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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华人移民来说，澳洲华人社会在人情往来方面似乎要比国内简单一些。但是中国人历来讲究礼尚往来和人情世故，身处悉尼的华人，无论是新老移民或者是留学生，同样也都面对着各自逃不掉、躲不开、或多或少的人情债，有时只好叹一声“人情猛于虎”。人情债一：帮国内亲友免费代购在记者的采访中，最多人大吐苦水的便是免费帮国内亲友代购各类澳洲特产，如奶粉、鱼油、雪地靴、维他命、蜂胶等各类保健品。在悉尼从事会计工作的梁女士说，帮亲戚朋友代购奶粉简直是苦差事，但又无法拒绝，只好咬着牙坚持。梁女士堂姐的孩子去年出生，堂姐指名牌子要求梁女士定期帮忙代购奶粉给孩子。因为姐妹俩从小玩到大，梁女士自然是不好拒绝。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梁女士就要购买奶粉寄给堂姐。后来堂姐表示需要一些小儿维生素、钙片、鱼肝油等，梁女士也都一一照办。梁女士说，有一段时间某牌子的奶粉特别紧俏，还实行限购，这让她非常头疼，需要跨不同的区跑不同的超市和药店才能买到，后来还断货了，把梁女士急得不行。而且每次寄回去之后都提心吊胆，怕没寄到、怕奶粉漏了，还怕被扣下。有一次没能及时寄回去，堂姐还表示了埋怨之情。还有一次是堂姐要的奶粉牌子的2段奶粉断货了，梁女士就买了该牌子的3段奶粉，结果堂姐非常不高兴。除了亲戚之间，也有一些相熟的朋友托梁女士购买一些保健品。“人家也说得很恳切，一开头就说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我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拒绝，也只好一一照办。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也不好意思收别人钱。有的人就只要一两罐鱼油，邮费还贵过鱼油的费用。” 像梁女士的这种代购任务不少华人都在承担着。一些华人反映，和职业代购不同的是，他们答应免费代购都是因为亲情友情，丝毫没有想赚熟人钱的念头。但是有的时候代价不菲，不但长期搭上自己的时间，有时还蒙受经济损失，而最恼人的是吃力还不讨好。有的留学生表示，很多时候帮忙代购都是自己垫钱买东西寄回国，等朋友收到检查无误才提钱的事情，有的时候生活费都搭进去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不好意思催要钱。有的华人提到，汇率的换算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而且汇率时高时低。出于友情的考虑，通常都把物品价格的零头去掉或者少算一些。但也还是有朋友不领情，偶尔来一句，某某好像买的比你的便宜。人情债二：愁人的回国礼品对于许多华人来说，每次回国，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头疼。大多数人买完机票之后马上操心的就是带什么回去给亲戚朋友旧同事。回国礼品让许多华人感到头大，要考虑到自己经济允许的范围、平衡、是否便于携带等问题。首先是送给谁。华人张先生来自国内一海滨城市，城市不大，亲戚间经常互相走动。张先生每次举家回国的礼品都是送出数十份，就怕漏送了哪家亲戚让人家不高兴。每年回国送礼给各家亲戚就是一大笔开销。张先生说：“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不存在这些问题，他们不在乎这些，大家聚一聚就很开心。就是亲戚方面不好弄，送得不好他们背后说我什么的，我父母根本就受不了。” 其次是送什么。有华人反映，低档的礼品送不出手，怕别人嫌弃；高大上的礼品送不起，没那经济实力。其实移民的生活没有国内一些亲友想象得那么光鲜，特别是有的新移民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再次则是帮忙带东西回国也让不少华人发愁。在悉尼的中国留学生小何表示，每次回国前，总有一些亲戚知道小何要回国，于是就托其父母表示要帮忙带些什么。比如雪地靴、奶粉、鱼油、羊毛毯、蜂蜜等。一些东西不但重，而且体积大。结果小何自己父母反而没有要求带什么，全都是给亲戚朋友帮忙带的东西。返澳的时候，又会有人托小何带东西给在澳留学的孩子，又是一大箱子。所以不管回国还是返澳，小何的行李箱里基本没有自己的物品。人情债三：接待中转站移民悉尼两年的华人柳女士表示，让她头疼的是国内亲友过来悉尼旅游。与国内的亲朋好友在异域他乡聚会，固然是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自家充当接待中转站背后也有着一些无奈。柳女士说，有的亲友是参加旅游团来澳旅游，悉尼只是其中一站，通常这种情况亲友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柳女士会准备一些手信到她们的下榻之处碰面叙叙旧或者外出吃个饭。也有朋友自由行到澳洲，在悉尼逗留几天，自己找旅馆住下。柳女士则会专门向公司请几天假或者在周末的时候陪朋友，找一些悉尼著名的景点外出游玩。有一次柳女士的一个亲戚和刚高中毕业的女儿到澳洲新西兰游玩6周。因为亲戚表示，希望女儿能够更好地了解本地的生活和当地大学，同时也节约住宿费，于是便住在柳女士家一个月。柳女士表示，如果是在国内3房2厅2卫的时候，接待亲戚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在悉尼，目前柳女士一家租住的是2房1厅1卫的房子。原来8岁的女儿自己一间卧室，但是因为亲戚来了要住一间房，柳女士只好和女儿挤一间房，让丈夫睡客厅。另一位华人觉得比较麻烦的是，朋友到悉尼旅游然后说要借车开，这种情况也不知如何回绝，万一出了问题确实说不清，后来让朋友直接去租车。但是朋友说不了解租车的方法跟行情，身为地主也只好帮忙租车，因为心有歉意，也就自己帮朋友付了几百澳元的租车钱。人情债四：免费咨询师让一些留学生头疼的人情债则是一些朋友对澳洲市场，还有租房的咨询以及关于论文的一些参考和对考试题目的询问。留学生小张说，有一次国内的一个朋友打算做红酒生意，托她帮忙了解一下澳洲这边的情况。于是小张多番打电话了解，有时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去跑，到相关的英文网站找详细的资料并且翻译成中文。小张前前后后弄了两个多星期，最后把这些信息弄好之后发给朋友。结果后来朋友说了一句，比较麻烦还是不做了就没有下文，更加没有提交通费和电话费的事情。小张说，她的留学生活并不宽裕，平时也要打工赚钱，悉尼的交通费又比较贵，坐几次火车就要30、40元，老是这样搭上时间和金钱，让人忍受不了。这种情况小张已经碰到好几次，有一次是国内的朋友想在网上做代购，托小张了解澳洲的保健品和进货渠道，这让她感到十分为难。小张说，并不是在澳洲生活就对那里的方方面面都会很了解，作为一名留学生，她自己本身对澳洲社会的了解就十分有限，就算打工，也是在超市和咖啡馆打工。但是国内的一些朋友不理解这些，就会认为你人在澳洲，帮忙了解一些事情都不肯，太不够朋友了。对于另一名留学生小刘来说，让她头疼的则是室友时不时就请她帮忙修改大学作业和论文。有一次室友将一篇1500字左右的英文论文给小刘，托小刘帮她改成750字左右的论文。让小刘感到不好拒绝的是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也算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小刘只好硬着头皮，搭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偶尔一次还好，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好几次，让小刘觉得不胜其烦。人情债五：翻译机器还有不少留学生反映的人情债则是，帮助国内的亲友进行翻译，各类翻译都有，从保健品的说明书、申请学校的材料到专业的医学、会计和法律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在悉尼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的留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她就读的是会计专业，但是国内的亲戚朋友还有曾经的同事大多认为，既然在国外留学，英文肯定错不了，翻译也就是小菜一碟。于是时不时就发一些中文的东西请她帮忙翻译，让小王有苦难言。小王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都很愿意帮助，比如一些简单的内容，而且全都是从自己的学习打工时间里挤下来去翻译。但是，有一次小王的亲姑妈发了一份10多页密密麻麻的关于会计的中文文档给小王，让她翻译成英文。姑妈认为小王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就权当练习好了。而小王十分为难，因为涉及到许多术语，而且口头语和书面语也完全不同。硬着头皮翻译了两页，实在无法胜任，只好回绝了姑妈。小王说，还有亲戚发来病历请求帮忙翻译成英文，有朋友发来有关法律的文件请求帮忙翻译等等，还表示如果小王翻译不了，能否帮忙找其他当地人帮忙。小王说：“谁都知道隔行如隔山，即便都是用中文，不同领域之间的用语尚且十分讲究，何况还是不同语言之间。而且如果答应了别人的请求，那就要确保翻译的质量，这花去了很多自己学习的时间。关键是翻译是一门学问，和平时说话不一样，翻译不好误了别人的事情更糟糕。” 像小王一样遇到类似事情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他们都认为，一些人认为出国留学或者工作的人，英语一定很好，认为能够把翻译这个事情做好，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希望国内的朋友能够理解留学生的处境，了解他们的难处。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中发表“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赫鲁晓夫在此后的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得益于朱可夫元帅的大力支持，将马林科夫等反对者悉数逮捕。文革爆发后次年初，《人民日报》、《红旗》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当时毛与刘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同样是元帅的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一举动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忧，也由此埋下了贺龙悲剧式结局的隐患。1973年，毛泽东虽口头上为贺龙平反，但近9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正式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着实耐人寻味。蓑笠翁在个人网站发表文章《贺龙事件始末》，对于“林彪迫害贺龙”的说法指出，林彪不是贺龙事件的元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毛害怕贺成为朱可夫。作者声明：对于文中所采取的很多资料，都是后来林彪倒台后的证词，尽管我多加验证，肯定还会离真实有出入。毛泽东在贺龙等陪同下，观看解放军和民兵的军事汇报表演贺龙不能成为朱可夫 1957年6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不接受，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他的去留。时任国防部长的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将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6月19日，三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召开全会，大多数委员表示支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解除职务。此事奠定了赫氏的掌权的基础。当毛泽东决定要打倒“掌权的走资派”时，一定会考虑到在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个朱可夫。谁最有可能成为朱可夫呢？也就是说，“兵变”、“政变”的问题已经是毛泽东要考虑的问题。1965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对付“兵变”、“政变”的问题。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主，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三，肖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此后在“兵变”、“政变”的问题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5·18讲话时到了一个顶峰。 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来校看房、借房，要驻一个团。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写大字报质问彭真要搞“二月兵变”。8月2日，邓小平曾经向老师学生们解释：“我们的军队不仅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经过康生的调查发现，命令看房、借房的某师师长是贺龙的老部下，他们还到农大、石油大学看过房。康生向毛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戚本禹1979年4月24日揭发：康生“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钱钢在《“二月兵变”真相》跋1980年12月7日《解放军报》，胡思升在《元帅之死一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载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中，都说到康生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而贺本人也是经常带枪的，贺又不同意调换他的警卫部队，当时贺龙身上一直有枪。贺龙不管什么时候，都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以前总要警卫处跟车，现在就是不让跟车也不让调换他的警卫，中央警卫处（团）一直是毛泽东直接控制的（通过汪东兴），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卫处（团），贺龙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毛与刘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刘少奇被批斗后，贺龙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像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当大家都在批刘时，他不发言，毛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贺龙挺身立正：“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同时，贺龙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居然与江清面对面辩论了3个小时，江清也不含糊，直接告诉贺龙的女儿：“回去告诉你父亲，我们要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个好东西！”。当毛和林要求稳定军队，对领导干部不要动，可是贺龙却公然唱反调说“个别的也可以动一动”。贺左批海军的李作鹏，右批空军的吴法宪，同时又鼓励“贺办”的人贴了“大字报”跑轰当时总参的负责人杨成武，贺的另一个前下属军委作战部长也签名写大字报造总长杨成武的反，连周都看不下去，提醒杨要小心。贺龙的动作越来越大。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原因何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毛给贺平反时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为什么总要带着枪呢？”原来如此，是枪的原因啊。信——叛徒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后，但是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把贺龙搞挺。就在这个时候，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说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第三次写给“中央文革小组”材料，诬陷贺龙在1934年向蒋介石乞降。说他父亲晏勋甫在临死时告述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写过“乞降”信，企图“叛变投敌”。晏勋甫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2月22日，江青拿着抄件对周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后，2月28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3月4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现总参办公室顾问）送杨代总长，请示处理意见。3月6日，杨代总长签送林彪阅。3月9日，林彪在送批签上签了名，江青划了圈。中央总共派人两次调查此事的真伪。7月13日，调查者回到北京，“给林彪、江青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说‘我们认为，晏章炎的揭发是可信的’。‘贺龙……只是由于敌人没有满足他的私欲，或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叛变未遂’。”第二次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给出了同样的结果。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周也表态同意。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国务院参事多次举行分组会，学习文件，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党代表”动员参事们反映他们所知道的中共高干的历史情况，李仲公3月27日对“党代表”说，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须向周总理本人单独谈。稍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同志电话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李仲公此举有报私仇之嫌，一报当初贺龙阻止其要贵州政府主席一事。后来在贺龙去世后的三年以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结果发现所用纸张是40年代后出产的。这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李仲公其人从历史上看，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90高龄时，在接受调查时拒不承认造假，尤其是面临抗拒从严的后果，还拒不认错，不合他的本性。贺龙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能有多种解释，也许并不是“乞降”，但是在文革中，只要一封信，管他是什么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打成叛徒。刘少奇就是例子，当初还是周亲自写的材料通报全党说刘少奇的出狱经过。林彪死后，从毛参加陈毅的葬礼，出于政治安慰的需要，一批人要平反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作鉴定的人就知道怎么作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贺并不是共产党员，脚踩两只船也是可能的，但公开求降却是过分了。 1968年贺龙收到一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所发的信，要他交代当初他是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又达成甚么协议。贺龙看见党中央重提此事，心中大感不妙，不停地书写“冤枉”、“冤枉”。事情起源于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粱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相鄂西红三军。贺龙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其实，当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不过，贺龙当时确实是枪决了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熊贡卿。贺龙忿忿不平地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就是这三件事，最后导致了一代名帅悲惨的下场。周恩来与贺龙事件十大元帅中，周同贺的关系最深。周恩来是贺的恩师和革命引路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贺为代理总指挥而周是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但是，周的原则是这样的，宁反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决定打倒贺了，不论是对是错，都要执行。在文革前，周贺两家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密切。但自从周知道毛的意图后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周却说，我不喜欢吃这些野味，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贺好纳闷：以前不是这样啊！7月贺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像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更是让贺掉进了缸里，分不清东西了，老两口直嘀咕，这是刮了哪股风。但是贺龙还是周想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1966年，贺陪毛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在知道到国家体委闹事的消息后突然昏厥。周便接贺龙与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贺也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周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66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贺龙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一次住进了周家。但是这次，周没有让贺的警卫跟来，贺的警卫可是一直随身带上步枪和机枪的。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贺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并且要周同贺进行谈话。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对贺说：毛和我都是保你的。周还勉励贺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贺龙明白，自己也当过彭德怀的专案组的组长啊，什么“学习”啊，其实就是“双规”，边忏悔边写检讨，是变相的逮捕。贺龙说，我一身都是病，那儿都不去。贺龙还是一身匪气的。贺赖着不去西山“学习”，周说那不行。周让警卫帮忙收拾东西，一直折腾到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才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去西山时，贺龙坐的不再是“大红旗”而是破吉普了，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在中央派人调查完贺龙的历史问题后，在1967年8月1日凌晨，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的代表和国家体委的一些人，谈贺龙问题。周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南昌失败后坚持革命，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也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在湘西肃反扩大化问题上有责任——过去他不承认，这次承认错误。至于定性，周恩来说，我们不好说，要主席来定。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长篇发言，声称贺龙问题严重，要求立案审查。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向毛泽东、林彪报送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毛泽尔9月13日批：“同意”。但是此种关于专案组的说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呢？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实际是周，杨成武后来讲，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专案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这也是周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时的态度，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顺便讲一下康生的态度，康是这样讲的，“搞专案，首要一条是立场，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不是左就是右，我希望你们都要当左派，不要当右派。”怎么样才是左派，不言而喻了吧。周首先是对毛是绝对忠诚。虽然倒贺等于是自断一肩膀。据说周在贺的案卷上的批语不亚于写在刘少奇案卷上的。周可以说一直在极度痛苦中处理贺的事情，也可以说极度矛盾。1968年12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就是康生讲的，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不要说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编造。周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其三，就是联系到贺龙的投降信等问题，如果没有至少脚踩两条船的行为和言语，都是一个劲儿坚持为共产主义献身，你说还用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嘛？后来，童小鹏（曾任毛主席秘书——编者注）在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1974年恩来同志在病中调卷亲自审查，推翻了他们用逼供信的办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央批准，给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1975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们亦不难品味到个中无法细说的情由。什么情由，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的亲信被无奈的砍去而且还要由自己亲自去砍的无奈和忏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林彪与贺龙事件林彪和贺龙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林彪为迫害贺龙的元凶，另一种是认为林彪跟本就是无罪，只是毛画圈我也画圈。到底真相如何呢？从历史上讲，林彪和贺龙的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不像林彪和聂罗那样有过直接的联系，到是叶群和薛明之间到是有过过节，虽说在上海会议后，两个人有过沟通，但是是没有人相信是真正的释怀。建国以后，1963年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有观点认为林彪要重新夺回权力，所以置之贺龙于死地。林彪要不要通过打倒贺龙来夺回权力呢？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21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的位置在贺龙之前，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3年9月，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还是在林彪之下因为是林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党的副主席。如果说林彪仅是为了夺回权力，完全可以通过组织手段，重新掌握权力。退一步来说，从贺龙专案组的设立来看，没有毛的同意谁都不可能对贺龙进行立案调查，就像上海会议解除贺龙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样，没有毛的同意和首肯，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康生揭发了“江清，张春桥是叛徒”，毛一句话我早知道了就打发了。但是一旦成立了专案组，很多的事情由于专案组的人一味讨好和毛林等众人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审讯当事人，专案组的人也并不能完全读懂上层的意思，在文革的年代，就会朝左的方向上大偏特偏，加上一些人为的原因，贺龙最终去世，是一个悲剧。所以林彪不是贺龙事件的元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毛害怕贺成为朱可夫。那么林彪在贺龙事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是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最早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排斥的。他被认为是贺龙山头的人。1966年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讨论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中央和地方主管经济工作的一些人参加），最后做结论时说李井泉是坏人，什么人坏，他就同什么人在一起。1966年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这其实也是毛的意思。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这是贺林的一次直接冲突。两个人的面对面的冲突已来临。 1966年夏，叶群授意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揭发”贺龙的材科。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叶群为了遮掩她授意的真相，还做了手脚下（详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P32-33。）吴法宪在1966夏在空军遭到刘震成钧等人的批斗，林彪出面保了吴（很多高层都采取了这种策略）。在这种保与不保的过程中，林和贺作为幕后人物冲突的加剧是一定的。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间，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曾到贺龙家。贺龙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则告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以贺龙的脾气，不太可能这么委婉，但是具体话语无从考察了）。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写的材料表明是，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叶的看法是对立的，后来吴富善1966年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讲到：“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可见贺林的冲突已经摆在了桌面上了。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李作鹏在1966年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告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某些人反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且归咎于贺龙。林彪把所有这些材料报送毛。 1966年9月8日上午，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抖。他的材料很多（参看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3页、34页），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在9月5日上午）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这里面透露出来两个信息，其一是毛已经看过所有的材料，并指出毛贺的关系，这个最重要。其二是对于贺的位置并没有变。变，是以后随着材料的增多而引起毛的更深的忧虑，要明确指出的是，没有毛的点头，贺的位置林是动不了的，当然材料就是让毛动心的原因。也说明了此时的材料还没有达到能撼动贺位置的份量。在第二天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说：“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40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这是首次透露出贺要被打倒的风声。 1966年9月14日，毛在中南海游泳地见贺龙，让贺龙看了林彪报送的关于贺龙的一些材料。贺龙提出与林彪谈话，解释—下。毛表示同意。9月下旬，贺龙去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与林彪谈话。张云生的《毛家计纪实》第2章第6节对此有详细论述。（对于具体贺见林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载，但是在九月份是对的）。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谈话陷入僵局，无果而终。贺龙显然没有听懂林彪的话，还是听懂了没有迎合林彪。这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毛刘主席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还跟刘少奇粘粘糊糊，没有划清界限，王光美受红卫兵冲击，贺龙见王骑自行车上班不安全，特地从军委总参派出一台卡车保护王上下班。加上1966年8月在中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时贺龙上不了纲的表现，使毛对贺龙的立场表示了深度怀疑。而且，在9月九号的讲话中，林已经透露出要打倒贺的风声。这次谈话，很明显的是林彪要让贺龙表明在毛刘之间的立场，就是支持谁，支持毛，反对谁，反对刘。而贺只是绕圈子，打转转，话不投机是很正常的了，也从令一个方面证实了贺龙没有彻底抛弃刘，这不是毛的意思，也不是紧跟毛的林的意思。随后的而来的就是1967年一月初开始的对贺龙的正式调查。这里面加几个插曲。（1）1967年1月13日晚，徐向前、杨成武、江青，关锋等接见空军机关、院校、工厂代表。江青讲话，说：“我就要保吴法宪！”（徐向前、杨成武插话也表示保吴。）又说：“真正颠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面派，就是成钧、何延一、刘震！”刘震、成钧．何廷一即被打倒。据吴法宪1980年8月31日交代，打倒刘、成、何是江青与林彪商量过的（打倒刘、成是林彪提出的，打倒何是江青提出的），有关刘、成、何的材料是吴法宪1967年1月13日下午奉叶群之命提供的。成钧在1967年1月13日写的材料中说：江青这次点我的名，把我揪出来，我非常不满。她过去身体不好，也没听说做了什么工作，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什么负责人。这回文化大革命，作了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到处讲话，到处点名，一下子地位弄得那么高，连副总理的名也点起来了。可见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不是说徐帅怎么样，而是整个高层的问题。（2）1967年11月1日，贺龙专案组拟定“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邱会作在一份书面材料中说：“1967年冬，杨成武、叶群在京西宾馆召集过会议，专门布置要动员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的问题。我参加了会议。” 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发生的“炮轰杨成武”事件不可能对杨没有影响。总参作战部全体人员（包括部长，副部长）署名的“炮轰杨成武”的大字报在总参贴出。作战部的大字报是针对杨成武的。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自己后来说，他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胡胡涂涂签要的。他是贺龙的老部下。接下来就是上文中提及“信——叛徒”等事件材料最终导致了贺龙的囚禁。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贺龙平反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耐人寻味的是，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说：中共中央1974年9月29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彻底，有些提法是错误的。中央决定：撤销1974年9月29日的通知，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4年9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毛主席、党中央”报送《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推翻了对贺龙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与《报告》相比，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一段，少完全归咎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一段（很少见的），其他文字大同小异，只是略为简略而巳。《通知》全文如下：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巳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像，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l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贺龙同志巳于1969年6月9日病故。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说：中共中央1974年9月29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彻底，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哪些是错误的，恐怕是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条）。中央决定：撤销1974年9月29日的通知，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结论：1）林彪不是元凶。 2）林彪是个马前卒。 3）文革是扭曲了无数人的心灵，林彪也是一个，因此也犯了错和罪。 4）林彪的被冤枉的地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毛泽东在贺龙等陪同下，观看解放军和民兵的军事汇报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