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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汉P4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曾报道，2004年，法国和中国签署了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协议。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这是中国第一个该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是法中双方在科研和健康领域合作的重要标志。而就是这个实验室，因为新冠疫情的大爆发而成为全球关注的风暴眼。最近，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发表调查报道，介绍了这个充满争议的实验室建造的初衷和法国逐步被排除在外的过程。实际上，该实验室的确是法国出口，但协议和计划中的两国“合作”早已名存实亡，法国专家从来没有能够参与实验室的工作，«费加罗报»报道将此情况称为“失控”。武汉P4：新冠疫情风暴眼按照中国官方最初的说法，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但多种质疑声一直不断，最常见的有：这个病毒是否从P4实验室或距离更近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是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小心感染后扩散？或者，这些所谓“阴谋论”称号的质疑则更进一步，大胆质疑病毒就是P4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持这种理论的包括法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蒙塔尼耶教授，但他的观点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目前，这这次疫情中人员损失最严重的美国正在就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进行调查，这些质疑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的流行病调查结果，更不允许世卫组织和外国专家前往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要就此进行调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间接指出，中国应该就一些“困难的问题”给出说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时提到“很显然，我们并不了解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费加罗报指出，目前的局势不仅让武汉P4实验室中招，同时也让法国很尴尬，因为这个专门研究感染性最强，既没有解药也没有疫苗的病毒实验室是法国出口的。而最初，由于这个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过于敏感，就曾一度在法国引起过相当的争议。最尴尬的是，这个合作项目建成后就从来没有法国研究员的参与。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最近就结合时事热点，做了一个针对武汉P4的调查报告，称其为“激起幻想和猜测“的实验室。报道指，武汉或是中国最法国化的大城市，在长江北岸，还有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远处法租界留下的遗迹；对岸，笔者的道路通向机场，也通向一个有上百个法国公司安家的工业区，这里，标致-东风，雷诺，施耐德电器，欧莱雅等等公司都设立了工厂。这或许也是两国选中这里作为生物领域合作地点的原因。一开始就充满疑问和争议的法中合作项目本世纪初，法中两国在医疗领域合作之门继续打开，2003年，非典重创了中国时，中国需要帮助。很巧，即将卸任的江泽民认识一个在法国圣路易医院培训的中国医生陈竺（陈竺2000年10月被江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更巧的是，陈医生所在部门的Degos教授与希拉克有深交。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上台，法国总理拉法兰曾前去拜访过这个医生。2004年，希拉克前往中国访问之际，就和中国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国决定携手共抗传染病，当时中国也正经历禽流感，让这个合作更具必要性。调查指出，在武汉建立P4研究所的计划因此诞生。全球约有30几个同等级别的机构，其中一些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最初，法国细菌战专家持反对意见。要知道当时的时间点是9.11后不久，SGDSN（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担心P4实验室可能会变成生物武器库。法国非典后援助的P3实验室不知去向另一个困扰是，中国一直拒绝清楚地说明“非典”之后由法国拉法兰政府资助的几个P3活动实验室的去向。« 中国法国危险的关系 » 一书作者伊藏巴尔（Antoine Izambard）介绍说，“当时法国人因为中方缺乏透明性降低了合作热情，中方对那些P3实验室的用途的解释极不透明。因此，法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肯定也会用类似方式使用P4实验室，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而P3移动实验室的出口规定没有那么严格。当时一位参与者回忆说，那些“拖后腿“的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学习困难”，他们的“不透明”和对法国希望的双边合作项目的“阻力”。同一消息来源说，“必须了解的是，P4就像一个核后处理厂。这是一种细菌的原子弹，”。经过测试的病毒（例如埃博拉病毒）都极其危险。包括防护服和消毒隔离区处理都必须绝对严格遵循安全程序。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做出的相关详细调查，2003年萨斯风暴之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两国领导人，希拉克和胡锦涛决定在对抗传染病领域进行合作，并由外交部长巴尼耶签署了帮中国建造P4的协议。之前，法国总理拉法兰会见了曾在巴黎圣路易医院工作过的陈竺，陈竺当时是中科院副院长。此前一年，中国经历了”非典“重创，据一位持续关注此案的法国高级官员介绍，当时，有些人认为必须帮助中国研究新病毒，尤其要给中国提供好的研究条件，避免让中国人在没有相应的设备和必须的知识的情况下摆弄病毒。一句话，不让他们在自己“瞎搞”。令人不寒而栗的缺乏透明度尽管这个理由也很充分，但该计划在法国远远不能达成共识，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都支持，医界支持者有贝尔纳库什内（注：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医生，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法国卫生部部长（1992年-1993年、1997年-1999年），法国外交部部长（2007-2010））。制药工业家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不仅支持，还与他的中国同行陈竺共同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但是，法国外交事务和国防部的防扩散专家以及SGDSN（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和研究界都犹豫。有人担心P4会变成生物武器库。其他人则认为，与核能或化武不同，此类敏感医疗设备没有国际控制机构。在没有听专家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政客们同意了该项目。然后需要为实验室找个合适的地方，上海人太多不合适，因此就选择了武汉的市郊。2008年，成立指导委员会，由法方的阿兰·梅里埃和中方的陈竺共同领导。2010年，萨科齐政府通知世卫组织相关工程开始了。 15家非常专业的法国中小型企业为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支持。 Antoine Izambard补充说：“这些P4实验室确实是顶级技术，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方面可与法国核潜艇相媲美。” 但是，将由中国公司来承担大部分建设工作，让法方不太满意这样的方式。例如，德希尼布（Technip）公司就拒绝对建筑物进行认证。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法国处于弱势” 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位专家表示， “事情拖了很久，但巴黎最终开了绿灯。当时，我们与中国人一起参与了其他项目，例如放射性核废物处理中心，空客飞机的销售合同。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无力停止一个项目，因为它不能承受随之而来的经济报复”。他继续说：“我们处于弱势。中国人正在寻求获取我们的技术。有时，我们由于害怕被敲诈而走得更远。”以为外交官表示，当局“因为天真犯了错。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可以信任的。”他补充说，此案“一直很复杂。我们给自己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被执行。” 法国逐步被边缘化 P4成为“非常中国化的工具” 而武汉P4实验室的后期发展表明，那些犹豫的人是对的。中国公司最初按照规范建造P4的大部分。但是，一位专家解释说，“ P4的架构非常复杂，其密闭隔离空间的布置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知识”。 2015年，由于对中法合作没有实现感到失望，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计划中本应去武汉P4工作5年的50名法国研究人员从未离开法国。阿兰·梅里埃离开后，在北京对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我放弃了P4的共同主席资格，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国的技术协助下开发的，它也属于他们。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切断了所有联系。他指出，“我们希望在里昂的P4和武汉的P4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在中国，动物，家禽养殖，养猪问题很多，它们本身病毒是病毒的携带者，而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没有一个高安全性的实验室来分离新细菌，其中许多是病因不明的。” 中国最终取得了控制权据报道，P4实验室项目诞生得益于由法中团队的合作以及法国技术。该合作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研究和预防包括禽流感在内的烈性病毒以及大规模传染病，从而保护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健康。 2017年2月23日，前总理伯纳德·卡泽诺夫（Bernard Cazeneuve）和卫生部长马里索·图兰（Marisol Touraine）宣布，将有50名法国研究人员到武汉P4居住5年。因此，法国承诺为其提供技术专长，进行人员培训以提高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水平，并发起一项联合研究计划。但是法国研究人员从未启程。图兰最近也只好无奈表示， “我们启动该项目是希望它能够让双方共享知识，但非常令人遗憾。我们显然无法预料到当前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但是在2017年2月，我们曾寄托了这种合作的希望。” 是中国阻止了他们前往？还是法方财务能力不足？事实是，该实验室逐渐摆脱了法国科学家的控制。违反了与巴黎和北京之间缔结的“合同”的初衷，在武汉的的实验室，只有中国研究员，而没有法国研究人员挑剔和警觉的目光。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进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吻合。 Radio France 的调查报告指出，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18年1月，美国大使馆成员参观了该场所，并警告华盛顿在这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地方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障眼法的合作另一个令人失望的事情是：里昂的P4与武汉P4之间的中法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始。阿兰·梅里埃本人在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自2016年以来，中法两国传染病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会议。”他承认，与最初的承诺相反，中国研究院在没有法国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工作。 Antoine Izambard也补充说：“实验室远未达到完全运行。” “他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楼，可容纳250名研究人员，但目前人还未到齐。”通常，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人员只有少数对与三种疾病：埃博拉，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和NIPAH（猪和蝙蝠携带的病毒）有关的动物进行研究。费加罗报报道也指出，中国官方媒体也于2月16日报道过实验室的失误。他们特别声称，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后没有对生物材料进行专门处理，就将实验室材料扔掉了。他们还回忆说，为求生计，许多研究人员正在武汉市场出售经过实验的实验动物。但是，所有专家都这样说：了解病毒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防止新流行病的到来。这里引述的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在全球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 Gate”以英文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报告，他指证“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不仅长期有600多只野生蝙蝠，且2017年及2019发生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样过程中曾遭蝙蝠攻击、有研究员因沾到蝙蝠排尿而自我隔离14日。报告指出，除距海鲜市场12公里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距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正是由于该中心距疫情源头“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280米，质疑武汉肺炎恐为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外泄，是坊间估计透过自然重组、或中间宿主传播以外的另一可能。令人疑惑的是，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疫情后 P4 实验室继续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疫苗法国广播电台调查报告报道，当新冠疫情出现时，武汉的P4并未处于无活动状态。尽管中国当局尚未证实，但据两个可靠的消息来源，石正丽教授于2019年12月底从武汉市立医院的五名患者的样本中鉴定出了新的冠状病毒。 1月3日，其基因组的完整测序在上海另一个P3实验室开始进行，随后将其与其他国家共享。同时，武汉的P4正在研究被感染的实验猴子，以获得血清。吉尔斯·萨尔瓦特（Gilles Salvat）说：“中国人是生产疫苗的最佳人选。” “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当我们只有两名研究人员时，他们的研究员可达40名。在创新和生物学方面，他们的火力都强大。” 中国官方说法是P4于1月23日关闭，当天武汉宣布了封城。但是，据法国广播电台调查部门联系的几位法中两国消息来源称，3月中旬，P4实验室与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进行了一次疫苗试验。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得到信息，方法是先将病毒接种到猴子身上，将其灭活后再注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志愿者身中。武汉中南医院副院长赵剡医生也证实：“第一批接种者是志愿者，而且进展顺利。”他知道有医生参加，第一批数量不多，而第二批产品的试验正在进行，数量也相对较大。” 巴斯德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坦基（Frédéric Tangy）对这种灭活的病毒疫苗表示，“存在加剧疾病的风险。这是一场灾难。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全球疫苗竞赛中的P4实验室因此，P4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进行疫苗比赛。 3月16日，由法国人Stéphane Bancel领导的美国剑桥Moderna公司也宣布已在西雅图开始对45位健康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法国制药企业赛诺菲（Sanofi）还与美国军事团队合作。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将于7月开始对志愿者进行疫苗临床试验。但是，这里再次必须保持谨慎，因为需要进行三个阶段有结果的试验，在认可一种疫苗之前，需要超过60％至70％的不同出身和年龄有治愈效果。后续：目前，这些曾经参与过P4实验室计划的高层领导，包括被称为“中国人民好朋友”的前总理拉法兰，以及参加过揭幕典礼的前外交部长，前总理卡兹纳夫等人都没有任何公开相关发言。中国方面，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袁志明出面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访谈，他坚词否认了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目前该实验室绝对安全，没有任何人感染病毒，既不可能出现病毒泄露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制造病毒，而且人类都没有这样的智慧。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表态，否认了该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猜测。世卫组织一名发言人在周二（4月21日）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目前掌控的所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动物，并非人为在实验室操纵或制造出来。据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2月初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3月2日，中国发布关于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通知，目的是切实推进国家生物安全，进一步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严歌苓：哭姑姑爱我的和我最爱的二姑姑走了。那个从台北移居洛杉矶、在洛杉矶一住四十多年的父亲的二姐，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日长辞于世。那个在饥荒年代通过香港朋友给我们寄来香肠、奶粉、白糖的严家最不受待见的二小姐，在一个瘟疫横行、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个在1949年初跟着开飞机的丈夫匆匆别过母亲和祖母、留下所有浮财、飞到海峡对面的最孝顺的严家二姑娘，在吃完早餐、洗完澡、不需镜子而手指熟门熟路给自己涂上口红之后，静静地撒手人寰——据说是静静的。那个留下的家产提供了我们严家三代人十多年的服装面料、制鞋皮革、织毛衣的绒毛线、蕾丝花边、指甲油和香奈儿香水的深惠于我们的姑姑，突然撇下了我们。那个移民美国之后就托人给我捎来加拿大花呢大衣、连衣裙、化妆品，以使我在八零年代初就能和美国时尚平行的我亲爱的姑姑，在我关机沉睡的柏林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那个在最后日子里苦苦寻找她父亲留在美国的著作、留在美国的踪迹、并那么她父亲为骄傲的严恩椿博士的小女儿，走了。姑姑，您怎么就淬不及防地走了呢？…… 她走后这么多天，我哭也哭累了，想也想遍了，没有任何迹象预兆她会眨眼间与我阴阳相隔。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周，我还跟她通了话。我们通话一般都是听她说，因为无论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她和父亲都不幸地遗传了母系基因：晚年失聪。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歌苓啊，上次你是去年八月份来看我的，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虽然有时她犯糊涂，但这次她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我很快会去看她，她没听清，把刚才的指控又重复一遍。我赶紧大声认罪，表示一旦情况允许，我就会去看她。其实我们早就做好了女儿春假去美国探亲的准备，不料疫情在我们查看机票、计划在哪座城市住多久的那段时间，就暗中呲呲延烧着引信，终于喷发出不可视的蘑菇云，炸断了国与国，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通道。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在女儿寒暑假去看望美国的老人，这样的寒暑，是我一年辛勤写作的逗点和句号。姑姑爱吃我做的菜，每次去看她，我总是在晚餐时给她做些上海家常菜，走油蹄膀，葱油面，丝瓜闷蛋，都是她的最爱。去年八月去探望她，在参茸店买了花胶和海参，让店里泡发好，放在冰箱里，嘱托照顾她的亲戚每天给她服用。姑姑是我最后一位长辈，虽然已过九十二岁，但她没有任何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一样都不沾她身，唯一进入九十二岁高龄的，就是她的双腿；她走路需要有人搀扶。听了照顾她的亲戚口述姑姑的死亡经过，我觉得很像是中外疫情中屡屡出现的现象：路倒，即前几秒钟还在行走或站立，迅雷不及掩耳地就倒地毙命。分析原因，医务人员判断为病毒突袭了心脏。尽管姑姑的心脏从未出过状况，但那毕竟是九十二岁的心脏，平安岁月里小心呵护它，它可以柔弱亦坚强地搏动，负责第泵压姑姑生命所需的血液，带着我的老姑姑向着一百岁挺进，但它无论如何经不起如此凶猛病毒的突袭。今天是姑姑的三七。老人家去世后的三周，我一直在观看有关新冠状病毒在全世界的流行的各种报道，也不断搜集阅读这种诡异病毒层出不穷的感染方式。我前一阵读到一则消息：一些人被感染病毒后，几乎不出现任何症状，于是这种无辜的带毒者，便无辜地在人群中进行传播。这样的无辜带毒者，自感染上病毒，到病毒结束生命周期从带毒体内排出，最长过程达到四十九天。四十九天中的每一分钟，她/他都可能感染我姑姑这样的老者，让毒素静悄悄地扼杀一颗九十二岁的心脏。四十九天，一场漫长的无辜却阴险的谋杀，就在姑姑身边布局。那么，是哪一个无辜带毒者，无辜地杀害了我的姑姑？这病毒对一个体格健壮，免疫力强的人，也许就是一点疲劳感，一点嗓子不适，而她/他一旦接触姑姑这样的老人，对于老人就是终极劫数。我在心里排查，细想姑姑去世前，都是谁跟她接触过。那段时间，她的女儿和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姐和一个表哥因为自身有基础疾病，加之他们跟外界或多或少还有往来，都不敢轻易造访他们的母亲。她的孙儿孙女，也怕自己无法于外界彻底切割，不知觉地把毒给他们的奶奶或外婆，都不敢登门。照顾姑姑的是一位亲戚，十分勤勉周到，从不出门，即便推姑姑出门晒太阳，也都是在露天场地，到了洛杉矶疫情吃紧之后，她只让姑姑在大门口坐坐，享受一会下午的阳光。难道阳光也有过错，看上去灿烂如常，却含有带毒的气溶胶？姑姑的房子属于Townhouse, 一条五米宽的弄当进去，一户户人家门对门，左邻右舍紧挨着，基本没有间距。那个townhouse 小区一共十六户，似乎是中国老人的殖民地，房主都是上了年纪的华人，他们中的某人，或某人家的亲戚是病毒携带者，把病毒呼到共享的空间，气溶胶缓缓流动，如同不可视的腐水，渗入了姑姑的呼吸道？…… 亦或许早在疫情刚刚大爆发时，照顾她的人出门见移民律师，成了无症状感染者？要知道这种移民律师的事务所每天吐纳若干怀有移民愿望的中国同胞，我想象那里就是个病毒往来的中央车站。再说这家移民律师事务所，就地处洛杉矶地区最初爆发疫情的尔湾。假如我的推理到此都合逻辑，那么我就接着往下推：这位照顾姑姑的亲戚从移民律师事务所回来，并不知道病毒已经污染了她，继续她的日常工作，一天天，病毒在她身体里开始攻略，因为她身强体壮，连感冒都很少患得，凭着超强的免疫力，毫无知觉地让病毒在她身上自行走完周期，排出体外，而不幸的是，这个长达几十天的排毒过程，带走了我亲爱的姑姑。会是这样吗？…… 还有一种可能，一对从上海去洛杉矶的远亲，因断航而被滞留在洛杉矶，客居在大表姐家一个月。在他们回上海前夕，大表姐在一家上海餐馆请客，算是给上海客人送行，那天午宴的客人中，某人沾染了病毒，事后到姑姑家探访时，感染了姑姑？因为姑姑的耳聋，跟她聊天的人必须紧挨着坐在她身边，对着她戴助听器的耳朵呐喊，因而把病毒喊进她身体了？…… 记得去年入夏姑姑就咳嗽，靠镇咳剂过活，到了秋天，咳嗽加重，老太太又不愿看医生，大家就权当她得了老年性气管炎，给她服用强效咳嗽糖浆。入冬时分，姑姑开始出现喘息吃力的症候，我听了非常着急，建议给她每天输一两次氧，因为父亲肺癌后期，也需要每天输氧一两次。老人肺活量减弱，心肺功能差，咳嗽气短是普遍现象，不得已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呼吸不畅加氧，治表而不追究本，再用其他滋补方式固本，对付着带病延年。通过氧气治疗，姑姑身体大见起色，基本恢复到了咳嗽之前的状态，假如不来这场大疫，她对付着再活几年应该不是奢望。但要来的还是来了。她去世前几个小时，洛杉矶的上午，柏林的晚间，我收到两个视频。点开第一个，见姑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手拿一支唇膏，熟练地在嘴唇上一抹，三四十年代上海丽人的红唇立现在她依然细腻白皙的脸上，两秒钟，一个晨妆就完成。我当时还惊异：姑姑涂口红不需要看镜子呢！第二个视频到达时，我已经要睡了，视频上的姑姑好安逸，躺在床上读闲书。姑姑爱读小说，但不爱读我写的，说歌苓写得好深呕，看起来太闷了。但她很高兴做作家严歌苓的姑姑。有几次，陪她打麻将的牌搭子碰巧是文学老年，谈起最近哪本小说好看，有人就提起了严歌苓的小说，姑姑会说，你们不知道啊，严歌苓是我的侄女呀! 牌搭子们怀疑，因为姑姑在麻将社交圈被称做“王妈妈”，随姑父姓王，所以他们说，人家姓严哎! 她马上辩驳，我娘家姓严，严歌苓是我弟弟的女儿，是我的亲侄女！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虽然她以我为傲，却并没有跟着她牌搭子赶她们的文学时髦，读我的小说，而继续看她的英文版鸳鸯蝴蝶张恨水，继续抱怨我写的书好深，好闷。但她却把我祖父的书看了三遍。有很多年，姑姑总是唠叨：要是能找到我爸爸在美国读书时候写的文章就好了。唠叨了好几年，没人接茬。祖父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姑姑八十八岁生日前，我们到洛杉矶看望她，她又唠叨起她父亲的论文来。我先生莱瑞觉得这又不是上天摘月亮给她，找到严恩椿博士的论文，应该没问题，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着所有的博士论文。于是，莱瑞通过朋友，还真的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我祖父严恩椿的博士论文，并把它打印出来，作为姑姑八十八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她。这篇论文在当时其实是被出版了的，现在美国的网络上，还能买到网络印刷版。姑姑得到这本论文后，非常认真地读过，并从购买了十多本网络版书籍，送给她的儿女和孙辈。每次见面，她都像严厉的班主任，问她的晚辈，读了严恩椿博士的论文没有？问到我，我说没读完，她问为什么没读完，我说，好闷哎！她说她都读了两三了，这本书是结合近代史谈中国当时经济政治现状的书，自然不像严博士的译作《苔丝姑娘》那样读来味道鲜美。姑姑认真地说，从她父亲的书里，她得知了严恩椿博士当年对近代史上的中国所承受的巨大屈辱那样的悲哀愤慨，因而他那么激情饱满地主张“Open Door”——我祖父的论文标题就是“Open Door Policy”，最好的直译为“改革开放”。祖父是学政治经济学的，虽然文采斐然，他认为男儿有志要以经济教育救国。很惭愧，我到现在还没读完我祖父题为“Open Door Policy” 的博士论文，因为我想，他短短的一生始终倡导的改革开放在现在的中国，不还是在被提倡或热议吗？一百多年了，古老的热门话题啊。从那以后，姑姑对她父亲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虽然这个父亲她记得不太清晰，因为在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严恩椿博士就自杀了。那时上海正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严家在江湾的老宅毁于一弹，严博士大概太幻灭了，因为十九世纪中国人遭受的奇耻大辱又回来了。他在1937年的秋天跳楼自尽，却自尽未遂，骨折几处，打了石膏而死于石膏中毒。此后，我祖母用祖父留下的不多的家底和她自己教书的薪水把我父亲和他两个姐姐拉扯大，同时还拉扯着一位坏脾气的婆婆。婆婆是严恩椿弟兄俩的继母，却是我祖母的亲姑姑，于是双重的封建礼数压迫我祖母要担待着，还是把严家一儿二女养得高高大大，知书达理，所以我的二姑姑一直是母亲崇拜者。直到她读过严博士的书，她的母亲崇拜天平才开始往父亲一面移动。最后一年，她说她彻底理解了她父亲，为什么他那么痛苦，因为她母亲是个旧式妇女，严博士无法对其抒发胸臆，甚至与她无话可谈。通过反复阅读严博士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姑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样一股清流，是不可能在中国当时拉帮结派的学界，教育界，社会的任何界混好；一身本事却过分清高的严博士，忍受不了党派间，同党内那无处不在的“淡淡的无耻”。好在严博士没有活到今天。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对无耻的宽容度大大提高了，哪怕是浓浓的无耻也是常态，也溶入了我们人际关系的浑浑浊浊的人情味中。姑姑生命的最后一年，用笔记下了她印象中的父亲形象，记了十几稿纸，说是给我的写作做素材和参考。她印象中，祖父严摁椿总是沉默的，孤独的，尽管他很少管束孩子们，孩子们非常惧怕他。他的书房在三楼，只要听见他的脚步在三楼的楼梯上踏响，孩子们就会从二楼躲到一楼去。确定他在二楼逗留了，孩子们再冲上三楼，看看他那间书房，那是他日常的生活环境，孩子们看到他抽了一半的雪茄，看到他写到一半的书稿，到处都是他翻开的书……即便在同一个房子里，孩子们对他也是隔膜的，感觉神秘的，他的孤独像城堡一样，在那座房子里，谁也不敢攻打进去。姑姑说，严家的长辈都不喜欢她，她的大姐是外婆的心头肉，她的弟弟因为是男孩又因为最小，深得母亲偏爱。而她是家里做家务最多的一个孩子，而做多少事也都被看成天经地义。就像美国人家庭即将迎接第三个孩子时，有人会对第二个孩子打趣：“他们要把你变成倒霉的中间孩子了！” 严家二小姐在九十岁这年，意识到长辈中最爱她的是她那位沉默的父亲。严博士在厦门大学教书的两年，只带了妻子、二女儿和儿子同行，他的继母离不开上海，也离不开她的长孙女，所以厦门的两年是我姑姑记忆里是最幸福和睦的一段严家家庭生活。有一次，严家二小姐把脸摔得稀巴烂，整个脸包上了纱布，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那天严博士的教授朋友举办一场家宴，约了几个要好同事携家眷出席。严夫人说，二小姐脸包成那样，出去做客多难为情，就不要去了。严博士说，让她自己决定她要不要去。然后他问女儿，你觉得你这样子会难为情吗？七岁的女儿摇摇头，不难为情，暂时的毁容又不是她的错。严夫人还是要面子，认为这么样一个小宋丹平去恐吓父亲的同事不合适，而严博士坚持，应该尊重孩子的心愿，孩子不认为自己难看，那她就不难看！结果，七岁的二小姐就那副头脸隆重出席了家宴。我可爱的姑姑在九十岁时，以这个故事情节捏住了父亲爱她的证据。去年夏天，姑姑把她写好的十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说，你写了那么多书，早晚该写写严家的故事。我说，你跟我讲的严恩椿的故事，我已经写成了一部三十六万字的小说了呀！她疑惑，你写了？！我说对呀，《陆犯焉识》的前半生就是在祖父故事的基础上虚构的呀！她说，哦。我问，您看了吗？她说看了一点。我说你看完就知道，你讲给我听的细节，一个都没糟蹋掉，都写进去了。她苦着脸说，看不完，好闷呕。今天给姑姑点上两只蜡烛，献上一束勿忘我。洛杉矶泛滥的疫情，卷走了我亲爱的姑姑。好在她于生命之末发现了她最敬爱的父亲，也是最爱她的。发现了这点，姑姑那么知足的笑了。姑姑走得知足，走得毫无缺憾。三七，她正走在去与她弟弟、姐姐、母亲，还有那个一生宠她的丈夫相遇的路上。最爱她父亲也等在那里，向她张着双臂。姑姑宁可相信人间有爱而降临这个人间，在她生命末端，她也宁可相信，沉默孤独、天才早夭的父亲其实藏着一份深爱，专门是给严家最不受待见的二小姐的。因此，无论姑姑是不是瘟疫牺牲品，她的一生都是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