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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柳霜：刻在美元上的华裔女子
1961年2月3日下午，在午后小憩时，一场心脏病突发将好莱坞演员黄柳霜的生命定格在了56岁。
在此之前，她中过风，又饱受肝病困扰。“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她逐渐从影坛淡出。直到去世前一年职业生涯又有了起色，她宣布复出，饰演了一些小角色，并着手洽谈更大的项目。但糟糕的身体，没有让她等到银幕上的“第二春”，而早先那些曾名噪一时的作品，也渐渐被淡忘了。
61年后，2022年10月25日，印着黄柳霜头像的25美分硬币在美国发行，美国硬币上首次出现了亚裔面孔。这套硬币属于“美国女性铸币项目”，该项目将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一套25美分纪念币，每年设计五款，共选择20位对美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
硬币上的黄柳霜头像。
硬币的浮雕上，大眼睛、柳叶眉的黄柳霜梳着标志性的齐刘海，细长的手伸展开来，衬着下颌——她的手曾被誉为好莱坞最美的手。
这位华裔女性先驱曾几乎被遗忘。她令人绝倒的神韵、无法被压制的才华，以及一生所遭受的累累污名，在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终于被重新想起。
最重要的华裔女演员
2020年，流媒体平台网飞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好莱坞》，这绝对不是一封写给好莱坞的情书，而是一纸揭露好莱坞不堪历史的诉状。这部剧提到的一系列早期好莱坞影人，很多因为种族、性别等原因遭遇过不公。《好莱坞》用虚构过去的方式为他们鸣不平，其中一集以黄柳霜为主人公，为了弥补她未被重视的遗憾，编剧给她安排了一座她从未真正获得过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小金人。
在真实的历史中，黄柳霜出演的50余部电影，为她带来过享誉全球的声誉，但她饰演的大多数角色，光芒掩映在白人演员之下。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不是妓女、舞女就是蛇蝎女人，常常需要出卖自己的性感身材。
《好莱坞》的反讽之举，恰恰折射了早期好莱坞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在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各类少数群体以一生的努力和天赋，也只能沦为背景与反衬。黄柳霜正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黄柳霜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并不为中国人所知，但事实是，在所有时代中，黄柳霜是在好莱坞乃至全球获得过最大成功的华裔女演员。她出演的电影，常常是当年最卖座的，并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有所斩获。
“几十年来，黄柳霜一直是最重要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作者、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强大的时尚品位仍然有影响力，她的世界主义观念仍然无与伦比。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她都轻松自如。”
在黄柳霜之后，只有1960年代之前的杨秀和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关南施，在声望和名气上与她相差无几。如今，在一大批华裔美国演员中，最著名的是刘玉玲、杨紫琼、奥卡菲娜（《别告诉她》主演）和吴恬敏（《摘金奇缘》主演）。“她们从她身上继承的职业精神，帮助她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包括刻板印象的角色、对才能的限制、种族主义，以及不公的低薪。”郝吉思说。
阴影中的好莱坞明星
黄柳霜是第三代华人移民，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最早于19世纪50年代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她的父亲在洛杉矶开了一家洗衣店——这是当时美国华人最常见的营生。
黄柳霜在童年时期就遇见了电影。9岁那年，她拿着为家族洗衣房送衣服得到的小费，第一次买票进影院，从此痴迷。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电影工业的中心从纽约转移到洛杉矶。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常常能见到电影拍摄现场，围观的人群里经常有她的身影。
上世纪初，以华人为主题的电影成为美国电影中一个颇受欢迎的类型。这是由于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以及持续数十年的排华风潮，激发了美国人对于华人群体的好奇，当时甚至出现了游览唐人街的巴士观光项目。彼时的华人电影充满了猎奇的眼光，华人演员大多只能出演次要或反面角色，主角多数由白人扮演——他们涂上黄色的粉底，穿上中国的布衣，怪异地扮演中国人。
1934年，黄柳霜为电影 《莱姆豪斯蓝调》 拍摄的宣传照。图/IC
最初，对于华人在美国电影体系中被贬低的处境，黄柳霜并没有太多领会。她的目光完全被电影的神奇和光芒万丈的明星所吸引，幻想着成为女明星。她不会想到，黄皮肤黑眼睛的她，在这条貌似鲜花铺成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荆棘。
1919年，在一位常常向好莱坞制片人推荐华人临时演员的浸礼会牧师举荐下，14岁的黄柳霜在电影《红灯笼》中得到了平生第一个角色：一名一闪而过的群演。1920年，她在《小丁》中饰演了一个戏份更多的报童。随着《小丁》在美国和欧洲大获成功，黄柳霜也获得了更多影迷。1921年，她在电影《人生》中第一次担当主角，饰演一名华人鸦片馆老板的妻子，常常受到丈夫的殴打。
这个角色反映了当时华裔女演员的普遍处境。由于美国法律禁止白人的跨种族婚姻，电影审查法规《海斯法典》也要求，影片中异族不得通婚，白人演员也不能与异族演员接吻。如果华裔演员在戏中与白人演员有感情戏，最终都会以死亡告终。多年后，黄柳霜曾悲凉地说，自己死了一千次，“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
1922年的《海逝》是她早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美国人卡弗在香港附近坠海，被黄柳霜饰演的莲花救起，在莲花照料卡弗的日子里，两人坠入爱河。一年后，卡弗在家庭的催促下只身返美。痛苦的莲花独自生下了卡弗的儿子，年复一年等待卡弗归来。数年后卡弗终于归来，却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美国妻子。得知真相后，莲花将儿子交给卡弗，跳海而亡。
她在《海逝》中展现出的精湛演技为事业点燃了引擎。她让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相形见绌，尤其是真挚的哭戏让观众动容。她红透了好莱坞，《纽约时报》呼吁应该给她更多演出机会，英国影评人称其“达到了大师水准”。人们已经知道，只要给她机会，这个17岁的华裔女孩将会带来更多惊喜。
她的表演得到了好莱坞巨星老道格拉斯·范朋克的注意，范朋克当时的声望与票房吸引力，无异于布拉德·皮特、小罗伯特·唐尼等人的巅峰时期。1923年，范朋克邀请黄柳霜在年度巨制《巴格达窃贼》中饰演一名蒙古女奴，这部电影成为当年美国票房冠军，并且火遍全球，包括上海和香港。
黄柳霜饰演的虽是个小角色，但她裸露双腿和大部分躯干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此时，她在欧洲也已经火了，欧洲媒体报道《巴格达窃贼》时，将她当作最大的新闻点，印上电影杂志的封面。有人感到，黄柳霜不多的出场镜头，已然抢走了范朋克的风头。
然而，这些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当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俯瞰她的履历，这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则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海逝》中，莲花这个委身于白人的牺牲品角色，让她受到华人的批判，他们不满于电影背后潜藏的种族征服意味。《巴格达窃贼》中，她出演的蒙古女奴和内奸是个反面角色，宣传海报之所以选择范朋克用短剑抵着她后背的画面，无疑是因为性与暴力的噱头。在《唐人街繁华梦》的夜总会里，她穿戴着奇异的中国佩饰扭动腰肢跳舞，用异域风情投喂着夜总会的顾客和银幕前的西方观众。到了《龙女》里，她再次扮演舞女，白人男主角惊叹道:“我希望我能找到词汇来形容她，异国情调，就是这个词。”
在《上海快车》这个职业生涯巅峰的作品中，黄柳霜饰演的仍是一名妓女。德籍导演冯·斯登堡在这部电影里塑造了两名妓女，一个是玛琳·黛德丽饰演的西方妓女，一个是黄柳霜饰演的东方妓女，同时用东西方情调挑逗银幕外的白人男性。
西方对她的恶意从未停止。在她走红后，电影媒体以《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挑拨观众的情绪。此时她已不是那个单纯迷恋电影的小女孩，好莱坞让她遍体鳞伤，她对媒体控诉：“为什么银幕上的华人几乎总是反派——滥杀无辜、背信弃义、阴险狡诈，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即便她的演技和东方神韵得到再多赞赏，也无助于使她突破好莱坞种族歧视的铜墙铁壁。她依然无法在银幕上与异族接吻，意味着她无法上升为主打演员，只能看着那些资质平平的白人演员出尽风头。就算在拍摄时表演过一些展现其魅力的激情戏份，上映前也会被无情地剪掉，使她的银幕表现大打折扣。更多时候，她只能出演妓女、鸦片贩子，或者作为一个工具人，为电影增添一抹中国色彩。
这样的限制让她日渐难以忍受。1928年，23岁的她去往对华人更为宽容的欧洲，寻找新的机会。
在东西方的夹缝中
黄柳霜从美国向欧洲的一跃，也是朝向世界的一次冒险。这个选择让《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作者、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吉思十分佩服，他认为黄柳霜前往德国、法国和英国，让她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明星。1928年至1937年间，她多次前往欧洲拍电影，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说台词。“她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结交整个大陆的朋友，然后带着牛津口音回到美国，简历上写满了主演和多项成就，展示了她独特的世界主义。”郝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此时不过二十出头的黄柳霜，已经是一个落落大方、谈吐优雅的文化名人。在柏林，她接受了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采访，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聊了一晚上。本雅明几乎倾倒于黄柳霜的美丽和谈吐，在给杂志写的文章里，他不吝赞美之词，称其“开朗豁达的翩翩风度毫不造作……”法国人更为其着迷，在法国人眼中，黄柳霜美丽、睿智、优雅，她靠着自己的公共形象改善了华人在欧洲的形象。
然而在中国，她的同胞对待她的态度始终矛盾。
黄柳霜在全球的成功让中国人与有荣焉，《良友》和《生活》等杂志的报道，以“我国旅美明星黄柳霜”的口吻拉近关系。可是很多中国人又觉得，她的作品让中国蒙羞。一位民国政府驻美国副领事曾对米高梅公司高层说，黄柳霜每参演一部电影，就丢一次中国的脸。
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断裂，终其一生伴随着她。在她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那些年，家庭的反对声也从未停止。像很多华人移民家庭一样，黄柳霜的家庭就像一块传统中国植入洛杉矶的精神飞地。黄家在洛杉矶虽已繁衍到第三代，但从未切断与故土的联系。然而，在洛杉矶街头长大的黄柳霜，从思想到行为习惯已经彻底美国化。她精通英语，除了广东话，几乎不会读写中文。她在电影里将旗袍穿得魅力四射，而银幕下是个摩登女郎，常常穿着巴黎式的时装登上时尚杂志，还给自己买了一辆颇为新潮的威利斯骑士六缸汽车。
刨除那些令她苦恼的来自中国传统观念的枷锁，她对中国始终怀有内心的归属感。从20年代起，她就有了回到中国的念头，最终于1936年成行。
那一年，米高梅公司筹备将赛珍珠的普利策奖小说《大地》搬上银幕，故事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灵感来自于赛珍珠在江苏和安徽农村生活的经历。这将是好莱坞为数不多正面描绘现实中国的作品，黄柳霜渴望扮演女主角阿兰。即便报界和很多观众都在为她呼吁，但最终，米高梅公司还是选择让两位白人演员化妆成中国人，出演男女主角。
黄柳霜愤愤不平，决定离开好莱坞访问中国。九个月的中国之行中虽难免有杂音，但中国人给予她的热情接纳令她终生难忘。她广泛结交中国名流，包括顾维钧、梅兰芳、林语堂等人，人们盼望着黄柳霜与胡蝶这两位最红的女明星相遇，她们也满足了公众的期待，在上海留下了著名的合影。
1931年电影《龙女》剧照。
从后来的行动来看，1936年的寻根之旅毫无疑问加深了黄柳霜对中国的感情。次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对角色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正面，以呈现真正的中国人形象。因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美国上下对中国的态度当时也趋向友善。1937年的《上海女儿》中，她饰演了一位勇敢揭露非法走私的华裔妇女；1942年的《重庆来的女士》中，她出演了一位指挥游击战的女战士。访问澳大利亚时，她专门排演了一场舞台表演，控诉日本人对天津租界侨民和中国人的迫害。
她不仅拍摄支持抗日的电影，还将大量时间用在美国援华联合会、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活动中。她拍卖自己收藏的旗袍为中国捐款，筹款捐献中国紧缺的药品，得到李宗仁的致函感谢。不过，她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肯定。
1942年至1943年，宋美龄访美作政治宣传，在好莱坞也受到热烈欢迎。宋美龄与英格玛·褒曼等最当红的女明星一起出席活动，但作为华裔的黄柳霜却没有受到邀请。在活动筹备时，中方代表团就专门交代，不要邀请她。
宋美龄所代表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态度，影响了美国人对黄柳霜的看法。郝吉思认为，他们对黄柳霜的抵触，后来被美国左翼学者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她在美国名声恶化的主要原因。直到数十年后，她承受的恶名才被时间洗刷，她对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应当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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