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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其中朱镕基接待过4次，两人交换关于浦东经济开发的设想。1992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扶植朱镕基，使其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1991年2月14日，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右二）向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祝贺新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陪同。 “好干部就在眼前” 有人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托人带话，做说服工作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鼓励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月后，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由此，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到1991年，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则刚刚发生了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1990年4月，中央决定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图为如今的浦东建设新貌。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一语定军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这次谈话后一个月，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听取朱镕基汇报，再次谈到浦东的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不过，邓小平用他一贯的自信和乐观做了总结：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1991年2月6日，朱镕基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考察。前排左二为邓小平夫人卓琳，前排右二为邓小平女儿邓榕。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力排众议扶“黑马”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政坛的“黑马”，而“伯乐”正是邓小平。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当然，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但是，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他意味深长地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被称为“救火队长”的朱镕基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积极扶持。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首次的经济战役，这次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原标题：揭秘：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植“黑马”朱镕基？)

黄金大米 2014年的转基因食品论战可谓甚嚣尘上，从“方舟子与崔永元的转基因论战闹上法庭”，到如今更多专家和公知加入，朋友圈中相关耸人听闻的刷屏仍反响强烈，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仍然存疑。在上周于武汉召开的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全球众多专家和学者经过广泛讨论，对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形成了共识，同时回应了有关转基因的争论。目前我国只有转基因棉花大规模种植上周，在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期间，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已有转基因抗虫棉、耐贮藏番茄、改变花色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木瓜、抗虫水稻、植酸酶玉米、抗虫杨树、抗病毒番木瓜等转基因植物，以及防治禽流感等基因工程疫苗等产品获得安全证书，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目前市场上有转基因番木瓜的小规模种植和销售。此外，中国进口批准了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的进口，但这些产品只能用作食品和饲料加工，并未获准种植。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朱桢介绍，我国研发成熟的转基因农作物品种，已有约20个，但“我国目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环境过于严苛，造成管理部门难以决策，推进产业化进程”。 19位生物学家达成共识力挺转基因安全 10月17日，包括朱桢在内的10国19位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在上述全球转基因会议上发表共识，表达“挺转”态度。共识称，转基因作物的应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产量因而减轻耕地使用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显示，用于特定作物改良的转基因方法对人和动物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18年以来，几亿人群和数十亿家畜长期食用转基因作物，并未发现转基因食物会导致疾病或其他问题。共识最后一条，针对中国。“中国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已获得国家颁发的安全证书。建议中国政府抓住机遇，尽快制定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产业化日程，推进生产和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生物学家许智宏代表19位科学家发表了上述共识。许智宏在会后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这份共识将提交给农业部，希望推进中国政府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产业化问题上的决策。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黄大昉研究员在10月14日举行的“转基因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学术报告会”上透露，之前我国转基因研究的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差距缩小，尤其2000年前后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国际前列，但这些年差距又拉大了。“万一国际粮价上涨，或者国内粮食受灾，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挺转”人士日益声高的呼吁，和“反转”人士从未停止过的抗议，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此间重申，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战略，仍是大胆研究、自主创新、慎重推广，确保安全。 ■ 常识扫盲什么是转基因技术？基因是遗传性状的最小片段。转基因技术，就是对基因进行人工离体操作。各国具体定义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在同一物种内(比如从小麦到小麦，从油菜到油菜)基因转移，不算转基因技术。但在我国，无论物种内外，只要对某一生物的基因进行人工离体操作，就要按照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来管理。什么是转基因食品？凡是原料采用进口的，或者是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及其直接加工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利用转基因食品，进行深加工得出的食品，就不是转基因食品了。因为再加工过程中，转基因成分，无论是基因还是蛋白质，都已经变性了，不以物质形态存在。比如大豆是转基因的，豆粕是转基因的，但吃了转基因豆粕的猪，和猪肉制成的香肠，人吃的用转基因大豆油炸的油条，并不是转基因食品。拒绝转基因食品，我们生活中就没有转基因吗？转基因已经广泛应用于与公众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医药领域，现在的胰岛素、干扰素、疫苗，大部分都是转基因技术生产的；目前，人类应用的微生物基本上都要进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工业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喝的啤酒酵母，还有一些美容的酶的生产都是转基因技术生产的；环保方面的降解、生物能源上也有转基因的应用。 ■ 热议焦点 10月17日，在全球转基因研讨会同期召开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还就“挺转派”和“反转派”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给予解答。焦点1 我国现状决定发展转基因技术 Q：我国目前农产品供应充足，政府不是说粮食产量“十连增”吗，为何还要发展转基因农作物？寇建平：我国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人多地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供应全部靠自己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的粮食战略，是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口粮实现自给自足，“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之后才是粮食安全。我国是粮食进口大国，比如大豆，现在一年要进口6000多万吨。但即便是进口这么多粮食，我们面临的农业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单产，大豆、玉米的单产，与早已实施转基因大豆和渔民产业化的美国相差1/3。同时，我们没有后备耕地，现在能种的地基本上种完了，不能种的地也差不多开垦了。在这些严峻的形势下，转基因技术不管争议有多大，也会在争议过程中飞速发展。焦点2 我国转基因作物不存在“滥种” Q：近期有媒体报道，在武汉的超市，随意拎五袋大米，检测发现有3袋都含有转基因成分。此前，崔永元也曾多次表示，我国存在严重的转基因水稻“偷种”、“滥种”问题，但农业部门缺乏监管。事实如此吗？寇建平：我国不存在转基因作物“滥种”问题。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从此，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评价、种植批准和监管，都有严格法规。一个转基因作物要进行商业化种植，首先要遵照《条例》获得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这个安全委员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保等方面的数十位权威专家组成，定期换届。因此，我国所有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试验，都在严格的监管下进行。即使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还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要求，进行品种审定，制种后办理生产经营许可，才能大规模生产种植。种植管理方面，我国每年都开展转基因作物安全执法检查，各省按照属地化原则都有转基因作物监管办公室，对地方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在区试和审定环节，都有转基因成分检测，凡是发现有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另外，我国对种子市场也有定期抽检，没有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外流，不可能大规模种植。因此，我国现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总体情况是可控的，不存在“滥种”的问题。有报道称武汉超市的转基因大米占3/5，基本不可能。焦点3 “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须多重考虑 Q：华中农大研发的两款抗虫转基因水稻，2009年就获得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发放的安全证书，但直到现在，安全证书都过期了，也没获批“产业化种植”，这说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仍不过关？寇建平：有人说在转基因农作物的产业化进程中，农业部“不作为”，特别是水稻。但作为政府，对转基因品种能不能推广要进行综合评价。首先是安全证书和农民欢迎，这是前提条件，是批准基础；但还要论证，一旦产业化之后，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种业安全有什么影响，对经济、国际贸易有什么影响。一旦批准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我们就要准备好应对国际贸易上的震动。同时，我们还要考虑转基因水稻大规模产业化种植后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并理清转基因水稻技术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情况。 ■ 权威释疑对于转基因的激烈争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对于公众来讲，无论“挺转”还是“反转”，最担心的，莫过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是否会影响人类的生育繁衍和后代健康？在全球转基因研讨会期间，针对公众对转基因的常见质疑，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办公室(设在农业部)，特地组织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研究员朱祯、中科院遗传所高级工程师姜韬等权威专家给予集中回答。 ●转基因是跨物种的基因转移，所以危害很难说？答：首先，现在的作物都不是原生态的，在自然界中，跨物种的转基因一直在发生。我们看到的所有绿色植物，之所以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现代科学已经研究清楚了，它的叶绿素的基因最早来自古细菌，这就是转基因。另外，一种外源基因转入某种植物中，这种基因还是基因的一种。基因是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在每个细胞中都存在，我们每天吃的普通食物，每一种都包含大量的基因。这些基因在消化系统中被分解成生物界通用的4种核苷酸，被人体细胞吸引利用，未被利用的随粪便排出体外。人类几千年来，没有发现一例通过食物传递遗传物质整合进入人体遗传物质中的现象。 ●转基因的危害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看出来？答：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安全，有没有零风险的问题。安全是相对概念，不存在绝对安全，即使普通的食品也不存在绝对安全。目前，现代科学所采用的安全评价手段，已经足以评价它的后代、未来是否安全。国际通行的动物实验的方法，对抗虫转基因作物做的实验，都要做三代繁殖实验，不管是做急性、慢性、致畸、致癌实验，都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这些方法可以预测到未来的风险。 ●转基因实验还不够，转基因问题还没有定论？答：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要经历非常严格的安全评价。自从转基因食品诞生以来，科学家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已经进行了超过20年的急性毒性试验、遗传毒性实验、亚慢性毒性实验和慢性毒性实验，所有实验结果都表明，转基因食品和常规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样的。当然，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关于国外转基因食品有害的“实验结果”，但这些实验最后均被证明存在不同的问题，并没有被科学界和国际权威机构所接受。到目前为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众多政府间组织及权威机构均对转基因持正面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即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我们不能因为还有人反对就说转基因问题没有定论，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人反对。对于转基因问题，要相信主流科学界的观点。 ●转基因会破坏生物多样？答：所谓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观点，是认为这些基因会到处跑，专业术语叫“基因漂移”，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乱漂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对于基因漂移本身也要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花粉本身就在漂移，是否因此就乱套了呢？其实每种生物都有它的进化、生存、演替规律，并一直保持着平衡。因为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基因突变的过程，而所有的植物都有自己的保护机制，它总有办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基因漂移始终是一种风险，我们并不因为现在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就放弃监控、研究，对此需要保持科学、审慎的态度。 ●欧洲、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答：这是一个很容易澄清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是食用转基因食品种类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美国国内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番茄和番木瓜等植物来源的转基因食品超过3000个种类和品牌，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强制性标志要求。欧盟对转基因的审批要严格一些，但其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少，转基因玉米和土豆是最常见的。据统计，2012年欧盟五国种植了12.9071万公顷的转基因Bt玉米，比2011年增长了13%。不过，要解释清楚欧洲对转基因的保守态度要复杂一点，其中夹杂着很多因素。欧洲政府开始抵制转基因时主要是贸易考虑，要保护本地农业，后来民众也跟进了，其中有宗教原因，还有欧洲疯牛病事件后的怀疑情绪。另外还有一些是政治原因，比如德国有个绿党，就把反转列为竞选纲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加快，新的技术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生态恐怖，很多原来做社会科学的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质疑，认为现在的科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沦为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工具。这股起源于西方的思潮也影响到了国内。但就转基因问题来说，还远远没到要否定科学，怀疑一切的地步。 ■ 国外视野英国在转基因技术的使用方面态度更积极 ●Graham Brookes，英国农业经济学家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政府在将转基因技术提供给农民使用方面，态度有所转变，变得更加积极了。我希望欧盟相关的监管体制能够有所改进，应该完全是以科学为依据，而不是以政策为依据。尽管英国政府不希望这种监管体制政治化，但是想要英国的农民使用转基因技术，还要等很多年。当然，在英国也有很多人反对转基因，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和查尔斯王子，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引发公众对转基因持负面观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过去17年里的记录及证据证明，转基因没有关于安全方面的关键问题。查尔斯王子反对转基因，因为他在有机的农作物和食品种植方面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而有机作物种植的一个主要的营销策略，就是让人们害怕转基因作物，既担心转基因的作物不安全，也担心传统作物不安全，于是更多地购买有机的产品。实际上，有很多在欧美进行着反转基因的大型活动，都是由美国的一些大的有机食品公司来资助的。相关的数据表明，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大的有机食品公司，他们出资了35亿美元来资助反对转基因的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