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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2日，北京，薛蛮子参加时尚活动。在权力和财富纠织的舆论场丛林里，这位昔日的微博大V避开曾经给他带来过荣光与耻辱的公共议题，试图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从头来过。薛蛮子告诉《博客天下》记者，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每天过得很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坐在家里赚钱，多好！” 本刊记者 | 杨林汪再兴 7 个月的看守所生活并没有太多减损薛蛮子在现实世界的影响力,因为他自称在6个月内连续投资了34个创业项目，如果这个说法属实，这在投资界是一个极其高效的数字。在位于北京顺义的别墅里，重获自由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的薛蛮子告诉《博客天下》记者，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每天过得很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坐在家里赚钱，多好！” 薛蛮子是在2014年4月16日晚上7点离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位与他相熟的朋友向《博客天下》转述薛蛮子的话：“有关部门告诉他在外面要低调。” 此前，这位在微博繁盛时代自称微博皇帝的大V因为嫖娼和涉嫌聚众淫乱先后被行政和刑事拘留。在被羁押7个月后，他因为身患直肠癌而获得取保候审。除了脸颊略显消瘦，这位原名薛必群的61岁美籍华人重回公共视野后的外表并无明显变化。接受采访时说到激动处，不时蹦出北京俚语京骂以及英文单词。变化发生在暗处。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数量下降了100万。出事前，他热衷点评、转发公共事件，批评政府作为。出事后，他只转发，极少发原创微博。访谈中，他只谈商业，不涉政治,甚至要求来拜访他的创业者“莫谈国是”。从2013年8月23日薛蛮子因为嫖娼被收押至今的496天里，这位微博大V经历了世俗名声与虚拟权力达到顶峰后的急遽下坠，正在努力适应并接受这种不再热闹的生活。新生活多数时间里，满头白发的薛蛮子喜欢坐在自家别墅一楼靠窗的黑色沙发上，透过玻璃，能看到许多创业者从他院子走进走出。离开看守所后的薛蛮子遵循着投资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早起晚睡，中间忙于接见各种创业者。现在，薛蛮子每天都会接待七八批创业者，投资的项目也五花八门，涉及火锅外卖、同性恋形婚软件、Cosplay以及成人用品等领域。只要天气不是很冷，薛蛮子常在晚饭后在小区散步。一位他投资的年轻人说，陪他散步的大多是创业者，薛蛮子的很多投资决定都是在小区里散步时做出的。出事以后，薛蛮子散步时也会偶遇尴尬。小区保安告诉《博客天下》，一些人见到他会对他指指点点，但薛蛮子似乎不在意，甚至会主动上前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12月2日，和《博客天下》记者见面时，他问记者有没有一些好用的阅读APP推荐。薛说，最近他在读易中天的《中华史》和《极简欧洲史》。在半个月前的一次薛蛮子与创业者见面会上，《博客天下》记者看到薛蛮子的做法是坐在沙发的正中央，让创业者挨个站起身来发言，或者说自己的创业项目，或者给他已经投资的一个项目提出建议。挑食火锅外卖创始人窦高峰记得，在决定给他投资前，薛蛮子先在家里叫了三次外卖火锅，第四次见面的时候，才聊了十分钟，薛蛮子突然说，“行，把你的账号给我，这个项目我投了。” 窦高峰觉得很惊讶，因为当时他的挑食火锅还只是试运营阶段，没有正式上线，于是追问了句，“那就谈定了？”薛蛮子说，“谈定了”。有一些项目的投资进程因为薛蛮子出事而被打断。拉拉公园创始人廖卓营告诉《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7月就和薛谈过这个项目，当时薛说：“这小伙子不错，今天你们先回去”。直到2014年11月，廖卓营才拿到出狱后的薛蛮子的投资。廖卓营回忆，他曾和薛蛮子开玩笑说，如果能够在2013年拿到投资就好了，薛很爽快地说，“是我错了”。薛蛮子向记者描述离开看守所后的生活：如果在北京的话，偶尔晚上会和自己曾经投资过的人一起吃饭，除了这些创业者之外，他很少去公共场合，不喜欢出头露面。出事前，他是各种投资大会和电视创业节目的宠儿。他曾向媒体自述，自己每天可以接到“1000条私信“和“最多时候每天要去30多个地方参加会议”。甚至还经常上一些跟创业无关的综艺和娱乐节目。2011年，他通过参与“微博打拐”和各种公益活动在微博上成名后，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人和天使投资人，更像是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的公众“明星”。但现在，薛蛮子的90后投资合伙人吴幽偶尔会拿薛蛮子之前上央视道歉的事情来开玩笑，虽然薛从不生气，“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心里不在乎，也不意味着那段经历对他现在的投资没有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找他来投资自己的项目，一些有实力的创业者甚至担心薛的投资会对自己的创业项目带来影响。吴幽说，有一个项目，薛蛮子很看好，打算投资，但项目负责人最后放弃接受薛的投资，因为“嫖娼的名声不好听”。认识薛蛮子5年多的创业者陈柏成也注意到，“薛蛮子行事比过去低调很多。”一次会面结束后，陈按照习惯提出要和薛蛮子合影，但是被薛反常地拒绝了。陈柏成回家后，薛打来电话强调，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发布他的影像照片。陈柏成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他出来之后，我去见他，整个人和出事之前相比消瘦得厉害，那么注重形象的人，衣服上的扣子都快掉了。” 一位创业者在薛蛮子面前提到他是微博大V，像个皇上一样。薛告诉这位创业者，“那是过去，在外面千万不要这么讲。勿谈国是。” 记者问薛“为什么现在不上电视节目了”，他耸耸肩，满脸的不耐烦，“不去不去，累死了，从早上8点站到晚上12点，凡是出头露面、上屏幕的事情都太累。” 聊起最近投资的商业项目时，他津津乐道，口若悬河。一旦谈到过去的事，他则面露尴尬，口吻近乎卖萌，“就不告诉你”，或者“我就是不说”。当《博客天下》记者和他聊及秦皇岛一位副处级干部马超群贪污亿万的新闻事件时，他低头不语，过了好几秒钟之后闷声说，“无耻，真无耻”。有那么一瞬，他流露出自己昔日在微博上点评公共事件的态度。不过很快，他又恢复到一种近乎警惕的状态，“我不关注公共事件。” “那聊下你此前支持的打拐呢？”记者问。薛蛮子回答，偶尔转发，也只是转发。“这个事就别说了。” 微博发迹薛蛮子告诉《博客天下》，现在他每天在微博上花费的时间不多，“几十分钟而已”。从薛蛮子离开看守所开始更新微博，到2014年12月29日下午5点，他一共转发了4353条微博，平均每天转发17条微博。而出事前，他一共更新了85012条微博，平均每天 78条。他正努力与以往那个经常在微博上评论公共事件的“薛蛮子”形象做切割，然而，他的人生跟微博兴衰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王兴（化名）看见薛蛮子在央视上公开道歉时，这位专门负责微博运营的新浪员工就开始担心“薛蛮子事件”会对微博的活跃度产生影响。事实也是如此，薛蛮子被抓成为微博活跃度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在那之前，微博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上多是一些和社会公共事件有关的，也涉及到一些大V的言论行动，在那事之后，现在的热门话题就尽是明星八卦和‘鸡汤’。”王兴描述这种变化。王兴记得，2009年新浪微博诞生之初，新浪的编辑会邀请很多在微博诞生前就已经拥有知名度的意见领袖参与微博热门话题互动，帮助他们在微博上积累知名度，但薛蛮子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成为大V的道路并没有依靠微博官方提供的帮助，完全是靠自我炒作，自然也不会感激微博。” 王兴说，他不愿意找薛蛮子合作的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新浪微博方面发现薛蛮子发布的微博中包含谣言，以及他的微博话题总是喜欢触碰敏感事件。薛蛮子在面对央视镜头时也梳理了自己粉丝在微博上暴涨的过程。薛蛮子说：“进入第一个粉丝增长的高潮，要从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算起。当时我看到这个事，就和于建嵘、邓飞他们一起推广这个活动，还搞了一个理事会。”通过微博打拐，薛蛮子的微博粉丝一下变成了几十万。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5月，“薛蛮子”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罹患癌症的消息，再次引来粉丝量的大幅增长，很快就超过了100万。粉丝量从百万到千万的飞跃是第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中，微博运营商和一些媒体的推荐成为薛蛮子大V之路的加速器。“新浪选出了我和李开复、任志强、潘石屹和姚晨、李宇春、陈坤等一些演艺明星的微博，推荐给新开微博的人。”薛蛮子说。此后，央视等媒体在报道薛蛮子微博传谣事件时，将薛蛮子曾在微博上发布的“舟山人头发里汞超标”、“自来水里含避孕药”、“南京猪肉铅超标”、“惠州猪肝铜超标”等内容定性为“不实言论”，并“给当地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但在2013年前，这些评价公共事件的微博让薛蛮子从天使投资人转型为网络意见领袖。在另一位微博“大V”邓飞看来,薛蛮子其实并非“公知”。他告诉《博客天下》：“薛蛮子首先是个商人，他一直做投资，有了微博之后靠参与微博打拐行动才提升了影响力。” 邓飞说，薛蛮子作为一个商人的逻辑是投入和产出。“所以说当他看到这个影响力有利于他做生意，得到了无论怎么有钱都得不到的尊重。” 邓飞认为，薛蛮子虽然没有给公益投入很多钱，但他确实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他投入了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很多人问我，薛老又没有给你投很多钱，你为什么跟他关系那么好？我说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他能够亲身参与和支持，这个比钱更重要。”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微博上做公益或转发各种监督政府和为民生呼吁的言论，是网络大V巩固粉丝、提高话语权的有效手段。而靠投资起家，眼光精准的薛蛮子也精明地参透了这一点。于建嵘认为，薛蛮子在微博上造谣是因为“他成为大V后被架得下不来了，为了黏住粉丝，继续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只能不断转发各种老百姓愿意看的内容，给人一种自己说出了平民心声的印象”。在一些熟悉薛蛮子的人看来，薛蛮子在出事前不断在微博上塑造的热衷公益和意见领袖的形象，不过是他在给自己的商人本质披上了一件华服。 2011 年5月20日，薛蛮子确诊患有癌症，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于建嵘，他想在最快的时间看到他。于建嵘告诉《博客天下》，当时自己正在武汉做博士论文答辩，心急火燎地往回赶，以为要上演类似“托孤”的戏码，“肯定是很大的事”。但是赶到北京见到薛蛮子，才发现后者拉来了他投资的华艺传媒的创始人杜子建，准备说服于建嵘一起做生意。这件事过后，于建嵘对薛蛮重新定义，“他就是一个商人”。于建嵘坦言，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跟薛蛮子这类的商人打交道。因微博打拐火起来后，薛蛮子几次到宋庄找于建嵘提出合作要求，但是被于拒绝，“我们做的是很纯粹的事情，和商业没有关系。” 一位与他相熟的投资人更是直接评价薛蛮子的生意与微博的关系，“在微博打拐前，薛蛮子在投资圈里的名气根本排不上前20名，打拐成名后的他才慢慢在投资圈里找到好项目。”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也是因为微博打拐才与薛熟悉起来。微博皇帝的生意在中国做了将近23年生意，薛蛮子总能抓住社会变革中涌现出的商机。薛蛮子第一次在中国抓住商机是1991年。他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回到北京，看到固定电话普及率还不足1.7%，就将电信设备卖给通信行业的客户，随后又通过资本运作，成为中国第一代天使投资人。这种敏锐捕捉商机的能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他要把自己在微博上获得的影响力转化为商业利益。这个过程必须依靠不断触及政治禁忌、评论公共事件完成。 2013年前，薛蛮子显然对在微博上淘金信心百倍，至少在投资布局上，微博营销账号成为他的投资重点。 2009年，微博兴起之时，经常泡在天涯上的杜子建、玩论坛的“酒红冰蓝”等人成为微博第一批用户。2010年4月，杜子建收购了第一个草根微博账号。这就是如今众多“草根大号”的由来。2010年12月，投资人薛蛮子看上了杜子建的草根大号，便拉上蓝色光标各出资250万元，认购杜子建公司全部股权的24.5%。此外，蓝色光标自己750多个客户的微博需求全部交由杜子建的公司打理。按照媒体报道以及业内人士介绍，新浪微博草根大号账户的操控者主要有三人：蔡文胜、杜子建和“酒红冰蓝”（肖俊丽）。来自《创业家》的报道称，杜子建拥有新浪草根微博前50名中的15个。但是，这些所谓大号大部分粉丝都是僵尸粉。报道还说，一位对薛蛮子和杜子建都熟悉的人士说，杜子建公司的客户和部分大号实际控制权在薛蛮子和蓝色光标手上。杜子建拒绝对《博客天下》评价他与薛蛮子此前的生意关系，“这个跟我没关系。” 当时，薛蛮子除了通过杜子建收购草根账号外，还在微博上建立了属于自己品牌的商业运营账号，《蛮子文摘》。《蛮子文摘》于2012年2月18日正式上线，公开资料显示其为薛蛮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类整合形成新型交互式产物。在成立初期，薛蛮子曾多次为它站台，并接受媒体采访。《蛮子文摘》位于北京东三环建外SOHO17栋26层的办公地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网络游戏公司。《蛮子文摘》前员工刘明（化名）回忆，他们的办公室面积不到40平米，常年只有四五名员工，薛蛮子本人不在此设办公席位。但刘明说，《蛮子文摘》成立初衷就是为薛蛮子服务的，吸引粉丝，梳理薛本人所关注的热门事件成为文摘的首要任务。作为微博自媒体公号，《蛮子文摘》也跟随薛蛮子之后参与了多次公共事件，例如，救治白血病女孩鲁若晴，以及呼吁为刻假章救妻的北京人廖丹进行捐款。彼时，《蛮子文摘》为了迅速吸引粉丝和话题，提出向民间高手征稿的战略，投稿的微博48小时转发过5000次，即付奖金1000元。与此同时，薛称每一条上线的文摘都会经过他本人的审核,“我是给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给大家做信息过滤，不说假话、不传谣、不说废话。” 效果也确实立竿见影，据之前SocialMouths统计，《蛮子文摘》曾两天内就收到投稿近500篇，半年时间吸粉24万人。虽然《蛮子文摘》没有对外曝光过其商业运营手段。但此前主编申音向媒体承认，肯定会有“商业化的考虑”。另一位曾在文摘工作过的员工告诉记者，如果《蛮子文摘》去掉“蛮子”二字，其受关注度与商业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刘明说，《蛮子文摘》成立初期，薛蛮子曾对其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最被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能传谣。也因为这个规定，《蛮子文摘》成员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来确定所转发内容的真实性，“打个比方，薛老发一条微博可能用时一分钟，但是我们对这条微博可能会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甄别。” 刘明认为，薛蛮子网络传谣，是因为他微博发布数量过于巨大，加上本身知识层面的欠缺，所以无法对每一条微博内容都加以保证。至于记者追问“是否会对薛蛮子微博内容的真实性加以提醒”的问题，刘明用了另一个比方，“你们老板喜欢抽烟，这是个恶习，你可以提醒他一次，但是你能天天都提醒吗？” 虽然薛蛮子当初曾对媒体宣称，自己会对属于自己品牌的这个微博账号发布的每一条内容都严加把控，但实际情况是，薛只是监管了一段时间，就将文摘全权交给申音打理，较少过问。一个例证是，在薛蛮子因为嫖娼被抓两天之后，《蛮子文摘》还在正常更新。对此，刘明的解释是：“我们都是从电视新闻上才知道‘大老板’出事了，起初大家以为这消息是假的，谁知道真的出事了，不过等我们看到已经是他被抓两天后了。” 在2013年以前，微博活跃度节节攀升的时代，无论是运营《蛮子文摘》还是投资草根账号都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但在2013年，这却成为一门危险的生意。 2013 年8月19日，因编造散布“7·23”动车事故赔偿外籍游客2亿元、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谣言，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前员工秦火火（原名秦志晖）、立二拆四（原名杨秀宇）被抓。据《南方周末》报道，一场以打击网络谣言为主的网络“严打”行动，正在席卷整个中国。从2013年8月20 日到8月31日，短短12天内，数以百计的网民因“制造传播谣言”而遭处理。其中，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其中有网络推手“秦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接着是普通网民，如发布“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八路”的男子张某、询问“是否发生命案”的河北女子赵某。事后看，当时的杜子建和薛蛮子立即在网络上和秦火火撇清关系。杜子建在微博上称，“我公司2005年开业时，秦火火曾在我公司任职，但经十几天观察，发现此人人格有问题，就当即开除，再无联系”。薛蛮子随后转发了该条微博，并评论道：“@杜子建你在2005年曾雇佣过秦火火，当年便解雇了他；我2010年投资你，秦火火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危险的征兆一再出现。在秦火火被捕两天后，也就是2013年8月21日央视13套的早间新闻中，当提到公安机关打击网络造谣违法犯罪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 “秦火火薛蛮子团伙：中国最大的网络黑社会”的字样，当时有很多网友在薛蛮子的微博下留言，“你是怎么关注秦火火的？他当年是无名小卒，你却无数次转发他的微博。早就怀疑你了。” 在薛蛮子被捕的前一天，也就是2013年8月22日，律师肖芳华转发了一条薛蛮子游览成都的微博，并开玩笑，“央视已把你打成网络黑社会了，你怎么还有闲情游山玩水？”薛蛮子重新转发后回复，“毛泽东有词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哈哈”。此时距离他被捕只有33个小时左右。与政治的触碰很难判断薛蛮子何时进入官方管控视野，但到2013年夏天，大V们与监管当局关系已经显得十分微妙。 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邀请纪连海、廖玒、陈里、潘石屹、薛蛮子等十多位网络名人座谈交流。鲁炜就网络名人社会责任提出六点希望和坚守“七条底线”的共识。一位参会人士告诉《博客天下》，那场座谈会更像是一个微博大V的社会责任论坛。“很多大V说话不负责，而且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鲁炜就提出了七条底线，目的是让这些大V能够注意自己在网络上面的言行，平时说话都收敛一些。” 该人士回忆，当天座谈会上，薛蛮子和鲁炜有过直接的交流。鲁炜先站了起来，然后薛蛮子也起身，两人先是相互寒暄几句。鲁炜希望薛蛮子继续在网络上发挥正面作用，薛蛮子表示一定严格遵守七条底线，杜绝网络谣言。但这并不是薛蛮子第一次见到鲁炜。早在2013年3月，薛蛮子、李开复等大V曾在北京的M餐厅与鲁炜聚餐。而就在网信办主任鲁炜邀请大V们参加座谈会的3个月前，2013年5月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正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 2013 年8月10日那场座谈会结束后，参会大V都被央视邀请到财经频道的《对话》栏目，谈如何破解网络谣言。面对央视，薛蛮子发言称，“在网络上造谣没有成本，还可以捞到粉丝，这个谣谁不造啊。”薛蛮子甚至提出要让造谣者付出代价，如果造谣一次罚款100万，就不会有人造谣了。薛蛮子的发言立刻得到了现场很多大V的认同，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当天，身着一件白色唐装的他在身边一水统一黑色正装的13位大V里显得格外显眼。 13天后，2013年8月23日，薛蛮子在北京安慧北里一小区因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获。8月29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发表文章警告网络大V“要以薛蛮子为戒”，“坚守道德、法律底线”。 2013 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刑拘中的薛蛮子还主动向民警提出条件：“我了解媒体，这方面我有经验，你们找一个影响大的媒体，我们一起来设计，让戴着手铐的‘薛蛮子’来说网络上的事儿，配合做好宣传，我也能早几天出去。” 2013年的秋天，SOHO中国董事长、新浪微博粉丝超过1600万的潘石屹和拥有1500万粉丝的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微博上一唱一和。潘石屹微博发问：你说这微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任志强回答：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剩余价值 2014年12月24日，薛蛮子发了一条微博：“中国年轻人出逃微博，微信要革谁的命？”其中一位网友回复，“主要是大V不说话了。” 从看守所出来后的薛蛮子不得不面对在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影响力陡降的现实。《博客天下》记者利用微博热议指数工具查询发现，在2013年3月1日到当年8月23日薛蛮子出事前的半年时间里，薛被热议的次数，平均数值在80000次左右，远远高于在网络世界里与他粉丝数量相同等级的大V。出事后，他的热议数值急剧下降，他被热议次数很少超过3000次。另外记者发现，近一年来，薛蛮子、邓飞和于建嵘三者的微博数值都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很少超过5000次。一位新浪微博内部管理人员透露，微博热议值和这些人在微博的活跃度有关，出现这样的变化意味着近一年来，公众人物微博的活跃度在不断下降。但薛蛮子在虚拟世界影响力的下降并不妨碍一些创业者在线下继续消费他的剩余价值。现在，创业者陈柏成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就是“把创业者引荐给薛蛮子”。他将中关村很多和他一样急需投资的初期创业者拉进一个他自建的创业群里，他提出，如果需要他帮忙给薛蛮子投递商业计划书，或者通过他引荐给薛蛮子，则需要付出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代价。虽然薛蛮子出过事，但陈柏成的“生意依旧火爆”。此后，陈柏成索性向创业者提出，想见薛蛮子，先缴纳100元会费，加入他的创业微信群。薛蛮子知道陈柏成在私下消费他的影响力，也警告他不要这么做，但他仍十分善意地提醒记者，应该多关注陈伯成这样的另类创业者，他认为陈柏成的失败不全是陈自己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人人创业，人人天使，而且投入到社会上的热钱也比原来多得多，人人都爱折腾。” “我自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所以其他投资人都不愿意理他，我还愿意接他电话，还愿意看他推荐给我的项目。”薛蛮子说。陈柏成承认，在他“骚扰”过的诸多投资人当中，薛蛮子“还算是最好说话的”，前段时间，陈柏成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扣押、殴打，他无奈下找了一圈投资者，只有薛蛮子给他打了一万块钱。薛蛮子告诉《博客天下》，这笔钱没打算让陈柏成还，“总不能看着他被打，这点同情心还是要有的。” 在薛蛮子的投资合伙人吴幽看来，从看守所出来后的薛蛮子最大变化是更愿意帮助别人。“他经常对我说，现在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和推力是，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他很愿意帮助创业者，不光是投钱，而且提供机会、人脉等帮助。” 薛蛮子感慨说，时移世易。“现在微博也没人上了，不像过去那样一个大V可以在微博上一呼百应，影响力各方面急剧下降。”他希望能重开之前停掉的《蛮子文摘》，准备给它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蛮有趣”。在权力和财富纠织的舆论场丛林里，这位昔日的微博大V试图避开曾经给他带来过荣光与耻辱的公共议题，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从头来过。

多年以后，令计划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或许会觉得，此生最绝望的时刻并非2014年12月22日因严重违纪被组织带走接受调查，而是两年前，2012年3月 18日凌晨4点，他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车祸中当场死亡。那一刻，依照令计划的工作习惯，他很可能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据在令计划身边工作过的人透露，令计划在中央办公厅期间，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走出办公室。看到周围的办公区域一片漆黑，他会惊讶地问：“都下班了吗？”在值班人员的提醒下，他才会意识到已是凌晨。此时，他并不回家休息，而是在周围散散步，喂喂野猫，他喜欢这种小动物，从未下令驱逐。天一亮，他又开始新的公务。“ 他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工作节奏，并且沉浸其中，经常不着家。” “不着家”的令计划最终面对了儿子的尸体。是夜，在处理车祸的过程中，令计划已经采用了违纪手段。这一情况得到两条不同信息源的证实。然而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他神色如常地出现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此后的两年间，他持续如常地开会、视察、讲话、撰文。从公开镜头上，没有人能窥见他的任何异样、任何情绪变化。但民间关于他会不会“出事”的猜测，日渐增多。终于，2014年12月22日，这只靴子落地了。 “西山会”的人事布局令计划何时迈出“严重违纪”的第一步，尚不得而知。他为人并不高调。在中央办公厅任职期间，令计划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见诸媒体，即使接受记者采访，他也经常在回答完问题后提醒一句“不要宣传我”。不事张扬的令计划打造了一个隐蔽的权力世界。媒体人罗昌平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其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次聚会，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多家媒体称，令计划正是“西山会”的“执牛耳者”，其他成员还包括令计划兄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女富豪丁书苗，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罗昌平还披露，在2012年11月前，令计划召集了3次有目的的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这成了“西山会”成员的命运转折点。据媒体报道，这3次饭局，与法拉利车祸的“善后工作”余波有关。由于成员级别很高，且多人均已落马，这个神秘的“西山会”究竟如何运作，令计划在其中如何掌控，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山会”的触角直接伸向山西官场，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曾在平陆印刷厂（令计划早年工作单位）工作、后涉足山西官场的阎平（化名）向记者透露，2014年8月落马的陈川平与令政策关系密切。虽然从公开简历上看，陈川平与令政策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在太原，“两人私交不错”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2000年至2007年期间，令政策担任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主任时，陈川平正是山西太钢集团总经理、董事长，两人可能有密切的利益交换。“陈川平的母亲是运城市平陆县常乐镇人，跟令计划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农村，人人都是亲戚，陈川平的母亲对令计划的父母以叔婶相称，所以陈川平管令政策、令计划叫舅舅。”陈川平曾获得“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08年，46岁的陈川平就成了副省级干部。陈川平又继续安排平陆老乡。在山西工作多年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几乎在陈川平被调查的同时，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柳遂记被带走调查，他就是“陈川平的人”。此外，2014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的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功与陈川平关系密切。柳遂记和李建功都是平陆人。藉由一个个陈川平式的角色，令计划的人事布局从“西山会”一直延伸到山西各级。初中时就能背诵《人民日报》长篇社论 2007年“西山会”成型之际，正是令计划出任中办主任之时。同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时任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在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说，令计划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心尽力、踏实工作，是名优秀干部，他们两兄弟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勤奋。此言不虚。在许多采访对象口中，令计划都被评价为工作勤奋。令计划出生于1956年10月，当时，全国生产力低下，物资短缺。记者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找到了令计划当年就读的小学——后村学校的旧址。这里如今是一个老年社区，学校已经搬走，不过一排教室还在，教室外墙上写着“踏踏实实做事”，教室里的讲台、黑板，以及黑板上方的“振兴中华，好好学习”警句也还在。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由13层砖砌成，上面抹了一层水泥，台面上歪歪斜斜地立着几块砖头，权当球网，整个球台已经破旧不堪。除了后来给村里老年人建的公寓和一个篮球架，整个小学旧址再没有别的教学设施。令计划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在镇上的常乐中学读初中时，令计划还有3个兄弟和1个姐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紧。令计划的初中语文、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曾普超告诉记者：“计划当年穿的都是旧衣服，裤腿、袖子上全是补丁。”曾普超记得，为贴补家用，令计划有时还给别人家摘棉花。“计划很本分，从来不跟人打架”，他爱打乒乓球，爱写爱画，是班长兼体育委员，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经常在班里出板报。一次，板报上空了一块，无内容可写，令计划灵机一动，找到一株几十厘米高的玉米苗，左手拿玉米苗，右手就在黑板上画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玉米插画就完成了。“他的板报总能在评比中拿第一。” 令狐周雅是令计划的堂兄，也是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如今83岁，住在常乐中学的教师宿舍里。他告诉记者：“计划很认真，小学一二年级时，字就写得很整齐。我教他时，他的数学成绩不好，文科成绩好。” 据曾普超回忆，当时全班大约60人，令计划和梁振钢、裴耀东3人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时候搞毛主席著作学习，令计划经常代表班里发言。” 曾普超说，令计划每天放学后都看《人民日报》，看到好的名言警句，就摘录到笔记本上，记了厚厚的两大本。大约在197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党的生日，曾普超找来令计划和梁振钢，让他们在3天之内背诵出这篇社论。第三天，令计划只少背了一个“的”字。第四天早上，令计划再次找到曾普超，把社论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梁振钢是第五天才背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十分佩服计划这个学生，那篇社论很长，而他那时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可以推断，令计划在少年时代就有了过人的政治素质，对北京的事情很敏感。早年当过后村村长的姜守立现年86岁，见到记者时正在煤炉旁烤火取暖。他回忆了一件发生在1971年的事——令计划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家后赶紧告诉父亲令狐野：“爸，林彪叛逃了！”脾气暴躁的令狐野听后十分生气，并大声吼道：“你瞎说什么！不要命啦！论年龄，他还是你伯伯呢！”令计划只好闷不作声。当印刷工时爱看党报党刊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时期，17岁的令计划没办法考大学，就到印刷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铅字一个个拣出来排好。当时的车间主任李梁喜告诉记者，令计划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开印刷机，每天工作8小时。“这个活太复杂，要印很多东西，不能出错，要求很严。” 那时令计划每月能领到二十来块钱工资，但生活依然很艰苦。“他穿的是他爸的旧军装，改小了套在身上。我从来没看他穿过别的衣服。由于长时间磨损，衣服黄不黄白不白的，显得特别破旧。” “当时年轻人都爱玩，但计划很好学，下班后回到宿舍一有时间就看书看报，写写东西。”李梁喜说。那时，除了《人民日报》，令计划的“课外读物”又增加了《山西日报》和《红旗》杂志，均为党报党刊，“还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平陆当时的官方报纸《平陆小报》，并给县委县政府印一些材料。为了多挣钱，厂里也接一些社会上的订单。一来二去，踏实肯干的令计划就被县领导注意到了。 “县里的领导一看到印刷厂有这么个人才，就打听这是谁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领导说，团县委正缺一个这样的人，就把他调去了。”李梁喜说，当时的团县委也就三五个人，以前是“死水一滩”，令计划去了之后，团县委的工作就变得活跃了。现任平陆县政协主席赵旭光当时担任平陆县城关镇团委书记，和令计划工作联系比较频繁。他还记得某个星期天，他到令计划办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计划穿着短裤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满了，就摊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 月，毛泽东在谈到《水浒》时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当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纷纷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文章，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1975年9月23日，令计划紧跟中央步伐，拟写了《共青团平陆县委关于号召全县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共印400份，报“团地委”，主送“各团委、总支、支部”，抄送“县常委、有关组、室”。 1976年7月，令计划入了党。山西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增华岁月》，内容是曾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的回忆录。其中写道，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增华作为其直接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张雅茜告诉记者：“书出版时，令计划已是中央领导，所以文中特意隐去他的名字。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出事。” 推动“五讲四美”活动常乐中学的教师杨前进告诉记者：“听说计划口才很好，演讲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凭着这个本事一步步从县里升到（团）中央的。”对令计划的这种认识，在平陆颇具代表性。 1978年，令计划去中央团校学习，给团中央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次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运城团市委推荐了令计划，他由此被选调入京。阎平告诉记者：“最初，令计划给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当秘书，高占祥很喜欢他。后来（1983年1月），高占祥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也把令计划带过去当秘书。”令计划的公开简历显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带领团中央宣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五讲四美”道德教育活动。而此时，令计划正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后来，令计划又回到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直到1995年卸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此后，令计划开始了在中央办公厅长达17年的任职经历，并给同事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办勤勉能干，当上领导后很多事依然亲力亲为，对下属也很和气。令计划在京工作期间，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去北京找过他。1982年10月，令计划的初中老师曾普超和高中语文老师赵璧到北京旅游，顺便看望得意门生令计划。“我们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钟。他给我们倒了茶水，还削了苹果，但说不上话，总是刚说三两分钟，电话就响了。一看孩子这么忙，我们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诉记者。令家的一位邻居王爱玲（化名）记得她与令计划的一次接触。“十几年前，我去北京办个事，计划妈跟我说：‘我给你写个电话号码，是计划的，你在北京如果没有熟人，没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个肿瘤医院有个老乡。到北京后，我给计划打电话说：‘我来北京有个事，你妈妈给我你这个电话。’计划说： ‘你等一下。’后来我打电话跟他说，我如果找不到老乡，再给你打电话，他说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找到了那位老乡，在肿瘤医院住了一晚就回来了，也没打扰计划。” 令计划在平陆印刷厂时的师傅王增林在上世纪90年代也去看过令计划。当时，王增林已经退休，继续为印刷厂看大门。阎平告诉记者：“我们就跟王师傅开玩笑说：‘你徒弟都当（团）中央领导了，你还不去找找他？’”后来，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计划。“他看到团中央的牌子就进去了，待的时间很长，有一个星期，但令计划那时已经不太方便出面，就给师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还转交给他3000元钱。” 妻子谷丽萍的“生意圈” 令计划在平陆老家没有谈过恋爱，到北京后，他认识了妻子谷丽萍。两人的相识得益于谷丽萍的父亲，谷父原是军乐团小号手，后转业到北京圆明园当某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并结识了团中央的一批人。1983年，令计划到中央团校政教专业学习，与谷丽萍相恋并结婚。谷丽萍学的是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北京市检察院。起初，谷丽萍并无官职。但随着丈夫令计划的高升，谷丽萍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据悉，令计划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后，谷丽萍被调到中央团校图书室工作。此后转向了与共青团中央相关的青少年教育工作。2003年11月，谷丽萍创办了一家名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公益组织。在YBC官方网站上的组织机构介绍里，记者看到，该组织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威尔士王子国际商业领袖论坛、英国驻华大使馆等机构共同倡导下发起成立”。据媒体披露，该组织在创立之初就收到了电信、科技等领域数家中外大型企业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短短几年时间里，YBC在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设立了分部。 2010年11月，团中央发起成立瀛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核心项目就是YBC。而谷丽萍也成为瀛公益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并兼任YBC总干事。在令谷车祸身亡后，谷丽萍受到沉重打击，患上抑郁症。2012年底，有传闻称，谷丽萍因涉嫌利用其创办的公益基金会进行敛财活动而被双规。外界开始揣测谷丽萍创办公益组织的目的，有人指出，谷丽萍创办公益组织，名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为名，掩盖钱权交易，以便于搞地皮和做房地产生意。 2013年4月，瀛公益基金会网站宣布，谷丽萍自当年1月起已不再担任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及YBC总干事职务。该基金理事会高度评价了谷丽萍的工作表现： “为推动YBC公益事业全身心投入，在公益事业中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关心创业青年成长，尤其是在创新研发领域，带领核心团队历时七年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YBC模式标准典章》，为YBC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据报道，除了搞“公益”，谷丽萍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生意圈”。这个圈子包括传媒、科技、航空、投资等行业知名企业的高管。从最近部分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谷丽萍及其生意圈的影响力有多大。北大方正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友据传与谷丽萍关系密切。2014年12月22日，就在令计划落马当天，方正集团下属6家A股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此前一个月，曾是北大医药第三大股东的政泉控股连发5则公告，称北大医药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首席执行官李友等高管涉嫌股票代持、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随后，网上出现一篇题为《方正集团600亿负债压顶：央行下令停贷》的文章，称人民银行已发布内部指令，要求各大银行不再向方正集团发放新增贷款，并加紧回收新增贷款。令计划落马后，网上又流传出一份北大内部文件。文件显示，12月20日，北京大学受方正集团委托，向央行发出求助函。北大称，政泉控股利用网络媒体冒用央行名义大肆发布不实消息，可能导致方正集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出现问题，所以恳请央行予以关注和澄清。 12月24日晚，政泉控股发布公开声明称：“根据其掌握的情况，包括魏新、李友、李国军等在内的部分北大方正集团高管涉及刑事案件。除李友已经潜逃外，魏新、李国军等北大方正集团高管及部分管理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不过，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于第二天凌晨开通实名认证微博，以澄清传言，并于12月27 日亮相方正集团与北京大学的联合发布会，大谈产业报国理想。而李友确已销声匿迹。妻弟谷源旭在政法系统工作 2014年12月29日，令计划案在继续发酵。据财新网报道，令计划的妻弟——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谷源旭，日前也已被“北京来的人”带走调查。谷源旭的一位前同事表示，谷源旭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曾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工作，后调至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在彼时刚刚创办的《东方时空》栏目负责后勤剧务工作”。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创办于1993年5月，而令计划的弟媳、五弟令完成的妻子李平也于1993年调入中央电视台评论部，主持《东方时空》的子栏目 “生活空间”。由此可以推断，谷源旭与李平曾在一个部门共事。据介绍，谷源旭在央视任职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为人也颇受好评。该同事还对媒体表示，谷源旭在1997年前后，曾有一次在等红绿灯时，被小偷从副驾位置抢走车内的公文包，内装10万元人民币公款。谷源旭随即下车狂奔猛追小偷，直至小偷不得不扔下包为止。在央视工作期间，谷源旭与一位从湖南电视台调来的女编导相恋结婚。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制片组组长。2003年，谷源旭到宁夏电视台挂职任副台长。但是，与在央视的时候不同，谷源旭在宁夏电视台工作期间得到的评价似乎并不高，有人认为他“当副台长的能力还是不足”。尽管这样，随着姐夫令计划的高升，谷源旭的职位也随之高升。2006年，谷源旭回到北京，被调往公安部反恐局。谷源旭的身份，从媒体人一下子变成了政法系统的领导。当时，令计划已经升至中办副主任。 2010年9月，谷源旭被调往哈尔滨，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曾发布过一份关于谷源旭挂任职务的通知，称：“谷源旭挂任省公安厅副厅长。挂职时间2年（自2010年9月起至2012年9月止），挂职期满后，挂任职务自然免除，不再另行发文。”但2012年9月挂职期满后，谷源旭仍然留在黑龙江省公安厅，担任党委委员、副厅长一职，并兼任黑龙江省反恐办主任，直至事发。谷源旭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14年12月5日。当天，作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领导之一，谷源旭去沈阳出席了东北地区警务合作联席会议。现在，黑龙江省政府网站上已经找不到谷源旭的名字。儿子令谷命丧车祸令计划与谷丽萍的独生子令谷之死，一度被封锁消息，但此事平陆老家人早已确知。 2014年农历七月初十，记者探访了位于长乐镇洪阳村的令家祖坟。当时邻近中元节，按照当地风俗，已是上坟的日子，可令家的墓碑前仅有寥寥几根残香。带着记者前往墓地的洪阳村小卖部老板说，那还是清明节时亲戚们烧的，最近令家还没有人来。令家祖坟紧靠黄河，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空地上并没有凸起的坟头，只是四周种着两米来高的柏树，中间的墓碑显得有些孤零零。小卖部老板还说：“死了的人，碑上的名字都会用方框圈起来。”说着，他指向了带方框的“令方针”。随后，他又指向了排在第二十二辈最后面的“令谷”：“这个就是计划的儿子，他前两年在北京出车祸死了，还没来得及给他的名字刻上方框。”他的名字来自父母两方的姓。在令家族谱上，令计划与谷丽萍独子的名字是“令桥”，后来立先祖墓碑时变成了“令谷”。为何改名，族谱编纂人令狐周雅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2012年3月18日凌晨4时10 分，在北京市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角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为一辆价值数百万元的黑色法拉利跑车，车上有一男二女。据当天的《北京晚报》报道，该法拉利由西向东行驶时突然失控，撞向桥体南侧的墙壁，随后又反弹撞向北侧护栏。高速连续撞击使得法拉利车身粉碎性解体，发动机被抛到了路中央起火燃烧，车内的三人被远远抛出了车外。第二天，《新京报》对这一事故也作了报道。《新京报》援引报警人目击者沈先生的话称，他当时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突然从倒车镜里看到，一团黑影正冲向他的车，他赶紧踩了一脚油门，想要躲避身后高速追来的车辆。随后，沈先生车后的这团黑影直接撞向了辅路的水泥墙，一团火球飞起，一些碎片跌落到了他的车上。他报警后，交警和消防员都很快来到现场，3名乘客中的男性“头下一滩血，已经身亡”。这名男性正是令谷。发生车祸时，他24岁，正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令谷的大学同班同学告诉记者，令谷2007年至201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化名王子云，但“八卦是流传得最快的，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有时会开豪车来学校，和同学“见面也就点个头打个招呼”。他还组织成立了“战略及国际研究委员会”，用来结交官二代。大学毕业时，令谷没有参加毕业合影留念，“他也不需要这个合影”。虽然“他的成绩不太好”，但2011年还是被保送至北大教育学院读研究生。2012年出车祸时，他的研究生生活尚不满1年。开始同学们还不敢确定车祸的死者就是他，但在各种传言之中，同学们还是发现令谷确实消失了。阎平告诉记者，令谷所驾驶的豪车，是原山西省首富张新明“自己掏钱买的，然后把它送给了陈川平，陈川平为讨好‘舅舅’令计划，又把它送给了令谷”。偶然事件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令谷之死，成了推倒令计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儿子的奢糜生活以惨烈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无论“西山会”有多少攻守同盟都掩盖不了。2012年9月2日，令计划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他自幼爱读的《人民日报》主标题上，内容是他兼任统战部部长；2014年12月23日，他的名字第二次出现于中央党报的主标题，内容是他接受组织调查。这两次登上主标题，正好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与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