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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我所在的部队从中原急急开赴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边境线上，全连集中在一起，由指导员张世伟宣读广西战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十条战场纪律。当时我是步兵班长，30多年过去了，依稀还记得许司令十条战场纪律的大部分内容：不前者，杀！临阵怯逃者，杀！延误战机者，杀！投敌叛变者，杀！泄露军情者，杀！违犯战场纪律者，杀！ …… 用刀子杀！十条纪律，嘎嘣响，没一个余字，没丝毫回旋余地。犯了那一条，都是死路一条，而且是“用刀子杀！” 指导员在宣读这《十杀令》时，全连鸦雀无声。直到结束，排长喊“向后转、跑步走”的口令，平时整齐的步伐变得有点乱，我想那是士兵们的思绪还没从震惊中平定下来。许世友是什么人？是抡着着大刀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天兵天将，是冷热兵器混杂时代的关羽。他许世友绝不怕死，他的士兵，当然也不能怕死！许世友打了败仗，会提着头去见毛主席，也要求他的部下打了败仗提着脑袋去见他。作为指挥我国迄今为止最后一场战争的指挥员，若不下达《十杀令》，就不是许世友了。一个“十杀令”，让军队中的那些八旗子弟胆战心惊，更让觊觎中华国土的侵略者胆寒！。。。。。。。。。攻克谅山剑指河内守卫谅山的是隶属河内第一军区的越军第3师。这支部队又称为“金星师”，1965年9月组建于越南南方，取名为“金星师”，意为南方的一颗金星，象征胜利之意。在抗美战争期间，该师是越军在南方对美军作战的主力师。在越军中，除组建于五十年代抗法救国战争中的312、316、304、308等历史最悠久的头等师外，便数这个第3师了。第3师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其中12团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在与美军作战中功勋赫赫。141团则能攻善守，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第3师从上到下，兵骄将傲，曾喊出过“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的狂言。但正如兵家所言，骄兵必败！越3师出师不利，在同登挨了我五十五军狠狠一拳，在同登地区的所谓“英雄12团”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基本被彻底歼灭。其余主力1万余人猬集谅山，企图利用谅山周围的险要地形，大量的明碉暗堡溶洞岩穴，与我军决一高下。谅山正面，只有一条经同登向南至谅山的公路，周围则尽是山地丛林。越军第3师将主要兵力摆在了谅山外围的各个山头高地上，俯瞰公路，形成密集的交叉火力。若我军机械化兵力通过公路经达谅山，越军凭险据守，张网以待，会给我猛烈击，越军正是打着我军自投罗网的如意算盘。我军要攻克谅山必须另出高招，让越军的希望破灭。 2月27日清晨，谅山战役开始。东集团军首先进行10分钟的火力急袭，然后兵分三路，以一六三师四八七团猛攻扣马山，四八八团进攻四一七高地；一六四师四九一团直取巴外山。当时整个谅山周围大雾弥漫，天上又下着细雨，能见度很差。我军在坦克引导下发起冲锋，步兵跟着坦克逐次跃进，不断向纵深插入。越军集中“冰雹”火箭弹和高射机枪进行火力打击，关键时刻，我军炮兵进行了纵深炮击，以密集弹着点开辟进攻道路，同时发射大量燃烧弹，为茫茫雨雾中的坦克指示攻击目标。进攻部队也改变了打法，将密集队形组成不同梯队，以营为单位，采用班、排疏散队形，交替掩护，多路攻击。炮兵观察所紧随步兵前进，随时为炮兵提供射击坐标，呼唤炮火支援。步兵每攻下一个制高点，便发射信号弹，炮兵部队则立即进行向上200米火力突击，将越军的下一个火力点置于火网之下。然后，步兵再发起冲击。这样，我军像梳头一样密集推进，拔点攻击，一个个打掉了越军的火力点。激战至2月28日，谅山外围防御要点基本被全部扫清。我军队从东、北、西三面直逼谅山市区。越军统帅部举棋不定，既没有使用预备队增援谅山守军，也没有下令三师撤退。越军迟迟没有调动预备队进行反攻，仅靠谅山孤城的守军是无论如何挡不住我军进攻脚步了。然而谅山又太重要了，失了谅山，越南首都河内就将直接面临兵锋之下。因此，“金星3师”只有负隅顽抗孤注一掷，在此作最后一搏，实现其豪言壮语与谅山共存亡了。攻打谅山之前，许世友指示军区司令部：告诉东集团再接再厉，坚决夺取谅山市。他特别指出，谅山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北大门，非常重要，是要塞性质，工事坚固，又有山洞。要先用炮火突然猛烈地轰击市区，把军事建筑彻底摧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他决定打谅山依然用打同登的办法，集中猛烈炮火摧毁敌人的各种设施，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后再用坦克、步兵突击。 3月1日上午9时30分，许世友一声令下，东集团集中军直炮团、163、164、165师炮团、炮26团合计二十多个营的300余门火炮猛烈轰击谅山，急袭30分钟发射炮弹一万余发。地动山摇，房倒楼塌！谅山市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刚刚盖起的越军营房顿时化为平地、城内坚固的军事目标被摧毁、弹药仓库连续暴炸，变电所、邮电大楼、公安厅等建筑被打得千疮百孔，整个供电系统被摧毁，联系河内的通讯中断。号称王牌的越三师用无线电明话向河内呼叫：“敌人从上午8时30分（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开始炮击，火力非常厉害，简直不可想象，炮声隆隆，从未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一直不停地轰，数不清有多少发，所有的道路都被他们封锁了，我们简直无法抵挡，要撤退只有爬山。” 随着最后一发炮弹落地，五十五军兵分数路，以一六三师为主攻，其四八九团主力沿铁路向谅山奇穷河大桥实施主要突击，一部兵力沿铁路西侧展开向谅山北市区攻击；四八八团沿279高地向奇穷河大桥攻击前进，协同四八九团歼灭铁路以东、谅山以北地区之敌。一六四师和一六五师则紧靠一六三师左右两翼协同进攻。越军3师依托防卫阵地节节抵抗，猛烈程度堪称空前。许世友听到情况汇报，明确指出：打这种地形的敌人，不能用野战战法，而应用攻坚战法，严密组织发挥直瞄火炮的威力，直戳敌人的山洞，步兵分成小组，使用手榴弹和爆破筒，夺取敌人阵地。东集团连夜调整部署，要求四八八团坚决以攻坚战法攻占谅山北市区，四八九团歼灭大小石山之敌，控制奇穷河大桥。一六三师也迅速做出决定：四八八团首先夺取279高地，然后直插大桥头；加强四八九团85毫米加农炮1个连、高射机枪1个连、152加榴炮1个排，主力沿铁路西侧向大小石山攻击，另以一部兵力直插大桥头，断敌退路。并指示该团把坦克和直瞄火炮前推至距敌500—800米处，实施抵近射击，掩护步兵小群多路从侧翼接近，用打、炸、烧的方法将敌人消灭。 2日清晨，我炮兵群实施了10分钟的火力准备。随后，四八九团采取“穿插迂回，顽强攻坚，各个击破”的战法，二营主力沿铁路、公路直取谅山大桥；一营配属二营六连向小石山发起攻击，于9时45分占领了表面阵地。团指即令二连肃清残敌，六连向大石山东南侧迂回；一连由北向南攻击大石山，三连直插其防御要点三青洞。三青洞，原是谅山市西郊的一个疗养胜地，绿草如茵，山清水秀。在此驻扎的越军第二团团部和一个营，利用这里“深邃曲折，洞洞相通”的有利地形，硬是把三青洞修成了一座碉堡群。我指战员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将一个个炸药包、爆破筒塞进洞里，刹时间，烟火冲天，山鸣谷应，崩塌之声，不绝于耳。洞中越军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憋得喘不过气来，惊呼着刚挤出石缝，就被我活捉。11时许，我四八九团攻占大石山。四八八团则攻占了279高地，随即以二营搜剿残敌，三营直插谅山大桥，肃清了大桥以北地区之敌，在奇穷河北岸转入防御。一六四师和一六五师也突破谅山市区。其中，一六四师四九一团三营直扑谅山省府大楼。城南高地上的越军以密集火力封锁了路口，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八连七班长谢中清带领全班，在越军火网中灵活跃进，仅用5分钟就冲入了省府大楼。谅山市省府大楼的办公室里硝烟弥漫，火光熊熊，一片狼藉，省府官员们南逃时丢下的大印摔在屋角，文件、纸张随风乱飘…… 紧接着，四九一团又攻占了谅山市公安局、国际旅行社、奇穷河大桥……。谅山市北区已在我军牢固控制之下。谅山市分为南北两片，奇穷河以北是新市区，以南是老市区，我军攻克谅山市北区，占领了省府大楼。越南政府肉烂嘴不烂，此时却通过宣传工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没有占领谅山市！”“谅山市坚不可摧！” 许世友听到这个情况后，坐在作战室里深思着：按照军委的意图，我们对越自卫还击是惩罚性的，是有限目的的行动。拿下谅山市攻占省府大楼，歼灭越军第三师就达到了预定目标。现在越南向全世界宣布，我军没有占领谅山，好像我军无力攻克谅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该攻克南市区，戳穿越军纸老虎原形。但这必须请示军委。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军委发来了“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的指示，与许世友的想法不谋而合。许世友看过电文，高兴地告诉司令部：“通知东集团，准备打过奇穷河。”并命令司令部迅速拟定打过奇穷河的作战计划。广州军区前指连夜拿出了作战计划，并通知各参战部队勘查渡河地点，准备渡河器材。并命令炮兵向前推进，准备支援步兵、炮兵的火力计划；通知后勤补充弹药和物资。许世友看了作战计划后说：以命令形式发给有关部队。各部队要奋勇前进，打过奇穷河，占领南市区以南一线高地，向南再进五公里，造成对河内威逼的态势！外界说，当时许世友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世友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奇穷河上有一座长一百一十八米，宽四米的公路铁路桥，桥下河水滚滚，水深流急。市区南侧的四二八、三九一和文庙三个高地，居高临下鸟瞰全城。越军在这三个高地上配置了强大火力，严密封锁着大桥、渡口和市区。三月四日清晨，许世友早早地来到指挥部，他首先询问了炮兵的准备情况，询问了越军前线的变化，纵深内敌人的动向，有没有反击的征兆；越军的预备队是不是移动了位置等等情况。当他得知越军没有什么新动向，任然处于防御状态，似乎在等待时来运转的奇迹出现。他指示说，要对谅山南市区、奇穷河南岸的越军各个要点、兵营、越军的指挥所进行炮击！并愤怒地说：狠狠地打那些狗日的，看老子能不能打下谅山！六时五十分，许世友一声令下，东线集团攻打谅山南区的战斗开始了。我五十五军、四十三军以及加强的军区炮兵展开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最猛烈地炮火急袭。一群群炮弹带着中国人民的愤怒，带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带着对忘恩负义者的惩罚，带着对地区小霸的教训，飞过奇穷河上阴云密布的天空，准确落在越军的阵地上，兵营中……炮声隆隆，火光闪闪，硝烟滚滚。趁夜暗推进到北岸的坦克部队、直瞄火炮直接瞄准南岸的火力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七点正，早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的突击部队，组成七支突击队趁炮火袭击的效果，冒着弥漫天地的浓雾，从奇穷河大桥和各个渡河点乘冲锋舟、橡皮舟抢渡奇穷河，直插谅山南市区。一六三师四八九团二营主力从谅山大桥，六连从桥下水面渡河顺利。七点四十分，四连攻占南市区越军营房，六连攻占疗养院、五连攻占火车站。三营紧随其后，通过大桥时，遭飞机场、文庙高地、428高地、391高地越军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纵深炮火的火力封锁。师炮群和团直瞄火炮对上述地点进行火力压制，掩护三营快速通过大桥，超越二营的战斗队形对391、428高地发起冲击。九时十五分，九连在七连的配合下，攻占了391高地，毙敌71名。八连在七连配合下，以一部分兵力正面牵制，主力从东西两侧迂回，于十时二十五分，拿下428高地，歼敌48名，紧接着六连攻占了文庙高地，毙敌23名。余敌向伯蒙方向逃窜。中午刚过，七连和八连配合攻占了465高地；下午四点过，六连拿下了伯蒙，四连攻占了弄刚及附近要点。我军攻进越军的阵地，越军的炮管还炙热烫手，压进炮膛的炮弹有的还没有打出去。在一个高炮阵地上，堆放的弹药竟有五车之多。南市区主要阵地被我军攻克，整个谅山的防御就全线崩溃，土崩瓦解。我军以团为基本作战方向，以营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小群多路，遍地开花，所向披靡势如劈竹。四十三军四四四团二营从昆八大桥渡过奇穷河。首先五连一排在营连火力掩护下，徒步过河，抢占了可以控制昆八大桥的317高地，四连在五连掩护下通过昆八铁路大桥，抢占了铁路旁边的1、2号高地，控制了大桥，掩护主力渡河。四连过河后，向7号高地进攻，遭到越军四个火力点的突然射击，二排长、五班长牺牲，另有七人受伤。连长迅速组织火力摧毁了越军火力点，以小群多路迂回攻击，先后攻占了5、6、7、9、11号高地，继续向8号高地发起攻击。四连三排刚占领10号高地，就发现西南方向有越军三辆坦克引导步兵约一个排的兵力向10号高地冲来，三排沉着应战，经十几分钟激战，击毁越军坦克一辆，毙敌五名，其余越军赶快龟缩了回去。五连发展顺利。十点钟攻克8号阵地。营在8号高地部署兵力，并以此作为进攻出发阵地，迅速攻占了332高地。以四连转攻为守坚守既得阵地，五连为主攻，六连加入战斗，协助五连围歼了332高地地域内的越军。后五连预备队加入战斗，二排用火箭筒准确地摧毁了北侧的两个火力点。越军仓惶撤退，五连击毁越军一辆装甲车和一台履带牵引车。越军为夺回10号高地，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疯狂向三连反扑，越军打了一阵看高地上没有什么动静，以为防守10号高地的我军对坦克没有什么办法，引导步兵冲击，正好从382高地赶来支援的六连二排和四具火箭筒，悄悄隐蔽前出到170米处，击毁越军坦克一辆，其余两辆慌忙逃跑。在恢复以西地段打过奇穷河的是四九三团的一营和二营，他们于五日十四时攻占了627高地、靠奔西北侧无名高地和413高地。在扁福渡过奇穷河的是四八零团，他们的攻击目标是迷迈山。迷迈山位于谅山市东南约五公里，主峰海拔480米，周围均是约300余米的群山，南与扣瓦山相连。两山之间有一条谅山通往河内的简易公路。北有奇穷河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是谅山东南的一道屏障，也是越军在奇穷河以南屏障河内的一个防御要点。往南就是丘陵和平原，再没有与其等高的山脉了，攻下迷迈山，就形成了对河内的威逼态势。四八零团侦察排和工兵排与四日七时就潜伏到了骄新，沿大路向扁福搜索前进。原来以为该地区没有越军防守，他们在村北与越军一个加强班遭遇，因浓雾弥漫，对面见不到人，越军以为我侦察排是他们的特工队，大声询问口令。我侦察排迅速占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并抢先开火，毙敌五名。二连迅速赶到此地增援，在我二连和侦察排的打击之下，击毙越军十五人，残敌越河逃向棍杂方向。二连夺占了扁福，控制了河北岸的有利地形。此时营主力进至扁福北侧集结。团长何善福率领团指挥所人员随二营之后进至扁福地区的无名高地开设指挥所，命令二连在昆杂正面佯攻，牵制越军，一、三连迂回到敌防御薄弱的侧翼担双地段渡河。一、三连顺利渡河，并歼灭了双担、崩毛以及昆杂等地的守敌。三营随一营后跟进，八连首先渡河，攻占了吨来西侧和南侧无名高地，营主力也于十七时十分全部到了河南岸。四八零团在渡河战斗中共歼灭越军147人。当晚四八零团一营在担双南侧、三营在吨来西南侧、团指在扁福及其以北高地组织防御，并做继续进攻的准备。当天晚上，四八零团接到上级命令，四日十二时以前要攻克迷迈山。团指决定二营担任主攻，接替连续作战的一营，三营担任助攻，一营转为预备队。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攻克迷迈山，而后向两翼卷击，全歼守敌。四日零时，冷雨淋漓，浓雾密布。二营从扁福北侧无名高地向渡场开进，由于没有辩准方向，走错了路。到了攻击时间仍没有全部到位。团长当机立断，由一营接替二营担任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一营的进攻出发阵地距离迷迈山约三点五公里，中间全部是小山包，如果采取逐步攻击的办法，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团指令三连和九连实施穿插，主力随后跟进，两个营利用浓雾掩护并肩向迷迈山猛插。三连避开班茂守敌，隐蔽地渡过玻令河，直插迷迈山南侧；九连在班茂东北侧与少数敌人遭遇，先敌开火，刚渡河又遇班茂以北无名高地的越军射击。团指示该连，不要恋战，不要怕敌侧射，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插到迷迈山。九连遂以一个排牵制越军，主力迅速绕到班茂西侧渡过玻令河，从班茂西侧无名高地越军防御间隙之间通过。九点五十分，一、三营穿插到迷迈山的预定位置，在上级九个炮营的火力急袭后，对迷迈山主峰发起攻击。九连主力于十一时零五分，控制了迷迈山主峰，歼灭越军155团6营营部和9连，击毙越军上尉副营长，提前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迷迈山主峰被攻克，但主峰下的抗外、班茂地域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山下还有越军三个连队与四八零团一营激战，一直打到下午还没有结束，团指挥所又把预备队二营拉上去加入战斗，只留一个连队作预备队。四日到五日，四八零团以歼敌450人的辉煌战果顺利完成了迷迈山之敌的战斗任务。整个谅山之战，我军战绩辉煌，不可一世的越军"王牌"第三师主力基本被歼。我军攻占迷迈山，标志着我军攻克了包括谅山北市区、南市区以及谅山市以南五公里的地方。雄踞迷迈山已可剑指河内，再向南已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了。若祖国需要一声令下我军练兵河内饮马红河也只是弹指可待的事情。河内统治者这次已是噤若寒蝉，再不高喊“谅山市坚不可摧”了。黎笋集团惊恐万状，急令第一军区前指后撤，而这个指挥所早就逃跑了；同时发布总动员令，开始在河内市区要道挖掘工事，准备进行城市防御作战，并通知各国外交代表团，准备适当时机向城外安全地带转移。越南首都河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林牧（1927－2006），浙江义乌人。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1989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开除党籍解除一切职务。本文选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作者林牧。 1980年春，习仲勋与胡耀邦在广州机场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讲几件大事。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后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于”，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地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关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后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后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它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做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后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支持，他于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势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地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吗？”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左”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后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于“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地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地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地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们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于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了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于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个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退下来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后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后，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管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指明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词尖锐地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地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于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后，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 1986年9月已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嘛，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的声音。赵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急了：“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更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后，赵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赵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相互支持又在最后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后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后一次握手。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王国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后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批评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但后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将载入史册，由后人加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