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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免费代码托管平台GitHub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有755万程序员，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7300万程序员的十分之一。他们菁英、多金、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象征。然而在荣耀的另一面，他们也在遭受职场中的年龄偏见、职场压力与生活平衡、职业未来晋升空间等方面的诸多困扰。将自己出口海外，成为一些码农寻求解答自身困惑的一种方式。在异国他乡，他们看到了互联网文化的多元属性。然而，出海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置于更高维度的全球竞争格局之中，这并非人生胜利的终点，而只是新一轮战斗的开始。 01 “面试时没人问我年龄” 在电视剧《都挺好》中，有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也曾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留过学的大哥苏明哲在其35岁之际遭遇了公司裁员。” 这一情节引发不少人共鸣。35岁这一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门槛，至今仍横亘在现实的互联网职场之中。尤其在目前的职场氛围中，对于那些在35岁仍未坐上领导者位置的码农来说，这一年龄不意味着“精华”，反而成了一种尴尬。 BOSS直聘近年曾发布一份《35岁及以上互联网人生存状态调查》指出，在已经步入35岁+的程序员中，有近6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职场对35岁人群不友好，75.9%的人认为自己在职场遭遇了天花板。某大厂程序员王海，3年前选择在34岁时移民加拿大。王海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待了近十年，干过前端、后端、数据以及技术顾问等工作。尽管他自认为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但他仍然对互联网行业的35岁定律有所畏惧。 “在国内，公司宁愿会裁掉经验更丰富的老人、去招刚毕业不久的新人，就像新一代i5比老一代i7更好用是一个道理。”王海说。目前，37岁的他在加拿大一家普通的中型企业已经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嵌入式Linux相关的技术工作。王海坦言，在34岁的“高龄”出海，内心一度非常不安。一是因为自己当时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二是对加拿大是否也存在隐性的35岁定律而担心。后来的经历证明王海多虑了。他眼里的加拿大职场，对年龄的宽容度相当高。 “面试的时候绝不会问年龄，也没有见过因为年龄问题被拒绝的例子。”入职之后王海发现，同事中既有四五十岁的人，也有还没有毕业的co-op（为了获得工作经历的学生），相较于国内清一色以20岁世代为主的年轻人，这里年龄跨度非常大。他这时才开始反思，自己被嫌弃的35岁，对行业发展并非是问题。据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21年中国程序员薪资和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35岁及以上的程序员占据行业总人数的比例仅为9.4%，远不及25-29岁程序员42.5％的占比。数据来源｜脉脉研究院 35岁，是许多码农成家立业、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年龄段。而这一年龄区间职场面临的不稳定性，很容易让人陷入生活上的混乱，也为社会带来不安。两个月前，39岁大厂员工被裁、每月房贷1.5万无力还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去年年底，一位 45 岁的程序员 Mary 在中国政府网留言称辞职后无任何面试机会，一度引发网友对于“大龄”程序员生存状况的热议。 35岁左右的员工容易入列减员名单，一般常见的说法如下。一是性价比说。一些声音认为35岁左右的员工，能力可能并未能匹配他的资历，会出现人力成本与能力倒挂的局面；二是晋升说。大厂推崇扁平化管理，晋升通道有限，所谓的大龄码农与年轻的后浪一同工作，甚至可能会被后浪领导，被认为会导致职场气氛尴尬，并不利于团队管理；三是大厂内部本身变动激烈，条线及业务调整频繁，团队全员解散情况并不鲜见。不过有声音指出，虽然社会为35岁呐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码农一旦罩上35岁这一标签就穿上了“不应该被裁”的金钟罩和铁布衫，毕竟人才市场本质讲究能力和需求规律，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竞争力。社会担心和在意的是，35岁相对而言容易成为不合理职业年龄对待下被裁的高风险人群，这种趋近于当下大众的共识，容易恶化30岁世代对职场稳定性的预期管理，造成广泛的不安。 02 “在国内不被推崇的松弛感” 在国内，内卷这个词至今流行。它来自职场中随处可见的超长工作时间，或一份螺丝钉工作、多人竞争的职场现状，以及激烈变动的职场环境，这让许多人身心疲惫。去海外可能能换一种活法，成为一些码农选择出海的原因。对从事AI行业的27岁大厂人沈润而言，国内互联网大厂内部变动和竞争激烈，像一把枷锁，让人无时无刻不想逃离。沈润在一家大厂工作了两年多。2022年，他的人生迎来两大转折点。一是收到了公司的优化通知；一是拿到了TCD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英文简称）二硕offer。早在2021年时，沈润就第一次有了离开的想法，原因是难忍领导的频繁变动和岗位的内卷。在CV（算法工程师）的岗位待了两年，沈润一共换了四任领导，其中包括目前公司的CTO。“每一任leader的上任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行事风格也需要去适应很久”。作为基层的码农，沈润本不想牵扯太多复杂的人际，但无奈管理层不稳定，基层一样会人心惶惶。赶上互联网大厂减员潮，沈润收到了预料中的减员通知，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已提前申请好爱尔兰的学校，并了解了当地的工作情况。这里有一段插曲是，在网上火爆的INFP（调停者型人格）测试中，沈润的测试结果是INFP-T：避世型人格。而爱尔兰则成为他避世的选择。虽然在此前的调查之中他发现AI在爱尔兰发展一般，他的年薪也从目前国内大厂的45万元直接折半，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他想出去避世的决心。现在沈润正在享受爱尔兰的风光，为入职做着准备。和沈润一样放弃国内互联网大厂工作、出国留学的还有方纯。作为百度产品经理的她，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时时刻刻都能够去push别人的性格。但在弱肉强食的大厂，不去逼别人、那自己一个人就得扛下所有。不断的优化减员、目睹同组同事加班拖垮身体、职场性别歧视，各种压力扑面而来，让方纯终于下定决心放空自己。今年30岁的她，成功申请到了荷兰一个小城市的学校（1年的master项目），她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年转码，在更轻松的环境去做更合适自己的工作。网络图｜大厂人的离职证明与国内激烈的职场环境相比，海外似乎给了国内码农许多想象。作为全公司招的第一个全远程员工，王海永远都不用去办公室感受人际压力。即便是王海身边需要去办公室的同事，在目前加拿大的疫情已经缓和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选择居家办公。王海说，公司似乎也无意去改变这一现状。王海每天唯一有机会和同事正面接触的机会就是组会。除此之外，公司没有对每天的工作时长进行具体要求，只要求每周工作时长能够达到40小时和不影响团队协作即可。在加拿大职场，王海体验到了和国内迥异的工作氛围。他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工作群里吼一嗓子说：“我要去接娃了待会回来”、“我要去煮个咖啡马上回来”、“我要送车做个保养马上回来”、“我要出去遛会狗马上回来”，甚至还有人说“外面太阳真好我要出去走走”。王海说，这是一种在国内职场不曾有的、也不会受到推崇的松弛感。 03 “中国码农出海并非是降维打击” 在过去10年，互联网企业被称为是中国经济的对外新名片。不少人认为，作为互联网大国、强国出身的中国码农，去海外是降维打击。王海不这么认为。他表示，许多中外差异，只是彼此互联网发展的环境不同使然。比如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他和很多人一样好奇为何这里没有支付宝、微信等更便捷的支付工具。后来王海马上了解到，差异来自于海外不同侧重的监管政策，以及早已定格的消费支付习惯，例如现金，支票，bank draft，e- transfer，信用卡等。另一方面，国内的“卷”常会给人造成公司项目正在取得飞速进步的印象，而海外的工作节奏常常给人慢悠悠之感。王海认为，之所以感觉有差异，这背后其实是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导致，并不能说谁高谁低。 “比如我们做过的几个小的项目，甚至是一些小的改动，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不断测试、沟通。文档、PRTI，在国内可能觉得不过是几个小时的活儿，大不了有问题再改，在这要做一两个星期，直至保证它不会再有问题。” 王海介绍，海外公司大部分也有晋升制度，如果想做高级职位甚至是管理层，对程序员来说需要提升的就不仅是技术。 “不过，可能与国内略有不同的是，对于不想往上卷的程序员来说，一直踏实本分地做技术也一样有宽松的环境，随着年限和级别增长，相应的工资也会增长。想不想往上爬完全看个人追求，躺平也不是错误。”王海表示。 04 出海并非胜利终点出海，虽然可以通过转变环境来重新开始，但它并非就是华丽人生的开始。尤其对中青年而言，这一年龄区间不少都已有了家庭，出海的成本十分高昂。在王海眼里，他的经历几乎没有可复制性。尤其是对于年满35岁的码农来说，在这个年纪出海大多需要征求另一半的意见，如果已经结婚还需要拖家带口，难度直接上升到Hard模式。跨过了找工作的难关，王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长期生存。目前37岁的他，除了个人负担外，还要承担老婆孩子的各项开销。而这项成本即便是生活在加拿大第十一大城市伦敦，也是不小压力。作为四口之家，王海每月的开销在不算房租的情况下为4313.24加元（折合人民币22601.3元）。在NUMBEO网站（对留学和工作目的地进行评估的网站）上，北京的生活费用指数为46.23，低于美国纽约的100和英国伦敦的71.73，同时也低于加拿大伦敦的66.23。图｜加拿大不同城市生活费用指数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的现实是，同样是受到疫情、以及全球经济环境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也在大幅裁员，其中包括许多人想去的FAANG。 9月初，美国社交巨头Snap被曝计划裁员20%。日前Facebook母公司Meta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削减至少10%开支，方式之一就是裁员。谷歌也于不久前通知创业孵化器Area120的一半员工，需要在90天内在公司内找到其他工作，Area120总员工数量超过100名。对于国内的码农来说，跨出出海这一步，肯定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实际上对国内而言，从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到各地都出台了许多政策来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给包括程序员在内的互联网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红利。当然出海与否，是人们的个人选择自由。同时也应看到，近几年海外也推出了不少政策来吸引高技术者，能力者的舞台必然是全球化的。美国今年就通过相关法案，免除拥有STEM专业博士学位的外籍申请人的绿卡年度国别限制，旨在强化美国核心竞争力；英国于5月6日宣布毕业于世界大学前50名的学生，都能申请高潜力人才签证（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日本前不久也宣布“将放宽外国高度人才签证”，所谓高度人才，指的是学术研究、专门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争取人才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码农出海，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竞争的维度之上，接下来面对的困难肯定无法轻描淡写。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无论在哪和去哪，人们都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寻找到心中那个更好的自己，这一点大家殊途同归。

“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 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澳大利亚东南角外海，海岛州塔斯曼尼亚（Tasmania）的首都霍巴特（Hobart），朱利安正开著车，一边看著导航，一边熟练从一条单行道拐进另一条单行道。虽然才从中国移民来霍巴特半年，但朱利安对霍巴特的路已烂熟于心。“学开车这回事儿，比熟路更重要的是你懂得当地的社会规则，”他笑著说，缓缓将车停下，示意一旁的行人先走。怎样学到当地的社会规则？“被人竖几次中指，你就学会了，”朱利安笑说。南半球的冬季，霍巴特寒风习习，日落也早，才刚过六点，天空已是一片灿烂的橙。这座地广人稀的小岛，也告别了白天的平静，迎来傍晚归家的车流。霍巴特的其中一条主路近海，一路驶过去，可以看到渔船与渡轮停泊在码头，听见海鸟站在栏杆上高唱。这条主干道是条上坡路，一直向前开，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坡逐渐亮起金色的灯，那是居民区夜晚的颜色。朱利安的车也没入车流，在一家泰国餐厅外停下。他今年38岁，看上去还是二十出头模样，穿著一双皮靴，皮衣外套放在车后座，扎起长发，还画了眼妆，一副随时潇洒走江湖的模样。他也的确很潇洒：32岁时，来自中国中部城市的他毅然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一心准备“润”，却遇上疫情，移民计划被拖延，6年了，直到2022年年初，才通过学生签证才成功“润”到塔斯曼尼亚。相比起澳大利亚其他主要城市，霍巴特并不是一个“常规”目的地：不仅当地亚裔人口较少，而且比起“城市”，更像是“乡下”，公共交通少，坡路多，当地人出行都是靠开车。然而，相比其他省份，塔斯曼尼亚也长期被视为“最轻松”的移民选项。尽管在政策上属于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但坦斯曼尼亚政府近年推出宽松的技术移民政策，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落户，让许多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苦等名额的技术移民申请人将塔斯曼尼亚看成移民之路的“垫脚石”，搬到千里外的塔斯曼尼亚寻求永久居留身份。不过，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朱利安移民到塔斯曼尼亚之后，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后，他“润”到了孤岛上从老家出发到达霍伯特，朱利安要先到上海，然后坐11小时的飞机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后坐两小时飞机到霍巴特。整个霍巴特机场甚至不比港澳码头大，只有一两个登机口。出了机场，朱利安还得先上机场巴士，大概20分钟左右的车程才到达市中心。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沿路是连绵不断的山，山的尽头是海，海的那边是霍巴特市中心，连结两边的是长达1.3千米的塔斯曼大桥。在桥上透过巴士的窗户外看，朱利安可以看到靠在码头的渔船和游艇。这便是他“润”的目的地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孤岛：塔斯曼尼亚仅有55万人口，是澳门的八成人口，面积却是澳门的549倍。最新人口调查显示，当地有11万在海外出生的居民——每5名塔斯曼尼亚居民中，就有1人是海外移民。就像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农业和矿业也是该岛重要支撑，但这座孤岛又与澳大利亚大陆格格不入：在经济和教育发达的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的功能性文盲率却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出了机场，朱利安下车的地方是一处靠近码头的酒店，那一块区域属于“旅游区”，既有宜人的渔港景色，又有保留完好的18世纪欧洲民居建筑群，还不乏美味好评的“鱼与薯条”餐厅，每逢周六，当地甚至会有极具特色的跳蚤市场，好不热闹。从码头往内大概20分钟，就是霍巴特的市中心，也是在这里，外来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孤僻”。尽管该有的大型百货商店、超市、购物街都有，但从外观上看，像是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医院、警察局、法院和临时拘留所在都在同一条路段上，因而常能看见警车停在医院对面。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市内的一个市集。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在市中心也常能看见朱利安就读的塔斯曼尼亚大学的建筑，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全省唯一一座大学，因此在全省开遍校区。朱利安就读的学院在主校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山上，当地学生想从主校区的教学楼走到图书馆，哪怕导航上标示只有几百米，都是开车去，不然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走山路。然而，初到塔斯曼尼亚的朱利安并不知道这些。他搜索学生宿舍的位置，看见只是3.6公里的路，就决定推著行李走到目的地。那时正值下午，他走著上坡路，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四十分钟过去了，但朱利安还没走到宿舍。不少路人看见狼狈的朱利安，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朱利安谢绝了：“我当时感觉快走到了，还差一小段，就想很有仪式感地去体验这个肉身翻墙的艰辛。”于是他又走了一小段。最终，朱利安还是接受了本地人的帮助：一位印度裔大叔将车停在路对面，向他跑过来，拿过他的行李就往他的车方向走，并对他说：“我都走这条路两趟了，你还没走到终点，你肯定需要帮助！” 于是朱利安跟著大叔上了车，大叔问他地址。“我告诉他我的学生宿舍的地址，还跟他说‘很近’。”大叔看了他一眼，对他说：“不近！” 等大叔把车开到学生宿舍，朱利安顿时明白大叔的反应了：尽管距离他上车的地方只有1.6公里，但是学生宿舍是在另外一个山坡上。“我就跟他说，‘幸好你救了我！’”朱利安大笑。朱利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纪录了这一刻。在“润学”流行之前，朱利安就常在社交媒体上鼓励别人“润”。尽管如此，朱利安却没想著自己要“润”：他已是中年，在体制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对当下现状心有不满，但他还没打算要打破这份稳定。直到2019年，离他千里之外的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他改变了主意。那年“721”，元朗地铁站发生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朱利安在推特上转发了相关贴文，过了几天被当地派出所“请喝茶”。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到他单位约他，和他“聊”了几小时后，就放他走了；但与朱利安同城的朋友却没那么幸运，关了两天才放出来。被请喝茶之前的两周，朱利安正忙得手忙脚乱。早前单位人事调整，他换了一个部门，从此没了假期；单位布置了一份标案任务，领导迟迟拖到最后一个月才开始让他们部门接手，最后又成了朱利安一个人的活。连续熬夜加班多天后，标案成功，单位开表彰会，夸遍了朱利安单位的每个人，却唯独没有他的部门；作为标案的核心工作人员，他却坐在会议桌的最外缘，听著标准。那一刻，朱利安像是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彻底醒了过来，再加上后来的喝茶事件，他毫不犹豫地递交辞呈，著手研究移民。“如果我不换单位的话，我在这样的部门做一辈子，工作做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我的人生混成这样，我要出去。”他说。在孤岛上的爱国留学生与“恨国党” 朱利安开始在家查找资料，最终决定走学生签证这条移民路。他清楚自己的优劣：独身，中年，普通家庭出身，因此他认为，通过学生签证走技术移民获得永居，这是他的最佳选择。 2019年底，朱利安报读了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并飞往当地上课。然而没上几天，武汉爆发疫情，很快菲律宾也出现冠状疫情确诊案例，朱利安当机立断，买了飞往日本的机票，刚落地就被宣布是日本最后一批外国游客。他后来得知，在他走后，他的语言学校封校，有同学在校园内被困多月。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朱利安回家准备学生签证，并搬回老家与父母同住，住的是他小时候的房间——“这么多年，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19年之前，我在国内混得很好，因为体制砸不到我，19年辞职之后，我在日本很开心。比较难的是2021年，我以为新西兰要开，就回国准备学签，整个21年就是⋯⋯”他停顿了一下，“最大的恐惧不是我润不出来，而是我消耗了一整年无所事事。” 朱利安每天在家就是写学校申请、准备考试，中途有空就出去旅游。他原本想去新西兰，结果新西兰当时国门不开，于是他转去准备加拿大的签证，结果被拒了两次，最后转战澳大利亚，成功下签。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的海湾袋鼠湾。摄：David Gray/Reuters/达志影像终于到了今年年初，朱利安来到霍巴特，在阔别大学十多年后，重返课堂。他学的是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专业，这一专业在塔斯曼尼亚的技术移民职业清单上。朱利安本身就是个喜欢到处走的人，多年旅游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见解，让他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甚至常参与课堂上的讨论。成绩好的他也成了其他年轻中国留学生眼中的“学霸”，他们经常会打电话向朱利安请教课堂上的问题。刚到塔斯曼尼亚的“徒步”经历，让朱利安决心买车，而且越早越好。他先是向在车行工作的朋友请教鉴定二手车的方法，然后开始在脸书的二手市场看广告。他看中了一辆价格便宜的银色小车，和卖家约好第二天见面验车。卖家是个中东人，载著朱利安试了一圈车后，两人就去银行交易，还约了时间一起去路局做车辆所属更换的手续。朱利安也知道了对方急著卖车的目的：这位中东小哥准备回家，然后再也不回澳大利亚了。开著车，朱利安游遍塔斯曼尼亚，上学下课，购置日常用品，还将家从暂住的宿舍搬到山上的公寓，每到傍晚，他就会眺望窗外的天空，看风平浪静的海面。他也笑言，自己已成霍巴特的“活点地图”，并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你只要想通一件事情：不管你在哪儿生活，那都是生活。我有同学刚来，他们可能很有顾虑，但我是这样的，只要我觉得要去做、我就去做，不会顾虑这么多。” 但是，朱利安大胆的性格，有时还是会给他招来麻烦。一次，他在学校论坛上回复一名本地同学的留言时，带了几句对中国的批评，过了一会就收到一位中国同学对他的指责，对方甚至还打电话找他。“幸好我那时没接，”他回忆。朱利安发现，即使跑到地球另一端的孤岛，他与“祖国”的联系仍然藕断丝连。由于移民政策优势，塔斯曼尼亚近年吸引了不少中国移民，最新人口调查显示，当地在中国出生的移民有超过六千人，比2016年要翻了一倍。作为社交媒体上知名的“恨国党”，朱利安一开始不打算与当地华人社区有过多交集。他看塔斯曼尼亚当地的微信公众号，就有华人社团组织红歌联唱比赛。日常生活中，他也尽量避开用微信。“我最早也不用微信二手群那些去买东西，都是直接用脸书的，然后开车开很远去买。” 不久，朱利安打算搬出学生宿舍，在当地租房仲介找房子，然而当地的房屋租赁系统是为当地人而建的，要求朱利安出示在当地的收入依据，以此证明他可以承担房租。最终，朱利安还是在一个微信群中找到了现在住的房子，房东都是移民，理解留学生租房的难处，就没有设那么多条条框框。朱利安突然想通了：坚持自己是“恨国党”的想法，和在海外与当地华人来往这两件事，其实并不冲突；为了“恨国”而不和同是移民的华人社区接触，最终麻烦到的是自己。“你把自己搞得这么难，没必要。” 尽管朱利安积极和本地同学老师交往，但作为留学生，他就是异乡人，就连租房的系统也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讨厌的中国，却成了当地人认识他的第一个身份。 “说白了，你和一个陌生人攀谈，前三个问题是一定跑不掉这个的了：where are you from？如果你不撒谎的话，你的这个原始烙印是跑不掉的，”他说。朱利安也发现，要让自己完全融入本地社区，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可能你说你来得早、十几岁就到澳大利亚的话，那你可能很容易就会适应这个地方，你就会能跟本地人完全一样，我也有本地朋友，他们也给我发邮件，给我发消息，但我有时会忽然觉得，跟他们社交很累，”朱利安说著，停顿了一下。“但这可能也有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在国内也是不太喜欢闲聊。” “你为了打进一个圈子，你非要从零开始，从社交开始慢慢来，我觉得太累了。” 无法“落地生根”的华人社区如今，朱利安有了一群熟络的华人同学，大家每逢放假就会一起开车去玩，朱利安当领队，准备好行程，朋友们都信赖他这个朋友。他也逐渐发现，虽然在学校论坛上遇到了“小粉红”，但此外，他没怎么遇到过有类似意见的华人。 “可能是因为到塔州的人，主要是为了移民。为了移民的人，他可能多多少少没有那么（爱国），真的移不了又爱国的那些人，可能他就回去了。” 凭著政策优势，塔斯曼尼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年轻华人移民前来居住，但选择在塔斯曼尼亚生根的华人，却少之又少。尽管早在1870年就有华人移民到塔斯曼尼亚，但由于多年来华人社区规模小，因此单从城市街道来看，很难看出华人社区对当地的影响。比如，同是州首府，华人社区繁荣的墨尔本市中心有一条完整的唐人街，唐人街之外有著各式各样的亚洲餐厅与商店；相比之下，霍巴特市中心仅有少量的、还是遵循上世纪的快餐式中餐厅，卖的是迎合白人口味的“咕噜肉”和炸云吞，只有稍微靠近大学校区，才偶尔出现零星的、迎合亚裔口味的餐厅。在墨尔本开了近三年已久的某台湾知名手摇店，在今年六月才进驻霍巴特。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城市斯坦利，一名食客在餐厅里喝咖啡。摄：David Goldman/AP/达志影像塔斯曼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教授James Chin认为，塔斯曼尼亚近年的华人社区得到发展，靠的是那些到塔斯曼尼亚等签证的华人移民，但这些移民终究会离开，因为塔斯曼尼亚当地的产业与经济留不住他们。无法为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 “塔斯曼尼亚没什么私营企业，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是，假如你是一个符合资格的律师，你能在塔斯曼尼亚工作的法律事务所数量非常少，除非你是班上前百分之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律系毕业生会前往新南威尔士州找工作，在那里考执业试，在那里开始事业。” 此外，疫情导致签证审理时间延长，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也越来越多。到2022年3月为止，内政部表示还有超过1万6千宗技术移民申请尚未处理完毕，而澳大利亚媒体也报道，有多名技术移民申请人士等待两年已久，却仍未获得签证。上周，联邦政府举办工作技能峰会，宣布将会增加3万技术移民配额，相关团体表示欢迎举措，却担心这会引来更多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这股等待签证的焦虑在塔斯曼尼亚华人社区中悄然蔓延。25岁的凯蒂在塔斯曼尼亚大学就读社工专业，她两年前从墨尔本的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塔斯曼尼亚，又重新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只为获得技术移民资格。“这里的华人圈有一股怨气和焦躁，”她说。“大家来霍巴特都是为了签证来的，拿到身份就走了，跟墨尔本的不一样，”她说，指墨尔本的华人社区已扎根当地，但霍巴特的华人圈却还有漂浮之感。朱利安也隐约感受到这股焦躁。他所读的专业，只有他和另外一个香港学生是第一年来的澳大利亚，其余好几个中国同学都是在澳大利亚大陆读了硕士之后，又为了移民跑来塔斯曼尼亚读硕士。尽管朱利安的学生签证还有两年，但他已经开始考虑后续签证的问题了。如果顺利的话，他在毕业后找到旅游管理相关的工作，积累工作经验，就可以获得技术移民签证的资格；他也在联络了一家日本的公司，希望对方能赞助他一个工作签证。“如果我觉得毕业以后，澳大利亚实在不好呆的话，我就跑到日本去。” 他也忍不住叹气：“签证这个事儿，真的没法讲。” 尾声两年后的签证阴影笼罩著朱利安，但是，当下他只想著两件事情：找工作以及保持好成绩。他买车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毕竟我一年没有收入了。”读书方面，一直名列前茅的他，却在一门讲危机管理的课上低分飘过，他认为是老师教学和评分有问题，想去申诉，却被别的老师劝下，最终决定还是先专注其他科目。朱利安经常收到来自陌生网友的私信，“说想润、找我咨询润的，好歹也有一百多个，但最终润成功的，就只有十来个。”他分析大部分人“润”不成功的原因：“首先能跟我在同一个频道上的，年纪也都差不多，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什么都得重新开始。” 朱利安对过往没有留恋。他知道自己是个经常往外走的人，也知道自己一定会“润”出去。“我爸妈一直知道我是想移民的，但可能到下签的那一刻，我爸才意识到我是真的要走。”他回忆父亲开始旁敲侧击，问他在外国是否容易找工作，并假装不经意地评论：“如果难的话，你要不在国内工作几年再去？” 在老家准备“润”的期间，朱利安与父母也发生了不少冲突。“我妈是属于那种她做完饭，你就要马上吃的那种，但我早上有时起得晚，我就不吃饭，穿著睡衣在家里，她就生气，”他说。“后来我就坐下来和她聊了两个小时，我跟他说，你不要做我的饭，也不要管我，后来就好些了。我妈脾气暴躁，我脾气也暴躁，但聊了之后就好很多了。” “我现在出来第一年，回头看回去这段经历，虽然我可能还是不喜欢和他们住，但也许可以和谐共处，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了。”被问到是否想家，朱利安停了停。“现在肯定不想，但到了明年后年，想到父母年纪也老了，这么久不见面，也会想吧。” 朱利安踩下油门，发动汽车。他的车在行驶的这条车道，是去往大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的商店关了门，偶尔有一两家亚洲餐厅仍在经营。朱利安一边开车，一边说著自己对未来的计划。来塔斯曼尼亚之前，朱利安运营著自己的旅游个人公号，偶尔会组团和网友一同去旅游。他打算重拾他打算趁著学校放假的时间，重拾“旧业”，自己租一个旅游小巴，自己排行程，身兼导游与司机带人游玩。朱利安开心地说著自己的计划，嘴角上扬，眼里似乎闪著光。黑夜安静，在两旁路灯的注视下，朱利安的车一路向前，向著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