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提要]　　有报道称，大批缅军边境遭击杀伤亡惨烈。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目前暂不了解具体情况。从国际视野消失5年的缅北传奇人物、有“果敢王”之称的彭家声东山再起：“经过5年卧薪尝胆，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又有了上千人马和刀枪，可以跟缅甸政府军对阵，直到收复果敢为止。” 从11月19日缅甸政府军炮击克钦军校，造成多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受训学员23死16重伤起，紧邻云南的缅北大地枪炮声不绝。12月28日下午，克钦独立军在帕敢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激战。截至28日，缅甸政府军与“民地武”之间不同规模的战事仍在进行。原文配图：采访“果敢王”彭家声。从11月19日缅甸政府军炮击克钦军校，造成多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受训学员23死16重伤起，紧邻云南的缅北大地枪炮声不绝。12月28日下午，克钦独立军在帕敢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激战。截至28日，缅甸政府军与“民地武”之间不同规模的战事仍在进行。在这场重新燃起的战火中，5年前被缅甸政府军击溃逃散的“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奇迹般地东山再起，多次与政府军交火，打死打伤包括营级指挥官在内的数百缅军官兵，压迫驻扎在果敢地区甚至萨尔温江以西勐波地区的政府军。缅北战事是否会迅速升级？重燃的战火会对刚拉开序幕的缅甸民主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缅北有巨大投资利益的中国是否会被波及？中缅长达2185公里的边界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从国际视野消失5年的缅北传奇人物、有“果敢王”之称的彭家声等缅北“民地武”要员，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逐一解读缅北烽火引发的上述焦点问题。这也是彭家声5年来首度接受媒体采访。彭家声：我们又见面了 12月22日，缅北某地，一幢被椰子、荔枝、菠萝蜜、枇杷树环绕着的普通民宅，“果敢王”彭家声中气十足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5年前在枪炮声中跟你聊了40分钟电话，5年后咱们又在枪炮声中见面了。” 除了面前摆的一盆炭火，清晰的逻辑思维，准确的记忆，以及有力的握手，很难让人相信眼前的“果敢王”已经84岁了。“这5年来，说我的版本实在太多了”，彭家声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有说我染病不行的，流亡泰国当寓公的，被缅甸政府招安养老的……可我现在不正坐在你跟前嘛！” 彭家声似乎更愿意谈与缅甸政府军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新战斗：“经过5年的卧薪尝胆，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现在又有了上千人马和刀枪，可以跟缅甸政府军对阵，直到收复果敢为止。”从11月19日缅军炮击克钦军校重燃缅北战事起，彭家声和他儿子、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彭德仁接连指挥属下武装与缅军交战。资料图：彭家声。彭家声似乎更愿意谈与缅甸政府军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新战斗：“经过5年的卧薪尝胆，我们的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现在又有了上千人马和刀枪，可以跟缅甸政府军对阵，直到收复果敢为止。” 从11月19日缅军炮击克钦军校重燃缅北战事起，彭家声和他儿子、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彭德仁接连指挥属下武装与缅军交战。“深入敌后，展开运动游击战是我们军队最重要的战术”，彭家声一边熟练地在空白信纸上画出对阵双方的示意图，一边向《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插入萨尔温江以西，也就是江西地区的部队已经吸引了缅甸政府军第11野战机动师、第77师和第88师等4个主力师的兵力，26架俄制无人侦察攻击机，一级战备的缅甸空军，以及果敢、勐波、勐古、南壮一带的民团。”彭德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众所周知，缅甸政府与缅北民地武和谈原计划12月21日至23日举行，可政府军却率先向克钦军校开炮，然后又派重兵进剿果敢及邻近地区的果敢军，这才是我们不得不出击的原因。” 从前线回来休整的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何营长，于12月9日至13日在南壮地区击溃缅军两个营，击毙缅军215营营长及属下百余人，据称致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惊叹：“此役之惨烈即便在缅共时期也罕见。”何营长向《环球时报》记者详细讲述了南壮之战的内幕。 “我率两个不满员的连约40人准备机动时，有当地老乡前来报告：缅军上来了！我们赶紧抢占山谷两侧的有利地形，只比缅军快了一分钟！战斗于下午1时打响，持续到下午6时，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让缅军的迫击炮彻底失去作用，而政府军的空中力量又在地面近战中帮不上忙，所以只剩下我们点射他们的份。当我们最终撤出战场时，政府军方面只剩下一支枪还在响……我们清楚数到的政府军尸体就有60多具，还有一些人是死在林地里。所以，这一战就消灭了对方大约百人。” 彭家声在解释运动游击战打法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所谓运动游击战，就是引诱缅军深入我们熟悉的地区，然后攻其不备。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人员不及缅军，他们装备的130远程火炮能打30公里，外加随时可能赶来的空中力量，所以不可能跟缅军打阵地战。因此，我们在作战前期会派三五人小股骚扰对方，拖累他们，然后在地形有利时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具体就要求部队做到‘快进快出不打扫战场’，从而消除缅军火炮与空中力量的优势。”彭德仁坦承，果敢同盟军旅长以下几乎没有实战经验，普通士兵是20岁刚出头，所以，战术战法至关重要。花5年时间“卧薪尝胆” “最落魄的时候是2009年8·8事件后几天，我只带着两名警卫员跑到萨尔温江边，整支部队也就剩下几十个人，枪是没有了，后面的政府军紧追不舍，甚至派人到缅北其他民族特区压迫他们交人。”彭家声回顾5年前的情景时说：“后来(我)在泰国漂过一年，看病看了一年，最严重的时候连走路都不太方便。差点要了我的命的是胆结石，但我还是挺过来了，可能是老天爷看我还没有做完事吧，所以就让我缓过来了。” 2009年8月7日，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派30名警察欲搜查该厂，遭到拒绝。8月8日，缅甸军政府向果敢调派军队，与时任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同盟军形成对峙，造成恐慌。果敢特区政府随后在政府网站上就“8·8”事件发表声明。后来，事态恶化，冲突升级。8月底，西方媒体报道说，果敢局势基本明朗，大部分地区被政府军占领。事态平静后，外界流传很多关于彭家声被俘或生死未卜的传言。不过，彭家声妻子在8月30日晚致电《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彭家声与其亲信仍处于“安全状态”。彭家声坦言他“有点迷信，信神，也信佛”，比如说他跟其他果敢人一样相信“塞冧”。传说这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留下的占卦卜卦仪式：“杀一只小猪，放入锅里煮，煮熟煮烂后把肉剥去剔净，看骨头，要用小猪左膀骨头。要请来‘掌塞人’，看卦问卜。”彭家声还说：“我在长青山还遇见过鬼，那是一天夜里，路上过来一帮‘人’，走近了却又不见了，接着又出现了，躲都躲不开！还有一次前去打政府军，途中一棵大缅花树的大树杈落下来挡在路上。于是有人说这是老缅挡道……” 2012年，当82岁的彭家声突然出现在克钦特区总部拉咱时，克钦武装的领导人几乎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他当场拍板给了我们100条枪，这是果敢军重振的开始”，一名奉彭家声之命提前跟克钦独立武装接触的果敢人士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8·8事件之后，全缅甸的人都认定果敢同盟军被彻底消灭了，彭家声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因此，当我出现在克钦独立武装总部时，克钦领导层问我有什么？我的回答是：‘就一封彭家声的亲笔信，一辆借来的摩托车和我自己一个人！’我招来的第一批果敢同盟军算我在内就5人，第二批10人，还有几个有多年吸毒史的老兵……就这样，我们终于恢复到现在14个营的规模，并与德昂(崩龙)民族解放军、克钦独立军、佤联军建立了良好关系。武器装备方面虽仍然极缺，但也有了单兵火箭筒。 “多数士兵都是80后、90后，从来没有战争经验”，果敢同盟军某部金姓政委告诉记者：“这时候就凸显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让士兵们明白为世居的家园而战。此后，我们的士兵又经历了克钦武装驻地拉咱的2013年守卫战，在缅军的战机、武装直升机和重炮下锻炼出来，终于可以独立到江西作战。”资料图：彭家声。 “多数士兵都是80后、90后，从来没有战争经验”，果敢同盟军某部金姓政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时候就凸显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让士兵们明白为世居的家园而战。此后，我们的士兵又经历了克钦武装驻地拉咱的2013年守卫战，在缅军的战机、武装直升机和重炮下锻炼出来，终于可以独立到江西作战。” 缅北公投定归属？随着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各支“民地武”施加的压力增大，特别是国际社会认定缅甸军方会在2015年大选前“展示肌肉”，缅北的“民地武”开始做各种打算。缅甸网络上盛传缅北“民地武”甚至有“效仿克里米亚公投”的说法：如果缅甸军方坚持武力解决“民地武”，那么缅北各方将举行公投，其选项有“继续留在缅甸联邦内，保持高度自治现状”“现有的各军事政治团体宣布‘独立建国’”，甚至还有“回归大中华”！对此，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昆明东南亚问题专家坦言：“这种传言不可信，也不可能，只是民地武为制约缅甸政府而放出的风声。” 彭家声和彭德仁就此问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缅北问题只能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克钦和佤邦的领导层也通过《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希望中国能在缅北和平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不过，政治谈判的前提在缅甸民主正义党、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12月26日的“关于目前形势声明”中表述得很清楚：“以武力光复果敢亦是我们一种无奈的选择！”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果敢王”的“中国情结”很浓厚，一口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外，家里的对联，书写的文字，他配合解放军围剿中缅边境的国民党残军历史，都令人印象深刻。更让《环球时报》记者感慨的是他对祖籍四川的惦记。彭家声恳请《环球时报》帮助他寻找四川会理县的“根”：“之前托好几拨人找过，但一直没有找到。”据彭家声自述，他祖上是四川省会理县萨林大街人。四代前的祖辈一人来到果敢，做的是“翘头扁担”，挑钱银卖冥币，“后来才发了家，世居果敢”。相互信任是民族和解与和平的基础 2015年将是缅甸社会政治的“关键节点”，因为60多年来缅甸真正的全国大选在年底展开，各省邦的民主选举已经于12月27日自仰光拉开序幕，而缅甸中央政府与“民地武”的停火协议也计划在2015年2月12日联邦节这天签署。彭家声坦言：“没有信任是不会有任何和平谈判的。我现在的担心有两点：一是政府没有诚意，也就是一边放风和谈一边像今年11月那样主动炮击克钦军校，派军队抢占缅北‘民地武’控制区；二是担心缅甸民主选举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比如说担心失去利益的缅甸军人集团虽然有人脱了军装参选，可一旦连这样的竞选都失利，他们会不会以种种借口宣布大选结果无效？这些不确定性让和平谈判变得飘摇不定。” 克伦民族联盟的卫生官员马尔塔也表示：“我们都是真心要和平，可双方都是有人支持和平，有人反对停火。每一方面都有人将和谈视为下棋的博弈。” 2011年，缅甸总统吴登盛上台后，先后与多支“民地武”签署停火协议，可全国范围内的停火仍目标遥远，有分析称，这主要跟占缅甸人口多数的缅族政治家在跟少数民族进行权力共享、武装力量改编和军方让权方面不愿退步有关。许多缅甸批评人士表示，主要的关节在于军方不愿意让权。此外，“民地武”占据的边境地区有巨大的非法利益，比如说非法伐木、开采珠宝。这些利益让众多势力不愿意和平收场。

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前晚出现在人大一学生社团当中，与人大学生共话性学。潘绥铭教授两个月前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11月7日，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性学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泼粪。性学研究者在高校的处境颇为尴尬。那么，作为高校密集的北京，哪些高校里开设了性学课程？相关专业老师会怎么上这门课？学生们听完这堂课感受如何？北京青年报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展开了一番调查。”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区”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了专门的“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有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学生反映，很多同学在选课时常把性学课误认为生理卫生课。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潘教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据北青报记者调查，国内学术界，性学作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主流专业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学”独立成专业，在大多数人看来，成熟度和公认度不够。按照大学通常以就业（需求）定招生（产量）的专业设置法则，既然性学专业需求量小，报考者也就趋于小众，何况关注性学研究领域，极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李银河曾说，性学相比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的责难和社会辩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性学或多或少遭遇类似困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课或思修、心理课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学”课的老师多来自本校设立的类似“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的老师，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异。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例如“两性文化”课，分为“认识性别”、“性产业”、“性：从道德视角到人权视角”、“大学生常见性/情困扰与对策”、“艾滋病时代的性健康”等专题。既有理论研究和理论方法介绍，也有学生们切身相关话题。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 现场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话人大学生：“理想的社会不会有人听我的课” 性学教授“被处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性学教育的关注。但“被处分”事件发生以后，潘绥铭教授却显得异常低调。他谢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要求。前日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主办方宣传称此次沙龙“内容涵盖非常广泛”，“性产业、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恋、婚姻法等等，没有老潘不聊的话题”。 12月26日晚间，人民大学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区地下的“阳光地带”，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厅，更像一个简易版KTV包间，沙龙开场前半小时，环形沙发已满座，社团的同学又在大厅正中加了几排椅子。接下来，同学们从12月接二连三发生的“性学”新闻入手，联系自己阅读和见闻，一一提问潘教授。这样的问答互动，持续近两个半小时。北青报记者记录下了潘绥铭教授与学生的部分精彩对话。学生：最近，李银河和伴侣公开“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您是怎么看的？潘绥铭：她大概是向媒体公开这事儿。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开了。社会影响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对的人也有拥护的人。反对者称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异性恋婚姻当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过这事儿认识到性别的多样化。她的伴侣，我曾经出差时接触过，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没把他当女的看。（学生笑）学生：彭露露出家这事儿，彭自己认为出家是对性学的一种背叛，您怎么认为的？潘绥铭：出家是那同学的自己选择。这个和性学扯不上边儿，出家的人很多，学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说他背叛了物理吗？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国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汉代房中术，这是比较独特的，后来明代张三丰创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学，尤其是主张两性自由的学者，跟禁欲主义宗教距离比较远。在中国，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为女性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生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前景。学生：前段时间发生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被泼粪事件。今年性文化节，像西安、哈尔滨、太原等地，性学家都遭遇大妈们的反对。您怎么看这些反对声音，它是商业炒作行为，还是今年某些特殊因素引发的？潘绥铭：我5年前曾写文章说，理想的社会，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课的，因为，那时，性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民主，应是51对49，而不是99对1，她们的声音发出来是很正常的，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再加上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保守和前卫都有了发声的空间，反思作为一股力量定会冒出来。学生：老师您刚聊了那么多历史，我们当今社会的信息无差别传播，让很多小孩儿接收性相关的信息越来越多，性行为也越来越早龄化，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是正常的吗？潘绥铭：正常不正常，不好说，但早龄趋势是全球现象。至今美国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岁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美国维持在70%左右。中国和这个数字比，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男生是18.1岁，女生是18.9岁，比他们晚两岁左右。这十年来，中国的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了0.3岁，增势并不太大。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到了16岁也不会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没有异性交往能力和经验，他们不愿意交往，不会和异性相处。他们不懂身体接触到底是骚扰还是爱慕。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他们去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爱情。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早不是问题，问题是伤害，怀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对话高校性学社团招新时学生绕道走对话人：此次“老潘”沙龙的活动组织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与性别的学生社团——人大性与性别研究社负责人张枭北青报：你们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成立时初衷是什么？张枭：我们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们社团创始人有两位师姐。她们听过“性社会学”的课，受到了启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兴趣社团，也为全校对性与性别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学开辟这么一个空间。北青报：你们社团成立了一年的时间，目前开展过哪些方面的活动？学校性学研究所给你们提供了哪些帮助？张枭：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同时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来说，我们开了沙龙、读书会、讲座等活动，都和性别或性问题有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过。在一些特殊的活动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们还会在校园里有些宣传或者路演之类。北青报：你们成立这种普及性学的社团面临社会压力吗？张枭：的确面临一些社会偏见。比如社团招新时，我们在大声宣传时，就有同学不自觉地往后退，绕开我们。但其实，关注同性恋问题，只是我们社团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偏社会公益的组织。就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讲，现在比较宽松了。大学生中理解和支持的比较多。我们社团目前核心成员有十来人，活跃成员有100 多人吧。北青报：潘老师和你们社团接触多吗？张枭：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时我们也不愿多打扰他老人家，但有时候向他征求活动意见时，他的态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讲座，他一连讲了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架子，不拿范儿，是个很逗的老头儿。本组文/本报记者刘旭