯一股东。 　　在公开的文件中，Safingest显示的业务是比较模糊的。公司的地址和Said律师Annie Kenane办公室的住址一样，Said的个人住址也是Kenane名下一幢大楼的一间公寓。 　　那个公寓似乎并不是有钱人的标配。根据公开的记录，在那三年，Said就是一个居住在地下室的亿万富翁。 　　那个地下室位于蒙特利尔Cote-des-Neiges社区的一个三层无电梯的公寓。 　　从1987年至1991年，Elaine Gloutnez也生活在同幢楼的三层。她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Wafic Said，看过照片也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他不像是会住在这里的人。这里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人，年轻的家庭，学生。这里并不奢华，我们不是在Westmount。我从1985年之后就住在这里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亿万富翁。” 　　Said表示，那个公寓是租给我的，但是当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住在酒店里好一点。 　　Said的发言人随后表示，Said按照租房约定交房租，也经常在那。 　　英国的公开文件显示，在1990年至1991年，Said也居住在伦敦的Mayfair社区。 　　1990年，Said以$150万购买了蒙城一个高档社区的顶层公寓，然后在1999年以$825,000卖掉。 　　Said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以及是在哪里获得的加拿大国籍。

　　图片来源：加通社 　　据加通社报道，爱德华王子岛上一处对外开放的宠物农场因为向餐馆供应羊肉，在Facebook上收到大量批评。 　　媒体随后就此事采访了该农场主人，Flory Sanderson。Flory表示自己虽然开放农场给游客餐馆，但是并没有掩盖农场提供羊肉和奶制品的主要用途。而且她还称，自己在饲养山羊们时，也非常小心地照顾它们。 　　Flory对网友的愤怒表示理解，但是也表示，家长可以以此为机会，告诉孩子们自己每天吃的食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多伦多一位前警长及其妻子，收留了一对流浪汉情侣，却对他们实施禁锢、虐待长达25年之久，其间更把其儿子据为己有。目前，这对夫妇已被控被控禁锢、袭击、盗窃、拐带儿童等罪，法庭将在未来数星期内做出裁决。 　　据本地英文媒体CBC报道，多伦多居民、当时在警队担任警长的威利特(Gary Willett Sr)曾和妻子于1989年，在自家房屋的后巷，发现正在垃圾桶内寻找食物的流浪汉戈德里克(Tim Goldrick)。两人经过商议，决定收留这名流浪汉，以及其伴侣贝内特(Barbara Bennett) 　　戈德里克和贝内特还以为遇到了好心人，谁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威利特夫妇先是限制戈德里克和贝内特的行动，而当贝内特在1989年诞下儿子后，威利特竟然在出生证明上的父母栏，填上了自己和妻子的名字，并将男婴命名为小威利特(Gary Willett Jr)。 　　其后，威利特夫妇更开始虐待德里克和贝内特，待他们如自家的仆人一般。戈德里克和贝内特被迫搬到狭窄的地下室住，不时遭到拳打脚踢，而两人所领到的残疾人福利金，也被威利特夫妇夺走。 　　1993年，贝内特生下了一名女儿，找到机会逃离魔掌，但是戈德里克和儿子则留下了。威利特夫妇搬了家，在家中安装7台监控，以监察戈德里克的行为。 　　戈德里克回忆，那段时候他过着有如奴隶一样的生活，除了购买日用物品及铲雪外，一律被禁止外出。他还被禁止打开冰箱取食物，以至于饿时只能食狗粮充饥。 　　威利特威胁戈德里克说，如果想逃走，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于是他也只好被迫留下。 　　直到2012年小威利特才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威利特可能不是自己的生父，并才开始查找真相。 　　小威利特先是联同戈德里克逃离，然后找到素未谋面的妹妹，并联络到亲生母亲贝内特，站出来指证威利特的恶行。 　　威利特夫妇已被控以禁锢、袭击、盗窃、拐带儿童等罪，但是他们拒不认罪。 　　两人称，当初是戈德里克求他们将孩子带走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养孩子的能力。 　　法庭文件显示，威利特夫妇收养小威利特，并没有合法的手续，因为“走法律程序太贵了”。 　　威利特夫妇的律师更指责小威利特“忘恩负义”(ungrateful)，伙同自己的亲父，编造了一个禁锢、虐待的故事。 　　据悉，法庭已就此案结束了听证环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法官将做出裁决。

　　周五凌晨，一位Beck出租车司机被吓傻了，所幸有惊无险，没有受伤。 　　当时，出租车停靠在Dundas夹Sherbourne street附近。突然，一名乘车跳进车，让司机赶紧开车。这时候，有人就对着出租车开枪，出租车司机赶紧开车走了。 　　Beck出租车的运营经理Kristine Hubbard表示：“我猜他可能知道会发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他让司机赶紧开车，却说不出来到底要去哪里。” 　　这名乘客最后在Yonge夹Dundas附近下车。 　　据警方，凌晨2点左右，有人听到枪声报警，和这件事有关。 　　目前，警方还没有锁定嫌犯。 　　出租车司机一侧的门上有弹孔的痕迹，还有震碎的玻璃，幸好子弹没有穿透。司机能够毫发无伤也是足够幸运。现在，司机在家里试图从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中恢复。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加拿大人两次看见总理杜鲁多的眼泪，在他代表联邦政府分别向纽芬兰省原住民和加拿大同性恋群体道歉的时候。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律师最不喜欢自己的客户道歉，因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赔偿。美国国会要拖到2008年才为二百年奴隶制向黑人道歉，而且还不忘特意说明，这个道歉不能被用作索赔根据。 　　相比之下，加拿大要爽快多了。过去十几年来，由保守党和自由党轮番领导的联邦政府数次道歉，相关经济赔偿亦达数亿加元。以下是一份并不完全的加拿大政府道歉”清单“。 　　日裔移民集中营 　　1988年9月22日，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向日裔移民集中营的幸存者做出正式道歉和2亿4千万加元的经济赔偿。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加拿大政府下令监禁日裔加拿大人。从1942年到1946年，有两万多日裔加拿大公民被没收所有财产，被关进在BC省、曼尼托巴省和阿尔伯塔省的集中营。 (Bibliothèques et Archives Canada) 　　华人移民的人头税 　　（CP/Fred Chartrand) 　　2006年6月22日，保守党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向加拿大华人群体做出道歉，并向每个人头税受害者后人提供2万加元的赔偿。有将近400人获得了赔偿。 　　自1885年到1923年，有8万多华人交纳了加拿大政府专为阻挡来自中国的移民设立的人头税。 　　原住民寄宿学校 　　2008年6月11日，哈珀为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正式道歉。 　　从1870年到1996年，大约15万原住民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被送进联邦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大部分学校由教会管理。哈珀承认，这种同化政策给原住民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拒绝接受锡克移民 　　（Bibliothèque et Archives Canada） 　　2016年5月18日，自由党总理杜鲁多为1914年拒绝接受一批来自印度的锡克族人做出道歉。 　　当时加拿大政府不愿意接受印度人。为此提出入境者不得半途中转、必须有200加元现金的要求。以印度到加拿大的距离和当时的旅行条件，第一个要求是明显的刁难。1914年，大约400名印度人（其中大多为锡克族）乘船到达温哥华港口。他们被困在船上好几个星期，多番努力，但最后仍然被迫原路返回。抵达印度后，有二十多人被上船检查的英国士兵打死，还有一些人被关押。 　　奥马尔.卡德尔（Omar Khadr） 　　（CP/Ason Franson） 　　2017年7月7日，加拿大政府向卡德尔做出道歉，并赔偿他1千零50万加元。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Ralph Goodale）承认，在卡德尔被关押在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的十年时间里，加拿大政府没有尽到对他的责任。 　　卡德尔被送到关塔纳摩时只有15岁。在其他西方国家陆续接走本国公民后，他变成关塔纳摩唯一一个有西方国家国籍的囚犯。 　　纽芬兰省原住民寄宿生 　　2017年11月24日，杜鲁多代表加拿大政府向纽芬兰省曾上过寄宿学校的原住民道歉。 　　2008年联邦政府原住民寄宿生道歉时，没有包括纽芬兰省原住民。理由是该省1949年才加入加拿大联邦，它的寄宿学校因此不归联邦政府负责。 　　因性取向被军队和联邦机构开除的前军人和前公务员 　　2017年11月28日，杜鲁多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群体受到的迫害和不公道歉。 　　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加拿大军队和联邦政府机构中的同性恋遭到清洗。在杜鲁多道歉的同时，联邦政府也拨出1.45亿加元用于赔偿受害者，但赔偿方式将由法庭裁决。 　　即将做出的道歉 　　杜鲁多政府即将为二战中拒绝接受犹太人难民道歉。1939年6月7日，900多名德国犹太人乘坐的“圣路易”号客轮到达加拿大。被加拿大政府拒绝后，客轮返回欧洲。船上有大约四分之一乘客后来死于纳粹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